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1年5月参军时，也是买了厚底鞋，然后再在里面填上棉花、布片才勉强够了身高的。我的进疆，有一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味道。我父亲原在飞机制造修理厂工作，后来，工厂从湖南搬到贵州，父亲失业了，为了谋事，他曾经想到新疆谋生，已经到了酒泉，因实在忍受不了那无边荒凉带来的恐惧，半道折回了。这些，他跟我讲过，希望以此打消我的西行梦想。但他没有成功。他总想着女儿肯定会在某一天像他一样逃也似的跑回故乡来。可直到他离开人世，我还在新疆。

        我觉得自己没有白来新疆，总的来说是幸福的。当然也有一些坎坎坷坷的事，但谁的人生又总是一帆风顺的呢？我们原来有首歌谣，我唱给你听听吧——

        我入伍后，一直在兵团后勤部财务处工作。1954年10月，我主动要求调到了安集海。

        我当时的想法与很多人一样，越艰苦的地方越光荣。

        安集海当时是够艰苦的。我到达那里时，正是隆冬季节。那是一个新垦区，在水利工程处的指挥下，上万人兵分两路，同时出击，一路人马负责挖渠修水库，另一路人马负责开荒造田。水利战士们住帐篷，喝雪水，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开荒部队则正集中火力猛攻肃州户等地，他们睡地窝子，喝盐碱水，跟古榆、红柳、梭梭和芦苇较量。那里除了干部，其余的全是劳改人员；有二十多名妇女，都已结过婚，她们住在几顶帐篷里。没有结婚的就我一个，我就自己挖了个小地窝子住下。没门没窗，劳改人员又那么多，我睡觉老睡不踏实，就在门口放了两盆水，心想若有不轨之徒，水盆被碰翻，有了响动，就会被惊醒。

        那些天每天要劳动十五六个小时，有时，凌晨两点钟就得起来打爬犁，拉肥料和沙子。我劳动不到半年，体重就减少了二十多公斤，降到了我当兵时的三十五公斤——当年，由于体重不够，不能当兵，我跑到湘江边拾了两块石头揣在衣兜里，才够了体重。

        半年之后，我们拿下了长达四十公里的引水渠和总干渠，接着又一气呵成，完成了安集海水库一期工程和所有配套工程。也就是一年时间，十几万亩荒原就变成了良田。

        1956年年底，开发安集海的第一场战役胜利结束，新华社立即将这一消息通告全国，“我国最大的一个以植棉为主的农场，正在新疆著名产棉区玛纳斯河流域的安集海地区建成，面积四十二万多亩。”《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对此做了记录，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

        追忆往事，我总是不胜感慨。那时候的人，思想单纯，生活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真是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只知道真拼实干。

        现在，我就讲讲多年来耳闻目睹的军垦故事吧！

        这石河子因为多沼泽，蚊子很多。人身上只要有裸露的地方它们就咬，咬得人心焦火燎。

        为防蚊咬，大家干活时，就用布把头蒙起来，活像养蜂人戴的面罩，但即使这样，衣服一贴了肉，它们还能叮上。有人就想了个妙法，在身上糊一层泥，像泥人一般，这方法很有效，蚊子叮不透。于是，大家上工先“化妆”，跳到水渠里糊泥巴，收工再“卸妆”，钻进水渠里洗泥巴。

        有一次，王震将军乘着一辆军用吉普车到下野地视察，车正走呢，突然从一片苞谷地里窜出一群脸上、身上糊着泥巴的“泥人”，只见他们一齐朝车奔来，向王震致意，大声喊着，欢迎首长！

        王震看到这情景，开始有些发愣，待这些“泥人”走拢了，才知道都是他的战士。王震和他们热情握手，看着战士们糊着泥巴的胳膊、脸、脖子和腿，问道，同志们，你们为什么这个模样哇？

        一个战士回答说，报告首长，这里的蚊子太厉害，穿一层衣服都能叮到肉，所以我们就在身上抹了一层泥巴，这样，在地里干活就再也不怕蚊子咬了。

        哦，那可是很好的泥铠甲。他看看那一片苞谷地，果然听到了蚊群的叫声，随着叫声，它们已黑压压地聚集在战士们和自己头上。看到这情景，他再次握住战士们的泥手，激动地说，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学习！

        说到蚊子的厉害，还有牛被蚊子咬死的事发生呢！泉水地有头大耕牛，有天放出去后，没有找回来，第二天找到它时，它已被蚊子叮咬得不行了。原来，那牛被陷在了泥沼里，动弹不得，任由那蚊子叮咬，只见它浑身全是小血痂，真是可怜。把它从泥沼里弄出来，当天晚上就死掉了。

        那以后，各个团场的牲畜，只要在夏天，放出去后，就必须找回来。有一次，三十团二连的两头牛跑进苇湖吃草，天黑未回。大家很着急，偌大的苇湖，苇子长得一人多高，狼奔豕突，蚊虫成群，怎么去找呢？连长正在发愁，路灿壹说，我去。说罢，操起一根大棍子，就出发了。

        路灿壹是有名的大力士，河南支边青年，三十多岁，长得五大三粗，背阔腰圆，夏天不穿上衣，脊背晒得黑光油亮，他能吃能干，一手挽一框铁制“之”字耙，一口气能提一百米远，中间还要翻过一道排水渠。

        他在苇湖里钻来钻去，终于把牛找到了。原来牛陷在泥里拔不出来。他用双手拽住牛角，使出全身力气，硬是把两头牛从泥沼里拖了出来。从此他就落下个“力大如牛”的绰号。

        说到大力士，我想起了“白大胖”，他是机枪连的，一米八的个子，八十多公斤的体重，人黑，站在那里像座黑铁塔，跟《水浒》上的李逵差不离儿。可这黑大胖子偏姓白，大名叫白冯奎，大家都不叫他的名字，而是叫他白大胖子。

        屯垦初期，部队在小拐开荒种地。浇水时，战士们都在腰间绑个长棍子，人和棍子像一个十字架，干起活来非常碍事，看起来也很怪异。但没法子呀，那里的荒地开出来后，水一进地，就会冲出好多大窟窿，有的深一两米，有的深四五米。大的窟窿能掉进去一辆大卡车，小的也能淹住一个人。不过，大窟窿很少，小窟窿最多。人若掉下去，单靠自己很难爬上来，弄不好还会出危险，所以腰间绑根长棍子，人一旦不小心掉下去，这长棍子就能把人架住。

        有天晚上，白大胖子上夜班。他吃过晚饭，急着去浇水，也可能是太累，他迷迷糊糊的，竟忘了往腰间绑长棍。刚跑到地边，就“扑通”一声掉进一个窟窿里，好在水不深，却听到了“嗷嗷”几声猪叫。他知道窟窿里有了一头掉下去的野猪。那野猪正狂怒着，朝他冲过来。白大胖子毫不示弱，就与那头野猪展开搏斗，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较量，终于把野猪牢牢压在自己身下。这时，他才记起叫人来拉他。几个浇水的战士听见了，连忙跑过来，听到白大胖子的叫嚷声中还有猪的哼唧声，很是奇怪，就问他，咋还有别的声儿？他说，我压着了一头野猪。战士们先把白大胖子拉上来，然后把野猪也弄了上来，那家伙足有三百多斤，全连一百多人美美地吃了几顿野猪肉。

        还有个地穴历险的事儿。那是莫索湾二场三支渠刚修好不久，二十六队便挖了一条三百多米长的渠，把水引到住的地方作生活用水。渠修好后开始放水，由于地下洞穴一个接一个，放水一个星期，渠道垮了十多次。于是，全队集中四十多人昼夜守在渠道上，挖土填洞。别的洞填住了，可水到伙房门前时，“轰隆”一声，那里垮下去了一个直径两米多、深四米多的洞。守在那里的一个人随着轰隆声，掉进去就不见了。大家到处找人，但怎么也找不见，正急得团团转，突然从十几米远的一条自然沟里冒出一大股水柱来，在水柱中，还露出一个泥柱子。大家惊奇地奔过去，七手八脚将“泥柱子”捞上来，竟是那个看渠的人。原来水冲开地下的泥沙，从一条暗渠沟口喷薄而出，把那人从暗渠里冲了出来。他一吐出口里的泥浆子，连忙喊，我还活着！他妈的，我还活着！

        大伙笑着说，你钻入地下十几米，还大难不死，不是土行僧，就是泥菩萨。

        这样的故事说上十天十夜也说不完。

        1950年7月28日，王震、陶峙岳、陶晋初三位将军到玛纳斯河西岸一带踏勘，选点建设军垦新城，当天晚上投宿在石河子老街一家车马店里。店很小，土屋土炕，店门外数步，就是泉沟、苇湖，蚊虫很多。店主哈德尔不知他们是多大的人物，在院里生了火，用柴烟熏赶蚊虫。将军们忍着闷热和柴烟熏呛，在油灯下筹划建城大计，直到午夜才睡觉。可那蚊子叮得他们不能入睡，大家不知该怎么应付。这时，王震爬上了屋顶，喊道，同志们，我找到了好地方，请你们赶快上来。众人沿着梯子上了房，果然夜风习习，蚊虫很少。将军们就这样头枕土块、身盖军毯、面对星空睡了一觉。就在那天晚上，他们绘制了石河子这座荒原新城的蓝图。

        第二年冬天，建设石河子新城的施工部队开始备料。一天，建筑二大队四连开展拉砖竞赛，班长孙光先带着全班天不亮上路，拉着满载砖块的爬犁子，你追我赶。这时，后面有人喊道，同志们，休息一下吧！

        战士们回头一看，认出是王震司令员，大家就停住了。王震给每人递了一支烟，一边说你们辛苦，一边为大家点上。点完烟后，他查了查每人的爬犁子，问道，一爬犁拉多少块砖？

        大家如数做了回答。

        有一人少了一块。王震司令员说，说完就把手伸进大衣里，从腋下掏出一块红砖来，说，补上这一块，你们的总数就够了。

        班长接过那块红砖，立即想到那块砖是路上不小心掉下的，心里很惭愧。王震说，拉上走吧，掉下来的砖回头捡上就行。

        王震捡砖的故事是我在书上看到的，我还听一个老军垦给我讲过陶峙岳背砖的事儿。

        建设石河子新城时，条件很差，砖是自己烧，木料要自己去天山里砍，然后用人力一根根拉回来，往返一次需要六昼夜。饿了，啃冻馍，嚼冰雪，晚上，贴着马腹取暖睡觉。

        在盖石河子的第一座大楼时，战士们的劲头很大。可是，楼砌到第二层时，工效慢慢低下来，咋回事呢？原来工作太紧张，生活太艰苦，天冷得滴水成冰，连个手套也没有，不少人的手冻得裂了口子，直冒血。

        工程队长因为进度太慢，向战士发火，一位战士和他顶了起来，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也背几趟砖试试！

        试试就试试！工程队长正准备上脚手架，看见脚手架上有个人正背一大摞砖在艰难地爬着。等那人放下砖直起腰后，大家才看清他原来是陶峙岳司令员！他下了脚手架，走到和队长吵架的战士跟前，拉着他渗着血的手说，你辛苦了，兵团处在创业之初，有些保障没法满足，以后会慢慢改善的！说完，又拉着队长说，你是个头儿，要带头才行，来，别的啥也不说，今天我陪你背砖，背完了再说他不迟。

        战士们见司令员已年近花甲还在背砖，精神一下子振奋起来，干起活来再没啥说的，上上下下都是小跑，工效又上去了。

        还有个陶司令员的故事。那是1953年的一天，陶司令员来到机耕农场四队，看到损坏的机油泵座和满身泥浆的机车停在泥地上，十分生气。他叫队长马上召集机耕队的全体人员开会。拖拉机手、修理工，包括学员都被召集到修理所的集体宿舍，等候司令员讲话。宿舍虽然全是地铺，但非常干净整洁，靠右面的墙上还挂着一面小圆镜。

        陶司令员进来后，扫视了大家一眼，然后带着满脚的泥巴，一步跨到了铺上，来回踩了几脚，又伸手摘下墙上的镜子往地上一摔，“当啷”一声打得粉碎。

        在场的人不知司令员怎么了，人人屏声敛气。

        你们心疼了是不是？司令员从铺上跨下来后说，床单子是自己的，踩脏了心疼，镜子是自己的，摔碎了也心疼。拖拉机是公家的，脏了，坏了，不心疼！这样要不得呢！同志们！

        陶司令员对有损集体利益的事，总是异常气愤，语言激烈，催人猛醒，让你难以忘记。但在深责严教之后，却又会给你真诚的爱护和关怀。

        第二天，他买来镜子和肥皂，派警卫员送到修理所，交给镜子的主人和几个被踩脏了床单的战士，让大家把镜子挂起来，把单子洗净，还转告大家原谅他的激动和急躁。

        陶先运是他的亲侄孙女，可他没有给她任何特殊的照顾，甚至连一般的照顾也没有，但他其实是很爱她的。因为他是湖南人，又和蔼可亲，他一碰到湖南女兵，就会拉上几句家常，问问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完了，他总会说，我有个满孙女，和你们年龄差不多的，也在新疆呢！他尽管非常挂念他的侄孙女，但他绝不会利用权职，做有违原则的事。对一个堂堂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如果要给侄孙女安排一个好前程，是很容易的事。然而他对自己的侄孙女和其他女兵一样，一视同仁。

        这就是将军们的人格魅力。他们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军垦战士，也尤其影响了我。我们所以能做出一点成绩，是与他们的影响分不开的。这是实实在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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