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四个人都是刚到新疆不久就牺牲了，她们走了那么长的路，好不容易到了这里，没想到马上就踏上了另一条道路。

        她们都是牺牲在我身边的。

        王丽丽得的是伤寒，汤佑芳是肺结核，一个叫李丽华，还有一个叫陆梅的，也都是肺结核，她们一次吐血就吐一盆子，当时什么药都没有，要是有氯霉素和青霉素，她们就会活着。但当时的条件太艰苦了……

        虽然时光已流逝了五十年，我想起她们时，仍觉得自己的心像刀割一样难受。是的，死去的就死去了。活着的，谁能不被往事触痛呢？

        我原来是没有想到要学医的，正是她们的牺牲，坚定了我治病救人的决心。现在，我可以毫无愧意地说，在石河子，乃至整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都是有名的外科医生之一。我成功救治危重病人的消息不时刊登新疆和兵团的报纸上。

        早在1969年，我就在莫索湾的一个团场医院成功地为周灿忠进行了断手再植，那里的条件非常有限，有人认为能在那样的条件下使手术成功，的确是个奇迹。我退休时，石河子人民医院送给我的写在退休匾上的文字很好地概括了我的一生：

        手术台上针针线线浸透慈母心血

        无影灯下日日夜夜度过外科生涯

        我是个十分细心的人，我至今还保存着我入伍以来的许多证件和资料。诸如应聘证、试卷、初中课本、毕业证书、立功喜报，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帽徽，甚至包括长宽两寸的纸片做的拾棉“百斤能手章”——我当年曾连续创造拾棉花百斤以上的纪录数十次，最高的一天拾棉花一百四十七斤；我还保存着当年进疆路上的歌词，在护士学校写的《和平日记》，以及断手再植成功后在会上的发言。这些东西虽然沾满了时间的尘埃，但渗透着那些年代不可磨灭的痕迹。我现在还能背诵当年为工人周灿忠接活断手后的事迹报告材料，题目是《用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战斗》——开头是毛主席语录，“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人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然后是正文：

        毛泽东思想的春风吹遍五湖四海，毛泽东思想的凯歌响彻祖国大地。在我们的伟大的祖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人间奇迹。我院革命的医务人员在上级党委、院党支部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发扬了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克服了条件差，技术水平低等困难，勇于担风险，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成功地为工人周灿忠同志接活了断手，为我院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医疗技术革命提供了新的经验。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的教导，现把我们为工人周灿忠同志接活了断手的情况作一汇报……

        这些材料在今天看来，其文风无疑显得幽默而又滑稽，但当年，我在宣读那每一句话时，都是认真而又充满激情的——每个字都字正腔圆，每句话都感情充沛。而每一个听众，也是严肃而又仔细地听着每一句话。这是一种革命心态。

        我当兵之前，在长沙市一中读初中，我家离招聘团驻地上营盘街很近，我原本是要去考湖南人民革命大学的。婶婶告诉我，附近就有招兵的，何必舍近求远。我就到了附近的新疆军区招聘团，三天后，结果出来了，3月8日参加完“三八”妇女游行，第二天就唱着那首刚刚学会的《前进，青年同志们》的歌，踏上了征途——

        前进，前进，青年同志们，献出我们的力量来建设祖国的边疆，新疆的人民在等待我们，坚决、大胆、勇敢向前进，越过平原，翻过山岭，向前进……

        我到新疆后，分到了二军六师，当时规定，所有的女兵在第一年都要参加开荒和秋收。虽然我和刘格翠因有些文化被留在了卫生部当护士，但主要是参加生产劳动。

        我和刘格翠与四个原国民党军官太太住一个地窝子，她们老头在劳改，自己也在干活，老说怪话，什么你们过来是给人家当老婆的啦，什么你们是妖精，怎么不去野那些当兵的，和他们谈情说爱啦。因为我们刚去，不敢吭声，更不敢得罪她们，后来就想她们也是可怜，原是官太太，衣来手，饭来张口，现在沦为干苦活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干脆就让她们说好了。

        那年干活一直干到十二月份，吃的是盐水煮苞谷，想吃肉的话就挖个大坑捕野猪，那玩意儿原来很多，但我们开荒的一去，就跑得没影了，难得逮住一头。

        由于水土不服，我整天拉肚子，拉得一塌糊涂。走到地的这一头拉到这一头，走到地的那一头拉到那一头，最后拉得都没人形了，还要坚持劳动。

        劳动结束后，我到师医院护训班，学习了三个月，就分到了师医院当护士。不久，我的四个老乡就牺牲在了我的身边。

        那个冬天南疆特别冷，天空都冻成了青紫的颜色，大地一片苍灰，开都河的水全部结成了冰，像一条冻僵的大蛇，躺在苍茫的天地之间。远处的天山毫无生气地横亘着，冻得像在发抖，大地斑斑驳驳，显得十分萧条和凄凉。

        对于我来说，那也是个真正的“黑色礼拜”，她们四人都是在一周内先后去世的。虽然是轮流值班，但我在那一周里基本没有休息。我也不能休息，觉得她们远离亲人，刚刚来到新疆，就染上了疾病，卧床不起，作为一名护士，作为老乡，我应当照顾她们，使她们尽可能多地感受到最后这一点人世的温暖。

        部队刚进新疆的前三年是最为艰苦的，所有的经费都拿来搞新疆的开发建设了，所以前三年没有给我们发津贴——女兵们连卫生费都没有。我们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

        当时，四位老乡都想吃湖南饭，可在那个地方，除了盐水煮麦子，盐水煮苞谷外，很难吃到大米。我没法满足她们的愿望。即使有这些东西，我也没有钱买。有一天，王丽丽可能是觉得自己不行了，就让我把她身上的毛衣脱下来，帮她卖掉，然后买点好吃的；汤佑芳见了，也让我把她从老家带来的一双雨鞋也带上一块儿卖了。

        我怎么也不忍心。我知道，那是她们身上唯一能值点钱的东西，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钱给她们买吃的东西。我含着眼泪把东西接过来了，我一心想卖个好一点的价钱，所以一趟一趟地在街上转。但最后也只卖了十四块新疆币，虽是县城，却没有什么东西买，吃的东西更是稀缺。何况，那点钱换成人民币，也就相当于一元多钱，根本买不了什么东西。把整个县城转完了，也就一点当地的土特产，我就买了点葡萄干、杏干、核桃和红枣。

        当时医院住的是老乡的房子，不能让人死在人家的房子里，这是当地的风俗习惯，要尊重。那人要死了怎么办呢？部队就在离老乡房子一公里远的地方搭了个帐篷，把她们都抬到那里去。那里没有其他人，就四个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其他护士因为害怕，晚上都不敢去守护，我就对医院领导说，夜班都由我值。

        每天晚上，我都提着一个小马灯，去守护她们。后来回想起来都浑身发抖，却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一点都不害怕。帐篷太小了，只有两张床那么宽。当时也没床，就是在土台子上铺了些芨芨草和芦苇，一共两个土台子，每个土台子上躺两个人。

        有天晚上，王丽丽把我叫到跟前，用很微弱而平静的声音对我说，陶勇，谢谢你照顾我！

        我预感到她可能不行了，我伤心极了，但我强忍着，因为我害怕影响其他三位病人的情绪。我就故作轻松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不要客气了。

        她说，我想念湖南老家，想念我妈。她流着泪，过了好半天，又接着说，可我回不去了，见不到了，我妹妹王婷婷也在六师，请你一定要答应我，让她先不要跟父母说，我这么年轻就死了，父母一定受不了的。

        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我流着泪，点了点头。

        还有，就是请转告部队的首长，他们花了那么多代价把我接到这里来，可我还没作什么贡献就走了，真对不起呀！她断断续续地说完，呻吟了一阵，还想着不把床弄脏，把身子挪到床沿外，吐了一大摊血，就停止了呼吸。

        我内心的悲痛可想而知，我觉得自己都快崩溃了。为了不影响其他三个病号，我冲出帐篷，对着黑黝黝的夜晚失声痛哭起来。

        哭完后，我回去把血收拾了，然后为王丽丽擦拭身体。正擦拭着，汤佑芳又“哇哇”地吐开了血，也是一摊血，吐完后，她已经不行了。我过去问她有没有话要说的，她用那双美丽的、已变得黯淡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她的嘴动了动，却没有声音了。我把耳朵凑到她的嘴边，只听见她用细若蚊蚋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让我不要告诉她家人。过了一会儿，好像真是回光返照似的，她用很清楚的声音说道，陶勇，这下可以回老家了，可以见爹娘了。顿了顿，又叹息了一声，接着说，可我走了这么远的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哪有脸面回去呢？说完，她的嘴里又冒了一些血。然后，她还睁着她那美丽的眼睛，没了声息。

        我更加悲痛，我去抹她的眼睛，想让她闭上，但她就那样睁着。我看着她那眼睛，感到了害怕，吓得直哆嗦，但悲痛很快占据了我的整个身心……

        唉，我再也讲不下去。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近、如此直接地面对死亡。我虽然害怕，但我没有逃跑，我一直坚持到把她们的遗体擦拭干净，把衣服给她们穿好，然后给她们梳好头发、扎好辫子。汤佑芳死不瞑目，我又用自己的手巾把汤佑芳的眼睛蒙上，安抚了另外两位病人，才提着马灯朝医院走去，去向医生报告。

        刀子一样凛冽的寒风在黑夜里呜咽着，像哭泣的野鬼，在空旷的大地上来回奔突，令人毛骨悚然。我突然觉得自己异常虚弱，悲痛已耗尽了我全部的力量。我感到身体发飘，像一片羽毛一样轻，任何一阵风都会把我刮到人世之外去。那盏小小的马灯牵引着我，把我坠在人世，让我往前移动。我已感觉不到任何的恐惧了。

        天那么冷，可回到医院后，我还出了一身虚汗。我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了，冒着热气。那一公里路，对我来说，实在太漫长了。我气喘吁吁地哭着对医生说，王丽丽和汤佑芳牺牲了。

        医院的人听说，都围了过来。大家都沉默着。好多人流了泪。院长沉痛地说，都是因为没有药呀，没有药谁也救不了她们。她们死了，就不再痛苦了。

        第二天，那位李丽华老乡也离开了人世，又过了半天，另外一位叫陆梅的老乡也去世了，她们和汤佑芳一样，都是吐血而死的。她们最后几乎说着同样的话，想念家乡和亲人，不要把自己的死讯告诉家人，为自己还没来得及为新疆做点什么而遗憾。

        当时，给那四位老乡擦洗遗体的肥皂都是几位战士凑了一点钱，让我去买的，那肥皂还是维吾尔人用羊油和其他什么玩意儿掺和在一起做的，样子像窝窝头，洗起来有膻味儿。当时，那县城没有内地的肥皂，只有这种肥皂。我一直对战士们心怀感激，是他们使那四位老乡能够干干净净地离开人世。

        那一周是我一生最为悲痛的时候。我的眼睛都哭肿了，好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都是她们那痛苦和绝望的表情，以及她们弥留之际的模样，怎么赶也赶不走。

        她们的遗体埋葬在开都河边，自从离开那里，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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