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顿集团1984年在大西洋城建大型赌场酒店的时候，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买下那里，相反，看着他们赌场一天天地建起来，我备感压力，我可不希望在大西洋城出现一个劲敌。当时，我们跟哈拉斯赌场酒店合作击败了很多竞争对手，但是总体业绩不算好。看来，希尔顿集团在经过了几年的举棋不定后，终于来到大西洋城，打算全力出击了。

        在我看来，希尔顿集团让人看不透。集团1921年由康拉德·希尔顿创建，现在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康拉德的儿子巴伦20世纪50年代进入公司，巴伦掌管希尔顿集团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跟是否优秀无关，是与生俱来的权力。1966年，康拉德退休，巴伦成为公司总裁。在这家由父亲创立并领向成功的企业里，想要树起自己的威信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面对相同情况，有些大企业老板的公子要么干脆放弃，要么满足于维持父亲开垦的一亩三分地，只有少数人志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这是最难的事情了。如果这位公子的父亲碰巧叫康拉德·希尔顿，那么，难上加难。

        1959年，巴伦的第一项工作是经营希尔顿集团刚买的全权委托信用企业（Carte Blanct）和凯悦集团已经后来者居上了，现在的希尔顿集团已不能跟“最好的酒店”画上等号了。

        后来，巴伦·希尔顿总算做了个正确的决定：向博彩业进军。1972年，希尔顿集团用1200万美元购买了内华达州的两家赌场，把它们改建为希尔顿拉斯维加斯赌场（Las Vegas on）和希尔顿弗拉明戈赌场（Flamingo on）。两家赌场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希尔顿集团盈利的主力军。1976年，两家赌场创造的利润占希尔顿集团总利润额的30%，1981年达到40%，到了1985年，变成了45%，赌场为希尔顿集团赚到了7000万美金。

        赌场生意的巨大成功并没有让巴伦产生进军大西洋城的念头。希尔顿集团在大西洋城买下马丽娜海港的地块时，正值博彩业刚刚合法化却又半心半意前进的阶段。1984年，巴伦终于下定决心进军大西洋城。此时，他在内华达州的竞争伙伴，像巴利酒店、凯撒酒店、哈拉斯酒店、金沙赌场酒店和金砖大酒店等，都已在大西洋城一路高歌好多年了。

        可以想见，既然做出这个决定，巴伦就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希尔顿集团的地块面积8英亩，是当地最大的地块之一，他们打算在这片土地打造出最豪华的阵容：富丽堂皇的大门，30英尺的天花板，还有能容纳3000车位的车库，希尔顿集团在年度报告里形容这项工程是“史上最浩瀚工程”。在这块地段上，赌场占地约6万平方英尺，酒店建在赌场上面，共有615间房。这家赌场酒店的规模可以跟本地最大的赌场酒店之一哈拉斯赌场酒店（harrah’s）相媲美，不同之处在于，希尔顿集团还有第二阶段的扩展计划，就是扩建10万平方英尺的赌场空间，外加2000个酒店房间。

        为了尽快将投资的钱赚回来，希尔顿集团一边开工建设，一边申请赌场经营许可。我在前文提过，正是因为担心工程进行到一半许可证申请被拒，我才先申请许可证才开工建设的。不过，希尔顿集团毕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他们这么做一定是来自强大的自信心吧。

        首先，他们在内华达州有赌场经营许可证。其次，当时大西洋城没有建设中的赌场，希尔顿集团却在市区一块尚未开发的土地上进行如此大的项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博彩业吸引的是有影响力的企业，希尔顿集团在美国可谓家喻户晓，对他们而言，申请许可证不过是走走过场罢了。

        希尔顿集团的人高兴得太早了，他们自以为到大西洋城是施恩来了。谁知，赌场管理委员会的人却不是这么想的，在他们眼里，所有人一律平等。希尔顿集团的自以为是犯了致命的错误。

        1985年，我听说希尔顿集团陷入了麻烦。大西洋城是个政治色彩很浓厚的地方，那里的生意人对此都心中有数。希尔顿集团为了表现自己熟谙此道，特别聘请了位很有政治背景的律师。表面看来，这是一招好棋，实际上，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是一招死棋。

        希尔顿集团还犯了一个错误：不借鉴同行的经验教训。花花公子集团三年前申请许可证被拒，部分原因是他们聘请了名叫西德尼·卡尔斯基的律师。据说西德尼和一起犯罪活动有关联，谁知希尔顿集团还是聘请了西德尼。有10年的时间里，希尔顿集团每年付他5万美元，让他帮忙处理集团的劳资纠纷。卡尔斯基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要讨评审委员会人的欢心，既然评审委员会的人说过他们不喜欢卡尔斯基，希尔顿集团就该跟卡尔斯基断绝来往。希尔顿集团没这么做，结果，1984年年中，希尔顿集团申请赌场经营许可证被拒。

        被拒第二天，希尔顿集团炒了卡尔斯基的鱿鱼。巴伦后来对委员会的人说，他炒卡尔斯基的鱿鱼，仅仅是因为 “委员会对此人非常反感”，这话非常不合适。委员会里曾给希尔顿集团投反对票的人说：“态度不端正，希尔顿集团永远得不到赌场经营许可证。”

        后来，为了弥补过失，巴伦说卡尔斯基从未代表希尔顿集团做过小动作，可是根本不顶用。几周后，卡尔斯基给巴伦写了封信，还将内容公布给媒体。信中详细介绍了他在拉斯维加斯为希尔顿集团所做的工作，还附寄了巴伦写给卡尔斯基感谢信的复印件。卡尔斯基在信的结尾对巴伦说：“你给我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想知道我的厉害吗？等你拿不到大西洋城赌场经营许可证的时候，就会体会到。”

        也许，巴伦认真地参加听证会，情况也不会这么糟，谁知他根本没把听证会放在眼里。他很少去新泽西州陈述证词，希尔顿集团其他高层也很少出席听证会。

        1985年2月14日，一位名叫阿尔·格拉斯哥的人给我来电。阿尔主办一份关于博彩业的简讯，名叫《大西洋动态》（Atlantic City A）。阿尔比起传媒达人达蒙·鲁尼恩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连他呼出的空气里，都是“博彩业”的味道。大西洋城每笔博彩生意的来龙去脉，他都了然于胸。在电话里，阿尔问我：“你知道最近希尔顿集团发生的事情吗？”

        “不清楚，出什么事了？”

        “他们没得到赌场经营许可。”

        刚开始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想得到申请，必须得到四位委员的同意，希尔顿集团当时得到了超过半数的支持。不过也不一定，之前休·赫夫纳在听证会上得到了3比2的选票，照样没得到许可证。阿尔推测，希尔顿集团很可能不参加复审，直接将在建的赌场转卖出去。

        希尔顿集团原计划听证会之后三个月内开张赌场。他们已雇了1000多名员工，而且这个数目正以一百人每天的速度增长。到开业时，他们得给接近4000人发工资。不管希尔顿集团有多庞大，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赌场酒店没有收入是不行的。不过，虽然时间紧迫，希尔顿集团还有一次上诉的机会。可是我担心，集团已为赌场投资了3亿美元，在法庭上很可能会处于任人摆布的地位。

        跟阿尔·格拉斯哥和另外一些人商量之后，我决定给身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巴伦·希尔顿打电话。别的且不说，起码的安慰还是要有的，因为谁都知道巴伦现在处境悲惨。“你好，巴伦，最近怎么样？”我问他。不出所料，他的状态不佳，“不好，非常不好。”我说：“我理解，你最近有点不太顺利。”他答道：“唐纳德，这种情况真让我始料不及，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我告诉他，我们也没有心理准备。我们的对话基本就围绕这个话题进行。

        挂电话之前，我提到了生意。我说：“巴伦，我不清楚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家赌场，如果你想卖掉它，价格合适的话我愿意收购。”巴伦说他会考虑，并感谢我的致电。我认为他的感谢是真心的，也觉得事情会到此为止。希尔顿集团已经准备材料迎接复审了，我相信他们这次能说服评审委员会的人。

        3月初，伊斯特迪尔房产公司 （Eastdil Realty）的老板、我的朋友本杰明·兰伯特（Benjamin Lambert）打来电话。我跟本杰明相识于十年前，当时我正为康莫得酒店的生意寻找一位合作伙伴，为此，他给我出过很多主意。这么多年来，我们一起成功合作了几笔生意，可以说，我们是和而不同的好朋友。本杰明是希尔顿集团的一名董事，希尔顿集团申请许可证失败后，我跟本杰明联系过几次，他认为希尔顿赌场一定会卖。

        本杰明这次来电是邀我参加一个聚会，参加人员还有希尔顿集团所有董事，时间是集团在纽约招考董事年会的前一周。他说：“你好好跟巴伦面谈一下吧。”

        原来，希尔顿集团的董事们在处理大西洋赌场的问题上意见很不一致。虽然赌场管理委员会同意了希尔顿集团的复审申请，不过，包括本杰明在内的几位董事都觉得，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买家，还是卖掉赌场为妙。他们的理由是，如果委员会没有收回原判，不给希尔顿集团发许可证，公司肯定吃不消，这几个月不仅要继续给几千名员工发工资，而且，这种情况卖赌场肯定没有好价钱。

        我去参加了聚会，并且经本杰明引荐，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巴伦先生。我俩谈话非常投机，聊着聊着就去了屋外的花园。我们的话题依然没什么针对性，多数时间巴伦都在表达自己的绝望，我听着也只能深表同情。巴伦是个保守谨慎的人，有点优柔寡断，所以我决定这事不能操之过急。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本杰明后来告诉我，巴伦说跟我一起很放松。人要根据不同场合选择咄咄逼人的态度或温和可亲的性格。

        没过多久，金砖大酒店的史蒂夫·永利开始大张旗鼓地准备收购希尔顿集团。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不是永利的出现，巴伦也许根本不会和我洽谈大西洋城赌场酒店的生意。

        4月14日，永利给巴伦写了一封信，打算以72美元每股的价钱，买走希尔顿集团27%的股票。当时，希尔顿集团对外股票价格是67美元每股。永利说，如果巴伦同意，他愿以相同价格买走集团所有股票。

        永利这么做的原因，居然能追溯到康拉德·希尔顿先生。康拉德1979年去世时几乎“榨干”了巴伦——我实在找不到更好听的词。一般情况下，大家觉得康拉德会把自己在希尔顿集团持有的大额股份作为遗产留给巴伦，至少，会留给其他家庭成员。

        可是康拉德·希尔顿剥夺了子孙接受遗产的权利。临终时，康拉德持有希尔顿集团价值5亿美元的股票。不过，他认为大笔遗产只会泯灭子孙的道德和上进心。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

        不过，我觉得可以先托人代管遗产，等孩子们到了21周岁再给他们。康拉德的想法太过绝对了。他只是象征性的给儿子巴伦留了一部分股票，给孙辈每人留了1万美元，他的大部分财产，也就是希尔顿集团27%的股份，都留给了康拉德基金会（rad N. on Foundation），让基金会把这些钱用于加利福尼亚州天主教堂的慈善工作。

        这样做让巴伦成了只有地位没有股份的光杆司令。尽管身为董事长，巴伦拥有优先控股权，可是到1985年，他还是只拥有小部分公司股票。

        巴伦希望通过法律渠道得到康拉德基金会的股份，官司拖了好几年，输赢都是未知数。要知道，他告的可是天主教堂的修女和神父，谁敢跟他们打官司？

        康拉德在遗嘱里说过，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基金会没有接受他的股票遗产，巴伦有权以1979年的市场股价买回这些股票。联邦法规定，慈善机构和它们的附属团体拥有的企业股份捐赠不能超过企业股份总额的20%。巴伦据此认为，他父亲捐献了公司27%的股份，他有权要回7%的股份。

        而且，巴伦还希望通过错综复杂的法律条文，买回父亲捐赠给基金会的所有股票。1979年的股价是每支24.6美元，现在已涨到72美元。也就是说，如果可能，巴伦只需花1.7亿美元就能买下现在价值5亿美元的股票。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买卖”吧，可是，这也叫“重写遗嘱”。我强烈好奇巴伦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胜算，如果他没买回股票，在史蒂夫·永利这样的对手面前，他肯定处于劣势。另外，如果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继续保留大西洋城的赌场，那么任何有关股权纷争的官司都对他十分不利。

        如果我是巴伦·希尔顿，我一定不会优柔寡断，我会和史蒂夫·永利斗争，对他的收购行为做出反抗；我也会参加复审，为经营许可证而战。我不敢说自己能战胜这一切，大不了输了破口大骂一顿，然后关掉酒店，让它自生自灭。这就是我的做事风格，被逼急了，不论花多少财力，冒多大风险，我都会奋起反抗。

        再说，当时我并没有经营上市公司，自然不用害怕什么华尔街商人、公司股东和季度盈利报告，我只要让自己满意就行了。可是巴伦——我想——他一定不打算两条战线同时作战了，要么争取经营许可证，要么争取公司所有权，后者在两者中更重要。

        之所以说史蒂夫·永利帮了我，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收购希尔顿集团的行为虽然让巴伦对他保持高度警惕，却也影响巴伦自己准备复审的精力。第二，永利越是咄咄逼人，巴伦越是把我看做大救星。

        我没有刻意扮演救星角色，是永利“造就”了我。永利是在他父亲的宾果游戏厅里长大的，他父亲是个赌性成瘾的人，帮不了他什么忙。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在拉斯维加斯交了几个有用的朋友，又买了金砖大酒店的小额股份，直到后来收购了整家酒店。在他的“财富帝国”里，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和博彩业平分秋色。他工作出色，能说会道，衣着整洁，爱穿2000美元一套的西装和200美元一件的丝绸衬衫。永利希望自己在别人面前树立完美形象，这点让很多人受不了，巴伦·希尔顿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是风格迥异的两类人。巴伦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贵族，从小就被娇养着，他不需要取悦别人，因此从不刻意用风格或衣着去引人注意。史蒂夫·永利和巴伦·希尔顿，一个费劲心思，一个毫不在意。

        也许永利不愿意承认，不过我确信，在收购希尔顿集团的行动中，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占有绝对优势。很多人都觉得史蒂夫想要的只是赌场酒店，他们说，在重重困境面前，巴伦很可能会使出一石二鸟之术跟史蒂夫斡旋，他会说：“史蒂夫，如果你不收购我的集团，我就把大西洋城赌场酒店卖给你。”

        事实上，巴伦已经越来越讨厌永利。永利提出收购要求的第二天，巴伦·希尔顿就认真地跟我说起了出售赌场酒店的事情。

        我的第一次出价是2.5亿美元。这个价格虽高，不过我知道巴伦对此并不满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为这项工程，他投入了3.2亿美元。本来卖掉赌场就是无奈之举，卖高了没什么高兴的，可他绝对不能在股东面前说自己卖低了价钱。几天后，我把价钱提到3.2亿美元。我已没有时间在这个问题上忸怩作态了，要买就买，不买就走人。

        那个时候，即使是2.5亿美元，都是我人生中的一大笔风险投资，更别提3.2亿美元了。一年前，我在海滨走道的赌场酒店斥资2.2亿美元，当时所有的资金和风险都由假日酒店替我承担。

        这次，所有风险都要我一个人扛。

        决定了之后，我立刻打电话给约翰·托雷尔。约翰既是汉诺制造信托公司（Manufacturers rust）的老板，也是我的好朋友，之前跟我有过愉快的合作。我们这次的对话简短又高效。我说：“约翰，我打算花3.2亿美元购买希尔顿集团在大西洋城的赌场酒店，你能不能贷款给我，这周就需要。”约翰问了几个相关问题，两分钟后，他说：“成交。”这就是信任的力量，我以个人名义向约翰做了担保。

        这笔生意全仰仗我独自思量，我都没去过那家赌场酒店，就做了决定。有几位员工代我看过现场，让我知道了承包商的一些工作情况。鉴于希尔顿集团正处于困境中，我觉得自己不便现身。这件事要是让我父亲知道，他一定得说我一顿。孩提时代，有一次我陪父亲去布鲁克林区考察他打算购买的楼盘，当时的购买价是10万或20万美元。我们在大楼里转悠了好几个小时，随机考察了一些公寓，把里面的冰箱、水槽、锅炉、天花板和走廊都看了个遍。

        诚惶诚恐的不止我父亲一人。以前总有人跟我意见不一致，这次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我购买这家赌场酒店。

        反对者认为我在给自己找麻烦。他们说，这家赌场酒店两个月之后就要开张，我却没有管理经验；巨大的经济风险要我独自承担；我只是从哈维制造信托公司得到了口头承诺，对方反悔怎么办。他们还担心市场对这家大型赌场酒店没有容纳力；而且，现在贷款利率这么高，赌场背负巨债怎么办？所有人都问我：为什么要买这家赌场酒店？

        原因只有一个，我坚信，如果经营有方，我一定可以赚到大钱。

        ####

        价格谈妥了，可是正式签署合同之前，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1985年4月14日，我们和希尔顿集团在101号公园大道的办公室正式商谈合作事宜，双方律师都在场。

        其实，一笔生意中，谈价钱并不难，难的是完工担保、过失承担，还有从合同签订到交易结束的费用分摊问题，这些问题最容易把生意搅黄。希尔顿集团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强硬态度，他们打算“原封不动”地卖掉赌场酒店，合同一签好，就摆脱和大西洋城的一切干系。我想，巴伦一定是恨透了新泽西州和大西洋城，越早离开这里，与之相关的噩梦就越早结束。

        不过，我必须得到一份完工担保，不然的话，出了问题我可承担不起。比如，自来水管道或冷气系统有了毛病，我就得拆掉重做。赌场酒店这么大，每一项整修都少不了几百万美元的开销。

        起初，双方的谈判成果一直很合我意。可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希尔顿集团负责谈判的副总裁格蕾戈里·狄龙接到了巴伦·希尔顿从旧金山打来的电话。接完电话后，狄龙就像换了一个人。虽然不知道内情，可是直觉告诉我，巴伦不想跟我谈生意了，有人在最后一刻开出了高价。没猜错的话，这人正是金砖大酒店的史蒂夫·永利。

        于是，狄龙和希尔顿集团的律师开始针对我们刚才谈妥的条款挑毛病。我参加过不少谈判，我很快意识到，他们是想让生意做不成。打个比方，如果双方在完工担保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离开，而且把责任全部推到我方。

        谈判陷入僵局。格蕾戈里·狄龙建议：“今天是谈不出什么结果了，咱们明天再来吧。”表面看来，他的建议很合理。那天是周六凌晨，我们已在办公室连轴转了将近48个小时，所有人都非常疲惫。可是，我担心谈判一旦搁置，隔天这笔生意就再也谈不成了。作为折中，我建议大家休息几小时，下午1点再回来碰头，希尔顿集团的人同意了。

        当时我的律师杰瑞·施拉格也委婉地建议我放弃交易。由于我一直没从汉诺制造信托公司得到书面的承诺，杰瑞担心这样不可靠。我认为约翰·托雷尔的口头承诺相当于书面承诺，杰瑞却认为，即使约翰的承诺是可信的，他提的贷款要求很可能造成我做其他生意时的借款困难。

        我坐在杰瑞的办公室，心里疑惑，到底是我的律师不希望我谈成生意，还是对方的律师这么想呢？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希尔顿集团距约定时间迟到了两个小时，让我加确信了自己的猜测。下午3点半，他们出现了。我想，唯一能拿下这笔生意的办法，就是激起他们的廉耻心。我站起来，字正腔圆地问他们，怎么能跟我握手成交后却不信守诺言？怎么能跟我连连谈判了三天，却想一走了之？怎么能逼我在花了几十万元律师费之后，却不闻不问？我告诉他们，这些行为是不光彩的、不道德的，是可耻的！

        我说话的口气，与其说义愤填膺，倒不如说是备受伤害。我不是不会破口大骂，不过这次，我担心破口大骂会吓走他们。我们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大半，除非我给他们一个适当的理由，不然，从心理角度上讲，他们也不好意思一走了之。而且，希尔顿集团的变脸很可能是故作姿态，是他们为了少担责任而使出的伎俩而已。

        最后，我们达成了折中方案：希尔顿集团必须尽职尽责直到酒店开业，他们要列出“未完成清单”，把所有没完成的项目处理完；我先预留500万的购买资金，等他们按照合同条款建成一流水准的赌场酒店之后，我再把钱给他们。

        我认为希尔顿赌场酒店的工程进展很顺利。即使工程进展不顺利，甚至要花3000万解决问题，希尔顿集团依然脱不了干系。1985年4月27日上午9点，我和希尔顿集团正式签署合约。我交付了2000万美元不可归还的保证金，双方约好60天后交易结束。

        5月1日，我第一次去现场看了这座3.2亿美元的赌场酒店。一进去，我就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做对了。虽然很多工作尚未完成，还是掩盖不了这座建筑的风采，这种感受让我要求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接下的六个月里，我们完成了别的赌场至少用一年完成的工作。我们获得了临时的赌场占有证书，备好了申请经营许可的所有材料，并且新雇员工1500名……一切为赌场酒店开张大吉准备着。

        我把赌场酒店命名为特朗普城堡。本来我想叫它特朗普宫殿，可是凯撒宫殿说他们享有“宫殿”二字的专有权，这事虽不至于打起来，可是我们已经花了几百万美元宣传“特朗普宫殿”，我实在不想给赌场改名字。没想到，改了名字，假日酒店又不满意了。我刚把赌场改为特朗普城堡，假日酒店就提出诉讼，说和我合营的特朗普广场跟新赌场有竞争关系，所以新赌场不能再以特朗普命名。不过，没过几周，这个诉讼就被驳回了。

        特朗普城堡开张前，我和几家投资银行讨论了发行债券的问题，以尽快还清我在汉诺制造信托公司的贷款。为了尽早让自己不受牵制，我打算发行高利率债券。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特朗普城堡刚刚起步，别人根本不知道我们有几斤几两。再说，虽然新赌场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开张，可是我们并没有任何赌场经营经验。

        总之，买我们债券的人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他们下的赌注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能取得巨大成功，而只有取得巨大成功，我们才能还得起4亿元的债券。事实上，大西洋城很多赌场根本还不起这个数字。

        让我出乎意料的是，几家投资银行居然争相接受我的请求，他们愿意替我寻找买家，按规定价格把债券卖出。愿意帮我的有德雷克塞尔·伯纳姆，他创造了“垃圾债券高收益”的理念；贝尔斯登公司愿意拿出3亿美元，也就是所需数字的95%借给我；还有阿兰·格林伯格和保罗·哈林比的好意都让我非常高兴。

        为了让买家对债券感兴趣，必须拿高收益来吸引他们。贝尔斯登帮我发行的债券收益和其它赌场自行发行的一样，这些赌场有过销售经验，给买家的保障也多。

        贝尔斯登公司的工作做得很完善，让我和买家各有所得。买债券的人收益都不错，现在债券已经卖到供不应求。

        经营这家赌场酒店，一定要借鉴特朗普广场的经验教训。这次我没有聘请外人做总经理，而是让我的贤内助——伊万娜亲自上任。通过观察学习让我认识到，在大西洋城开赌场，好的管理方法跟经验一样重要，伊万娜的作为印证了我的观点。

        6月15号，我和希尔顿集团的交易完全结束，夏季的经营热潮也来了。6月16号，特朗普城堡开业。人们纷至沓来，生意好得出乎意料。开张第一天，我们的收入总额就高达72.8万美元。1985年，开张之后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总收入达到了1.31亿美元。我们比三四家竞争对手做得都好，我在海滨走道的特朗普广场同期业绩也远比不上特朗普城堡。

        我和希尔顿集团的合同里曾规定，我先预留500万美元，等他们按合同要求建成一流赌场酒店之后，我再把钱给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赌场酒店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出在冷气塔、下水道系统、计算机系统等方面。

        开张的头六个月时间里，我方代表和希尔顿集团代表就责任分担问题进行了秘密协商。我方代表认为对方没按合同要求完成项目，造成的损失远大于500万美元。这个问题，我希望能以和平方式解决。

        我喜欢巴伦·希尔顿这个人，对他在大西洋城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有几个月，每当听到攻击他的言论，我总替他说话。由于双方代表就谁该赔偿谁的问题讨论不出结果，1986年1月，我决定亲自给巴伦打电话。

        电话接通后，我告诉他，既然双方存在争议，我们为什么不坐下来好好谈谈。巴伦很高兴我给他致电，他说自己下周一二会来纽约，到时会联系跟我见面。

        谁知，那个周一一大早就有人给我奉上了希尔顿集团的起诉书，内容是让我公司立刻支付500万美元欠款，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看完诉讼，我马上给巴伦打了电话。我说：“巴伦，我们已经约定好好谈谈，你们怎么还给我发来起诉书？”巴伦一句话把我堵了回来：“我不知道什么诉讼书啊。”他建议我给他们公司副总裁格雷格·狄龙打电话。结果，狄龙也说自己毫不知情。我马上明白了事情原由，这么重要的起诉，巴伦和公司高层怎么会不知道？

        在生意中，起诉书是不可避免的，这点我不否认。可是，既然巴伦跟我说好要好好聊聊，他应该遵守这个诺言，能不能谈妥则另当别论。从那天起，我再也没在别人面前说过巴伦的好话。

        我让自己的律师提出反诉。1986年4月2日，我们一共列出了特朗普城堡工程中出现的94处问题，而且还列出了解决方案的估价，数字远大于我们未支付的500万美元。虽然官司尚未判决，不过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赢。

        除去这个小插曲，特朗普城堡总体来说是很好的，这主要归功于伊万娜。伊万娜有一双“火眼金睛”，她聘用了大西洋城各层次的顶尖人才——从赌场总管到老板，再到高层主管。她负责监管酒店公共区域的装修工作，现在这个地方建得相当漂亮。因为伊万娜对卫生要求非常严格，赌场酒店总是一尘不染。好的管理自然有好的收益，1986年，开张仅一年，赌场酒店就收入2.26亿美元。我们的目标是总收入3.1亿美元，营业毛利达7000万美元以上。

        生意场上，有时是要相信自己的直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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