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2年入疆的湖南女兵中，共有两百名湘女分配在八一农学院农学系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占全系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按文化高低分编成一个本科班，三个大专班，两个中专班。

        学院的教室和宿舍都是破旧不堪的兵营，全是平房。我们五百多名学员入校的第一课就是参加整修校舍劳动，女兵们和男同志一样干，不怕苦不怕累，背土块一个比一个积极，最多背到十二块，肩背烂了也不休息，鞋破了就光着脚干，人多力量大，经过半个多月的劳动，我们的校舍便焕然一新。

        我被分在中专班。我们中专班主要是学习植棉栽培技术和粮食作物的管理以及植物保护。万事开头难，我们的学习条件非常差，一无课本，二无讲义，全靠自己记笔记，下课后，同学们再互相对笔记，完成自己的作业。学习虽然很难，但学习空气很浓，大家的考试成绩都能达到优秀。

        学习期间，王震司令员经常到学院检查工作并和同学们交谈，问寒问暖，和大家说说笑笑，看不出一点官架子。有一次，他来到我们班宿舍一看，说，好，内务整洁，被褥叠得有棱有角，像个当兵的。他还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掌握好专业技术，毕业以后要服从分配，安心扎根边疆，为各族人民服务。接着他又问我们有什么困难，一个学员用湖南长沙口音说我们没有鞋子。他风趣地说，那没关系，等你们毕业后分配了工作，结了婚，不就有了孩子吗？说得我们的脸都红了。急得那位同学连忙说，我说的是穿的鞋子，不是小孩子，引得王震哈哈大笑。

        1954年4月，我们中专班的同学以优异的成绩，带着所学的专业知识离开了学校，走上工作岗位。那天，我们有十六位同学从兵团驻地石河子出发去农七师，当天出师不利，汽车到沙湾县便发生故障，走不成了。怎么办？接我们的同志说，你们别急，我已向师里电话联系好了，一定会来车接大家。等了整整四个小时，只等来一辆马车，我们就拿出青年人的勇气，异口同声地说，把行李放车上，我们大家走路。一路上，同学们唱着歌，说说笑笑，三十多公里路，走了五个小时，到达师部驻地炮台，刘振世师长、史骥政委带领很多机关干部热烈欢迎我们，那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我们是八一农学院首批毕业的学生，也是兵团农业战线上第一代技术员，绝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战斗在天山南北。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对自己选择来新疆没有任何遗憾。只有一件事一直让我心怀愧疚，那就是对儿子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他病了三天后我才赶回去，致使儿子终生痛苦。

        我们这一代人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热爱工作，宁愿亏了自己也不愿亏公家。我当技术员时，要经常下连队蹲点。我的孩子当时才两岁，没人照顾，就请了个保姆。有一次，保姆到处找人带信说孩子病了，不会说话了，让我赶快回去。当时正是庄稼抽穗扬花的时节，我得把连队防治病虫害的工作指导完，因此耽误了一天。等我赶回去，把儿子带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他的耳朵听不见了，话也不会说了。我当时一听，就瘫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儿子就这样成了聋哑人，后来找了一个聋哑媳妇，我有了个孙子，因为我内心对儿子一直十分内疚，所以决心一定要培养好孙子。孙子遂我心愿，品学兼优，是美国树华奖学金获得者。对不起儿子在孙子身上补，我晚年的全部心血都在孙子身上。

        还有，就是1955年7月的一件事。那天我一大早步行到团部开完会后，天色已经晚了。回连队还要走八公里路，是回还是不回呢？大家都劝我不要回去，可我想到棉田里棉铃虫十分严重，耽误了治虫时间棉花就要减产，救灾如救火，我晚饭没吃就离开了团部，心想摸黑也要回连队，一个人走着走着，到了离连队还有三四公里路的地方，路两旁长着比人还高的芦苇和芨芨草，晚风一吹，“刷刷”直响，让人毛骨悚然。

        路上见不到一个人，抬头一看，发现前面约一百多米处有一只狼正在那里蹲着。“独狼难对付”，当时我害怕极了，豆大的汗珠直从头上往下淌。心想，我工作还不足两年，才活十八岁，就这样被狼吃掉，不是太可惜了吗？吓得既不敢吭声也不敢向前走，感到浑身都是麻木的。

        狼可能感觉到了我的恐惧，它站起来，向我逼近。

        我可能是因为极度的恐惧，吓得大叫了起来。

        狼愣了一下，后退了两步，然后继续向我逼过来。

        我想跑，但一双腿好像栽在了那里，迈不开半步。我想捡块石头给自己壮胆，但怎么也弯不下腰。我只有大喊，救命呀，救命呀——

        就在这危难之际，发现前面有灯光。原来是一位浇水的男同志，当时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就继续大声喊叫，有狼呀，快救命啊！那位军垦战士一边向我跑来，一边大声说，小姑娘，不要害怕！我来了！这时，狼见了灯光，害怕地跑了，我谢过这位同志，就赶快朝连队跑。那天我死里逃生，多亏了那位浇水的同志，这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遗憾的是，我当时因为紧张，连他的名字都忘了问。

        1960年冬天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们到下八户开垦新农场，所有的人都住进了地窝子。团长和政委有一间办公的小平房，但孩子和保姆住在地窝子里，团长王敬玉的爱人刘樱桃也是湖南女兵。有一天，一个地方上的老乡开车经过下八户，他没看清地窝子，也不知道地下住着人，把车开到地窝子上去了，一个轮子掉了进去，正压在刘樱桃住的地窝子上，把地窝子压塌了。保姆吓得大声喊叫，慌忙把一个孩子从泥巴里扒出来，但另一个孩子被压死了。刘樱桃正在地里劳动，当保姆抱着那个夭折的孩子哭着跑到地里，她一看孩子就大声叫起来，又是拍，又是喊，但孩子再也不能活了。她当时就一头栽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说起孩子的事，还有李道揆，她是八一农学院本科班毕业的，后任农八师农科所副所长，受到过农业部的表彰。她五八年在一四八团任生产股股长，不但要指导生产，还要兼管农、林、牧业和水利，忙得不可开交。一天，她正在地头劳动，忽然感觉肚子疼痛难忍，她走到芦苇地边，小便后，掉下来一个血淋淋的东西，她用纸包好拿回家，请医院护士查看。护士看后说，李股长，你小产了，是个女婴。她听后，心情难过极了，深思了一会儿，对这位护士说，我小产这件事，请你保密，一定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还有很多工作等待我去做。这位护士用同情的、难以理解的眼光看着这位年轻的大学生，问道，你的身体行吗？没关系。护士只好把这个秘密埋在心里。第二天，李道揆又到了地头。

        的确，那时的人都追求一种崇高向上的东西。

        曹福民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当兵之前，她在杨开慧的母校湖湘女中读书。她五○年就考上了志愿军的文工团，但可能是出身地主的原因，没有让她去。第二年她参加了西北军区干部招聘团，到兰州后，分配在西北军区机要处。

        她那时最喜欢唱的就是《共青团员之歌》，这首歌给她的鼓舞太大了，她至今唱起来还会热泪长流。到了兰州后，她并不安心，一心要奔赴祖国的边疆，一心想到新疆去。

        后来新疆军区机要处需要人，她第一个要求去，领导同意了。

        出发时正是元月。寒冷的河西走廊萧条得荒芜一片，孤独的一辆卡车上坐着四十个人，架着两挺机枪，直到二月初才颠到了猩猩峡，那里的气温零下四十摄氏度，晚上十二点，刚过七角井，车就翻了，好在人员没有伤亡。天太冷，大家用被子把自己包住也不管用。男同志就喝酒，让她也喝，说能御寒。她不会喝酒，喝了几口，反而觉得更冷，后来就冻得没有知觉了。

        一直等了两天，才终于等来了救援的车，把他们接到新疆。她留在了新疆军区机要处。

        别人都羡慕她，但她并不愿留在那里，觉得那里太舒适了。那时的人都追求一个英雄梦，她一心想去阿勒泰。当时那里连汽车都没有通，是新疆最艰苦的地方之一。

        不让她去，她就不报到。正与上面闹着，未想身体不争气，她鼻窦化脓引起了视网膜发炎、化脓。当时新疆只有西北医科大学分来的唯一一个医生能做手术，但这种手术他从来没有做过。所以机要处决定把小曹转回兰州，但她坚决不走。她说，她既然来了，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

        后来，她的手术成功了，但阿勒泰没有去成。

        1954年新疆军区与建设兵团分开，她分到了兵团秘书处。第二年她结了婚，丈夫是兵团组织部干事。她在秘书处的工作就是送送文件，很轻松自在。她不干，要求到农七师。这样，她丈夫也就跟她一起下来了。她丈夫到农七师当团委书记，她到一三二团当青年干事，不时在准噶尔盆地南缘的荒原与戈壁滩上奔波。“反右”开始，她们夫妻双双受到了冲击，都被下放到柳沟一场劳动。场里给了他们一间小平房，不久，她丈夫被弄到山上炼钢，她带着两个孩子继续参加劳动。

        “文革”时她被正式下放。因为她哥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她从华东师大毕业的弟弟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所以好多人一心想把她也打成反革命。她当时把毛主席语录背得很熟，任何问题都可以用语录回答，别人抓不住她什么把柄，就只有让她下放劳动，挖厕所，种苹果。后来，甚至让她去生产“九二○”农药，她虽然没受过培训，但照着书上讲的，硬把农药给做出来了。“文革”结束后，她负责一四八团的教育工作，直到1989年退休。

        我们这一代人顺顺利利的时候少，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就整得你够呛，要生活下去全凭个人的毅力。

        张振颖是1937年12月出生的，1951年参军时刚过完十三岁生日。这么小来到新疆，除了部队的培养锻炼，就是自己闯，后来还蛮有成绩的。她祖父与徐特立是同学，解放后由徐介绍进了湖南文史馆工作。父亲毕业于湖南大学，英语很好，解放前在洋行做事。解放后，她父亲失业了，后来经一个同学介绍到汉口一家银行工作，没工作几个月，就因脑溢血逝世了。她母亲毕业于长沙美术专科学校，在她两岁时就不幸去世了。她在家中排行老四，高小毕业，因无钱读书，正在着急，听说到新疆后可进学校，就决定要去。开头分到二十六师文工队，还没报到，文工队就解散了，她就到了九军医院，当了一名小护理员。按说她那么小，自己还需别人照顾呢，却护理起病人来了。第二年，她分到了化验室学化验，五三年就到了二十六师卫生处化验科，骑着马，去为“九二五”起义官兵查梅毒，把二十六师所有连队都跑遍了。那时的很多生物试剂——包括检查梅毒的抗原——都是她自己制作。她就从那里起步，发表了很多论文。国内的马鼻疽菌和星形奴卡氏菌就是她首次发现的。

        说起湖南女兵，就回避不了说她们的婚姻问题。因为人们把我们称为“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大多数婚姻虽然是苦涩的，但它实现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愿望，让新疆屯垦不再一代而终。我们也的确因为在这里养育了自己的儿女，而把根扎在这里了。

        刘玲明是石河子大学助理研究员，她五一年到新疆后，分到了驻扎在奇台的六军十七师四十九团休养连——也就是后来的卫生队——当护士。到后不久，部队就开到了北塔山、将军戈壁和准噶尔盆地深处去剿匪。那些土匪骑术很好，窜得比兔子还快。剿匪部队开到哪里，她们就跟到哪里。正是冬天，到处冰天雪地，气温零下三十多度。在那样的情况下，她们洗绷带都只能用冷水；吃的馒头，在怀里焐上好几个小时，里面的冰还化不掉。休养连的女护士只有五个人，所以在那半年剿匪的时间里，她基本上没睡过囫囵觉。

        剿匪结束后，她们团开到乌苏，参加独山子建设，现在独山子已是个城了，当年却只是一片戈壁滩。领导说，要在那里建一个工业城，大家当然很兴奋，有了一种做梦的感觉。不想，到独山子没多久就让她结婚了，她当时才十六岁。

        这之前，卫生队队长想跟她结婚，她不，队长就关了她一晚上禁闭。她还是不。后来一个种甜瓜的老兵送给她一个甜瓜吃，队长就说她跟老兵有不正当关系。

        从那以后，她总要想办法回避这方面的事，但无论怎样也回避不了。

        有一天，他们突然把一张已经按了手印的结婚证明放在了她面前。可这个手印不是她按的，她当即就说，你们这样做太残酷了，我爸已给我订了婚。

        订了婚退掉就行了。

        可我才十六岁。

        但你档案上明明是十八岁。

        那是当初想当兵，自己把年龄报大的。

        我们以档案为准。

        但我是来搞建设的，婚姻是我自己的事。

        这是为了更好地搞建设。你不要看不起老同志。人家是共产党员，是为了革命才没有结婚的。

        这些大帽子一压，女兵们就没办法了。

        对于婚姻这个问题，很多人没一点思想准备。反正，那个时候，你不结婚，就有人老找你的麻烦，每年总结，都有一大堆意见。婚一结，这些意见就没有了。

        欧阳桂斌是湖南攸县人，1952年入伍的，在伊犁土改团工作过，走遍了伊犁牧区，住过羊圈，嚼过冰，啃过馕，学会了说维语，表现是很好的。当时就是因为对这种分配婚姻说了几句话，就说她对革命同志没有感情，入团时没有被通过。

        不管怎么说，我们熬过来了，生命本身把那些东西战胜了。现在回想一下，生命高居在了那些东西之上。可以这么说吧，我们无愧于父老乡亲，也无愧于这一片热土。如果家乡的亲人要问50年代初来新疆的辣妹子现在怎样了，就请你转告他们，就说我们很好。最后，我写了一首诗，想献给我的故乡，献给我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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