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人的情感是复杂的，它既有美丽光明、动人心弦、让人魂牵梦萦的一面，也有灰暗复杂、难以琢磨、让人伤心痛苦的一面；它可以给你带来幸福，使你的人生上升到一个圆满的境界，也可以给你带来伤害，把你带进命运的冷宫。我就属于后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东西对人的伤害会很大。

        他是政治处主任，已有妻子儿女，他的邪恶、自私和极端我至今还心有余悸。我当时才十六岁，还不知道情感是什么，即使对爱有所向往，也和其他少女一样，是白马王子式的。他在我的心目中，既是领导，也是父辈。我不知道他会对我怀有非分的企图。他对我除了关心之外，平时也看不出有什么不适当的举动，直到那颗手榴弹猛然炸响。

        根据他事后的交代，他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决定先借他八岁儿子的手杀害他的糟糠之妻。他有意把手榴弹放在孩子够得着的地方，让他在他母亲面前玩那危险的玩意儿。手榴弹冒了烟，在地上打着转，眼看就要爆炸了，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孩子的母亲看见了，她不顾一切地把儿子抱在胸前，扑出了屋子……

        手榴弹爆炸了，孩子的母亲受了伤，孩子平安无事，但他的意图却暴露无遗，他被判了三年刑。

        此案当年曾震动新疆部队。

        我在一个资料中看到，中国共有三次离婚浪潮，一次是解放初，一次是“文革”期间，一次是改革开放后。这第一次的情况尤为复杂，除了国民党阵营中因为大量的人员逃到台湾或海外造成夫妻分离外，也有共产党内的不少干部因进了城，当了官，受了新环境的影响，要离开糟糠之妻的。新疆部队当时也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革命前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而北方不少人在成家时，就是父母为他娶的童养媳，多年操持家务，加之生活本来的艰苦，又大多一字不识，革命成功后，她们自然不是他们想要的“官太太”。女兵们年轻，有知识，在部队这个等级分明的组织里，如果以前没有结婚，作为领导，只要看上谁，就可以娶谁，这无疑是很具诱惑力的。所以不少人写信回家去离婚，但像这位主任这样极端的，的确罕见。

        我是无辜的，但在好多不明真相的人的心目中，好像我也是共谋者，有些人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总之，闲言碎语很多，人们看我的目光也不一样了。我从此背上了黑锅。我的命运从此改变，使我本应该很顺利的人生从此充满了坎坷。

        至今尚有许多女兵讲起我的苦命，还嗟叹不已。但好多人根本不知道我身在何处，只知道我在塔里木。而塔里木是苦难和危险的代名词——它又是如此广阔，你刚才也说了，你一直希望采访我，但你环塔里木盆地采访结束后，仍没有我的消息。如果不是石河子的陶勇帮你打听到我的音信，我也没有跟你讲述这一切的机会。

        是啊，这几十年来，我被命运驱赶着，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哪有时间和心情与朋友和老乡联系啊，除了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没人知道我的下落。

        我是1950年12月参军的，当时刚满十六岁，正在长沙周南女中读初中。在这之前，我已报名去参加志愿军，但年龄不够，没让我去，然后又考上了十二兵团文工团，但因我是独生女，四岁时就跟奶奶过，奶奶舍不得我走。她对我说，你等我三年，三年后我死了，你再走。我就开玩笑地对奶奶说，你要活一百岁呢！我没有听奶奶的话，没想奶奶三年后真的去世了。我当时正经历我年轻人生中突如其来的一场风暴，没想又失去了最亲的亲人，心中的悲伤真是难以言表。

        我偷偷参军，临走之前才告诉奶奶。没想那是我与奶奶见的最后一面，没想那次告别成了永别。

        到了焉耆，我分到二军六师十七团宣传队，任副班长，其他人则继续往前走。我当时听说喀什出产大米，就想到喀什去。我们当时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米饭吃。有些地方太荒凉，湖南女兵不下车，别人端一盆米饭过来，湖南女兵就下来了，心想，这里有米饭吃，还不错；对付不下车的山东女兵，则是抱来一捆大葱。

        我们在焉耆住在一个破败的喇嘛庙里，后来又搬进一个马厩里，在马槽里填上苞谷芯子，就成了床。

        当时，要求每天写日记，并要求说真话，日记最后要检查，就像检查小学生的作文本，若里面流露出什么“思想问题”，检查后就得受批评。机关还检查信件，我最恨这一点。有一个一起入伍的姓王的男兵，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们在招聘团认识，他分到喀什后，常给我来信。宣传队队长把信扣下了，有一天，他来找我谈话，说我思想有问题，不健康。我问有什么问题，怎么不健康了。他说你在跟别人谈恋爱。我说我没有，他说组织上了解我的情况。

        宣传队队长是宣教股股长兼的，当时组织上已分配给了他一名四川女兵。没想他这山望着那山高，又要找我谈。我当即就回绝了。我说我不会谈对象，因为这不健康，是思想问题。他每次来找我，我都这么说，把他顶得哑口无言。最后他只好作罢，把扣押的信还给了我。我这才知道姓王的男兵给我来过信。

        因为我是城市贫民，出身很好，所以一到部队后，组织上就不停地出面为我介绍对象。给我介绍过参谋长、营长、教导员、股长，我都没有同意。

        但我没有想到政治处主任会盯上我。他是有妻子儿女的人，所以女兵们跟我一样，都很信任他，觉得他既是首长，也是长辈。他给我谈了之后，我当即就回绝了。他再次找我后，我不敢去了，想尽可能地避开他，就给他写了一封短信，大意是说，你已有家庭，我不可能答应你，你也不应该这么做。没想他最后丧心病狂，要害死妻子和儿子，来达到自己罪恶而卑劣的目的。

        此案发生后，许多人以为我怎么怎么样了，对我有许多误解。但通过立案调查，我只写了那样一封回绝他的信，我没做任何不当的事情。领导对我是信任的，但我牵涉到这个案件，所以打眼的事——比如演出节目呀什么的都不让我参加了。这使我内心十分痛苦。我多么想离开这个对我充满了偏见和歧视的地方呀。

        1953年初，要调一批干部到北京去，当时连级干部可以结婚了，别人给我介绍了组织股协理员，出于好意，让我通过这种途径离开这个让自己痛苦的地方。这位协理员年轻、厚道，有文化，我当时也就同意了。但组织上认为去北京的人都必须是思想纯洁的，不同意我们在新疆结婚，让我到北京再说，并且让我晚一点再走。协理员先去北京，他到了北京后，就给我来信，但信被扣掉了。他是从这里出去的，自然知道没收到我回信的原因，第二封信他就把寄信地址写成了“湖南宁乡”。他们以为是老家来的信，就交给了我。从信中我得知他马上要发调函来，但后来的信肯定又被扣压了，所以我再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我知道这里不会放我走，也就死了调走的心。

        组织上又接着给我介绍了协理员王永富，是政委亲自出面介绍的。大意是说，你出了那样大的事，你就不要犟了，赶快定下个人来，以免别人说长道短，说三道四。

        我当时已十九岁，在这个年龄，谁不渴望和向往美好的爱情呀，可这里却是一个不谈爱情、让爱情滚开的地方。

        我含着眼泪答应了政委的“提媒”。

        说句实在话，我当时并不知道王永富是谁，部队一般都叫官职，我只知道他是“协理员”。政委见我答应了，就把王永富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们见了个面。没想当天下午，王永富就打了结婚报告，要我签字。我当时既感到惊讶，又感到可悲和好笑。我当即就把那报告扔到火里烧掉了。我说你等着吧！

        不久，我考上了军区卫生学校。虽然这婚姻是强加给我的，但我已答应嫁给他，就绝不改口。所以在学校时，有人追我，我都以我已订婚为由来回绝了他们。还有一个一起参军的同学，他是为我来新疆的，到乌鲁木齐分兵时分开了，他不知我去了哪里，他考到了沈阳外贸学院。毕业后，他又要求来到了新疆，他到处打听我的下落，终于得知我在卫校，就向我讲了他为我做的一切。

        我当时非常感动，但我只能告诉他，我已订婚了，我不能接受别人的爱了。

        毕业后，我本来可以留在乌鲁木齐，但我要求回到焉耆，以实现自己的诺言，我与王永富很快就结了婚。以后就随着他在塔里木来回调，在这种共同生活中，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婚姻一样，彼此虽然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但可以说有了所谓的“革命友谊”——我只能这么说。后来，随着四个孩子的陆续出世，我们的关系因孩子而得以维系和加深。

        王永富也是个苦命人，十四岁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十八岁——也就是1948年被俘，当了“解放战士”，由于他作战勇敢，立过很多功，解放当年就入党了，不久又提了干。没想“文革”一开始，就把他打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后来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他六八年被迫害致死，时任农二师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

        得知他的死讯，我当时根本不敢相信那是事实。但我连去见他最后一面、向他遗体告别的权利都没有。

        当时我最大的孩子十岁，最小的才四岁，看着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丈夫死了，接下来的目标就对准了我，孩子们也受到歧视。为了孩子，我决定逃回湖南去，希望故乡能够庇护我们。

        没想我回到故乡以后，那里比新疆更乱，斗争也更加残酷无情。我不但自己没有得到庇护，还马上给父亲带去了灾难，因为他女婿是反革命，他接受我们，就是叛徒。斗他，也斗我。我只好凄惶地留下老大和老三，带上老二和老四返回新疆。

        我千里迢迢回到故乡，却经受了这样的打击，天地之大，却没有我们母子的立足之地。当我踏上火车，回望故乡时，我抱着孩子号啕痛哭起来……

        我不知该往哪里去。

        我只能再回新疆，即使它当时对我而言无疑是地狱。

        回疆的路变得那么漫长，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真想从飞奔的火车上跳下去。我绝望极了。

        我回到了塔里木。回来就听说与我一起入伍的战友周向荣被打成特务后，被折磨成了神经病，住在医院里，我要去探望她，他们不让。还有战友覃筱薇，父亲是国民党的师长。1956年反胡风时，要学校必须划一个“胡风分子”，她因为平时爱写诗，就把她划上了，开除了学籍、军籍，发配到焉耆种马场，和一个兽医结婚了，“文革”开始，她自然逃不脱受折磨的命运，但她一直挺着，我从湖南回来，听说她已自杀了。

        我当时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

        父亲被打成叛徒后，日子非常难过，根本照顾不了孩子，1970年，刚满十一岁的老大带着老三，自己从长沙回来了。他们找到农二师驻乌鲁木齐办事处，办事处知道是我的孩子后，打电话让我去接。没想我当时身不由己，迟迟动不了身，待我赶去，孩子已自己搭采购站的车回到了家中。

        为了孩子，我后来与1956年支边来疆的一位河南青年结了婚，他是连队的材料员，他守着自己的母亲，一直没有结婚，他是个好人，与我一起把四个孩子哺养成人。但不幸的是，他在1996年也因癌症去世了。

        我和他们不能说有什么真正的爱情，但我怀念他们，也感谢他们与我共度苦难的时光。我们是苦难中的搀扶者——苦难中的相互搀扶——哪怕仅仅是从心灵上的，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也显得尤其珍贵。

        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们的苦难显得微不足道，但我们不能遗忘。

        我退休了，我常常找一些反映那个年代的书来读，我没有读到一点良知。

        这比什么都可怕，是的，比什么都可怕……

        是的，我只是历史漩涡中的一滴水，是苦难搅拌机中的一粒沙，无论幸与不幸，都不是自己能把握的，自己能做到的，就是尽生命的全部能量，去承受苦难。当苦难结束，自己仍然活着，这就意味着苦难已被战胜。

        我活着，所以，我现在可以说，我是个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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