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要写我的名字，在博乐这片土地上，有一大群与我一同来的姐妹，我只是代大家讲一讲当年的事。

        进疆路上的苦，还有在哈密的苦就不说了，我只说说我们从哈密迁到博乐来的事，成千上万的人，一千二百公里的路程，算得上是大迁徙了。

        农五师的前身是六军第十六师，1952年元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全体官兵集体转业，组建了农业建设第五师。因为哈密风大沙多，气候干燥，降水稀少，土地盐碱大，全师从1952年修渠，次年建场，到1956年，才开垦出五万亩土地，不如其他师的零头多，所以就有“富八师、穷五师”的说法。

        这主要是没有水。全师一直在派人找水，曾到过甘肃明水，新疆鄯善、吐鲁番，足迹踏遍了东疆的每一片土地，但总是失望而归。后来，国家航空测量队在对兰新铁路哈密至乌鲁木齐段进行航测时，在罗布泊发现了大片水域。那虽然是个连探险家都轻易到不了的地方，是举世闻名的死亡地带，但全师官兵都十分振奋，以为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师长翟振华立即组织一干人马到罗布泊寻找水源。

        他们出发时，师机关和直属队的官兵都去为他们送行。因为师参谋长毛熙屿在1949年曾派人保护过苏联探险家赴罗布泊探险，历时半个月，也没找到罗布泊的影子，最后，人差点没走出来。他知道那是个恐怖的、神秘莫测的地方，弄不好就会葬身其中。后来的彭加木、余纯顺不是做了它的牺牲品吗？所以那送行就有些悲壮的味道。

        他们前两次进罗布泊没找到水源，然后第三次又进去了，这次是找到水了。但上级来了电报，说那里是国家保密地区，有水也不能种地。当然，后来都知道了，那里是原子弹试验区。

        大家正在失望，兵团政委张仲翰提出让农五师到博乐开发新垦区。在新疆的屯垦史上，张仲翰是个有远见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兵团的人都很怀念他。当时中苏铁路尚在兴建，该铁路计划在阿拉山口与苏联铁路接轨。这一是为了边防，二是让那里的荒原变成良田，作为“展现给中外人士的一个橱窗”。同时也是给农五师这头困在哈密无水区的狮子一个重新创业的机会。

        1960年元旦，师长翟振华带领的由十五人组成的先遣队先出发了。他们坐着两辆小车，一辆卡车，冒着寒风，来到了博乐。那时，整个博乐只有一辆汽车，现在一下子来了三辆，人们都从低矮的屋子里钻出来看热闹。

        博尔塔拉是蒙古语，意为青色的草原，总面积两万七千平方公里，有天然草场两千五百余万亩，土地面积三千七百多万亩，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宜农宜牧，先遣队听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领导的介绍，非常兴奋，立即分成两组，沿东西两线骑马踏勘。

        此时正是博尔塔拉的大雪季节，那一年的风雪更是不得了，有些地方，一脚踩下去，人就骑在了雪上，动弹不得。有些雪糟子，人一掉进去，就没了顶，不赶快刨出来，就会没命。在这样的地方要了解土质、了解植被自然更加困难，他们得跑很多点，扒开几十厘米、上百厘米厚的积雪，然后把冰冻的泥土刨出来，了解它是否贫瘠，是否宜于耕种，最后找一处破羊围子、一棵树或猎人避寒的土洞作为标记；或者在那些什么都没有的荒滩上，找个木棍楔入地下，再拴上一根布条。

        就这样，在那些处女地上第一次诞生了吉里尕西、拜西布拉克、安格里克、青塔拉、白庙这些农场的名字。

        他们派人回到哈密向我们讲起这些地名时，我觉得那些名字很好听，很有诗意，连在一起像不同音符组成的乐曲。我们对那个地方充满了向往。

        当年的2月6日，我们第一批三千名职工、近四百名干部以及六十多台大型机械开始从哈密出发，队伍浩浩荡荡，延绵了十多里路。

        虽说是去开辟新的家园，虽说哈密山枯水瘦，屯垦受挫，但大家毕竟已在这里生活了近十年，从一无所有，到有了家，有了儿女，再不可能像刚进疆时那样无牵无挂，充满浪漫色彩了。这里已有了故土的感觉，即使要去的是世外桃源，但那毕竟是个异乡，所以大家的心情都十分复杂。

        新疆二月的气温常常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到处冰天雪地，一派枯寒景象。大家坐在大卡车上，覆盖着卡车的篷布根本抵挡不住刺骨的寒意，人们裹上了所有能裹上的衣服，蜷缩着身子，把冻得哇哇直哭的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鄯善、吐鲁番、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乌苏……越往北去越冷，最后，男人们只好把妇女和孩子用被子裹起来。

        那时候路况很差，又是冰，又是雪，车队走得很慢，一千二百公里路走了八天时间。因为人员和机械必须在春播之前运往博尔塔拉，所以许多职工是在车上过的年，啃一口大饼，咽一把雪，连一块糖也吃不上。我们就这样过了一个清寒的春节。到三月中旬，西迁大军陆续抵达指定建场地点。

        博乐那时还是个典型的边陲小城。寒冷使居民们都躲在房子里，烟囱缓缓地冒着黑烟，偶尔会驶过一辆简易的叫“六根棍”的马车，留下巨大的木制车轮的辚辚声和马脖子上的铜铃声，驭夫裹着羊皮，缩着脖子，袖着手，盘腿坐在车上，谁也不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

        我们青年农场的几百人到达农五师驻博乐管理处后，以为到了，都去找避风挡雪的地方。寒冷使大家在屋外都站不住，孩子更是冻得哇哇直哭。但管理处就七八间民房，几百人就是撂也撂不下。后面陆续还有其他场的汽车开来，一车又一车人，在屋外站了好几层。最后，处里的领导就说，妇女领着小孩到屋子里来暖和暖和，轮流来，每人在屋里待十分钟，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坚持坚持吧！大家都看到了，这里没有地方吃住，你们青年农场建场的地方叫拜西布拉克，你们新建农场的番号叫红星十五场，快去吧，不然这里要被挤破了。

        我们日夜兼程七八天，顶风冒雪，风餐露宿，在路上没吃一顿热饭，没喝一口热水，没睡一个囫囵觉，本想到了博乐，至少不再如此，谁知还要往前走。

        大家又爬上了汽车。

        近十天来，大家呼出的气在篷布上凝结成了很厚一层冰霜，人们坐在里面，跟坐在冰窖里一样。

        大地一色，全是白茫茫的雪原，寒风呼啸着，像从荒原上掠过的马帮，一丛丛芨芨草和一簇簇红柳在风中瑟瑟发抖，看不见任何活着的东西，更看不见人。我们的汽车像甲虫一样在雪原上爬着，显得孤独而无助。

        看到这种情形，已有女人抽泣起来，母亲一哭，孩子也跟着哭了。有些男人劝着，有些则斥责着，这样一来，女人们就哭得更伤心了。

        荒原上没有公路，我们一边探路，一边前行，走走停停。到拜西布拉克要经过一条干沟，大风将两边山脊上的雪都堆在了沟里，有些地方的积雪厚达一米以上，车子像一头觅食的猪，拱着雪，艰难地前行，有时车爬上去了，又滑了下来，没有办法，为了减轻车的重量，大家只好下车；为了不使汽车陷住，大家在前面挖雪前进，车子在后面跟着，有些地方还必须用绳子拉车。直到半夜，我们才走出干沟，又走了一会儿，管理处带路的干事说到家了。

        到了吗？真到了？女人们像是有了希望，纷纷把头从车里探出来。

        但她们一看，心就凉了。有些人又哭了起来。只有孩子们已睡着了，所以只有女人们的哭声。

        女人们把娃娃看护好，他们睡了，不要把他们弄醒了，深更半夜，黑天黑地的，没吃没喝，连个羊圈也没有，娃娃们弄醒了不好哄，男人们都下车来。场长用嘶哑的声音喊叫道。

        男人们心里也惶得很，他们只是不显露罢了。他们铁青着脸，最多骂几句粗野的话。

        那所谓的“到家”，就是到了一根拴了红布条的木棍子跟前，看不见炊烟屋舍，听不见犬吠鸡鸣。它是荒原深处的荒原，除了风雪的嘶叫，听不见任何生命的声息。

        车灯能照射到的地方，除了雪没有任何东西。夜里只有雪光，茫茫一片。从阿拉山口刮来的风裹着雪，抽打得男人们站立不稳。

        阿拉山口是新疆著名的风口，这里的风不分时节，下午两点起风，清晨风止，风速每秒近六十米，常刮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这风口地区夏天特别热，大多在四十摄氏度以上；冬天又特别冷，常常在零下四十多摄氏度。

        男人们背对着风向，弓着腰，蹬着腿，以防止被大风刮倒。

        人们动手清雪，但雪刚铲掉，风又把其他地方的雪搬来了，大家只好又回到车上。

        车被风刮得摇摆着，刮得篷布发出“乒乓乒乓”的声响，像要把篷布撕掉，把人们唯一的藏身之所毁掉。

        越来越冷，车上的人紧紧地挤在一起也不管用，车里的哆嗦声响成一片，孩子被冻醒了，哇哇地哭叫起来。

        这也许是这荒原上第一声孩子的哭叫，尖锐而嘹亮，像优质金属发出的声音，像天籁，风把它一直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一个孩子哭了，其他的孩子也跟着哭起来。哭声使女人们抽泣，男人们落泪。哭声使我们意识到，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就是我们要到的家。

        男人们纷纷跳下了车，司机把车开到向风的一面，挡住风，男人们无声地、狠劲地铲雪，然后把行李从车上甩下来，然后烧起篝火。

        女人们也下车了，她们紧紧地搂抱着孩子，紧紧地咬住嘴唇，再不让眼泪流出来。

        火是唯一的温暖之源，也是家的雏形。大家围着篝火，把被子打开，铺在地上，然后几十个人盖一顶汽车帐篷，紧紧地挤在一起，入睡了。我们就这样拥抱着这块处女地进入了梦乡。

        几天之后，在博尔塔拉的荒原上，就诞生了红星十一场、十二场、十三场、十四场、十五场、十六场。除了这块冰冻的土地，没一间房舍，没一寸耕地，真正是白手起家。

        而我们拜西布拉克的条件又是最艰苦的。

        住房是用芦苇、树枝和碱土垒起来的，又低又矮，但总算有了个避风挡雪的地方。最苦的是开荒，拖拉机还没有运来，而春天来了又得播种，没有土地怎么播种呢？我们就先用铁锹、砍土镘、十字镐开荒。地还冻着，挖不动，一镐下去，手震裂了，却只有一个白点子，那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关键是粮食越来越少。粮食都是从哈密走时带的，带不了多少。这里的气候潮湿，玉米面捂霉了，但也得吃。最后，这样的东西也没有了，大家就去买老乡的苜蓿苗吃，还有的职工把头年就已死掉的羊、马挖出来煮了吃，还有的就用盆子煮蝎子草吃，或到老乡地里捡已冻烂的洋芋吃，还有个职工吃了断肠草，死了。

        最可怜的是孩子。他们常常在晚上饿得哭起来。只要一个孩子哭，其他孩子也会公鸡打鸣一般跟着哭。就这样，整个驻地都是孩子的哭声。这时，最伤心的就是母亲，她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孩子吃，只有一边暗暗落泪，一边把孩子紧紧贴在怀里，千方百计把孩子哄睡了。

        最后，师里作出规定，将一星期吃一顿白面的规定取消，剩余的极少的白面留给重病号吃；将一日三餐改为两餐，实行定量供应，每人每餐两块发糕；再后，又将一日两餐改为午餐吃发糕，晚餐喝菜糊。后来，发糕里掺进了磨碎的玉米芯叶，叫“高产饭”，还有的发明了“人造肉精”，吃了拉不下屎，一家人常常要找个没人的地方，撅起屁股用手相互掏屎。那真是个饿啊，有些人饿急了，见啥吃啥，吃地里的虫子，趴在野地里啃野草，恨不得见了人都上去啃两口！

        最后，连“高产饭”都断了。每个农场都在告急。我们场的职工王彪徒步去向上级报告断粮的事，饿得在路上晕倒了，等他醒过来，双腿已不幸被冻残，他是爬到博乐去的。

        饿死人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而当时，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新疆的粮食大多调往口内，支援重灾区。最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借了些粮食给我们，并无偿地支援榨油后剩下的油渣和碾米后留下的糠麸。

        我们住在重碱区，还有成片的沼泽地，冬天冰冻了还好点，其他季节即使人走在上面也吱吱冒水泡，加之四月正是雪水融化、土地开冻的季节，汽车一到阿拉山口就陷住了。那里离农场还有二十多公里，我们也顾不得了，都去运粮。场领导也说了，如果饿了，可以吃。大家见了粮食，都哭了，都往嘴里塞着生面粉，这哪里像人呀，简直就是一群饿痨鬼。

        但借粮毕竟是有限的，整个国家都在挨饿，不可能给我们提供支援，我们得浮肿病的人越来越多。但只要还有一点力气，大家都仍然坚持开荒。因为我们知道，粮食只有土地里才能出，只有把种子撒进地里，才有不挨饿的希望。

        没有收成，自然也就没有工资，男人们没钱买烟抽，就抽一种叫“胖姑娘”的植物叶子；女人生孩子，没钱买红糖，领导就写个条子到场部商场领两斤；有时连寄信的邮票钱都没有。就这样，我们靠双手开出了两万多亩荒地，完成了水利工程土石方二十六万立方米。拖拉机运到后，又开荒播种六点三万亩，当年收获面积近四万亩，超过了哈密全垦区的总播种面积，收粮食三百多万斤。

        我们就这样把一块荒原唤醒了。现在，这里已找不出当年荒凉的影子。现在，我们这些人已老了，当了祖母，但这里的绿洲是年轻的。我们吃过苦，我们的儿子吃过苦，但我们的孙子再也不会吃我们当年的苦了，这是我们这些祖母们深感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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