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九龙之役

        十九世纪末，出现了中东革命，犹如十八世纪末，有法国大革命一样。法国大革命创建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中东革命打开了二十世纪的亚洲。就好像是太阳该升起来了，公鸡会先打鸣；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月亮会先泛出月晕；在事情发生之前，有识之士就能够预先知道。当中国和日本还没开始打仗时，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关系，只不过是传教、通商这两件事；而战争过后的数年间，他们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和以前相比突然增加了很多倍；到了今天，看中国人的一举一动，都像是和欧洲人紧密相连，想分都分不开了。这个事情发生的一半原因在于治理国家内部的人没有好好处理政事，另一半是因为外交上没有谋略。看一下中国近十年来的外交历史，不禁让人用袖子遮住自己，泪流满面。

        在战争开始之前，中国请求英国、俄国帮助调停，这实际上是引导别的国家干涉我国的开始。那时候日本人经常说这是东方自己的事，希望我们两个东方国家自己解决，没必要让其他国家参与其中。那时候我国政府已经蓄积了很多的愤怒，不愿意接受这一建议，只想借助于欧洲人的力量来胁迫日本。俄国大使回复中国说，“俄国一定出力，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从这里就能看出他们一直处心积虑，等待让他们阴谋得逞的时机，他们本来就早有打算了。乙未年三月，李鸿章将要出使日本，走之前先和各国公使进行了一次有目的的会谈。俄国大使喀希尼说：“我们俄国能够出很大的力气攻击日本，保全中国的疆土不受侵犯，但是中国必须用军防上和铁路交通上的利益当作给我们的报酬。”于是李鸿章才和喀希尼私底下互相约定，在俄国的大使馆里秘密商议了好多天。欧洲的势力渐渐发展到东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当时想要借助于欧洲的势力来抵抗日本的中国人，不只李鸿章一个人，还有比他更厉害的。张之洞当时任两江总督，致电上奏反对议和，说“如果把贿赂日本的财物转向贿赂俄国，那么我们所损失的都不到一半，这样就可以转败为胜，恳请命令总署以及出使大臣，和俄国商定秘密条约，如果他们肯帮助我们攻打日本，胁迫日本把那些条约废除，就酌情考虑划分一些新疆的土地当作给他们的酬劳，允许他们来推广商务。如果英国肯帮助我们，那么也给他们相同的报酬”，等等。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外交家，他们的眼光手段，大概如此，我们也只能叹气了。

        《马关条约》签订还不到一个月，俄国就和德国、法国合起伙儿来商议要逼迫日本还给我国辽东的这件事。俄国人替我国取回辽东，并不是为我们考虑，而是为他们自己考虑。他们把这个地方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每天都在垂涎这块地方，所以绝对不能让日本人酣睡在本来应该他们下榻的床上，所以就让我们国家用三十兆银两从日本人的手里把辽东买回来先是卖给我们一份大人情，然后再慢慢地收取回报。俄国人外交手段的巧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而李鸿章这一生关于误国的过错，大概没有比这件事更大的。李鸿章外交的生涯，实际上就是一段失败的生涯。

        归还辽东的事情完了之后，喀希尼立即要将这之前和李鸿章私下里约定的内容，以公文的形式向总理衙门请求兑现。这件事引起人们议论纷纷，皇上龙颜大怒，罢免了李鸿章的职务，只保留一个大学士的虚衔，于是喀希尼暂时放缓他的请求，等待时机。丙申年春天的时候，俄国皇帝加冕，各个国家都派地位最高的大使前往祝贺。中国也遵照这个制度派遣，因为王之春曾经是充唁使，所以这次去祝贺的使臣就派他去了。喀希尼对此表示反，说：“皇帝加冕，这是俄国最重要的典礼了，所以这次前来祝贺的人，必须是这个国家里最著名的人，在列国中都享有盛誉的才可以。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能担当这个任务。可以胜任的人，只有李中堂本人。”中国这才改派李鸿章作为头等公使。喀希尼又贿赂慈禧太后，威逼利诱，说归还辽东半岛这件事，必须要给予报酬，请授予李鸿章全部的权力来讨论这件事。李鸿章请训的时候，太后召见他，谈了足足有半天的时间，一切联合俄国的秘密的谋划就都定下来了。

        李鸿章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的时候，便开始和俄国政府讨论喀希尼所拟定的条约的底稿。随着加冕的日期越来越近，就前往俄国以前的首都莫斯科，然后将议定书画押。在他们开始讨论条约草稿的时候，俄国人为了避开外国的眼球，不派外交大臣去和李鸿章他们讨论，而让户部大臣负责办理，所以就在辉煌的盛大的典礼开始，万国宾客齐聚一堂的时候，使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谋。这件事是一件关系到世界全局的事情，居然几天内在宴会之间就决定好了。俄国人外交手段的剽悍和迅速，真是令人又羡慕又害怕呀！当时是丙申年的四月。

        秘密合约的办理和签订过程十分机密，除了中国和俄国两国当时在场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一个知道的。但是上海的《字林西报》竟然在李鸿章从俄国回来前，就得到了这个密约的全文，翻译录入后刊登在报纸上，听说好像是他们用重金从俄国宫廷内侍那里买来的。它的全文如下：

        大清国大皇帝之前，即在中日战争之后，因为承蒙大俄罗斯大皇帝仗义帮助，并且愿意将两国的边疆和通商这些事变成对两国都有利益的事妥协商定，来巩固两国的友好关系，所以特地派大清钦点的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为全权大臣，会同大俄罗斯国钦差出使中国的全权大臣一等伯爵喀希尼，在北京商定，将中国东三省的火车道接连到俄国西伯利亚省的火车道，以此希望两国的通商往来能够更加方便快捷，沿海的边防能够牢固，并且商议专门的条约以此来报答俄国帮助索还辽东等地方的情义。

        第一条　最近俄国的西卑里亚火车道竣工在即。中国允许俄国将这条火车道一方面由俄国的海参崴埠连续造到中国吉林的珲春城，再向西北连续修到吉林省城为止；一方面由俄国境内某个城市的火车站接着续修到中国黑龙江的瑷珲城，又向西北连续修到齐齐哈尔省城，再到吉林伯都讷地方，再向东南连续修到吉林省城为止。

        第二条　凡是续修进中国境内黑龙江和吉林的各个火车道，都由俄国本国自己筹备资本，火车道的一切章程，也要依照俄国火车章程，中国不能插手。至于它们的管理权，也暂时都归俄国，以三十年为期限，过期后，准许由中国筹备资本，估算价格，把这些火车道和一切火车、机器厂、房屋等赎回去。至于怎么个赎回法，等以后再进行妥善的商酌。

        第三条　中国现在有的火车道，打算要从山海关开始连续修到奉天的盛京城，由盛京接到吉林。倘若中国日后不方便及时修造这条铁路，要同意由俄国准备资金由吉林省城代为制造，以十年为期限赎回。至于铁路应该由哪条路开始修建，都按照中国已经勘定好的道路两端延伸到盛京和牛庄等地方为止。

        第四条　中国所打算续造的火车道，自奉天开始，一直到山海关、到牛庄，以及东西方向到金州、到旅顺口以及到大连湾等处，都应该仿照俄国的火车道的宽度建设，以此来期望中国和俄国彼此来往通商的便利。

        第五条　以上俄国自己修造火车道所经过的各个地方，应该得到中国文武百官的照常保护，并且应该优待火车道各站的俄国文武百官以及技工等。但是因为这条火车道所经过的地方大半是荒远偏僻的，还恐怕中国的官员不能随时都保护得十分周详，应该准许俄国专门派马步各兵数队驻扎在各个重要的站地，以此来妥善地保护商务。

        第六条　火车道修成之后，两国彼此运进的货物，它们的纳税章程，都要准许按照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二月初四中俄陆路通商条约缴纳。

        第七条　黑龙江以及吉林长白山等处地方所产的五金之矿，一向有禁例，不准开挖。自从这个约定后，准许俄国以及本国的商人和百姓随时开采，只是必须要先行禀报中国的地方官员并且领取许可证，并且要按照中国内地的矿务条程，才能够准许开挖。

        第八条　东三省虽然有新练陆军，但是大半个军营仍然还是按照以前的制度方法办理，倘若日后中国想要将全省军队都改为西式训练，要准许向俄国借调熟悉营务的军官来中国整顿这一切，其中的章程和两江所请的德国的军官管理办法一样。

        第九条　俄国向来在亚细亚洲没有周年都不结冰的港口，一旦在该洲有军务的话，俄国的东海以及太平洋的水师，行动会有很多的不方便，不能够随时航行。今日中国鉴于此种情况，情愿将山东省的胶州地方暂时租给俄国，以十五年为一个期限。其中俄国所修建的营房、栈房、机器厂、船坞等，准许中国在期限时间满后估算价格，准备资金收购回来。但是如果没有军务上的紧急，俄国不能够在那里屯兵占据要领，以免遭到其他国家的怀疑。其中租赁的钱，应该如何处理，以后会另有附条商酌讨论。

        第十条　辽东的旅顺口以及大连湾等多处地方，原来就是险要的地方。中国极应该迅速整理这里的各项事务，以及修理各要塞的炮台，以备不时之患。既然签订了这个合约，那么允许俄国将这两处地方一起保护，不允许其他国家侵犯。中国也应该承诺，将来永远不能让其他国家占据。当俄国突然有军事事务时，中国要允许将旅顺口以及大连湾等地方，暂时让给俄国海军和陆军驻扎，以此方便俄国军队的进攻和防守。

        第十一条　旅顺口、大连湾等地方，如果俄国没有军务上的危机，就由中国自己管理，与俄国没有关系。只有东北三省的火车道，以及挖掘五金矿这些事务，准许换约后某一时刻根据情况施行，俄国的文武百官以及商人百姓等所有人的所到之处，中国的官员理应格外优待和保护，不能够阻止他们到各个地方游历。

        第十二条　这个合约奉两国的御笔批准之后，各国将条约照行，除了旅顺口、大连湾以及胶州这些条款外，全部通知各个地方官遵照。将来换约，应该在哪个地方，再另行商酌和议论，自画押之日起以六个月为期限。

        中国和俄国秘密签订条约以前，中国的形势是一种局面，中国和俄国秘密签订条约以后，中国的形势又是一个局面。近些年以来，列国从中国取得的权利都是新型的，一是说借租地方，二是说某个地方不许让给别的国家，三是说代为修造铁路，而这些事情的开端都是从这个密约开始的。其中第九条借租胶州湾，从这之后，胶州、威海、广州、旅顺、大连也就都开始了。其中的第十条旅顺、大连不许让给其他国，这是各国势力范围划分的开始。而铁路的修建，也断送了清朝祖宗的这一发祥地。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迅速建成，成为各国觊觎中国、相互纷争的开始，本来就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了。呜呼！牵一发动全身，就算是把九州的铁都聚到一起，也不能铸成如此大错。我对于这个举措，实在是不能宽恕李鸿章了。

        有的人说：这个密约是由太后主导的，督办军务处王大臣支持的，并不是李鸿章的本意。可是，莫斯科的草约是在谁的手里签订的呢？这些本来就是无论何时也无法隐讳的。自从这个约定的原文刊登在报纸上后，各国的报馆纷纷发来电报，相信和怀疑的都大有人在，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没有不惊心动色的。李鸿章游历欧洲的时候，各个国家交相来询问他，他只是一味地支支吾吾和搪塞而已。那一年的七月，在莫斯科画押的草约到达了北京。喀希尼直接拿着它去和总理衙门交涉，皇上和总理衙门都不知道这件事，异常地惊愕和愤怒，坚决不肯答应。喀希尼又去贿赂太后，说了一些好话，也说了一些严重的话，既有诱惑，又有威胁。于是慈禧太后就开始严厉责骂皇上，直接下命要交给督办军务处迅速办理这件事，不经过总理衙门。一八九六年九月三十日，皇上挥着泪批准了这个密约。

        李鸿章这一次去祝贺俄国加冕，以及他后来游历出访欧洲，都只不过是交际方面日常的礼仪。要说有关于交涉方面的内容，就是商定密约和商议增税这两件事而已。中国旧的税法规定，凡是进口的货物，要抽百分之五的税。这次因为赔款的缘故，想要增加到抽百分之七点五。首先和俄国商议的时候，俄国表示允许；然后是和德国、法国商量，德国、法国想要等待英国的意思。李鸿章到了英国之后，向英国的宰相沙士勃雷提出了这个请求。当时英国与中国的感情正是非常冷漠的时候，而且又因为中国和俄国签订密约的缘故，对李鸿章有很深的怀疑，于是沙士勃雷就假称和上海各处的等待做生意的商人商量后再行决定，实际上是拒绝了李鸿章的提议。于是这件事就没有成功。

        李鸿章这次被聘任游历欧洲，各个国家对待他都非常有礼貌，德国人的礼节尤其隆重。

        原来大家都以为李鸿章的这趟出行一定会购买大批的军舰、大炮、枪支、弹药等，还会给予他们大量的通商方面的优惠待遇。而李鸿章到达欧洲后，什么也没向各国购买，欧洲人对此都非常失望。李鸿章到达德国后，访问了比斯麦；他到了英格兰后，访问了格兰斯顿，双方见面都非常欢乐，三位都是十九世纪世界上的巨人。八月的时候，李鸿章从美洲回国。九月十八日，李鸿章奉旨在总理各个国家事务的衙门办差。从这时一直到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戊戌的七月，实际上是李鸿章专职处理外交事务的时期。而在这个时期，德国占据了胶州，俄国占据了旅顺口、大连湾，英国占据了威海卫、九龙半岛，法国占据了广州湾，实际上也是中国外交方面事情最多、最危险的时候。

        归还辽东的这场战役，提倡的一方是俄国，而支持者是德国和法国。俄国人已经和中国签订了密约，在北方得到了特别大的，甚至算得上是无限的权利，正踌躇满志；法国人也在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春夏之间，得到了云南、缅甸、越南交界处的瓯脱地区，又得到了广西镇南关到龙州的铁路修筑权；只有德国一无所获。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的春天，德国大使向总理衙门索要福建的金门岛，总理衙门当然是严峻地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到了十月，胶州的事端就兴起了。

        在这场战役中，德国人横逆无道，这是人人都能看见的。虽然，中国的外交官也确实有一些不能推辞的过错在那里。如果一开始并没有依赖别人的话，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既然对人家有一些倚靠和依赖，本来就不能不酬谢人家；如果都不酬谢的话也可以，既然酬谢了甲，也酬谢了乙，那么丙也应该有一些酬谢。三个国家一起干涉日本归还辽东，而只有德国最后什么也没有得到，怎么会不激起他们的愤怒导致他们制造事变呢？不只是这一件事，《中俄密约》中还声明，将胶州湾借给俄国人，俄国人在这里面所得到的权利，不只是在东三省，还要深入山东。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列国之间竞争分出优胜劣败的时候，别的国家能没有忌妒心吗？所以德国才会有这些横逆无道的举动，而这里面也有中国的逼迫，所以他们才这样的。一八九七年十月，曹州教案兴起，山东巨野县乡民杀害了两个德国传教士。德国人听到这个事情后，当天就开着军舰闯进胶州湾，拔掉中国的旗帜，插上了德国的旗帜，中国的总兵章高元被掳走了。警报报到了总理衙门那里，于是就和德国的使者开始商议。德国大使海靖一味威胁、恐吓他们，所以来苦苦哀求的人和婉言商量的人一律都拒绝。中国想要向其他国家乞求援助，没有一个国家是仗义相助、为我们国家打抱不平的。事情拖延了两个多月，我国只好对德国要挟的六件事，忍气吞声地一一答应了，即将胶、澳附近的近百里的地方租给德国九十九年；山东全省的铁路矿务都归德国承办等。

        胶州的事情刚刚平息，就立刻有一个巨大的波澜兴起。当初李鸿章签订的《马关条约》，约定好三年之内要是能够还清，就一概免除利息，而前边所有缴纳的利息，也都要还给我们，也可以省去威海卫戍兵四年的费用，共节省的白银是二千三百二十五万两。三年的期限快要到了的时候，中国政府想要在期限内还款，商议接着向外国借钱。二十三年十一月的时候，俄国人商量着想要借给中国这个钱，而向中国要求在北方诸省修筑铁路，以及罢免总税务司赫德职务这两件事。英国人知道后，立即表示反对，也想要借给中国这个钱，而且利息还较轻，而他要求的附加条件是：一、监督中国财政；二、从缅甸通铁路一直到扬子江畔；三、扬子江一带不许让给其他国家；四、打开大连湾作为通商口岸；五、推广内地的商务；六、各个通商口岸都免除厘金。当时总理衙门想要答应英国，俄国、法国两个国家忽然特别反对，说如果要是借了英国的钱，就是破坏了列国已经成的均势的局面，他们每天用强硬的话威胁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人不胜其苦。正月的时候，总理衙门回绝了各国，一律都没有借那些国家的钱，而是和日本商议，想要延期到二十年分摊归还，希望能够靠这种方案解决当前的困难，没想到日本竟然不允许。那个时候，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进退两难，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赫德从中努力，跟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借款，一共借了一千六百万镑，吃了很大的亏，才了结了这件事。

        胶州湾本来是《中俄密约》里面所规定的俄国的势力范围，现在忽然被德国攫取，然后占为己有，俄国人非常愤慨，又遇到了英国、德国阻挠俄国借给中国那些欠款的这件事，俄国人更加暴躁愤怒了。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正月、二月的时候，俄国向中国索要旅顺、大连湾这件事发生了。李鸿章是亲自签订密约的人，他想要履行条约却无法履行，想要推诿也不能推诿，最后就和俄国的大使巴布罗福又新签订了一个条约，将旅顺口、大连湾两处，还有邻近相连的海面租给了俄国，以二十五年为期限，并且准许俄国人在营口、鸭绿江的中间修筑铁路，一直连接到滨海的方便的地方。

        俄国人已经占据了旅顺、大连这两个地方，英国拿出要保持势均力敌的局面作为借口，向中国索取威海卫。当时大清政府拖欠日本的赔款刚刚还清，看守的官兵刚刚撤退，英国人拿出俄国的例子借机租占了这个港口，以二十五年为期限，这个条约一律依照旅顺、大连的条件处理。当时李鸿章和英国来的大使反复辩论，英国的大使斥责他说：“你要先去和俄国的使官去对峙讨价还价，不要和我们讨价还价。如果俄国的大使同意你的条件的话，我们就立刻善罢甘休。”李鸿章一时竟无言以对，当时现场狼狈的情景，让人怜悯，让人悲叹。如果说英国还有半点同情和怜悯的话，那就是和其约定好如果以后中国要是重新振兴海军的话，可以借用威海卫停船，只是这一件事而已。

        从此以后，中国割地的行为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当俄国、法国和英国为了借款的事情发生冲突时，法国人借助于俄国人的力量，要求使用广州湾，将这个港口当作在南方的海军根据地。当时英国刚刚逼迫我国政府开放西江一带，当作通商口岸，想要自己垄断这一带的商业权利，法国人看到这件事后非常着急，于是就效仿德国之前的计谋，直接闯入广州湾，后来就讨论借租这个地方，以九十九年为期限。中国没有反抗的能力，只好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英国又拿出了必须要保持势均力敌的这个说法，要求租借九龙湾来和别的国家相抗衡，期限同样是九十九年。事情定下来画押的前一天，李鸿章向英国大使窦纳乐反抗，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辩论，李鸿章说：“即使租借了九龙，也不能在那个地方的山上修筑炮台。”英国大使非常气愤，大拍桌子，说：“不用多说了！我们国家请求租借这个地方，是因为贵国把广州湾交给了法国管理，这样威胁到了我们管理的香港。如果您能够废除广州湾的条约，那么我们的提议也会立刻撤回来。”听到这话，李鸿章只能忍气吞声，把苦水往肚子里咽。当时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七日。

        到了五月的时候，英国、俄国发生了激烈的争端，即芦汉铁路和牛庄铁路事件。当初盛宣怀承办芦汉铁路，在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三月的时候，和比利时的某个公司协定好要借钱，约定好了在次年阳历一月交第一笔借款。等到德国占领胶州后，这家公司忽然要毁掉之前的约定，说如果不和德国修改条约的话，那么这个借款就没有办法提供。盛宣怀和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商量，要另外和别人结约。在这份刚刚签订的条约中，只不过是拿比利时公司当作傀儡，而实际上实权全都掌握在华俄银行的手上。这个华俄银行，实际上就是俄国政府的银行。借着这个约定，黄河以北的地方，将全部归到俄国的手里，而俄国人西伯利亚的铁路，就将以彼得堡作为起点，以汉口作为终点。英国人听到后非常忌妒，于是就提议把山海关到牛庄的铁路都归英国承办，想要通过这样从中间横断俄国的线路。俄国的公使到总理衙门大闹，要求中国拒绝英国。英国和俄国马上就要开战了，刻不容缓，而且它们都把中国政府作为自己发泄的对象，万种难题都集中到了外交官的身上。当时光绪皇帝刚刚亲政，国家百废待兴，他在心里深深痛恨李鸿章联合俄国出卖国家，于是就在七月二十四日下诏，声明李鸿章不许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行走，外交的风浪这才暂时平息，而李鸿章的外交官生涯也就到此为止了。

        说明：义和团时代李鸿章的外交将在第十章讨论。

        西方人的言论是这样：李鸿章是一个有着厉害手段的外交家。有的人还说：李鸿章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外交家。说他的手段非常狡猾，并不是外交家身上的恶劣的品德。各个国家一同在世界上存在，想要生存就必须竞争，在面临国家存亡的问题上外交家只能唯利是图，只追求利益，所以西方的哲人常常说个人是有道德的，但是国家是没有道德的。试着来看各个国家那些被称作大外交家的，谁不是通过狡猾的手段最后才得到名声的呢？不过，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在中国确实是一流的、最厉害的，但是把他放到世界上去，就要排到一些人的后面了。李鸿章的外交手段，主要就是联合某个国家来牵制某个国家，而所谓的联合的国家，也不是平时的联盟，不过是临时仓促地在一起合作而已，把一种战国时策士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比如他对于法国和越南的那场战役，就想要说服英国、德国来牵制法国；对于中国和日本的那场战役，就想要说服俄国、英国来牵制日本；对于胶州的那场战役，又想要说服俄国、英国、法国来牵制德国；但是最后都没有达到目的，却因为这个原因失去的更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九龙的事情，不能不说都是这种外交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因为天下没有只依靠别人而自己可以好好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西方的外交家也都积极地想要和其他国家结盟，然而人家是一定有自立之道的，然后才可以压制他人，而不是受制于人。而今天的中国动不动就说要联合某个国家的话，先不说人家未必会和我们联合，即使和我们国家联合，我们也只不过是沦为那些国家的奴隶而已，成为人家刀板上的鱼肉而已。李鸿章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我认为他也知道这些，但是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来代替这个办法了。这进一步说明了内部政治不好好地治理，外交也是没有办法维持的。以中国现在的发展趋势，即使是超过李鸿章的才干十倍的人才，对外的政策估计也是不得不隐忍，迁就外国，这就是我为什么深深地为李鸿章感到悲哀的原因。不过，李鸿章在别的战役中，我没有看见他能使上他的手段，唯独《中俄密约》，这个则是他对日本使用手段的结果。用这种手段制造出后边种种的困难，纯粹是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受后果，我又何必替他感到悲哀呢！

        说明：胶州事件以后的一些战役，其中的责任不只在于李鸿章一个人，那些恭亲王、张荫桓都是总理衙门里非常重要的人，应该要和李鸿章一起分担这些过错，共同承担责任，这些读者不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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