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关注赌场生意是在1975年末的一天。当时我正驱车为康莫得酒店收购的事情参加一个会议，收音机里一则新闻吸引了我。播音员说，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市的酒店员工举行了大罢工，引起了诸多不良后果，其中之一是，在拉斯维加斯州拥有两家赌场酒店的希尔顿酒店股价大跌。这件事让我意识到，经营酒店真不容易。不过，我有一个疑惑：希尔顿酒店在世界上拥有至少100家酒店，罢工只影响了两家赌场，却使酒店整体股价大跌，这怎么可能呢？

        回到办公室没一会儿，我为这个疑惑找到了答案。希尔顿集团在世界上拥有150家酒店，不过它在拉斯维加斯的两家赌场占集团总收益的40%。相形之下，纽约希尔顿酒店为集团创造的利润还不到1%，这家酒店在我眼里可是曼哈顿最成功的酒店之一。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过去的两年里，我没日没夜地在为42号大街建酒店努力着，可是，我还没得到政府批准，没有银行贷款，整笔生意也随时可能泡汤。我第一次想到，即使酒店建好，并且在纽约这座国际大都市取得成功，到头来，可能还不如西南地区一座沙漠小城里的赌场酒店利润高。

        考虑到这些，我重新审视了康莫得酒店的生意，决定这笔生意既然开始，就不放弃了，而且，我打算去大西洋城转一转。一年前，新泽西州让全民表决赌博能否合法化，不过表决没通过。1976年，新泽西州又提出，全民表决大西洋城赌博能否合法化。

        大西洋城显然值得一去。我对赌博并无道义上的谴责，很多反对赌博的声音在我眼里都很虚伪。纽约证券交易所就像世上最大的赌场，它跟一般赌场的唯一区别，就是“玩家”都穿着蓝色条纹礼服，手里拎一只皮包。证券交易市场里资金流动比世界上所有赌场的总和还要多，交易市场的员工跟赌场里那些赌21点、掷骰子、轮盘赌的人本来就毫无区别。

        我认为，要从经济角度考虑大西洋城赌博合法化的问题。经营时机是否合适，出手价格是否合算，赌场位置是否合理，都要考虑。大西洋城位于新泽西州南海岸，距纽约120英里，过去曾是会展中心所在地，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后来，会展中心转移到气候温和的大城市，大西洋城陷入低迷，情况糟到极点，整座小城都荒废了，到处是烧毁的建筑、封闭的店铺，还有失业人群带来的绝望感。

        然而，全民投票的风声刚吹来，大西洋城地价就开始飙升，特别是大西洋沿岸的海滨走道地区，这一点相当具有讽刺意味。从大公司的员工到言而无信的骗子，所有的投机倒把者都像秃鹰觅食般飞来这里。一年前5000美元的小房子，突然之间炒到了30万或者50万，甚至100万！

        真是滑稽，我可不会加入那些人的队伍，不会花大笔钱作为风险投资。如果全民投票前我花50万美元买了一块地，投票没通过的话，我的50万美元第二天就可能一文不值；通过了还好，同样的地块可能会升值到200万美元，可我是不会为一项不确定的事投资的。成功的赌场经营能换回强劲的财力，即使买地块时花钱稍多，最后也能通过经营赌场赚回来。

        1976年11月，全民通过大西洋城赌博合法化的决议，1977年6月左右，这项决议被写入法律。那时，我在康莫得大酒店原址上新建的君悦大酒店工程总算有了进展，可大西洋城的地价却涨得有点离谱。5年前看到居高不下的曼哈顿房价，我选择了观望的态度。这次也一样，我相信，只要自己保持耐心，处处留意，就一定能等到合适的时机。

        三年过去了，1980年冬天，我终于接到了期待的电话。我在大西洋城安插的建筑师来电说，现在可以考虑购买海滨走道一处地产了。我对那处地产一直很感兴趣，现在购买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赌场生意的第一波热潮已经退去，现在形势很严峻。虽然诸如度假中心（Resorts）、金砖大酒店、凯撒酒店（Caesars）的生意都很兴隆。不过，新近开设的几家赌场都遭遇了各种麻烦。

        巴利（Bally）赌场是大西洋城最新的一家赌场，建设费用超支至少两亿美元；南新雅大酒店（Ramada Inn）旗下的热带天堂酒店（tropia）不仅工程延期，而且严重超支；《阁楼》杂志的鲍勃·古西奥尼曾打算在海滨走道建赌场，可是场地选好后，却迟迟得不到银行贷款；《花花公子》的创办人休·赫夫纳打算建一家赌场酒店，可是没有得到赌场经营许可证。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经营者，他们满怀信心地来到大西洋城，不是因为得不到贷款、营业许可而裹足不前，就是看到建赌场的高昂费用之后望而却步。

        联邦调查局的“斯坎卧底行动”调查出的贪污事件，也影响了大西洋城的名声。1980年，赌场管理委员会的副主席肯尼思·麦克唐纳辞职，因为某开发商为了得到赌场经营许可，向当地一位政客行贿10万美元，肯尼思承认行贿时自己也在场。祸不单行，1980年冬，海滨走道天寒地冻，冷得让人没法待。

        这个原本炎热的城市霎时变得寒冷难耐，再没有人谈论建赌场的事。大西洋赌场生意似乎是季节性的，只有少数赌场能生存下来。不过，在我看来，挑战和机遇并存，坏时期往往能制造好机会，做成大买卖。

        回到刚才那通电话上面。我看中的地块面积2.5英亩，位于海滨走道中心、连接大西洋城高速公路（Atlantic City Expressway）和通向市区的主干道旁边。而且，相邻的会展中心是举办展会和进行大型娱乐休闲活动的最大场地，赌场建在它旁边一定会受益无穷。我对这块地段的优势深信不疑，不过，事实证明这也是最难对付的一个地块。

        到1980年，能试的我们都试过了，可购买前要走的法律程序还是一团糟：地块的土地所有权分散，协议重叠，选项纠纷，个别地块遭扣押，各派纷争……这种状况让人难以捉摸，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每个律师和房产经纪人都竭力劝我去别处购买整合好的地块。听归听，可他们的理由不能令我信服。

        首先，在价格合理的情况下，我的原则是优中选优。第二，我对复杂的生意特别感兴趣，一方面处理它们让我感到乐趣，另一方面复杂的交易都能谈个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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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时光退回到1976年，我就不敢保证能拿下这个地块，因为当时我在纽约还是一事无成的小人物。可是1980年就不一样了，君悦大酒店已经在建，特朗普大厦的工程也蓄势待发，我已经拥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和公信力。那种只会满世界吹牛却什么也不做的人，自然不会有公信力。

        这个地块包括分属不同投资商的三个大地块和一些移民家庭的居民房。要做成这笔生意，关键是把所有地块一视同仁，为了建成我理想中的赌城，分散地块一个也不能少。我最怕看到的是，自己已经投入了大笔资金，却碰到一个难缠的房主，死握着手里的地产不放。

        在我隔壁建赌城的鲍勃·古西奥尼就碰到了上述情况。直到今天，在他锈迹斑斑尚未完成的赌场框架下还有一个单亲家庭的钉子户。虽然得到了银行贷款，他的工程却不能继续。试想一下，花3~4亿美元在一座破败的五间房小陋室周围建一座熠熠生辉的赌城，是什么感觉？

        为了防患于未然，我打算好好利用自己的社会公信力。我要告诉这些地块的主人跟他们做公平交易，跟之前的开发商不同，我不会轻易放弃，我在房地产开发界的业绩可是相当不错的；我还会告诉他们，我可能是唯一愿意整合这些地块的人，如果不抓住机会，可能很长时间都没人来收购他们的房子。

        这笔生意的大头还是那三个大地块，所以，我打算亲自同三大地块的负责人谈。我没有直接提出买下三块地，而是先寻求一份长期租约，租后再购买。我的原则是尽量压低预付款额，避免从银行获取大额贷款——当时银行对大西洋城的经济很是担忧。我的态度很明朗：我愿意尽早彻底地买下三个地块，他们必须以合作的态度对我，让三笔交易同时结束，如果三方中有一方预先出售或出租所有土地，其他方不能提起法律诉讼，我可不想因为土地给自己扯上官司。

        我直接买下了那些零散住户的房子，是托当地人作为代表跟房主洽谈的。这些房主多是国外移民，英语说得不好，又不擅长跟陌生人打交道。其他开发商曾经在核心位置花100万美元买下一处小公寓的地盘，现在碰上市场不济，我得以合适的价格买下所有分散的房子。

        1980年7月，所有地块整合完毕，交易结束那天令我记忆犹新。双方约定的时间是周五下午，地点是我在大西洋城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天，所有交易全天候同时进行。28小时后，合同的签订和盖章工作全部完成。虽已筋疲力尽，不过我总算得到大西洋城最好的位置了。

        进行下一步工作之前，我还要得到贷款、建筑批准和赌场经营许可。更重要的是，我要考虑现在开工建设是否合适。好在我并不着急做决定，虽已花掉几百万美元用在聘请律师、预制设计图、人事费用以及购买或租赁土地上，不过我确信，如果自己反客为主，把整合的土地转卖出去，一定不会吃亏，总有人跟我一样愿意择优购买。

        当下最先要做的是得到赌场经营许可证。我知道，得到大西洋城的赌场经营许可证耗时长，困难大，变数也多。

        《花花公子》杂志的休·赫夫纳没有得到许可，因为据说他们公司20年前为了得到曼哈顿花花公子俱乐部（Playboy Club）的卖酒执照，有过行贿行为。赫夫纳在新泽西州出庭作证时，一口咬定当时是被索贿，而且无论是他还是花花公子集团都没有惹过任何官司。即便如此，他的许可证还是没有拿下。负责审问他的州政府官员说，有几位委员不喜欢他在证人席上的举止和风格。那天他叼着烟斗，穿着丝绸衬衫和外衣，旁边还有金发美女陪伴，如果当时我也在新泽西的特顿（trenton）参加他的听证会，也不会喜欢他的。他知书达礼的女儿克里斯蒂在场的话，可能会是另外一个结果。

        也有一些传言，说有的赌场和某些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有关，凯撒和巴利酒店就位列中，不过他们最终都得到了经营许可。在我看来，取得许可证的过程近乎残忍：为了得到许可证，申请者必须经常献出至少一个殉葬品。在凯撒酒店，珀尔曼兄弟被迫辞职，巴利酒店则是威廉姆·奥东内尔出局。和这些大公司不同，我不会让任何人做出牺牲，我要向大家展示自己公司清白的历史。

        我先聘请了代理律师尼克·利比斯。尼克曾为纽豪斯（Newhouse）集团效力，这次也是纽豪斯的人向我推荐了他。我相信纽豪斯家族的为人，第一次见到尼克后，就喜欢上了他。当时他大概30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我一见他就说：“尼克，你这么年轻就接管这么大的项目，真令人佩服。”尼克并没因为这句称赞沾沾自喜，他说：“特朗普先生，老实说，像您这么年轻就能付得起我的佣金，我也是头一回碰见。”

        尼克和我很快商定出一个策略：先得到赌场经营许可再建赌场。

        早前，在大西洋城购买或整合地块的公司都将申请许可证和施工同时进行。申请时间跟施工时间差不多，所以，越快建好赌场，就能越早开始赚钱——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前提是最后能得到经营许可。和别人不同，我不会一下投入几亿元风险资金；而且，一旦开始为建设项目投入大量资金，申请许可时的自主权就少了，我不能让自己处于劣势。虽然得到许可之前，我要多花一些保存成本费，还会拖延盈利时间，不过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现如今已没人愿在新泽西州经历申请许可的噩梦，这倒为内华达州招商引资提供了契机。

        我申请许可证的最有力论点是：大西洋城的赌场生意已经陷入停滞状态了。其实，州市两级政府都非常想证明大西洋城还是个投资的好场所，再说我在房地产界信誉还不错，所以两级政府应该愿意接受我建大型赌场酒店的请求。我不会向任何人求情，至少，我要跟别人公平竞争，争取让自己的项目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我让弟弟罗伯特也加入了我的团队。跟我不同，罗伯特大学毕业后在华尔街找了份工作，可能也想摆脱家族生意的笼罩。罗伯特起初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做企业融资工作。三年后，他到伊斯迪尔房产公司（Eastdil Realty）做了五年的房产企业融资。后来，他又到希尔森·洛布·布罗兹公司（Eastdil Kidder Peabody），在那组建了房产融资团队。一直到投奔我之前，他的团队都做得非常成功。我想他最终还是会为家里人效力，他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大西洋城充满了机遇，我要在这座距纽约120英里的地方，投资近两亿美元建赌场。因为不能日夜守在那里，我需要一位有能力、诚实正直、忠诚的人替我监管整个工程。这个人选，有能力的家人再合适不过。外人再好，也比不上家人值得信任。1980年5月的一天晚上，我给罗伯特打了电话，之后他来我公寓，与我长谈了好几个小时。第二天，罗伯特答应负责我在大西洋城赌场工程的日常工作，别的且不说，他的许诺意味着我们站在了一条战线上，为赌场经营许可证而战。

        1981年2月的一天早上，我、罗伯特、尼克·利比斯一起驱车前往新泽西，与那里的首席检察官和博彩执法局局长会面。我的表现不卑不亢。我说自己打算在新泽西进行一项大投资，用的是自己的钱，现在已在海滨走道的地块上投入了几百万美元。但是，我说，新泽西州的博彩生意已经大不如从前，光是赌场经营许可证的审批工作就要拖18个月或更久。我在纽约房产界名声不错，也很希望在新泽西已整合好的土地上建一家豪华赌场，可是，如果经营许可证的审批工作既耗时又复杂，我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大西洋城。除非得到许可证，否则我不会再投入一分钱，也不会开始赌场的建设工程。

        首席检察官听完说：“特朗普先生，您的看法有些偏颇，许可证的审批工作是非常高效的。我不敢跟您保证我们的审查结果，因为您的项目有可能不符合要求。可是，我敢保证，如果您能积极配合，我们六个月后给您答复。”说完，他转向博彩执法局的局长问：“我说的没错吧？”

        局长打算再缓和一下，便说：“我们尽力而为，不过可能得花一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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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他这么说，我立刻反驳：“等不了一年。我愿意积极配合，但我不愿意掰着指头数日子等你们给我回复。”他们两个再没说什么。六个月的期限里，他们必须兑现自己的承诺。

        接下来，我们需要说服赌场管理委员会的人。建赌场需要得到大大小小各类批准，什么房间面积、室内布置、餐馆数量和健身中心大小，都要考虑。我们希望在施工前，给监管部门呈上详细的建筑计划和设计图，这样他们就能提前了解并调整我们的计划。

        那些只负责经营不负责建设的赌场老板们从没做过我这么周密的计划。为了尽早开张营业，还没得到经营许可他们就开始施工，结果监管部门的人来了一看，说“这间房子太小了”， “老虎机不能放在这里”，好多工作就得重做。按照经验，施工中途不按原计划进行的花费是很高的，这是很多项目最后严重超支的重要原因。

        面对这么多条条框框，我们有一点优势：团体内没有官僚主义。在很多大公司里，为了得到一个答案，下属得先通过各个主管的“层层选拔”，而且，这些主管多半都敷衍了事。我的公司不一样，所有下属都可以直接把问题上报到我这里，我也会在第一时间答复他们。正因为如此，我才在做生意时比竞争者出手更快。

        1981年10月16日，刚好6个月，博彩执法局结束调查并做出了调查报告。结果是，我跟罗伯特都博得了头筹，博彩执法局认为我俩都能得到营业许可证。

        博彩执法局做出调查报告后没几个月，我去参加了听证会。同时，我们也获批了经营赌场所需的各项申请，包括同意我在赌场酒店和会展中心之间建一座高架桥。建高架桥的好处是，赌场有一部分在地面以上，节省地面空间的同时，我们建造了大西洋城最大的赌场酒店。而且，跟海滨走道其他赌场酒店不同，我们的宾馆和餐馆房间面向大海——旁边有这么美的海景，为什么不好好利用？

        接下来的大任务就是得到贷款，这可不容易。多数银行都有不成文的规定，不给博彩业贷款，因为它们多数声誉不好。有意思的是，我的问题恰恰相反。我在银行界名声不错，在博彩业却没什么业绩。这可是个好说词，比起经验丰富却臭名远扬的赌场经营者，银行应该更愿意贷款给我这种名声不错历史清白的人吧。我还告诉银行的人，和其他赌场酒店的老板不同，我们既是开发商，又是承包人，我们一定会在预算内按时完成工作。

        汉华实业公司（Manufacturers hanover）曾贷款给我的君悦大酒店，可是不愿意贷款给我的赌场。尽管如此，因为在建君悦大酒店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最后还是同意了。虽然提的条件让我不太满意，可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毕竟人家愿意贷款给我已经很不错了。

        1982年3月15日，临时贷款已经到位，设计图纸也都得到批准，我前往新泽西的特顿参加听证会。以前这种听证会一般要六到八周才能结束。上午10点15分刚过，我出庭作证，整个过程大概用了17分钟。12点之前，所有委员一致同意给我和罗伯特颁发许可证，并承认了我的赌场酒店——特朗普广场的合法身份。我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6月的一天早上，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se）给我打来电话，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虽从未谋面，但我知道来电话的正是假日酒店的董事长。罗斯先生在电话里非常友善地介绍了他自己，还说想从孟菲斯（Memphis）来纽约见我。

        我没有细问原因，像罗斯这样的人，没有重要事是不会约我见面的。而且，我自认为对他此行的目的心中有数。他很可能想购买我几年前买下的巴比松广场酒店（Barbizon-Plaza el），地点在中央公园南区的美洲大街（Avenue of Americas）。我知道假日酒店想在纽约找个好位置开分店，所以放话出去说，愿以合适价钱出售巴比松广场酒店。

        一周后，迈克·罗斯来访，我、罗伯特、哈维·弗里曼一起会见了他。迈克先生仪表堂堂，身材挺拔，衣着考究，举止优雅。一见面，我就开始向他罗列巴比松广场酒店的种种好处，还说他能为此来访实在是明智之举。我还说，虽然我舍不得卖掉这家酒店，不过如果条件合适，我会考虑的。我滔滔不绝地讲了10分钟，迈克先生一直安静地坐着，耐心倾听。等我说完，他稍稍皱了皱眉头，说：“唐纳德，我想你误会了。我对巴比松广场酒店不感兴趣，我想做你在大西洋城赌场的合作伙伴。”

        我一向以自己大事化小的能力自豪。虽没有心理准备，我还是很快把话题转移过来，用同样饱满的热情向他介绍了我的计划。我说，赌场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一流的设备，还得到了各项批准和银行贷款，两年内一定能开张营业。

        假日酒店做我的合作伙伴，有两点优势。首先，他们有经营博彩生意的丰富经验。其次，他们的财力雄厚，可以自给。可我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跟我合作。假日酒店在大西洋城已经有一家成功的赌场，就是位于马丽娜海港（Marina）的哈拉斯赌场酒店（harrah’s）。我知道他们也想在海滨走道建赌场，也已经在那里买了一块价格不菲的地皮，难道他们什么都还没有建？

        反正迈克现在在这里，那我干脆来个闪烁其辞。我说：“迈克，我已经有了资金，经营许可，还得到了各项批准，实话说，我现在不需要合作伙伴。不过，我倒想听听你的想法。”

        迈克说，他很看好我的赌场位置，也看重我从不超时超支完成工程的好名声。假日酒店的哈拉斯赌场酒店在施工过程中出过不少问题，财政赤字达到上千万美元。如果新建赌场再发生财政赤字，无法向公司股东交代。如果我们能合作，以他公司的经验加上我公司的能力和信誉，一定是个完美组合。

        原来迈克早已盘算好了。我们负责建设，他们负责经营，最后利润五五分成。他补充说，愿意从自己公司拿出5000万美元为我投资，这样的话，我就能节省2200万美元。我们还商定，他们负责贷款，并以假日酒店的名义担保我们能获得最优利率。为了让交易看起来更诱人，罗斯说，假日酒店担保从赌场开张之日起五年之内，不让我有任何损失，而且他们会给我一大笔工程基金。

        这么优厚的条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时不时看看罗伯特和哈维，担心自己听漏了什么，他俩一直都面带微笑。迈克·罗斯走之前，我们握手道别，算是达成了协议。虽然最终结果还要以双方合同和假日酒店董事会是否同意为准，不过我猜他们已做出妥协了。只要像50%分成这样的原则性问题不改变，这就是一桩好生意。让我更满意的是，我找到了高品质的合作伙伴，他们有能力胜任赌场酒店的经营工作。毕竟，我在经营赌场酒店方面可谓一无所知。

        达成协议后，就要看假日酒店的董事会是否许可了。多数情况下，得到董事会的批准只是走走过场。不过我担心迈克会利用董事会的权力，让自己从生意里抽身，或至少对协议做出些许改动。

        迈克把懂事会议安排在大西洋城，便于董事们实地考察并评估我的工程进度。这让我有些忧虑，因为我们还有好多工作没完成。他们来之前的那周，我想到一个应对办法。

        我打电话给工程总监，让他把能找到的推土机和自卸卡车统统找来，立刻到现场施工。在一周的时间里，他们要在两英亩的空地上进行世界上最“有声有色”的工作。这些机器干什么不重要，关键要多干。如果能在一周做出成绩当然最好，如果做不出来，就把土从一边挖向另一边。而且，在我下达新指示之前，这项工作不能中断。

        我的话让总监非常吃惊。他说：“特朗普先生，我干这一行这么多年，像您这么奇怪的指示，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不管怎么样，我尽力而为吧。”

        一周后，我陪着假日酒店的所有行政主管和董事会成员一起到现场考察。整个现场看起来就像在建著名的大古力坝（Grand Coulee Dam）那样，众多机器同时开工，看起来都忙不过来了。这些大领导一看这架势，显然被镇住了。其中一位转向我，边摇头边感叹：“没想到你这么默默无闻，却做了这么多事情。”

        过了几分钟，又有一位董事会成员走了过来，问到：“那个男的刚挖出来的土，怎么又给填回去了？”这个简单的问题把我吓住了，好在，这位董事只是对此好奇，并没看出什么破绽。所有董事会成员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工地，他们确信选择我是没错的。三周后，在1982年6月30日那天，我们签署了合作协议。

        我们的预算是2.2亿美元，其中5000万由假日酒店出，另外1.7亿的贷款也由他们担保，这些钱包括储囤成本费、施工费、经营开支和备用资金。1984年5月，全部工程完工，我早就料到能提前完工，而且正是因为精打细算，才能把花费控制在预算以内。

        我们省钱的一大法宝，是利用了“工程经济学”。比方说，设计师给我推荐了一款有四个铰链的门，安装之前我会先找工程师咨询。如果他说：“这扇门有两个铰链就够了，最多三个。”我就听他的。一个铰链能省10美元，2000扇门就能省下两万美元。还有一个贴切的例子，就是为制冷系统安装冷却塔。建筑师最早建议把冷却塔装在酒店房顶，通过工程经济学，我们决定把冷却塔装在低于房顶的部分，大概七层楼高的地方，因为房顶还要浇灌混凝土。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提前六个月就为制冷系统安装管道和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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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钱的第二大法宝，是制订出无懈可击的计划，让承包商没法钻空子。如果计划不够完备，精于算计的承包商为了得到项目，开始会以相对低价接手工程。他们知道，只要我们后期对计划做任何调整，他们都能趁机要上一笔。

        最后一大法宝，是1982年春天大西洋城的建筑业市场，当时，在建赌场只有热带天堂酒店。当地数以千计的建筑工人不是失业就是待业，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情况给承包商施压，他们要么节省开支，要么收拾包袱走人。我并不是要压榨这些工人，相反，我给他们的价格一般都非常合理。

        5月14日,赌场正式开业，那天正好是阵亡战士纪念日的周末，也是一年中赌场生意最红火的三个时期之一。我们花了2.18亿美元，建成了大西洋城第一家既按时完成又没有赤字的赌场酒店。

        开业那天的巨大反响，让我颇感意外。开业典礼有几千人出席，成了大型新闻媒体事件。前来参加典礼的人有很多新泽西州的政要。州长托马斯·基恩是主要发言人，他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我的溢美之词。哈拉斯赌场酒店的董事长理查德·戈格莱因也表达了相同感受，他对所有人说，我们这项在预算内按时完成的工程，“简直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奇迹”。

        打开大门的那一刻，几千人涌了进来，人人都想看看这家新赌场的庐山真面目。没过几分钟，人们就把牌桌和老虎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大家应该能猜出来，假日酒店和我有很多不同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办法买走了假日酒店在特朗普广场的全部股份，具体细节在这里就不赘述了。我的所有律师都认为，依据《第一修正案》，如果我跟假日酒店对簿公堂，我肯定能大获全胜。但是生意场上，我不会这么做事的。就我而言，生意场上说生意话，即使从法律允许我可以不用遵守某些合同条款，我还是会信守自己许下的诺言。

        可以说，1986年2月，我把假日酒店在赌场酒店的股份全部收入囊中，是我最值得回味的一笔交易。

        我想独自拥有赌场酒店的一个原因和折旧价值有关。折旧是指建筑物总价值乘以一定比例所得出来的、建筑物主人每年从税后所得款项中减去的部分，而用于维护建筑的资金，比如补偿建筑物正常磨损的费用，是不应该纳税的。

        简单地说，折旧可以减少纳税。举个例子，如果我在大西洋城开赌场的花费是4亿美元，每年的折旧率是0.04，那么每年我要从税后收入中减去1600万美元折旧费。如果税前利润刚好是1600万美元，折旧之后我们的收入就上报为零。

        多数股东和华尔街商人仅关注企业除去折旧费之后的利润，所以很多公司老板都不喜欢折旧，这让他们觉得没有成就感。我就不同了，我不必取悦华尔街上的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最后上报了多少收入，而是我实际赚了多少钱。

        现在好了，所有的设备归我一人所有，我有把握经营好它们，我还打算多建一些套房和餐馆。

        不过，贷款问题要我自己负责了。我刚开始在大西洋城寻找地产的时候，银行最低利率是14%，到1986年中期，利率下降到9%。利率虽低，可是我要亲自披甲上阵申请贷款，也不是易事。

        所以，我打算发行债券，公共融资。这样做的坏处是，为了吸引买家，我必须提高债券利率。好处是，一旦债券发行出去，我就不用独自担负法律责任了。最终，贝尔斯登公司出资2.5亿美元帮我发行了债券，这么做不仅帮我垫付了假日酒店原来承担的5000万美元资金，还让我还清了1.7亿美元的银行贷款，而且用余下的钱还能建一个停车场。虽然每年我要为这些债券偿还3000万利息，比还给银行的贷款高出700万，可是我不后悔。因为不用独自承担法律责任，所以我晚上也不会担惊受怕睡不着觉了。

        我把赌场重命名为特朗普广场赌场（trump Plaza el & o），并打算重新找一位主管。我先从自己最强劲的竞争对手里物色人选。当时，史蒂芬·海德是金砖大酒店的副总裁和运营主管人，地位仅在史蒂夫·永利之下，他之前在两家顶尖赌场——金沙赌场酒店和凯撒赌场酒店供职过。如果我问别人，谁是赌场经理人的最佳人选，大家的答案总是史蒂芬·海德。我见到这个人之后，终于明白大家举荐他的原因。他经验丰富，言辞犀利，又有竞争力，最重要的是，他知道怎么能赚回账本底线。很多经理人一心想着最大化自己的财政收入，因为这个数字多数是要公开的。聪明人就不一样了，他们虽然也知道最大化财政收入的好处，但他们更知道，真正重要的是收入和支出的分布情况，也就是最终盈利多少。

        我聘请到史蒂芬之后，又挖来很多在他手下效力多年的精英，其中包括保罗·帕提，大西洋城餐饮业经理的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在经营管理上，我有一条最简单的原则：用高价从竞争对手那里聘请最好的员工，并且根据他们的表现付给奖金。这也是我的经营管理能长盛不衰的原因。

        1985年，我跟假日酒店合作经营满一年时，在扣除利息、税款和折旧费之前，我们共赚3500万美元；1986年，假日酒店计划赚取3800万美元，不过，从前五个月的经营情况看，他们有点落后于原计划。

        1986年5月16日赌场酒店全部归我后，到年底我们的毛利润是5800万美元，比假日酒店原计划多赚2000万美元。而且，1986年6月份的时候，为了新建车库，我们的停车场还关闭过一段时间。我们预计，到1988年，毛利润可以达到9000万美元。

        也许，故事到这里就已经很完美了。不过，在海滨走道的成功经营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开始物色那些拥有赌场的公司。假日酒店有一次闯入了我的视线。虽然把海滨走道赌场的股份卖给了我，他们还拥有三家赌场，一家在大西洋城，两家在内华达州，除此之外，他们在世界各地还有上千家酒店。

        8月中旬，特朗普广场全部归我之后两个月，我开始收购假日酒店的股票。到9月9日，我已经买下他们公司100万支股票，占总额的5%。事到如今，我可以做两种选择：一种是手握股票，就当是自己的一项投资，另一种是收购假日酒店。

        我认为假日酒店的估价偏低。因为拥有很多地产，他们有权勾销折旧费，所以他们上报的净利比实际赚取的低。1986年8月初期，股票价格是每只54美元，当时，我能用10亿美元就收购假日酒店，卖掉该集团所有不设赌场的酒店，赚到大概7亿美元。然后保留三家赌场酒店，因为它们赚的钱抵得上所有非赌场酒店利润的总和。

        我收购假日酒店的消息传出后，对方的股价就开始上涨。我猜一定是套利者意识到有人要收购公司，便开始哄抢公司股票。到10月初，股票价格涨到72美元一股。

        11月11日那天是周三，贝尔斯登的阿兰·格林伯格告诉我，假日酒店为了抵制恶意收购，正在进行公司重组。他们还打算借款28亿，赔偿公司股东之前以每只65美元的价格买的股票。当时假日酒店的股价已涨到每只76元。我毫不犹豫地告诉阿兰，卖掉手中假日酒店的股票。我坚信即使不卖这些股票，我也能跨越假日酒店设置的任何障碍，我只是不想自己后半生都在法庭跟他们打官司。何况，卖掉股票可以让我大赚一笔。截止到周末，我把手中所有假日酒店的股票全部卖出。也就是说，仅仅八周，我就净赚几百万美元，这些钱比当初我买下他们在特朗普广场的股份用的钱多多了。

        面对这个结果，我自然没什么好抱怨的。也许我是从假日酒店获利最多的人，不过，比赚到钱更重要的是，我懂得了一个道理：生意场上一定要高瞻远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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