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这地方叫东戈壁，从乌鲁木齐到这里有三四十里路，虽然属于乌鲁木齐，但跟乡下差不多，是远郊。一大片破朽的平房里大多住着流民，有些空着的就无一例外地成了临时厕所。我和丈夫李仕超开办的“老年诊所”也是废弃的平房清理后改作诊所的。门前的这条路通往乌鲁木齐监狱，载重卡车不时“轰隆隆”地从门前飞驰而过，弄得乌烟瘴气的，所以条件很差。

        我们的诊所是半义务性质的，药费只收成本，其他费用也很便宜，我和老伴本可以安享晚年，但为了这一带的老年人和贫困的流民，我们在这里坚持下来，为他们服务。

        我们是因爱情和理想而在新疆这块土地上生活下来的，我们现在虽已两鬓斑白，但因为有爱，我们的内心仍然感到很年轻。我俩是指腹为婚，从小就在一起，可谓青梅竹马，高中又是同学，更是情深意长。李仕超考上了西北军区后勤干部学校，我去送他时，他对我说，你也去考吧，那样的话，我们就能见面了。

        我点了点头，说，以后西北军区如果再来招人，我一定去。

        我随后进了常宁中师。1951年10月，西北军区干部部在长沙招人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常宁，我心情非常激动，当即从常宁动身，走两天路到了长沙，然后顺利地成了一名军人。

        学校在黄河岸边，我不时看见黄河里漂着三两具军人的尸体，这显示着社会还不太平。而当我第一次枕着黄河的涛声入睡，我也感觉了那涛声与湘江的涛声虽然都浸透着沧桑和苦难，但湘江要欢欣得多，即使伤痛，也属于女子的伤痛，而黄河却充满着悲壮的力量，有着剧痛时的颤抖和愤怒。从它的身上，看不出亮丽的色彩。我和从兰州前来看我的恋人就在黄河带来的这种氛围中见面了。

        学校有三层岗哨，加之纪律严明，我们见面的时间十分短暂。连思念的表达和对情感的倾诉都简略了。我们都有一种感觉，一个人一旦站在了黄河岸边，他就希望能义无反顾地为这条河作出任何牺牲。那可能就是悲壮的力量。我觉得所有的军校都应该建在黄河边上，这能培养军人的民族忧患意识，从而培养他们昂然无畏的英雄气概。

        学校里除了军事训练，就是政治学习。时间就半年，颇有些抗大的味道。但就是那半年时间，我像脱了胎，换了骨，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军人。

        1952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全校紧急集合，校长突然宣布了进疆干部的名单，并命令大家立即向新疆进发。

        名单中有我的名字。

        六辆军车早已等在那里，车上的机枪已经架好。二十分钟后，军车驶出了校门。我连与李仕超道别的时间也没有了，我赶紧写了一张便条——

        仕超：我突接进疆命令，命令宣布后即启程，无暇告别，只有到疆后再与你联系，多多保重！翠芳即日。

        我把便条托战友转交后，当即踏上了征程。

        能去新疆，我十分自豪。虽然恋人仍在兰州，却没有一丝离愁别恨。

        到达迪化后，我先是在军区后勤部学会计，后来又分到了军区总医院学医。我与李仕超一直靠鸿雁传书。没想我学完医，李仕超却被转业了，一下子分到了广州。

        有一天，指导员找到我，问道，你对象是不是转业到广州去了？

        是的。

        那你们怎么办呢？一个东南，一个西北，隔得越来越远了。

        以后再说吧。我故意装成大大咧咧的样子。

        鉴于你这种情况，你可以调到广州军区去的，你如果想去，我们会给你想办法。

        我想了想，然后坚定地说，不，我到新疆来就是来建设它和保卫它的，但我一直在上学，还没为它真正地做点什么呢。这不是冠冕堂皇的话，它出自我的内心。

        指导员听了很感动，他试探着问道，如果新疆发函调你对象到新疆来，他愿意吗？——你要知道，广州的条件可比这里好得多。

        我想了想，然后自信地说，我想他会来的。

        李仕超在西北军区，自然知道新疆是个什么地方。一到广州之后，他觉得连甘肃都属于蛮荒之地了。所以他收到我的信后，很是犹豫。但为了爱，他最后毅然决定再次西行。不久，新疆有色金属公司的调函就到了广州。

        从广州到新疆，这条路即使现在，也让人望而生畏，在当年，它无疑显得更加漫长。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乌鲁木齐还不是他的目的地。当时有色金属公司正全力以赴地在阿尔泰山中的可可托海开矿，他也自然而然地到了那里。

        我俩在兰州见过两面后，不知不觉中已分别五年之久，原想终于到了一起，都非常高兴和激动。我便计划筹办婚事。不想三天之后，李仕超就来向我告别了。

        翠芳，看来我们还得分开一段时间。他说。

        你要到哪里去？

        阿尔泰山。

        去那里干什么？

        公司的主要力量都在那里开矿，我当然要去。

        你是医生，你又不开矿。

        开矿的地方需要医生，唉，真对不起你呀，好不容易见面了，又得离开你了。

        我当时就想哭了，我忍了半天，硬挤出一丝笑，鼻子酸酸地说，说这话的应该是我，把你从沿海叫到这里来，没想还要到那样的大山里去。

        这样的话我们都不说了，只要我们是相爱的，到哪里去都无所谓，不是为了爱，谁会从广州跑到这里来呢，结婚的事以后再说吧。

        听说那里冬天冷得要命，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冻着了。

        放心吧，你也要多多保重！

        看着他乘车离去，看着卡车留给我的那股烟尘，我也感到很伤心，但这种心绪很快就过去了。内心马上被另一种东西所替代。在那个充满青春激情和崇高理想的时代，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那个年代的人，一切都首先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出发，个人被忽略了，成了国家和集体中一个极小的配件，人人都甘愿如此。那是个令人向往的年代。那些岁月对于我来说，既十分遥远，又恍然如昨。

        时间又悄悄地过去了两年，我们都已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这在当时已算大龄青年了。考虑到两人长期分离两地，这时正好部队有一批干部转业名额。我不能让李仕超一个人付出，我主动要求转业到了有色金属公司。因我在军区总医院工作过，医术很好，公司十分重视，要把我留在乌鲁木齐。

        我摇了摇头，当即婉拒了。因为我转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可可托海与李仕超团聚。

        阿尔泰被誉为“金山银水”之地，除了它本身蕴含着丰富的矿藏，还有它的历史文化资源。它自古就是中国北方各民族的游牧地，这里有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石棺墓葬，有冒顿单于、成吉思汗征战后留下的箭镞盔甲，还有由额尔齐斯河孕育的金色牧场，由圣洁的冰雪融水浇灌的茂密森林，以及隐藏在森林中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众多湖泊；另外，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寒冷程度可与漠河相比的可可托海。

        李仕超就在可可托海工作。我在与他的交谈和通信中对那里已有一些了解，知道那是一个寒冷得让人恐怖的地方。那里的冰雪和寒冷呀，杀人！凡是去过那里的人都会这么说。

        我当时除了知道这些，可可托海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但李仕超为了我，也从广州到了那里，我不管它是刀山还是火海，为了我们的爱，我也要去追随他。

        车像一匹跛了腿的老马，在通往青河县城的路上一颠一颠地跑着。正是九月末——新疆大地的收获季节，出了乌鲁木齐，不时可见金色的绿洲，不时可见点缀着绿洲的白杨、柳树、田地、庄稼、羊群、房舍、坟墓和炊烟。还有就是铁青色的戈壁，上面有稀疏的浅草或三两峰骆驼。车往前走，我往后看，所以这些景象好像是从后面追上来的。只有博格达峰雄踞天山之上，看起来好像是天地的中心，纹丝不动。直到车子已进了青河县城，它还在远处闪耀着自己的光芒。

        溯青格里河而上，道路越来越陡峭，山势越来越险恶，寒意越来越浓重。大家先是加上棉祆，然后穿上棉大衣，再穿上皮大衣，最后大家把被子裹在了身上，也抵挡不了从四面八方逼来的凛冽寒意。看来，关于这里的雪和冷能杀人的说法，是一点儿也没有夸张。

        李仕超穿得很多，像熊一样立在雪地里迎接我。那里那年已下了两场雪，完全是个冰雪世界。他把我从车上扶下来，就问，这地方美吧？

        我望了一眼周围，像是安慰他似的点了点头。但我的内心却感到酸酸的——我没有想到李仕超是在这样一个令人畏惧的艰苦环境里工作。我本想对他说，你吃苦了，但我没有说出来。我不知怎么就掉下了两行泪来。过了好久，我才说，一晃七年了，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当时，已来了两千多名转业军人，他们大多带着家属，都住在地窝子里。有些先来的已挖好了地窝子，有些后来的正在赶着挖，到处一片繁忙。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形，就问，我们也要挖地窝子住吗？

        不，我们在医院里。他说着，用手指了指那几间简陋的干打垒房子。我的心一下温暖了许多，因为那毕竟是房子呀！

        我去后就被任命为可可托海矿区医院的总护士长，但我并没有待在这里，我去了水电站。

        水电站设在海子口，偏远，条件艰苦，是矿区最为寒冷的地方，冬天的最低气温达零下五十六摄氏度。医院中谁也不愿去那里。院长想到我是军人出身，医术也过硬，就找到了我。但他也知道我跟李仕超刚团聚没多久，不好明说，就问我，护士长啊，海子口没人去，你说该怎么办？

        我想了想，说，我去试试吧。

        我就一下子又成了医生，我背上背包到了海子口。

        海子口没有四季，只有冬天，纯冬天就是九个月。那附近有好几个工地，冻伤的人特别多，加之当时正是生育高峰，就我一个女医生，接生都是我，我有时一晚上就得接生三四个孩子。所以我一到那里，就忙得不可开交。

        一说起那里的冷，我至今还头皮发麻，有些刚去那里的人不知道那寒冷的厉害，戴帽子时不注意保护耳朵，那耳朵冻麻了，脆得很，轻轻一抹，就掉下来了，有些人开始还不知道，到了房子里，暖和了才开始冒血，一摸，耳朵没了！赶紧哭着去找，有的人找回来了，有的人再也找不到。还有，那里的人受了伤，伤口不用酒精消毒，直接包上，一点问题也没有。有些根本就不用包扎，血一冒出来，就冻住了。那里的口水一吐出去，就“滋”的一声成了冰球儿。水泼出去时是水，还没落地就成了冰。在那里最害怕的是上厕所，一不小心，屁股就冻伤了。这些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却一点也没有夸张。那些年月，文化生活十分单调，一年就能放四五次电影，大家裹得严严实实地去看电影，但常常是刚演了一点点，人就被冻得跑光了。直到退休，我们一直生活在那里。

        我们是1958年结的婚，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过，我们会在阿尔泰山深处成家生子。命运把我们安排在了那里——只能这么说了……当然，也与我们那时的追求有关，不然，我们就可能在乌鲁木齐，也可能在广州。其实，在哪里都无所谓，只要两人能够相爱，我相信，即使在地狱里面也是幸福的。

        接下来，我讲讲吴懿昭和周楚侯的事儿吧，他们也是常宁人，跟我们的情况一样，周楚侯也是为了爱而到新疆来的，我们两家是亲家，都住在东戈壁。

        这东戈壁呀面积大得很，从这里一直到了最荒凉的地方，然后再慢慢地向绿洲的富庶靠近，这就跟通过苦难去获取幸福一样。

        那里已靠近昌吉州的米泉市了，工厂遍布，但因效益不好而显得很是萧条。工厂与工厂之间的空地，便是戈壁。到了卡子湾，已是城市边缘的边缘了，天山就在他们家跟前，戈壁一直延伸到了天山下面。

        吴懿昭的家就建在戈壁滩上。是那种每个城市都有的住宅楼，粗陋得很。但它因为鹤立于一大片平地之上，在这荒凉的地方，也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但即使有了房子，楼房之间的空地上仍然不长树，不长草，更没有花。吴懿昭的老伴周楚侯戏称自己是“抬头望天山，俯首见荒凉”。他常对我们说，每当他往自己家走时，都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好像那是戈壁滩上的海市蜃楼。而当他进了家门，再回头去看城市，觉得那城市更加虚幻。在那种情况下，他就觉得只有生命或者说命运本身是最真实的，好像他能够触摸到它的脉络。

        吴懿昭是1950年3月入伍到新疆的，算是进疆女兵中较早的一批了。当兵之前，她在衡阳一家军鞋厂为抗美援朝的部队做军鞋。周楚侯在长沙交通学校读书。他们的父母当时已为他们订了婚。

        当吴懿昭从衡阳赶到长沙，报名参军后，找到周楚侯，说自己明天就要出发去新疆了。周楚侯以为她在跟他开玩笑。他说，那好啊，湖湘子弟满天山嘛，当年左宗棠栽了许多柳树在那里，你到时给我折一枝回来，我把它插在湘江边，看它是否能活。

        你不要咬文嚼字卖弄知识，我真的要走了，我是来跟你道个别的。吴懿昭十分认真地说。

        周楚侯见状说，我也不跟你说新疆有多苦了，我怕吓着你，但我预感你不能回湖南了，父母已为我们订了婚，你走了，我以后咋办？

        等你毕业了，你就调到新疆去。

        我才不去那鬼地方。他赌气地说。

        你到时会去的。她自信地说。

        吴懿昭的头脑中全是革命的激情，并没有离别的伤感，那种伤痛却揪着周楚侯的心。他掉泪了，甚至抽泣起来。

        吴懿昭这才隐隐知道自己此去万里之遥的边疆对于相爱的他们意味着什么。

        长沙的春夜潮湿而芳香，周楚侯送吴懿昭到营盘街去，快到了，她又送他回学校，就这样恋恋不舍地你送我，我送你，送到很晚了，谁也没有把谁送走。最后，吴懿昭哭着对周楚侯说，你明天还要上课，你不要再送了。到了新疆，我会给你写信的。

        他们只好恋恋不舍地分别了。

        到了迪化后，汽车把吴懿昭她们三百多人拉到水磨沟的一个山坡前，让她们下车。下车一看，没一间房舍，山坡上全是整整齐齐挖的洞穴。带队的干部说，这就是大家住的地方，我们叫它地窝子，大家先住着，然后等待分配工作。

        这就是住的地方呀，把我们当野人啦！

        这是省城呀，还让我们住这样的地方！

        ……　……

        大家一看那些黑洞口，就叽叽喳喳地嚷起来，怎么说，也不敢进去。

        过了不久，吴懿昭被分配到军直合作总社八一大楼当营业员。那时，乌鲁木齐真是破烂不堪，雪正在化，到处流着黑水，没一条像样的街。街上全是土。夏天人一走过，灰尘飞得老高。当时东门外有个五一澡堂，她们去洗澡，完了后回来，头发又变黄了，灰土扑满了，怎么也梳不开。后来气得就把头发剪短了。

        周楚侯就读的湖南交通技术学校后来与南京交通学院合并，他也随之到南京，就读于土木工程系。吴懿昭每月有四块津贴费，她除了买点日用品，全部寄给他，使他得以完成本科学业。周楚侯毕业后分到武汉工作。然后，他打报告，主动要求到新疆去。他除了书和一颗追求爱情的心外，什么也没带。他到新疆后，所学专业部队用不上，就把档案转交给新疆省交通厅，他被分到了荒地勘测局。不久，他就参加了塔里木河流域综合经济调查队，他们是解放后在彭加木之前第一个深入到罗布泊的考察队。

        当时兵团已在大规模开发塔里木河，他当时就意识到罗布泊以及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将被破坏，并将造成生态灾难。可当时，谁管这些呀，谁能听他的话呢？他们只以为他是一个书呆子在胡说八道。后来，他的预言真的发生了，罗布泊早已干涸……他们当时去时，塔里木河两岸有大片原始胡杨林，野猪和黄羊成群结队，他们还见到了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旅行记》中提到的新疆虎。但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只有沙漠和可怕的死亡……

        周楚侯每次说到这里，心情都异常沉重，他说，要是他有资金，他准备重返塔里木河流域考察，把他当年见到的塔里木河与现在遭到破坏后的塔里木河对照起来，写一本书，以提醒人们重视生态保护。

        周楚侯从塔里木河回来以后，随即又去勘察新藏公路，从此以后，他就在南北疆各地奔波，新疆所有的公路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那些公路哪里到哪里的公里数他脑子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们是1956年春天结的婚，到七八年调到修路机械厂，才有了个固定的家，这之前的二十二年中，他在家里总共没待两年。好像是六六年吧，他们全家四口人在四个地方，吴懿昭当时在被服厂上班，周楚侯在乌（鲁木齐）喀（什）公路上，大丫头在二道湾寄宿，儿子才一岁多，全托给了一个保姆。自吴懿昭离开湖南，两人就靠鸿雁传书，周楚侯在野外工作，也是经常给吴懿昭写信，光他给吴懿昭写的信就装了好几箱子——那也是他们家真正的财富。

        周楚侯还参与设计了乌鲁木齐的城市建设。他当年在往来新疆的路上，常常在沙漠戈壁上见到海市蜃楼，他起初见了，以为是真的，待走近了，什么也没有。他就发誓，以后到新疆，一定要参与设计这样一座城市。现在这座城市出现了。他常常在晚上和吴懿昭站在窗前，望着那座夜色衬托下被万家灯火点缀的城市，为它深深陶醉。在看到这座城市时，他就会想到从这里出发的像脉络一样延伸到这广阔大地每一个角落里的公路，他们的内心会感到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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