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张迪源是全军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她因此先是闻名新疆，再是闻名全军，继而闻名全国。她与另一位东北的女拖拉机手梁军不但成了农业机械化的象征，也成了当时妇女解放的象征。《解放军画报》记者陆文骏最先报道了张迪源，我记得很清楚，她的图片登载在当年的《解放军画报》第九期上。第二年元月23日，王震偕迪化市市长、第二十二兵团副政委饶正锡到八一机耕农场视察时，接见了张迪源，并为她题词勉励。王震的题词是，“努力学习，精通拖拉机技术，争取模范拖拉机手光荣称号”；饶正锡的题词是，“预祝你在掌握拖拉机技术上，不断获得新的成就，为新疆机械化农业显示光荣的示范作用”。

        当年国庆节，国家邮电部将张迪源驾驶拖拉机牵引二十四行播种作业照片选为《伟大的祖国》特5组邮票之一，在全国发行。于是张迪源驾驶拖拉机的倩影，便进入了千家万户。

        现在，拖拉机随处可见，是最简单的农业机械种类之一；而当年，则比汽车都稀罕。对于我们这个几千年来靠牛耕镰收的古老农耕民族而言，能让一个不吃草、不喝水的铁疙瘩去耕地、播种、收获，无疑神奇万分。

        我就是抱着要驾驭这个神秘机器的梦想去参军的。

        那时的张迪源和梁军，是每个女兵心目中的英雄。能驾驶那神秘的机器，是每一个女兵的梦想。

        我的父亲是个生意人，家境原本比较殷实。抗战时，举家逃到了独山一带。在那里染上了肺结核，父亲辛辛苦苦挣下的一点儿家产也因为治病而耗光了。我要去当兵时，已是1952年。1951年到新疆去的女兵的一些情况已传回了湖南，传得最厉害的，就是招去的女兵都做了老干部的堂客。

        因为结核病，整个华家已被死亡的恐惧盘踞着。两个儿女已死了。第三个儿子躺在床上已不行了。我母亲害怕得不行，去请了算命的人来问我能不能保住。算命的人说，你这朵花要放出去，才能开得好，不然也会凋谢的。家里也就信了，一直在等着放我出去的机会，所以我要当兵，家里也没阻拦。

        当时在衡阳有个招聘点，我顺利地入了伍。我父亲到衡阳车站含泪为我送行。如果我没染上肺结核，我就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了。父亲的心情十分难过，抓住我的手，直到车子要开走了，才依依不舍地松开。

        不想我刚到长沙，我三嫂就赶过来了，一定要接我回去。三嫂说，妈不知怎么听说了，说新疆没女人，招你们去是做堂客的，让你千万不要去。

        那是别人造谣，瞎传呢。我说。

        有人从新疆写信回家讲的，人家是去年当兵去的新疆，怎么会是造谣呢。妈听到这事后，哭得死去活来，从楼上哭到楼下，从楼下哭到楼上，非得亲自来找你回去，爸担心她的身体，就派我来接你，让我一定要把你接回去。

        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挺可怕的。我去问问指导员再说吧！

        我找到指导员。把这些事给他讲了。指导员说，你得信任部队。你如果不想走，没事的，你可以回去。

        我说，我相信部队。

        然后，我让三嫂回去，我说，我现在当了兵再回去，就是逃兵，何况那么多人都能去，我也能去。部队上的人说了，三年后就能回来。

        我们到迪化正过“五一”，那天我在《新疆日报》上看到了传说中的张迪源，也从照片上看到了拖拉机，那幅照片很大，登在头版。张迪源手握方向盘，自信而又幸福地笑着，显得十分神气。我把那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羡慕得要死。

        我被分到了车排子。那是七十四团团部所在地。那里有已经开垦出来的大片田地，绿色的麦浪在风里翻滚，驱赶那包围着麦田的荒凉。麦子正在扬花，麦花的清香与荒原的气息，十分浓郁地充满了初夏的所有空间。我为这种陌生的气息而陶醉。

        新疆的春天和秋天都十分短暂，短暂得让人感觉不出来。雪刚刚化过，天气刚刚转暖，树叶刚刚萌发，夏天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了。而树叶也会在九月或十月的某个夜晚突然变得金黄，然后就是白雪与落叶齐飞，冬天就这样来了。

        在车排子这个地方，随着夏天一起赶来的，还有蚊子，它是夏天最为可怕和讨厌的使者。

        它们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蚊虫王国。

        这里靠近玛纳斯河河湾，沼泽遍布，水洼相连。所以是蚊虫繁衍的理想场所。部队刚开到这里时，带了几匹膘肥体壮的军马，可一个夏天，就变得皮包骨头，其中一匹军马被叮得血肉模糊，浑身起满了血疹，然后感染化脓，不久就死了。

        所以这里的人一到夏天，就得把全身包起来，再热，也得严严实实地捂住。实在太热，就得在劳动的地方燃起烟子熏赶，才能有一片无蚊天地。

        我们在路上赶了两三个月的长路，本来就十分疲劳，到达这里后，又被蚊子扰得日夜不宁。加之水土不服，思念家乡，好多人都病了。

        我虽从哥哥的地理书上读到过新疆，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有一些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厉害的蚊子。我被蚊子弄得心烦意乱，无所适从，睡眠不宁，茶饭不思，虽没病倒，但也像那些马一样，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有气无力。即使这样，我也在关心自己能否开上拖拉机，我那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拖拉机迷”。

        开始，团里安排我去学护士，我拒绝了。

        然后，让我到营里当文书。我说，我初中只上了两个月，当文书文化不够。

        那你想干什么？领导就问我。

        开拖拉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那金贵东西可不是想开就能开上的。告诉你吧，开它跟开飞机差不了多少，你就等着吧！

        我说等就等。

        因为我没去学护士和当文书，我只能和大家一起劳动，别人都说我傻。

        当时的劳动十分艰苦，劳动强度很大。队伍往戈壁滩上一开，天为帐，地为床，绿蚊帐一撑，为防蚊子叮咬再把身上用各种布片一裹，就开始垦荒。七八月份的太阳烤得大地冒火，烤得人大汗淋漓，仍得把自己紧紧裹住。

        由于劳动强度太大，有些人挖着挖着地，就倒下去睡着了；有些人吃着饭，就打起了呼噜；还有些人解着大便，睡着后坐在了屎堆上。如果是没有蚊子的时节还好点儿，若有蚊子，有些人就得遭罪。屁股会被蚊子叮得又红又肿，面目全非，不能坐，睡觉和走路以及劳动都不方便。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上工时都是天没亮就出发，每人带上三个咸面饼，就是一日三餐，夏天还好点，冬天的饼子会冻得和石头一样硬，在吃之前，得先放到怀里暖着，姑娘们经常啃着咸面饼，就忍不住哭起来，往往是抱在一起哭，哭过之后又相互勉励，说我们既然来了，就得干出个样子，就要把新疆建设得跟家乡一样美。

        那时候的新疆还特别冷，常常零下三四十摄氏度，雪也下得特别厚，一般厚达二三十公分，最厚时达五六十公分。五二年冬天，雪把地窝子堵住了，大家只好从里面挖个洞钻出来。

        即使雪大得开不了荒，人也不能闲着，得到玛纳斯河边去用红柳枝编抬耙，冬天用来抬雪，其他时候则用来抬土、运肥。大家穿着毡筒，裹紧皮朝外、毛朝里，只经过粗加工，还有些发臭的板皮大衣，提上一袋子馍，就往三十公里外的红柳丛生的玛纳斯河边走。

        男的要编二十个抬耙，女的要编十六个，一般要三四天才能完成。那可是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严寒，冻得石头发裂，但我们却只能睡在野外。想想那情形，就令人害怕。大家冻得不行了，就点上几堆篝火，挤在一起，一边烤着馍吃，一边咽着雪，一边唱着歌——那时候谁能吃苦，谁能愉快地、毫无怨言地吃苦，才算好同志。

        如果我不是非得等着开拖拉机，而去学了护士，当了文书，这些苦我就不会吃了，所以别人说我傻还是有道理的。

        时间在繁重的劳动中流淌，就在我迟迟等不到去学开拖拉机的消息而有些失望的时候。有一天，我终于听说师里要举办拖拉机培训班了，我非常激动，为使自己的梦想能够成真，我决心壮着胆子去找团长。

        我想开拖拉机。我对团长说。

        哦，小鬼，难怪让你学护士不学，让你当文书不当，原来心里想着这一码子事。

        团长怎么知道的？

        哈哈，你们这些女兵，每一个都是团里的明星，都关注着你们呢！你不学护士，不当文书，这样的事我能不知道？小鬼，学拖拉机苦得很，累得很，你真的要去吗？

        我就是为了开拖拉机才来当兵的，我请求团长一定让我去。

        这拖拉机可金贵了，不是谁想学就能学的，要求思想好、身体好、素质好，家庭出身好，你思想还可以，素质也不错，身体有些差，是什么出身？

        城市贫民。

        出身也可以。行吧，我同意你去，吃不了苦可别抱怨我，去好好学习，争取做我们师的梁军、张迪源。

        多谢团长，我一定好好学习！我非常高兴，走出团长的土坯房，就忍不住手舞足蹈地唱起《地头开饭歌》来——

        你知道那“黄金砖”是什么吗？那就是玉米面发糕。

        拖拉机培训班设在炮台。炮台并不是什么军事要塞，而是不知哪个朝代的屯垦人留下的一个土围子，有哨楼一样的设施，它作为屯垦失败的一个象征，经受着一年又一年寂寥风雨的抽打。

        我一到炮台，就去看拖拉机，那是1950年冬中央调来的四台“阿特兹”拖拉机和两台“乌特兹”轻式拖拉机。第二年春天，二十二兵团成立直属大队拖拉机队。陶峙岳将军非常重视这个拖拉机队，派自己的随身参谋洪涛任副组长不说，一般的问题都得由他亲自处理。当时，拖拉机队部设在距陶峙岳将军住所不远的地方，以便他打开窗户就能看见，还可以随时去检查工作，大家就开玩笑说他是拖拉机队队长。

        他在《陶峙岳自述》一书中回忆道——

        1951年春，机耕组成立之初，首先是为直属大队耕地。战士们兴高采烈地忙着试车试犁。一台52马力的“阿特兹”履带拖拉机，牵引一台四铧犁耕地，昼夜能耕地百亩，相当一百多人的连队用人力劳动一天的工效，原来是一片荒芜，顷刻之间变成沃土。

        一天，陪同王震同志来到地里，看到翻耕出来的土质，他不禁高兴地大声说，标准的结构土壤，比南泥湾的土都好得多，大有希望！说着，他跳上一台开过来的拖拉机，亲自开了两圈，才意犹未尽地跳下车来。

        我分到了妇女组，我学得很刻苦，所以我没当农机员，就直接升成了副驾驶，两个月后，我就当上了正驾驶。结业后，我驾驶着拖拉机回到了车排子，成了一名真正的拖拉机手。

        我当时刚满十六岁。

        这的确不是一个轻松的活计。我常常和副驾驶一起开上拖拉机，驶到了一片荒原上，开始垦荒。方圆一两里的范围内，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当时有“两怕”：一怕成群结队、到处乱窜的狼；二怕那些劳教人员。当时，这些荒原上除了军人，就是劳改犯。50年代初，石河子垦区不足万名军人，而罪犯就有三千四百六十一人。他们大多数是在全国镇反、肃反运动中捕判的，近百分之七十属于反革命犯。

        犯人有人管制，但狼却是没人能管制得住的。白天无所谓，它们躲在芦苇丛中，隐进荒原深处，一到晚上，它们就窜出来了，只见绿色的狼眼磷火样四处闪烁，凄厉的狼嗥此起彼伏，让人不由得心惊肉跳，真正是与狼共舞。

        拖拉机开荒翻地时，人员分成白班和夜班。我胆子大，所以值夜班的时候多。我在地里劳动，狼群就在四周打转。它们没见过拖拉机，不知那是什么兽类，竟好奇地跑到拉拖机前面来，左瞅瞅，右看看，拖拉机不到跟前，它们是绝不会跑的。

        这种时候最怕拖拉机发生故障，机器不轰鸣，狼群就会围上来，所以晚上检修机器的时候，要赶快点上火，才能防止狼群靠近。

        当时每个拖拉机上都配备了一支步枪，不过，它不是拿来打狼的，而是对付劳改犯的。记得那是1954年，我担任拖拉机组组长。那时夜班是三个人，一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一个油机员。当时上至兵团领导，下至每个战士，都把拖拉机当作宝贝，所以一出故障，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得马上报告。

        那是10月10日的半夜。拖拉机熄火了。我让另外两人去报告，自己抱着枪守在拖拉机上。

        周围是罪犯在加班打荒。有几名罪犯见拖拉机不动了，就指指点点地一边嘀咕着，一边要走过来。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所以十分紧张。我把枪握在手中，见他们要靠近，就大声说，你们打你们的荒去吧，若再往前靠，我就开枪了。

        我们是在打荒的。一个人说。

        这地都耕过了，你们到这里打什么荒！你们敢再往前走一步，我就不客气了。

        那几个人站住了，然后悻悻地退了回去。

        其实，那支步枪对于我来说，与一根木棍无异，因为我自入伍以来，就没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我根本不知道那步枪该怎么用。

        一年后，我又被派去学开康拜因，从试割到参加抢收，我一共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学会了。开康拜因比开拖拉机更辛苦，官兵们一年的汗水和辛劳，往往就在于能否抢收回来。当时讲劳动竞赛，我一天一夜只休息两三个小时，每天能收割一千来亩麦子。即使来了例假，也没有休息的时候。我因此差点丢了命。

        有一天，我刚想喘口气，不想身体太虚弱，晕倒后从康拜因上滚了下来。先是倒在地埂上，然后滚到埂下，刚滚下去，草车就过来了，差点把我碾着，我差点就没命了。

        我什么都不怕，就怕康拜因出故障，一出故障，就很难赶上别人。任务没完成，落在了别人后面，就只有抱着头流泪的份儿了。

        一次，抢收就要结束了，就在这时，康拜因的链条没油了，为防止链条磨损，我让拖拉机手停下来，抓紧时间膏油。不想拖拉机手疲劳过度，连离合器松了也不知道，拖拉机向前开了十几米，驾驶员才醒过来，踩了离合器。这时，我的右手上全是血，再仔细一看，拇指已被链条打掉了，我爬起来，找到那个指头，就往卫生队跑。

        我问卫生员能不能把那个手指给我接上。

        卫生员摇摇头，说，你的想像力真不错，树枝断了都接不上呢，何况是人的手指头。

        当时的外科手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我只好叹了口气，让卫生员赶快给我包扎，我还要去抢收。

        你这个样子还要去抢收呀，明年再说吧！卫生员认真地说。

        我叹了口气，说，这第一名只有让给别人了。

        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当时正在与后来成为我丈夫的邸世光谈恋爱，对于一个置身初恋的女孩子而言，总希望自己完美无缺地出现在男友面前，所以我觉得一个姑娘家缺了一个手指，是十分别扭的事。好在男友并不太在意，只是一个劲儿地安慰我，并真诚地说，维纳斯缺了一只胳膊仍是完美的，你只缺一个手指，并且是为新疆的建设缺的手指，是很光荣的。他的话让我十分感动。

        邸世光参加起义时，是名准尉，属于国民党军队里面的青年军人，年轻，有一定的文化。我与他认识时，他刚二十岁出头。我们是在拖拉机培训班认识的，他是机耕队队长，我是学员。当时，能与有文化、年龄相当的青年军官谈恋爱，是很难的，妇女队的好多女兵都看上了他，而他偏偏看上了我。

        我开康拜因共经历了三难，那两难已过去了。另一难发生在1954年夏收结束后，那次，我到七十五团机耕队去检修机器，他们把牵引架支好了。没想我刚一踏上去，牵引架就打了过来。我当时被打晕在地，头上砸了好长一条口子。卫生员给我做了简单的包扎后，就用牛拉架子车把我拉到了团卫生队。

        我从医院出来后，领导找到我，说，小华，你行不行，不行的话，就改行。右手的手指很重要，它没了，你把握东西就没力了。

        我一听让我改行，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我不会改的，我喜欢这个职业。我掉了一个手指，可我还有九个呢，这一点难处不算什么，我能够克服。

        领导见我如此坚决，就说，好吧，只要你愿意干，我们就会答应你。

        我一直干到五九年才不得不改了行。因为我第二个孩子生下来后，我就贫血，身体也垮了。离开机耕队的那天，我伤心地哭了一场，我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不能一直开着拖拉机在我们开垦出来的田野上耕种和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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