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要评定李鸿章这个人物，那么我们论述李鸿章生活和居住的国家，和他出生和成长的时代的时候，有两件事不能不仔细研究：

        第一件事是：李鸿章居住的地方，是有着数千年的君权至上、君主专制的国家，而此时又恰好正值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发展到巅峰，到达鼎盛极点的时代。

        第二件事是：李鸿章居住的地方，是满洲人入主中原华夏后建立的国家，而当时又赶上各民族混合生活已经很久了，汉人的权利逐渐初始恢复的时代。

        那些评论的人们动不动就说：“李鸿章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很有权势的大臣。”我不知道那些评论者口中所说的权势之臣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对权势之臣的定义是怎样的。但是，如果要是拿李鸿章与汉代的霍光、曹操，明代的张居正，和与他时代相近的欧洲、美洲、日本等所谓的立宪君主的大臣们相比较，那么他的权力必定和他们的是迥异又不相等同的。假使李鸿章果真是他们口中所说的有权势之臣，再来看古代的中国有权势之臣独断专横，作威作福，挟持威胁君主，天下人都惧怕他们，他们甚至都威胁到江山社稷。但是李鸿章却努力为君国而忠直谏诤，忠心耿耿，甚至都不顾自身，完全不考虑个人得失，这可以称得上是纯粹的忠臣了。假使李鸿章果真是他们口中所说的有权势之臣，再来看近代各国有权势之臣都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采取措施改革朝政，做事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丝毫不会避讳别人的怨恨和闲话，但是李鸿章却萎靡不振，因循守旧，害怕头害怕尾的，没有什么大的成就，这样的他也只能算是庸臣了吧。虽然话是这样说，但是李鸿章所处的环境还是有很多与那些人完全不相同的。我试着和读者一起明察事物，洞察奸邪，罗列证据，从上到下，由古至今，放到一起来谈论。

        中国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国家，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这种专制政治体制，也是遵循着进化的天理，渐渐发展，直到今天这个时代，完善程度终于达到极致。所以那些有权势的大臣们的权力，迄今为止已经被剥夺得所剩无几。让我们追溯到春秋战国的时候，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齐国的陈田，他们是历史上有权势的大臣里最为出色的。当时采用的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大臣对于国家来说，是万人里挑千人，千人里挑选百人，枝杈强壮却伤及了树干，这样的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再回顾两汉时期，天下统一，中央集权的政体已经在渐渐萌芽，但是它的根基还没有稳固，所以外戚发动侵略的这类祸端特别严重。霍、邓、窦、梁这等人的动乱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发生，气焰很盛。王氏趁此机会甚至盗取了皇权，但这一时期大体上仍然还保存着贵族政治发展的余波。如果不是有着巨大功绩和非凡经历的人，是不敢觊觎朝廷大权的。范晔在他所写的《后汉书》里谈论张奂、皇甫规这些人的时候，说他们的功绩占了全天下的一半，声名远扬四海，他们的举手投足，足以影响朝廷的意见。但他们还是谦卑谨慎，不存二心。把这一结果归功于推行儒术的功劳，也是当然的事情。但那时贵族掌握大权的风气还没有衰落，所以那些不是贵族的人，丝毫不敢有非分的想法，也是原因之一啊。这是有权势的大臣里的第一类。等到到了董卓之后，英雄豪杰各地蜂拥而起，曹操趁着这个机会来窃取皇位，凭借着武力而能够成为有权势的大臣。这种夺权方式从曹操开始，此后的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这些人，都是遵循着曹操的轨迹。这些是有权势的大臣里的第二类。再比如说秦代的商鞅，汉代的霍光、诸葛亮，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等人，都是出身于平民百姓，没有什么靠山，而是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得以结交君主才为世知晓的。被君主委以重任，接受封官，并得以施行他们的志向，全国上下都听命于他们，在一段时期内，权臣的权力大到极致，几乎具备了近代君主立宪国家里大臣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有权势的大臣里的第三类。在此之下，就是靠着用花言巧语和媚态伪情来迷惑、取悦君主，表面献媚，暗自里却偷偷滥用国家权力，残害和荼毒百姓的那一类了，比如秦朝的赵高，汉代的十个常侍，唐朝的卢杞、李林甫，宋朝的蔡京、秦桧、韩侂胄，明朝的刘瑾、魏忠贤，他们残害百姓，贪污腐败，做的坏事数不过来。这是有权势的大臣里的第四类。以上的四类，中国数千年以来的所谓的有权势的大臣，大概全部就是这些了。

        进一步来谈论这些，越是古代那么掌有权势的大臣就越多，越是近代那么掌有权势的大臣就越少。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有权势的大臣数量的减少和增长，是与专制政治体制的进化成相应比例的，而中国的专制政治之所以会那么发达，其中有两大原因：一点是因为教义禁锢和束缚人们思想，另一点是因为封建君主的统治和管制。孔子鉴于周代末期贵族跋扈的弊端，思考遵奉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以此来安定天下，因此对权在朝臣的现象痛心疾首，著述立言，反复再三地阐明思想。汉朝建立后，叔孙通、公孙弘这些人改进儒家思想，以此来树立君主的权威。汉武帝推行儒家六艺，罢黜百家，一心通过这些措施来教导天下百姓，尊卑的分辨日益严格，由此世人才开始把权臣当作是政治治理上的弊端。从那以后的两千多年来，都把这种思想作为国民教育的中心内容。宋代的贤良之士更是大肆发扬它的影响，此思想的基础更加牢固。凡是缙绅知识分子和上流人士、洁身自好的人等，没有不战战兢兢的。这种思想既然已经深入人心，自然能够消除那些枭雄心中飞扬跋扈的想法，被束缚在名教里乖乖遵规蹈矩。汉代的诸葛亮，唐代的汾阳，还有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甚至是李鸿章，他们的行为处事都是拜这一思想所赐。再说历朝历代的君主，学习借鉴兴盛和灭亡的原因，思考修补挽救的方法，所采取的办法一天比一天缜密，所以贵族把持大权的现象到了汉代就消失殆尽，没有了。汉代的光武帝、宋代的宋太祖对待功臣，俸禄等待遇都十分丰厚，却解除他们的兵权；汉高祖、明太祖对待功臣，铲除自己心中怀疑的人，灭杀其整个家族。虽然他们宽容度、忍耐度的做法不一样，但是通过削弱他人权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样的思想都是一样的。到了近代，天下都统一为实行郡县制，得到土地不再通过世袭，内外彼此之间都互相牵制，况且天子还手拿长鞭，像对牲畜一样使唤他们。即使担任侍中高官十年之久，即使开疆拓土千里之大，一纸圣旨早上传下，傍晚就会立即解除印绶，束手就擒，任人摆布，和普通百姓没有什么两样。处于重要地位的人没有几个能够幸免的，他们只能用不要持有过重的权力、保证能够全身而退来劝诫和勉励自己了，这岂是一定比古人性格善良吗？也就是大势所趋，被现实逼迫的罢了。因为这两个原因，狡黠圆滑的人都会有所顾忌，不敢放肆，天下稍稍得以安宁一些。洁身自爱的人，心中常常怀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不想使自己处于受人猜疑的境地，即使事关国家大事，就算明明知道这件事的意义并且应该当仁不让，也不敢力排众议，忤逆君主之意使自己处于风口浪尖之中。有一句谚语是这么说的“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全朝廷的所有官员都是遵守这个原则的，这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这个行为准则的由来是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

        等到了本朝，又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本朝廷曾经是东北的一个部落，崛起发达，入主中原，凭着数十万的外族人，驾驭着数万万主流民族的居民。他们不可能不存在满汉之分，势必要分出你我彼此，是现实的形势所致使的。滇、闽、粤三地曾经任命投降的将领作为知府，却形成尾大不掉朝廷难以控制的局面，朝廷竭尽全力加以改变后，威权才开始完全被朝廷控制。此后这两百多年来，只有满族的官员可以成为权臣，而汉族的官员里没有掌握权势的大臣。

        像是鳌拜，像是和珅，像是肃顺、端华这些人，差不多可以和前朝的权臣相比的，他们都是满族人。统计每次军队军事行动，像平定三藩，平定准噶尔，平定青海，平定回部，平定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定西藏廓尔喀，平定大金川以及小金川，平定苗族，平定白莲教、天理教，平定喀什噶尔，出兵十几次，用的都是旗人的军队，任用亲王贝勒或者满族大臣来率领军队。日常的情况，朝廷内部的重要职位，外派委任的地方主官，汉族人只是凑数补充而已，对于政事没有什么发言权。比如顺治、康熙年间的洪承畴，雍正、乾隆年间的张廷玉，虽然职位很高，个人声望很大，然而实际上只是一个摆设而已，有名无实。剩下的百余号同僚，更不值得一提了。所以说咸丰帝以前，将帅、丞相等这一类的重要职位，汉人从来就没有当上过（将领里有一两个，也是加入满族的汉人）。等到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发动起义，赛尚阿、琦善这两个大学士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率领着八旗精兵远征，拖延贻误了战机，令敌方扩张了实力，到这时才开始知道旗人军队不能用，委派、任命汉族人执掌军事，于是就从这里开始了。所以金田一战，实际上是满、汉两族权力削弱和增长的最开始的重要关头。等到曾国藩、胡林翼在湖南、湖北起兵，成为平定江南的中坚力量，即使这样，朝廷仍然任命正白旗的官文大臣，以大学士的头衔当钦差大臣。在当时的情况，朝廷虽然不得不依靠重用着汉族人，然而怎么能一下子就对汉人推心置腹呢？曾国藩、胡林翼费尽心思取悦朝廷派来的官文，每当有军事上的事情上奏朝廷时，一定会让他领头签署。遇到论功行赏的事情，或者向朝廷上报胜利的消息，也一定要等到官文过目后才发出去，这种形式上的谦虚虽然值得敬佩，他们的良苦用心也是很可怜的。试着去读一读《曾文正集》，自从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曾国藩就战战兢兢，好像有芒刺扎在背上一般坐立不安。就算是曾国藩这样学识渊博、修养深刻的人都是这种感觉，更何况是李鸿章这个自信力还不如曾国藩的人呢。所以我才说，李鸿章所处的地位，是和诸汉的霍光、曹操，明代的张居正，和与他时代相近的欧洲、美洲、日本等所谓的立宪君主国家的大臣们，有着迥然不同的地方，是当时的形势导致的。

        姑且可以谈论李鸿章的地位，但是更需要或者说是不能不明白的是中国的官僚制度。李鸿章曾经担任过的职务，有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以及直隶总督。从表面上来看，李鸿章可以称得上是位极人臣了。然而，清朝自从雍正皇帝以来，政府的实权都掌握在军机大臣手中（虽然自从同治皇帝以后，地方总督巡抚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而是因人而异的，不是所有的都一样）。

        所以一国政治上的功劳和过错，军机大臣应当负其中责任的一大半。虽然李鸿章当总督巡抚时候和寻常的总督巡抚不太相同，至于列举近四十年的政治失误，都归罪于李鸿章一个人，那么，对李鸿章肯定也有不公平的地方。试着列举同治中兴以来的有实力的军机大臣如下：

        说明：就这个表，也可以看出满汉权力削弱和增长的一些情况。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之前，汉族人没有真正执政的，文祥大学士提拔沈桂芬，实际上是汉人执掌政权的开端。他们后边是李鸿藻、翁同龢，接着是孙毓仪和徐用仪两个尚书，他们这些人的实际能力且不谈论，重要的是，同治以后，不仅仅是地方大臣中汉族人占了一大半，即使在中央核心部门，汉族的实力也骤然增加了。自从戊戌八月之后，形势又是一次很大的变化。这其中的内幕，说来话长，因为跟本书的内容主旨关系也不大，所以在这里就不详细讨论了。

        由此来看，这数十年来和李鸿章一起共事的都是些什么人，就可以知道了。这些人是不是贤德的人，是不是满腹才学，在这里我们暂且先不细细讨论，最关键的，他们都不是和李鸿章同样的心思、同样的努力、同样的见识、同样的信仰、遵循同一个主义的人。李鸿章当时对比斯麦说的话是有根据的吗？他的话是有根据的！又何况那些军机大臣里还有一些只会盲目听从信奉朝廷旨意的，唯唯诺诺，这是我为李鸿章感到悲伤的原因。我在这里说的这些话，并不是有意偏袒李鸿章，或者说是为李鸿章开脱，即使李鸿章果真是有实权的，能够尽情实行自己的志向和政策，我敢断言他可以取得的成就也绝对不会远远超过今天的成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李鸿章本来就是没什么学问和才识的人。假如李鸿章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豪杰，那么凭借着他在朝廷中本来有的地位，怎么会无法继续获取更好的官位，在天下广泛根植自己的势力，通过这些方式来期望在天下施行他的政策呢？像格兰斯顿、比斯麦，他们这些人在施行自己的政策的时候难道前方就没有阻力吗？所以想为李鸿章当辩护的人也很困难。虽然是这样，如果把中国施行政治的错误全都归罪于李鸿章一个人，李鸿章本人虽然没有什么可值得同情的，但那些掌管政治、贻误国家发展的朝中的内阁大臣，反倒是有了可以推诿的理由，用这些话来辩驳他人，来逃脱自己的罪责，而我们全国上下，四万万的百姓中放弃国民该承担的责任的人，也不会再知道自己的罪责在哪里。正是因为我看到李鸿章在国家中处于这样的境地，所以不得不来为他反复辩论。至于他的功劳和罪过，以及这个人的人品和才干到底是怎样的，敬请读者翻阅本书后面对他的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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