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也纳，人们几乎立即便感觉到了希特勒的不流血清洗的反响。在德国公使馆，冯·巴本——前总理，现在是出使一小国的微不足道的公使——被叫去听电话。电话是总理府秘书拉马斯打来的。“元首通知你，”他说，“你在维也纳的任务已经完结。我想等你在报上读到这个消息前通知你。”巴本几乎无言以对。是希特勒劝他接受这一微职，以收拾陶尔斐斯被杀害后带来的危险局势的。“看来，我已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现在可以滚蛋了。”他痛苦地回忆说。为了“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他决定立即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他发现元首既精疲力竭又忧愁满腹。“他双眼发呆，心不在焉。他试图用空话作借口，解释我被解职的原因。”起初，精神恍惚的元首对谈话内容不加注意。后来，巴本说，只有与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许士尼格当面交谈，才能把引起两国分歧的诸多问题解决。这时，希特勒才注意起来。

        “这个想法很好。”希特勒说。接着，他便让巴本立即赶回维也纳，安排他们尽快见面。他说：“我将高兴地邀请许士尼格先生前来，好把问题谈清楚。”

        许士尼格接受了巴本的邀请，但心里有点儿不安。他向外长吉多·施密特承认，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先行采取行动，以防止政变；取得时间，以待国际形势转向有利于奥地利”。他讽刺地补充说，他只希望谈判桌旁在希特勒对面坐的是一名精神病医生才好呢。说实在的，与这样一个残暴的对手对垒，许士尼格却不是个合适人选。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个不慕虚荣、没有野心的正人君子。与希特勒角逐，他却处于不利地位。

        2月11日晚，在吉多·施密特陪同下，他登上了开往萨尔茨堡的夜车。火车一抵达莫扎特的出生地，卧铺车厢便被分开了。次日上午，两人驱车穿过这座古老的城市，经过飞机场，跨过萨尔扎希河，来到了德国边境。巴本已在那里等候，用希特勒式敬礼对他表示欢迎。德国海关官员都潇洒地抬臂敬礼；奥地利客人也以此礼回敬，虽然此举犯法。这是个令人震惊的前兆；片刻后，另一个凶兆也出现了。巴本说，三位将军“非常偶然地”来到了贝格霍夫，相信奥地利客人不会介意。如果他是陶尔斐斯，许士尼格或许会抗议。然而，此人不喜欢令场面难堪，也不想去招惹希特勒。“不会的，”他说，“我不介意。不过，此事颇怪。”

        车抵贝希特斯加登郊区时，他们突然折向左边，来到上萨尔茨堡脚下。等候在那里的半履带车，沿着又陡又冷的山路，将他们拉往贝格霍夫。沿途他们从一座座排列齐整、房顶被残雪覆盖的农舍和一座破旧的教堂前走过。接着便是党卫队的营地——有些还正在兴建。半履带车突然猛地拐弯，在贝格霍夫的大台底下停住了。

        希特勒伸出一只手，朝他们走过去，俨然是个和蔼可亲的主人。在将他身后的三位将军介绍给了奥地利总理后，他便领众人上了二楼，进了他的书房。在这里，元首突然脸色一变，和蔼的举止立刻消失。他粗暴地指责奥地利为所欲为，就是不执行睦邻政策。德国退出国联后，奥地利仍津津有味地待在国联，这能说是友好吗？事实上，奥地利从未帮助过德国，哪怕是一分一毫，奥地利的全部历史是一部不断叛变的历史，“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许士尼格先生，我已下决心将这一切结束。德意志帝国是强国之一，如果它要解决边界问题，谁也不敢吭一声。”

        许士尼格耐着性子反驳说，奥地利的全部历史曾是德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且是主要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奥地利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绝对是零！我告诉你，绝对是零！”希特勒喊道——听起来，他不像是生在奥地利、长在奥地利的人。后来，许士尼格把贝多芬抬了出来，提醒希特勒，贝多芬是下莱茵兰人。“我再次告诉你，事情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负担着一项历史使命，我将完成这项使命，因为上帝注定我要这样做。我完全相信这项使命。它是我的生命……你好好看看今天的德国吧，许士尼格先生，你会发现德国只有一个意志。”他所走的道路是德国前人从未走过的最困难的道路，而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德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比任何德国人做出的成就都大，且靠的还是武力，“我是靠德国人民的爱前进的。在德国，无论何时，我都可不带卫兵，自由自在地行动。这是因为，德国人民爱我、信任我。”

        他指责奥地利在德国边境加强工事，极其荒谬地在破坏通向帝国的桥梁和道路，“你不会真的相信能挡住我，或将我的进军推迟半个小时吧，是不是？也许，某一天一早醒来，你就会发现我们已进了维也纳——像一阵春天的风暴，会给你一些颜色瞧瞧的！我很不想让奥地利遭此命运，因为这种行动意味着流血。”

        许士尼格回答说，奥地利并不孤立于世，入侵奥地利也许会意味着战争。希特勒嘲笑了他。谁也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指头——意大利不会，英国不会，法国也不会。“考虑一下吧，许士尼格先生，”说着，他的声音放小了，“好好考虑一下，我只能等待至今天下午。假若我这样说了，你就得这样听，我是说一不二的。我不相信恫吓，本人的历史证明了这点。”

        他的策略使许士尼格胆战心惊。他想抽烟，但有人曾警告他，切勿当着元首的面点烟。他问希特勒究竟想要什么。“这点嘛，”说着，希特勒突然宣布会谈结束，“我们下午可以讨论讨论。”他拉了拉门铃，门便从外边无声无息地开了。他们在餐厅进餐，由身穿洁白制服的党卫队员在一旁侍候。在别人面前，希特勒待客彬彬有礼，谈话也轻松了，也只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咖啡是在邻近的冬季花园——四周有墙——里喝的。突然，主人告辞，与里宾特洛甫同去他的书房。他一走，许士尼格便浑身轻松，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同时，他也得到了与三位将军交谈的机会。说来也怪，这三位将军谁也不明白为何被召至贝格霍夫。时近下午4时，许士尼格才被领进一小房间内与里宾特洛甫相见。里宾特洛甫递给他一份用打字机打好的长达两页纸的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最后通牒。如果所有被监禁的国社党人，包括谋杀陶尔斐斯的杀手在内，在三天内获释，所有被解职的文武官员也在三天内官复原职，德国就将重新全力支持奥地利的主权。此外，温和的泛德派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应出任内政部长，全权地、无限制地控制奥地利的警察部队；另一个“温和的”奥地利纳粹党徒应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现任的宣传头目应被解职，作为“顺利地执行报界停火”的一部分。

        在许士尼格看来，这些让步等于是结束奥地利的独立。他压住怒火，像一位公平而冷静的律师，对所列各点一一进行抗争。他好容易才从里宾特洛甫那里争得几个小小的让步，不料，外边又传话进来，说元首在楼上等着见他。

        希特勒在书房内激动地来回踱步。“许士尼格先生，”希特勒继续不用那个尊称“冯”，“我决定做最后一次尝试。”说完，他便把另一份协议草案往许士尼格跟前一推，“无须讨论，一星半点儿也不能更动。你就照这样子签，否则，我们的会见便徒劳无功。你若不签，那我晚上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许士尼格拒绝签字。他说，即使签了，这也是废纸一张。因为，按宪法规定，只有总统米克拉斯才有权委任内阁成员和宣布大赦。他也无法确保文件中规定的时间限制得到遵守。

        “这你得保证做到！”

        “我恐怕保证不了，帝国总理先生。”

        许士尼格挖空心思的法庭式回答，令希特勒怒不可遏。他冲到门前，高声喊道：“凯特尔将军！”他转身对许士尼格说：“我以后再让人叫你来。”身在冬季花园里的凯特尔，听到希特勒的大声吆喝后，像一条忠实的狗似的，急急忙忙跑上楼去，就在许士尼格快出房时走进书房。凯特尔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元首有什么吩咐。“什么也没有！你坐下就是了。”凯特尔摸不着头脑，乖乖地在角落里坐下。此后，他的同事们便给他取了个绰号：跟班特尔。

        由于不知道希特勒是在恫吓，所以，待许士尼格来到冬季花园时，已是胆战心惊了。他把情况向外长施密特叙述了一遍。施密特说，若“在五分钟内”，将他们抓起来，他也不会惊奇。

        楼上，另一个奥地利人，一个温和的纳粹分子，又是个文艺评论家，正在对希特勒说，许士尼格为人小心谨慎，遵守诺言。这话使希特勒产生了印象，做了个闪电式的战术转变。这一次，当许士尼格再次走进书房时，希特勒已是宽宏大量的希特勒了。“我已决定改变主意，”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不过，我要警告你，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我再给你三天时间，到那时协议就生效。”

        在经过两次交锋两次受震惊后，希特勒小小的让步似乎变得比实际的更重要了。许士尼格同意签订合约了。当修改的文本被送去打印时，希特勒又变成殷勤的主人了——一个刚以高价出售某件艺术品却声称物美价廉的主人，“相信我，总理先生，这是最好不过的。今后五年内我们可靠这项协议行事了。”

        待双方签署这份（一式两份）协议时，已是晚间了。希特勒请许士尼格和施密特两人共进晚餐，但他们却急于要起身回萨尔茨堡。在巴本的陪同下，两人默默地冒着大雾，连夜赶回萨尔茨堡。巴本最终开口了：“总理先生，你现在明白了，与这种反复无常的人打交道是多么困难。”但他又急忙说，他相信，下一次就不会这样了，“你知道，元首有时也会变得非常迷人。”许士尼格暗想，恐怕不会有下一次了。

        在贝格霍夫，希特勒又在进行另一个恫吓。他向将军们发出指示，在之后几天内，在德奥边境进行模拟入侵演习。进攻的威胁有希望诱使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批准这一协议。如果说许士尼格是在回味这一切，希特勒亦然。“这个许士尼格的骨头比我预料的要硬些，”他在笔记本中写道，“凯特尔的出现似乎怔住了他，但是我并不认为他的签字意味着屈服，必须特别小心谨慎，不得让情绪再有所改变。他那些耶稣会的弟兄是不堪信任的。”

        要使协议获得同事们和米克拉斯总统的批准，许士尼格得整整花上三天时间。这位总理回到维也纳时已是星期天了，而星期二下午即十五日协议就要过期。他立即与米克拉斯磋商。总统同意特赦在押的纳粹，却强烈反对委任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我可让他任其他职务，”他说，“绝不能将警察和军队交给他。”

        在贝希特斯加登进行秘密会晤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奥地利的非官方议会——大大小小的咖啡馆。全国出现了不安的情绪。内阁成员之间出现了唇枪舌剑，一部分成员说，许士尼格应将希特勒在贝格霍夫玩弄的野蛮战术公之于世；另一部分人则称赞总理的小心谨慎。在希特勒的最后通牒到期前24小时，由于众说依旧纷纭，便在总统办公室内召开紧急会议。出席此次会议者，除两名主角外，还有维也纳市长、国家银行总裁和一位前总理。在将时局重温一遍后，许士尼格提出了三个解决办法：重新挑选一位总理，这便可不承担在贝格霍夫许下的义务；在新总理领导下执行协议；或者在许士尼格领导下执行协议。

        由于从边境不断传来德军入侵的报告，室内充满了绝望的气氛，此后的争论不仅激烈，且变得牛头不对马嘴。连最不可行的建议，包括将希特勒的故乡布劳瑙割让给德国也提了出来。许士尼格确信，若拒绝接受希特勒要求中的任何一点，希特勒就会入侵奥地利。米克拉斯终于在压力面前屈服，勉强同意了总理的第三个建议：让许士尼格留任，接受贝希特斯加登条约。

        元首在贝格霍夫打的哑谜，以及他在边境上搞的模拟入侵，把奥地利人吓降了。当晚，新内阁宣誓就职。次日，2月15日，事情的部分真相秘密地传至奥地利驻外各代表机构。通知是用明码电报发出去的，电报称，由于德国将要求一再加码，希特勒又口头施加压力，德奥双方在贝希特斯加登曾有过“尖锐的分歧”，只是在经过许多小时的谈判后，才找到协议的基础。奥地利政府生怕上述措辞过于强烈，随即补发电报，令收电人“将上封电报中提到的有关贝希特斯加登会谈困难一事，只作个人参考”。

        在维也纳，公众呼声越来越高，要求许士尼格将贝希特斯加登会谈的真相公之于世。但是，由于他已许下诺言，保证在星期天希特勒在国会发表讲话前保持沉默。他恪守了诺言，保持了荣誉。

        德国公使馆打电话给柏林称，由于这份协议“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产生的后果，维也纳产生了相当大的骚动”，全城“像蚁穴一样”，“不少犹太人准备移民”。秘密警察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有个特务于2月18日通知海德里希，奥地利总理正遭受来自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双方的强大的压力。“犹太人主要通过证券交易所发动进攻，给货币施加压力。自1938年2月17日以来，资本大量外流，使奥地利在瑞士和伦敦以及其他国家的股票锐跌。大量奥地利货币非法偷越出境，证券交易所自昨晚起就未开市。”

        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人们期望已久的讲话，该讲话也在奥地利全国转播。在宣称他与许士尼格已为“欧洲的和平事业做出贡献”后，希特勒指责奥地利虐待其境内的“德国少数民族”。他说：“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世界强国绝不能容忍自己的同胞，只是因为他们同情整个日耳曼民族及其意识形态并保持与他们的团结，便在自己身旁不断受苦受难。”

        他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还援引事实和数字，使皇冠剧院内的大多数听众听得如痴似醉。“在铿锵有力的演讲过程中，他的声调高到了极度兴奋的程度：他是个着了魔连形体都被改变的人。我们面前出现的是奇观。”这些话不是出自德国人之口，而是英国观察家弗朗西斯·伊茨·布朗少校所云。

        在维也纳，“在永无止境的演讲过程中”，记者G.E.R.格底在街头游荡，看看群众对此有何反应。这是个死人的城市。在最繁华的闹市区，他只看见10个人在认真地听广播。当地的纳粹分子，对希特勒的公开露面表示高兴。希特勒演讲结束后不久，他们便齐声反复高喊：“欢呼胜利！欢呼胜利！希特勒万岁！万岁希特勒！”

        格底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前往德国公使馆。这是个活动的焦点。快到公使馆时，他又听到“欢呼胜利！”的有节奏的喊声，“从远处首先听到的是一阵阵有节奏的震动声，像激烈跳动的脉搏一样；若是再往前走，你听到的是从某个兵营里发出的发音不清却又整齐划一的喊叫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最终你不能听清喊的是什么。四年后，堤坝终于被希特勒的演讲挖开了缺口，褐色的血液便从这口子里开始流进维也纳的大街小巷。”

        在罗马，人们虽然以某种同情和谅解的心情去看待这次演讲，但是，暗中也表示关切，因为它并未确保奥地利的独立。德国驻罗马的临时代办报告说，希特勒违反了1936年签订的条约，事情又未与意大利商量，意大利人对此很不高兴；如果柏林“继续用这种方法蛮干下去”，这可能意味着“轴心”的结束。

        4天后，许士尼格对希特勒作了回答。这个回答是在联邦议会的开幕词中做出的，并向两国作了广播。议会的舞台是按奥地利的色彩红白红，用许多萝卜装饰起来的。在讲台的附近放着一尊已故总理陶尔斐斯的半身像。许士尼格虽然抬头挺胸地走向讲台，但他的压抑的神情却是一位耶稣会学者的神情。由于事先早有话传了出去，说他的演讲将充满火药味，所以，他一出现人们便高喊，“许士尼格！许士尼格！”“会议唯一的议程是，”他用疲倦的语调说，“奥地利。”这又博得满堂喝彩。许士尼格深受感动，谈到了从女皇玛丽亚·特莱萨至陶尔斐斯等为奥地利的独立而战斗的人们。他的演讲催人泪下，从未如此有力过，也从未如此热烈过。在贝格霍夫受希特勒欺负的知识分子的那种温良恭谦的自我克制，早已不翼而飞了。当他终于提到贝希特斯加登协议时，他的语调刚毅了。“我们做出了让步，且又到了尽头，到了我们必须停下来说，‘只能如此，不能再过分了’的地步。”接着，他宣布，“奥地利的口号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爱国主义！”民族要自由，为此，奥地利人将不能不战斗到底。他以此战斗口号结束了演讲：“红白红！至死不屈！奥地利！”

        内阁全体成员唰地站了起来，拼命朝他鼓掌。他们的欢呼声连外边的人都听到了。有人带头唱起了《上帝保佑》一歌；独唱变成了合唱，成了怒吼。他们还高唱许士尼格家乡霍洛尔的起义之歌《安德里阿斯·霍弗》。街道上的热情延伸至全国，产生了某种希望。甚至连巴黎也受到感染。次日，法国下院进行外交政策辩论时，法国外长宣布，奥地利的独立“是欧洲平衡不可分割的因素”；一个议员竟预言“法国的命运将由多瑙河的两岸来决定”。

        在奥地利全境，当地的纳粹分子开始示威游行。动乱的中心是格拉茨，那里在许士尼格演讲过程中，市政厅楼顶升起了卐字旗。他们藐视政府关于不准举行政治集会的禁令，宣布了周末举行有全国6.5万名党员参加的集会。许士尼格立刻做出反应，向格拉茨派出了军队、轰炸机和装甲车。纳粹分子只好龟缩一旁，取消了集会，但这也安慰不了许士尼格什么。这次骚乱本应由赛斯·英夸特的警察部队而不应由陆军去平息的。

        希特勒对奥地利的威胁恫吓，也激怒了法国人。法国向伦敦建议，由两国共同向德国发出照会，提出抗议。这个提议是于不恰当的时刻抵达伦敦的。那时，安东尼·艾登刚刚辞职，外交部暂时无人领导。奥地利事件尚未激起英国公众的热情，而首相仍在致力于执行对德国的绥靖政策。再者，不断贬低奥地利事件的意义的伦敦《泰晤士报》又在为张伯伦加油打气，“从根本上说，”它发表社论称，“两个德语国家之间所能得到的最自然的东西，莫过于互相谅解。”戈培尔说，“奥地利是绝不反对日耳曼人的。”再没有比他这句话更令人信服的了。

        前一年秋，罗斯福曾对所有的侵略者进行谴责。但是，连罗斯福这一行动也分毫未影响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接着，罗斯福总统又提出了各国均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进行“检疫”的具体可行的建议。但这也未使张伯伦有所动作。罗斯福还派遣海军作战计划处处长罗埃尔·英格索尔上尉前往伦敦，按总统的指示探索长期对日本进行海上封锁的可能性。英国海军部深表赞同，对英格索尔说，他们“准备封锁日本的所有海上通道，封锁的海域大致从新加坡起，通过东印度群岛、新几内亚、新希伯来群岛，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东”。然而，1938年初，首相张伯伦拒绝了罗斯福的另一个建议，从而使这一计划化为乌有。那时，罗斯福邀请英国参加一次国际会议，讨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后来，通过这次会议后，美国对被罗斯福私下称为“强盗国家”的真实性质有所醒悟。起初，总统对张伯伦的拒绝出席有点愕然，并未掌握英国此举的全部含意。后来，事情不久便明朗化了：原来，英国之所以拒绝出席这次国际会议，是因为它不愿参与“检疫”，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欧洲。张伯伦的拒绝对罗斯福是一个重大打击，使他放弃了原来或许能阻止全球发生进一步侵略——因而改变历史进程——的强硬的外交政策。相反，他允许美国恢复原来的孤立状态。

        于是乎，到3月初，大不列颠帝国已铁定要执行绥靖政策——已无可挽回。3月3日，英国驻德大使尼维尔·汉德逊爵士拜会总理府，通知希特勒说，英国政府原则上准备与德国商谈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汉德逊竭力装作友善和绝对正确，“他那副十足的英国绅士派头，”译员施密特回忆说，“总使不能容忍‘雅士’的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发怒。”

        汉德逊花了整整10分钟才把来访的目的讲清楚：真心诚意地要改善两国的关系。他说，为了解决装备限制和轰炸限制等严肃的问题，以及和平解决捷克和奥地利的问题。英国准备做出某些让步。希特勒准备为欧洲安全和和平做出什么贡献呢？

        在这个冗长的阐述过程中，元首弯身坐在扶手椅上，不停地皱眉。汉德逊说完后，希特勒生气地回答说，支持许士尼格的只有一小部分奥地利人。英国为何坚持反对公平合理的解决，干预“日耳曼人的家事”？他突然采取攻势，指责说，毫无疑问，法苏条约和捷苏条约都是对德国的威胁，德国要重新武装的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武装限制的程度要看俄国人如何来定，而这个问题又被下述事实复杂化了：“人们既信任像苏联那样的野蛮家伙的条约，又信任一个野蛮人对某种数学公式的理解。与苏联签订的任何协议都是一文不值的。我们永远不应允许俄国人进入欧洲。”

        他东拉西扯了两个小时，最终以“模糊的回答”将奥地利问题搁在一边。次日，希特勒派其主要经济顾问威廉·凯普勒前往奥地利。他是带着新的要求——包括在贝希特斯加登被一笔勾销的东西——前去的，以希特勒的私人代表的身份会见了许士尼格。然而，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经济方面，而他又将德奥合并看作是两国财政上的必需。所以，他的举止更像是个恩人而不是个掠夺者。“元首当时所期望的，”凯普勒回忆说，“是演变。换句话说，是要从奥地利内部去搞掉它。如有可能，尽量不将德国明显地卷进去。”可亲可爱的凯普勒于是便得出结论，加速这一进程的时刻业已到来。

        许士尼格对凯普勒的诸如立即任命一名纳粹分子为经济部长，取消对《人民观察家报》的禁令，将国社党合法化等要求，做出了强硬的反应。许士尼格满腹狐疑，问：不过才事隔三星期，希特勒何故又端出一套强加于人的要求？只有在承认奥地利长期独立的基础上，他的政府才会与奥地利的纳粹合作。据许士尼格的回忆，这次会谈“毫无结果”，但凯普勒却向国内汇报说，“会晤开始时有如暴风骤雨，结束时和解气氛特浓，”他的印象是，“许士尼格决不向暴力屈服。不过，如果处理得当，不使他丧失威信，他会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合作。关于贝希特斯加登条约，我们可依靠他的忠诚。”他进一步报告说，正在奥地利取得巨大进展，特别是在格拉茨，那里的人80%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倾向于刹车，以便将更多的人从许士尼格方面争取过来。”

        许士尼格对纳粹所做的让步，只招来新的动乱，把奥地利抛进一种未宣布的内战状态。在维也纳，冲锋队和纳粹同情分子今晚高喊：“欢呼胜利！欢呼胜利！”明晚高喊：“希特勒万岁！”越过多瑙河，闯进犹太人居住的里奥波德斯达特区。对手们则高喊“许士尼格万岁”“红白红，至死不屈”予以对抗。他们经常发生冲突，直到警察挥舞警棍前来，冲突才算告终。一般说来，挨打的总是爱国者，因为警察更多地忠于内务部长赛斯·英夸特，而不是总理许士尼格。

        在绝望中，许士尼格于3月7日向墨索里尼提出呼吁，警告说，为了挽救时局，他可能举行公民投票。墨索里尼回话做出保证。由于戈林曾保证不使用武力，墨索里尼声称他相信戈林的保证，敦促许士尼格勿举行公民投票。对一位在国外遭受入侵威胁，在国内因太宽容而受工人攻击、因限制太死而受纳粹攻击的总理来说，这封信是一件令人泄气的事。他决定置墨索里尼的劝告于不顾。

        3月9日，他宣布公民投票将在蒂罗尔的因斯布鲁克城举行。他身穿奥地利的传统服装（褐上衣、绿背心）信步走上市内广场讲台，深情地宣布，全国公民将在四天后前往投票站去回答一个问题：“你们是否赞成建立一个日耳曼人的、自由、独立、友善、信奉基督、团结的奥地利？”他作为演讲家而不是学者发表演说，这是第二次，“蒂罗尔和奥地利同胞们，对蒂罗尔说‘赞成’，对奥地利说‘赞成’吧！”他这样宣布后便用蒂罗尔方言以安德里阿斯·霍弗号召志愿军攻打拿破仑的名言结束讲话：“战士们，战斗的时刻到了！”两万名听众同声高喊，坚决抵抗。在收音机前收听广播的人们，大多数也义愤填膺。然而，斯达汉堡亲王却目瞪口呆。“许士尼格完蛋了，”这位奥地利前副总理对妻子说，“希望奥地利不会完蛋。希特勒永远不会允许此事发生。”

        如同他所惧怕的，这一场演说令元首采取了强硬手段。为自由和团结的奥地利而进行投票一事意味着——结局可能是这样——合并的推迟，如果不是终结的话。由于与奥地利合并是向东扩展的必要前提，公民投票便可能使希特勒的整个生存空间计划遭到破坏。他是不能容忍这种挑战的。3月10日上午，他对凯特尔将军说，由于奥地利问题如此“严重”，他应该做好适当的准备。凯特尔回忆说，总参谋部已做好一个计划，即“奥托战役”，防止奥托·冯·哈布斯堡重登奥地利王位。“做准备吧！”元首下令说。

        凯特尔连忙赶回设在本德勒大街的参谋总部，发现“奥托战役”不过是纸上谈兵，便大吃一惊，后悔不该急急忙忙地讨好元首。于是，他便把起草是否可能入侵奥地利的报告的任务交给了贝克将军。“我们什么准备也没有，”贝克埋怨说，“什么也没有，一星半点儿也没有。”贝克向希特勒做了汇报，并建议武装入侵奥地利时动用两个兵团，外加第二装甲师。希特勒告诉贝克，这些部队须准备于星期六即12日越过边界。他大吃一惊，对一个职业军人说来，要在48小时内做好这样一个战略部署，是不可想象的。贝克反驳说，这就意味着今天下午6时前要把命令发至各个部队。那就这样办吧——希特勒这个业余战略家说。

        元首更加关心的是意大利的反应而不是后勤问题。他连忙口述一函给墨索里尼。他写道，奥地利已接近无政府状态，他不能袖手旁观。“本人系日耳曼帝国的元首和总理，也是这块大地之子。为尽本人之天职……本人决心恢复家乡的法律与秩序，使那里的人民得以按自己的判断，用确实无误的、明确的、光明磊落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命运。”他提醒墨索里尼，德国曾在意大利困难时刻，即在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中，援助过他。他答应，承认意大利与帝国之间的疆界为布列纳山谷，并以此作为对意大利的支持的报答，“这个决定既不会改变，也不会被怀疑。”中午，希特勒将信封好后交给了菲利普·冯·赫森亲王，吩咐他亲手将信交给墨索里尼。亲王带着一篮花草，准备带回罗马自己的花园里栽植。他坐的是专机，对所携之信的重要程度，他一无所知。

        在奥地利全境，路牌上都贴满了海报，宣布进行公民投票。装有大喇叭的卡车，在城镇街道上穿梭，督促公民们星期天投票时应投赞成票。在维也纳，高喊“许士尼格万岁！”“自由万岁！”以及“星期天，投票天，大家都投赞成票！”。

        群众的热情鼓舞了许士尼格。他继续采取坚决的行动。“我不能也不准备当傀儡，”（内务部长赛斯·英夸特曾指责说，公民投票是违反贝希特斯加登协议的）许士尼格致函回答说，“在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被毁灭的时刻，阁下勿以为本人会袖手旁观。”在信的结尾，他紧急请求赛斯·英夸特，作为负责安全的部长，他应采取措施，结束恐怖活动。否则，他便无法阻止反对势力。

        虽然，一般人都认为赛斯·英夸特系希特勒的走卒，但，对奥地利的独立，他也是很关切的。他虽同情奥地利纳粹的某些政策，但纳粹并不将他看作是自己人。在意识形态和天性上，他都比较接近许士尼格。两人都认为自己是爱国者；两人均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两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是酷爱音乐的文人。赛斯·英夸特答应通过广播敦促其追随者于星期天投赞成票，证明他比纳粹更爱国。

        当晚，许士尼格“带着极其满意的心情”上床——纳粹对公民投票的威胁已消除了。但，他有所不知的是，此时的赛斯·英夸特在其党内已没什么影响了。奥地利的纳粹死硬派业已排成四列纵队，上了街，朝骚乱的中心德国旅游局拥去——大楼上悬挂着希特勒的巨幅肖像。他们高喊：“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初时，爱国者（数量上与他们相比为3∶1）对此喊声还颇觉有趣。接着，许多窗户被砸碎了。站在一旁的警察连忙圈起封锁线，以避免更大的损失。纳粹党徒高声喊叫，警察们不但置之不理，反而集中对付爱国者。末了，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带卐字章的纳粹竟充斥街头。

        3月11日凌晨2时，仍以“奥托战役”为代号的、经修改的入侵计划发出去了。希特勒亲自控制这次战役。“若其他措施不成功，”计划里写道，“我拟武装入侵奥地利，以创立立宪条件，阻止对亲德居民进一步施暴。”有关部队须于12日中午前后做好准备。“我保持决定实际入侵的时间的权力。部队的行动必须给人这种印象，即使我们无意发动战争，反对我们的奥地利兄弟。”

        清晨5时30分，许士尼格的床头电话铃响了。电话是警察局长打来的，报告说，萨尔茨堡的德国边境已被关闭，铁路交通全部停顿。他急忙赶至巴尔豪斯广场的总理府，他在那里得悉，慕尼黑地区的德国师已被动员，其目的地是奥地利。德国报纸的电讯稿也同样令人吃惊：例如，它们宣称，共产党的旗帜已在维也纳上空飘扬，暴徒们在高呼：“莫斯科万岁！”“许士尼格万岁！”

        上午10时，许士尼格的不管部（自由人，负责穿插各个部门搞联络）部长格莱赛·霍斯特瑙带着希特勒和戈林的书面指示来到巴尔豪斯广场。与他一起前来的是赛斯·英夸特（英夸特到阿斯盆机场接他的）。赛斯·英夸特大受震动，汇报了柏林的要求：许士尼格必须辞职，公民投票必须推迟两个星期，以待类似萨尔公民投票的“合法投票”得以建立。如戈林在中午前后得不到电话答复，那他就认为赛斯·英夸特受人阻止，无法打电话，而他戈林便采取“相应的行动”。此时已是11时30分，赛斯·英夸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以元首的名义将限期延至下午2时。

        许士尼格利用这段时间权衡了反抗的可能性。他给警察局长打了个电话，对方告诉他，维也纳依旧平静。他已在内城筑起了一条警戒线——筑得“尽可能远”——但是，由于许多纳粹警察已复职，政府已不能再依靠警察。在此走投无路之际，他召开了一次“内内阁”——即最亲近的顾问会议，讨论应急措施。他提出三种选择：拒不接受最后通牒，立即向世界舆论呼吁；接受最后通牒，他本人立即辞职；妥协，接受希特勒关于改变公民投票的技术方面的要求，但拒绝其他任何要求。他们决定妥协。

        此时已快下午2时。片刻后，那两名末日的使者，赛斯·英夸特和格莱赛·霍斯特瑙回来了。他们不接受妥协之说。这样一来，许士尼格便只好在完全屈服和抗拒之间做出不愉快的选择了。他匆匆地与米克拉斯总统进行磋商，决定取消公民投票。返回办公室后，他将这一决定告诉了“内内阁”。一时间，众人全都哑口无言。在沉默中，人们听见卡车上的广播喇叭在宣布进行公民投票，之后便播放：“啊，你，我的奥地利！”

        片刻后，许士尼格总理对赛斯·英夸特和格莱赛·霍斯特瑙说，希特勒关于延期举行公民投票的要求业已获准。与此同时，他们不得不广泛地采取诸如晚8时开始宵禁等安全措施。两位使者表示关切，退身外出，给戈林打电话传消息去了（这次的电话记录，以及此后几天内柏林与各国首都通电话的记录，是盟国当局在帝国总理府发现的）。

        “许士尼格总理的这些措施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戈林回答说。话一说完，他便撂下电话自己考虑问题去了。他原应与希特勒商议的——据巴本说，希特勒此时差不多已“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但他未这样做，只管自行其是。下午3时多一点儿，他又与赛斯·英夸特通话。“柏林绝不能同意许士尼格总理做出的决定。”他说。在愉快的外表下埋藏着阴险的戈林要求许士尼格及其内阁立即辞职。他也重复了这个要求：给柏林发个电报，请求德国援助。

        两位部长庄严地返回办公室。阁僚们已在那间大办公室里集合等候。“脸色惨白，心情紧张”的赛斯·英夸特，打开笔记本，传达了戈林的最后通牒。接着，众人便七嘴八舌地向他提问，弄得他无处藏身。“别问我，”他痛苦地回答说，“我不过是鹦鹉学舌，是女电话线务员罢了。”他补充说，在两小时内，如他自己不被任命为总理，德国军队就会开进奥地利。

        在维也纳，一切如常，似乎并未发生任何事情。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撒下的传单铺天盖地，敦促公民们星期天投赞成票。街道上，“祖国战线”的卡车队开过时，人们高喊爱国口号，挥动手绢，向它们致意。连素不相识的人们也用“奥地利”彼此问候。一时间，全国团结一致了。猛然间，各家电台播出的快乐的华尔兹舞曲和爱国进行曲全部停止了。代之而来的是宣布一道命令：凡1915年出生的未婚预备役军人立即报到入伍。过了不久，头戴钢盔的士兵坐着卡车，像流水似的开赴德国边境。

        在绝望中，许士尼格向伦敦求援。在向伦敦说明他如何屈服于希特勒的要求以免冒流血之险后，他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告诉他应如何行动为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封电报被送至张伯伦手中时，他正在唐宁街10号设午宴款待里宾特洛甫夫妇。张伯伦冷冷地将里宾特洛甫请进书房，说他自己和新任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有句话私下谈谈”。“这次讨论，”里宾特洛甫在向希特勒汇报时说，“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平常沉得住气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比张伯伦更加紧张，而张伯伦至少在表面上显得泰然自若和头脑冷静。”英国首相念完维也纳发来的电报后，里宾特洛甫“声称他对此情况一无所知”，还表示怀疑这些报告是否属实。他补充说，如果属实，“和平解决”的办法或许为最佳。

        这番话已足以抚慰一个决心与希特勒友好相处的张伯伦了。即使他的外交大臣气愤地指责说，许士尼格“已受到入侵的威胁”，张伯伦还是同意里宾特洛甫的看法，说眼下没有德国动武的证据。之后，张伯伦便叫哈利法克斯勋爵发电给奥地利政府——这封电报想必令他畏缩无疑：“英国政府无责任为总理阁下采取任何会将其国家暴露在危险面前的行动提出忠告；英国政府也不能保证保护（奥地利）不遭危险。”

        许士尼格并不抱幻想，不指望英国或意大利会予以援助。他约于下午4时提出辞职。米克拉斯总统勉强接受了他的辞呈，但断然拒绝执行关于委任赛斯·英夸特为总理的命令。他挑选警察局长为总理，但遭拒。武装部队总督和前基督教社会党政府总理也婉言谢绝。由于无人肯任此职，米克拉斯总统便劝许士尼格再作考虑。他拒绝了，说他不参与“该隐为再次杀害其弟亚伯作准备，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然而，当米克拉斯惊异地回答说“我明白大家都抛弃我”时，他勉强同意作为退位总理留任，直至委派了新政府首脑时为止。说完，他便退回办公室，开始收拾办公桌。

        下午，随着天色慢慢黑下来，总理府内的感情压力也变得几乎无法忍受。柏林的压力，特别是戈林（他倒是如鱼得水）的压力，在不断增加。下午5时，陆军元帅在电话里向一名地下纳粹领导人，奥迪罗·格洛博茨尼克大声疾呼，说新内阁必须在7时30分前组成。戈林说，晚7时30分，赛斯·英夸特必须向元首打电话，说新内阁已组成。接着，他便口述了一份包括他妹夫在内的内阁部长名单。数分钟后，赛斯·英夸特亲自与戈林通话，说米克拉斯已接受许士尼格的辞呈，但坚持让一前总理接替他的职务。戈林咆哮着说，告诉米克拉斯立刻接受德国的要求，否则，“业已在国境全线执戈以待的德军，将向前挺进，奥地利将不复存在……告诉他，我们不是在开玩笑！如我们悉知你已在7时30分前被任命为总理，进军令便会停止，德军将留驻在我方一边。”同时，赛斯·英夸特应让全国的国社党人走上街头。他最后说：“若米克拉斯不能在4小时内明了局势，我就让他在4分钟内明白！”

        “嗯，好吧！”赛斯·英夸特疑云满腹地说。

        不到7时30分戈林便得到了报告。不到一小时，戈林便被通知说，米克拉斯依然拒绝任命赛斯·英夸特就任总理。“你听着，”戈林向赛斯·英夸特喊道，“我愿再等几分钟。我等你的电话，你可使用领事馆的优先电话。不过，你得快一点儿。我负不起这个责任。事实上，人家是不准我再多等一分钟的。”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是奉命行事的。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在自行其是，因为此时希特勒还不是急着非办不可，“到那时如果他还不任命你，你就用武力夺权，好吧？”

        纳粹分子响应柏林的号召，正在将街道夺取过来。一群向内城拥去的党徒边走边喊“希特勒万岁！胜利万岁！绞死许士尼格！”等口号。置身于总理府的许士尼格，不但听见了这些口号声，还听见了前进的脚步声。他认定这就是入侵的前奏，便赶至总统办公室，向总统做最后一次请求。但米克拉斯坚决不同意，顽强地拒绝委派一名纳粹党徒为总理。当许士尼格一再坚持时，总统便说：“你们现在就抛弃我吧，所有的人！”许士尼格仍找不出比赛斯·英夸特更合适的人选。他说，赛斯·英夸特是个天主教徒，又有忠诚可靠的好名声。他于是便提出，由他通过电台，立即向奥地利人民发表演说。

        很快地，许士尼格便进了大楼楼梯旁的“隅室”（在总理府一楼）。“隅室”中央立置着一个麦克风，离陶尔斐斯被纳粹杀害的地点还不到5步远。晚7时50分，许士尼格走至麦克风前——室内发出一阵嘘声。他谈到了德国的最后通牒。在奥地利全境，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广播。威廉·希拉将此次演说描述成是他有生以来所听过的最动人的一次演说。

        “米克拉斯总统要我转告全体奥地利人民，我们已在武力面前屈服了。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即使是在现在的最后关头，我们应无意让日耳曼人流血，我们已指示我们的陆军，若有入侵他们便不战而退，继续待命。”希拉觉得，许士尼格的声音会变成啜泣声，但他控制了自己的感情。“这样，”他在结束演讲时说，“我便用日耳曼人的告别方式，也是能衷心表达本人的愿望的方式：‘上帝拯救奥地利！’向奥地利人民告别。”

        室内一片沉寂。文化宣传总督——一名叫哈默斯坦·埃夸尔特的人，这是个古老的日耳曼贵族的姓名——拄着拐杖，探身向前，对准麦克风喊道：“奥地利万岁！我今天不好意思做个日耳曼人！”接着，几个技术人员便播送预先录制好的国歌——系海顿所作，几乎与《德意志高于一切》雷同。

        赛斯·英夸特想必是从“隅室”跑着出去的。因为7时57分他便与戈林通话了。“这边的政府刚刚宣布辞职了！”他报告说，奥军正从边境后撤，“这里的诸君决定坐等入侵。”

        戈林听说赛斯·英夸特还未被任命为总理，立刻便发火：“那好吧！你定要掌管，这全靠你了。把我现在给你说的迅速传达给各位负责人：谁反抗德军，谁组织反抗，谁就将受到我们的法庭的审判。”赛斯·英夸特半心半意地反驳，却被戈林的喊声压了下去：“好啦，就这样，你已拿到我们的正式命令了。”

        聚集在总理府外的爱国者约有10万人。纳粹的男女支持者，一面有节奏地喊着元首的名字，一面在火炬照耀下欢呼雀跃。这使爱国者队伍也喧嚷起来。在内城，一些纳粹支持者更肆无忌惮，一面高歌，一面喊：“打倒犹太人！希特勒万岁！胜利万岁！杀掉犹太人！绞死许士尼格！赛斯·英夸特万岁！”

        在两次向维也纳发布最后通牒强行左右时局的间隙中，戈林一直在敦促希特勒入侵奥地利，而不管有什么情况发生。元首一直迟疑至8时15分。后来，当他与戈林一起散步时，一个警官见他在大腿上拍了一下。“现在，行动吧！”他喊了一声。半小时后，希特勒为“奥托战役”签署了“第二号通令”，宣布德军于次日拂晓开进奥地利，“以阻止奥地利各城市流血”。

        希特勒签署通令后3分钟，戈林在冬季花园内用电话向经济专家凯普勒再次发出命令。赛斯·英夸特必须用奥地利省政府的名义发电前来，急速派兵至奥地利，帮助奥地利恢复法律与秩序。赛斯·英夸特必须立即办理此事，“他不一定真发电报前来，只说他发了就行。懂我的意思吗？”

        牛赖特正好偷听到了这句话，便把消息告诉了客厅内的众人。“老天爷，”巴本禁不住喊道，“当心别把它弄成埃姆斯电报第二！”（这系指1870年法国外长发给普鲁士国王威廉的一封不容反抗的电报，那时威廉国王正在埃姆斯河出游。此电报经压缩后由俾斯麦发表。删节后的电报使法国的要求带侮辱性，加速了普法战争的爆发。）巴本很关切，转身问魏德曼上尉：“向奥地利进军能证明什么呢？它只能使全世界反对我们。警察行动一下就够了。”魏德曼同意这一说法，牛赖特却叱责两人，说把事情搞得这样悲哀。他说，多年来，希特勒就梦想将其最精锐的师开进奥地利，“何不让他高兴高兴？”

        按戈林口述，以奥地利临时政府的名义发来的，请求德国立即派兵援奥的电报，就是使希特勒高兴的东西。这是另一桩“先斩后奏”的例子。它给了希特勒将其部队戴上解放者这副假面具的机会。他精神振奋，令其部队大张旗鼓地开进奥地利。缺乏的只有一件事：墨索里尼的保证。10时25分，菲利普·冯·赫森打来长途电话。“我刚从维内西亚宫回来，”他告诉希特勒——他的心想必激烈跳动不已，“墨索里尼总理听到消息后反应很好。他向您表示深切问候。”这就算是墨索里尼的保证了。其实，奥地利问题再也不令他感兴趣了。

        希特勒欣喜若狂，喊道：“请您转告墨索里尼，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感激之词被倾泻出来了，“永远，永远，永远！不管发生什么！”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听着——他想签什么协议就签什么协议。我们的处境已不像片刻前那样可怕了。我是说，在军事上，万一我们要与人发生冲突。您可再告诉他：我最衷心地感谢他。我永世不忘他！”话一开始，他便无法不讲下去：“若他需要帮忙或处在危险中，我都与他同舟共济，生死与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即使全世界都起来反对他，我将会，我一定会……”

        在维也纳，新总理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请求凯普勒去敦促希特勒取消其入侵令。然后，赛斯·英夸特便把注意力转向许士尼格。他感谢他的前任为奥地利做出的贡献。由于大街小巷满是举行庆祝活动的纳粹，他主动提出与他一起乘车回家，“您是否想到某个大使馆去？或者到街道另一边的匈牙利大使馆去？”

        许士尼格想要返回寓所。当他走近总理府一楼的楼梯时，看见两排佩戴着卐字章的非军人。这时，他首次醒悟到总理府已被占领。人们向他行纳粹抬臂礼，但他故意置之不理，继续下楼。楼下，军人们也向他敬礼。他向他们说了一两句感谢和告别的话后，便爬进了赛斯·英夸特的汽车。车子缓缓前行时，年轻的纳粹党徒跳上踏板，保护前总理驶过吵吵闹闹的人群，以防发生意外。

        在柏林，赛斯·英夸特关于遏制德军的请求，被用电话传至外交部。接着，凯普勒也提出类似请求。他的请求被传至陆军司令部和总理府。这样，三方的电话辩论便开始了。维也纳请求停止入侵，你这请求有现实基础吗？是否要将这一请求转给希特勒？——他在两小时前与罗马通话后回到了总理府，至今仍处于兴奋状态。

        凌晨2时30分，希特勒被叫醒了。沉思片刻后，他把这项建议顶了回去，反身上床。然而，被入侵这个怪物弄得坐立不安的将领们，仍在左思右想。清晨4时左右，总参谋部第二总参谋长冯·维巴恩将军打电话给凯特尔将军，哀求他给“希特勒做做工作，叫他放弃向奥地利进军”。凯特尔答应照办，但在片刻后他便回电话说（其实他未给希特勒去电话），元首再次拒绝这样做。“元首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回事。”凯特尔后来承认了，“假如他知道，他对陆军将领们的看法可就不得了。我不想让双方都不高兴。”

        陆军参谋长勃劳希契和维巴恩不时来电央求，使当晚成了凯特尔的“地狱之夜”。勃劳希契本人也非常沮丧；维巴恩则心神不定，一会儿大声祈祷，一会儿说大难临头，然后便一声不吭。约德尔叫他控制自己，他则将自己反锁在房内，抓起墨水瓶就往门上扔，还威胁说，谁要进来他就开枪打谁。

        星期六一大早，希特勒便与凯特尔一起飞往慕尼黑参加进占他家乡的凯旋庆典。出发前，他签署了一项公告，按他自己的说法，历数了导致这场危机的各种事件。“自今日凌晨起，德国武装力量跨过德奥边境。在维也纳新的国社党政府的召唤下，德国的机械化部队和步兵，以及飞翔在蓝天的飞机，将保证奥地利人民早日有机会用真正的公民投票的办法，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之后，他又加进了点儿个人成分，“本人，帝国元首和总理，将以一个自由德国公民的身份，幸福地漫步在我家乡的土地上。”

        早晨8时，德军已像流水似的拥进奥地利。某些边境据点已被当地居民拆除。这次入侵更像是即兴军事演习。例如，第二装甲师是看着《贝的克旅行指南》前进的，还在当地加油站加油。德军开进奥地利后，当地的妇女和孩子兴高采烈地向他们投掷鲜花。纳粹的坦克挂起两国国旗，还用草木予以装饰。“老百姓看到，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来的，”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回忆说，“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热烈欢迎。”几乎在每个城市和乡村，家家户户都挂起卐字旗，欢天喜地地迎接德国人，“人们互相握手、亲吻，眼睛里还流着喜悦的泪水。”阻止向维也纳快速进军的唯一障碍是，道路上堆满了抛锚的坦克和卡车。

        希特勒于中午时分抵达慕尼黑后，车队便开往穆尔多夫（离布劳瑙不到一小时车程）。入侵部队司令部冯·博克将军向希特勒禀报说，他们未遭任何抵抗。由于通往莱茵河的道路上满是车辆和看热闹的人群，希特勒的车队直到下午大半晌后才得以过河。在布劳瑙，希特勒的车子一步步地爬行。欣喜若狂的人们争先恐后地要摸摸他的车子，好像它是某种宗教圣物似的。车子慢慢驶过古老的小城门，朝波默旅店驶去——约在49年前他就出生在这里。在人们的欢呼声伴随下，希特勒一行继续朝他所熟悉的土地驶去。在朗巴赫，在那座破旧的修道院（修道院的制服的两臂挂卐字章）前，希特勒令司机停车——他曾在那里上过音乐课。

        在伦敦，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张伯伦阴郁地判断，合并是不可避免的，“……除非那时各大国说，‘如果你向奥地利开战，你就得对付我们’。”但是，此事并不可能发生。“反正，”他得出结论说，“那个问题已时过境迁了。”对此已成事实，他一笔勾销，认为无足轻重。

        希特勒的颇有感触的返乡之行，其第一阶段结束于林嗣（多少个夜晚，他曾独自在林嗣街头流浪）。那时，天色已晚。在集市广场上，等候在那里的约10万名市民，欢喜若狂地把希特勒的车队团团围住，令他的随行人员和副官们惊愕得目瞪口呆。当元首和新总理出现在市政厅的阳台上时，群众简直疯狂至极。“整个气氛有如触电一般，热烈兴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凯特尔回忆说。希特勒泪如泉涌。站在他身旁的古德里安坚信，“他绝不是在演戏”。

        在发表了简短的思乡之感后，希特勒回到下榻地文津格旅馆。旅馆老板让出了自己的套房，主屋内堆满了动物标本。讨厌狩猎的希特勒屡次几乎被一只北极熊头绊倒；那张大床——床头上方悬挂着一幅用俗丽的镜框框着的约瑟夫因·贝克尔的肖像——也不对他的口味。在这种不讨人喜欢的环境下，他与赛斯·英夸特议事，合并之事只字未提。

        在回乡时，希特勒并未理解合并的全部意义，只觉得它是个松散的联邦，一如昔日的奥匈帝国。但是，一天来所见到的热情，使他的观念变了。他对仆人说：“这是命运，林格。我是注定要当元首，要把全体日耳曼人纳入大日耳曼帝国中去的。”

        当晚，赛斯·英夸特便返回首都。在那里，他发现维也纳的纳粹已集合好了，准备欢迎元首。他们准备搞火炬游行，而游行者已欢呼得筋疲力尽。古德里安将军的坦克车队早在天黑前便从林嗣出发，但由于下雪，又在修路，数英里的道路难于行走。所以，在抛下最少50辆坦克后，他的先遣队于午夜后才抵达维也纳。即使已过午夜，古德里安发现，街上仍站满了激动的市民；看到第一群德国士兵后，他们便立刻“疯狂地欢呼”。入侵部队由奥地利军乐队开路，打歌剧院前走过。人们用鲜花和用沙哑的声音表示的友情迎接他们。热情洋溢的市民扭下古德里安将军的大衣纽扣以作纪念，还把他一直抬到住所。令市民们惊奇的是，在日出时分，德国军官蜂拥至食品商店，购买了大量奶油、香肠和其他食品。

        星期天上午，戈林与在伦敦的里宾特洛甫通了电话，把希特勒受到盛大欢迎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向奥地利或米克拉斯发布过最后通牒之说，是个谎言。里宾特洛甫将此一切都吞了下去。他回答说，对发生在奥地利的事，一般英国人并不真正关心。尽管如此，在高兴之余，里宾特洛甫也多少有点儿关切。他问，假若发生某种威胁或麻烦，元首是否吃得住？

        戈林早已派信使坐飞机前往奥地利，敦促希特勒设法超出原来的计划。“如果热情如此之高，”他建议道，“我们何不做得彻底。”或许，希特勒对戈林近日的所为一无所知；但也有可能是，他故意让他的空军元帅自行其是，以便在发生差错时自己可以不负责任。不管是何种情况，他们的心是息息相通的。希特勒业已令内政部的一位官员草拟一项关于德奥合并的法律条文。至中午时，法律条文已草就。通过后，希特勒签发给了身在维也纳的赛斯·英夸特，并令他于当天通过。

        起初，赛斯·英夸特大吃一惊。但是，新总理越想越喜欢这项立法。另外，希特勒已答应在一个月内举行无记名自由投票，批准这一立法。在赛斯·英夸特确信这一法令不但必不可免，且“价值连城又有用”时，他便敦促内阁予以通过，理由是德奥合并乃“人民的意志”。内阁一致同意将国家交给希特勒，但是米克拉斯总统再次寸步不让，拒绝在文件上签字，宣称“在行使权力方面受阻”，这便给了他职权移交给总理的立宪权。

        希特勒虽坚信合并可以立法确立，但心中还有一个突兀的问题。自他与冯·赫森亲王通话以来，他就在等待墨索里尼的正式批准。都几乎过去两天了，但罗马还未有片言只字前来。事实上，德奥合并的消息已将墨索里尼“难倒了”。他喊道：“那个该死的德国人！”最后，他恢复了平静，于星期天发出一封简短的电报：

        对您解决奥地利问题的方法本人表示祝贺。我曾警告过许士尼格。

        元首的喜悦可说是完美无缺了。他怀着感激的心情发了一封更短的电报：

        元首觉得有必要与爱娃·勃劳恩分享其凯旋的快乐，便打电话让她去维也纳。

        当日早些时候，他曾到邻近的里昂丁村看了看。他与林格一起，走到父母的坟前——就在老家对面的坟场里。希特勒从仆人手中接过一个花圈，让他与其他随从全部退场，他要致哀。他把花圈靠在墓碑上，默哀了片刻。之后，依旧沉默不语和满腹忧思，这是希特勒孩提时代出没过的地方。他百感交集，却不露声色，即使对亲信也如此。他认出了一个名叫哈格穆勒的同学，与他交谈了片刻。后来，他在林嗣的旅馆内与旧日的朋友团聚，其中包括一名修表匠和他的历史老师休谟博士。

        当晚，更像是跟班而不是政府总理的赛斯·英夸特来到希特勒的房中。当得悉将奥地利变成德国一个省的法律业已通过时，他不禁感动得哭了。“不错，”他好容易才开了口，“一个出色的政治行动避免了流血。”这样，奥地利的独立就此告终。3月13日，星期天，即许士尼格希望通过公民投票巩固奥地利独立的日子，也就此告终。

        西蒙·弗洛伊德曾向家人答应，一旦纳粹上台，全家便离开奥地利。现在，他对他的英国同事埃内斯特·琼斯医生说：“这是我的岗位，不能离开它。”这使琼斯想起了“泰坦”号船长的故事。人们问船长你为何弃船？他回答道：“我从不弃船，是它弃我。”弗洛伊德明白了。他承认，奥地利已不复存在，同意去英国这块“早年梦寐以求的土地”。他未过早逃离。在鲁道夫·赫斯的亲自指挥下，根据国社党关于党和国家关系的思想重建奥地利的工作已经开始了。更为凶恶的还是希姆莱主持的对警方的清洗礼——对政治上的反对派的迫害。盖世太保头子海德里希已到莫尔津广场走马上任，他手下的特工人员已开始检查法令全书以及从奥地利秘密警察局局长那里缴获的档案。最少已有一宗政治谋杀案发生，那就是巴本的心腹顾问德国大使馆领事。

        当地的冲锋队已开始迫害犹太人，把他们从家里、办公室里拖出来，强迫他们用酸性溶液洗刷写在墙上和人行道上的（许士尼格的）宣传口号，还有的被抓来冲洗党卫队营房的厕所和清扫街道。这样欺负犹太人，许多德军军官是看不顺眼的。记者格底曾亲眼看见两名军官“将两名年老的犹太人用来擦洗人行道的水桶踢翻，告诉他们可以走了，还把看管他们的纳粹冲锋队员骂了一顿”。

        这些情景并未挫伤大多数维也纳人的热情，因为他们还陶醉在过去48小时发生的各种事件中。“这里，人们热烈地欢迎新政权以及昨晚宣布的将奥地利并入帝国的决定。要否认这点是不可能的，”英国大在星期一发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电报中说道，“希特勒先生若说他的行动受到了奥地利人民的欢迎，那是完全应该的。”这是有理由的。合并或许能结束失业——失业人数达60万，受打击最重的自由职业者，不少医生沿街行乞。

        当日上午晚些时候，希特勒出发前往维也纳。由于沿途人群甚众，加上满路是抛锚的卡车和坦克，他平均一小时只行20英里，车队抵达首都市郊已是下午5时了。每座建筑物，包括教堂在内，都悬挂奥地利和德国国旗。希特勒进城时坐的是敞篷车，他笔直地站立着，一只手前伸。列队站在街道两旁的群众，一看到希特勒，便高声欢呼，直喊到声嘶力竭。欢呼是疯狂的，又是自发的。他的车在帝王饭店前停了下来。希特勒进饭店后，只觉得自己的另一个梦想也实现了。年轻时，他是多么想进去呀。现在，饭店用红色条幅装饰，还有他的记号——卐字章。

        人们不停地高喊着，喊的是根据古老的日耳曼酒令改的新词：“我们不回家，我们不回家，元首快讲话！”他只好步出房间，走上阳台，群众仍在疯狂地高喊。他向他们敬礼，还挥手向他们致敬。之后，便回屋去了。但是，群众仍在有节奏地高喊，喊了一小时又一小时，迫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走上阳台与他们见面。

        开始时，他很安静，很少开口，好像那永无终止的欢呼声已令他麻木了。然而，随着夜越来越深（希特勒的亲信是这样对国际新闻社的皮埃尔·赫斯说的），他不禁忆起了当年他是如何在帝王饭店前来回走过的：“我看得见大堂里的灯火和吊灯，但我明白，我是不能进去的。有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地上积雪足有几英尺深。我倒得到了一个铲雪挣钱的机会。够有讽刺性的，我们五六个人恰好就派到帝王饭店前去清除人行道上的积雪。”就在那天晚上，哈布斯堡皇族刚好在里边宴客。“我亲眼看见卡尔和吉达步出御车，踏着红地毯，昂首阔步走了进去。我们这些穷鬼得把四面八方的雪铲掉，每次贵族老爷们光临时我们还得脱帽致意。他们对我们不屑一顾，虽然他们身上的香水味仍留在鼻间。我们差不多像他们那样重要，或就铲雪一事论，对维也纳而言也是重要的。那晚大雪整夜下个不停，但这家饭店连一杯热咖啡也不给送来。”旅馆内欢快的乐声不但使他想哭，且使他为生活的不公平大鸣不平。“当晚，我就下定决心，有朝一日我必定回帝王饭店来，也踏着红地毯，走进灯火辉煌的旅店去，到哈布斯堡皇族跳舞的地方去。那时，我并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和在什么时候，但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天。而今晚，我就在这里了。”

        星期二早晨他醒来后，他的胃不再像在林嗣时那样痉挛了。在赫尔顿广场上举行的有20万人参加的欢迎会上，他精神抖擞地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说，现在，新的任务已摆在他们的眼前，他们的国家也有了个新的国名，叫“东马可国”。不过，这项任务和国名均源于自己的历史，因为来自东方的攻击在古代的东马可国的边界便被粉碎了。无论是新任务还是新国名都未使听众的热情冷却下来，他们喊叫的热情不比慕尼黑的任何听众差。演讲结束后，希特勒转身小声地对广播员说：“请宣布，帝国奥地利总督赛斯·英夸特讲话。”谁也不像总理那样惊奇：一下子他便变成了一个省的总督！听众应声欢呼，赛斯·英夸特只好接受降格。在这个时刻，阿道夫·希特勒是不会做错的。

        接着便开始游行。冯·博克将军骑着马，奥地利的将军们跟在他后边（奥地利军队刚被吸收为德国陆军）。游行队伍打冬宫及其投枪式的铁栏杆前走过。在盛大的游行的间隙中，心地善良的天主教徒巴本对希特勒提出警告，假如这里的教会也像德国教会那样遭受攻击，合并就会烟消云散。

        “用不着害怕，”希特勒说，“这我比谁都懂。”

        当日晚些时候，红衣主教英尼泽画着十字向希特勒表示问候，并说，只要教会能保持其自由，奥地利的天主教徒们就会“变成大帝国最忠实的儿子。在庄严的今天，他们已被带回大帝国的怀抱”。据巴本的说法，听到这位红衣主教的爱国言论希特勒很是高兴，热烈与他握手，还“保证他要什么给什么”。

        爱娃·勃劳恩也享受了胜利时刻的喜悦，给妹妹伊尔塞寄了一张明信片。她写道：“我疯了。”她是由母亲和她最好的女友赫尔达·施奈德陪伴前来维也纳的。她独居一室，房子就在她的情夫的居室对面，仅隔一条走廊。他们幽会的秘密，连希特勒的随从副官都一无所知。当日黄昏，希特勒飞返慕尼黑，但未带爱娃同行。

        次日，在柏林，人们把他当作征服英雄加以欢迎。“全城如痴如狂，兴奋万分。”罗希纳给家人写信道，“男孩子和女孩子尤其歇斯底里。”希特勒趾高气扬地大谈德奥合并一举，“德国已成了大德国，将来也仍然如此。”他说，上帝挑选了他去实现与奥地利的大团圆，这使他很高兴——奥地利“这块原来最不幸福的土地现已变成最幸福的了”。

        然而，在国内并非一切都顺利。因许士尼格宣布公民投票而推迟的对弗立契进行的军事审判终于开庭了，但很快便发现弗立契无罪。此事令希特勒狼狈不堪。但是，他已发明了一种永不失时髦的政治把戏——用大吹大擂胜利的方法，把注意力从这件事上引开。他匆匆召开国会会议，汇报奥地利的伟大事件。他说，在3天内，“在未放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全体奥地利人民都在欢迎他”。4月10日，整个日耳曼民族，即大日耳曼帝国，将破天荒地第一次前往投票站，以证明对他的忠顺。他唯一的要求是，他要在四年左右的时间从内部去巩固刚从外部取得的合并。在德国全境，不管元首做过什么或将做些什么，人们立刻全盘同意。就是在这绝对信任的情况下，希特勒于3月25日在柯克希堡举行公民投票大选。“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说，“远远超出了小小的一个德国的边界。”

        大选前的10天，希特勒是在他的家乡度过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差不多已将奥地利的安全系统全盘改组（奥地利的安全机关也在小心谨慎地、孜孜不倦地搜集有关元首个人的一切资料。据传，陶尔斐斯和许士尼格收集了众多的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希特勒的祖父可能是犹太人，吉莉·拉波尔可能是被杀害的，他在战时的服务根本不像党的宣传家们吹嘘的那样卓越。如果这些材料，哪怕是以谣传为基础的，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某个危险时期透露出来，都能严重破坏元首的名声。战后对希特勒的某些指控也是缺乏根据的。例如，人们曾广泛地相信，在他夺取奥地利不久，便架起大炮，把他父亲出生地的村庄，连同祖父的墓地和其他可能牵连他的记载一起，炸为灰烬。不错，今天这个村庄是废墟一片，但它不是希特勒毁灭的，而是在战后被俄国人夷为平地的。1941年，德军在该村及其周围建立了军事基地。俄军抵达时，该村的农庄和房舍几乎完整无损）。希特勒大受欢迎的浪潮尚未平息。由红衣主教英尼泽和另外5名主教签署的宣言（被送至新任奥地利总督那里），指示奥地利的天主教徒要去投票：“公民投票日，很明显，既系我神职人员宣布我们为日耳曼帝国的日耳曼人之日，也是我们尽公民的民族责任之日。我们希望，所有基督教徒都能认清他们的责任所在。”

        不管走到哪里，希特勒都被当作救星和元首加以欢迎。4月8日，希特勒再次来到林嗣，再次受到狂热的欢迎。文津格旅馆的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市民们个个都吵着要见他。其中之一是他青年时代的密友库斯特尔·库比席克。希特勒的“办公室主任”阿尔伯特·鲍曼告诉他，元首身体不太好，不能在当日见他。明日来吃午饭行吗？9日，一见到库比席克，希特勒便喊道：“库比席克！”库比席克伸出右手，希特勒紧紧地握住它。希特勒说，他已不像往日，再也没有私生活了。他朝窗外望去，看见了多瑙河上那座曾伤害过他的铁桥。“那丑家伙还在那里！但长不了多少啦。相信我好了，库比席克！”接着，他又开始详细说明他先前为林嗣制订的计划，应该建一座新大桥，一座新剧院，一座对得起布鲁克纳的现代化音乐厅。谈到在林嗣建立新的交响乐队时，希特勒想起了库比席克的宏愿。他干什么了？库比席克难堪地回答说，在埃弗丁镇上当小职员。他解释说，战争迫使他放弃了他的音乐抱负，否则就得挨饿。不过，他还指挥一个业余的管弦乐队，他的三个儿子颇有点儿音乐天才。听到这些，希特勒主动提出，他将负责培养他的三个儿子。“我不能让有天才的孩子们像我们那样过苦日子。你最知道我们在维也纳熬的是什么日子。”

        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后，元首站起身来。库比席克以为会见到此结束，其实不是，希特勒是在叫副官，指示他应如何将库比席克的三个孩子送进布鲁克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会见仍未结束。希特勒详细看了库比席克带来的作品——画、信件以及明信片后，他建议他的老友写一本有关他的书。最后，他握着库比席克的手说，咱们要常常见面。

        当日晚些时候，希特勒前往维也纳——年轻时他们充满梦想的城市。在维也纳，他作了这次选举运动的最后一次演讲。他说，他为自己出生在奥地利而感到骄傲，“我相信，把一个孩子从这里送进帝国，让他长大成人，成为民族的领袖以便把他的家乡归回帝国，这是上帝的旨意。”

        次日举行的选举，结果超出了意料。在奥地利，99.73%的投票者赞成合并。在德国，赞成联合的，占99.2%，赞成希特勒所提的国会候选人名单的，占99.8%。希特勒的勇敢之举（是戈林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的结果），几乎得到了德奥两国人民的一致认可。“对我说来，”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它也证实了他的信念，即他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应沿着这条道路朝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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