正始时期有两大文人群体，即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他们主要长于哲学思辨，在哲学史上开创了玄学的新时代，至于他们的诗歌创作却不值得称道，刘勰就毫不客气地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王弼、何晏等人或者完全没有留下诗篇，或者根本就没有创作过诗歌。“竹林名士”包括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阮咸、刘伶七人，其中阮籍和嵇康的诗歌成就最高，刘勰同一文中接着说：“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阮籍是正始诗坛上当之无愧的主帅，其次嵇康也写了不少优秀的诗篇，不过嵇康精神活动侧重于“思”而不是“诗”，其理论贡献与散文成就都在他的诗歌之上。

        正始时期曹魏政权转向衰微，从高平陵之变司马氏集团控制朝政，到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并最后取曹魏而代之的这十几年间，一直伴随着政治恐怖和血腥杀戮，仅高平陵之变这一次的杀戮就使天下“名士减半”（《三国志·魏书·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拥护曹魏政权而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名士，如夏侯玄、毌丘俭、诸葛诞和嵇康等，几年后又相继遭到杀害。士人在这种杀机四伏的环境中，时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许多人有一种“终身履薄冰”的惶恐（阮籍《咏怀》其三十三）。面对司马氏时代的来临，士人们根据各自不同的政治背景和价值理想迅速分化：或投靠司马氏卖身求荣，或酣饮沉醉故作旷达以全身远祸，或保持人格尊严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不同的立场选择也就决定了不同的命运：有人高升，如山涛；有人沉沦，如阮籍；有人被杀，如嵇康。

        司马氏集团以冷酷残忍的手段篡夺政权，为了掩盖这种不忠不义的行为，为了给篡位制造舆论和进行粉饰，他们又竭力提倡礼法推崇名教，这样就造成社会上层的道德虚伪。名教与自然的学理争辩背后隐藏着政治权力的争夺。士人们并不想搅进政治的旋涡，当何晏等人以《老子》为根基的玄学在政治实践中陷入困境时，“以庄周为模则”的竹林名士聚集于河内山阳（《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随着玄学的根基由老子转向庄子，玄学家们关注的重心也由国家的无为而治转向了个体的精神自由。与建安时期文人内在于曹魏政权不同，正始时期大部分文人与司马氏集团疏离或对抗，因而在阮、嵇的诗歌中很难听到建功立业的豪迈歌唱，很难感受到奋发进取的乐观精神。他们常常抒写超世绝群的理想，表现遗世独立的人格，而忧生之嗟与愤世之叹更是此时诗歌常见的主题，不仅阮籍诗中“颇多感慨之词”（锺嵘《诗品·晋步兵阮籍》），嵇康“集中诸篇”也同样“多抒感愤”（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另外，由于玄学的兴盛，阮、嵇等人既是诗人也是玄学家，玄学已成了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此时诗歌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哲理化的趋向，“思”常伴随着“诗”，诗中有深微的体验，也有深刻的思考。这样，正始诗歌在六朝诗歌中别具风味，阮籍、嵇康等人的诗歌被后人称为“正始体”（严羽《沧浪诗话·诗体》）。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人，父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生长于建安那个慷慨激昂的时代，“籍本有济世志”，史载“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晋书·阮籍传》）。他青少年时期就立志远大，并十分注重砥砺自己的品行和培养自己的才能：“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咏怀》十五）“少年学击剑，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咏怀》六十一）因身处“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是魏晋之间一颗痛苦的灵魂，“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晋书·阮籍传》）。阮籍的性格原本就很复杂，一方面他是时人眼中“至慎”的典范，另一方面史书又说他疾恶如仇；一方面“志气宏放”“有济世志”，另一方面又“傲然独得”“不与世事”。这养成了他双重的人格理想，既想成为儒家所崇尚的理想人物，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以立功扬名，鄙弃庄子逍遥放旷的人生态度，“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咏怀》三十八），同时又向往庄子逍遥尘外的人生境界，“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大人先生传》），认为汲汲乎富贵奔走于权门，“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咏怀》八十一）。

        这样他的代表作《咏怀》八十二首所抒写的情感内容也非常复杂，是他对时代与人生体验、感悟和沉思的结晶，忧生和讽世是《咏怀》的两大主题。颜延之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文选》卷二十三李善注引）

        “忧生”之作几乎占了《咏怀》诗的半数以上，其中有的写政治迫害的哀伤，有的写面对现实的恐惧，如：

        时令正值“朔风”“阴气”，四野是一片草木零落，繁华憔悴、凝霜被野的时候又恰逢洪波滔天，禽兽在茫茫旷野中飞驰，无处不阴森恐怖、动荡不宁，诗人描写这些景象到底喻指什么虽不能一一坐实，但从“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以及“走兽交横驰”“朔风厉严寒”等语看，诗中的人生感伤和身心“憔悴”可能都与他“身仕乱朝”的处境有关。由此我们能理解诗人大醉六十日逃避与司马氏联姻的苦衷，也能体谅他被迫为司马氏写劝进表的无奈。

        从到建安诗人，都留下了许多感叹时光流逝和人生无常的诗篇，而超越生死的途径不外乎两条：或是拼命享乐以挥霍人生，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或是建功立业以求不朽，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与之相应，有的诗歌放纵低沉，有的诗歌高亢壮烈。放纵也好，壮烈也罢，二者都找到了各自解脱生死的方式，而阮籍诗中人生短暂的喟叹又与社会迫害的恐惧连在一起，他不仅要超越生死的生理限度，还得躲避社会上人为的陷阱，“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咏怀》四十一），他既忧虑“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咏怀》三十二），时常“咄嗟行至老”（《咏怀》七十七），也担心“世务何缤纷，人道苦不遑”（《咏怀》三十五），“险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咏怀》六十九），对他来说，“人道”甚至比“天道”更加可怕，“忧生”与“忧世”紧密相关，这使他的生死之嗟更多了一层凄怆的情调：

        两首诗起笔都连用四个“一”字，节奏急促跳荡，显示了诗人内在情绪的紧张烦躁。“知谋苦不饶”流露了他无计挽颓年的绝望，“凄怆怀酸辛”表现了他对现实的痛苦感受，“胸中怀汤火”则反映了他灵魂所受的煎熬，“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更流露了他内心的惶惶不安，这种不安、绝望和痛苦，既是对个人生死的体验，也是他畏世惧祸的结果。

        阮诗的另一重要主题是“讽世”，即前人所说的《咏怀》“志在刺讥”。这些讽世之作大都写得扑朔迷离，很难指实诗中所讥刺的人事，只有少数作品才点明了所讽的对象，如：

        作为正始时期的名士，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理想自然也就受到玄学的影响，名教礼法与他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格格不入，他曾公开喊出“礼岂为我辈设也”。前一首诗通过对礼法之士矫揉造作的丑态，揭露礼法之士的伪善面目，使人看到名教对人性的扭曲，那些正人君子都有双重面具：彬彬有礼的外表掩饰着肮脏的灵魂。后一首诗则是对当朝权贵的一幅素描：虽然他们每个人的为官之道各有不同，但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见“高名”就争，见“重利”就抢，至亲好友也各怀鬼胎，亲人骨肉也彼此反目，争名争利争权使他们完全丧失了人性，“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谁见了他们这副虚伪而又丑恶的神态都会深恶痛绝。

        此外，《咏怀》中还有少数诗歌正面抒写自己的理想抱负，如第三十九首：

        诗中这位为国捐躯战死沙场的壮士，显然寄寓了他的价值理想和人生追求，可以看到诗人尽管嘲笑礼法之士，但骨子里仍然肯定儒家的忠义和气节，诗中那种慷慨悲壮的情调完全是建安诗风的回响。

        锺嵘《诗品》评其诗说：“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李善《文选》注也说《咏怀》“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明清的诗论家也称“《咏怀》诸篇，文隐指远”（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沈德潜《说诗晬语》）。诗情兴寄无端，表现隐约曲折，是阮籍诗歌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我们来看看《咏怀》其一：

        关于此诗的意旨前人有许多的猜测和附会，多数解释都是说诗中的“孤鸿”是喻“贤士”，而“翔鸟”是指司马师等权臣。这种比附臆测的解诗方法，不仅不能把握全诗的旨趣，反而破坏了诗歌的美学韵味。就诗歌本身而论，它是诗人细腻地抒发一种无法解脱、无处倾诉、无人理解的沉哀。是什么原因造成人们对此诗理解上的困难呢？

        阮籍以前的诗人所抒写的痛苦与哀愁，都是由具体的人与事所引起，这种类型的诗歌给读者的理解带来了方便，但也给读者的想象设立了障碍，诗歌能与实际生活直接一一对应很容易限制它内涵的深度与广度。阮籍的大多数诗歌不是抒写具体人事引起的情绪波动，而是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一种综合透视与体验。他将黑暗的社会、腐败的政治、多难的人生内化为一种忧伤的情绪，一种痛苦的感受，而在抒写这些情绪和感受时又省略了造成自己忧伤痛苦的环境和原因，表达的是纯心灵的境界。这样，一方面诗歌本身的意蕴丰厚了，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开阔了，形成了“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美学效应；另一方面，它又给读者的索解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内涵的丰富和浓缩让读者无法讲清楚诗人的具体所指，他的诗歌像浩瀚的大海一样莫测深广。阮籍诗歌是在明朗单纯的乐府民歌和文人拟乐府诗歌基础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他扩展和加深了诗歌的内在意蕴，开掘和丰富了诗歌的艺术潜力。

        另一位代表诗人嵇康（223—262），字叔，谯郡铚（今安徽省宿县西南）人。父亲嵇昭曾任督军粮侍御史。康幼年失怙，因从小就显得“旷迈不群”，所以他是在母兄的怜爱和娇惯中长大成人的。虽然“家世儒学”（嵇喜《嵇康传》），但他自己“不涉经学”，在这种“不训不师”（《幽愤诗》）自由自在的学习环境中，他较早便在学问上达到了既“博洽多闻”（嵇喜《嵇康传》）又融会贯通的境界，步入成年时已是著名的思想家、诗人、书法家和音乐家。理论上他独树一帜，《声无哀乐论》《养生论》成了魏晋玄学清谈的主要论题；他的音乐理论深刻而又新颖，史称其音乐演奏“声调绝伦”（《晋书·嵇康传》）；书法上他“妙于草制”（唐张怀瓘《书断》），书法风格个性鲜明；另外他还是一位画家，唐代仍存有其绘画真迹。

        由于他的才华，也由于他的风采，更由于他的人格，嵇康成为正始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魅力的人物之一。他是“竹林七贤”的核心，“竹林之游”的所在地即在他山阳的寓所。他宣布与山涛绝交，但山涛却始终如一地称道他；他与向秀同为正始时期思想界的领袖，他锻铁时向秀自愿为之鼓排；“七贤”之外的名士吕安也同样“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晋书·嵇康传》）。人们佩服他卓越超群的盖世奇才，也赞叹他那“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仪表风度（《世说新语·容止》注引《康别传》）。史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世说新语·容止》）。人们在赞美他风采的同时又非常景仰他的人格，如山涛就曾十分叹服地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容止》）

        作为一个正始时期的名士，他公开声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并坦言“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交书》），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还说“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因而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著名命题：“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释私论》）一个人在社会中应“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说他的言行应依从他自己的本性，超越名教的清规戒律和条条框框，要做到这样就不能理会社会的毁誉，不存有是非成见，也就是他所说的“心无措乎是非”。可是人们如果只按自己的本性行事，那是否会经常违背事物的本质呢？要怎样才能既“无措乎是非”又不违乎道呢？这就要求人们“情不系于所欲”，能“情不系于所欲”就能“审贵贱而通物情”，他在《答难养生论》中从另一层面阐述了这一问题：“故世之难得者，非财也，非荣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虽耦耕甽亩，被褐啜菽，莫不自得。不足者，虽养以天下，委以万物，犹未惬然。则足者不须外，不足者无外之不须也。无不须，故无往而不乏；无所须，故无适而不足。不以荣华肆志，不以隐约趋俗，混乎与万物并行，不可宠辱，此真有富贵也。”为人坦然无私，摆脱尘世的是非，言行“循性而动”，不因贵贱而扭曲自己的本性，是他理想的人生境界。

        就嵇康的人格而言的确可说是“体亮心达”，在现实生活中他从来不愿意“降心顺俗”，不屑于隐藏自己的思想情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

        他现存诗歌五十多首，其中有不少诗歌表现对世俗的愤激和对权奸的鄙视，如：“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何为秽浊间，动摇增垢尘”（《五言诗三首》其三），“详观淩世务，屯险多忧虞。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答二郭三首》其三）。他猛烈抨击“权智相倾夺”（《答二郭三首》其三）的上层社会，《幽愤诗》中还将矛头指向魏帝身边的小人：“曰予不敏，好善暗人。子玉之败，屡增惟尘。大人含弘，藏垢怀耻。民之多僻，政不由己。”

        由于人世的险恶和政治的黑暗，他大部分诗歌都是抒写他企求超脱尘世的理想，《游仙诗》幻想自己“飘飖戏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他之所以想羽化成仙，就是因为他决心远离俗世小人：“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他在绝笔《幽愤诗》中也表达了自己“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的愿望。

        他的诗歌是他风神、气质和人格的自然流露，《赠兄秀才从军十九首》是其代表作，下面二首尤其为人称道：

        ——《赠兄秀才从军十九首》其九

        ——《赠兄秀才从军十九首》其十四

        前首不仅写出了秀才骑在马上“左揽繁弱，右接忘归”的敏捷，写出了他“风驰电逝，蹑景追飞”的勇猛，更写出了他“良马既闲”“顾盼生姿”的风致。后首更是诗人飘逸洒脱风神的写照，“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典型地体现了超然自得飘逸洒脱的魏晋风度，倾倒了无数诗人、画家和历代读者，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就曾慨叹说：“画‘手挥五弦’易，‘目送飞鸿’难。”（《世说新语·巧艺》）

        刚直不阿的个性，光明磊落的人格，自然洒脱的风度，使嵇康诗歌呈现出峻切而又秀逸的风格特征。《文心雕龙·体性》说：“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嵇康诗的确既有“侠”的一面——峻峭刚烈，也有“俊”的一面——飘逸秀朗。锺嵘认为“晋中散嵇康”诗“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谕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诗品》卷中）。“峻切”二语已成为嵇诗的定评，“高流”之赞也堪称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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