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被留在爷爷奶奶家里过夜。我奶奶经常会突然指着家具、衣服或人，对我说：“那么丑，简直接近美了。”

        有时她说：

        “那么聪明，聪明极了，简直什么都不知道了。”

        或者就是：“好疼啊，好疼，疼得我都要笑了。”

        她整天自己哼着小曲，那曲子来自她曾经居住的地方，显然那里不用害怕细菌，也没有粗野，她抱怨说粗野同样污染了这里的一切。

        “像畜生一样！”她突然憎恶地嘶嘶尖叫，原因并不明显，没有挑衅的事端或者任何来由，也没有烦劳自己向我们解释她把谁比作畜生。就连晚上我坐在公园凳子上，坐在她身边，公园里看不到别人，微风轻轻触摸着树梢，或许用看不见的指尖通过非真实的触摸使之颤抖，奶奶会突然爆发，充满厌恶，声音颤抖，震惊，怒不可遏：“真是这样！怎么会呢！禽兽不如。”

        过了一会儿，她又轻轻哼唱起我不熟悉的曲调。

        她总是自己哼唱，在厨房，在镜子前，在阳台的折叠帆布躺椅上，甚至在夜晚。

        有时，我洗完澡，刷过牙，并用包上棉球的橙木棒掏了耳朵，被放到她宽大的床上。（我出生前，奶奶就把双人床扔掉或者驱逐了。）奶奶给我讲一两个故事，抚摸我的脸颊，亲吻我的额头，随即用香水润湿的小手帕擦拭我的额头。她总把手帕放在左衣袖里，用它擦拭或碾碎细菌，接着把灯关掉。即便那时，她在暗中仍继续低声哼唱，毋宁说是从内心深处驱逐一种遥远梦幻般的声音，一种栗色的声音，一种幽暗而惬意的声音，那声音逐渐净化为一种回声，一种颜色，一种气味，一种轻柔的粗糙，一种棕红色的暖流和不冷不热的羊水——整个夜晚。

        但是她为你带来的夜间的所有这些愉悦，早晨首先就要被残酷地擦洗掉，甚至在你尚未喝杯带皮可可之前。

        爷爷敲打毯子的声音把我从床上惊醒，那时他已经在和寝具进行常规的黎明之战了。甚至你的眼睛还没有睁开，热气腾腾的热水浴已经在等待你了，水里因为加进了抗菌溶液，闻起来好像是在卫生所。浴盆上已经放好了一把牙刷，象牙色的牙膏像条蜷缩的白虫，已经躺在鬃毛上了。你的责任是浸泡自己，浑身上下打一遍肥皂，用丝瓜瓤子擦拭自己，用清水漂洗自己。然后奶奶来了，把跪在浴缸里的你拎出来，紧紧抓住你的胳膊，用令人生畏的长毛马刷给你擦拭周身，从头到脚，接着又来一遍。那马刷令人想起缺德的罗马人的铁梳，他们用铁梳将阿基瓦拉比以及巴尔·喀巴赫起义中其他烈士的肉体撕裂。直至皮肤红得像生肉，接着奶奶让你紧紧地闭上双眼，而她则向你头上倒洗发水，连续击打你的头，用尖指甲挠你的头皮，像约伯用瓦片挠他自己。她一直用阴郁而好听的声音向你解释，睡觉时身体的腺体组织分泌出污物和淤泥，如黏糊糊的汗液、各种各样的油脂分泌物，再加皮肤屑、掉的头发、成千上万的死细胞，以及许许多多你最好不要知道的污浊分泌物，你睡着的时候，所有这些渣滓和流出的废物抹遍你全身，混合在一起，招致，对，的确是主动地招致细菌，招致卡介菌，也招致病毒，云集在你的全身，更不用说那些科学尚未发现的所有事物，那些用倍率最高的望远镜也看不见的事物。可是即使看不见，它们也在夜晚迈着无数只可怕的毛茸茸的小腿爬满你的身体，就像蟑螂的腿，但小得让你看不见，就连科学家也还看不见，在这些小腿上，布满了讨厌的刺毛，它们通过鼻子和嘴爬回我们的身体里，还通过一些我不需要告诉你的地方爬进去，尤其是人们在那些不好的地方，不洗澡，只是擦擦身上，擦拭一点也不干净，相反，正好把肮脏的分泌物散布到我们皮肤上的成千上万的小孔中，越来越脏，越来越令人厌恶。尤其是身体日日夜夜不断分泌出来的脏物和因触摸不卫生之物而滋生的外在脏物混合到了一起，你不知道谁在你之前弄过这些物品，如钱币、报纸、楼梯扶手、门把手，甚至买来的食品，毕竟你摸这些东西时，天晓得谁曾经朝上面打过喷嚏，甚至，对不起，擦鼻子，甚至把鼻涕流到了这些漂亮的包装纸上，你在街上把它们拿起来，后来竟直接放到床上人们睡觉的地方，更别说你直接在拉圾箱里拣来的瓶塞，不用说你妈妈，上帝保佑她，直接从什么人手中买来的玉米了，那个人在解手后可能连手都没有洗，我们又怎么能知道他是否健康？他有没有得过结核或者霍乱，或是斑疹伤寒，或是黄疸病，或是痢疾？或是脓肿，或是肠炎，或是湿疹，或是牛皮癣，或是脓包病，或是疖子？他甚至连犹太人都不是。你知道这里有多少疾病吗？有多少黎凡特人的瘟疫？我说的只是人所共知的疾病，不是那些大家尚未知晓、医学科学尚未发现的疾病，长期以来，黎凡特的人们像飞蝇一样死于寄生生物或杆菌或微生物或连医生也不认识用显微镜方可看见的蠕虫，尤其是在这个酷热的国家，到处是飞蝇、蚊子、飞蛾、蚂蚁、蟑螂、蠓蚊，还有那些认不出来的东西，这里的人们没完没了地出汗，他们总是从另一个人身上碰到或者是蹭到炎症、分泌物、汗水以及体内排泄物，你这个年龄最好不要对所有这些臭烘烘的排泄物了如指掌，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把别人弄湿，另一个人在这地方这么拥挤的人群中甚至感觉不到粘上了什么，握一次手就足以把所有的疾病传上，甚至用不着接触，只通过呼吸空气，别人就能够把癣、沙眼和血吸虫中所有的细菌、杆菌吸入肺里。这里的公共卫生一点不像欧洲，至于卫生健康，这里有一半的人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各样的亚洲昆虫，令人作呕的有翅飞虫直接从阿拉伯村庄甚至从非洲径直来到这里，谁知道它们一直带有什么怪异的疾病、炎菌和分泌物，这里的黎凡特充满着病菌。现在你可以把自己好好擦干，像个大孩子，任何地方都不要湿，然后扑些爽身粉，你知道先扑哪里，再扑哪里，哪里也别落下，我要你往脖子上擦一些这支管里的鹿茸霜，然后穿上我放在这里的衣服，这是你妈妈给你准备的，上帝保佑她，我只是用滚烫的熨斗熨了一下，可以消毒，把在那里繁殖的东西都杀死，比洗衣房做得要好，然后到厨房里来找我，头发要梳好，我给你一杯好喝的可可，然后你吃早饭。

        她离开浴室时会喃喃自语，不是生气，而是带着某种深深的悲哀：“像畜生一样。甚至禽兽不如。”

        一扇门，镶着毛玻璃饰有几何形的花朵图案，隔开了奶奶的卧室和爷爷那称作“亚历山大爷爷书房”的小房间。爷爷在这里拥有自己的私人通道，从那里走进花园，走到外面，走进城市，走进自由。

        在这间小屋的一个角落，放着从敖德萨运来的沙发，像厚木板那样狭窄坚硬，爷爷夜里就睡在上面。在这张沙发底下，七八双鞋像列队行进的新兵，整整齐齐排列在一起，清一色的黑，亮闪闪的，就像施罗密特奶奶收集起来的帽子，绿的、棕的、褐紫红的，她把这些帽子视为奖品，放进一个圆帽盒里保存起来，而亚历山大爷爷喜欢掌管整个鞋舰队，他把这些鞋擦得光亮，如同水晶，有的坚硬，底子很厚，有的圆头，有的尖头，有的是粗皮的，有的系着鞋带，有的带着固定夹，有的带扣子。

        沙发对面，放着他的小书桌，一向整整齐齐，上面放着墨水池和橄榄木的吸墨台。吸墨台在我眼中总像一辆坦克，或者是笨重的烟囱船（漏斗船），驶向由三个银光闪亮的容器组成的三件套，一个装满回形针，一个装满图钉，第三个则像蝰蛇窝，橡皮筋蜷缩在一起，挤作一团。书桌上有一套长方形的金属文件盘，一个放接收信件，一个放寄出信件，第三个放剪报，还有一个放城市管理部门和银行的文件，再有一个放自由派运动耶路撒冷分部的书信。也有一个橄榄木盒子，里面装满了面值不同的邮票，特快专递、挂号和航空标签分别放在不同的格子里。还有一个格子装信封，另一个装明信片，后面放着的是造型为埃菲尔铁塔的旋转银架，分门别类，装着不同颜色的钢笔和铅笔，包括一支奇妙的有两色头的铅笔，一头红一头蓝。

        在爷爷书桌的一角，一摞摞文件旁边总放着一只高高的黑瓶子，里面装着外国酒，旁边有三四只绿高脚杯，样子像水蛇女人。爷爷喜欢美，憎恨一切丑陋的东西。他喜欢偶尔一个人喝上一口樱桃白兰地，振奋他激情澎湃的孤寂心灵。世界不了解他。妻子也不了解他。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他的心灵总是向往着某种崇高，但是众人共同密谋要砍断他的翅膀：他的妻子，他的朋友，他的商业伙伴，所有的人都在密谋迫使他一头扎进七七四十九种各式各样的养家糊口、打扫卫生、收拾整理、洽谈生意，以及上千种小负担和义务中。他性情平和，容易上火，也容易平息。无论他何时看见任何责任，不管是家庭责任，还是社会责任，还是道德责任，他总是弯腰肩负起来。但之后又会发出叹息，抱怨负担沉重，所有的人，尤其是奶奶，利用他的好脾气，让他负载着扼杀了他诗人火花的一千零一项使命，把他当成供差遣的童仆一样使唤。

        当时，亚历山大爷爷做服装行业的商务代表和推销员，是洛德兹亚纺织厂和其他几家德高望重的商号在耶路撒冷的代理。爷爷书房里的墙壁几乎摆满了架子，他把五颜六色的布料样品保存在架子上的小箱子里，有罗纹和华达呢衬衫、裤子、袜子、各式毛巾、餐巾和窗帘。我可以使用这些样品箱，但不能把它们打开，用它们来建造塔楼、堡垒和防护墙。爷爷坐在椅子上，背靠书桌，伸出双腿，他粉红色的脸，通常闪烁着和蔼而满足的光，朝我欣喜地微笑，仿佛在我手下一点点增高的箱子塔很快就要让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和中国的万里长城黯然失色。是亚历山大爷爷给我讲述中国的万里长城，讲金字塔，讲空中花园以及人类精神奇观，比如说帕台农神庙，古罗马圆形剧场，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帝国大厦，克里姆林宫教堂，威尼斯运河，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

        深夜时分，在孤独书房里的书桌旁，面对着高脚杯里的樱桃白兰地，亚历山大爷爷是位多愁善感的诗人，他用俄语为一个疏离的世界撒下爱、快乐、热情和渴望的诗章。他的好友约瑟夫·科罕——才迪克把这些诗歌翻译成希伯来语，例如：“沉睡多年后/仁慈的神，我崛起了；/我的眼帘含着爱恋睁开，/再活三天。/从一端到另一端/让我踏遍先祖的土地/让我漫步每座山丘峡谷/领略她的美好/每个人将安全地居住在此/在无花果和蔓藤下，/大地赐予礼物，/快乐遍及我故乡的土地……”

        他写赞美之诗，歌颂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梅纳赫姆·贝京或者是他著名的兄长，我的约瑟夫伯祖，也写诗歌奋起反抗德国人、阿拉伯人、英国人，以及其他所有仇恨犹太人的人。我在所有这些诗歌中，也发现三四首描写孤独与悲伤的诗，有这样的句子：“如此阴郁的思想包围着我/在我人生的夜晚：/告别了年轻人的生机/告别了阳光下的希冀——/留下的是冰冷的冬季……”

        但困扰着他的通常并非冰冷的冬季。他是位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酷爱武装、胜利和征服，一个热情澎湃心地纯正的鹰派人物。他坚信，要是我们犹太人给自己佩上勇气、无畏和钢铁般的决心，等等，要是我们终将奋起不再担心异族人，我们就能打败所有的敌人，从尼罗河到伟大的幼发拉底河，建立起大卫王国，整个残酷邪恶的异族人世界，会来到我们面前顶礼膜拜。他嗜好崇高，强大，光彩照人之物——军服，黄铜号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旗帜和长矛，皇家宫殿和武器装备。他是19世纪的产儿，纵然他活得很长，看到了四分之三个20世纪。

        我记得，他身穿浅米黄色法兰绒西装，或者是一套笔挺的细条西装。他有时在套装下面惹人注目地穿上内包缝的马甲，腰部缠一条细银链，一端伸进那件马甲的口袋里。夏天，他头上戴顶编织得松松散散的草帽，冬天戴顶系黑丝带的博尔撒利诺帽。他暴躁易怒，有突然动雷霆之怒的危险，但很快又喜笑颜开，道歉，请求原谅，表示痛悔，仿佛他的愤怒只是阵发性剧烈的咳嗽。你老远就可以一下子了解他的情绪，因为他的脸色就像信号灯一样变来变去：粉，白，红，又回到粉。多数情况下，他双颊露出心满意足的粉色，但他被人冒犯后，就会变得惨白，要是生气了，就变得通红，但一会儿过后，就又恢复到粉色，等于向全世界宣布雷雨风暴已经结束，冬天已经过去，花开大地，爷爷习惯性的喜悦在短暂中止后又熠熠生辉。他会一下子完全忘记是谁又是为什么激怒了他，风暴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一个孩子哭过一阵后立即平息下来，绽开微笑，又高高兴兴地玩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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