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奎达等了一个月，漫长的一个月，因出师不利而士气消沉。这次耽误是由一位穆斯林游击队指挥官造成的，那人名叫阿斯马图拉·阿查克扎伊·穆斯林，是坎大哈地区阿查克扎伊人的领袖，而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就是坎大哈。阿查克扎伊人是以养绵羊、山羊为生的牧人部族，原属于最大的杜兰尼部族。1750年，现代阿富汗的国父艾哈迈德·沙赫·杜兰尼让阿查克扎伊人脱离杜兰尼人，自成一个部族。这做法符合阿富汗传统，子部族的规模或力量达到足够自立的程度时，就脱离母部族自立。这也表示用兵奇诡多变的建国者艾哈迈德·沙赫承认，阿查克扎伊人是不容轻视且必须加以安抚的力量。两个世纪之后，阿查克扎伊人的地位更高，势力更大，赢得了名不虚传的骁勇善战之名，部族里的每个男子都随时听候领袖差遣，绝无二心。抗苏战争的头几年，阿斯马图拉将他的人打造成武器精良、纪律严明的民兵部队。在他们的地区，这支部队成为抗苏先锋，驱逐入侵者的圣战主力。

        1985年年底，我们在奎达准备越界进入阿富汗时，阿斯马图拉的抗苏意志开始动摇。这场战争非常依赖他的民兵部队，因此他将他的人撤离战场，开始与苏联人和苏联人扶植的喀布尔傀儡政权秘密和谈，坎大哈地区的整个抗苏战力也随之瓦解。其他不归阿斯马图拉管辖的穆斯林游击部队，例如坎大哈市北方山区的哈德人马，仍坚守阵地。但他们陷入了被孤立的境地，每条补给线都岌岌可危，易遭苏联人截断。情势混沌不明，迫使我们只能等待，等待阿斯马图拉决定是继续打圣战，还是转而支持苏联人。没有人能预知他会做何选择。

        等待的日子令每个人都烦躁不安，一等就是好几个星期，大家开始觉得似乎遥遥无期。但我充分利用这空当儿，学会了法尔西语、乌尔都语、普什图语，甚至通过平常的交谈，学到了一些塔吉克、乌兹别克的方言。

        我每天骑马。要马儿停下或转向时，我总是改不掉那小丑似的挥舞手脚的动作，但有时我的确可以顺利爬下马，而非被四脚朝天地甩到地上，狼狈下马。

        我每天从一个奇怪的书堆里找书读，题材包罗万象，是个名叫阿尤布汗的巴基斯坦人帮我弄来的。我们这群人里，只有他在奎达出生。我们藏身在奎达市郊的养马牧场，非常安全。他们认为我离开这藏身处太危险，因此阿尤布汗替我从中央图书馆弄了书来。那儿收藏着冷僻但引人入胜的英文书，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奎达（Quetta）之名来自普什图语“垮塔”（Kta），意为要塞。奎达靠近通往阿富汗的查曼山口路线和通往印度的博兰山口路线，数千年来都是军事、经济要地。1840年英国第一次占领了这古要塞，但因暴发了传染病，又有阿富汗人顽强抵抗，英军战力大减，不得不撤出此地。1876年英军再度占领此地，将这里打造成印度西北边境地区首要的英国大本营，牢牢掌控在手。英属印度境内用来培训军官的帝国参谋学院就设在此地，繁荣的经济重镇在这个气势磅礴、山峦环抱的天然盆地里兴起。1935年5月的最后一天，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摧毁了奎达大部分地区，夺走两万人性命，但经过重建后，干净、宽阔的林荫大道和宜人的气候使它成为巴基斯坦北部热门的度假胜地。

        对我而言，被困在牧场大宅院的那段时间，奎达最大的魅力是阿尤布汗带给我的书，他随意挑选的书。每隔几天，他就会出现在我门口，乐观开朗地咧嘴而笑，递上一捆书，仿佛是从考古遗址挖出的珍宝。

        于是，我白天骑马，适应海拔超过一千五百米的稀薄空气，晚上读作古已久的探险家的日记、绝版的古希腊经典著作、以古怪观点批注的莎士比亚著作、以三行诗节隔句押韵法翻译且译笔感情异常丰沛的英文版但丁。

        “有些人认为你是圣典学者。”我们在奎达待了一个月之后，某天晚上，阿布德尔·哈德汗在我房间门口对我说。我合上正在读的书，立即起身迎接。他拉起我的手，用他的双手包住，小声念祷祝福文。我挪椅子给他，他就座，我在一旁的凳子上坐下。他腋下夹着一个用浅黄色岩羚皮包着的包裹。他把包裹放在我床上，舒服地往后坐下。

        “在我的祖国，阅读仍是透着神秘的事，是某些恐惧与许多迷信的根源。”哈德拜说，一脸疲倦，一只手抚过疲倦的褐色脸庞，“十个男人中只有四人完全识字，女人识字的比例更只有男人的一半。”

        “你在哪里学到……你所学到的东西？”我问他，“比如，你在哪里把英语学得这么好？”

        “有个很好的英国先生指导过我。”他轻声笑，脸上因回忆而绽现光彩，“就像你指导过我的小塔里克。”

        我拿出两根线手纸卷小烟卷，用火柴点燃，递一根给他。

        “我父亲是部族领袖，”哈德继续说，“他个性严厉，但也公正而聪明。在阿富汗，男人靠本事出任领袖，他们口才很好，善于管钱，碰上必须打斗时则很勇敢。领袖一职绝不世袭，领袖的儿子若没有智慧、没有勇气或当众说话的口才，领袖一职就会转给较有本事的人。我父亲很希望我继承他的职位，继续他一生的志业，也就是让族人摆脱无知，确保族人的未来幸福安康。有个四处云游的苏非神秘主义者，一个上了年纪的圣徒，在我出生时来到了我们的地区。他告诉我父亲，我长大后会成为我们部族历史上耀眼的星星。我父亲满心期待这一天，但很遗憾，我未显露任何领导才华，也没兴趣培养这样的才华。简而言之，我让他失望透顶。他把我送到我叔叔那里，我叔叔现在人在奎达。那时候，我叔叔是个有钱商人，请了个英国人照顾我，那人成为我的家庭教师。”

        “你那时多大？”

        “我离开坎大哈时十岁，伊恩·唐纳德·麦肯锡先生教了我五年。”

        “想必你是个好学生。”我说。

        “或许，”他若有所思地回答，“我想麦肯锡先生是个很好的老师。离开他之后的这些年里，我听说苏格兰人以乖张、严厉的作风著称。有人告诉我，苏格兰人天性悲观，喜欢从阴暗面看事情。我想这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也没告诉我们，苏格兰人觉得事情的阴暗面非常、非常有趣。我的麦肯锡先生是个眼神里透着笑意的人，即使他对我非常严厉时也是。每次想起他，我就想到他眼里的笑，而且他很喜欢奎达。他喜欢这里的山，冬天的寒风。他粗壮的双腿天生适合走山路，他每个星期都到这些山里四处走，常常只带我一个人做伴。他是个懂得如何笑的快乐的人，他是了不起的老师。”

        “他不再教你之后呢？”我问，“你回坎大哈了吗？”

        “我回去了，但那不是我父亲所希望的光荣返乡。你知道吗，麦肯锡离开奎达的隔天，我就在市集，在我叔叔的店铺外面杀了一个男人。”

        “你十五岁的时候？”

        “对，我十五岁时杀了一个男人，我第一次杀人。”

        他陷入沉默，我思索着那几个字，“第一次”的分量。

        “那件事其实发生得莫名其妙，那是命运的捉弄，是毫无来由的一场架。那个男人在打小孩，那是他的小孩，照理我不该多管闲事。但那是毒打，下手很重，我看了于心不忍。仗着自己是村落领袖的儿子，是奎达有钱商人的侄子，我要那个人别再打小孩。他当然很生气，当场起了争执，争执变成了打架。然后他就死了，胸口插着他自己的匕首，他用来杀我的匕首。”

        “那是自卫。”

        “对，有许多目击证人，那事发生在市集的主要街道上。那时我叔叔很有影响力，替我向有关当局疏通，最后安排我回坎大哈。遗憾的是，我杀掉的那个人的家人不肯收我叔叔的偿命钱，派了两个男子跟踪我到坎大哈。我收到叔叔的示警，先下了手，用我父亲的旧长枪杀了那两个人。”

        他再度沉默片刻，盯着我们之间地板上的一个点。我听到从宅院另一头传来的音乐声，遥远而模糊。这个宅院有许多房间，以中庭为中心往外辐射出去，那个中庭比哈德在孟买家里的中庭大，但没那么气派。我听到水泡般的低沉私语声和击鼓般偶尔的大笑声从较近的几间房间传来。我还听到隔壁房间，哈雷德·安萨里的房间，传出卡拉什尼科夫AK-47突击步枪清枪之后，扳起击铁，打空枪的声音，“喀哩喀—喀恰喀”，AK-47的招牌声。

        “那两次杀人和他们试图杀我报仇，铸下了双方的血海深仇，最终毁掉我家和他们家。”哈德冷漠地说，再度回到他的故事里。他神情忧郁，说话时，仿佛光芒正从他下垂的眼睛里一点一滴默默流逝。“他们干掉我们一个人，我们干掉他们两个。他们干掉我们两个人，我们干掉他们一个。我父亲努力想终止这仇怨，但没办法。那是个邪魔，让男人一个接一个着了魔，使每个男人凶性大发，爱上杀人。血仇持续了几年，杀戮也持续了几年。我失去了两个兄弟、两个叔叔。我父亲遇袭重伤，无力再阻止我。然后，我要家人四处散播我已遇害的谣言，我离开了家。那之后的一段时间，血仇化解了，两个家族不再冤冤相报。但对我家人而言，我已经死了，因为我向母亲发誓这辈子绝不回去。”

        先前透过金属框窗子吹进来的晚风是凉风，这时突然让人感到了寒意。我起身关上窗子，拿起床头柜上的陶罐倒了一杯水。哈德接下水杯，悄声祈祷，把水喝下，喝完把杯子递还给我。我往同一个杯子里倒水，在凳子上坐下，小口啜饮。我没说话，生怕问错问题或说错话，导致他不再讲，转身离开房间。他很平静，似乎十足放松，但那开朗、大笑的光彩正从他眼里逐渐消失。如此侃侃而谈自己的生平，对他而言也着实是大出预料。他曾花好几个小时跟我谈，或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或他道德哲学的科学、理性依据，但自我认识他以来，他从未跟我或其他人谈过这么多私事。在那越来越长的沉默里，我望着他瘦而结实的脸庞，连呼吸声都压抑下来，生怕打扰到他。

        我们两人都是阿富汗标准打扮，宽松长衬衫和宽腰长裤。他的衣裤是褪了色的浅绿，我的是淡蓝白色。我们都穿着皮凉鞋当家居拖鞋。我的胸膛比哈德拜厚，但身高和肩宽我俩都差不多。他的短发和胡子是银白色，我的短发是金白色。我的皮肤晒黑了，很像他天生的杏壳褐色。若不是我眼睛是天空般的蓝灰色，他眼睛是冲积土般的金黄色，别人大概会当我们是父子。

        最后我担心那越来越长的沉默，而非我的发问，可能让他掉头走人，于是开口问他：“你是如何从坎大哈打进孟买黑帮的？”

        他转头面对我，露出微笑。那是开心的笑，温和的、率真的、新的微笑。从认识他以来，我跟他交谈了那么多次，却从未在他脸上见过这样的微笑。

        “逃离坎大哈的老家后，我横越巴基斯坦和印度，来到孟买。和其他数百万人一样，我希望在这个生产印地语电影偶像的城市发财赚大钱。最初我住在贫民窟，很像我现在在世贸中心附近的那个贫民窟。我每天练习印地语，很快就学会了。一段时间后，我注意到一个赚钱办法，就是到戏院购买卖座电影的门票，然后在戏院挂出‘满座’的标牌之后，以更高的价钱卖出去。于是我用我存下的一点钱，去买孟买最卖座的印地语电影门票，然后站在戏院外，等‘满座’的标牌挂出，卖出手中的票，我捞了一票。”

        “黄牛票，”我说，“我们称这为卖黄牛票。在我的国家，碰上最热门的足球比赛时，那黑市生意，可是好得很。”

        “没错。做这一行的头一个星期，我就赚了一大笔钱。我开始憧憬着搬到舒适的公寓，穿上高级的衣服，甚至买车。然后，有天晚上，我拿着票站在戏院外时，两个很魁梧的男人走了过来，亮出家伙，一把剑和一把切肉刀，要我跟他们走。”

        “地痞流氓。”我大笑道。

        “流氓。”他重复道，跟着我大笑。我们这些人都只知道他是阿布德尔·哈德汗大人、黑帮老大、孟买犯罪王国的统治者，以致我一想到他在羞涩的十八岁时被两名街头混混儿挟持的模样，就不禁捧腹大笑。

        “他们带我去见乔塔·古拉布，也就是小玫瑰。他的脸曾遭子弹射穿，子弹打掉了他大部分牙齿，留下一个状如玫瑰般往里皱缩的疤。因为这个疤，他才有了那个绰号。那时候，他是那整个地区的老大，他想叫人把我活活打死，以儆效尤。但在打死我之前，他也想看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胆敢侵犯他地盘的家伙。

        “他怒不可遏。‘你在搞什么，在我的地盘上卖票？’他问我，印地语、英语交叉着用。他英语说得很烂，但他想用英语吓唬我，仿佛把自己当成了法庭里的法官。‘你可知道，为了掌控这地区所有戏院的黑市门票，有多少人死掉，有多少人我不得不杀掉，我损失了多少好手？’坦白地讲，我当时吓得要死，以为这条小命只剩几分钟可活。于是我豁出去，放胆说，‘这下你得再除掉一个讨厌的家伙，古拉布。’我告诉他，用远比他流利的英语说，‘因为我没别的赚钱办法，没有亲人，没有东西可失去。当然，除非你给我一个体面的工作，一个能让忠心而又足智多谋的年轻人替你效劳的工作。’

        “嘿，他大声笑，问我在哪里把英语学得这么好。我告诉他，告诉他我的遭遇，他立即给了我一个工作。然后拿被打掉的牙齿给我看，张大嘴巴指出他换上的金牙。乔塔·古拉布张开嘴让人往里瞧，对他的手下而言可不是人人都能享有的殊荣。他最亲近的心腹，有些就很嫉妒我第一次和他见面，就能如此亲近地观赏他那张有名的嘴。古拉布喜欢我，他的角色就像我在孟买的父亲，但从我跟他握手的那一刻起，我身边就有了敌人。

        “我开始工作，当打手，用拳头、剑、切肉刀、锤子替乔塔·古拉布巩固地盘。那是段恶劣的日子，联合会制度还没建立，每日每夜都要打打杀杀。一阵子之后，他有个手下特别不喜欢我，他看不惯我与古拉布走得那么近，找了个理由跟我决斗。我杀了他。他最好的朋友攻击我，我也杀了他，然后我替乔塔·古拉布杀了一个人。然后我又杀了人，再杀人。”

        他陷入沉默，盯着前面地板与泥砖墙交接的地方。一会儿之后，他才开口。

        “再杀人。”他说。

        他重复着这几个字，随之又陷入沉默，那沉默围住我，越来越浓，像要逼上我灼热的眼睛。

        “杀人。”

        我看着他走进过去，眼睛因回忆而闪现光彩，然后他摇醒自己，回到现在。

        “很晚了。喏，我有个礼物要送你。”

        他打开岩羚皮包裹，露出一把放在腋下枪套里的手枪、几个弹匣、一盒子弹、一个金属盒。他掀开金属盒盖，里面是整组的清洁工具，包括油、石墨粉、几把小锉刀、几把刷子、一条用来拉动枪膛擦拭布的新短绳。

        “这是斯捷奇金手枪。”他说，拿起手枪，卸下弹匣。他确认弹膛里没有子弹后，把手枪递给我：“苏联制的。可以在苏联人的尸体上找到许多弹药补充，如果你得跟他们打仗的话。九厘米口径手枪，一个弹匣可装二十发子弹。可以单发射击，也可以设定成自动射击。不是世上最好的枪，但可靠。在我们要去的地方，只有一种轻型武器可装填更多子弹，那就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我希望你把这把枪带在身上，从现在起随时随地醒目地带上。吃饭带着它，睡觉带着它，洗澡时把它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我要跟我们在一块的人、看到我们的人，个个都知道你有这把枪。懂吗？”

        “懂。”我盯着手里的枪答道。

        “你要知道，凡是协助穆斯林游击战士的外国人，都是被悬赏捉拿的对象。我要你带着这把枪，好让那些想拿赏金、想用你人头拿赏金的人也想到你随身佩带的斯捷奇金手枪。你知道怎么清洁自动手枪吗？”

        “不知道。”

        “很好，我会教你怎么清洁，然后你就睡觉。我们明天早上五点天还没亮就要前往阿富汗，等待已经结束，时候到了。”

        哈德拜教我如何清洁斯捷奇金手枪，那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他花了大半个小时，才让我了解了所有保养、维修与操作须知。那是令人兴奋的一个小时。凶暴的人，不分男女，都会知道当我说我陶醉于这人生乐事时，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丝毫不怕丢脸地承认，与哈德在一块，学会如何使用、清洁斯捷奇金自动手枪的那一个小时所带给我的欢喜，胜过和他一起学习他的哲学的数百个小时。那个晚上，我们在毯子上埋头拆解那杀人武器，再重新组合，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与他最亲近的时刻。

        他离开后，我关灯躺在行军床上，无法成眠。漆黑之中，我因咖啡因作祟，精神特别好。最初我想着哈德告诉我的那些事，任思绪驰骋在那时候的孟买，那个我现在已非常熟悉的孟买。我想象着哈德汗是个年轻、结实的危险分子，为脸上带着玫瑰状小疤的黑帮老大乔塔·古拉布打斗卖命。我知道哈德的其他事迹，从孟买那些为他卖命的打手口中，我已得知那些事迹。他们告诉我，这个带疤老大在他某家戏院外面遭人暗杀之后，哈德拜如何夺下古拉布的小帝国。他们描述了在全市各地爆发的帮派战争，谈到哈德拜如何勇敢、无情地打垮敌人。我还知道哈德拜是联合会制度的创立者之一，这制度替幸存帮派划分了地盘和战利品，让孟买从此恢复安宁。

        我躺在漆黑中，空气里有地板擦亮后的气味和生亚麻布沾油清洁枪支后的气味。我不解哈德拜为何要投入战争。他大可不必去，有上百个像我这样的人愿意为他卖命。我想起他告诉我他与乔塔·古拉布第一次见面的事时他脸上那开心得古怪的微笑。我想起他教我清洁、使用手枪时，他那双手多敏捷、多年轻。我突然觉得，他冒着生命危险跟我们一起前来，或许只是因为他向往年轻时更狂野的日子吧。一想到这儿，我暗暗担忧，因为我确信那至少有一部分是真的。但另一个动机——结束流亡生涯、回老家探望家人的时机已到，则让我更忧心。我忘不了他所说的。那场夺走他许多亲人性命、使他有家归不得的血仇，完全是因为他向母亲承诺不再回去才得以终止。

        片刻之后，我思绪翻飞，不知不觉一再想起我逃狱前的那个漫漫长夜。那也是个无眠的夜晚，也是害怕、雀跃、畏惧在心中翻腾的夜晚。一如多年前那个夜晚，我在早晨第一声骚动传出之前就起床，在漆黑中准备动身。

        天亮后不久，我们搭火车到查曼山口。火车上有我们一行十二人，但在几个小时的车程里，没有人讲话。纳吉尔跟我坐在一起，这趟车程的许多时候，只有我跟他在一块儿，但他仍冷冷地不讲话。我用隐藏在墨镜后面的浅色眼睛凝视着窗外，想让自己专注在壮观的景色上，放空头脑。

        著名的南亚次大陆铁路网里，奎达到查曼的这段路是最叫人称颂的路段之一。铁轨蜿蜒穿过深谷，越过美得令人惊叹的江河风景。我不知不觉复诵起沿线经过的城镇名字，仿佛在复诵诗句。从古杰拉克到博斯坦，在雅鲁卡雷兹越过小河，火车爬升到沙迪宰。在古利斯坦，火车再度爬升，沿着吉拉阿布杜拉的那座古旱湖绕了一个大弯。而这段铁路上最耀眼的明珠，当然是科贾克隧道。那是十九世纪末期英国人花了几年时间建成的，在坚硬的岩石里硬生生地打出四公里的通道，是南亚次大陆最长的隧道。

        在汗吉利，火车一连驶过数个急弯，在查曼之前的最后一个偏远小站，我们和一些一身尘土的当地人下车，迎面看到一辆遮篷卡车。人都走光后，我们爬上那辆过度装饰的卡车，驶上通往查曼的主干道。但在抵达查曼镇之前，我们转进支线公路，尽头似乎是条荒无人烟的小径，只有一片树林和几块杂木丛生的牧草地，位于主干道和查曼山口北方约三十公里处。

        我们下车。卡车开走时，我们已经在树林里与等候我们的该地主力部队会合。那是我们第一次全员到齐，共有三十个人，全是男的。一时之间，我想起在监狱院子里的那些人，他们也以类似的方式集合起来。那些战士似乎很能吃苦，意志坚定。其中许多人很瘦，但看起来健康强壮。

        我拿下墨镜，扫视每张面孔，结果与其中一个人四目相遇，那人从阴暗处回盯着我。他年纪将近五十或五十出头，在这群人里头年纪可能是第二大，仅次于哈德拜。他一头短灰发，戴着褐色圆边阿富汗帽，跟我的一模一样；短而挺的鼻子将长而尖的脸一分为二，凹陷的脸颊上有很深的皱纹，深到像是被人用弯刀劈出来的；两眼下方垂着厚厚的眼袋；眉毛像黑蝙蝠的双翼在眼睛上方竖起，但吸引、定住我目光的是他的眼睛本身。

        我盯着他，回敬他那发狂的瞪视，就在这时候，他开始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前几步走得步履蹒跚，但接下来他的身体猛然一动，转为较有效率的模式，开始迈开大步走。他弯低身子，如猫般轻盈，大步走过我们之间的三十米距离。我忘了腰侧带着手枪，手本能地移到刀鞘，右脚往后退半步。我懂那眼神，懂那表情。那人想跟我打架，甚至可能想杀了我。

        就在他走到我面前，用我听不出的方言喊着什么时，纳吉尔突然闪出来，站在我面前，挡住了他。纳吉尔朝着他吼，吼什么我听不懂，但对方不理会，隔着纳吉尔瞪我，一再吼着发问。纳吉尔一再回答，也不甘示弱地吼回去。这个发狂的战士想用双手把纳吉尔推开，但犹如蚍蜉撼树。这个粗壮的阿富汗人拒不退让，迫使那个疯汉首次将目光移离我身上。

        我们四周围了一群人。纳吉尔狠狠地盯着那人发狂的目光，以较轻柔的恳请语气说话。我等着，肌肉紧绷，准备开打。我们连边界都还没越过，我心想，我就要用刀捅自己人……

        “他在问你是不是俄罗斯人。”艾哈迈德·札德在我旁边小声说道，他的阿尔及利亚口音把Russian（俄罗斯人）的R发成了颤音。我瞥了他一眼，他指着我屁股，说：“那把枪，还有你浅色的眼睛，让他认为你是俄罗斯人。”

        哈德拜走到纳吉尔和那疯汉之间，手搭在那疯汉的肩上。那疯汉立即转身，以似乎泫然欲泣的眼神细察哈德的脸色。哈德以类似抚慰的口吻，复述了先前纳吉尔小声说的话。我没法完全听懂，但意思很清楚。“不，他是美国人，美国人在这里帮我们。他到这里来跟我们一起打俄罗斯人。他会帮我们杀俄罗斯人，他会帮我们。我们会一起杀掉许多俄罗斯人。”

        那人转身，再度面对我，表情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教我感动得同情起他来，而就在片刻之前，我还准备把小刀插进他胸膛里。他的眼神仍然狂乱，两边眼睛拉得异常开，褐色虹膜上翻，露出下面的眼白，但他发狂的表情已委顿为令人同情、难过的不幸。眼前他的那张脸让我想起先前马路边许多废弃的小石屋。他再度审视哈德的脸，一抹带着迟疑的微笑闪过他的脸庞，那微笑好似被一股电脉冲启动而发出。他转身走开，穿过人群。众硬汉小心翼翼地让出一条路给他，带着既同情又害怕的眼神看着他走过。

        “抱歉，林。”阿布德尔·哈德轻声说，“他叫哈比布，哈比布·阿布杜尔·拉赫曼。他是小学老师，哦，应该说他曾经是小学老师，在这些山另一边的某个村子里教书。他教小孩，最年幼的小孩。七年前，俄罗斯人入侵时，他生活惬意，有个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健壮的儿子。和这地区其他的年轻男人一样，他加入了反抗运动。两年前，他结束任务后回来，发现村子已遭俄罗斯人攻击过。他们用了毒气，某种神经毒气。”

        “俄罗斯人否认了，”艾哈迈德·札德插话道，“但毫无疑问，他们在这场战争里测试新武器。有些用在这里的武器，地雷、火箭等，是实验性新武器，先前从未用在战争上，比如他们用在哈比布村子的毒气。这是场与众不同的战争。”

        “哈比布孤零零地走遍村子，”哈德继续说，“每个人都死了。所有的男人、女人、小孩。他一家几代人，他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岳父岳母、叔舅姨婶、兄弟姐妹、妻子、他的小孩，全都死了，就在某天的仅仅一个小时里。就连山羊、绵羊、鸡等牲畜，也全死了。就连昆虫、鸟，也都死了。没有东西会动，没有东西活着，没有东西存活。”

        “他埋了……所有男人……所有女人……所有小孩……”纳吉尔补充说。

        “他埋了所有人，”哈德点头继续道，“他所有的亲人，他自幼就认识的所有朋友、所有邻居。他花了好久才埋完，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做，到最后他生不如死。然后，做完这事之后，他拿起枪，重新加入穆斯林游击战士的行列。失去亲友已使他变成恐怖的人，从此他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他拼命抓俄罗斯人或替俄罗斯人打仗的阿富汗士兵。他真的抓到了，抓到许多人，因为在那件事情之后，他成为个中高手。他真的抓到后，就把他们钉在削尖的钢桩上折磨至死。那钢桩是以他用来埋葬亲人的那把铲子的木柄和铲片制成，他现在就带在身上。你可以看到，就捆在他背包上头。他把俘虏双手反绑在后，绑在那钢桩上，桩尖抵着背部。他们体力一不支，钢桩就开始刺进身体，最后从肚子穿出。哈比布弯腰看着他们，盯着他们的眼睛，朝他们尖叫的嘴里吐口水。”

        哈雷德·安萨里、纳吉尔、艾哈迈德·札德，还有我，全都一言不发地站着，发出重重的呼吸声，等哈德继续讲。

        “没有人比哈比布更了解这些山，更了解这里和坎大哈之间的地区。”哈德断言道，疲累地叹了口气，“他是最佳向导。他在这地区执行过数百次任务都安然脱身，他会带我们顺利抵达坎大哈。也没有人比他更忠心、更可靠了，因为在阿富汗没有人比哈比布·阿布杜尔·拉赫曼更恨俄罗斯人，但是……”

        “他完全疯了。”艾哈迈德·札德无奈地耸耸肩，打破众人的沉默，我突然喜欢上他这个人，同时怀念起狄迪耶。若是狄迪耶在场，大概也会如此实际、如此冷酷直率地总结。

        “没错，”哈德同意，“他是疯了，悲痛毁了他的心智。虽然我们非常需要他，我们仍得时时看着他。从这里到赫拉特，每个穆斯林游击队都不欢迎他。我们要去打替俄罗斯人卖命的阿富汗军队，但不容否认，他们是阿富汗人。我们的情报大多来自阿富汗军队里想帮我们打败他们俄罗斯主子的士兵。哈比布不懂这中间的细微差别，他对这场战争只有一个认知，就是把他们全部快快杀掉，或者慢慢杀掉，而他比较喜欢慢慢杀掉。他非常残暴，残暴到不只是他的敌人，连他的朋友也一样害怕。因此，他跟着我们时，我们得看好他。”

        “我来负责看着他。”哈雷德·安萨里语气坚定地说，我们全转头看着这位巴勒斯坦裔的朋友。他脸上呈现出痛苦、愤怒又坚定的表情。眉头紧蹙，嘴巴拉成宽而平的一条线，流露顽强的决心。

        “很好……”哈德说。他大概还有话要说，但哈雷德一听到这两个表示同意的字眼，就立即走开，朝消沉、孤独绝望的哈比布走去，哈德只好咽下想说的话。

        我看着他离开，突然想大喊拦住他。我心里升起一股没来由的忧虑，椎心的忧虑，忧虑我会失去他，再失去一个朋友，那真是愚蠢。我的嫉妒太可笑，太卑鄙，所以我忍了下来，什么都没说。然后我看着他在哈比布对面坐下，他伸手扶起疯汉那张大嘴巴、杀气腾腾的脸，最后他们四目相接，互看着对方，而我不知为什么，觉得我们失去了哈雷德。

        我把沉重的视线脱离他们的身上，就像船夫拖着钩子走在湖上。我口干舌燥，我的心是个在捶打我脑中墙壁的囚犯。我觉得双腿沉重，被羞愧、忧虑的根固定在土地上。抬头看那高不可攀的山峰，我感觉到未来在我体内抖个不停，就像在暴风雨中，雷打了下来，打得柳树的叶子和疲累的垂枝一阵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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