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离开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家后，倘若时间不是太晚，我们会逗留二十来分钟或半个小时，拜访一下小街对面的邻居。我们像做贼似的潜入阿格农的住宅，没有告诉伯父母我们要去哪里，免得他们不舒服。我们去7路公共汽车站时，有时会邂逅从犹太会堂出来的阿格农先生。他会使劲儿拉住爸爸的胳膊，警告他说，要是他，即我爸爸，拒绝拜访阿格农的家，不让它一睹女士芳容，它，也就是说阿格农的家，则无缘享见她的风采。这样阿格农就给妈妈的双唇带来了微笑，爸爸会答应，说：“好啊，但只去几分钟，请阿格农先生原谅，我们不能久留，我们得回凯里姆亚伯拉罕，孩子累了，明天早晨还要上学。”

        “孩子一点也不累。”我说。

        阿格农先生说：

        “请博士先生听听，乳臭未干的孩童口中证明了力量。”

        阿格农的住宅坐落在柏树环抱的一个花园里，但为了安全起见，它背向街道而建，仿佛把面庞藏在了花园里。你在路上可看见四五个狭长的窗子。从掩映在柏木中的大门走进去，沿屋旁一条铺设的小径行走，攀上四五级台阶，在白色屋门前按响门铃，等候主人开门，等候邀请你右转登上半黑的台阶，走进阿格农先生的书房。从书房可去铺就而成的巨大屋顶平台，它俯视着朱迪亚沙漠和摩押山；或者左转，走进一个狭小而凌乱的卧室，卧室的窗子凝视着空旷的花园。

        阿格农住宅从来不会充满日光，总是笼罩在某种黄昏暮霭中，飘着淡淡的咖啡和奶油茶点的气味。也许是因为我们只在安息日结束之前的傍晚才去拜访，至少直至三星出现在窗前他们才开灯。或许灯是开着的，但是耶路撒冷的电灯光是如此昏黄，有些吝啬，也许是阿格农先生在节约用电，也许是停电了，那光是煤油灯光。我至今仍然记得那种忽明忽暗，实际上我几乎可以触摸到它，窗子护栏似乎将它囚禁起来，使之更加突出。造成忽明忽暗的原因现在难以说明，甚至那时就难以说明。不管是什么原因，无论阿格农何时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那书，仿佛一群拥挤的崇拜者，身着破旧的黑色衣裳，而阿格农的形体投下不止一个影子，是两三个甚至更多的影子。这就是他在我的孩提记忆里所留的印象，至今他在我心目中就是这个样子：一个人在忽明忽暗中摇摆，走路时身边有三四个分离开的影子晃来晃去，那影子在他前面，右面，身后，头顶，或是脚下。

        偶尔，阿格农太太用一种威严尖利的声音说些什么，有一次，阿格农先生把头微微歪向一边，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对她说：“有客人在场时，请允许我在自己家里做一家之主。一旦他们走了，你立刻就做女主人。”我清清楚楚记得这句话，不止因为它所包含着令人意想不到的中伤（而今我们将其界定为颠覆性的），还主要由于他所使用的“女主人”一词在希伯来文中非常罕见。多年后读他的短篇小说《女主人和小贩》时，我再次偶遇此词。除阿格农先生，我从来没有遇到任何人使用“女主人”一词表达“家庭主妇”，尽管在说“女主人”时，他的意思不是指家庭主妇，而是略有不同。

        难以知晓，毕竟，他是位拥有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影子的人。

        妈妈敬仰阿格农先生，我该怎么说呢，仿佛总是踮着脚尖。就连她坐在那里时，她似乎也是坐在脚尖上。阿格农本人几乎不和她说话，他似乎只和我爸爸讲话，但他和我爸爸讲话时，目光似乎在妈妈的脸上停留片刻。奇怪的是，在罕见几次和妈妈说话时，他的眼睛似乎总在回避她，转而看我，要么就是看着窗子，要么当时情形并非如此，只是以这种方式镌刻在我的想象里。活生生的记忆，像水中涟漪，抑或像瞪羚跳跃前皮肤在紧张地抖动，这活生生的记忆突如其来，瞬间以几种节奏或几个焦点在颤动，而后凝固起来，化作记忆之记忆。

        1965年春天，我的第一本书《胡狼嗥叫的地方》问世，我战战兢兢送给阿格农先生一本，并在扉页上签名。阿格农给我写了封措辞优美的回信，谈了我的书：“你就你作品写给我的话，使我想起已经谢世的令堂。记得她曾在十五六年前从令尊那里拿了一本书给我。你大概和她一同前来。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话不多。但是她的脸庞优雅圣洁，多日在我眼前挥之不去。阿格农谨上。”

        我爸爸按照阿格农的要求，在他撰写《包罗万象的城市》时，把波兰文百科全书中《布克扎克兹》一文翻译过来。他把阿格农界定为“大流散作家”时，会扭动双唇。他的故事缺乏羽翼，爸爸说，缺乏悲剧深度，甚至没有健康的笑，有的只是连珠妙语和嘲笑挖苦，即便他时而有些优美的描绘，但并不就此辍笔休憩，非得将其淹没在冗长的插科打诨和加利西亚人的机智中不可。在我看来，爸爸把阿格农的小说视为意第绪语文学的一部分。他并不喜欢意第绪语文学。他具备立陶宛人理性至上的天性，憎恨魔法、超自然和汪洋恣肆的感情主义、任何披上朦胧的浪漫主义或者神秘主义外衣的东西以及蓄意令感觉混乱并剥夺知性的东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品味才发生变化。应该承认，就像我奶奶施罗密特的死亡证明将一个死于洁癖的人记载为死于心脏病，我爸爸的简历上因而只声明他最后致力于研究佩雷茨一部不为世人所知的手稿。这些是事实。真实情况是什么我不得而知，因为我几乎没有和爸爸讲过真实情况。他乎没有对我说过他的童年，他的爱情，一般意义上的爱情，他的父母，他哥哥的死，他自己的疾病，他的痛苦，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痛苦。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谈过母亲的死。一个字也没谈过。我也没有让他好过，我从来不想发起可能会导致终极启示问题的谈话。倘若我开始在此写下我们——爸爸和我，没有谈及的所有事情，我能够填满两本书。爸爸留给我许多工作要做，我依然在做。

        妈妈通常这样说阿格农：

        “那个人见多识广。”

        有一次她说：

        “他为人也许不是很好，但至少明辨是非，他也知道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

        她几乎每逢冬天都一遍又一遍地读《锁柄》集中的短篇小说。或许在里面她找到了共鸣，看见自己的忧伤和孤独。我有时也会重读《她在盛年之际》开头贝特民茨的绨尔扎·玛扎拉说过的话：母亲在盛年之际去世。母亲三十岁那年离开了人间。母亲在世间时日不多且痛苦。她终日坐在家里，大门不出……寂静笼罩着我们不幸的家；家门从来不向生人打开。母亲躺在床上，话不多。

        这些话与阿格农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我妈妈的话基本相同：“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话不多。”

        我自己呢，许多年后当我写题为《谁来了》的文章时，我总是想着阿格农《她在盛年之际》开篇中明显赘述的句子：“她终日坐在家里，大门不出。”

        我母亲并非终日坐在家里，她出去的时候不少。然而她在世间时日也不多且痛苦。

        “世间时日”？有时我在这些话中听到我母亲人生的二重性，绨尔扎母亲、利亚人生的二重性，以及贝特民茨的绨尔扎·玛扎拉人生的二重性。仿佛她们也在墙上投下了不止一个影子。

        多年后，基布兹胡尔达的学校需要一位文学老师，因此委员会派我到大学读文学。我鼓足勇气，按响阿格农家的门铃。（或者用阿格农的话说：“我提着自己的心去见他。”）

        “可是阿格农不在家。”阿格农夫人彬彬有礼而气呼呼地说，她答复前来抢劫她丈夫宝贵时间的一群群强盗土匪时，用的都是这种方式。阿格农女主人并没有骗我，阿格农先生的确没在家里，他在外面，在屋后的花园里，他突然出现了，穿着拖鞋和一件无领无扣的背心，跟我打招呼，接着满怀疑惑地询问，可先生你是谁呢？我报上自己和父母的名字，就在那里，站在他家门阶旁。（阿格农夫人没说一句话就走进了屋里。）阿格农先生记得几年前耶路撒冷的风言风语，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你不就是那个孩子，他可怜的妈妈弃他而去，他和爸爸又相处不好，离家到基布兹生活了吗？你不就是那个经常挑蛋糕里的葡萄干，在这里遭到父母斥责的孩子吗？（我不记得这些，也不相信他说的挑葡萄干这回事，但我选择了不反驳他。）阿格农先生请我进屋，问了一会儿我在基布兹里做什么，我的读书情况（现在大学里读我的什么东西？你喜欢我哪一本书？），还打听我和谁结婚了，我妻子的家庭背景。当我告诉他，从她爸爸那边算，她是17世纪《塔木德》学者和喀巴拉学者以赛亚·霍洛维茨的后裔时，他眼睛一亮，给我讲了两三个故事，与此同时，他已经不太耐烦了，显然是在想办法把我给打发了。但我鼓足勇气，告诉他我的问题所在，尽管我踮着脚尖坐在那里，与母亲以前所为如出一辙。

        我之所以来，是因为格尔绍恩·谢克德教授让他学希伯来文学的一年级学生比较布伦纳和阿格农以海法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我读过短篇小说，还读了我在图书馆所能找到的描写他们在第二次阿里亚时期在雅法的友谊的文章，我感到非常震惊，这两个如此不同的人怎么竟然成了朋友。约瑟夫·海姆·布伦纳是个俄国犹太人，痛苦、情绪不稳、体格粗壮、马虎、暴躁易怒，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在热情与绝望、怜悯与暴怒之间不断摇摆。他那时已经在现代希伯来文学领域占据了中心位置，也在拓荒者运动中举足轻重，而阿格农那时不过是腼腆的加利西亚小伙子，比布伦纳小几岁，差不多仍是个文学新人，一个由拓荒者转换成的文书，一个文雅而敏锐的《塔木德》学生，穿着整洁，一个小心翼翼的严谨作家，身材瘦削，富于梦幻并好挖苦人的年轻人。究竟什么使二人在第二代阿里亚时期相互吸引，关系那么密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们几乎像一对恋人？而今，我觉得我可以猜出其中的某些奥妙，但是在阿格农家里的那一天，我是那么天真，我向主人讲述了自己的作业，天真地打听，他是否能告诉我他和布伦纳走得近的秘密。

        阿格农先生皱起双眉，看着我，或者说仔细地看了我一阵子，目光斜瞥，表情愉快，面带微笑。那种微笑——我后来懂了——是扑蝶者在觊觎一只可爱的小蝴蝶。他审视我之后说：“我和约瑟夫·海姆·布伦纳，愿上帝为他复仇，在那年月关系密切，是基于一种共同的爱。”

        我竖起耳朵，相信自己就要听到一个将要终止所有秘密的秘密，我就要了解某种刺激而瞒得严严实实的爱情故事，我可以将其写成一篇轰动性的文章，让我这个无名小卒在希伯来文学研究领域一举成名。

        “你们都爱的是谁？”我问，怀着年轻人的天真，心怦怦直跳。

        “这可得严守秘密，”阿格农先生微笑起来，不是朝我微笑，而是朝自己微笑，微笑时几乎朝自己挤眼，“对，严守秘密，要是你发誓不会告诉任何人，我只透露给你。”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我多蠢啊，一个劲儿向他做口头保证。

        “那好，你知我知，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住在雅法时，约瑟夫·海姆·布伦纳和我都疯狂地爱上了施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

        没错，阿格农自嘲性的讽刺令其苦恼，也令他单纯的拜访者，一个前来拉阿格农袖子的人，苦恼。尽管也有些微真实隐藏于斯，它仍然朦胧暗示着一个秘密：一个外表强大感情充沛的人为一个外表纤弱的年轻人深深吸引，而一个文质彬彬的加利西亚年轻人也依恋一个令人敬重的暴躁易怒的人，后者可以将其置于父亲般的羽翼下，或者给他提供一副兄长的肩膀。

        然而，将阿格农和布伦纳的短篇小说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某种共同的爱，而是某种共同的恨。所有虚假的，修辞上的，或者是第二次阿里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结束的移民浪潮）世界里的妄自尊大所造成的浮夸，犹太复国主义现实中所有不真实或是自命不凡的东西，在那一时代犹太生活中所有舒适安逸的、佯装圣洁的中产阶级的自我放纵，均遭到阿格农和布伦纳同样的憎恨。布伦纳在创作中用愤怒的锤子将所有这一切打得粉碎，而阿格农用辛辣尖刻的讽刺将谎言与伪装戳穿，释放了使之膨胀的恶臭。

        诚然，布伦纳笔下的雅法，和阿格农笔下的雅法一样，在虚伪和口若悬河的人们中，偶然有几个单纯真实的人物闪烁着微光。

        阿格农本人是个严守宗教戒律的犹太人，他守安息日，戴无檐小帽，用文字表述，是惧怕上帝的人。在希伯来语中，“害怕”和“信仰”是同义词。在阿格农的小说中，有些角落采用了非直接、高超的掩饰方式，害怕上帝被描绘成可怕地敬畏上帝。阿格农相信上帝，害怕上帝，但是他不爱上帝。“我是个心平气和的人。”长篇小说《宿夜的客人》中丹尼尔·巴赫说，“我不相信全能的上帝想要他的子民好。”此乃一个充满悖论和悲剧性甚至绝望的神学立场，对此，阿格农从来没有进行推理性的表达，但是允许作品中的次要人物吐露端倪，通过降临在主人公身上的遭际加以暗示。我在撰写论阿格农的著作《天国的沉默：阿格农害怕上帝》时探讨了这一主题。好几十个犹太教徒写私信给我，他们多数来自极端正统派，其中包括年轻人和妇女，甚至宗教教师和公务员。有些信属名副其实的告白。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我说，他们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看到了我在阿格农身上所看到的东西。但是我在阿格农创作中所看到的东西，有那么一刻，我在阿格农本人，在他那富于嘲讽的犬儒主义——濒临绝望和打趣的虚无主义中有所窥见。“上帝无疑怜悯我。”他曾在没完没了地抱怨公共汽车服务时说，“倘若上帝不怜悯我，我们地区的政务委员会或许会怜悯我们，但是我害怕公共汽车合作组织比他们二者都强大。”

        我在耶路撒冷大学读书的两年间，到塔拉皮尤特朝觐过两三次。我最早的短篇小说在《达瓦尔》（《事》）周末增刊和《开晒特》（《箭》、）季刊上刊登，我计划把它们留在阿格农先生那里，听听他的想法，可阿格农先生却道歉说：“我很遗憾这些天读不了东西。”他让我改天拿来。而我再次去找他时两手空空，把登有我作品的《开晒特》放在衣服里的肚子前，像个不好意思的孕妇。最后，我没有了在那里生产的勇气，我害怕自己让人讨厌，我像来时那样挺着个大肚子或者是鼓鼓囊囊的毛衣离开了他的家。只是过了几年，当短篇小说结集成书（《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时，我鼓起勇气把书送给他。收到阿格农先生的友好来信后，我围着基布兹欢跳了整整三天三夜，沉浸于欢乐中，充满幸福默默地歌唱吼叫，从内心里吼叫，哭泣，尤其是他在信中写道：“我们会面时，我口头上给你讲的会比这里写的更多。我将在逾越节期间把其他小说读完，因为我喜欢你所写的那些短篇小说，在小说中，主人公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人。”

        我在大学读书时，有一次国外一份杂志刊登了一位比较文学巨匠（大概是瑞士的埃米尔·斯泰格）的一篇文章，按照他的观点，20世纪上半期中欧三位最为重要的作家是托马斯·曼、罗伯特·穆西尔和施·约·阿格农。文章发表在阿格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前几年。我非常激动，便从阅览室里把杂志偷了出来（那时候大学里还不能复印），急急忙忙揣着它来到塔拉皮尤特，让阿格农高高兴兴地阅读。他委实非常高兴，站在自家门阶上，狼吞虎咽地一口气把通篇文章读完，才让我进门，重新读了一遍又一遍，大概还舔舔嘴唇，之后用那种有时用来看我的目光看着我，天真地问：“你也觉得托马斯·曼是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吗？”

        一天夜里，我错过了从雷霍沃特开往基布兹胡尔达的末班车，不得不坐出租车。电台里一整天都在谈论阿格农和诗人奈利·萨克斯并列获得诺贝尔奖，出租车司机问我是不是听过有个作家叫作，叫什么，伊格农来着。“你看看这叫什么事，”他惊愕地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突然一下子带我们打进世界决赛。遗憾的是，他最后和一个女人打了个平手。”

        有那么几年，我努力从阿格农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我挣扎着把我的创作和他的影响，他那密集、装饰性的、有时平庸的语言，他有节奏的韵律，某种密德拉西式的自鸣得意，铿锵作响的意第绪语格调，哈西德传说那生动有趣的轻柔之音，拉开距离。我努力摆脱他的影响，摆脱他的讽刺与睿智，他巴罗克式的象征主义，他神秘迷宫般的游戏，他的双重语义，以及他复杂而渊博的技巧。

        尽管我为摆脱他的影响而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我从阿格农那里所学到的东西，无疑仍在我的创作中回响。

        我从他那里真正学到了什么？

        也许是：不止投下一个影子，不从蛋糕里挑拣葡萄干，克制自己，不断磨砺。还有一件事，我奶奶常用比我所发现的阿格农表达法还要尖锐的方式说：“要是你已经哭得再没有眼泪，那么就不要哭，放声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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