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尼替我开了门。坐着轮椅的莫里正在厨房的餐桌旁，他穿一件宽松的全棉衬衣和一条更为肥大的黑色运动裤。衣服显得宽松是因为他的腿已经萎缩得脱了形——用两只手围住他的大腿部分已经绰绰有余。他站立起来的话，身高不会超过五英尺，也许六年级学生的牛仔裤他都能穿。

        “我给你带来一些东西，”我说着递给他一只包装纸袋，我从机场来这儿的路上去附近的一家超市买了火鸡、土豆色拉、通心面色拉和硬面包圈。我知道他家里有许多食品，我只是想有所表示。我在其他方面一点也帮不了他。我还记得他对吃的爱好。

        “哈，这么多吃的！”他高兴地叫道。“行，现在你得和我一起吃。”

        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桌子四周放着柳条编制的椅子。这一次，我们不再需要弥补中断了十六年的信息，很快就转入了彼此都熟悉的大学时的谈话轨道。莫里提问题，然后听我回答。有时他会打断我，像厨师一样撒上一点我忘记了的或还没有领悟的佐料。他问起了报业的罢工，他始终无法理解双方为什么就不能靠开诚布公的对话来解决问题。我告诉他说，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明智的。

        他有时要停下来上厕所，这得花上些时间。康尼把他推到卫生间，然后抱他离开轮椅并在他小便时扶住他。他每次回来都显得非常疲乏。

        “还记得我对特德·科佩尔说过的话吗，用不了多久就得有人替我擦屁股了？”他说。

        我笑了。那样的时刻你是不会忘记的。

        “唔，我想这一天就快来了。它令我很烦恼。”

        为什么？

        “因为这是失去自理能力的最后界限：得有人替我擦屁股，但我在努力适应它。我会尽力去享受这个过程的。”

        享受？

        “是的。不管怎么说，我又要当一回婴儿了。”

        这想法真与众不同。

        “是啊，我现在必须与众不同地去看待人生。要能面对它。我不能去购物，不能料理银行的账户，不能倒垃圾。但我仍可以坐在这儿注视那些我认为是人生重大的事情。我有时间——也有理由——去那么做。”

        这么说来，我既带着幽默又有些尖刻地说，我想，要找到人生意义的关键就在于不倒垃圾。

        他大笑起来，于是我也释然了。

        等康尼把盘子端走后，我注意到了一叠报纸，显然他在我到来之前读过它们。

        你还在关心时事？我问。

        “是的，”莫里说。“你觉得奇怪吗？你认为一个快要死的人就不必再去关心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了？”

        也许。

        他叹了口气，“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是不该去关心它们了。毕竟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但这又很难解释得清，米奇。正因为我在遭受痛苦，我就更容易想到那些比我还要痛苦的人。那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见波斯尼亚那儿的人在大街上奔逃，被枪打死，都是些无辜的受害者……我不禁哭了。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就像感受自己的一样。我并不认识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可是——该怎么说呢？——我非常……同情他们。”

        他的眼睛湿润了。我想换一个话题，但他轻轻地拭了一下眼睛，挥手阻止了我的念头。

        “我现在老是哭，”他说。“没事的。”

        真不可思议，我暗自在想。我在新闻媒体工作。我报道过死人的消息。我也采访过那些不幸的家庭。我甚至还参加过葬礼。我从没哭过。可莫里却会为半个地球之外的人流泪。是不是人之将死都会这样？我问自己。也许死亡是一种强大的催化剂，它令互不相识的人也会彼此报以同情的泪水。

        莫里对着手纸大声干咳起来。“你不会觉得奇怪吧，男人也流泪？”

        当然，我脱口而出。

        他咧嘴笑了。“嘿，米奇，说话别有顾忌。有那么一天，我会让你感到流泪并不是一件难堪的事。”

        是啊，是啊，我说。

        “是啊，是啊，”他说。

        我们都笑了，因为他二十年前就这么说过。大都在星期二说。实际上，星期二一直是我们的聚会日。莫里的课大部分在星期二上，我写毕业论文时他把辅导时间也定在星期二——从一开始这就是莫里的主意——我们总是在星期二坐到一块，或在办公桌前，或在餐厅里，或在皮尔曼楼的台阶上，讨论论文的进展。

        所以，重新相约在星期二看来是最合适的，就约在这幢外面栽有日本槭树的房子里。我准备走的时候跟莫里提了这个想法。

        “我们是星期二人，”他说。

        星期二人。我重复着他的话。

        莫里笑了。

        “米奇，你问及了关心别人的问题。我可以把患病以后最大的体会告诉你吗？”

        是什么？

        “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

        他压低了嗓音说，“去接受爱。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不应该去接受它，如果我们接受了它，我们就不够坚强了。但有一位名叫莱文的智者却不这么看。他说‘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他一字一句地又重复了一遍，“‘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我像个好学生那样点了点头，他很虚弱地喘着气。我探过身去拥抱了他。接着，我吻了他的脸颊。我感觉到了他无力的手按着我的臂膀，细细的胡子茬儿碰触在我的脸上。

        “那你下个星期二来？”他低声问。

        他走进教室，坐了下来，没说一句话。他望着我们，我们也望着他。起初还有笑声，可莫里只是耸耸肩。最后教室里死寂一片，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细微的声响：屋子中央的热水汀发着咝咝声，一个胖家伙呼哧呼哧喘着气。

        有人狂躁不安起来：他准备等到什么时候才开口？我们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不时地看手表。有几个学生转向窗外，显得毫不在意。就这么整整过了十五分钟，莫里才低声地打破了沉寂。

        “这里发生了什么？”他问。

        大家渐渐地讨论起来——正如莫里所期望的——讨论了沉寂对人与人的关系的影响。沉寂为什么会使我们感到局促不安？而各种各样的响声又能得到什么有益的效果？

        沉寂并没有让我感到不安。尽管我也会和朋友们嘻嘻哈哈互相嬉闹，可我不习惯在别人面前谈论自己的感情——尤其在同学面前。我可以静静地坐上几个小时，如果课堂是这么要求的话。

        离开教室时，莫里喊住了我。“你今天没有发言，”他说。

        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觉得你有许多想法。米奇，你使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他年轻时也喜欢把什么都藏在肚子里。”

        谁？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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