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罗德诺（当时在俄国，后来在波兰，而今在白俄罗斯）的拉夫·亚历山大·吉斯金德逝世于1794年。他是位神秘主义者，喀巴拉学者，苦修者，创作了几部富有影响力的伦理学著作。据说，“他终生把自己隔绝在一个小房间，研习《托拉》；他从来不亲吻或管教孩子，从来不和他们进行非宗教话题的谈话”。他的妻子独自支撑着家庭，抚养子女。然而，这位杰出的苦行者教导说，一个人应该“怀大喜悦和热诚崇拜上帝”。（布拉茨拉夫的纳哈曼拉比说他是一个哈西德派的先行者。）但是喜悦也好，热诚也罢，都无法阻止亚历山大·吉斯金德拉比摒弃这样一个愿望，那就是他死后，“丧葬协会将委托犹太教公会对吾之遗体进行四次死亡惩罚，直至一切肢体均被粉碎”。比如说，“命之把我举到屋顶，使劲将我扔到地上，勿放床单或麦秸，命之如此重复七次，我庄严告诫丧葬协会，受被开除教籍之痛苦，以七死来折磨我，勿免除吾之屈辱，因屈辱乃吾之荣幸，可免除些许上天之大罚”。所有这些能够赎罪或者纯化“为女子利百加所生亚历山大·吉斯金德的精神或心灵”。他另一件著名轶事是，漫游德国一个个小镇，为犹太人定居圣地筹钱，甚至因此遭到监禁。他的后人姓布拉兹，乃为“亚历山大·吉斯金德拉比所生”的缩写。

        他的儿子拉夫·约塞勒·布拉兹，父亲从未吻过、管教过的孩子中的一个，被视为绝顶义人，此人终日研习《托拉》，工作日期间从未离开过书房，甚至连睡觉也没有离开过。他让自己坐在那里，头枕着胳膊，胳膊放在桌子上，每天夜里睡上四个小时，手指间夹着一根蜡烛，蜡烛燃烧殆尽时，火苗会将他唤醒。就连他的快餐也被送到书房，只有在安息日来临之际他才离开书房，安息日一结束，就立即赶回来。他和父亲一样，也是个苦修者。他的妻子开了家布料店，一直养活他和他的孩子，直至他去世，同时在他母亲的有生之年也供养他的母亲，因为拉夫·约塞勒为人谦逊，不允许自己担任拉比一职，但是他给穷孩子教授《托拉》，不收分文。他也未著书立说，因为他认为自己庸碌无为，不宜讲前人未在他面前讲过的新东西。

        拉夫·约塞勒的儿子拉夫·亚历山大·吉斯金德·布拉兹（我爷爷亚历山大的祖父）是个成功的生意人，经营谷物、亚麻，乃至猪鬃生意，到哥尼斯堡、但泽和莱比锡等地做生易。他是个一丝不苟遵守戒律的犹太人，但大家都知道，他与祖父和父亲的过于狂热拉开了距离。他并非背离社会，不仰仗妻子额头上的汗水度日，不憎恨时代精神和启蒙运动。他允许孩子们学习俄文、德文，以及一点“异族智慧”，甚至鼓励他的女儿拉莎-凯拉·布拉兹学习，读书，做个知识女性。他当然没用可怕威胁告诫丧葬协会在他死后把他的尸体粉碎。

        门纳海姆·门德勒·布拉兹，亚历山大·吉斯金德之子，拉夫·约塞勒之孙，亚历山大·吉斯金德拉比、《崇拜的基础和根源》作者之曾孙，19世纪80年代定居敖德萨，与妻子帕尔拉一起开了一家小玻璃厂。在这之前，在他年轻之际，他在哥尼斯堡当公务员。门纳海姆·布拉兹富有，英俊，讲究吃喝，意志坚强，不墨守成规，即使以19世纪末期犹太人敖德萨非常宽容的标准来看仍如此。身为不加掩饰的无神论者，著名的享乐主义者，他既憎恶宗教，也憎恶宗教狂热，其全心全意之程度与他祖父和曾祖父连丝毫律法都要恪守的程度如出一辙。门纳海姆·布拉兹在表现自我方面是个自由思想家。他在安息日当众抽烟，狂放不羁大吃禁吃食品，出于人生苦短的阴郁观点，也出于对来生和神明审判的激烈反对，他追求快乐。这位伊壁鸠鲁和伏尔泰的崇拜者相信，人应该伸手拿取生活赋予他的一切，纵情于心中憧憬的无拘无束的快乐，只要这样做，他既不会遭受伤害和非正义的痛苦，也不会给别人带来苦难。他的姐姐拉莎-凯拉，拉夫·亚历山大·吉斯金德·布拉兹那位受过教育的女儿却和立陶宛奥尔凯尼基乡村（离维尔纳不远）一个淳朴的犹太人订了婚，那个人名叫耶胡达·莱夫·克劳斯纳，耶海兹凯尔·克劳斯纳之子，一个佃农。

        奥尔凯尼基的克劳斯纳一家，可不像附近特拉凯镇上他们那博学多才的堂兄弟们，基本是纯朴的乡村犹太人，固执而天真。埃兹耶凯尔·克劳斯纳饲养牛羊，种植水果蔬菜，先是在一个名叫泊皮书克（或者是帕皮施基）的村里，继而到鲁德尼克村，最后到了奥尔凯尼基村。三个村子都离维尔纳很近。耶胡达·莱夫与父亲耶海兹凯尔一样，只从乡村教师那里学到了一点点《托拉》和《塔木德》，遵守戒律，然而他不喜欢解经的精微。他热爱户外生活，痛恨被禁锢在室内。

        他试图经营农产品，但没有成功。这是因为其他生意人很快便发现并利用了他的天真，把他挤出市场。耶胡达·莱夫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匹马和一辆马车，欣欣然一村接一村地运送乘客和货物。他是个为人随和、性情温和的马车夫，满足于现状，喜爱佳肴，喜欢在安息日和节日坐在桌前唱歌，喜欢在冬夜喝杯荷兰烈酒。他从来不打他的马，不畏艰难险阻。他喜欢独自旅行，步履缓慢而轻松。他的马车载着树木和一袋袋粮食穿过黑黝黝的森林、空旷的平原，穿过狂风暴雪，穿过冬天覆盖河面的一层薄冰。一旦冰在沉重的马车下碎裂（因此亚历山大爷爷喜欢一遍遍地提到冬天的夜晚），耶胡达·莱夫就会跳入冰水中，用他那强壮有力的双手抓住马辔，把马和车拉到安全的地方。

        拉莎-凯拉为她的马车夫丈夫生了三儿三女。但是1884年她身染重病，克劳斯纳一家决定离开立陶宛偏僻的乡村，辗转数百里来到敖德萨，拉莎-凯拉就出生在那个地方，她富有的哥哥就住在那个地方。门纳海姆·门德勒·布拉兹肯定会照顾他们，确保生病的妹妹得到最好的医治。

        1885年，克劳斯纳一家定居敖德萨的那年，他们的长子、我伯祖约瑟夫十一岁，是个神童，天性勤奋，酷爱希伯来语，渴求知识。他似乎更像特拉凯那些头脑敏锐的克劳斯纳堂兄弟，而不像其先祖奥尔凯尼基的农民和马车夫。他的舅舅，崇拜伊壁鸠鲁和伏尔泰的门纳海姆·布拉兹宣称，小约瑟夫注定要成为大人物，并资助他读书。可他弟弟亚历山大·吉斯金德在他们搬到敖德萨时只有四岁左右，有些难于管教，是个情绪化的孩子，很快便显示出与祖父和爸爸那些乡野克劳斯纳相像的倾向。他的心思不在读书上，自幼喜欢长时间待在外面，观察人们的举止，体会并感受世界，一个人待在草地树林里，陷入重重幻想。他活泼，慷慨，善良，人见人爱，大家都称之为祖西亚或者兹赛尔。那就是亚历山大爷爷。

        他们还有一个小弟弟，我叔祖比扎莱尔，以及三姐妹索菲亚、安娜和达丽亚，他们都没有来成以色列。我目前能够确信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索菲亚是文学老师，后来做了列宁格勒一所中学的校长。安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去世，而达丽亚，或者说达沃拉，试图在革命后与丈夫米沙去往巴勒斯坦，但由于达丽亚怀孕，被“扣”在了基辅。

        克劳斯纳一家刚到城里时，尽管有兴旺发达的门纳海姆舅舅，还有布拉兹家族在敖德萨的其他亲戚们帮忙，但一度非常艰难。马车夫耶胡达·莱夫，一个身强力壮、热爱生活、好开玩笑的坚忍之人，不得不用尽积蓄购买了一个不通风的小杂货店，来维持不牢靠的家庭生计，之后身体渐衰。他思念开阔的平原、森林、雪原，思念他的马和车，思念他所离开的立陶宛的乡村客栈和河流。几年以后，他一病不起，不久死在他蹩脚的小店里，年仅五十七岁。他的遗孀拉莎-凯拉在他死后活了二十五年，最后于1928年死于耶路撒冷的布哈拉区。

        正当约瑟夫伯祖在敖德萨、后来在海德堡追求辉煌的学业时，亚历山大爷爷十五岁那年辍学，做了点小生意，在这里买点什么，又到那里贩卖，夜里写下激情澎湃的俄文诗歌，贪婪的目光投向商店的橱窗，投向一堆堆瓜果、葡萄和西瓜，投向放荡的南方女人，匆匆赶回家中写下另一首感情充沛的诗，而后又在敖德萨的大街上转一圈，小心翼翼打扮得十分入时，像成年人那样抽烟，黑胡子仔细地打过蜡。他有时到港口尽情观赏轮船、装卸工和廉价的娼妓，不然就激动地观看一队士兵伴着军乐列队走过，有时他会在图书馆待上一两个小时，不管拿到什么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决意不去和长兄的手不释卷较劲。与此同时，他学会了怎样和知书达理的年轻女子跳舞，怎样喝上几杯白兰地却依然不乏睿智，怎样在咖啡馆与人结识，怎样讨好小狗，为的是取悦女士。

        他在敖德萨阳光明媚的大街上转悠，好几个民族的风格使这个港口城市带着浓烈的异国情调。他结识了各种各样的朋友，向女孩子献殷勤，做点小买卖有时也赢利，坐到咖啡馆的角落或者公园的长凳上，拿出笔记本写首诗（四节，八韵），接着又开始闲晃，在尚无电话的敖德萨，不计报酬帮热爱锡安协会领袖们跑腿——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拿来急件，送到门德勒·莫凯尔·塞佛里姆处，或从门德勒·莫凯尔·塞佛里姆那里送到爱说俏皮话的比阿里克先生或者是门纳海姆·尤西施金先生那里，或者是从尤西施金先生那里送到利连布鲁姆那里。当他在休息室或者大厅里等待答复时，反映热爱锡安运动精神的俄文诗便在他的心中涌起：耶路撒冷的街道，铺上了素玛瑙和碧玉，雄鹰兀立在街道的每个角落，天空在头上闪烁着七重天的光彩。

        他甚至写致希伯来语言的爱情诗，赞美它的优美和乐感，阐明他永恒的信仰，但都是用俄语。（甚至后来他在耶路撒冷住了四十余年，也不能完全掌握希伯来语，直至临终之际，他讲的都是打破各种韵律的个人希伯来语，在写希伯来语诗时犯可怕的错误。他去世前不久，在给我们寄到胡尔达基布兹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上写道：“我非常亲爱的孙儿重孙儿们，我非常非常念你们。我非常非常你们大家看！”）

        1933年，当他终于和痛苦万状的施罗密特奶奶一起抵达耶路撒冷时，他不再写诗，专心致志地经商。几年间，他把从维也纳进口的前年流行服装，成功地卖给向往欧洲情趣的耶路撒冷妇女。但是最后，另一个比爷爷精明的犹太人出现了，开始从巴黎进口去年流行的服装，爷爷和他的维也纳服装于是告败。他被迫抛弃生意，抛弃对服装的爱，开始为耶路撒冷供应霍伦洛德兹亚生产的针织品，还有拉马特甘一个小商号的毛巾。

        失败与贫困，使在他生意兴隆时期弃他而去的缪斯女神重新回到他的身旁。他又一次在深夜把自己关进“书房”，用俄语撰写热情澎湃的诗章，赞美希伯来语言的辉煌，赞美耶路撒冷的魅力——它不是贫困、乌烟瘴气、热得令人窒息的狂热者们的城市，而是街上散发着没药与乳香气息的耶路撒冷，上帝的天使在它每座广场上飘动。这里我以《皇帝的新装》故事里那个勇敢的小男孩的身份，走入一幅画面，用金刚怒目的现实主义攻击爷爷所写的诗：“你现在在耶路撒冷住了多年，你清清楚楚地知道街道是用什么铺的，锡安广场上飘着的究竟是什么，那么你为什么总写不存在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写一个真实的耶路撒冷？”

        亚历山大爷爷对我莽撞的话语大为光火，脸色一下子从令人愉快的粉红变得通红锃亮，用拳头敲着桌子，吼道：“真实的耶路撒冷？像你这样的尿床娃娃知道什么真正的耶路撒冷？真正的耶路撒冷就是我诗中所写的那样！”

        “你还要用俄语写到什么时候，爷爷？”

        “你什么意思，傻瓜，你这个尿床的小家伙？我用俄语算术！我用俄语骂我自己！我用俄语做梦！我甚至——”（可施罗密特奶奶确切地知道他下面该说什么了，便打断他：“你怎么回事？你疯了吗？你瞧瞧孩子就站在那里呢！”）

        “你还想回俄国吗，爷爷？去拜访一下？”

        “已经没了！”

        “什么已经没了？”

        “什么已经没了，什么已经没了——俄国已经没有喽！俄国死了。有斯大林，有捷尔任斯基，有叶卓夫，有贝利亚，有座大监狱！”

        “但是你肯定还是有点爱敖德萨的吧？”

        “咳。爱，不爱——有什么区别。鬼知道！”

        “你不想再看见它吗？”

        “咳，嘘，尿床的小东西，不说了，啊？”

        一天，一桩举国皆惊的挪用公款和腐败丑闻曝光，在他的书房里喝茶吃蛋糕的当儿，爷爷给我讲了他十五岁那年在敖德萨时，把“自行车骑得飞快”：“我有一次拿着一份急件，一份通知，送到热爱锡安委员会成员利连布鲁姆那里。”（利连布鲁姆不仅是个著名的希伯来文作家，还在敖德萨热爱锡安组织里担任财务主管这一荣誉职位。）“他，利连布鲁姆，的确是咱们的第一任财政部长。”爷爷向我解释说。

        在等候利连布鲁姆写回信时，这个经常出没游乐场所、年仅十五岁的年轻男子拿出香烟，随手拿客厅桌上的烟灰缸和火柴盒。利连布鲁姆迅速抓住爷爷的手，拦住他，接着走出房间，一会儿回来时，手上是从厨房里拿来的火柴盒。他解释说客厅里的火柴是用热爱锡安组织的经费买的，只在委员们开会时用，只能给委员们使用。“因此，你瞧，在那时候，公家的东西就是公家的，不是谁都可以用的。不像我们国家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等了两千年终于建立了一个国家，让人家去偷。在那时候，每个孩子都懂得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无主财产，什么不是，什么是我的，什么不是我的。”

        然而不总是这样。一次，大概是50年代末期，发行了一张面值十里拉的精美钞票，上面印有诗人比阿里克的照片。我攥着我的第一张比阿里克钞票径直走到爷爷家里，给他看看国家如何尊敬他在年轻时代就认识的人。爷爷确实非常激动，双颊染上了喜悦的红晕，他把钞票翻过来掉过去，举到灯泡底下，仔细查看比阿里克的照片。（在我看来他似乎是在朝爷爷顽皮地眨眼，似乎在说“咳？”）爷爷眼里闪动着小小的泪花，可是当他沉醉于精神快乐时，他顺手把新钞票折起来，塞进了夹克衫的内兜里。

        十个里拉那时是笔不小的数目，尤其是对像我这样的基布兹人来说。我惊呆了：“爷爷，你在干什么呢？我只是把它拿来给你看看，让你高兴高兴。你过一两天，肯定会有自己的。”

        “咳，”爷爷耸耸肩膀，“比阿里克欠我二十二个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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