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希特勒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在西线作战的有能力的战士拿出“狂热的决心来”。美军已打到德国边境，而在亚琛的南面，业已突破了防线。“就我们这方面而言，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事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死守阵地。”看来，希特勒只是号召死守本土，实际上却是一条奸计，目的在于愚弄敌人。（他怀疑在最高统帅部内敌人安有探子，探子对所有的命令都很熟悉。当然，这个探子不是别人，正是“超级”机密。）定期的最高级会议一结束，希特勒便请了4人进入内室——新的会议室。走在前边的是凯特尔和约德尔，接着是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和戈林的代表克莱佩将军。正当他们在低声猜测元首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事告诉他们时，希特勒弯着腰进来了。由于第三次心脏病发作，他仍脸色苍白，精神倦怠。他失神的碧眼水汪汪的，嘴巴也很松弛。

        他朝约德尔点了点头。约德尔简要地把情况说了一番：他们的盟友不是已被消灭，就是已经或正在试图转向。武装的陆军总数达900多万，但在过去3个月中伤亡就达120余万人——几乎半数是在西线。东方出现了短暂的间歇，因为苏联的夏季攻势似乎已经结束。“但在西线，我们正在阿登山脉受到一次真正的考验。”这是在比利时和卢森堡境内的最后一个丘陵地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在1940年，德军就是通过这条大路取得胜利的。

        一听到“阿登山脉”，希特勒便立刻又活跃了。他把手一挥，喊道：“别提了！”室内鸦雀无声。末了，还是希特勒自己开口，“我已做了一个重大决策。我要反攻。在这里，在阿登山脉外！”他以左拳猛击摊开的地图，“跨过默兹，朝安特卫普挺进！”其他人听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他挺着胸，眼睛闪闪发光，劳累和疾病的迹象一扫而光。此时的希特勒又是1940年时精力充沛的希特勒。此后好几天，他也像从前那样充满了活力，催促赶快为大规模的反攻做好各种准备。他下令重建一支机械化部队，并想方设法将25万人和数以千计的机械绝对秘密地运上阿登山脉。

        只是在这时，他才同意对他的头部进行Ｘ光检查。9月19日近黄昏时，他乘车到拉斯登堡的陆军医院，被带进放射室——为提防有人安放炸药，此室曾被悉心搜查过。检查完毕后，他又去看望受伤的军官们；这次，看见施蒙特即将死亡的惨相，他流了泪。（施蒙特死后，希特勒再次流了泪。“别以为我会安慰您，”他对施蒙特夫人说，“您应该安慰我，因为我受到了重大损失。”）在医院外，一群市民和在休养的伤员高喊着“胜利万岁！”向他欢呼。看见他们的元首——也许是第一次——他们会如此激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最使吉辛医生难忘的却是断了肢的伤员和其他重伤员眼中的炽烈的热情。

        次日上午，吉辛与莫雷尔一起，检查了3张X光底片。莫雷尔把颊骨当作瘘管，使吉辛大吃一惊。此后，他们每天都到地堡内检查病人。吉辛注意到，在灯光照射下，希特勒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淡红的色泽。后来，因为胃痛难忍，希特勒坚持要服用莫雷尔医生开的“黑药丸”，一服就是五六片。由于剂量继续增大，吉辛医生很是关切，便开始小心地进行询问。林格把药瓶拿给他看。药瓶上的说明书写着：“消毒丸，科斯特医生，柏林，士的宁浓缩丸，0.04；浓缩颠茄片，0.04。”

        吉辛大为震惊。希特勒一直在服用两种毒药——士的宁和阿托品。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心脏病几次三番发作；他的易怒和怕光；他的喉咙沙哑和皮肤色泽淡红等，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两次心电图都出现Ｔ形波。这可能是动脉硬化或高血压，但是，不管是何种情形，由于他还有其他疾病，这情况都是够吓人的。在定期检查时，希特勒又向吉辛医生诉说他肠胃不适，“痉挛得厉害，有时忍不住要喊出声来。”

        9月25日，在再次为他诊治后，吉辛偶然在地堡外看见他的病人。奇怪的是，在阳光下，希特勒的皮肤不是呈红色，而是黄色。眼睛也开始变黄——显然，他患了黄疸病。由于一整晚痛苦难忍，次日早晨希特勒竟起不了床。他的秘书、副官和仆人，全都惊慌不已；谁也记不得元首有过起不了床的情况，不管病有多重。他谁也不想见，也不想吃饭。根舍焦急地对特劳德尔·荣格说，元首如此坐卧不安，如此冷漠，他从未见过。连东线如此危急的局势，也无法让他打起精神来。

        莫雷尔让他整天卧床，但他坚持要起身让吉辛医生检查。吉辛再次劝说勿用可卡因治疗，希特勒却疲乏地摇摇头。“不行，医生，”他说，“我觉得，前几天我会如此虚弱，主要是肠胃不好和胃痉挛引起的。”吉辛犹豫了，他告诉他的病人，要保重，否则，身体会再次崩溃。在出去时，他取了一瓶莫雷尔医生的黑药丸，并拿给哈塞尔巴赫医生看。在得悉药丸中含士的宁和阿托品后，他也大惊失色。他劝吉辛先不要声张，待与勃兰特医生磋商后再说。

        与此同时，莫雷尔下令，不让别的医生为元首诊治。27日，吉辛前来为元首诊治时，卫兵把他赶了出去。连从柏林赶来为元首诊治瘘管的埃肯教授也被拒之门外。在以后几天里，莫雷尔竭力将他的病人和其他医生隔离开来。他坚持己见，说元首未患黄疸病，更可能是急性胆囊炎。在这段时间，希特勒的体重减轻了6磅，他痛苦难忍，卧床不起。他不吃不喝，对前线的战事兴趣淡薄。偶尔，他也想见见他的秘书，但一见之后，又几乎立即叫她们走开。“这事叫我绝望，”特劳德尔·荣格回忆说，“他原可大笔一挥便阻止这一悲剧的，可他躺在床上，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用疲乏的目光望着周围的一切——而他周围的一切都成了地狱。我似乎觉得，他已突然醒悟到，大脑的力量和意志都已罢了工，一切是那样没有意思。他刚躺下便说：‘我再也不想干什么事了’。”

        希特勒精神萎靡，肉体的痛苦并非唯一的原因。在措森的陆军司令部的保险箱内，又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不少暗杀的罪证，牵涉到一大批陆军领导人，这使元首大受打击。在他的贴身人员中，有些人觉得，使他精神崩溃的原因，这件事情居多，黄疸或胃痛（这他已经忍受了多年）居少。

        29日，勃兰特医生回到了“狼穴”。对最终能有机会揭露莫雷尔这个江湖术士的真面目，勃兰特很是高兴和热心，并于当天下午进了希特勒的房间。起初，希特勒对勃兰特的指责很认真；但，莫雷尔说自己并无半点做错，元首对此也心悦诚服。倘若消毒丸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副作用，那是由于他自作主张，增加剂量。勃兰特很是悲伤，揭露莫雷尔一事只好由他的同事们去完成了。哈塞尔巴赫找到了鲍曼。鲍曼这个人，为医者绝不可与之为伍，因为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处心积虑，想方设法要搞掉勃兰特。他把勃兰特看作是施佩尔的同谋——而施佩尔对元首的“危险的”影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削弱。在客气地听完哈塞尔巴赫的诉说并对药丸之说表示震惊后，鲍曼立刻去找希特勒并告诫元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勃兰特与哈塞尔巴赫和吉辛等人，正在努力毁灭可怜的莫雷尔医生。

        除莫雷尔一人外，没有一个医生被允许去看希特勒。看来，鲍曼已经取胜。10月1日黄昏时刻，林格给吉辛挂了个电话，说，元首头痛得很厉害，叫他立刻到他那里去。元首穿着睡袍，躺在简朴的床上。见吉辛进来，他把头往上抬了抬，以示问候，但他的头立刻又跌回枕上。他目光空虚，毫无表情。他诉说头胀痛得不行，也不能用左鼻孔呼吸。吉辛在床边坐下后，希特勒突然改变了话题。“医生，”他问道，“消毒丸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吉辛做了解释。希特勒皱了一下眉头：“你怎么不直接来找我？你不知道我非常相信你？”吉辛医生觉得全身发冷——倒不是因为室内冷气过冷。他急忙解释说，是人家不让他来。希特勒一耸肩了之。吉辛认为，他的肠胃病系士的宁所致。希特勒又耸耸肩了事。他说，类似情况他有过多次，只是没有这样严重罢了。“长期不断的忧虑和发怒使我不得安宁。为了德国人民，我不得不日夜思考和工作。”他已觉得好多了，用不了几天便可下床了。“你把莫雷尔吓了一大跳，”他说，“他吓得脸色发白，忧心忡忡，还责怪自己。不过，我已说服了他。我自己就历来相信，简简单单的药丸便能吸收我肠子里的气。每次服后我都觉得很舒服。”吉辛解释说，舒服的感觉是幻觉。“你说得也许不错，”希特勒插嘴说，“但这药吃了也没有坏处，在过去一个月中，由于我神经高度紧张，肠子反正都会痉挛的。7月20日的事有时还在我身上有所反应。迄今为止，我还有将这些藏在心里的毅力——现在呢，它已爆发了。”

        吉辛的诊断是，他患了黄疸，但希特勒却矢口否认。“不，你是想把我变成你的胆囊炎病人！来吧，你检查检查我的胆囊吧。”他把被单往后一卷，让吉辛进行检查。这是吉辛首次为他的病人做全身检查。他检查了希特勒的神经反应，腮腺，以及身体的每一部分。吉辛满意了：例如，关于元首的性器官有缺憾的谣传纯系误传，他的性器官正常而完整。至少还有两名医生为希特勒做过全身体格检查。莫雷尔医生发现，他的性器官“完全正常”。元首当权后不久，柏林“西头医院”的一位医生也为他检查过，情况相同——这位医生曾听人说过，希特勒“有同性恋的倾向，便特别注意他的阴茎和睾丸”。

        希特勒对检查的每个过程都入了迷，再次成了学医的学生。“你知道，医生，”林格和吉辛帮他穿睡袍时，他说，“除神经过分活跃外，其余神经系统都非常健康。我希望不久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说着说着，他似乎陷入了一种虚假的幸福感中。对吉辛为他解除痛苦，他表示感谢，“现在，命运又派遣你去打探出这个消毒丸的事情，使我免受更进一步的破坏。因为，要不是你，我身体复原后还会服用这药的。”这个结论已是前后矛盾，却又突然对吉辛加赞扬，使他摸不着头脑，“我亲爱的医生，是上帝让您做这一检查，并发现了其他医生注意不到的东西。无论如何，我对您给我所做的一切都很感激。我将一如既往地忠实于您——尽管您攻击了莫雷尔——对您所做的一切我再次表示感谢。”他抓起吉辛的双手，紧紧地握着，要求再来一剂“可卡因那东西”。治疗后，元首立刻腹泻。他说，他的头脑慢慢清醒了，不久便可下床了。但他说话的声音弱了下去，眼睛转动着，脸唰的一下全白了。吉辛连忙给他号脉：脉既弱且快，“我的元首，您没事吧？”没有回答。希特勒已昏迷过去。

        吉辛四下里瞧了瞧，未见有人。林格已开门去了——有人敲门。吉辛猛然醒悟到，希特勒是死是活，全靠他是否开恩了。躺在他眼前的是一个暴君——他对人民的了解是很不够的。“在那个时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真不想让这样一个人活着，不想让他再完全按自己的主观愿望去操人们的生死大权。”在内心的某种命令驱使下，他将一根药签伸进可卡因——再有一剂便可能致命——瓶内，用刚才使他昏过去的药物，迅速地洗涤他的鼻孔。吉辛洗完他的左鼻孔后，有个声音吓了他一跳：“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治完？”那人是林格。

        吉辛只好说就快完了。就在这时，希特勒的脸（比先前更白了）抽搐了一下，双腿往上一收，好像很痛苦似的。“元首又患肠痉挛了，”林格解释说，“让他休息吧。”吉辛表面上很镇静，与林格道了再见，骑上自行车，急急地赶回陆军医院。到医院后，他心里仍在打鼓，不知自己是否已将希特勒置于死地。在恐怖中，他打电话给哈塞尔巴赫，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并请了一天假，说是要去看看柏林的办公室，因为它挨了炸弹。

        次日，吉辛从首都打了个电话，得悉希特勒依然活着。谁也未怀疑双倍可卡因治疗一事。回“狼穴”去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他是在怀疑的气氛中回来的。但这怀疑却不是来自元首。元首仍与先前一样友好。尽管如此，元首还是说要把问题说清楚。他说，消毒丸一事就算作过去了吧，因为他对莫雷尔“完全信任”。他要亲手把问题澄清。为此，他已让人叫勃兰特医生当天下午前来。

        希特勒辞退了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二人，借此将事情做了了结。当晚，吉辛被召到鲍曼的住处。“不过，我亲爱的医生，”鲍曼看见他全副军装，便说，“你为何如此正式？我只想与你商量点事儿。”吉辛有些害怕；鲍曼觉得有趣：“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搞得如此悲切，我们没有什么要反对你的。相反，元首对你赞不绝口，叫我将这封信转交给你。”这是一封感谢信，感谢他出色的治疗。信内还有一张1万马克的支票。医生把支票撂在桌上。但鲍曼强将支票塞给了他，说，拒绝便是对元首的污辱。

        打点好行装后，吉辛到地堡向元首辞行。希特勒向他伸出一只手。“你会明白的，”他说，“消毒丸一事一定要澄清。我知道，你的行动完全出自理想主义，动机纯是为了业务。”他再次对他的出色的治疗表示感谢，并当场提升了他的职务。

        这样，小黑药丸一事到此便告一段落——辞退了3位有名望的医生。这时，传闻越来越多，说莫雷尔医生有意要毒杀元首，但元首的贴身人员却完全不信。格尔达·克里斯蒂安认为，莫雷尔虽然衣冠不整，不拘小节，却是个良医。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一看法。连责备莫雷尔无能的那3名医生也不相信他会给元首下毒。他们记得，当勃兰特指出这些药丸——少量服用则无害——含有士的宁时，他脸上确曾出现震惊的神情。看来，莫雷尔从未认真阅读药瓶上的说明，只看到药名。发现此药竟含士的宁，这真是当头一棒。

        待希特勒下得来病床时，证明隆美尔参与炸弹阴谋的证据已相当多了。元首叫来两名将军，要他们去执行一项令人讨厌的任务：建议他了却此生。10月14日，他们走访了正在乌鲁姆附近一座城堡里养伤——因车祸受伤——的隆美尔。1小时后。他们走了。他对夫人说：“15分钟后我就要死去。”他解释说，他被指控参与了暗杀希特勒的阴谋。希特勒提出两条出路供他选择：服毒自杀或上人民法庭。

        与妻儿诀别后，他把副官拉到一边。“阿尔丁格，”他说，“事情是这样。”他把希特勒的建议和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将与那两名将军一同乘车去乌鲁姆，途中便服毒。半小时后，死于车祸的消息便向全国公布。当局会给他举行国葬，家人不会受到迫害。阿尔丁格恳求他进行反抗，隆美尔说，这不可能了，因为村子已被党卫军包围，与他的军队的通信线路也被切断。“我已决定去做我显然必须去做的事情。”

        下午1时5分，他穿着非洲兵团的皮夹克，带着陆军元帅杖，乘车出发了。在前往乌鲁姆医院的途中，隆美尔服毒自杀。据他的医疗报告称，他的死亡是先前脑壳破裂引起的脑血栓所致。隆美尔陆军元帅的脸上，据他的亲属回忆，出现了“十分蔑视的表情”。

        到1944年9月底，希特勒已丧失了3个同盟者：芬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10月间又出现了进一步的背叛。没有海军的匈牙利海军上将霍尔蒂——没有国王的王国名义上的统治者——派使者去莫斯科求和。那年早些时候，由于纳粹占领了匈牙利，他的虚构的独立就此告终——其时，苏军离匈牙利首都已不到100英里。在布达佩斯，任何一个秘密通常都是在咖啡馆里被大声议论的。因此，希特勒也就知道谈判的详情。正当匈牙利的代表们在莫斯科为争取更好的条款而进行无谓的争论时，希特勒派遣了他最得意的突击队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前往匈牙利，教训他的领导人，以求得合作。这次行动的暗号很合适，叫“米老鼠”。斯科尔兹内以最小的流血代价完成了这一任务，所用的方法恐怕也是这次战争中最难以想象的。他绑架了霍尔蒂的儿子米奇——用地毯裹着（他这个主意是从萧伯纳的话剧《恺撒与克娄巴特拉》那里学来的）——将他带至机场。接着，他只用了一个伞兵营便拿下了霍尔蒂在里边生活和统治的城堡。前后只用了半小时，代价是7条人命。

        6天后，希特勒便以“干得好”一语在“狼穴”热情地欢迎他的突击队队长。他向元首讲述了他是如何绑架小霍尔蒂的，希特勒听得津津有味。斯科尔兹内起身告辞时，希特勒将他留住了。“我要分给你一份工作，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他把偷袭阿登山脉一事告诉了他。他说，斯科尔兹内在此役中将要扮演主角——将他的人进行训练，让他们假扮成美国人，穿美国军服，使用美国车辆，在美军后方活动。他们必须夺取默兹河上的桥梁，散布谣言，发布假命令，制造混乱和惊慌。

        此时，约德尔向希特勒呈交了一份他自己的反攻计划。它原有个代号叫“基督玫瑰”，后来，那天上午，元首亲自将它改名为“莱茵河看守”，目的在于欺骗谍报分子。根据这个计划，德军需使用3个军的兵力，外加12个机械化师和18个步兵师。“莱茵河看守”是以下述两个前提为基础制订出来的：突袭和使盟军飞机不能起飞的气候。它的目的是要在广阔的战线上强行突破，于次日跨过默兹河，于第7天抵达安特卫普。这次战役不但能消灭美军和英军30个师，而且还能在英美两军之间打下一个庞大的楔子——心理上和实际上均如此。盟军将遭惨重失败，不得不单独求和。然后，德军便挥戈东进，全力对付红军。

        为绝对保密，只有几个人被告知这次反攻的计划；各级指挥机构将使用不同的暗号，而且每两星期变更一次；凡涉及此次反攻之事，一律不得使用电话或电传，各种文件将由宣誓决不开口的军官们递送；希特勒说，只有采取这些防备措施，才能瞒过在他的司令部内的间谍。

        元首亲自点将，他点了莫德尔去指挥这次大反攻。读了这份计划后，莫德尔不禁目瞪口呆。“这他妈的玩意儿连一条腿都没有！”他抱怨说。伦斯德与他一样，也为此担忧，另外还制订了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反攻的规模较小，只动用20个师，在长达40英里的战线上发动进攻。“很明显，你已记不得腓特烈大帝了，”希特勒讽刺说，“在罗斯巴赫和洛伊登，他打败了兵力两倍于他的敌人。怎样打的呢？勇敢地进攻！”这仍是旧话：对于“大解决”，他的将领们缺乏想象力，“你们怎么不研究研究历史？”

        他耐心地解释了腓特烈大帝是如何冒大险的。他说，后来，好像报答他的英勇似的，天上打了一个晴天霹雳——发生了一个无可预言的历史事件：反普鲁士的联盟一下子便四分五裂了。此后，被欧洲的每个专家判定要失败的腓特烈大帝，却取得了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历史会重复它自己的。”他说。他双目放射着光芒——这是旧时的希特勒，充满了信心和幻想的希特勒，“阿登山脉将成为我的罗斯巴赫和洛伊登。另一个不可预言的历史事件将会发生：反对帝国的联盟也会一下子四分五裂！”

        顺便提一下，他自己与日本的结盟已无多大价值了。日本不久前遭到了另一次惨败。麦克阿瑟不仅在菲律宾的莱特岛大规模登陆，而且还在接着发生的莱特湾大海战中，使日本丧失了30万战斗吨位：4艘航空母舰，3艘战舰，6艘重型巡洋舰，3艘轻型巡洋舰，以及10艘驱逐舰。此后，日本海军一蹶不振，在保卫本土的无谓的战斗中，所起作用甚微。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对希特勒的强敌红军，也毫无威胁了，因为他们正被大批运去与英国作战。

        11月10日，希特勒下令为阿登战役做好准备，他明确宣布，这是最后一次赌博，决定是战斗还是死亡的一役。这道命令的口气惹得西线的指挥官同声抗议。希特勒无奈，只好离开“狼穴”，亲赴前线解释其目的——尽管他身心都突然崩溃，他的嘶哑声加剧。埃肯教授检查的结果表明，他左声带上长了一块息肉。他精神萎靡又经常发怒；访客们见他半卧半躺在备用的小床上，脸色又如此苍白，无不大为震惊。他置莫雷尔的命令于不顾，强行下床，像个老人似的，摸索着走进地图室。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擦拭着眉毛。为使他的身体在此后的碰头会中能支持得住，莫雷尔医生不得不连连给他打针。

        在前往西线前，人们劝他稍事休息后再走，因为按他目前的健康情况，途中即便不发生危险，也会很艰辛。但是，希特勒却坚持前往；他惦念前线，必须前去鼓励指挥此次战役的诸位将领。11月20日，他带上随行人员，登上了火车。他想必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狼穴”了，但他仍抱着回来的幻想，让建筑工人们继续干下去。因为希特勒想在天黑后抵达柏林，他乘坐的火车直到拂晓才开出。希特勒乘坐的包厢，窗帘全部放了下来。午餐时，他与大家一起在餐车用膳。特劳德尔从未见过元首如此垂头丧气，如此心不在焉的，“他的声音又轻又小，双眼不是盯着盘子就是盯着白台布的某一点。气氛如此沮丧，使大家都有不祥的感觉。”

        希特勒开门见山地宣布，范·埃肯教授将第二次为他的咽喉动手术。他说，这不会有什么危险——好像在安慰自己似的，“不过，很有可能，我说话会没有声音和……”但这句话他未把它说完。此后几天，他与世隔绝。他的贴身人员只知道埃肯教授给他除去了一块小米粒大小的息肉。一天，他出人意料地前来吃早餐；显然，他是在找人做伴。人人都将香烟熄灭；窗户也开了，好让空气清新。他只能小声说话。他说，这是医生的命令。顷刻间，大家都不自觉地模仿他的声音说话。“我的耳朵很好，没有必要宽恕它们。”他喃喃说道。大家都笑了——与其说是被这个笑话引得发笑，倒不如说是为元首的精神得以恢复而笑。

        希特勒恢复工作后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他的随行人员惊叹不已。他全力投入了将会改变战争进程的阿登山脉反攻战役。12月7日，他批准了最后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几乎与他先前提出来的雷同。为了保密，无线电台故意将密码电报发给假司令部，将假电报发给真司令部，将真电报发给距广为宣传的司令部100英里外的司令部。在较低层中，在啤酒馆，在饭馆等地，他们则故意散布谣言，有意让盟国的谍报人员听。

        此时，手中的权力远远超过中尉甚至超过将军的奥托·斯科尔兹内，他所开设的“美国人学校”已到期终。他虽从未去过美国，他的志愿军却学得很好。学校的课程包括：美国俚语、习惯、民俗，以及如何假装美国大兵在敌后散布惊慌。至12月11日，组织工作已基本就绪。德国的铁路创造了运输奇迹，将首批军队运抵“反攻区”而未被敌人发现。那天清早，希特勒将指挥部移至中世纪的泽根堡城堡。这就是“鹰巢”，是他1940年入侵西方时的司令部；现在，他与他的随从只好深居于地下隐蔽所内。

        当天晚些时候，他会晤了半数左右的师长；其余的将于次日前来。第一批将领及随行人员抵达后，盖世太保收缴了他们的手枪和手提箱。每个人都要用生命起誓，对即将听到的内容只字不吐。谁也不知道为何被召了来；他们只知道，过去几星期里，每个师都在兜圈子。

        会议在地下一间大屋内召开。元首坐在一狭窄的桌后，左右分别为凯特尔和约德尔。对面坐的是伦斯德、莫德尔和哈索·冯·曼特菲尔中将——他将指挥3个军中最强大的一个军。他是普鲁士著名的将军世家的后裔；是出色的骑士，又是德国五项运动的冠军。他身高5英尺余，坚韧不拔，精力过人，是少数几个敢于公开与希特勒对垒的人之一。

        希特勒向到会的60多名军官滔滔不绝地讲述腓特烈大帝、德国历史和国家社会主义，足足讲了一个多钟头。当讲到发动全面反攻的政治动机时，他的声音响亮有力，兴奋得目光四射。然后，他便将“秋雾”——此役的最终代号——详尽地解释了一番。此役将于12月15日清晨5时30分打响。各师的将领们听得诚惶诚恐，不但为这一庞大计划，而且也为元首的精力和良好的健康感到兴奋。然而，近得几乎可碰到他的曼特菲尔却看得真切。他实际上“很颓丧，肤色很不健康，外表塌陷，双手发抖；他坐在那里，好像被责任的重负压得伸不直腰。若与12月初召开的上一次会议时相比，他的躯体似乎更加衰老了——他已是个老朽了”。曼特菲尔还瞥见，元首还偷偷地把双手伸到桌下，用一手去翻动另一只几乎全废的手。

        坐在外围的当然看不到这一切，自始至终都颇为兴奋。会议结束时，元首响亮地宣布：“这一仗必须残酷地打，任何抵抗都要予以粉碎！在祖国危急的关头，我要求每个军人都英勇再英勇。必须打败敌人——良机勿失，时不再来！德国就得这样生存！”

        次日，12月12日，另一群将领聆听了同样的训示。不同的只有一点：反攻时间再次推迟（如同1940年那样）。“秋雾”被推迟至12月16日。希特勒说，这个日子不变了。所谓不变了，就是说，这天天气很坏，坏得令盟军的飞机无法起飞。

        在阿登山脉前线，12月15日晚，天气寒冷，全线平静。战线穿过像新英格兰的伯克郡那样的地形，长达85英里，弯弯曲曲，只有美军6个师把守。这6个师中，3个师是新兵，另外3个师又战得筋疲力尽，可说是流血流得全身都白了。这就是著名的“魔鬼前线”——在这个又冷又静的地方，两个多月来，双方都在休整，互相察言观色，彼此都避免招惹对方。

        那天晚上，盟军的指挥官谁也未料到德军会发动进攻。几小时前，蒙哥马利曾断然说过，德军已“无法发动大规模进攻”。事实上，由于全线沉寂，蒙哥马利曾问艾森豪威尔，他是否同意他下星期回英国。

        德军3个军的兵力，计25万人，以及数以千计的机械，已被偷偷地运至出发线——低空飞行的飞机声将半履带车的响声淹没。15日深夜，集结在各突击阵地上的士兵，在寒冷中站着，全身瑟瑟发抖，却以真正的热情聆听伦斯德元帅发来的一封电报：

        我们孤注一掷！你们身负神圣的义务，为取得我们祖国和元首的超人的目标，奉献一切吧！

        昔日取得胜利时的激动和兴奋又在士兵中高涨起来了。他们再次采取攻势了。德意志高于一切！

        清晨5时30分，战火和硝烟在“魔鬼前线”全线爆发了。在长达85英里的战线上，迫击炮咚咚，火箭咝咝飞出发射台，88毫米口径大炮隆隆，真是地动山摇！数以千计的坦克摇摇摆摆地滚向前方，沉闷的炮声从后方传来——远程炮将14英寸口径的炮弹射向美军战线后方数英里外的目标。

        1小时后，炮击停止了。战地上突然出现了令人恐惧的沉寂，但转瞬即逝。在新近下的大雪的映照下，身穿白衣的德军，几乎看不清人形，像魔鬼似的从阴霾中冒身出来，12—14人排成横排，迈着缓慢而可怕的步子，朝美军走去。当希特勒的士兵渗入美军的前沿阵地后，一群群新型飞机，尖声怪叫着，以难以置信的速度，从东方飞了过来。德军不禁抬头仰望自己的机群；许多人还高声欢呼，兴奋得像什么似的。希特勒的“奇迹武器”可不是空谈而是事实！

        德军的进攻虽然强大而疯狂，而且又是突袭，但遭到了美军的新兵和打得筋疲力尽的老兵的顽强抵抗，尽管众寡悬殊。炊事兵、烤面包兵、文职人员、乐师、伐木兵和汽车兵……一齐上阵，仓皇应战，阻击德军。有些人吓得大惊失色，转身就跑；许多人巍然屹立，英勇奋战。有些地段有美军坚守；许多地段被突破，德军如入无人之地。在北面，有个狭窄的洛斯海姆山谷，是东方通向西方的古道，地势虽险要，却只有轻兵把守。早在1870年，以及1940年，德国的大军就是从这个长7英里的走廊势如潮涌般地通过的。现在，德军——这次是在坦克、装甲车以及突击炮火掩护下——又再次未受阻击，从容地通过山谷。

        黄昏，美军的北部战线业已瓦解。但是，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将军所统率的战斗部队都多的奥马·布莱德雷将军，尽管收到的报告只是一鳞半爪，却向艾森豪威尔宣称，这只是一次“骚扰性进攻”。艾森豪威尔不同意这一看法。“这可不是局部的进攻，布莱德雷，”他说，“德军向我最弱的一环发动局部进攻，这不符合逻辑。”他认为，情况紧急，救兵如救火，便命令布莱德雷派两个装甲师前去救援。

        听到美军北面阵线已被突破，希特勒欣喜若狂。当晚，他打电话给Ｂ集团军司令——他在阿登山脉以南很远的地方。“从今以后，巴尔克，”希特勒说，“我们寸土不让。今天我们就开拔！”巴尔克告诉他，他的坦克已在通往巴斯托尼的道路上方的山头上隐蔽好了。天气依然是“希特勒天气”。据预报，未来的天气将有雾、细雨或阴霾，使盟军的飞机继续不能起飞。“巴尔克！巴尔克！”他喊道，“西线一切都将大改观！成功——绝对成功——已在握！”

        德军继续取胜。18日中午，德国的广播增强了人民的希望。“我们的部队又向前挺进了，”一位广播员说，“我们将在圣诞节与安特卫普一起将元首介绍给大家。”在“鹰巢”，希特勒得悉，曼特菲尔的一个纵队已打通了通向巴斯托尼的通道。大规模的穿插正按计划进行。希特勒充满信心，大谈将取得足以改变形势的胜利。他自我感觉良好，竟在乡间散步了好一阵子。由于散步使他提神醒脑，他决定每天都去散步。

        在巴黎，在法国政府的许多办公室里，都出现了惊慌情绪。1940年的闪电战仍在许多人中留有痛苦的回忆。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里（设在凡尔赛），一个由瑞安将军率领的法国高级官员代表团，神情紧张地来到这里，探听阿登山脉事件的原委。见各办公室仍按部就班、泰然自若，法国人觉得莫名其妙，“我不明白，”一位将军紧张地说，“你们还不卷铺盖！”

        至深夜，阿登山脉战场已混乱不堪，许多曾身经百战的老兵都认为，当时的混乱实在无法形容。谁也不知道——无论是德国人还是美国人，无论是兵还是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之后两天内，一连串的灾难降临在守军的头上。约8000名美军——也许是9000，因为混乱不堪，无法精确统计——被希特勒的军队围困在大雪覆盖的施尼·埃菲尔峰上。这次美军集体投降的规模，除巴丹一役外，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

        斯科尔兹内的化装成美军的士兵，只有几吉普车的人越过了前线，但这些人造成的破坏，却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计划。例如，有一小队长，竟能让一整团的美军走上错路；他手下的士兵则在更换路标，剪断电话线等。另一车德军，被一支美军拦住问话时，装出惊慌不已的样子，使美军也惊恐起来，逃之夭夭。第三队则把布莱德雷司令部与北面的指挥官科特尼·霍吉斯将军联络的电话线切断。

        然而，造成最大损失的还是被俘的一支人马。当这4人向美国一名情报官员供认了他们的任务后，美军便立即广播说，在后方，数以万计的德军，穿着美军军服，正在进行破坏活动。人们立刻便将这一消息与已证实的另一个报告联系起来——该报告称，在马尔梅迪北面，德军在大片地区空投了伞兵。实际上，这次空投已破产，比斯科尔兹内这一招失败得更惨。但在这两次惨败中却孕育出一个巨大的胜利。

        12月20日，在整个阿登山脉地区，在荒野的路上，在茂密的松林中，以及在荒无人烟的村庄里，约50万美军挤成一团。暗语和识别牌已不能再证明身份。只有说出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谁是“修脸”或贝伯·路斯打了几个全垒，你才是美国人。

        在巴黎，对斯科尔兹内和他的士兵产生的恐怖已达到了顶峰。有一份歇斯底里的报告说，斯科尔兹内的士兵，穿着牧师和修女的衣裳，刚刚从天而降。据一俘获的斯科尔兹内分子的供称，他们的目的地是和平饭店，在那里会师后，便劫持艾森豪威尔。美国的保安人员对编造出来的这些谣言笃信不疑，连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四周也装上了铁丝网，卫兵人数也翻了两番。大门口停放着坦克，进门的证件被检查了又检查。若那扇门被重重一关，艾森豪威尔办公室的电话便响个不停，询问他是否仍然活着。斯科尔兹内的28名士兵，工作得确实很出色。

        21日上午，这次战役才初露端倪：原来是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中区，即在巴斯托尼，由101空军师师长安东尼·麦科里夫少将指挥的一支五花八门的美军，已陷入重围。德军代表人敦促他投降，他随口答道：“屁！”这个字成了暗语，在阿登山脉传开后，提高了守军的士气。逃跑停止了。抵抗精神提高后，又出现了好天气，“希特勒天气”随即告终。次日阿登山脉上空一碧万里，艳阳高照。中午前，16架大型的Ｃ47飞机在巴斯托尼上空为被困官兵空投给养。

        战役的主流已有可能逆转，但希特勒此时仍不知晓。曼特菲尔的坦克部队已远离美军被困的巴斯托尼，正朝默兹接近。然而，曼特菲尔本人却忧愁不安；他左翼的德军步兵还远远落在后面。12月24日，他从拉罗什附近的一个城堡里给最高统帅部挂电话。“时间越来越少了。”他对约德尔说。他的左翼已经暴露，制订崭新计划的时刻已经到了。他不能继续朝默兹进发并夺取巴斯托尼。约德尔反驳说，元首是永远不会同意放弃向安特卫普进军的。曼特菲尔争辩说，如果他们按他的计划行事，取得伟大胜利的机会还会有的。“我从默兹这边向北挺进，我们将在河东让盟军陷入重围。”这个建议使约德尔大吃一惊，但他答应将此计转告希特勒。

        但是，希特勒并不相信他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他的信心延长到圣诞节——他用一杯酒庆祝这个节日，这使他的贴身人员目瞪口呆。这是施洛德小姐头一次见他多少有点高兴地喝酒，当天晚些时候，曼特菲尔再次请求放弃对巴斯托尼的进攻，再次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尽管冲在最前面的装甲师已被美国一个装甲师切断，正被打得七零八落。12月26日是盟军大显神威的一天。覆盖阿登山脉全地区的白雪已被染红，但是，屠杀得最厉害的要算是离默兹河只有几英里的一片洼地里。在那里，“刺耳声”恩斯特·哈尔蒙将军的第二装甲师与曼特菲尔的第二装甲师分成100个较小的战场，混成一团。

        在“鹰巢”，关于“秋雾”问题的辩论从清晨开始，一直在继续。约德尔说：“我的元首，我们必须公允地面对事实。我们不能强渡默兹河。”第二装甲师已面临灾难，而巴顿又刚在南面为被围困的巴斯托尼打开了一条狭窄的走廊。在整个阿登山脉，情况依然如故。目前，战役陷入僵持阶段；大规模攻势已暂告终结。

        人人都有自己的计划，希特勒只好洗耳恭听。最终发言的是他，“我们出乎意料地受到挫折——因为我的计划未被彻底执行。”他皱着眉头。接着，他脸色一亮，新的希望又来了。“但是并不是一切都完了。”他发布了新的命令：曼特菲尔折向东北部，把在那里的大部分美军包抄起来。“我要3个师和最少25万名补充兵员立刻赶到阿登山脉去”，他向一群人宣布——这群人围成半圆形站着，一个个板着阴郁的面孔。在一次沉重的打击下，盟军就算消灭不了，“秋雾”仍可变成一次成功的消耗战。这无疑可为德国带来一次巨大的政治胜利。

        这些话均被“超级”机密截获并送到了艾森豪威尔那里。他得到保证说，希特勒这次进攻大势已去。“超级”机密有所不知的是，希特勒与他挑选出来的继任人刚激烈地争吵了一次。戈林建议设法签订停战协定，希特勒大动肝火。“战争已经失败了，”戈林说，“我们现在必须与伯纳多特伯爵接触。”福尔克·伯纳多特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弟弟的儿子，他肯定同意为任何停战谈判充当调停人。

        过了一会儿，脸色惨白的戈林向夫人报告说，希特勒大喊大叫，说什么叛变和懦弱云云，但他却泰然处之，认真地回答说：“我的元首，我永远不会在你背后搞什么名堂。”他向希特勒保证，不论时局是好是坏，他都忠诚于他。接着，他又再次说，最主要的是立刻停战。他说希特勒安静下来了，但又尖刻地回答说：“在这件事上。我禁止你采取任何行动。你若是违反我的命令，我就枪毙你。”戈林给夫人说这些时，戈林夫人从未见丈夫这样惊恐过。“这是最后一次分手了，”他阴郁地说，“参加每天的例会已没有什么意义了。他不会再相信我，也不会听我的。”

        对德国而言，这个经典性的战役叫“阿登山脉大反攻”，但对于美国人，这不过是“突出部之役”。至12月28日，此役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已迅速到来。在那天举行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希特勒承认形势已经绝望，但又说，他从未学过“投降”一词，他将用最大的热忱去追求他的目标，“我精神上也许会受忧虑的折磨，身体也可能会垮，但我要战斗下去，直到形势转而有利于我。什么也改变不了我这个决定。”所以，他就要在新年发动另一次反攻，代号叫“北风”，地点在阿登山脉南面。取胜的前途是很光明的。部队已集结完毕；盟军一点也没发觉，甚至连飞机也未派去侦察该地区。“这些人觉得没有必要看看周围。他们完全不相信我们有可能采取主动。也许，他们还以为我死了，或患了癌症……”他母亲逝世（因为癌）的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时，他竟牛头不对马嘴地提到癌，这倒是蛮有意思的。

        他接着说，第一个目标是用反攻的办法，澄清西线的局势。“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狂热，”说着，他又讽刺起来，“也许还有人暗中在反对，说：‘行呀，不过，能成吗？’诸位先生，同样的反对意见早在1939年就提出来了。那时，人们用笔头和口头告诉我，这件事是干不得的，是干不成的。到了1940年冬还有人对我说：‘你不能这样做。我们干吗不躲在西壁后面呢？’”他的声音变得强硬了，“那时若不进攻他们，我们会变成什么？今天的形势与那时完全一样。”

        在那天的军事会议上，伦斯德犯了个错误，劝希特勒放弃“秋雾”并在盟军反攻前撤退。希特勒顿时火冒三丈。他说，“北风”一开始，他便重新向默兹挺进。他用一手指点着墙上挂着的大地图——指点着凸地南面约100英里的地方说，在德国整个历史上，新年之夜向来是给德国武装力量带来好兆头的，而今年新年之夜，将使历来只庆祝新年而不庆祝圣诞节的敌人既惊奇又不愉快。“北风”的必然胜利，他说将“使阿登山脉大反攻左翼所受之威胁自行消灭”——他对下边几个字加重了语气——“只要有成功希望，大反攻就将重新开始”。他的热情令在座者感动至极——虽然，他左手在抖动，脸色也苍白得很。“同时，”他接下去说，“莫德尔要巩固其阵地，重新组织对默兹的攻势，还要对巴斯托尼发动另一次强大的进攻。最主要的是，要拿下巴斯托尼！”深夜，9个机械化和步兵师便向希特勒不惜一切代价要取得的城市扑去。

        “在沙盘模型上进行的演习是显不出军事素质来的，”次晚，他对巡视装甲部队的托马勒将军说，“归根结底，军事素质是要在坚持中，在毅力和决心中才能显示出来。这是取得任何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若不是建立在毅力和坚韧不拔的决心上，天才也不过是难以捉摸的鬼火罢了。在人类的生存中，这是最重要的。”世界历史，他说，只能由具有坚韧不拔的决心，有勇气去实现其信念的人们来铸造，“谁都不能永垂青史。我们不能，我们的对立面也不能。这仅仅是谁能坚持久些的问题。谁咬得住，谁就能得到一切。”美国若投降，他不会有什么事；纽约仍然是纽约。“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受够了’，那么，德国便不能再生存下去。”希特勒之所以要顽强地将一场看来已经失败的战争打下去，原因就在于此。对像他那样的赌徒来说，只要有千分之一的机会，那都是值得去碰的。对别人纯属疯狂之举，对他那种人却是合乎逻辑的。他的首席宣传家却不像他那样嗜血成性——至少在私下里不像。在新年前夕的晚宴上（著名的“斯图卡”驾驶员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在座），约瑟夫·戈培尔刻薄地说，他的帝国总体战全权大使的头衔是空的。“现在，再也没有什么需要实施的了，”他说，“一切，包括花店在内，都被英国轰炸机关闭了。”

        戈培尔说到这里，他的夫人打断了他，说了一句令客人们难以相信的话：“为什么不告诉这些老将，三年半来，你很少与元首单独在一起。”戈培尔很狼狈，叫她别再往下说，但她却不愿住嘴，“这些人有权知道这点。”戈培尔转向海茵·卢克——在希特勒任总理后不久，卢克就曾警告戈培尔，在冲锋队里，许多人都与他一样，对希特勒向德国民族主义者妥协，深感不满。这种妥协，卢克认为，最终必将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死亡。那时，戈培尔曾气愤地指责他为机会主义者；现在，这名宣传部长后悔地说：“我本应在1933年就听你的话。”话题转到了近几年来所犯的政治和军事错误上。大家几乎一致同意，末日即将来临，只有鲁德尔一人声称，元首的新的秘密武器将带来惊人的胜利。

        快到午夜时，旨在消除盟军对凸出地带的压力的“北风”战役开始了。德军的8个师兵力，锐不可当，从“西壁”冲杀出来。他们的目标是袭击阿尔萨斯北部边界附近的美军第七军。深夜12时钟声一敲响，在北面的阿登山脉，炮声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原来，乔治·巴顿压抑不住，令属下所有的大炮同时开火，庆贺新年。

        5分钟后，希特勒的声音——有点刺耳但充满信心——在全德国广播了。他说，德国将像一只凤凰，从它的城市废墟中升起，飞向最后的胜利。广播结束后，他在自己的暗堡里款待他的贴身人员。大家都轻松愉快地喝着香槟酒，但气氛却有点压抑。最殷勤的是希特勒——他用不着烈酒去刺激。他预言，1945年德国将取得伟大胜利。其他人细心听着，一声不响。起初只有鲍曼一人同意他的预言；后来，由于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钟头，大家不知不觉也为他的热情所感染。

        凌晨4时35分，元首离开了联欢会，去听“北风”的首批消息。开始时倒也顺利，但“超级”机密成功地将他的战斗命令传给了艾森豪威尔。于是，艾森豪威尔便迅速地缩短了第七军的战线，阻止了德军切断凸角之企图。由于事先得到警告，美军便抵挡住了德军的进攻——这次进攻，德军在前进了15英里后便停止不前了。

        在阿登山脉，盟军于1945年1月3日转入反攻。他们南北夹击，对中部发动大规模进攻，企图将这块大凸角分成两半。德军顽强抵抗；每英寸雪地都是在双方付出重大损失后才让出来的，与通常一样，他们充分利用地形，掘壕自卫。由于雾大，美军得不到空援，大炮掩护也相对减少，所以进展缓慢。在冰雪覆盖的大小道路上，坦克和自动推进炮常常打滑，不时前后相撞。

        丘吉尔坐着飞机，从英格兰飞来视察反攻情况。原来，在凸角的西端，英国发动了相当大规模的袭击，以支援这次反攻。1月6日，丘吉尔会见了艾森豪威尔，后来对英美两国军队的缓慢而艰苦的进展感到恼火。他问道，能不能取得俄国人的帮助，消除阿登山脉的压力？丘吉尔知道斯大林要发动一次新的反攻，却不知道何时开始。“一到下边就会一拖再拖的，”他对艾森豪威尔说，“不过，我知道如果我开口问他，他就会告诉我的。是否试一试？”回答是“可以”——这使丘吉尔松了一口气。当天，丘吉尔便致电斯大林，要求他于1月间发动一次攻势。莫斯科立刻做出回答。斯大林说，他将发动一次大规模反攻，时间不迟于1月下半月。

        1月7日上午，旨在拦腰卡住凸地的南北夹击，开始获得进展。次日，由于盟军两军已相距甚近，希特勒不得不下令撤退留在凸地西半部的部队。一个小时后，业已跨过默兹河的装甲兵部队，全部掉头回转，朝巴斯托尼——列日公路东边退去。

        希特勒的黄粱梦就此结束。现在的问题是：德军残余的坦克和自动推进炮，数量仍相当可观，它们能及时越过公路吗？会不会被包围？这次撤退是否会成为另一个斯大林格勒？

        1月9日，古德里安再次前往“鹰巢”。他第三次警告希特勒：红军即将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今天，他带着许多地图和图表前来——这些图表都是他的情报主任盖伦绘制的，它们清楚地标明了双方兵力的分布情况。他还带来了盖伦的建议：如若坚守柏林，则需立即从东普鲁士撤退。

        古德里安把地图、图表等展开后，希特勒称它们是“极端愚蠢的”，并下令将绘制这些图表的人关进疯人院。古德里安火了。“绘制这些图表的人，”他说，“是盖伦将军，是我最好的参谋长。如果我不同意绘制这些地图和图表，我就不会带它们来见你。如果你要把盖伦送进疯人院，你也把我送去好了！”希特勒的怒气慢慢消了。他又是保证，又是夸奖。“东线嘛，”他说，“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如此雄厚的后备力量。那是你的功劳。我感谢你。”

        古德里安的气却没有消。“东线，”他说，“像即将崩溃的房子。战线一处被突破，全线就会崩溃。因为战线拉得这样长，十二个半师的后备兵力，实在是太小了。”与通常一样，又是希特勒最后说了算。他拒绝动用阿登山脉的后备兵力，理由是，那里还能取得局部的胜利。“东线，”他最后说，“只能依靠自己，只能使用现有的兵力。”古德里安返回佐森司令部时，心里闷闷不乐。他明白，希特勒和约德尔都知道，只要苏联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得不到增援的战线就会被突破。是不是因为他们二人都不是出生在那个地区，便对东方即将出现的灾难视而不见？对他那样一个普鲁士人来说，这是用昂贵的代价获得的故乡——也应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它。

        3天后，斯大林恪守了向丘吉尔许下的诺言。从波罗的海至波兰中部长达400多英里的战线上，300万红军——比盟军Ｄ日在诺曼底登陆的兵力多出10多倍——向装备极差的75万德军展开猛攻。在猛烈的炮火和似乎无穷无尽的“斯大林”和“t34”坦克的掩护下，一群群苏联红军步兵开始向古德里安装备少得可怜的防线猛冲。由于天气不好，红军的空军大都不能出动，无法给予战术支援。尽管如此，至黄昏，红军的第一梯队已推进了12英里之多。

        现在，德国已受到东西两面强兵的夹攻，因为同一天盟军也在阿登山脉取得相当大的胜利。美军的步兵师——包括副总统杜鲁门的老部队第三十五师在内——与第六装甲师一起，在巴斯托尼东面将数以万计的德国第一流军队团团围住。

        在“鹰巢”，特劳德尔·荣格刚从慕尼黑过圣诞节回来，在她看来，希特勒很沉静。午餐时，她阴郁地谈到了慕尼黑遭到惨重轰炸的情况。对此，希特勒做了个保证。“这个梦魇将在几星期后结束，”他说，“我们正在大量生产新型的喷气式飞机，到那时，盟国的飞机便不敢随便飞到德国来了。”1月中旬，希特勒及其随从人员离开了“鹰巢”，前往柏林的新司令部。表面上，希特勒并不沮丧。当有人开玩笑说到柏林是唯一适合设司令部的地方，因为去东西两线都可坐车前往时，他还与别人一道笑了。

        在正在消失的凸角，盟军又一次发动南北夹攻。1月16日，两军在巴斯托尼北面几英里处会师。盟军一口便咬去了大半个凸角，切断了近2万名德军的退路。由于英军和美军的明争暗斗，这一壮举未免黯然失色。事情是在几天前发生的：负责“突出部之役”北半部分的蒙哥马利给记者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就是说，胜利是他自己赢得的，强大的英军正在帮助美国人从他们的洞里走出来。对此，大多数美国记者都很生气。他们觉得，蒙哥马利说话的调子好像在施恩于人，而在事实上，众所周知，参战的英军数量较少，且大多数美国将领都觉得，蒙哥马利谨慎小心的战术，实在是碍手碍脚。在那几天内，希特勒企图挑拨这两个盟国之间的关系的梦想，得助于人的本性，似乎已经实现。但是，既是军人又是外交家的艾森豪威尔，很快便消除了双方营垒中的不满情绪。

        1月17日，希特勒已无可奈何了。曼特菲尔的部队加入了全面撤退的行列。只有少数步兵留在后边——太年轻的、老的以及无用的士兵。这些人，既无援兵也无希望，反而打了一场英勇的掩护战。年仅十三四岁的士兵战死了，冻僵了的手还拿着步枪；五十多岁的士兵死在地窖里，双脚因腐烂而变黑。后撤的德军又受到飞机和大炮的骚扰。侥幸活下来的人们，谁也忘不了美军的炮火是何等的猛烈。一队队的卡车、坦克和自动推进炮，沿着被冰雪覆盖的大小道路，朝德国本土隆隆开去，一队队望不到头的士兵，踏着大雪，艰难地行进着——他们既受到天气的折磨，又受到正在追击的敌人的折磨。

        “突出部之役”就此结束。它扔下的是两个被蹂躏了的小国，被破坏了的家园和农庄，死亡的牲口，死亡的灵魂，死亡的心——以及7.5万多具尸体。

        “秋雾”像一头受伤的巨兽爬回希特勒那里。它使许多人想起了拿破仑当年从莫斯科的溃退。他们脚上裹着麻布，头上缠着披肩，拖着被冻僵的双脚，艰难地在雪中走着，还要忍受刺骨的寒风以及敌人的炸弹和炮弹。伤病员带着正在腐烂的内脏，流着渗出物的溃疡伤口，和正在流脓的耳朵，爬回本土。他们的双脚麻木，满腔失望，一跌一撞地朝东方走去。他们中许多人又患了痢疾，在雪中的血路上又添加了污秽。

        他们的意志崩溃了。在这次大溃败中活下来的人们，只有极少数人相信德国还能取胜。回来的人们几乎人人都说，（德国）会灭亡，美国强大，以及阿登山脉的可怕的武器：美国的歼击机。从战斗中出来的美国士兵是美国人的精华，是希特勒不相信会存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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