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开了二十六年拖拉机，最后从一四九团砖瓦厂退休。我们这一代人正在消失。特别是一生生活在最基层连队的女兵，虽然才六十五岁左右，但大多已去世了。我们是受了一辈子苦的、最苦的女兵。艰辛的劳动，使很多人在三十岁、四十岁或五十来岁、六十岁出头就离开了人世。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农工嘛，就是与泥巴打交道的人，泥巴永远在，人嘛，被泥巴一点一点地吃掉了，最后自己也成了泥巴，与泥巴打交道的人就是这样。

        我们进疆的湘女主要是指1951年和1952年的，经戴庆媛和朱楚湘到新疆军区档案馆去查证，1950年和1951年有三千多人，有花名册；1952年只有统计数字，是四千多人，共八千余人。在整个新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留下过我们湘女的足迹；只要有团场的地方，就留下我们湘女劳动的身影。每一片绿洲，包括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拖拉机厂、八一水泥厂、八一面粉厂、八一合作总社、八一毛纺厂、八一糖厂，都浸透了我们的汗水。有不少人埋骨天山，长眠新疆。

        人家说我们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其实，好多湘女不仅仅是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终生，她们还接来了自己的父母。后来，兵团需要劳动力，需要人口，他们又动员来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这种一人来疆牵动全家来疆的情况很多。

        宋承莲自己吃了很多苦不说，有了孩子后，就把母亲接过来了，母亲离开了长沙的生活环境，到新疆来吃玉米子，吃土豆白菜，受风沙严寒，最后埋在了新疆。后来，她又动员弟弟从长沙来到了她工作的一四三团。她弟弟一直工作在该团水利战线，是总工程师。1994年在指挥抗洪抢险时，不幸牺牲了，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也是埋骨天山。

        郭清秀的母亲漆瑞英在九四年以八十四岁高龄去世后，按她的遗嘱，把骨灰撒在了玛纳斯河。而埋骨天山的女兵，仅崔曼琼来疆时所在的分队就有刘益成、王春年、刘国安、童春珍、刘永琴、王丽丽、汤佑芳等人。

        我原名廖文藻，湖南衡山县人，1951年3月入伍，我父亲是醴陵县政府的一名科长，我是他的独生女。

        我到部队后，分在二十六师休养所当护士，我是主动要求去开拖拉机的，没想一开就开了二十六年。这在湖南女兵中是唯一的。

        不用说，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很多人坚持不下来，就当家属去了。要说我不后悔也是不真实的，当初如果当护士，以后的生活会轻松许多。现在，伺候了一辈子泥土——到砖瓦厂也是和泥土打交道，只有三四百元退休费，还只能领百分之八十。但这是自己当初的选择，怨不了谁。

        我工作的地方都是苦地方。先是开发苇湖，然后又去了莫索湾。

        那苇湖的苇子跟竹子一般粗，无边无际，一掉进去就很难钻出来。那儿是野生动物的乐园，老鸹最多，好像全世界的老鸹全集中到那里去了。一飞起来，黑压压的一大片，像乌云一样遮天蔽日。野猪、狼也不少。有天晚上收工回来，我就被一只四条腿的“老兄”悄悄盯上了。走着走着，它突然把前爪搭在了我的肩上。我知道遇上麻烦了。只要我一扭头，它便会一口咬住我的喉咙。说时迟，那时快，我运足全力猛然抓住那两只爪子，狠命往地上摔去，我第一次知道狼的力气有那么大，我差点没有整过它。

        这些大动物难对付，还有更令人伤脑筋的蚊子。一到夏天，就是蚊“雨”倾泻，蚊“雷”震耳。一张口就飞进好几只，一伸手就抓一大把。有人说，那儿是“白马进去，红马出来；瘦子进去，胖子出来”，马怎么红的？蚊子咬红的；瘦子怎么变胖的，蚊子给咬肿的。还有蛇，我有一天早上起来，被子上竟盘了一条蛇，吓得我连滚带爬地从苇棚子里逃了出来。那里雨多，一下雨就是一片泽国。苇棚子是挡不住雨水的，一下雨，衣服、被子和人全都湿漉漉的。最怕的还是开春冰雪融化的时候，拖拉机常常陷住，一陷住，就只能靠人推——棉衣、苇把子不停地往轱辘下垫，把拖拉机推出来，人也成了泥猴子了。苇子这玩意儿特难缠，一晚上能蹿出十几厘米，今天刚割掉，明天又冒出来。但它爱水又怕水，割过的苇子，切口被水一沤就活不成了，我们就用这办法来对付它。

        这是我在苇湖印象最深的事，而莫索湾比苇湖还要艰苦。

        那已是1958年的事了。作为兵团的第一批拖拉机手，还在开拖拉机的已经不多了。而我是因为表现太好了，所以才没有被调走。我开着拖拉机进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莫索湾开发战不仅是玛纳斯河流域，也是整个兵团开发史上最壮丽、最辉煌的一章。

        莫索湾荒原因其幅员辽阔而极具诱惑力。历史上曾有人试图向荒原发起挑战，但都失败了，包括大名鼎鼎的左宗棠。这里的西营城、野马城、东阜城等屯垦遗址，都是他当年的军队留下来的。那半掩于黄沙衰草之中的断壁残垣散落各处，警示后来者莫要轻易来碰这让他们一次次屯垦失败的荒原。

        然而，农八师却下达了开发莫索湾的命令，要求各团场选调精兵强将，自带农机具，全力支持创建新农场。

        各路人马或徒步，或乘坐汽车、拖拉机，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大漠深处。整个大漠立即沸腾了，打荒、运荒、犁地、修渠、铺路、植树，歌声、打夯声、号子声、机器轰鸣声与烧荒的烟火、高扬的尘土，组成了一个壮阔的、战天斗地的劳动场面。

        那个苦呀，真不知该怎么说。首先是没有水喝，吃的、用的水都是从几十公里以外拉来的。正是年初，拉的都是冰，得加温化开才能喝。每人每次只有一小杯水，官兵一视同仁，绝无后门可走。洗过脸的水还得用来洗衣、洗脚，即使嘴唇干得冒血珠子，也舍不得沾一沾宝贵的水。冬天过去之后，冰雪化完了，就只能喝蜇嗓子的苦水了。沙漠里的风特别厉害，三五天就是一场，都是裹着沙石的狂风，一来就搅得天昏地暗。有时还刮黑风，那风一来，连站在你面前的人都看不见。沙石打在脸上，像针锥一样难受。这风也开开玩笑，搞搞恶作剧，有时大家正坐在地头开会，它也参加。迎着它你睁不开眼睛，所以只能背对它。好啦，等你会一开完，它已用裹挟来的沙子在你背后做了个“沙靠背”。最害怕的是小麦要灌浆的时候，它来了，一扫过麦田，就是一片狼藉。大家把麦子扶起来，它又光顾，反复折腾你，所以那时的麦秆儿长得有点怪，总有三五道弯儿，大家开玩笑说，莫索湾的麦子富有“曲线美”。有时候，它一扫过，麦子再也扶不起来，每个人都会暗暗落泪。还有，就是这里的地穴特别多，拖拉机老往里面陷，那是老鼠、野狼、蚂蚁和烂掉的树根造成的……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军垦战士垦荒的步伐。莫索湾的开发于1960年胜利结束，两年多时间，共开荒造田九十多万亩。另外，还建房两万多平方米，造林三万三千亩，栽果树四千四百多亩……一个个新农场像梦一样出现在准噶尔腹地的荒原上。

        我始终都参加了这场会战，并留在了这个叫东阜城的地方。在这里，我投入了新的战斗，那就是保卫垦荒成果。

        沙漠是难以被制服的。它是世界上最顽固的东西。它们总想着要“收复失地”。莫索湾开垦出来了，但要守得住才叫最终的胜利。

        不等你站稳脚跟，大自然就开始反攻了。这包括从地上来的干旱，从空中来的风沙，从地下冒出来的盐碱。

        对于干旱，只有修灌溉系统。干渠、支渠像动脉，贯穿各垦区；斗渠、农渠像小血管、毛细血管，遍布每块条田。全国最大的灌溉系统之一就在我们这儿。而石河子的水库就有十几座，蓄水近亿立方米。像蜘蛛网一样的水渠就达一万五千多公里，想一想，真是不敢相信那是我们用双手建成的。就是它们，牢牢地扼住了旱魃的脖子。

        对于风沙，我们筑起了一道道绿色长城。树是我们的战友，我们走到哪里就栽到哪里。未安营，先栽树，这是我们的一条军规。陶峙岳司令员曾在石河子制定过“护林公约”。即使在最缺水的时候，我们宁肯自己受渴，也不让树旱着。没有人能数得清我们垦区有多少棵树。道路林、护田林、护渠林、风景林，一行行，一片片，到处都是，每块条田、每条街道，都是绿树镶边。就是它们，抵挡了沙漠里的风沙。

        对于“碱老虎”——它比真老虎厉害得多。我们就用拉来的沙子对付它，有点儿以毒攻毒的味道。我有一次拉沙到条田里去，在沙漠里刨出来好多死人头，都发白了，吓得半死。这时，偏偏拖拉机又坏了，走不成，真以为是碰到鬼了。

        你从我们条田边经过时，会看到人工挖的一条条深沟，那是排碱渠，也是用来对付“碱老虎”的。仅三十团的排碱渠就长达一千四百多公里，全师十九个团场，少说也有两万多公里吧！

        要说开拖拉机，还是先说说老乡李明和刘功辉的事吧！她俩也是“拖拉机迷”。李明原是湖南长沙市西长街福如织布厂的工人，女工委员。1952年参军时是招聘团二大队三中队三分队分队长；入疆后，分配在兵团司令部收发室当收发员，工作轻松，生活条件优越。由于她工作积极肯干，服务态度热情周到，当年12月，就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当她从报纸上看到新疆军区第一位湘籍女拖拉机手张迪源的事迹后，非常羡慕。她坐不住了，朝思暮想，三番五次写申请，要去学开拖拉机，到生产第一线去开荒造田，建设边疆。

        兵团领导见她想开拖拉机心切，1954年同意了她的要求，调她到八一农学院实习基地八一农场学开拖拉机。真巧，正好分在张迪源那个机耕队。从此以后，李明认真向师傅学习，刻苦钻研技术，边学边干，不到半年，就能熟练地犁地播种。大忙季节，她经常连头也顾不上梳，把头发塞在帽子里，穿的是背带裤，干起活来和男同志一样，从不叫苦叫累，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同志们都称她“假小子”。

        李明男朋友何筱俊是兵团陈实司令员的秘书，他们恋爱的时间长达五年之久，拖到1958年元旦才结婚，婚后第四天她就回农场工作。兵团首长为了照顾他俩的生活，三次去函，调她回机关工作，她都拒绝了，决心在农场开一辈子拖拉机。

        当年2月4日，李明带领十几个劳改员往地里拉运肥料，那时的气温是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忽然拖拉机发生故障，她去排除故障时，右手四个指头转进齿轮里。幸亏一个劳改员冲上去，及时关住了发动机，才保住她的性命。李明因流血过多，晕倒了。等她第二天醒来时，已经躺在军区医院的病床上，除大拇指外，她的其他四个指头都粉碎性骨折。

        十天以后，从外地出差回来的爱人何筱俊赶来看她，从不掉泪的“假小子”哭了。四月底，她的手还未痊愈，就要求出院，回到农场，她还要开拖拉机。领导不同意，说，等你手好了再上车吧！她想现在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我不能上车也不能在家休息，就带着伤残的手，给拖拉机组的工作人员送水送饭。当年下半年，李明又开拖拉机了。四年之后，李明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只好服从组织的调动，回兵团子女学校食堂任会计。

        刘功辉是1951年3月从湖南长沙参军的。到新疆后，分到二十二兵团直属政治处任见习干事。兵直政治处在石河子老街，和陶峙岳司令员住处是邻居，相隔二十多米。

        有一次，陶司令员说要培养一批女拖拉机手，吸引内地更多的女同志来建设新疆，把新疆建设得和苏联一样的机械化大农业。刘功辉的志愿不是开拖拉机，是想当会计，也是一次偶然机会从报纸上看到张迪源开着拖拉机的巨幅照片，觉得很神气，改变了她的初衷。当她听了陶司令员的谈话后，非常高兴，说她也去开拖拉机，终于得到了陶司令员的准许。

        1951年8月，王震司令员决定组建第一批机械化军垦农场，其中，有乌鲁木齐梧桐窝子八一农场，即现在农六师一○二团场，步兵第六师机械化农场，即现在农八师石河子总场。刘功辉被批准去学开拖拉机，感到十分幸运和自豪。那时，从兵团机关抽调学开拖拉机的三位湘女是：兵团宣传部的唐万鹏，兵团文工团的晏一民和刘功辉。她们三位湘女都是大个头，身强力壮，敢和男同志试比高低。

        刘功辉和唐万鹏背着背包，奔赴老鸦窝拖拉机队报到——晏一民晚到几天，为开拖拉机，刘功辉自愿从副排级干部待遇降为战士级。

        在大戈壁滩上开荒，女同志的确困难很多，没有厕所又没有树，解大小便很不方便，有时要跑到很远有渠沟的地方去解手，这样很影响工作。为了多开荒不影响工作，我们在拖拉机后面拉块布挡住解手，有男同志在附近还有点不好意思。那时一个班要干十五到十六个小时，下班后要交接班，保养机车和做下一个班的准备工作。开荒回来，每个人身上脸上的灰有铜钱那么厚，身上脸上全都是黑的，只有牙齿是白的，所以别人笑我们是“黑人牙膏”。

        我五五年结婚，五六年怀第一个孩子时，怕影响工作，我不想要，为了能流产，就不顾一切地干重体力活，但孩子还是没有弄掉。没有想到，我从广西军政大学毕业后来新疆工作的爱人在我五七年即将分娩时，因公牺牲了。可能是我过于伤心的缘故，我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十七天就夭折了……

        我开拖拉机直到1977年，光为了制服干旱、风沙和盐碱，我就不知道拉了多少沙土。后来，开不动了，只好去砖瓦厂。现在头发也白了，眼也花了，腰也弯了，什么苦也吃过了，风风雨雨，忙忙碌碌，水里泥里，风里浪里，一辈子转眼间就过去了，唉！

        你看，说了这么多，怪沉重的，我给你唱一首叫《拖拉机》的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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