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波凯和伙伴们走进诊所，首先勘查此处的平面布局。诊所里一共有四个狭小的病房，病房里挤满了患者。小队发现埃博拉患者玛米·莱比躺在一张病床上，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病得已经濒死，焦急的亲属在照顾她，其中包括她的丈夫。小队请亲属停止照顾，不要再触碰她。随后他们更加仔细地探查诊所，检查患者，惊讶地发现还有另外八名患者也显露出了埃博拉病毒所致疾病的症状。奇怪的是，这些疑似患者全都是女性。

        见到政府的医务工作者身穿太空服在诊所里转来转去，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开始惊慌。迈克尔隔着hEPA面罩用克里奥语向莱比女士和亲属解释说她得了一种名叫埃博拉的病。这种疾病非常危险，有可能传播给其他人，他说。他想带莱比女士去凯内马的政府医院，她在那里能得到救治并隔离起来，以免把疾病传给其他人。他没有执法权，无法强迫她登上救护车。作为一名患者，她有自由选择权。

        但莱比女士过于虚弱，无法做出决定，只能由她的家属替她决定。她丈夫赞成送她去凯内马医院，但她的亲戚不赞成。“那些亲戚听见要去医院就挑起眉毛，”迈克尔后来回忆道，“他们提起MSF（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几内亚治疗中心。他们说几内亚人被送进治疗中心，然后就完蛋了。”

        迈克尔和小队决定待在防护服里，想方设法说服女人的亲属。他们停留了近四个小时，与莱比女士的亲属讨论，但他们非常坚定：她必须留在诊所里。

        回想一下前面我用马萨诸塞州市郊居住区打的比方。假如你去牛顿-韦尔斯利探望生病的母亲，一群穿太空服的联邦官员忽然走进病房，声称你的母亲感染了一种极度危险的病毒，必须送她去某个政府机构，对此你恐怕也会疑虑重重。事实上，你很可能会开始尖叫。

        关于玛米·莱比的争论越拖越久，诊所外聚集起了一群人，流言和手机短信在附近地区的村庄里飞速传播。外面的人越聚越多，迈克尔和小队听见了骚动的声音。他们看见人们在诊所窗户外走动。人群说基西语，其中混杂着很多年轻男人。

        驾驶员留在车辆旁。基西驾驶员萨尔·纽可尔能听懂人们在说什么，他被吓坏了。他跑到诊所的一扇窗前，朝迈克尔·波凯挥手，波凯走到窗口，打开一条缝。

        纽可尔告诉他，那些年轻人在策划袭击小队。他们打算烧毁车辆，不让小队逃跑，然后围住他们，伤害或杀死他们。

        波凯跑回队员身旁，说咱们必须冲出诊所，就现在，脱掉装备，跳过消毒步骤。他们穿着太空服跑出前门，发现面前是一群怀着敌意、手握石块的年轻男人。他们聚在车辆旁，截断了小队的逃脱路径。

        小队摘掉呼吸面罩，扯掉防护服，踢开橡胶靴。驾驶员从车辆旁跑过来，与小队会合。波凯和另一名领队——名叫兰萨纳·卡内的流行病学家——飞快地交换意见。他们认为去小镇警察局最有可能逃过一劫。警察局在400码开外。他们已经脱掉了生物防护靴，因此只能穿着袜子奔跑。

        那些年轻男人步步逼近，队员拔腿就跑。他们奔向警察局，紧靠在一起，这400码变成了一场生死奔逃。那些年轻男人追赶他们，扔石块。苹果大小的石块划出足以砸碎头骨的抛物线。小队成员边跑边扭头张望，躲避石块，终于跑进警察局，气喘吁吁地停下，追赶的人群在警察局门外站住。所幸小队成员都没有被石块击中。

        说来奇怪，警察们对这场骚乱似乎一无所知。迈克尔和小队对警察说，他们要上报一起他们刚刚遭遇的暴力袭击事件。他们还说他们担心他们的车辆会被烧毁。警察给了他们一张表格，要他们陈述事件细节、发生地点与时间，等等。

        迈克尔填写好表格。但队伍现在无法离开警察局，因为那些年轻男人不肯散去。夜幕降临，几个小时过去。他们望着黑暗，琢磨会不会看见火球升起，他们的车辆被付之一炬。他们听见摩托车的突突马达声响彻小镇。

        几小时后，小镇似乎安静了下来。他们回到车辆旁，车辆没有受损。然而，队伍被困在警察局的那几个小时里，显露出埃博拉症状的九个女人全都从诊所消失了，玛米·莱比也不例外。那些病床上此刻空无一人。

        事情是这样的：人们有手机，人们有摩托车，而消息传播得飞快。生病女人的家属组织了营救行动。从马科纳河畔的其他村庄骑摩托车到科因杜只需要二十分钟。人们在夜幕的掩护下骑着摩托车从各个村庄出发，来诊所救走他们的亲人。他们把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九个女人放在摩托车后座上，带她们前往安全地点，或者藏在村庄里，或者过河去几内亚。事后人们得知，玛米·莱比被放在一辆摩托车的后座上，过河去了几内亚。（几周后，她活着现身，最终接受了当地新闻媒体的采访——她是一名埃博拉幸存者。）

        小队没有在科因杜过夜，小镇已经变得过于危险，因此他们开车去一个比较大、更安全的镇子过夜。第二天，他们返回科因杜附近的区域，开车巡视周围的村庄，询问村民，寻找逃离诊所的九个女人。他们也在搜寻显露出埃博拉症状的其他病人。当地人不愿和他们交谈。村民显然把埃博拉的疑似患者藏了起来。

        队伍踏上回凯内马的归程，迈克尔·波凯打电话给妻子扎伊娜布。他说他安全无恙，名为巡查的远征历险结束了，回家还赶得上吃晚饭。孩子们吃得比较早，因为第二天一早还要上学。车辆进入医院场地，在拉沙热项目组办公室旁停车。迈克尔走进办公室，拉开旅行包的拉链，取出一些文件放下。他累垮了。他取下墙壁挂钩上的里昂比恩套头衫穿上，抵御夜晚的寒气。写字台上方的墙上挂着塞拉利昂东部的巨幅地图，数以百计的村庄星罗棋布。追踪拉沙热病例时他经常查询这张地图。此时此刻，村庄星罗棋布的地图让他感觉非常不安。埃博拉正在外面活动，但他们很难找到它的踪迹。他背上拉链行李包，戴上头盔，出门发动摩托车。

        他在烂泥水坑之间穿梭，感受着潮湿而清新的晚风吹在脸上。雨季的夜晚很美，凉爽，雷暴雨时常不期而至。回家的路线要经过很多簇拥在一起小房屋，它们用水泥砖搭建，被高低起伏的泥土街道分隔开。大部分屋子黑洞洞的，偶尔有一盏日光灯射出发绿的光芒。在这些屋子里，父母正在收拾餐桌或准备睡觉，孩子们已经上床休息。

        几年前，一场名为“血钻之战”的内战摧毁了凯内马及其周边乡村。劫掠成性的士兵手持自动武器，射杀了大量民众，用大砍刀砍掉人们的手脚，用处决来逼迫人们在钻石矿里劳作。原因当然是钻石。谁控制了钻石矿，也就控制了塞拉利昂这个国家。战争已经结束，情况有所好转，但他常常觉得在凯内马生活并不容易。他很难向国外同事解释在凯内马养家糊口的感受。他开上一条路，这条路与废弃的凯内马机场的泥土跑道平行。好些年没有飞机在这儿降落过了。

        他拐上一条泥土小径，这条小径通往废弃跑道尽头的一片房屋。他在他家旁边停车，这是一幢简朴的灰泥建筑物，它干净得毫无瑕疵，漆成黄色，有玻璃窗和新盖的铁皮屋顶。他和扎伊娜布在抚养两家人的孩子。他们自己的孩子有的是少年，有的刚成年。他们还在帮迈克尔的弟弟带孩子，他们都是幼儿。迈克尔的摩托车的声音吸引了孩子们，他们跑出屋子。他是个慈爱的父亲。他停车的时候，孩子们围拢在他身边，期待他的拥抱。

        “巡查怎么样？巡查怎么样？”孩子们问。

        “谢天谢地，不算太糟糕，”他说，“别碰我。”他坚决地对孩子们说。

        孩子们连忙退开。他们不明白老爸为什么不允许他们碰他。他从摩托车上下来，脱掉鞋袜。孩子们好奇地看着他。他在遭到污染的地区走了两天，他的鞋子有可能沾着病毒。他把双脚放进一双拖鞋里，拖鞋是他特地留在室外的。他脚上也有可能沾着埃博拉病毒粒子。拖鞋能保证他的双脚不接触孩子们有可能碰到的所有表面。他穿着塑料拖鞋走动，命令孩子们别靠近他，回屋里去：“现在都给我进去。”

        他把鞋和拉链包塞进一个其他人都不准碰的地方，然后走到屋外的水井旁，打上来一桶水，拎着水桶走向屋子旁边一幢同样由水泥砖搭建的小建筑物。那是浴室，他拎着水桶走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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