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45年1月17日，苏联红军已消灭或绕过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军，并在华沙渡过了维斯杜拉河，抵达了下西里西亚。苏联人业已逼近奥斯威辛，灭绝营里面的人们都听见了苏军的炮声。过去几星期来，守卫灭绝营的党卫军就一直在焚毁一仓库一仓库的鞋子、衣服和头发，企图掩盖集体屠杀的痕迹。两天后，在这地区的德国官员大部分已逃之夭夭。那天下午，卫兵们将5.8万名衣着褴褛、饥肠辘辘的犯人集中在刺骨的寒风中，并将他们赶往西面，有可能便将他们用作人质。约6000名身体太弱、无法站立的犯人则被留了下来；德国人希望能利用前进中的苏军的炸弹和炮弹将他们处置掉。但是，当红军于1月27日像流水般流进这座灭绝营的大门时，里面仍有5000人幸存下来。他们骨瘦如柴，弱得连欢呼的力气都没有。在巨大的营内销毁屠杀罪证的努力一直继续到早晨；他们最后炸毁了毒气室和5个火化场。但是，这也不能将希特勒的死亡工厂里的可怕的罪证销毁掉。尽管被焚和被炸毁，红十字会的官员们仍找到369820套男人的服装，836255件女外衣，13 984块地毯和7吨头发。他们也发现了堆积如山的牙刷、眼镜、鞋子、假肢——以及埋葬着数以十万计的受害者的墓群。

        在柏林，古德里安将军及其副官于当天下午爬上了总理府门前那座十多级的台阶，前往参加最高级的军事会议。进了总理府后，他们绕了个大圈子才抵达了希特勒的办公室；因遭盟国飞机的轰炸，捷径已被堵塞。他们所走过的地方，窗户用硬纸板覆盖，走廊和房间没有画幅，也没有地毯和挂毯。最后，他们来到一个客厅前——那里有卫兵用手提轻机枪把守。一名党卫军军官彬彬有礼地要他们将手枪留下，还仔细检查了他们的公事包。这条7月20日后实行的规定，甚至适用于陆军总参谋长。

        至下午4时，室内已挤满了军方领导人，包括戈林、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内。片刻后，通向元首办公室的门开了——这是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在一扇墙中部，放着一张大办公桌；桌后是一张套着黑罩的椅子，面朝花园。参加会议的各位高级将领坐的是皮椅，他们的副官或级别较低的军官们，或是站立，或是坐在靠背笔直的椅子上。

        4时20分，阿道夫·希特勒弯腰曲背，左胳膊吊挂着，曳步进来。他用无力的右手与数人握了握手，以示问候，然后，便一屁股坐在由一名副官推来的椅子上。会议开始后，古德里安报告了东方日渐发展的灾难的情况，讲得非常客观。希特勒所提的建议少得可怜，几乎像无能为力似的；但是，一旦西线问题被付诸讨论时，他的兴趣便浓厚起来了，时而批评，时而又用对他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1915年至1916年间，我们通常有弹药津贴，津贴之多，足令你毛发倒竖”）的怀念之词做点缀。接着，他就退伍军官复员后所获军衔偏低的问题，与戈林展开了长时间的辩论。会议于下午6时50分结束后，古德里安便返回佐森。他恼透了——他们空谈了两个半小时，对如此吃紧的东线的种种问题，连一个决定也未做出。

        这些问题的其中之一是希姆莱。他刚奉命担任一应急集团军司令，此军的主要任务是要阻止G.K.朱可夫元帅的主力。在古德里安看来，决定这样一个人选明明是蠢举；但希特勒争辩说，只有希姆莱能在一夜间组织起一支主力来，他的名字本身便能激励人们奋战到底。鲍曼曾在一旁鼓动委任希姆莱一事，但是接近希姆莱的人们都相信，这是一个旨在毁灭他的主子的奸计。把他派往东方不但使他远离最高统帅部和使鲍曼能加强其日见增长的对希特勒的控制，而且还必定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希姆莱在军事上何等无能。

        希姆莱曾是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早年就梦想带兵打仗。这次，他上钩了——虽然有点儿勉强。他虽然惧怕鲍曼，却从未想到过他的对手是在为他的倒台做准备。他坐上专车驶向东方，决心截击俄国人于维斯杜拉河。他能用于阻击俄军的只有几名参谋，一张过时的地图和他的部队的空名：维斯杜拉集团军。除了几支零星的部队外，其余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新增援的部队抵达后，希姆莱便开始布阵，由东向西即从维斯杜拉河至奥得河设下一条防线。这是蠢举，因为它只保护了波美拉尼亚湾及其以北。换言之，他把守了旁门，却让大门敞开着。

        结果，朱可夫绕过这道单层防线，继续西进，只受到零星的阻击。1月27日，即希特勒之最高级军事会议结束的那天，朱可夫的部队离柏林只有100英里左右。横在他们面前的是奥得河，也就是他们占领总理府前必须克服的最后一道主要的天然屏障。3天后，希特勒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他提到了国际犹太人这个魔鬼和亚洲的布尔什维主义。紧接着，他便号召德国要人人尽责到底。“不管目前的危机有多么严重，”他最后说，“无论如何，它终将被我们始终不渝的意志，被我们准备牺牲的决心和被我们的能力所驾驭。我们能战胜这个灾难；这场战争也会被欧洲而不是被中亚所赢得。站在它前列的是过去1500年来代表欧洲反对亚洲的民族，并将永远代表欧洲的民族：大日耳曼帝国和日耳曼民族。”

        当日下午，鲍曼抽空叫“心爱的小丫头”保存一些干蔬菜，和“比方说，50磅蜂蜜”。在信中，他还谈到了布尔什维克在血洗每个村庄时犯下的种种暴行，“你和孩子们千万不要落入这些野兽之手！”尽管有这些消息，元首依旧神采奕奕。晚间的碰头会结束后，有些会议参加者没走，希特勒便非正式地向他们谈到了政治局势。他讲得很轻松，好像是教授向一群得意的门生讲课似的。他解释说，他发动“秋雾”的目的是要分裂盟国。这仗虽然打败了，他说，英美两国却在为谁打赢这仗的问题公开吵得面红耳赤——两个盟国之间的分裂已近在咫尺。

        古德里安老大不耐烦地看表，但青年军官们却听得入了迷。元首预言，用不了多久，西方便一定会醒悟到，他们的真正敌人是布尔什维主义，因此，他们便会与德国一道，共同讨伐。丘吉尔和他都清楚，柏林若被红军征服，半个欧洲便成了共产党的天下，用不了几年，另一半也会被消化掉。“我从不想真打西方，”他痛苦地说，“是他们强迫我打的。”但是，俄国的纲领却越来越明显。在波兰，当斯大林承认共产党支持的卢布林政权时，罗斯福想必是开了眼界。“时间是我们的盟友。”他说。他要求死守东线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坚守的每一个要塞终将成为德国—美国—英国联合征讨并消灭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跳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他提高嗓门，提醒听众注意，1918年时，德国曾遭陆军总参谋部暗算。若不是投降得过早，德国原可得到荣誉和和平的，战后原也不会出现混乱，不会出现共产党夺权的企图，不会有通货膨胀，不会出现经济萧条。“这一次，”他说，“我们切不可在午夜前五分钟投降！”

        1月31日，希特勒醒来后便听到一条惊人的消息：苏联坦克跨越过了奥得河！这样，在敌人和柏林之间再也没有大的天然屏障了。3天后，柏林遭到自开战以来最惨重的轰炸，这又加剧了恐慌情绪。前来轰炸的美机几乎有千架之多，把市中心几乎夷为平地。受害者中就有人民法院院长罗兰·法顿斯勒——其时，他正在审判7月20日阴谋分子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现在，法顿斯勒已高挂在一根巨梁上，死于非命，腋下还紧夹着施拉勃伦道夫的罪证卷宗。“上帝的法术真是妙不可言，”施拉勃伦道夫暗想，“我是被告，他是法官。现在呢，他死了，我却活着。”

        他和另外两名被告被匆匆用小车送至盖世太保的监狱。时间还早，但因为烟雾弥漫、尘土飞扬，天空显得很黑。到处火光冲天。坐落在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的盖世太保监狱正在燃烧，但它的防空洞却只受到轻微的破坏。当他从另一名犯人——卡纳里斯跟前走过时，施拉勃伦道夫喊了出来：“法顿斯勒已经死了！”这个好消息很快便在犯人中传开了。他们若走远，盟军便能在下一次审判前将他们解救出来。

        在这次空袭中，希特勒的司令部也遭到严重破坏。次日，鲍曼向妻子描述了司令部的惨象：与外界断绝了通信，无灯、无电、无水。“总理府前有一辆运水车，做饭、洗涮的水就全靠它供应！据缪勒告诉我们，最糟糕的还是厕所。这些打冲锋的猪猡不断地使用它们，可谁也没想到要带一桶水去冲一冲。”至此时，可以参加每天军事会议的鲍曼，用迂曲的方式，与元首建立了巩固的关系。论信任与恩宠，戈林、施佩尔和希姆莱已不再是他的竞争对手，而戈培尔也终于醒悟到，他自己的影响力如何，要靠他与鲍曼之不稳定的联盟能否继续而定。

        2月初，荣耀的最后标志降临到了鲍曼的身上。元首向他口述了一份政治证词。如帝国果真崩溃——他依旧抱有一线希望，即某种奇迹定会发生——他要做下记载，让历史知道他已差不多要实现他的美梦了。他要做遗嘱，这倒是有象征意义的。于是，2月4日，当布尔什维克已抵达柏林的大门口时，不知疲倦的鲍曼便开始记下希特勒为历史所做的关于错在何处的最后解释。他说，英国本来可在1941年初就结束战争的，“但是，犹太人却不愿这样做，他们的走狗丘吉尔和罗斯福也在那里阻拦。”这种和平原可阻止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预，并且，在德国领导下，欧洲将迅速实现统一。犹太人这个毒瘤被消除后，统一就很简单。后方巩固后的德国便可实现“我毕生的雄心壮志，以及国家社会主义之存在的条件——布尔什维主义的消灭”。英国人当时若深明大义，一切事情将会变得多么简单！但他们却不是如此。这样，他作为德国利益的保护人迫于无奈，便只好发动全面战争。

        两天后，他又再次口述。“我们的敌人，”希特勒口述说，“正在集中全力，准备发动最后一次进攻。这是最后15分钟了。情况已异常危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极不适宜的联合，是仇恨和嫉妒建立起来的联合，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恐慌巩固起来的联合。”这种要消灭帝国的愿望令德国只有一个选择：战斗到底，“最后的哨声不响，球赛便没有完。”倘使丘吉尔突然失踪，一切事情都会在眨眼间改变！他痴人说梦，大声地说，英国的贵族有可能向后转，“我们仍可取得最后胜利！”

        除鲍曼外，这些日子里他见得最多的是最受他宠爱的建筑师赫尔曼·吉斯勒。两人常在一起，一待就是几个钟头。有时，他们谈论建筑和布尔什维主义，或谈论艺术和西方盟国，或议论他之拯救欧洲，将它变为一个大统一体的梦想，或此或彼，一谈就谈到天亮；有时，他们会对着被灯光照得通明的新林嗣的大模型——新林嗣将超过奥地利的明珠维也纳——思考着、讨论着。林嗣是他的模范大城市，使他不断受到鼓舞。有时候，他竟把戈培尔从床上揪起来，用灯光向他表示，林嗣的早晨、中午、晚上该是什么样子的。他简直可说是青年时代的希特勒，是在向库比席克讲解重建后的林嗣的奇观时的希特勒。

        2月12日，“三巨头”宣布，他们刚在雅尔塔召开了一次会议，在打败轴心国问题和未来世界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在美国、英国和苏联，会议的公报受到了热烈欢呼。这项公报也令戈培尔高兴，因为它给了他一个复活无条件投降这个怪物的机会。他辩解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做出的肢解德国和强迫它支付巨额赔款的决定，证明德国必须加倍努力，斗争到底——要不就被消灭。

        宣传上的意外收获，令希特勒很是满意。次日中午，在军事会议上，希特勒对古德里安大动肝火，他的满意心情因此被冲淡。古德里安将军粗暴地宣称，在奥得河向朱可夫的精锐部队发动反攻，希姆莱没有经验也不是当这个领导的料。“你竟敢批评帝国长官！”希特勒喊道。古德里安不甘示弱，坚持让他的副手瓦尔特·温克将军去指挥这次战役。希特勒怒不可遏。于是，两人便大声争吵起来，越吵越凶，使会议参与者一个个溜了出去，室内只剩下希姆莱、温克和几个脸色铁青的副官。他们辩论了整整两个小时。希特勒每次高喊“你大胆”后便要深呼吸一次。古德里安顽强地重申其要求，让温克去当希姆莱的助手。每次他提出这一要求，希姆莱的脸似乎又更白了一些。

        希特勒一直在室内狼狈地来回踱步。末了，他在希姆莱的椅子前停住脚步，无可奈何地说：“得啦，希姆莱，温克将军今晚就到维斯杜拉集团军去接任参谋长！”他坐下后，显得筋疲力尽。“让我们继续开会吧，”他喃喃地说，苦笑了，“将军先生，今晚陆军总参谋部赢了一仗。”

        次日，希特勒花更多的时间口述。他对鲍曼说，纳粹党人用行动而不是只动嘴皮把犹太毒素从日耳曼人的世界中洗涤净尽。“对我们说来，这是个主要的消毒过程。我们已实行到了尽头。不这样做，我们自己可能被窒息而死。”他透露，灭绝犹太人已成为他这次战争的最重要的目的。在进攻波兰前夕，他曾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突然挑起战争，他们是得不到饶恕的，我会将全欧洲的这些害人虫灭绝。这次必定是一劳永逸的！”他说，这可不是个威胁，而是他的主要历史任务，“喏，我们把犹太人这个脓疮刺破了；未来的世界将永远感激我们。”

        次日晚上，吉辛医生偶然在总理府的防空洞里碰到了希特勒。元首脸色苍白，右胳膊在抖动；要不抓住点儿什么他便不能走动。希特勒似乎心不在焉，几次问同一问题，好像唱针在唱片上不走似的。“您打哪儿来，医生？啊，是的，克莱弗尔德，克莱弗尔德，是的，克莱弗尔德……”他喃喃不止，先是向吉辛保证，美国人永远也突破不了“西壁”，后又宣称，德国若输掉战争，他将与他的士兵共存亡，最后，他又吹嘘说，他有一种新式武器，叫原子弹，“即使英国的白崖会躲到水中去”，他都要使用这种武器。说着，他便走了开去，未与吉辛道再见。

        别人也注意到，他偶尔会心不在焉。2月13日，盟国轰炸德累斯顿，加剧了他的坏脾气。在这次暴风雨般的大火中，这个古老的城镇几乎被炸成平地——废墟达647万公顷，相当于伦敦在整个战争中所遭破坏的3倍。初步的报告表明，在连续两次空袭中，至少有10万人，有可能更多，被炸死。当地警察局长的最后报告说，被炸死的“首先是妇女和儿童”，人数达2.5万；另有3.5万人被列为失踪。

        开始，戈培尔不相信德累斯顿已被炸毁；后来，他痛哭了。当他能说话时，他一开口便谴责戈林：“这个寄生虫，只知懈怠和关心自己的舒适。现在，瞧他惹来多大的罪过。元首为何不听我早先的警告？”希特勒把一肚子气泄在扔炸弹的英美飞行员身上，却又拒绝了戈培尔的建议，即是说，将被俘的盟国飞行员处决，作为报复。他说，他原则上同意，但要等一等，然后再最后做出决定。里宾特洛甫等人是有能力劝阻他的。

        那年2月，欧洲中立国家的报纸上出现了和谈的谣传，这大都是因为彼得·克莱施特最近做的努力所引起的——希特勒曾明令他不得与俄国人再有往来。他这样做了，但到了后来，他又自作主张地在瑞典进行冒险活动，这些活动最终导致另一次和平努力——此次是与西方。开始时，他同意与“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的重要代表吉莱尔·斯托茨会谈。在斯德哥尔摩旅馆内举行的首次会谈中，斯托茨建议，从各集中营释放4300名左右犹太人。克莱施特说，靠这样个人的活动是解决不了犹太人问题的。它只能用政治办法解决。“如果用保存犹太人的办法能换取欧洲的保存，”克莱施特说，“这倒是一桩真正的‘交易’，值得我去冒生命危险。”

        斯托茨热心起来了。他建议由克莱施特出面与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员伊沃尔·奥尔逊谈谈，这人是罗斯福总统“西北欧战争难民委员会”的私人顾问。斯托茨前往联系后，回来激动地说，罗斯福总统愿意“用政治”去赎买150万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的生命。这正中克莱施特的下怀，便把斯托茨的话向纳粹驻丹麦总督瓦尔纳·贝斯特说了一遍。贝斯特的建议是，此事最好去找希姆莱的助手卡尔登·勃鲁纳。

        回柏林后，克莱施特果然找了卡尔登·勃鲁纳，却被当场逮捕，如同他与克劳斯打交道时那样。但是，数天后，卡尔登·勃鲁纳却通知他，说希姆莱“愿意考虑瑞典建议的可能性”。他要克莱施特前往斯德哥尔摩开始谈判，为了表示守信用，要他带2000个犹太人前去，作为见面礼。以犹太人做交易，对希姆莱而言，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在别的场合，他就这一问题一直在进行初步的谈判，用犹太人进行讹诈，以通过谈判求和。他也受到两个值得怀疑的人的鼓励。一个是他的按摩医师，叫菲力克斯·克尔斯坦。此人是没有学位的医生，波罗的海地区人，生在爱沙尼亚。另一个是希姆莱的情报主任舒伦堡，一个唯利是图者。他也试图说服希姆莱，向政治犯和战俘表示人道，能向全世界证明，他并不是个怪物。舒伦堡坚信，希特勒正在把德国和他自己引向毁灭，因此，他一直不知疲倦地敦促希姆莱去开拓每一条有可能通向和平的道路。

        这却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差使，因为这些谈判必须瞒着希特勒进行。另外，卡尔登·勃鲁纳忠诚于他的元首，又讨厌和不信任舒伦堡。卡尔登·勃鲁纳曾不断地劝谏希姆莱，敦促他切不可搞使希特勒不快——或更糟糕——的谋划。这都是在他听说克莱施特的最新建议前的事情。对克莱施特，他是信任的，毫无疑问，希姆莱会把克莱施特派回瑞典去，这是原因之一。

        但是，党卫军的暗中策划却成了这个样子：克莱施特刚开始准备行动，便被召至卡尔登·勃鲁纳的办公室并获通知，此事已与他无关。卡尔登·勃鲁纳不能向他解释的是，他的敌人舒伦堡刚把希姆莱说服，即叫他不要与外交部共享任何荣誉——于是，希姆莱便改派克尔斯坦前去做这笔交易。克尔斯坦立即就集中营内之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自由问题与瑞典外长开始谈判。由于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同意让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前往柏林，与希姆莱本人做出最终的安排。

        由于克莱施特已被告知不准作声，他的顶头上司里宾特洛甫对此事竟一无所知。后来，瑞典驻柏林大使无意中给希姆莱发了个正式照会，要求准许伯纳多特与帝国长官会见一次——由于这是官方文件，不消说，它必须经过外交部。里宾特洛甫这才首次明白，原来他的对手早就瞒着他在进行和谈。他把弗里茨·赫塞找了来——此人在战前曾不倦地为谋得与英国的和平而奔波。赫塞是否认为，伯纳多特伯爵适合传递“和平触角”？赫塞用自己的一个问题作答：元首是否已允诺进行谈判？没有，里宾特洛甫承认说，不过，也许可以将他说服。他们一起就这个问题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并呈交给了希特勒。它虽未用“投降”这个字眼，赫塞也未被骗住。他议论说，它比主动提出投降也好不了多少。他怀疑西方是否会考虑这些建议，但又说：“很好，你可试试，不过，我想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里宾特洛甫是以与政敌希姆莱谈判为开端的。令他惊奇的是，希姆莱十分愿意合作；当听说元首可能发觉伯纳多特前来柏林谈判的事情将超出人道主义时，希姆莱被吓坏了。首先，他保证外交部将来会得到他个人的全力支持；然后，他答应下令取消希特勒关于消灭战俘和关押在集中营内的犯人、不让他们活着留给敌人的指示。里宾特洛甫喜出望外，在向赫塞透露这点时好容易才忍住欢喜之泪。“是呀，我们现在总可以设法拯救德国人民了。”他说。于是，他便于2月17日派赫塞前往斯德哥尔摩。

        想来希姆莱必定是立刻便为其过早地向里宾特洛甫所许下的诺言而后悔莫及的。一想到元首可能发现并误解其之所为，希姆莱便吓得魂飞魄散。伯纳多特抵达柏林后，他竟拒不接见——除非他的两个敌手（卡尔登·勃鲁纳和里宾特洛甫）先行会见伯爵。他暗想，这便可阻止他们在希特勒面前说三道四。两人都很高兴。首先会晤伯爵的是卡尔登·勃鲁纳，但伯纳多特却要求直接与希姆莱打交道，便不愿与他的助手多言，只提议让瑞典的红十字会派人到集中营内去工作。卡尔登·勃鲁纳连连点头，还说他“非常同意”让伯纳多特亲自面见希姆莱。此举令伯纳多特好生惊奇。

        不出一个小时，伯纳多特便在外交部与里宾特洛甫会谈了——或者说，在听他讲。由于不知要听里宾特洛甫发言多久，伯纳多特偷偷地上好了他的跑表。里宾特洛甫口若悬河，讲了一个题目又一个题目，滔滔不绝地讲着纳粹的陈词滥调。末了，他宣布，给人类做出了最大贡献而迄今仍健在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毫无疑问是阿道夫·希特勒！”他沉默了。伯纳多特将跑表一按——里宾特洛甫竟一口气讲了67分钟！

        次日，伯纳多特伯爵乘车前往格赫德医生的疗养院。这家疗养院设在柏林北面约75英里的霍亨里亨，系希姆莱非正式的总部。伯纳多特觉得他和蔼可亲得令人难受。从外表看，希姆莱毫无穷凶极恶的样子；他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气，两只小手的指甲修得整整齐齐。伯纳多特告诉他，在瑞典引起公愤的是抓人当人质和屠杀无辜的百姓。希姆莱认认真真地回答说，显然，伯爵的消息不确切。他问伯纳多特是否带有具体的建议。

        伯纳多特提议，希姆莱释放集中营内的挪威人和丹麦人并交由瑞典关押。这个要求本来微不足道，却引出一连串对瑞典人的猛烈指责。这与伯纳多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希姆莱之所以这样，恐怕是突然生出的恐惧心理所致。“我要是同意了你的建议，”他说话时，眼睛不时地眨巴着，“瑞典的报纸恐怕会登出大标题，说战犯希姆莱，因怕受惩罚吓破了胆，正设法赎买自由。”接着，他又改变主意，说他或许会按伯纳多特请求的去做——假若瑞典和盟国能向他保证停止在挪威的破坏活动的话。

        “那是不可想象的。”伯爵回答说。接着，他又要求得到几个小的让步。希姆莱同意了。伯纳多特的勇气大了些，问，是否可让嫁给德国男人的瑞典妇女返回家园。希姆莱当即予以拒绝。由于被逼至尽头，希姆莱的态度变了。“你也许会觉得我多愁善感，甚至荒唐可笑，但是，我是发了誓要忠于阿道夫·希特勒的。作为一个军人和一个德国人，我不能违背我的誓言。因此，我不能做出任何违反元首的计划和愿望的事情来。”只在片刻前他还做出了可能会令希特勒大怒的让步，现在呢，他却在随声附和，跟着希特勒大谈“布尔什维克威胁”，还说如东线崩溃，欧洲便会完蛋。然后，他又带着感情，回忆了纳粹运动初期的“光荣的”日子——“我一生中最美妙的年华”。

        伯纳多特勉强插进一个客气的问题：关于德国对待犹太人的问题。“难道你们不承认犹太人中有好人，就像其他民族一样吗？我的朋友中很多是犹太人。”“你说得对，”他答道，“但是，在你们瑞典可没有犹太人的问题，所以你便理解不了德国的观点。”会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会谈结束时，希姆莱答应在伯纳多特回瑞典前对他所提的要求全部做出答复。作为馈赠，伯纳多特送给希姆莱——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民俗极感兴趣——一本有关战鼓的、成书于十七世纪的作品。

        伯纳多特回到了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这位外交部长似乎比先前更愿出力，但是，他的过分高涨的情绪却使伯纳多特非常生气。于是，伯纳多特便伺机客气地告辞而去。里宾特洛甫立刻找来克莱施特，询问谁是伯纳多特的后台。除了拯救斯堪的纳维亚人外，他真正要的是什么？克莱施特瞥见椅子上有个皮夹，鼓鼓囊囊的，装满了文件。这是伯纳多特的皮夹。克莱施特将它拾起，递给里宾特洛甫，以为他会翻阅里边的文件。不料，里宾特洛甫把皮夹装进大信封，叫人送回给失主。克莱施特大受感动。“在大战行将瓦解中”，这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侠骨仙风的姿态”。

        里宾特洛甫在斯德哥尔摩的代理人赫塞，并未从瑞典的银行家瓦伦堡处得到多少鼓励，因为后者认为，罗斯福和丘吉尔二人都决心摧毁德国。他建议让德国人去探探东方。措辞明确的提案或许会令斯大林感兴趣。“斯大林，”他说，“未向西方承担义务。”数日后，赫塞在瑞典的报纸上看到一幅照片，使他又产生了希望。这幅照片照的是瓦伦堡的兄弟与俄国大使科隆泰夫人胳膊挽着胳膊，站立在俄国使馆的台阶上。这可能是克里姆林宫对西方不满，准备与希特勒和谈的信号。赫塞大受鼓舞，立刻赶回柏林，但他发现他的主子对瑞典传来的消息完全不感兴趣。里宾特洛甫卧病在床，精神不振。他有气无力地说，一切都成了徒劳，与西方对话的机会一点儿也没有了，“我们的敌人要将德国全部毁灭。他们拒绝进行任何能拯救德国人生命的谈判的原因就在于此。”

        赫塞坚持说，开始谈判的真正的可能性还有两个，一个是与西方（罗斯福的私人顾问奥尔逊曾告诉他，总统愿意谈判），另一个是与东方。听到这话后，里宾特洛甫活了过来。他把赫塞留在自己的床边，直到深夜。次日上午，他又将赫塞找来。3月16日这天是个晴天，阳光灿烂。里宾特洛甫起了床，不耐烦地踱着步。“你的报告和意见我已仔细考虑过了。”他说。令赫塞目瞪口呆的是，他竟令他返回斯德哥尔摩，开始与科隆泰进行对话。他的指示几小时后便可拿到，“我已把它交给元首最后审批。你的机票已买好了，今晚你便可去斯德哥尔摩。”

        当天下午以及当晚整晚，里宾特洛甫和他的工作人员都在教赫塞应如何对付俄国人。午夜刚过，他们便被电话声打断了。电话是外交部的赫维尔——他仍是最受元首信任的顾问之一——打来的。里宾特洛甫一听，脸色立刻白了。“请再说一遍。”他简短地说。片刻后，他将电话撂下。他表面上似乎平静，声音却不然。“先生们，”他说，“元首禁止再与任何一个外国对话！我谢谢你们。你们可以走了！”

        后来，赫维尔将总理府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赫塞。开始时，希特勒是同意与俄国人接触的，但在读完那份指示后，他犹豫了。他在屋里走来走去——留声机还放着《众神的黄昏》的音乐——然后将文件一页一页地撕掉。“我禁止再与敌人接触，”他对赫维尔说，“全都毫无意义。谁与敌人对话谁就背叛了我们的主义。我们对布尔什维主义只有斗争，没有谈判的余地。晚安！”

        一个月前，希特勒曾向施洛德小姐抱怨说：“各方面都向我撒谎。”他谁都不能信赖，他若身有不测，德国便会没有元首。他的继任人戈林已失去人民的同情，而帝国长官希姆莱又会遭到党的拒绝。对在午餐时谈论政治，他表示歉意，但又说：“再动一动脑筋，告诉我谁会是我的接班人。这是我不断问自己的问题，却得不到一个答案。”

        一个星期后，爱娃·勃劳恩回到柏林，他的精神便好了些。她是在一个月前为安全的缘故受令离开柏林去了慕尼黑的。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后，她便向朋友们宣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她都要在她的男人身边。她对他们说，死亡对于她已无关紧要，她要与她所爱的人同呼吸共命运。对她突然重新出现，希特勒假装发怒，故意责骂了她一顿，但当晚一整晚他却反复说，勃劳恩小姐如此忠贞，他觉得自豪。

        数天后，即快到2月底时，希特勒召开了最后一次地方长官会议。他的外观令他们大吃一惊。他得由夏勃搀扶着；他的声音很小，左臂抖动得很厉害。大家原以为他会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的，不料，他所讲的却是前后矛盾的说教，既令人受到鼓舞，又令人沮丧。末了，他向地方长官们保证，虽然在最后时刻他没有奇迹般的武器去拯救德国，但是，只要他们在德国人民身上灌输“条顿人的愤怒精神”，战争还是可以打赢的。若全国不予响应，这说明它没有道义价值，灭亡活该。

        他对地方长官们的合作和忠诚表示感谢。接着，他做了一件完全出人意料的事情：他坦率地告诉他们，他的健康情况正在变坏。他承认，腿上的抖动已发展到左臂。他还说了一句笑话：有希望不会发展到头部。他最后说的话意思含糊，但兆头不吉：将来，他会被迫采取严厉措施。他希望，如果他采取了他们不理解的措施，请他们不要以为他出卖了他们。

        希特勒面临灾难，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的主导情绪是蔑视和愤怒。他破口大骂业已屠杀了50万平民的盟国飞行员，也辱骂那些把英国人当作解放者加以欢呼的德国人。3月7日，他愤怒到了极点。这是因为，雷马根的莱茵桥，来不及炸毁便被霍季斯的第一军占领。在希特勒看来，这是另一次叛变；他决心惩罚应对此负责的人。在紧要关头，他命令最受他信任的捣乱者奥托·斯科尔兹内将这座桥炸掉。一队斯科尔兹内突击队带着塑料炸药接近了该桥，却被盟国的秘密武器“运河防御灯”发现——这种灯可发出强大的光柱，光源却无处可寻。

        至此时，德国的西部防线已全线告急。莫德尔的Ｂ集团军已被消灭，它的残部已退至莱茵河这边。在南部，霍塞尔的Ｃ集团军已退至莱茵河西岸，也即将被包围。东线的局势也相差无几。在3月中旬这些绝望的日子里，希特勒决定到东线视察。他的将领们警告他，由于局势变化莫测，他可能被俘或被杀，但他就是不听。作为一个妥协，他让肯普卡用“人民之车”而不是著名的“麦塞蒂斯”送他前往，目标是奥得河附近的一个古堡。到那里后，他恳求第九军的各位指挥官阻击俄军，不让他们向柏林进军。他说，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是宝贵的，因为新式秘密武器随时可用。在返回柏林的途中，希特勒无言地坐在肯普卡身旁，沉思着。他知道，他的新式秘密武器之说是幻想，而他在不久前也曾向地方长官们承认过：原子弹的造成还不知是何年何月，而其他的所谓秘密武器又仅是非现实的政治武器而已——例如，希望西方会与德国一道征讨布尔什维主义。待他回到城里时，前线的情况他已看够了。此后他将不再冒险出总理府一步。他的唯一希望是，在最后一分钟出现政治奇迹。

        希特勒心里明白，密谋者就在他周围。例如，他知道里宾特洛甫在瑞典搞谈判，也知道希姆莱在拿犹太人做买卖。但他继续允许这些人去谈判，如像用他的名义去谈似的，即使他宣称所有谈判都属徒劳。若某个谈判失败，他就抵赖说他不知道；若谈判成功，功劳便可归他自己。

        深得希特勒信任的施佩尔敦促各位将领，例如曼特菲尔，抵制“勿将桥梁、水坝、工厂等留给敌人而将它们炸毁”的命令，希特勒是否知悉这项命令，还是值得怀疑的。3月18日，施佩尔将反对“焦土政策”的抗议，直呈元首。“战争到了这个阶段，”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把会直接影响全国人民生活的设施毁掉，对我们而言，这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希特勒把德国变成焦土的决心曾经有所动摇，那么，施佩尔的话便促使他采取行动。在读了这份备忘录后，他便立刻把过去当过建筑师的施佩尔找来，闷闷不乐地对他说：“战争若失败了，人民也就丧失了。在维持基本生活方面，德国人民将会有什么需要，这用不着去担心。相反，我们最好连这些东西都给毁掉。因为我们的国家被证明是个弱者，未来只属于东方较强的国家（苏联）。不管如何，在这次斗争后只有劣者才会生存下来，因为优者已经被杀掉了。”

        在公元900年时，德国的疆界是奥得河和莱茵河。至1945年3月初，希特勒的大德意志帝国已被压缩至上述两条河之间，他的千年帝国正在走向灭亡。他的敌人已在东西两面摆好架势，准备大举进攻。他们深信，这次进攻将迅速地带来最后的胜利。3月3日上午，蒙哥马利在莱茵河彼岸发动攻击。为了支援步兵，盟国在那里空投了两个师的兵力——英美各一个师。黄昏，德军开始全面退却。在上游150英里处，不可预测的乔治·巴顿也越过了莱茵河，令蒙哥马利和德国人都惊奇不已。这是一次漂亮的秘密行动，且是即兴之作，未打一发炮弹，付出的代价仅是死伤28人。他们在莱茵河上架设了一座浮桥；过桥时，巴顿在桥中间止住了脚步。“这，我已盼望很久了。”说完，他便往河心撒尿。

        在此后数星期内，蒙哥马利和巴顿东进神速，令最高统帅部惊恐不已。尤其令希特勒生气的是红衣主教加伦的行径——他竟开车出城，将特蒙斯特城献给美军的一支部队。“我若抓住了那只猪猡，”希特勒喊道，“我就把他绞死！”对他的脾气不好而又直言不讳的陆军总参谋长，他也再无法容忍了。古德里安知道这点，遂于3月28日上午去了柏林，决心与希特勒摊牌。特别令他难过的是被包围在俄国战线数百英里后边的库尔兰的20万德军的命运，而他们本来是不应该被围的。一走进部分已被毁的总理府，他和副官便由一名卫兵引下台阶，至一扇用钢条加固的门前，那道门由两名党卫军把守。这是希特勒的新家的入口处：深深地埋在总理府花园下的一个大型地堡。

        他们下了台阶，来到一条狭窄的走廊上，那里水深约1英尺。他们踏着放在地面上的木板、平衡着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到一扇门前，又下了一小段台阶，才来到地堡的上层。那里有12个小房间，门全向一条共用的走廊开着，这走廊也当饭厅使用。古德里安和他的副官走完这段路后，沿一弧形台阶下去。之后，他们又下了10多级台阶，才最后抵达下层。这里，在元首的地堡内，共有18个小房间，由一前厅将它们隔开。前厅本身也被分成两半，一半做客厅，另一半做会议室。在这些房间的尽头，有一条小走廊，里边有个紧急出口。出口外有4个陡峭的楼梯，台阶全用水泥铺成，直通总理府花园。在会议室的左方有一个小地图室、一个元首的卫兵的休息室和6间一套的元首和爱娃·勃劳恩的居住地。地堡内虽设有通风系统，里边的空气仍然很闷——那通风系统发出的单调的尖声长鸣刺透了每个房间。地堡上边，由一厚达12英尺的钢筋水泥天花板作保护；天花板上又另加了30英尺厚的水泥。这就是希特勒未来之墓或取得奇迹般的胜利的堡垒。也许，它能引他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可怕而英勇的战壕生活。

        希特勒从隔壁房间曳步出来，午间的军事会议便开始了。首先由布赛将军报告他为奥得河东岸一城镇解围未遂的情况。希特勒批评了布赛，但被古德里安的强烈辩护所打断。希特勒被刺痛了，唰地站了起来，动作之灵活令与会者惊诧不已。古德里安不甘示弱，他勇敢地把他与希特勒争论了多少个星期的问题提了出来。“元首是否要将困在库尔兰的部队撤出来？”他问。“不撤！”希特勒把手一挥，喊道。在他苍白的脸上立时出现了大块红斑。古德里安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然后，他便朝希特勒走过去。约德尔和他的副手连忙把古德里安拉开，但他说话声仍很大。后来，他的副官叫他“听电话”，将他骗到厅里。待古德里安重返会议室时，他已控制住了自己。

        希特勒已回到座位上，脸绷得紧紧的。他双手虽仍在抖动，却也恢复了平静。他安静地叫大家出去，只留下古德里安和凯特尔。他说，“古德里安将军，你身体不好，需要立刻请病假六个星期”。古德里安准备走时，希特勒又叫他开完会再走。会议继续进行，好像什么也未发生似的。几小时后——古德里安觉得长得不得了——会议结束了，但他还不走。“请多多保重，”元首请求地说，“六个星期后局势将变得非常严重。到那时，我会急需你的。”古德里安说，他会找个周末前不会失陷的地方休息的。说完，他便行了个抬手礼，走了出去。

        在复活节，鲁尔区的抵抗全部崩溃，希特勒于是被迫面对全面失败的局面——帝国将被胜利者肢解，他的人民将受苏美两国的蹂躏。但是，在向鲍曼做的口述中，他预言：“历史和地理的规律将迫使这两个大国进行较量，或在军事上，或在经济和思想领域内。同样，这些规律也将不可避免地把这两个大国变成欧洲的敌人。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或迟或早，这两个大国会觉得，从欧洲唯一生存下来的民族即日耳曼人民那里寻求支持是可取的。我要尽可能强调说，我们日耳曼人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为两个阵营中的哪个扮演马前卒的角色。”

        鲍曼于第二天，4月2日，写信给妻子，描述了柏林最近一次遭空袭的情况，以及笼罩柏林全城的绝望的情绪。他警告她，在维也纳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俄国人占领了那个堡垒，她就该逃离上萨尔茨堡。数日后，红军像流水似的开进了维也纳；身怀偷来的通行证，臂戴伪造的“人民冲锋队”袖章的抵抗力量战士，公开在街道上游弋，见到穿德军制服者便开枪射击。至傍晚，人们疯狂地逃离维也纳。逃难者越来越多，消防队员、防空纠察队员甚至连警察也加入了混乱的逃难行列。

        尽管前线处处崩溃，希特勒仍竭力向人们灌输最后一分钟会出现奇迹的希望。他指出，他的敌人在雅尔塔为“勇敢的新欧洲”奠下的基础已经出现裂缝。这不是主观臆测。在草拟这个计划时，“三巨头”是比较和谐的，但在执行时，他们已卷入纷争。为了建立波兰新政府，他们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已陷入僵局。一方面，莫洛托夫宣布，卢布林政府真正代表了波兰人民；另一方面，阿弗列尔·哈里曼和英国大使则争辩说，必须建立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政府，以便把逃亡的波兰人也包括进去。

        这个冲突不外乎是更深刻的分裂的前奏罢了。数月来，卡尔·沃尔夫将军——希姆莱的原私人副官，现任党卫军驻意大利首脑——就一直通过美国战略情报处瑞士代表艾伦·杜勒斯的一名代理人，与美国人进行谈判。元首曾含混地答应让他去探讨此事，但是，沃尔夫却自作主张，建议让驻意大利的德军投降。接着，他便在瑞士的阿斯科纳秘密地会见了盟国的两名将军，讨论如何瞒着希特勒去将此事办完。

        从一开始，盟国便把“日出战役”通知了斯大林；从一开始，他便强烈要求派一名代表积极参加谈判。盟国据理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沃尔夫是永远不会前来谈判的，但这却增加了斯大林的疑心。当他得悉在阿斯科纳会晤的消息时，他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指责盟国“瞒着在对德战争中首当其冲的苏联”，与德国私通，并将此事称为“不是一个误解，而是更糟的什么”。

        3月底，斯大林指责说，由于阿斯科纳会晤之故，德国人觉得将3个师从意大利调至东线也无妨。他进一步抱怨说，在雅尔塔达成的从东西南三方同时进攻希特勒的协议，盟国在意大利就未遵守。对此，罗斯福做了解释，但结果却惹出斯大林一封愤愤不平的电报，公开指责盟国玩弄欺骗的把戏。这便激怒了罗斯福总统。4月5日，他向斯大林发出了一封最咄咄逼人、最愤怒的电报：“坦率地说，对您之情报提供人，不管他们是谁，本人均不能不觉得愤恨，因为他们如此恶毒地曲解了我本人和我忠实的部下的行为。”斯大林匆匆复电说，他对罗斯福的正直和可靠从未怀疑过。但这是强硬的道歉；他补充说，阿斯科纳会议本应有苏联人参加的。他将自己的看法说成是“唯一正确的观点”。

        盟国营垒中不和的详情，希特勒是不清楚的，只知道有这回事，且是他预见到的。他又抱着会有奇迹出现的一线希望。当戈培尔将卡利勒对“七年战争”的年月的描写读给他听时，他听得津津有味：在普鲁士，由于眼看着要失败，腓特烈大帝闷闷不乐，于是宣布，若在2月15日前改变不了战局，他就服毒自杀；“勇敢的国王呀，”卡利勒写道，“再待一会儿吧，你受苦受难的日子即将过去。你的好运的太阳已经站在云彩的后头，很快就会升起，照临在你的身上。”2月12日，沙皇之妻去世。形势急转直下，发生了令人不能置信的变化。

        “听了这动人的故事后，”戈培尔后来对施维林·冯·克罗西克说，“元首眼中出现了泪花。”它也勾起了他对自己的星宿的兴趣，派人把希姆莱的研究部门里那两名占星学家找来。两人都预言，1941年前是胜利，然后是一系列失败，高峰是大灾难——时间是1945年4月中上旬。但是到4月下半月，将会出现暂时的胜利，接着是一个间歇，8月取得和平。德国在1948年前将忍受困苦，1948年后将东山再起。

        生性多疑的戈培尔是不会反对抓稻草的。这个历史先例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所以，在4月12日到奥得河附近的布赛将军的司令部视察时，他又讲了这个故事。有个军官刻薄地问：“嗯，这次沙皇之妻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但命运掌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戈培尔答道。说完，他便趁慢慢黑下来的天色返回柏林去了。

        在大西洋彼岸，佐治亚的温泉，富兰克林·罗斯福喃喃地说：“我头痛得很。”说完他便失去了知觉。2小时20分钟后，他便与世长辞。戈培尔一回到办公室便得悉了这个消息。“这就是转折点！”他喊了一声。接着，他便不相信地问：“这确是真的吗？”他给元首打电话时，十多个人弯腰曲背地将他团团围住。“我的元首，”他说，“我祝贺你！罗斯福死了。星星上写着4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这是奇迹！他听了听希特勒说话，然后说，杜鲁门可能会比罗斯福温和些。现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戈培尔把电话挂了，眼中放射出光芒，即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好像战争就快完了似的。

        里宾特洛甫可没有他那份热情！次日上午，4月13日，他与希特勒一起外出短暂视察回来，情绪很坏。“元首已上了七重天了！”他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戈培尔那个流氓已令元首相信，罗斯福之死是扭转乾坤的转折点。“多么胡说八道，多么罪恶！罗斯福之死怎么能产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

        关于杜鲁门，戈培尔要报界客观地、含糊地发表评论，不说会惹怒新总统的话，要掩藏罗斯福之死带来的喜悦。但是，到了下午，这位宣传部长的兴奋便开始减弱了。当布赛将军来电询问罗斯福之死是否就是他日前暗示的情形时，戈培尔半心半意地回答说：“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要看一看。”前线发回来的报告表明，美国总统之更迭丝毫未影响敌人的军事行动。当日晚些时候，戈培尔向工作人员承认：“也许命运再次对我们太残酷并愚弄我们，也许我们是未孵化好的鸡。”

        希特勒给人的印象却恰恰相反。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并透露了一个拯救柏林的古怪战略：由向柏林退却的德军组成坚强的防卫核心，把俄国军队引来。这便能减轻其他部队的压力，使他们能从外围攻打布尔什维克。决战之役将在柏林赢得——他对一群半信半疑的听众说。为了鼓舞将士，他也将留在城内。有几个人劝他去贝希特斯加登，但他对此不予考虑。作为德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和德国人民的领袖，他有义务留在首都。他草拟了一份长达8页的通告——这是他最后给部队起草的文件——交给了戈培尔。连宣传部长都觉得它的激烈言辞太荒谬可笑。他用绿色铅笔着手修改，但改不下去，只好将它扔进废纸篓。过一会儿，他又将它拾起来，改了几句。15日，戈培尔连最后的清稿都未过目便在前线散发。通告说，东线的士兵若人人尽责，亚洲的最后攻击便会失败。因为命运已将罗斯福这个历史上最大的战犯铲除，战争肯定会有决定性的转机。

        令人不能置信的是，许多士兵都受到了希特勒的鼓舞，被他的话打动。连大多数公民都仍信任他，尽管西方仍在狂轰滥炸以及帝国的地盘在日渐缩小。在普通德国人看来，元首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一个超自然现象。他们相信他是不可战胜的；许多人都相信这个广为流传的神话：墙上挂有他的画像的屋子是能经受任何炸弹的。7月20日他的死里逃生，恰恰证明他是坚不可摧的；它比“希特勒就是胜利”之类的口号更能打起他们的精神，更能提高他们的希望。

        在私下里，这条口号的创作者已丧失了信心。戈培尔很凄凉，正在为结局做好准备：焚毁文件和私人的纪念品。在焚毁他的爱人丽达·巴阿洛娃的一张大照片——有她的亲笔签名——时，他犹豫不决。“呀，多漂亮的女人啊！”他说。在久久地看过这幅照片后，他将它撕成碎片，扔进了火堆。

        次日，德国受到两个重大打击：一是来自西线——鲁尔战区的德军全部投降；二是来自东线——朱可夫向柏林的全面进攻，在奥得河西岸突破了防线，打开了缺口，离元首的地堡只有45英里。希特勒虽仍在大谈胜利，实际上却在为最坏情形做出打算。他将两项任务交给了一个来访的党的官员：一是将德国的黄金储备转移至图林根的一个盐矿里，二是将鲍曼交给他的加封包裹转移至安全处。这个包裹包的是希特勒的口述材料，是他向德国和全世界立下的遗嘱（这个党的官员把这份文件藏在巴特加施泰因的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里。后来，这个官员因犯有战争罪被捕入狱。因怕遗嘱会加重他的罪，他便叫他的一个律师朋友将它毁灭。这个律师将它影印后才销毁。1959年，这份文件才公之于世，因鲍曼被指定为这份遗嘱执行人，所以这份文件题目叫《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遗言，希特勒—鲍曼文件》）。

        在这个时刻超人该显身手了——当日晚些时候，希特勒便让一名超人指挥所有的喷气式战斗机。此人叫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早已是个传奇人物。他用“斯图卡”俯冲轰炸击沉了一艘战舰，炸毁500辆红军的坦克。数月前，他在一次坠机事故中丧失了一条腿，但现在已能行走，可以继续进行更多的战斗了。戈林的参谋长对这一选择大为震惊，因为鲁德尔对喷气机一窍不通，但希特勒就是不听。“鲁德尔这人不错。”他说。空军里的所有人都不外乎是演员和小丑罢了。

        鲁德尔本人对此也大加反对，原因是他自己还想驾机飞行。他开诚布公地拒绝这一工作，找了不少借口。他对希特勒说，俄国与盟国的会师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这将会把德国分成两个区域，用喷气机作战便成为不可能。你希特勒为何不与西方停战，以便在东方取得胜利？“说来容易。”希特勒带着困倦的微笑说。自1943年以来，他就曾试图取得和平，但盟国一直坚持要无条件投降，“所以，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这场危机，以使我们的决定性的武器为我们带来胜利。”

        鲁德尔被打发走时，已过了午夜。当他一拐一跳地走进客厅时，厅里已挤满了祝贺元首56岁寿辰的人们。

        在格哈特的疗养院里，希姆莱也在准备祝寿。但，这远不是个喜庆之日。他满面愁容、精神紧张，不住地在摆弄戒指。与希特勒一样，他的身体也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有相当理由的。他的办公室是人们出谋划策的老窝。他手下的人们，在他勉强支持下，有些正在瑞典秘密进行谈判；而党卫军的沃尔夫将军呢，尽管希姆莱已明确下令停止一切活动，却仍在瑞士与盟国谈判。

        这种行动希特勒知道多少，希姆莱心中并没有数，所以他惶惶不可终日。过去数天来，人们不断敦促他做出重大的决策。人人似乎都要他干点儿什么。凯斯坦和舒伦堡二人要他发动政变，推翻希特勒的统治。当天早些时候，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请他劝希特勒让教皇出面调停与盟国谈判，实现和平。希姆莱却只能说元首有不同的想法，“但他不愿透露他的想法是什么。”

        伯爵大怒：“那么，不管用何种方法，你都得将元首搞掉。”

        “一切都完了！只要元首活着，要恰当地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希姆莱一听，吓得左看右看，使伯爵怀疑他是否“即时发了疯”。希姆莱歇斯底里大发作，反复说他连一件事也不答应做。为躲避，他逃往疗养院，不料却又碰到更多的问题。凯斯坦刚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着陆，身边还带着一名“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他名叫诺尔伯特·马苏尔，是在最后一分钟代替斯托茨的。这还不算，伯纳多特还在柏林等他，要他疾速回去再次见面。希姆莱的所有问题似乎全挤在一起了。

        希姆莱已完全丧失了勇气，开始寻找借口，但找的借口又有气无力。他怎么能同时会见两人？这两个会见都不能延期吗？末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叫舒伦堡与马苏尔初步磋商。舒伦堡同意了。由于时间已过午夜，大家便用香槟酒向元首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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