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元

        阿扁在台北市执政四年，得罪过他的经常没有好下场，衡量的依据往往不是人民的福祉，而是个人好恶的小格局。尤其，陈水扁“消灭”蒋家父子的动作，不但没有象征威权的瓦解，反而是象征着一个新威权的诞生。

        在台北市四年的阿扁执政，怎一个“恨”字了得？

        从陈水扁的成长过程和问政理念与经验中，可以发现，陈水扁为什么在他当上台北市长以后，往往是用“恨”来解决问题。

        坎坷的幼年成长经验，让陈水扁在一九九四年底参选台北市长时，道出一段“木瓜干与大冰箱”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出陈水扁直到追求妻子吴淑珍的时候，还以为“冰箱”是“衣柜”，而“乌鱼子”是“木瓜”，足见其贫苦的成长过程。

        而陈水扁也绝少提到他的父、母亲，其因素充满悲情，社会传出许多版本的说法，不过，人无选择父母的自由，社会会同情陈水扁，但是，这些际遇深深影响陈水扁的人格，也是难免的。

        而在问政的经验中，陈水扁曾经遭遇美丽岛事件的冲击，选举台南县长时，甘苦与共的吴淑珍横遭车祸，导致半身不遂，选举结果又是落败；后来加上入狱服刑等挫折。

        可以这么说，陈水扁是在悲情中走过来的人，而许多从悲情走过来的人，不一定有智慧走出悲情，他可能开始变成让别人走入悲情的人。

        这就如同中国传统所谓“多年媳妇熬成婆”，许多媳妇在好不容易熬成婆婆以后，就忘记了当年她是如何遭受婆婆的虐待，还有，她当年是如何的痛恨婆婆。她不但忘记了这些，她还开始仿效她日夜诅咒的婆婆，开始如法炮制，甚至青出于蓝的来虐待她的媳妇。

        在陈水扁执政的四年间，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恨意的陈水扁。

        陈水扁的执政“恨史”中，最显著的就是对蒋家父子的恨。

        蒋家父子蒋中正和蒋经国在台湾四十年的执政，虽有若干地方可以让历史来批判，但是从台湾政经、社会的历史发展来整体论定，蒋家对台湾有重大贡献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陈水扁的历史视野看不到这些，他只看到两蒋时代曾经发生的“二二八”事件、美丽岛事件、压制反对运动和监控政治犯案例、党禁、报禁等历史恩怨。

        所以，翻遍陈水扁曾经说过的话，似乎找不到一句是从历史观点来公平论断蒋家父子的，换言之，陈水扁对蒋家只有一个“恨”字。所有蒋氏父子殚精竭虑，维持台湾四十年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教育进步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陈水扁的眼中，就如同他唾骂台北市议员林瑞图一样，只是一团“屎”而已。

        陈水扁对蒋家的恨，充分显露在其执政之路上。

        首先，陈水扁一上任台北市长之后，就毫不客气地拆掉市长室内的蒋中正、蒋经国父子肖像。

        紧接着，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四日，陈水扁在市政会议上宣布：卸下所有市府所属单位礼堂、会议室内的蒋公、经国遗像，从此，蒋氏父子的肖像在台北市整个消失。没有一个市府单位胆敢违抗陈水扁的指令，哪个单位还敢让陈水扁看到他心中所“恨”的蒋氏父子，单位主管肯定下台一鞠躬。

        陈水扁为了让蒋家从台北市彻底消失，可说毫无掩饰地陆续出招。

        一九九五年的六月十日，陈水扁来到北投区湖底路一百四十九号的阳明山蒋公旧行馆，当场决定把行馆和周围六幢原侍卫、蒋公当年招待访客的日式住宅，规划为艺术文化活动场所。陈水扁以推动“艺术文化”的美名，消灭掉一个在台湾历史上值得保存的地方。

        这样还不够，陈水扁进一步做出一个连蒋家当年都不会做的动作：拆除拥有合法建物和土地权状的蒋纬国别墅。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陈水扁在未通知当事人的情况之下，率领市府相关官员，来到台北市至善路三段七十一巷二百零一号的蒋纬国别墅前，决定请市府有关单位撤销其建物和土地登记，让蒋纬国的别墅由合法变成违建，然后再执行所谓的“依法拆除”。

        这一消息传出，可真吓坏了许多台北市民，试想，拥有合法权状的房子都可以在陈水扁一人的喜好之下，一夕间沦为违建，蒋纬国的命运尚且如此，小市民又能如何？

        尤其，在台北市，早期类似蒋纬国购自政府土地或房屋的房地产案例，相当普遍，虽然这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但事后来评断，这种现象的确是有特权成分在内。

        只是，这类的案例这么多，为什么陈水扁独挑蒋家的别墅来下手，当然这跟他心中的“恨”有关。否则，国民党位于台北市中山南路旁，“总统府”正对面的中央党部大楼，一样是运用执政党的特权低价取得的，陈水扁为何不撤销其土地登记，并拆掉国民党新建的大楼，反而是在忸怩作态，声言不发给执照之后，仍然力排众议，发给执照？

        于是，蒋纬国的别墅在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被台北市建管处拆除。“宪法”保障人民财产的权利，摧折在陈水扁的“恨”意下。事后，蒋家进行“刑事诉讼”等法律行动，陈水扁面临败诉后，还私下展开与蒋家进行和解，归还土地等动作，其中究竟动用多少市民纳税钱来赔偿蒋家，各方说法不一，但以赔偿作为秘密和解的条件，是肯定的事实。

        有趣的是，蒋纬国的公子蒋孝刚事后把土地分成三份，一份自己保留，两份出售后，买主竟然可以向市府请领合法的建照盖房子。其标准只凭陈水扁的爱与恨而已。

        到了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陈水扁宣布将“总统府”前的介寿路更名为“凯达格兰大道”，“总统府”前广场定名为“凯达格兰广场”。美其名为重视原住民，其实目的还是在怀恨“介寿”两字。

        再过来就是解决掉“士林官邸”，这已是蒋家在台北市的最后象征，陈水扁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三日宣布，三个月后市府从“总统府”收回士林官邸，同时要在这里举办大型飙舞活动。他要利用单纯的年轻人，用飙舞来践踏蒋家，来发泄他心中对蒋家的恨。

        陈水扁还说：“李登辉再坏，也比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好些。”（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访问美国所言。）

        虽然陈水扁口口声声说，这些对蒋家的动作象征威权的瓦解，而实际上，陈水扁在做这些动作时，蒋家的威权早已是过眼云烟。所以，陈水扁的动作不但没有象征威权的瓦解，反而是象征着一个新威权的诞生。

        此外，陈水扁的“恨”还发挥在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以及北市地方法院院长胡致中的身上。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间，陈水扁强调郝柏村住宅有占用台北士林复兴桥拓宽用地，约三十多坪，是“大特权”，要求有关单位立刻处理，全力执行。而台北市新工处也表示，其占用道路用地部分已完成土地征收，并于一九九六年度办理地上物补偿。

        相对照于陈水扁对郝柏村用地征收的急急如律令，关于李登辉“总统”重庆南路官邸后方，占用巷道达三百多坪的围墙，陈水扁不但不执行拆除，还通过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审议，以变更地目的方式，将重庆南路二段五巷废巷，由巷道用地变更为住宅区，不让市民通行，牺牲了小市民的行路权。

        陈水扁对郝柏村和李登辉的“恨”、“爱”分野，表露无遗。

        胡致中在陈水扁心中的恨也是难以消除的，他曾经“依法”数度传讯陈水扁市长，陈水扁不理他，他还发拘票准备拘提市长，硬是要阿扁上法院，搞得陈水扁很不痛快。

        于是，陈水扁逮到了胡致中在台北金华街宿舍家里有违建的好机会，予以报仇泄恨。虽然在事前，工务局长李鸿基签报该违建并不妨害公共安全、景观与交通，且符合陈水扁宣示的三十平方米以下，可纳入分期分类暂缓拆除范围，但是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陈水扁仍下令拆个痛快。

        问题出在，此时陈水扁和副市长陈师孟的家里，一样遭人检举都有违建，但陈水扁任由外界强烈质疑两套标准，自己人的违建说不拆就不拆，不拆就罢了，陈水扁夫人吴淑珍还数度嘲讽那些抗议她家违建的人是在“作秀”。

        其实，会有两套标准，只有阿扁心中的恨可以解释。

        陈水扁的恨还恨到独具的新闻自由权。

        《中央日报》是阿扁讨厌的报纸，因为常常批判他，于是，陈水扁就通令所有市府单位都不准订阅《中央日报》，也不准在这家报纸上面刊登广告。

        连曾经长期给予反对势力和民进党奶水的自立早、晚报，也曾因批评阿扁，遭受类似的命运。

        同时，一位《联合晚报》的记者也因为在报道中，经常直言阿扁的缺失，该报即遭威胁如不调换该位记者，市府就不再于《联合晚报》上刊登广告。结果，该位记者遭到调线之后自请辞职。

        至于省属的台视，则因竹子湖发射站有求于陈水扁准予租地，不但不敢得罪阿扁，还得在新闻报道里多关照阿扁。而《中国时报》系也因“房事”问题，经常怕得罪阿扁，新闻报道里总是客气几分。大家怕的都是怕阿扁的“恨”。

        有趣的是，阿扁为一本颇为肯定其施政成果的书《陈水扁武功心法》作序说：“媒体是阿扁最好的市政良师。”这是阿扁的真心话吗？世上经常怀“恨”修理良师的，会是好学生吗？

        再者，阿扁的府会关系一开始就搞成冰点。因为他痛恨这些在议会上质疑他、骂他的人。阿扁一当上市长，就忘了他当年在“立法院”当“立法委员”的时候，是如何咄咄逼人的在质询那些政府官员，如今，主客易位，他便不能适应，而且还口无遮拦的骂议员。

        阿扁骂出的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林瑞图的话若能听，屎都能吃。”原因是林瑞图指责陈水扁对企业做政治勒索。而在一九九八年底的台北市长选战中，林瑞图又有惊人之举，说陈水扁曾经到澳门寻欢作乐，此说影响陈水扁选情不小，气得阿扁团队召开记者会，一边痛骂林瑞图，一边取出报道这则新闻篇幅略大的《联合报》，当场面对媒体撕成粉碎。此情此景，有人事后将怒撕报纸的罗文嘉比喻成红卫兵。

        其实，阿扁的“吃屎”论，恐怕不少市议员都感觉得到。连台北市议会议长陈健治都曾蒙受“吃屎”的感觉，就在一九九七年的十一月十三日，陈水扁两度在市议会当着众议员的面，将陈健治议长质询陈水扁的录影带，扔进垃圾桶。阿扁事后还说，他的动作并无不妥，该录影带比垃圾还不如，当然要把它扔掉。

        议长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他的议员就不必说了。

        其实，阿扁最恨的是“中华民国”的“国号”、“国旗”和“国歌”，只因他目前只是一个台北市长，没有能力决定“台独”，于是就把“台独”的动作包装起来。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六日，陈水扁先从“国歌”下手，他要求通令全市各级学校，不可处罚看电影听“国歌”不起立的学生。试想，学生听到“国歌”可以“只要我喜欢”，爱站不站都可以，将来“国旗”、“国号”要改变，大概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吧？

        这一方面，副“总统”连战在一九九八年三月间，就曾批评陈水扁，心口不一，心中明明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主张“台独”，但到了美国，怕美国人讨厌，惹出问题，就闭口不谈“台独”，说什么自保、自主及自决等，让人陈水扁绿色恐怖影响媒体独立

        一、台北市政府拒订《中央日报》，拒登《中央日报》广告。二、利用阳明山竹子湖转播站的续约行政权，掌控台视媒体的独立。三、市府出租信义区小巨蛋土地，低价内定承租给tVBS，且利益输送及回馈内容视tVBS选前“表现”而订。四、运用广告刊登之行政资源，要求《联合晚报》调换批判陈水扁施政之《联合晚报》记者；自立报系记者也曾因批判陈水扁的施政，而遭受与联晚记者类似的遭遇。五、马永成过去固定在周二、周四与市府记者打球，并有几次在打完球后，邀请记者上酒廊。六、《中国时报》市政记者曾专题报道台北市建管处拆除违建问题，内容对陈水扁施政有所批判，结果被封杀。七、陈水扁与马永成只要遭受媒体负面的报道，便立即透过各种关系向记者施压，或向媒体采访中心施压。八、市政府所属的台北电台已成为陈水扁个人政策宣示的禁脔。九、利用或意图运用都市计划变更，比如工业区可能变成商业区等；或者允许媒体拥有违建及侵占道路等特权，利益输送及讨好媒体。十、一九九八年市长选举期间，《联合报》报道立委林瑞图揭露陈水扁澳门寻欢新闻，结果遭阿扁团队召开记者会将该报撕成粉碎。资料整理提供：台北市议员李庆元（二零零四年一月）鄙视。

        看来，连战的这句话会让阿扁生“恨”，他恨不得连战从李登辉的接班顺位中出局。

        一九九八年的六月七日，陈水扁赠送高中职毕业生市长奖得主《鲸生鲸世》一书时强调：海洋容纳百川，身为台岛的子女，应拥有宽阔的气度和包容的胸襟。

        其实，阿扁的这段话正是他自己最缺乏、也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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