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个星期二又去了莫里家。以后几个星期都是如此。我盼着去看他，这种欲望已经超过了一般的程度，因为我坐飞机跨越七百英里去看望的是一个垂死的人。可每当我与莫里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似乎处在一种时间的异常状态，我的心情会格外的舒畅。从机场到他家的路上我不再租打手机。让他们去等，我仿效莫里的话对自己说。

        底特律的报业形势仍不见好转。事实上，由于发生了纠察队员和替补员工的激烈冲突，发生了人们遭到逮捕、遭到殴打、躺在街上阻拦运报车的事件，整个事件正变得越来越疯狂。

        在这种情形下，我和莫里的会面就像是一帖还人类之善良的清洁剂。我们谈人生，谈爱，谈莫里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同情，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如此缺乏同情心。前几次来的路上，我在一个叫“面包马戏团”的市场停了下来——他们那儿的食品袋我在莫里家也曾看到过，我猜想他一定喜欢这里的食品——我在熟食外卖处买了好几袋的东西，有蔬菜面条，胡萝卜汤和蜜糖果仁千层酥。

        一走进莫里的书房，我提起袋子好像刚抢了银行似地大叫道。

        “美食家！”

        莫里转动着眼睛笑了。

        我同时在观察他的病情有没有加重的症状。他的手指还能使用铅笔或拿起眼镜，但手已经抬不过胸口了。他呆在厨房和客厅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呆在书房，那里有一张很大的躺椅，上面堆放着枕头、毯子以及一些用来固定他日见萎缩的腿和脚的海绵橡胶。他身边还放了一个铃，当他的头需要挪动或要“上马桶”（这是他的提法）时，他会摇一下铃，然后康尼、托尼、伯莎或艾美——他的家庭助手服务队——就会进来。摇铃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他没能把铃摇响的时候他会感到沮丧。

        我问莫里他是否自哀自怜。

        “有时候会的，在早上，”他说。“那是我悲哀的时刻。我触摸自己的身体，移动手和手指——一切还能动弹的部位——然后为自己失去的感到悲哀。我悲哀这种缓慢、不知不觉的死法。但随后我便停止了哀叹。”

        这么快？

        “需要的时候我就大哭一场。但随后我就去想生活中仍很美好的东西，想那些要来看我的人，想就要听到的趣事，还想你——如果是星期二的话。因为我们是星期二人。”

        我笑了。星期二人。

        “米奇，我不让自己有更多的自哀自怜。每天早上就一小会儿，掉几滴眼泪，就完了。”

        我想到有许多人早上醒来后会花上很多的时间自怨自艾。要是稍加限制的话会有好处的。就几分钟的伤心，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如果莫里这种身患绝症的人能够做到的话，那么……

        “只有当你觉得它可怕时，它才可怕，”莫里说。“看着自己的躯体慢慢地萎谢的确很可怕，但它也有幸运的一面，因为我可以有时间跟人说再见。”

        他笑笑说，“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的。”

        我审视着轮椅上的莫里：不能站立，不能洗澡，不能穿裤。幸运？他真是在说幸运？

        趁莫里上厕所的空档，我随手翻开了放在轮椅旁边的《波士顿时报》。有一则报道说，在一个森林小镇，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折磨死了一个把她们当作朋友的七十三岁的男子，然后在他的活动房里举行了聚会并向众人展示了尸体。另一条新闻是关于即将要开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一个演员杀死了一个同性恋者，原因是后者在电视上说他非常喜欢他。

        我放下了报纸。莫里被推了回来——脸上仍堆着笑容——康尼准备把他从轮椅扶到躺椅上去。

        要我来吗？我问。

        一时谁都没言语，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自告奋勇的。莫里看了看康尼说，“你能教他怎么做吗？”

        “行，”康尼说。

        照着她的话，我探过身去将前臂插进莫里的腋下，用力往自己这边拖，就像拖一根圆木那样。然后我站直身子，把他也提了起来。通常，当你把一个人提起来时，对方会紧紧抓住你，但莫里却做不到。他几乎是死沉死沉的。我感觉到他的头耷在我的肩膀上一颠一颠的，他的身体犹如一个湿面团紧贴在我的身上。

        “哼——”他轻轻地呻吟起来。

        我抱着你，我抱着你，我说。

        就这么托着他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无法描述的感情，我感觉到了他日趋枯竭的躯体内的死亡种子。在我把他抱上躺椅、把头放上枕头的一瞬间，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必须做些什么。

        1978年我在上大学三年级，那时迪斯科舞和洛奇系列电影成了风靡一时的文化时尚。我们在布兰代斯开设了一门很特别的社会问题研究课，莫里称它为“小组疗程”。我们每星期都要讨论小组成员互相接触的方式，观察他们对愤怒、妒忌或关心等心理行为的反应。我们都成了人类实验鼠。常常有人在最后流下了泪。我把它称作是“多愁善感”课。莫里说我的感情应该更开放些。

        那天，莫里让我们作了一次实验。我们站成前后两排，前排的人背对着后排的人。随后，他让前排的人向后倒去，由后排的同学将他们扶住。许多人都觉得不自在，稍稍往后倒几英寸便收住了身子。大家都窘迫地笑了。

        最后，有一个同学，一个老是穿一件宽大的白色运动衫、长得瘦小文静的女孩把双手合在胸前，闭上眼睛，直挺挺地向后倒去，那架势真像立顿红茶广告里的那位掉进水池的模特。

        那一瞬间，我肯定她会重重地摔倒在地。但情急之中，和她搭档的那位同学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和肩膀，毛手毛脚地把她扶了起来。

        “哇！”好几个同学喊道。有的还鼓了掌。

        莫里笑了。

        “你瞧，”他对那个女孩说，“你闭上了眼睛，那就是区别。有时候你不能只相信你所看见的，你还得相信你所感觉的。如果你想让别人信任你，你首先应该感到你也能信任他——即使你是在黑暗中，即使你是在向后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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