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泥木工人的女儿，三五年十一月出生在长沙。抗战时父亲在湘西一家兵工厂工作。火烧长沙城后，祖父母带着全家逃往湘西。叔父用箩筐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弟弟，像兔子一样逃得飞快。日本人的飞机像乌鸦似的，一阵阵飞来，朝着逃亡的人流扫射和扔炸弹。不时可以看到被打死的人横在路的两边。

        湘西也笼罩在战争的恐惧之中，没有人知道日本人多久会打来。为防止日本飞机轰炸，人们所有住处的外墙都涂成了黑色，屋顶则用柴火伪装起来，远远看去，很难看出有人居住。抗战结束后，我和全家人一起回到了长沙。原来的房屋已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全家只有到市郊的史家坡找了家祠堂栖身。我读完小学，湖南就解放了。虽是小学毕业，但在村里也算是个有知识的人，就被招去参加土改工作队，当时我才十四岁。

        自参加工作起，我就在琢磨着当兵。但每次去报名，都因年纪太小、个子太矮被刷了下来。

        我终于等到了十七岁。我不能再等了，我无论如何也要穿上军装。

        第一天去，身高和体重仍然不够。

        第二天，我特意向父亲要了六毛钱，买了一双底子很厚的“南关”牌帆布鞋。那双鞋帮助了我，使我的身高勉强够了一点五米，体重不够，我就在身上绑了几只旧铁锁。

        终于通过体检了，我激动得哭了起来。为表示祝贺，特意去买了一大把瓜子，一边嗑着，一边忍不住哼起了在湘西学会的小曲儿。

        在我的记忆中，上路后，总是在不停地唱歌，有军歌，有革命歌曲。从西安出发后，我就不时地数路上的汽车。但怎么也数不清——一百多辆车，一线拉开，前面看不见头，后面看不见尾，黄尘漫天，好不威风。

        我天生乐观。大家吃不惯陕西大饼，想念家乡亲人，我就想法子逗大家乐。我改了《我是一个兵》的歌词——

        这歌儿一唱，没有人不笑的。我自己没觉得受累，就到了新疆。我们在迪化北山坡警卫营住下后，才开始仔细打量这个陌生的城市。望望天，长天湛蓝，白云如锦；望远处，天山横亘，博格达闪耀着圣洁的光辉；向空气中嗅嗅，潮湿的南方气息没有了，空气已变得干燥，到处弥漫着孜然和烤羊肉浓烈的香味。我这才意识到故乡已远离了我，亲人已远离了我。我因为不知道故乡和亲人离我究竟有多远，就伤心地哭了起来。那是我离家之后第一次落泪。抹干眼泪后，就开始计算回家要走多少天路，总是没有算清，只知道要回家恐怕很难了。

        第二天，女兵们被集合到八一广场，听王震将军训话。大家都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叽叽喳喳，全是三湘四水的方言俚语，整个广场上，全是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湖南女兵，景象好不独特。

        突然，广场寂静下来。接着，响起了王震将军浓重湖南口音的、具有职业军人特质的声音——

        同志们，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把你们招聘来，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湖湘子弟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

        将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从将军的话里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见不着爹娘了。大家哭的哭，闹的闹，后面将军讲的什么就听不清了。

        我没有哭。我是一个不轻易落泪的人。

        我们这批女兵大多进了工厂，有去钢铁厂、水泥厂的，也有进修配厂、棉纺厂的。我被分到了七一棉纺厂。

        棉纺厂在迪化东郊，大家背着背包，提着行李，走了半天，也没看见工厂的影子。最后，队伍停了下来，带队干部宣布，到工厂了。

        我四下里望了望，问道，工厂在哪里呢？

        那干部笑一笑，乐观地说，它在我们的汗水里，只要我们不怕苦，肯流汗，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

        蓝天为帐，大地为床，大家放好行李，就开始打土坯，修厂房。迪化当时正值四月，在南方早已是莺飞草长的时候，这里的冰雪才刚开始融化。露天宿营，大家即使紧紧地挤在一起，也冻得受不了，没有办法，第二天只好挖地窝子。根据地形，地窝子有大有小，有的住一个班，有的住两个班。没有想到，我们留在新疆工作，却连个住处也没有，不得不掘地而居，成了城市里的穴居人。

        当时的生活那么艰苦，我的确没有想到，有句俗语叫“当兵吃饭”，有的人就是为了有口饭吃才去当兵的，而我们当时却根本吃不饱，穿不好。微薄的津贴捐献去建其他厂矿，粮食被省下来了，军装被省下来了。刚到新疆时，穿单衣冷，穿棉衣又热，但就一套单衣和一套棉衣，不穿怎么办？由于劳动强度大，又吃不饱，我瘦得只有三十八公斤，八个月没来例假。有好多次，干着干着活，就起不来了，最后终于住进了医院。当时的病号饭是稀饭里放几粒葡萄干，那稀饭可真是稀饭，稀溜溜的，能照出人影子。

        后来，军区政治部举办政治干部培训班，我考上了。主要学维语，开学不久，学校就改为军区语文学校，搬到了伊犁巴彦岱。

        学校提出的口号是：“一年学会是天才，两年学会是人才，三年学不会是蠢材。”学校把我们分成甲、乙、丙、丁四级，我汉语水平是丙级，维语水平是乙级。我感到很难过，想很快把汉语突击上去，但由于文化基础差，感到非常吃力，我着急得哭了——这是我入伍以来第三次流泪——其他两次一次是为不知家有多远哭，另一次是为八个月没来例假害怕得哭。

        我是个要强的人。我当不了天才，但也决不当蠢材，为学好维语，我就去村里交维族朋友，跟他们练口语发音；为学好汉语，我就虚心向从华北、华中、华南革大肄业后参军来疆的同学学习。半年后，我的汉语和维语都升到了甲级。

        1954年9月，军区从语文学校抽调十二名优等生去军区首届党代会筹备委员会当干事，其中就有我。军区副政委熊晃审查后，认为我维语已学得很好，就让我当维文打字员。

        党代会结束后，我留在了军区机关工作。当时在军区机关，男女间的接触有严格规定，除了工作往来和参加集体活动之外，男女如有单独接触和交往，一经发现，就要关禁闭七天。

        当时军区的女性很少，我所在的部门四十多人，女的只有两人，所以我们特别显眼，也是众多男性暗中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闭门学习最安全，只要一走出办公室，就有人追求你。

        当时的婚姻状况是这样的，对我们这些五四年以后结婚的女兵来说，觉得像包办又不是包办，自愿又不是自愿，既幸福又不幸福，反正十分别扭。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婚姻生活没有爱，十分压抑，最好的，也只有友谊，没有真正的感情。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我们对情感的选择，都不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那就是繁殖生育，让兵团的人口增加，壮大力量，以固守疆土，扎根边疆。

        人世里男女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解不透的密。就我们当时而言，它有时显得无比纯洁，有时又显得十分复杂。我们到伊犁后，条件十分艰苦，因为土改队有几个女兵有天晚上没去看电影，就被坏人糟蹋了。我们在行军途中或到农村去，为保证安全，我们二十多个女学员睡中间，七八十个男学员就围成几圈，睡在外面，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里，大家都像兄妹一样，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但条件变了，环境变了，这种情况也就会改变。我对此一直没想得太通。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我已知道男女之间的爱与被爱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

        从军区转业后，我到了农八师一三三团，我去那里不久，就被当地的维吾尔族群众尊称为“玛依努尔”，汉语的意思是“像五月的阳光一样温暖”。维吾尔族群众一直这样称呼我。我到石河子市委工作后，仍有维吾尔族群众络绎不绝地前来看望我。我威信的确立，就是因为我精通维语。所以，我认为语言是民族间交流和理解的桥梁。

        我永远是个明朗而坦诚的人。我坦然承认，我们是被禁欲的一代。我也永远是个繁忙的人。我一直在为自己的姐妹们不被故乡遗忘奔走。为此，我与卢代昌、朱湘楚等人一起组织印刷了一本砖头一样、厚达五百多页的精装本《我是湖南人——新疆石河子湘籍人名录》。其中印有她们的照片、故乡地址、出生年月，现在的工作单位、通信地址、电话、配偶及子女的名字和一生的主要业绩、取得的荣誉等等。我们在1987年一次聚会中留在签名单上的题词，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对两个故乡——湖南和新疆的感情——

        我们的人名录，无疑是自己在故乡面前，替故乡写的一份份寻人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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