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于1937年1月30日发表演讲后，又在三个月后发表了一篇更加泄露天机的演讲。这篇演讲发表于福格尔桑，听众是800名致力于政治教育的地区领导人，是最精锐的骨干分子。这是一篇坦率的内部讲话，是内容一再重复的独白。他的演讲抱着双重目的：一方面是对这些党的骨干进行训导，教他们如何履行职责；另一方面是为庆祝对3000名精心挑选出来的年轻人进行政治训育的大典——他希望内中有一人能继承他的衣钵。

        他活像是梅特涅或马基雅维利教导自己的儿子，谆谆教导他们应如何玩弄政治和外交手腕，在实际中应如何左右群众，“一个组织只有在它能自然而然地压制个人的自由使全体受益时，它才会有前途。”他们不能容忍高于民族的权力的原因就在于此，“不管是什么人，连教会也不行。”他将其极权主义与民主作了一番比较，把后者比作一个蚁窝，使人人各自四散奔逃。这些民主分子可以为所欲为，因此，他们是毫无价值的个人，“他们软弱，一文不值，毫无抵抗力。”让一般人去关心会使更高级的人物头痛的问题，这是多么荒谬可笑。想象一下吧，若把最后的决策重担，例如莱茵兰危机的决策重负，加在“如此渺小的人虫”身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吧？假若不得不把“四年计划”首先提交给一个民主议会，情况会怎样？只有犹太人才想得出这种蠢见。

        接着，他便提出了选择未来的领导人的问题。他说，地位和财富是无关紧要的。这可说是在谈论他的童年，“唯一需要的是才能。他们的父母是谁，这是毫无关系的。纯粹的抽象思维是毫无价值的。元首必须与贯彻执行他的计划的人们磋商，但是归根结底，他要能坚持自己的主意并做出决定。决定必须由他来做。”还有什么真正的民主比这更漂亮的呢？

        在对一系列问题做出实际指示后，他突然把话题转向犹太人威胁的问题。他的话虽然说得模棱两可和含混不清，但大厅内的每个人都是心照不宣的。“就本人而言，我迈出一步后不得不再抽回来，从而给我们带来损害。你们知道，我常常是铤而走险的，但决不过分一步。我们得问一问：‘我能捞到什么？什么都捞不到。’”厅内发出了笑声和掌声。希特勒立时动用感情予以回答，“我不准备立刻向我的对手提出决斗。我说‘决斗’，并不是单纯要打架取乐。相反，我要说，‘我要消灭你。我要动脑筋将你逼入死角。除非一剑穿你心房，否则，我将不动你毫毛！就得这样。’”他最后说的那句话的意思，毫无疑问，是要用屠杀犹太人的方法将问题解决。听众自发的嗜血成性的尖声怪叫把他的话淹没了。这次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还保存在录音带上，以提醒人类的子孙后代，人类的原始野蛮残暴是什么样子；同时，它也提醒人们，这种狂叫与罗马圆形大剧场内，观众看到格斗者倒毙于地时发出的喊叫声是何其相似！

        狂笑声沉寂后，希特勒又变得心平气和，又据理讲了一大堆实用可行的方法，好像刚才讲的一席话要秘密收藏起来似的。演讲结束时，他号召全国全面武装起来：“我所要求的，是让德国人民振兴，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民族，不是第二等或第三等的民族！”厅内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即使是无谓的牺牲，在我看来，这也不是德国历史的最后一章，而是倒数第二章。最后一章将由我们来写！”

        除了对他的最亲近的追随者，希特勒从未如此坦率过。演讲方式的随便，以及几乎未动用感情——除了在短时间内，即当他泄露其对犹太人的可怕的计划时——这本身就是可怕的。若抛去其虚伪，这是一篇冷冰冰的、早有预谋的独白演讲，是几乎享有绝对权威的人所做的演讲。

        几乎完全是独裁者的希特勒，依然是个画家。对他而言，艺术与政治是不可分的。为了推行纳粹的艺术与建筑，他的第一个步骤是解散包豪斯建筑学派组织。这个组织始于世界大战结束，奠基人是建筑师瓦尔达·格罗皮埃斯，其目的是通过综合利用绘画、雕刻、工业设计和建筑艺术，试行创立一种实用建筑学。这个学派吸引了欧洲最有才能的一些建筑师和画家（例如克利、康丁斯基、费宁格和蒙迪里安等人），是现代派的缩影。因此，对属于古典派和浪漫派的希特勒而言，这简直是十恶不赦。

        最受他推崇的建筑师是保罗·路德维希·特鲁斯特教授。“我再也无法容忍在此之前我所画的东西了，”希特勒后来向施佩尔承认，“能碰上他我是多么有幸！”他对教授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曾对特鲁斯特的娇妻私下说过，“一旦他上台并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后”，他一定要去拜访她的丈夫，因为他的杰作“明快、有力、高雅”（在回忆录中，施佩尔说常常陪希特勒去特鲁斯特的工作室，把教授看作是他的“第二个老师”。他说，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特鲁斯特太太却矢口否认这点。本人1971年采访她时，她说，施佩尔从未见过她的丈夫，只是在她丈夫逝世后，他才被带去过教授在慕尼黑的工作室）。

        也许，使希特勒记忆最深的工程是为慕尼黑设计建造的德国艺术馆——所需建筑费用是公众捐献的。希特勒本人曾于1933年秋参加该工程的奠基典礼。盛典开始前，数以万计的冲锋队、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沿着普令斯雷根坦大街，一直游行至建筑工地。泥水监工和工人们穿着中世纪的服装迎接元首。乐队奏完《诗乐会》序曲后，希特勒发表讲话，再次宣布其关于德国文化任务的理论，之后便将“德国艺术馆”的雅称赐给了慕尼黑。片刻后，在他为艺术馆奠基时，人们的心凉了半截儿——他用的是银锤，由于用力过猛，锤子断了。人们沉默了，因为按迷信的说法，如果奠基时锤子断裂，建筑师就会死去。戈培尔试图将此事搪塞过去：“元首抡锤时，锤得坚定有力。”在希特勒看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因为他相信这是个凶兆。特鲁斯特也心中害怕，不到几天他便因心绞痛而住院。几个月后，他死于肺炎。

        特鲁斯特太太继承了丈夫的事业。每次去慕尼黑，希特勒总要去她的工作室看她。他们的关系远远超出了建筑学。她是个自信心很强的女人，说话也直截了当。一天，有人问她对施佩尔有什么看法时，她转身对元首说，如果希特勒先生要她丈夫设计一座高100米的大楼，特鲁斯特教授就会想一想，次日便会向他回禀说，从建筑学和美学观点看，此楼只能高96米。“但如果你对施佩尔说，‘我需要一座高100米的大楼’，他就会立刻回答说，‘我的元首，200米！’你会说，‘我看中你了。’”希特勒不但没有被触怒，反而与众人一起大笑。“他总是喜欢大笑，”她回忆说，“说真的，希特勒真有幽默感——是发自内心的，不像施佩尔说的，是冷嘲热讽。”

        特鲁斯特太太的攻击并未使希特勒反感，这使他的副官们颇觉惊奇。与她争论只令他激动——在某次值得纪念的场合却是例外。1937年夏天，德国艺术馆落成了。为庆祝该馆的落成，他们准备在该馆搞一次大型的艺术展览。所用的展品由评判人（包括特鲁斯特太太在内）进行选择。一大批现代画入选了。希特勒认为这些都是堕落的作品，于是，在开幕前一天，他与特鲁斯特太太在展馆内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她争辩说，这些展品都是好的，因为它们代表了德国艺术的典型性。她指着一叠被拒绝的作品说，“这些都是灰色的。我们的祖母就已不接受这些作品。”画的颜色已褪为暗黄。希特勒指着一幅巨画——画的是一个男人在山上拉小提琴——问，这幅为何没有中选？“不可能入选，”她反驳说，“太漂亮了，展览不起。”她问希特勒，为何要在第二次打击后他才接受某个画家？争吵越来越尖酸刻薄，随行人员都往后退缩。希特勒一直未提高嗓门，但态度却很冷淡，且一本正经。她置这些风暴信号于不顾，说她不能背叛自己的艺术信念。“既然您不批准我们的展品，且又有不同的看法，我立刻退出评判团。”元首冷冷地与她道了再见，把选择展品的任务交给了摄影师霍夫曼。然而，几个星期后，希特勒又前往特鲁斯特工作室，好像什么事都未发生过似的。

        7月10日展览开幕那天，慕尼黑的大街小巷内都挤满了歌颂德国两千年文化史的游行队伍。胸挂大卐字图案的条顿武士抬着一轮巨大的红日，其他人则抬着用锡箔裹好的大树模型——据传说，这是宇宙树，能将天、地和地狱连在一起。与旧式展览相比，这次的展览并不怎么能让人们唤醒过去。最现代派的画莫过于阿道夫·齐格勒等画家的作品。展品中虽然有不少好的作品，尤其是雕塑作品，但大部分却是异想天开或豪气冲天的作品，不是充满田园诗意就是充满对农家生活的幻想，对战后德国生活的困苦描写得很少。

        在当天发表的演讲中，希特勒宣称，德国艺术馆系为德国人民的艺术，不是为国际艺术而设计建造的。他说，画家的责任不是留恋过去，或进行歪曲或丑化，“在今天新的时代里，应该创造新人。男人和女人都应更加健康，更加强壮；对生活应有新的感受，应有新的快乐。”腐朽的现代派搞出了些什么呢？“是畸形的拐子或白痴：若画女人，她们则令人讨厌；若画男人，他们则更像是野兽；若画孩子，他们，若活在人世的话，则肯定是受上帝诅咒的对象。”假若这些“艺术家”果真如此看待事物，“那么，人们只好问一声，你这种视力缺陷从何而来？如果是遗传得来的，那么，内政部长就得负责，不准让这种严重的视力缺陷存在下去——或者，如果你不相信现实，把自己的欺诈强加在全国人民头上，那么，这便是要由法庭来处理的犯罪案件了。”他发出威胁，既要剥夺有视力缺陷的现代派艺术家的生产能力，还要将其他艺术家当作危险的罪犯加以处置。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明他对于艺术的重要性的信念了。他把德国最有威望的艺术家列入这个范畴，连同情国家社会主义的表现派大师埃米尔·诺尔德也属此列。与此同时，他已开始对这类画家实行镇压。数以千计的诺尔德、巴尔拉赫、费宁格、科林特和格洛茨等人的作品已被没收；一些外国画家（诸如毕加索、马迪塞、万·戈·布拉克和齐桑纳）的作品也遭同样的厄运。约730幅这类作品同时在慕尼黑被作为“堕落的艺术”展出。这些画不但没有装上镜框，且被胡乱挂在墙上，旁边还被加上“病态心理就是如此看待自然”“犹太人眼中的农民”之类的粗暴无理的按语。展览中有一部分是说明黑人艺术的影响的，还有一部分是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再有一部分是展出犹太画家的作品。

        展品还包括疯人画的作品，目的在于表明，现代派所创作的东西更加杂乱无章。科科斯卡创作的两幅肖像素描竟与一疯子画的印象派头像挂在一起。“这些画家应该与他们的作品捆在一起，好让每个德国人往他们脸上吐口水。”一名参观者怒气冲冲地说。虽然，类似的恶意攻击比比皆是，但这次展览——后来还在全国巡回展出——却吸引了二百万参观者，尽管要买门票。这个人数比列队进入德国艺术馆以领略希特勒的德国艺术上品的概念的人数还多出四倍。应该承认，二百万人中，许多人是受到下流广告宣传的引诱而前往的。但是，毫无疑问，许多人是为了对遭查禁的伟大艺术的成果最后看上一眼才前往参观的。

        那年的党代会是在9月6日开幕的。希特勒于当天下午抵达纽伦堡。在检阅了他的贴身卫队后，他乘车进城。城内到处旗帜飘扬，教堂的钟声齐鸣，到处是欢呼的人群。次日，在《巴登维勒进行曲》的乐声伴随下，与通常一样，他出现在会议大厅。宣读他的文告的瓦格纳是他的“另一个声音”。在将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和流血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温和作一番对比后，他攻击说，在过去的一年里，曾有过试图在东方和西方散播共产主义混乱的团结一致的行动。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且令人欣慰：“全世界已开始在我们四周放火，但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将在大火中屹立，像白金一样。”德国已和平地、公平地解决了它的社会问题，而其他国家则在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鼓动家掀起的罢工和恐怖主义的打击下摇摇欲坠。

        这篇讲话的目的是要使民众扬扬自得，而不是燃起他们的好战精神，而他自己则准备向一盟国献媚——他知道，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本尼托·墨索里尼已同意出访德国，但有两个条件：他不带晚便服前来；应给予他与民众见面的机会。他穿一身崭新的特地为此次出访裁制的法西斯民兵制服，于9月23日离开意大利，随员达100人。两天后，身穿简朴党服的主人在慕尼黑车站迎接了他。希特勒伸出双手向他表示欢迎。此时，鼓声大作，群众高喊“元首”和“总理”。

        墨索里尼一行，沿着铺在车站里的红地毯缓缓前行，然后隆重地乘车前往元首的住处——在普令斯雷根坦广场。在这里，他们首次交谈。由于墨索里尼讲德语，译员施密特便有机会将两人加以比较。由于他的头发很乱，希特勒的波希米亚式的外表看来很不整齐。“他的声音很粗，有时甚至沙哑。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墨索里尼说话，他常发卷舌音。有时候，他双眼突然闪闪发亮，有时又突然变得暗淡无光，好像神不守舍似的。”墨索里尼却迥然不同，“他身体笔直，坚定有力，说话时臀部不停地摆动。他的恺撒式的脑袋可说是古代罗马人的翻版。他前额宽阔，嘴巴又大又阔，又方又大的下巴向前突出。当轮到他咒骂布尔什维克或国联时，他的语言比希特勒要生动得多。在他的富于表情的脸上，愤怒、鄙视、坚定和狡猾的神情交替出现。他亦富有拉丁人独有的装模作样感。”然而，他的话有恰到好处之妙，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他们的笑之不同也使施密特印象深刻。希特勒的笑中含讥讽；墨索里尼则笑得自如，发自心底。

        在长达一小时的会晤中，他们在总体上同意向日本表示友好，支持佛朗哥，挫败英法的野心。这是此次访问的唯一的政治会谈，证明希特勒已开始明白：试图诱使英国去承担其扩张计划，哪怕是秘密进行，希望是微乎其微的。从那时起，墨索里尼便紧张地参与一系列的参观活动，既参加盛典，也公开露面。他还检阅了党卫军操正步前进的大规模游行——这使他终生不忘——参观了陆军在梅克伦堡的演习，还视察了克虏伯设在埃森的大型工厂。9月28日下午，参观达到高潮。当两名独裁者分乘的两列火车快要抵达目的地即奥林匹克运动场附近的火车站时，希特勒的专列沿着另一条轨道，与墨索里尼的专列并排行驶了15分钟。两列火车的司机为此曾排练了多日。所以，这次行动开展得非常顺利和成功，使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可通过敞开的窗户进行交谈。之后，希特勒的专列便开始加速——几乎看不出来——比墨索里尼的专列先行几秒钟抵达车站。这样，希特勒便有时间走过月台，待墨索里尼的专列一停，便向他伸出手去欢迎他。这是效率之最，加上士兵们的正步操练，产生了希特勒所预期的壮观。

        更有甚者。从车站至柏林市中心，沿着凯旋大街的两旁——百万群众——许多人是用专列从邻近各省拉来的——夹道欢迎。市中心挂满了法西斯和国社党的旗帜。长条幅从房顶垂到街上。每个广场都架设了塔楼，交替着出现德国国徽和法西斯的徽记。工作于下午4时停止，以便使当地群众加入欢迎队伍。当局出动了6万名党卫军以维持热情洋溢的群众的秩序——党卫军来自全国。保安措施之严密，安插在群众中的便衣人数之多，在德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此外，施普雷河上还有武装大艇巡逻。

        两名独裁者肩并肩站在敞篷车上。欢迎队伍自发地朝他们欢呼。此情此景确实令墨索里尼高兴不已。次日的接待尤其隆重热烈——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二人重返奥林匹克运动场，以便让墨索里尼与群众见面（希特勒许诺过的）。然后，希特勒向“此时此刻正带着深情厚谊分享这一具有历史意义事件的两国一亿一千五百万公民”发表了简短的开场演说。他断言，他们的社会“不仅是个信念社会，而且也是个行动的社会。德国已再次成为世界强国。我们两国的力量是……维护欧洲文明的最强大的保证，是忠诚于其文化的力量，是反对破坏势力的武装力量”。

        墨索里尼大步走到麦克风前。由于他坚持要讲德语，如此壮观的场面又令他激动万分，所以，他越讲越快，使听众只能听懂只言片语。“柏林—罗马轴心，”他喊道，“建立于1935年秋天。两年来，这个轴心为我们两国人民的更加团结，为欧洲的和平，起到了极好的作用。”他说，他的来访并非普通的外交或政治访问，而是具有同一目标的两国革命的团结的表现。

        猛然间，运动场上空下起了滂沱大雨。墨索里尼的讲稿被淋透了。“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是德国和意大利，”他说，满是雨水的麦克风和扩音器把他的声音歪曲了，他刚毅地继续演讲，听众一动不动地坐着，坚持到底，“我有个朋友，我将与他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直到最后。”大会结束后，情况更加混乱不堪。为使群众能再看上他一眼，他不得不独自乘敞篷车缓缓回柏林。他未穿雨衣，回城后，他成了个落汤鸡。他穿着湿透的衣裳回房——却又没有热水洗澡。

        他虽然未感冒，晚上却睡得很糟。次日，他精神萎靡，筋疲力尽，直到坐火车离开德国回国时，精神才见好。出访德国时，他是带着对希特勒的轻视而来的。你怎么能信任一个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甚至连一个情妇都没有的男人？然而，待他走时，他是带着对他看到的一切所产生的深刻印象离开的。如果说他未曾发现爱娃·勃劳恩，他肯定看到了比他所能梦想到的还要大得多的权力。从那以后，两个独裁者的作用便颠倒过来了：老大墨索里尼受老二希特勒的影响了。瑞士的精神病医生卡尔·古斯塔夫·容克曾目击这两个独裁者，并注意到了他们的天渊之别。与墨索里尼相比，希特勒像个机器人，“他好像是真人的替身，而墨索里尼则是像阑尾一样，故意藏于腹内，目的在于不去扰乱身体的机能。”

        在柏林，两人并未签订协定，也未发表最后公报。但是，德国外交部却通知其驻外使团称，两国领导人业已同意，两国的任何一方，若得不到对方同意，不得与英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意大利将在地中海自由行动，德国则可在奥地利享受同等的特权。

        对此安排，与墨索里尼一样，希特勒也感到高兴，因为他仍高度尊敬墨索里尼。他们在总理府宴会上的祝酒词要比发表公报有意义得多。希特勒再次断言，两国的政治目标相同，是真诚的友谊使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他的客人则回答说，德国和意大利的团结一致是活生生的、积极的，两国“在将他们分开的企图面前，岿然不动”。“轴心”成为现实后，希特勒便可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10月下旬，他对一群地区宣传官员说，他家里的人寿命不长。这就是大问题了。这些问题，特别是生存空间问题，必须尽快解决。那些追随他的人再也不能做到这点了，因为只有他才能这样做。“现在，”他说，“我觉得自己像小驴上了草地一样精神奕奕。”

        一个星期后，即1937年11月5日，他召见了军事头目，他的陆军副官霍斯巴赫，以及外交部长牛赖特。表面上，召见的原因是要解决勃洛姆堡和戈林之间越来越严重的争夺原料的问题。作战部长勃洛姆堡对戈林利用其“四年计划”主任的职权偏袒空军大为恼火，曾为此央求元首禁止其之所为。

        据戈林证实，会议快要召开时，希特勒私下对戈林说，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向冯·弗立契将军施加压力。因为他对国家之重新武装不满。他说，若勃洛姆堡先生也向弗立契将军施加压力，那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当戈林对牛赖特的出席提出疑问时，元首回答说，他“不拟把它开得太像军事会议”，只希望“向总司令弗立契清楚地表明，由于政局吃紧，武装的步子不得不加快”。

        类似的话希特勒很可能说过，因为他的特点是，当双方出现争吵时，他历来避免偏袒一方而去开罪另一方。下午4时，会议开始时，希特勒对争吵一事闭口不提，只大谈特谈其对外政策。从其清醒的态度看，很明显，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他要大家对此次会议保密。这样一来，与会者（戈林可能是个例外）便知事情非同小可。片刻后，他要求与会者“为德国政策的长远利益考虑，万一他身故，将他的此次讲话作为他的遗嘱”。于是，过了一会儿，霍斯巴赫上校便向大家宣读预先准备好的详细要点。接着，希特勒便说，德国政策的目标是要确保民族的安全，维护和扩展民族的生存空间。事实上，德国是否有前途，全看它是否能取得足够的生存空间，而这个空间只能在欧洲找到，“历来就不存在有空间无主人的情况，今天也是如此。进攻者必然要与占有者相争夺。德国碰到的问题是，它在何处才能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与会者大吃一惊。接着，他又说，德国的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这当然不会没有风险”，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和用何种方法。

        他说，德国的力量将在六年左右时间内达到顶峰。打那以后，德国的军事装备将会过时。到那时，其他国家又会重新武装起来。当其他国家仍在准备防守时，德国就应采取攻势，“元首如健在，他将毫不动摇，最迟于1943年至1945年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

        希特勒几乎不看提纲。各种事件和数字从他口中出来，滔滔不绝，其记忆之清晰令人吃惊。据称，他的这种天才只有恺撒、拿破仑和列宁可与之相比。冯·牛赖特男爵一动不动地僵坐着，其他将领如坐针毡，不善于记录的霍斯巴赫则在拼命地将元首说的话潦草地记录下来。他继续说，德国的第一个目标是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巩固其东南两翼。毫无疑问，英法两国“已将捷克人暗中一笔勾销”，英国本身问题多得难以胜数，无力发动对德战争。他警告说，捷克人的防御措施与日俱增，奥地利的陆军日渐强大。与此同时，他还保证，一旦上述两国被并吞，大量粮食便可源源不断地从两国运往帝国。这也意味着“疆界可以缩短，且更加巩固，也可将部队移作他用”，同时也有可能将部队建制提高到12个师的新水平，即每百万居民中有一个师。消灭捷克人，意大利肯定不会反对，但对奥地利，它将采取何种态度，这他就无法估计了——主要是看墨索里尼那时是否仍在人间，“波兰的态度如何，将取决于我们行动的突袭程度和速度（有意思的是，当日早些时候他刚与这个邻国签署了一个关于少数民族的条约）。背后是俄国的波兰将无意与取胜的德国开战”。同样地，若俄国出面干预，德国将用闪电战予以反击。

        希特勒讲完时，天色已黑下来了。他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双双反对元首的征服计划。他们告诫他，切勿与英法两国树敌。法军与意大利交战也不会受多大的牵制，依然是德国的强敌。勃洛姆堡抗议说，捷克的防线与马其诺防线一样稳固，要突破它的防线是极其困难的。之后，他又与弗立契一起，将这些论点再次阐述了一遍。弗立契表示关切，竟提出取消其休假——他正计划前往埃及休养，因他刚患扁桃腺炎——但元首告诉他没有必要；战争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未紧急到如此程度。

        希特勒让戈林去反驳这些论点，自己则在静听。讨论异常热烈，霍斯巴赫几乎无法将讨论内容记录下来，“然而，”他回忆说，“我却也精确地记得，无论在内容或在形式上，双方争论非常激烈。希特勒脸上的表情不断在变。这可看出，他的印象也是深刻的。勃洛姆堡和弗立契的行为的每个细节，都明确地向希特勒表明，他的政策遇到的并不是同意和鼓掌，而是客观矛盾。”牛赖特也同样冷淡。他警告说，法国和意大利并不像元首想象的那样一定会开战。雷德尔海军元帅虽未参与论战，但很明显，他也是持怀疑态度的。

        会议于晚8时15分结束。希特勒走后，戈林将雷德尔拉到一旁释疑。奇怪的是，适才还持反对态度的勃洛姆堡，也在祈求海军元帅不必对元首过于认真；元首的那番话，不过是要催一催弗立契，让他加速军备而已。德国根本不会与英国发生海上冲突。离开总理府时，雷德尔如释重负，觉得希特勒并不真是要发动战争。毕竟，海军连一艘服役的舰只也没有，陆军和空军也毫无准备。“我们武装起来，绝不是为了战争；而与英国开战，”他回忆说，“则完全是疯人之举。”

        另一方面，牛赖特却对元首的话坚信不疑。但是，直到返回办公室时他才真正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病倒了，不得不叫医生前来。因受良心的驱使，不到48小时，牛赖特（后来为此事几次心脏病发作）便把保密的誓言搁在一边，与贝克和弗立契两名将军相会于本德勒大街，商讨诱使希特勒放弃战争计划的方法。两名将军答应尽力而为；若没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必胜权，他们是不想打的。三人一致同意由弗立契再次向元首强调，如发动战争，在军事上是蠢举。然后，牛赖特再与元首辩论政治上的问题。

        弗立契确曾于11月9日在贝格霍夫会见元首。会晤结果如何，他虽未曾留下记录，但在当天给他的好友冯·舒茨巴尔男爵夫人的信中说过：“新的难题接踵而来，而在我出发之前又必须解决。我真是精疲力竭了，比你在我外表上看到的要严重得多。”几小时后，他便出发前往埃及。他的论点肯定未产生什么效果。希特勒对牛赖特连见都不见。

        在那次重要的会议上，希特勒是否言不由衷？是否如同戈林所说，如同勃洛姆堡和雷德尔相信的那样，他是在演戏？或者是，对他的心灵罕见的一瞥？从他的未发表的著作来看，以及从他发表的众多的演说和对生存空间和犹太人的诸多说法来看，他讲的全是真心话。两个星期后，他在宗特霍芬又作了一次演讲，同样认真地警告政治学员，若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德国是不能生存的，为达此目的，必须冒险进行战争。

        他在那次决定性会议上讲的那一番话虽然不是战争的蓝图，但它却表明，如果外交威胁失败，他将可能采取何种行动。即使要冒大险，他也决心发动一次外交战。到1934年时，采用外交讹诈的手段也好，采取一系列的闪电战也好，他必须清除一些较小的、初步的障碍：首先是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是波兰和法国。他希望能争取英国中立，若做不到这点，他也要在军事上教训英国，强迫它不要过问大陆上的事情。这样，到1943年时，他便能扫清道路，发动大战——并将首要的敌人俄国打倒。不管如何，他决心走上好战之途。凭着他的赌徒天性，他准备铤而走险，走上早在1938年就计划要走的道路。

        在英国，新任首相对德国做出了更加妥协的姿态。“我们的目标，”上任前夕张伯伦首相写道，“是取得我们所需要的政治保证，将问题作一次总的解决；如果商谈破裂，我们也要将破裂的原因搞成是德国拒绝我们在政治领域内提出的合理要求。”张伯伦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又很自信。一上任，他便立刻开始将其前任鲍尔温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温和。“我认为，既进行武装又与德国和意大利改善关系的双重政治，将引导我们安全地渡过难关。”在一封私函中他这样写道，“只要外交部肯大肆宣传。”由于他像总理一样管理着内阁，制服外交大臣艾登是不成问题的——艾登对是否能在可接受的条款基础上与希特勒达成协议，持怀疑态度。

        张伯伦公开宣布愿与德国合作后，德国于那年秋天对其真诚程度做了一次试探。英国议长哈利法克斯勋爵收到了一份烫金请帖，邀请他参加由帝国狩猎协会主席赫尔曼·戈林在柏林主办的狩猎展览。哈利法克斯是米德尔顿猎犬协会主席，有意应邀；张伯伦也完全赞成，因为德国许下诺言，让哈利法克斯会见希特勒。

        他离开英国赴德，意在试探元首是否有可能与之取得谅解。但不幸的是，作为使者，他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哈利法克斯虽然为人正直、虔诚而古板，但对德国历史和性格知之甚少，连一书也未读过。他觉得戈林“既坦率又有吸引力，像个年纪大的小学生，对自己之所为充满活力和自豪感……他是个现代的罗宾汉，给我们的印象是综合性的：是个电影明星、盗魁、对财产感兴趣的大地主、首相、党魁和切茨维斯狩猎场的看守人”，他原以为会极端厌恶戈培尔的——结果却不然，“我想，这肯定是我的某种道德缺憾所致，但事实总是事实。”

        这些印象，连同柏林人给予他的友好接待（柏林人给他取的外号叫哈拉利法克斯勋爵。哈拉利是德语的“驷车”）为他于11月9日上午在贝格霍夫会见元首做了良好的思想准备。哈利法克斯朝车窗外一瞧，瞥见两条穿黑裤子的腿，误以为是侍者前来扶他上被大雪覆盖的台阶，直到有人在他耳边粗声说“元首，元首”时才明白过来。

        这个身材瘦高、形容憔悴的英国人，连忙下车与面带友好笑容的希特勒相见。希特勒坚持要带哈利法克斯和英国驻柏林大使艾·冯·寇克派特里克爵士先参观房屋，然后才在书房内矮得很不方便的桌旁就座。“我并未从伦敦带有什么新的建议，”哈利法克斯说，“本人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要搞清德国政府对目前的政治局势持何种观点，并看看是否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一听到这些话，元首便生气地皱起眉头。译员施密特暗想，这下元首可能会沉默不语并暗暗愠怒了。其实不然，元首接着便提出了一系列“绝对无条件的要求”。他猛烈地攻击了英国报界，说他们将所谓的德国的要求公之于世，企图破坏哈利法克斯的来访。哈利法克斯生硬地为英国的新闻自由辩护。希特勒对此公开表示厌烦。

        哈利法克斯心平气和，异常客气地试图与脾气乖戾的希特勒和解。他称赞主人将共产主义逐出德国，希望两国能与法国和意大利一起，为和平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他便犯了一个外交错误。艾登曾告诉他切勿提中欧和东欧的局势问题。但是，为了表示和解，他把此话题提了出来。他幼稚地泄露了英国的意图。于是，希特勒便开始暗自盘算他急需得到之物：与奥地利紧密联盟，结束捷克对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镇压，将经济关系自由地发展至欧洲东南部和东部——因为德国是这些地区的产品的主要进口者。他的论点虽然连贯但不可信，于是，他便张口大骂：“西方国家反复在东南欧为我制造障碍，”他喊道，“并将本人从未抱有的政治野心强加给我！”

        哈利法克斯机智地重申，英国历来乐于接受任何非武力的解决办法。接着，他又非常不讲策略地补充说：“这也适用于奥地利。”他的话好像是触动的警铃。希特勒激动地反驳说，关于奥地利，德国从未考虑动武；与德国合并是奥地利人民自己的要求。

        待休会进午餐时，施密特觉得，为和平而战业已失败。“希特勒依然怒气冲冲，”寇克派特里克回忆说，“牛赖特周身不安，而哈利法克斯勋爵只能通过译员交谈。我曾设法让交谈进行下去，但未奏效。希特勒坚持不开口，他们便可怜地崩溃了。”即使开口，希特勒的话又尖酸又刻薄，几乎到了粗暴无理的地步。当将哈利法克斯带至德国的话题——狩猎——打开后，他说：“我看打猎没有什么。你带的是完善的现代武器，打的却是手无寸铁的动物。你自己却毫无危险。”他讥讽地建议，大家不如省下打猎的麻烦，到屠宰场去宰牛算了。“总之，”寇克派特里克回忆道，“从头到尾，他的表现就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动不动便不高兴的孩子。”

        一行人到了楼下。希特勒喝的是一大杯巧克力饮料，上边堆了一大块乳酪；其他人则喝咖啡。气氛轻松一些了，特别是当几个党卫队队员向众人表演如何将印有图案的大扇窗户无声地降入地板内，将屋子变成有盖的台地时，气氛尤其轻松。

        在开往柏林的夜车上，牛赖特与两位英国客人一起喝茶。遗憾的是，他说，元首累了，身体又不好；不过，他能与外国人见见面，这还是很好的。当室内只有他们两人时，哈利法克斯向寇克派特里克透露，希特勒令他糊涂了，“两个来自不同国家、彼此不懂对方语言的人进行会谈，是否能取得更大的效果，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就一个易于轻信的使者来说，哈利法克斯当天在日记中表达的观点是令人惊奇的，“他给我的印象使我觉得，他是在与今日的现实作了艰苦的斗争后才取得政权的。英国政府仍在自身制造出来的世界中，在奇怪的却是受人尊敬的幻觉仙境中过着舒适的日子。它仍死抓住其特有的语言不放——什么‘集体安全’，什么‘总的解决’，什么‘裁军’，什么‘互不侵犯条约’等等。所有这些都不能为解决欧洲的各种困难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前景。”

        回伦敦后（在此之前，他曾与戈林会晤。戈林向他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使用武力”），哈利法克斯相信，自己已对德国了解了——他加入了绥靖阵营。他对同事们说，元首“非常真诚”。他向议会汇报此行时说：“德国人没有立刻进行冒险的政策。他们忙于建设自己的国家。德国仍处在革命状态之中。”

        他的私人秘书却摸不着头脑。“我吃了一惊，”他写道，“高教会派原则极强的哈利法克斯，竟对希特勒的这一套不感到更加震惊，而总在设法谅解德国人。在不愉快的事实面前，他极容易视而不见，心中若有突兀，总能聪明地甚至虚伪地予以克服。”

        关于说服哈利法克斯一事，希特勒的解释又大不相同，且完全是他所独有的：“我常常说，英国人会与我同穿一条裤子的。在他们的政治中，他们所执行的指导原则与我的完全相同。这就是，必须消灭布尔什维主义。”

        像前一个圣诞节那样，对希特勒而言，今年的并不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圣诞节。在圣诞节前夕，据他的仆人克劳塞说，他心情愉快，兴高采烈。在慕尼黑寓所，两人跪在地板上捆扎圣诞礼品时，克劳塞不慎在主人的大拇指上打了个结。希特勒笑了，在仆人的颈背上拍了一下，要他去取晚餐外衣。元首一心想在圣诞之夜好好庆祝一番，并要仆人作陪。像阴谋者一样，两人避开了党卫军卫兵，偷偷地下了楼梯，上了等候在外边的出租汽车。“谁也没有发现我们。希特勒松了一口气。我想坐在司机身旁，但希特勒抓住我的胳膊。我只好坐到后边，陪他一起出去。”出租汽车在城内转了两个小时，不断改变方向。最后，希特勒才给了一个地址：卢特波尔德饭馆。

        由于不知道乘客是谁，司机为能甩掉乘客似乎大大松了一口气，收了车费后便快快地开走了。“他大概以为我们俩是怪人，”克劳塞回忆说，“这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我自己就觉得此事相当怪。”希特勒没有进饭馆，而是朝科尼希广场走去。看到克劳塞紧张地左顾右盼，他说：“别怕，谁也不会相信阿道夫·希特勒会独自在慕尼黑街头散步。”他说是这样说，但是有人走近时，他还是低下了脑袋。天开始下冰雹了。由于皮鞋打滑，希特勒便挽起仆人的胳膊。他们不停地往前走，一直走回寓所。为能避开卫兵，又能在街上散步而不被人发觉，元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然而，到次日，希姆莱将克劳塞斥责了一番，说他不该参与这个恶作剧。之后，他便下令，日后元首若有计划，即使元首反对，他都必须报告。

        年底，首相张伯伦确信，只有采取绥靖政策，欧洲才会有持久和平。连外交大臣艾登（即使怀有疑惧）也在自己的提案《解决德国问题的几项措施》中，表达了这种希望。这份提案于1938年元旦提交了上去。“哈利法克斯与希特勒先生的对话表明，如我们希望一举解决德国的问题，是我们，而不是德国政府，就必须采取行动，拿出一些具体的方案出来……所以，下一步行动在我们这方。假若我们真的急于使新近的会谈所产生的希望不致成为泡影，我们就得有所动作，不应长期拖延，我们必须不断行动。”

        艾登提到的“具体方案”，其实是将不属于英国的东西——属比利时和葡萄牙所有的一大部分非洲领土——拿来向希特勒行贿。希特勒并非如此廉价可买的。他与哈利法克斯的会谈业已证实，英国将默许任何向东和东南扩张的行动，只要表面上看来合法就行。与此同时，很明显，弗立契、勃洛姆堡以及其他老军事领导人，害怕这一冒险政策将带来灾难，一想到以战争威胁作为外交武器，脸色就发白。这样，与元首对垒看来势在必行。

        这场危机又被埃纳·格卢安小姐加速了。她曾当过妓女，现在在勃洛姆堡办公室当打字员。在与她短暂相识后，当了六年鳏夫的陆军元帅便决定娶她为妻。根据军官法典，娶洗衣妇之女为妻都是违反法典的。

        1月12日，陆军元帅与打字员，由戈林和希特勒当证婚人，在作战部的一个房间里举行了婚礼。然而新婚夫妇刚外出度蜜月，有关年轻的勃洛姆堡夫人的往事的谣言便四起。从她的档案中，柏林警察局不但找到了她当过妓女的记载，而且还发现她曾照过裸体相。这些发现使希特勒狼狈不堪，又气又恼。他认为，勃洛姆堡诱使他当证婚人的目的，是要强迫他出来消除可能出现的任何谣言。于是，他便令戈林将埃纳的往事告诉陆军元帅。如果他同意解除婚姻，避免将此丑闻公开的办法还是可以找到的。否则，勃洛姆堡将被开除。

        他的合乎逻辑的继承人是弗立契——此人更反对元首的政策。考虑到有此可能性，戈林便带着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给他提供的档案文件来到总理府，其目的是要证明，弗立契曾罪恶地与两名“希特勒青年”和一名以“巴伐利亚大兵”而闻名的男妓发生性关系。这是雪中送炭，正好将它作为搞掉最不合作的总司令的借口。于是，希特勒当即用上了它。

        戈林走出房间后，他肯定欢喜万分。只此一举，作战部长勃洛姆堡及其最好的继承人便被除掉了，使戈林成了最有希望的继承人。次日上午，他将元首的最后通牒告诉了勃洛姆堡，但元帅却强烈反对宣布他的婚姻无效。

        在本德勒大街，将军们不断收到妓女们打来的恶作剧电话——她们为先前的姐妹能有此成功感到开心。对冯·施莱彻尔和勃莱多夫两将军被杀害一事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军官们，对此有损他们荣誉之举是不能原谅的。众人一致的意见，是让勃洛姆堡立即辞职，并与他的妻子离婚——除非他希望被军官团除名。众人派弗立契前去向希特勒提出此项要求（刚好元首本人也想这样做），但这件事仍令他闷闷不乐。“他在室内走来走去，”他的私人副官魏德曼回忆说，“双手反剪在背后。他心碎了，不断在自言自语，‘假若德国的一名陆军元帅与婊子成亲，那么，在这个世道上便什么都可能发生！’”

        他把霍斯巴赫叫了进来，一同讨论人选问题。他的副官不反对弗立契，认为关于他是同性恋者的证据肯定是假造的。两人相争不下，一直争到深夜。临走前，霍斯巴赫请求允许他将此事告知弗立契。希特勒说，绝对不行，并当即命令他不准这样做。霍斯巴赫径直去了弗立契的寓所。将军愤怒地斥责了对他的指控。“希特勒如果要将我搞掉，”他喊了起来，“只要他开口，我就辞职！”

        “一个女人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对世界的历史，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呀！且还是在不知不觉中！”约德尔上校在次日即1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当日上午，霍斯巴赫鼓起勇气告诉希特勒，他违背了命令，见了弗立契。令人惊奇的是，元首并未发火。他似乎已接受了弗立契无辜的声明，说现在没有理由不提名让他当作战部长。他例外地称赞了弗立契将军，并发誓说，没有搞掉他的意思。然而，几个小时后，希特勒又把霍斯巴赫叫了去，将弗立契骂得狗血淋头。霍斯巴赫恳求他勿采取行动，待他与弗立契当面对质后再说。元首勉强同意于当晚会见弗立契。

        白天，魏德曼也找了希特勒，提了一个建议，但不受欢迎。原来，戈林说服了魏德曼，让他举荐他当作战部长。希特勒说：“绝对不行！戈林连视察都不会，我懂得还比他多呢！”

        当日晚些时候，希特勒又听到了同样的建议。那时，希特勒正遗憾地通知勃洛姆堡，说他已被解职。出于礼貌，希特勒叫他推荐一个继任人。勃洛姆堡提名戈林——一个曾帮助毁灭他的人。这次，希特勒更加直言不讳：戈林此人太没有耐性，又懒。那样的话，勃洛姆堡说，元首本人为何不把作战部长之职接过来？很明显，勃洛姆堡系出于恶意。若让希特勒掌管三军，他便可削弱曾将他出卖的军官团。

        希特勒支支吾吾，既不接受也不拒绝，只问谁来掌管三军人员为好？勃洛姆堡提不出人选。希特勒便问，你的人员谁管？勃洛姆堡回答说，由威廉·凯特尔将军统管。接着，他急忙补充说，他女儿未来的公公不适于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他不过是管管我的办公室而已。”

        “他正是我要找的人！”

        当日中午，看上去“绝对无精打采、几乎要崩溃”的勃洛姆堡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凯特尔。他承认他完全知道他妻子声名狼藉的往事，“但这却不是将一个女人永远抛弃的理由”。他说，他是与希特勒心平气和地分手的，还向他保证，如果发生战争，他将回到元首的身边。当凯特尔建议他“为他们的孩子们着想”而离婚时，勃洛姆堡抗议说，他们的结合出于爱情，“若要离婚，不如往脑袋里送一颗子弹”。他老泪纵横，冲出了办公室。

        下午5时，凯特尔被带进希特勒书房。元首抱怨说，他很孤单，凯特尔务必支持他。他有点激动地说，他对勃洛姆堡很是尊敬，且多亏了他。之后，他又抱怨说，他上了当，被叫去做证婚人。这种不可能成立的婚姻，军官团能接受吗？凯特尔只好说，军官团接受不了。下一个问题问的是谁来继任。凯特尔提谁？与勃洛姆堡一样，他也提名戈林。希特勒再次拒绝。凯特尔的下一个人选是弗立契。元首走到办公台前，拿了一份由司法部长签署的控告书回来。控告书指控弗立契曾与男性发生性关系。希特勒承认，早些时候他曾将另一份类似的控告书压了下来，因为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会有此事。现在，由于牵涉到继承军内最高职位的问题，他便不得不将此事搞个水落石出。他将与弗立契进行一次密谈，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有罪——然后看他的反应。

        这次对垒于当晚在元首的阅书馆里进行。关于与两个“希特勒青年”和“巴伐利亚大兵”发生性关系之详情，弗立契一无所知。他认为元首是在盘问他与另外两个“希特勒青年”一起干的傻事，对将此鸡毛蒜皮的小事小题大做表示愤慨。他解释说，他偶尔也会请这两个小青年吃晚饭，然后教他们看地图。谁若不专心，他就用尺轻轻地打谁的屁股。

        希特勒从未听说过这两个小青年的事，武断地将弗立契开除了。弗立契被搞得目瞪口呆。他还未离开总理府，希特勒便向他的私人副官激动地讲述刚才的情景：“你想想，魏德曼，突然间与他搞在一起的不是两个而是四个小青年！这件事再也包不住了。”

        次日下午，凯特尔向希特勒汇报说，弗立契闭门不出。希特勒仍很不安，话题重又涉及继位人的问题。这次，希特勒说，他已决定将最高指挥权自己拿过来，由凯特尔当他的参谋长。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由于霍斯巴赫阳奉阴违，背着希特勒给弗立契通风报信，元首不得不将他开除，永远不愿再见他。

        霍斯巴赫被解职，魏德曼与霍斯巴赫本人一样，既莫名其妙又生气。他找到了元首——他正在冬季花园内不安地来回踱步。“我的元首，”他冲动地喊道，“今天你冤枉人了！”“你魏德曼指的是谁？”“霍斯巴赫上校！”“不错，魏德曼，”希特勒最终说，“你是对的。今天我才在参谋总部这架‘机器’后边看到了作为‘人’的霍斯巴赫。告诉他，我对不起他，但现在我无法撤销解职的决定。他应到地中海去，将来与我一起吃晚饭。我给他开一封介绍信，把他的良好品格全写上。”原谅的气氛很快便消失了，他也从未开出介绍信。“那家伙啥也没干，只会向我撒谎，”他常说，“我永远不让他重返参谋部！”（后来，希特勒批准他当了一名陆军的将军，指挥一个军。）

        此后一周内，希特勒致力于解决勃洛姆堡和弗立契丑闻所遗留下来的问题。首先，他令盖世太保对弗立契的案子进行全面调查，然后便集中精力挑选总司令。他最终看中了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将军（此人对希特勒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不是纳粹党员），却假装说，他的第一选择是莱希瑙。陆军代表格德·冯·伦斯德将军强烈反对这一人选。在军官团看来，莱希瑙不仅是个狂热的纳粹，还是个军内的激进分子，不适宜担任重要职务。伦斯德遂提名贝克，希特勒不同意。他的下一个选择自然是勃劳希契了。此事发展成了讨价还价。这一次，伦斯德说，元首所提的候选人陆军是可以接受的。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勃劳希契透露，他有件急事，除非这件事获得解决，否则他不能接受此职。原来他正在闹离婚，他的老婆要一笔巨款，而他自己又满身负债。希特勒不但给了他八万马克，而且还说服了冯·勃劳希契太太接受这一条件。对希特勒而言，这是一桩划得来的买卖。他不但得到了一位对他感恩戴德的陆军总司令，而且，据乌尔里希·哈塞尔说，勃劳希契计划娶回来的女人，查洛特·施密特太太，“是个百分之二百狂热的纳粹”。由于希特勒的斡旋和决心，加上大部分老将军的动摇，这次危机终获得解决。

        令人惊奇的是，陆军的流产叛乱并未渗透至下层。除了弗立契的密友以及勃洛姆堡和他均被解职的军官，知道这件丑闻的为数极少。所以，当在职的将军们于1938年2月4日来到柏林开会时，大家都多少带有一点神秘感，他们是看了早报后才得知有这等事的。他们被召至总理府的大厅里，希特勒把弗立契的犯罪情形以及为何要将勃洛姆堡解职的原因告诉了众人——勃洛姆堡是因为不幸的婚姻才被解职的。“我们全惊呆了，”海因茨·古德里安回忆说，“我们都了解这两位高级军官，他们都是光明磊落的人。如此严重的控告，实在令我们痛心疾首。这些说法都是不可信的，但是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德国国家的第一号人物不可能无中生有。”

        军官们虽然惊愕不已，却乖乖地接受希特勒对陆军进行改组。当晚，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希特勒接管三军的行为合法化。在将凯特尔和勃劳希契介绍给内阁后，他宣布武装力量将由他指挥。这是内阁最后一次会议，内阁阁僚们只好闲坐，予以批准。

        午夜前，德国人民从收音机里获悉了元首颁布的重要法令。他们也获悉，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已被解职，16名高级军官被解职，44名高级军官被调任其他职务。为了对戈林未当上作战部长进行安慰，他被授予空军元帅的头衔。这次清洗波及外交领域。外交部长牛赖特被里宾特洛甫取代——此人认为，一小时若不花在准备与英国开战上，德国就损失一小时。不久前，他曾对希特勒说过，由于英国不能容忍德国的强大，英德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了，“到此程度时他们就会打仗”。

        这是德国历史上不能忘记的一天。德国陆军中两位最强大的人物已被清除，而另两位军事领导人，即凯特尔与勃劳希契，又对希特勒感恩不浅，成了希特勒无须怎么焦虑的代表。

        在对内阁演讲完毕后，希特勒与鲁道夫·施蒙特少校和新任陆军副官格尔哈德·恩格尔一道驱车前往贝希特斯加登。施蒙特少校已取代了霍斯巴赫的职务，当上了军事副官主任。次日上午，当看到《人民观察家报》的标题时，他肯定高兴万分无疑。该报的标题是：

        一切权力已集中于元首之手！

        他终于成了德意志帝国的至高无上的独裁者。他已做好了登上最后之途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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