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安·安德森和妻子一整天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怀特山徒步旅行，将近5点才回到家。他在公寓里闲逛了一会儿，5点30分，他打开电子邮箱，看见了纳蒂亚·沃凯埃的来信。他看着绿色条带的照片，那是沃凯埃四十分钟前在高危实验室拍的。他觉得有可能是埃博拉病毒，但不敢百分之百确定他见到的究竟是什么。有可能什么都不是。也有可能是一场埃博拉猛火正在塞拉利昂无声无息地熊熊燃烧。安德森警觉起来，回信请沃凯埃告诉他更多的情况。

        与此同时，纳蒂亚飞快地离开高危实验室，走进她的集装箱实验室。她的PCR仪刚刚吐出玛米·莱比的血样和凯内马医院内病患的另外七份血样的新一轮检测结果。依然有三份检出阳性，乡村诊所里的那个女人是其中之一。

        见到第二批结果依然是三个埃博拉病毒阳性，纳蒂亚一时间感觉既惊恐又尴尬。不是假阳性，确实就是埃博拉。而且就发生在这家医院里。凯内马医院里有两名埃博拉患者。凯内马政府医院已经被病毒入侵。

        她感觉非常难过。她是一名科学家。她应该是个理性至上的人。但先前见到埃博拉病毒阳性结果时，她拒绝承认它们是真的。她的仪器是正确的。它向她尖叫这就是埃博拉，但她的头脑看不见她不愿看见的东西。

        纳蒂亚走出集装箱，去找胡玛尔·汗，黑暗中，汗依然坐在小巷里的台阶上。他看见纳蒂亚，站起身。“怎么样？”

        “你的日子要不好过了。”

        “什么意思——还要重做检测？”

        “不用了。”乡村诊所里的女人，玛米·莱比确实感染了埃博拉。另外还有两名患者，而他们就在凯内马医院里。

        “唉，我的天哪。”汗重重地坐在台阶上。

        同一时刻，波士顿后湾，帕尔迪斯·萨贝提坐在公寓里的餐桌前处理工作。宠物鼠在她大腿上睡觉。电话响了。是克里斯蒂安·安德森打来的，说他认为埃博拉已经传入塞拉利昂。

        许多念头闪过她的脑海。埃博拉病毒绝对不会单独出现。这意味着一场爆发已经开始。无声无息。程度不明。有可能非常严重。胡玛尔·汗遇到麻烦了。凯内马医院遇到麻烦了。塞拉利昂遇到麻烦了。

        她召集埃博拉作战室小组的人员在半小时后开会。她把宠物鼠放在地上，走到冰箱前，拿出一根胡萝卜和一段芹菜，她切碎胡萝卜和芹菜，把食物一小堆一小堆地放在公寓的各个角落里，她出去后宠物鼠可以在家里玩寻宝游戏。她穿上旱冰鞋，戴上头盔，沿着联邦大道向南滑，穿过马萨诸塞大道大桥，来到肯德尔广场，她拎着旱冰鞋上楼，走进布洛德研究所六楼的埃博拉作战室。

        作战室是个大房间，白板墙壁永远涂满了五颜六色、神秘莫测的潦草文字，都是科学家用马克笔写上去的，有一张用金色木料制作的会议桌，落地窗俯瞰东剑桥。会议桌四周坐了十来个人，他们是麻省理工、哈佛和布洛德研究所的科学家和博士后。“此刻，埃博拉在塞拉利昂这个雷达屏幕上还只是一个小点，”萨贝提对整个小组说，“确诊病例只有一起，但意味着这是一场爆发。我非常担心胡玛尔·汗和他的团队面临的局势。”

        萨贝提开始制定行动计划。布洛德研究所的设备能够解析袭击塞拉利昂和胡玛尔所在医院的埃博拉病毒的遗传密码。她知道随着病毒在人类身体内传播，遗传密码会发生改变。病毒在人类身体内扩增时，变异会在这种埃博拉的遗传密码之中累积。病毒现在发生了多大的改变？非洲西部的这种埃博拉会不会已经变异成了新的毒株，与原始的扎伊尔埃博拉有所不同？传染性更高？更难以治疗？

        萨贝提及其团队制定计划，决定尽快开始解析这种病毒的基因组。所有的实验性药物、实验性疫苗和诊断性检查全都严格依赖于病毒的遗传密码。埃博拉有可能演化得无法被用来检验它的方法侦测到吗？非洲西部的埃博拉病毒有可能变得连未经测试的试验性药物都无法克制吗？病毒来自何方？这场爆发有可能始于同一个人，也就是那个小男孩吗？还是说爆发起源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不同患者？埃博拉会从不同的起始点攻击人类群体吗？这些问题的答案与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作战室团队定下计划，从已知的埃博拉感染者身上获取血样。无论他们在患者的血液里找到哪一种埃博拉病毒，他们都要解析出它的基因组。

        病毒不是一个单独的东西，而是病毒粒子的集群。集群在人与人之间移动，规模越来越大，同时改变自身的特征。科学家希望能够通过观察埃博拉的少数基因组来获得整个病毒的全貌，它可被视为一种在四维空间内可见的生命形式，游走于时空之中的大量代码。为看清基因组，他们需要血样。

        九小时后，胡玛尔·汗站在图书室的窗口。房间里挤满了拉沙热研究项目组的人员，空气中弥漫着热量和焦虑。“各位，”汗说，“埃博拉来我们这儿了。”他解释说医院里已经有了两名埃博拉患者。她们是萨塔·K.和维多利亚·伊利亚，现在都躺在拉沙热病区的病床上，病情危重。他说，拉沙病毒监控小队要准备一组车辆，立刻前往科因杜，这个小镇位于马科纳三角洲内，玛米·莱比——塞拉利昂确诊的第一名埃博拉病人——就躺在当地诊所的病床上。他命令监控小队把她接回来，送进拉沙热病区隔离，然后在附近地区搜寻更多的埃博拉病例。

        汗发布命令的时候，房间里的一个女人开始哭泣。她叫维罗妮卡·贾图·科洛马，拉沙热病区的助理护士长，“姨妈”的副手。

        汗用克里奥语厉声说：“你哭什么，维罗妮卡？为什么要哭？”

        “我哭，”她对房间里的所有人说，“是因为我曾经从拉沙热的魔爪中逃生，而我知道埃博拉更可怕。”她和拉沙热病区的其他护士一样，也是拉沙出血热的幸存者。她的病情异常严重，陷入昏迷，几乎死去。她康复后掉光了头发。拉沙病毒杀死了毛囊细胞。她还陷入了严重的抑郁。数年后，抑郁逐渐过去，头发大部分长回来了，但她总是戴着假发，遮挡受到的损伤。“埃博拉更加致命。”她对同事们说。

        但汗并没有安慰她，而是提醒她，她和房间里的所有人一样，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有职责要完成。凯内马拉沙热项目组是全塞拉利昂唯一有能力处理埃博拉患者的机构。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政府雇员。“卫生部在看着我们呢。”他说。

        散会后，维罗妮卡·科洛马顺着山坡走向拉沙热病区，开始一天的工作。再过几分钟，她就将生平第一次直面埃博拉患者了。她从未见过这种疾病，非常害怕。她在病区门口遇到了上司姆巴卢·方尼。“天哪，‘姨妈’，我太担心，太害怕了。”她说，又开始哭泣。

        方尼脸色肃然。“维罗妮卡，你哭什么？掉什么眼泪？我们必须穿戴好PPE，去照顾我们的病人。”两个女人走进拉沙热病区旁的集装箱。这是病区的整备区。她们在集装箱里穿戴带头罩的特卫强生物危害全身防护服、hEPA呼吸面罩、护目镜、双层手套、橡胶靴和橡胶围裙。两人穿过空地，经出入口进入高危区域，两边排列着小隔间的狭窄走廊。从这一刻起，往日的国立拉沙热病区变成了国立埃博拉病区。

        员工会议结束后，胡玛尔·汗来到纳蒂亚·沃凯埃的集装箱办公室，与法国科学家讨论检测结果。他们交谈时，他问沃凯埃要了支烟。汗关上门——他不希望别人看见他抽烟——然后继续讨论血检。忽然，汗用巴掌猛拍额头。“啊，该死！”

        “怎么了？”她问。

        “该死！大便样本杯！”

        摩托信使在放下诊所送检的血样后，将几个装有粪便的样本杯送往弗里敦的政府实验室检测霍乱。“那几个样本杯带有病毒！”汗叫道。

        那是全世界最致命的粪便。两人爆发出病态的狂笑，他们实在忍不住；然而局势非常危险。汗必须打电话给弗里敦实验室，提醒工作人员不要打开样本杯，对它们做消毒处置。

        但等一等——装满埃博拉粪便的样本杯该怎么消毒？纳蒂亚和汗讨论这个问题。在焚化炉里焚烧样本杯？粪便遇火会产生烟雾。一个人吸入粪便产生的烟雾会不会感染病毒？他们意识到没人知道埃博拉粪便产生的烟雾是否有生物危害性。汗打电话给弗里敦的实验室，命令他们焚毁样本杯，千万记得要远离产生的烟雾。

        汗在纳蒂亚那儿抽完烟，返回拉沙热病区，与“姨妈”讨论该如何看护那两名埃博拉患者：维多利亚女士（她流产并大出血，做过D&C手术）和萨塔·K.女士。萨塔·K.有三个孩子：两个十来岁的男孩和一个年幼的女孩。拉沙热病区旁，汗的门诊候诊区里，他们坐在棕榈树叶下的长凳上，等待母亲的消息。外面下起了雷阵雨，萨塔的孩子们来到汗的集装箱办公室里躲雨，与他讨论母亲的病情。他们拒绝相信埃博拉真的存在，更不相信母亲得了这种病。汗无法改变他们的想法，最后只好带萨塔的孩子们去纳蒂亚·沃凯埃的集装箱实验室，向他们展示血检的工作原理。纳蒂亚调出他们母亲的血检结果，放在电脑屏幕上，解释检验是如何完成的。

        萨塔的孩子们听得非常专注。这几个孩子很聪明。他们对汗说希望能送母亲的血液去另一个实验室，交叉对比血检结果。纳蒂亚后来在日记里写道：

        他们似乎受过良好的教育。我告诉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把它（他们母亲的血样）送往国外，欧洲或者美国都行。我向他们保证，其他人也会得出相同的结果。然后他们开始问更令我动容的问题，例如：“活下来的几率有多大？”“有治疗手段或疫苗吗？”我望向汗，希望他能帮帮我，但他摇摇头，叫我继续回答。告诉几个孩子，他们的母亲有80%的可能会丧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相当平静地接受了……他们衷心地感谢我对他们说实话，然后冒着大雨离开。几分钟后我在外面见到了他们。女孩在哭。

        四天后，他们的母亲在埃博拉病区内去世。

        纳蒂亚向萨塔·K.的孩子们解释什么是埃博拉时，监控小队开着三辆四轮驱动的车进入马科纳三角洲，其中包括一辆丛林救护车。三辆车上装满了生物防护装备。小队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进了几个小时，终于来到科因杜，玛米·莱比——实验室证明患有埃博拉的那位病人——奄奄一息地躺在小镇诊所的病床上。

        迈克尔·波凯的任务是监督小队正确着装，确保在他们进入诊所、暴露在埃博拉患者面前时不犯任何错误。

        小队先和几位基西酋长开会，这些人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他们向酋长们描述埃博拉，解释小组正在干什么。迈克尔会说四种语言，英语、克里奥语、门德语和科诺语，但不会说基西语。整个小队只有救护车司机会说基西语，这位名叫萨尔·纽可尔的基西男人负责翻译。会面结束后，小队把车辆停在诊所旁，这是一幢黄色灰泥墙壁的单层小楼。

        诊所是高危区域。确定携带埃博拉病毒的病人只有一名，但也许还有其他人也携带着病毒。埃博拉病毒粒子有可能附着在建筑物的一切内表面上：墙壁、地板、病床、医疗用具、卫生间。建筑物里还肯定有家庭成员在照顾亲人，这在非洲的医疗机构是完全正常的。家庭成员会给予患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因此任何一名家庭成员都有可能携带埃博拉病毒。

        小队成员开始整备着装。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入埃博拉污染区域执行任务，他们非常紧张。迈克尔监督他们穿戴好特卫强全身防护服、hEPA呼吸面罩、护目镜、双层手套和橡胶靴。迈克尔命令驾驶员留在车辆附近。基西人萨尔·纽可尔就是其中的一名驾驶员。然后迈克尔和其他人走进建筑物，他们知道这里现在已经成了扎伊尔埃博拉的巢穴，丝状病毒的红色女皇在此盘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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