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说拖日子，则总还有几天，不致于危在旦夕。荣禄这样思量着，也就不再多问。那知道当天下午，皇帝的病势剧变，入于昏迷。荣禄赶紧派出人去，分头通知，近支亲贵、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弘德殿行走的师傅以及南书房翰林，纷纷赶到，这时也顾不得什么仪制了，一到就奔养心殿。但见昏黄残照，斜抹殿角，三两归鸦，栖息在墙头，“哇哇”乱叫，廊上阶下，先到的脸色凝重，后到的惊惶低问。李德立奔进奔出，满头是汗。

        忽然，有名太监匆匆闪了出来，低沉地宣旨：“皇太后召见。”

        进入西暖阁，跪了一地的王公大臣，两宫皇太后已经泪如泉涌，都拿手绢捂着嘴，不敢哭出声来，只听得李德立在说：“不行了！人都不认得了！”

        “怎、怎么办呢？”慈禧太后结结巴巴地问。

        跪在后面的翁同龢，抬起头来，看着李德立，大声问道：

        “为什么不用‘回阳汤’？”

        “没有用。只能用‘麦参散’。”

        就这时候，庄守和奔了进来，一跪到地，哭着说道：“牙关撬不开了！”

        听得这话，没有一个人再顾得到庙堂的礼节，纷纷站起，踉踉跄跄奔向东暖阁。入内一看，只见皇帝由一名太监抱持而坐，双目紧闭，有个御医捧着一只明黄彩龙的药碗，另外一个御医拿着一双银筷，都象傻了似的，站在御榻两旁。

        见此光景，一个个也都愣住了。群臣相见，有各种不同的情形，或在殿廷，或在行幄，都知道何以自处，唯有象这样子，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有的跪下磕头，有的想探问究竟，独有一个人抢上前去，瞻视御容，这个人是翁同龢。

        这一看，一颗心便悬了起来，他伸出一只发抖的手去，屏息着往皇帝口鼻之间一探，随即便一顿足，双手抱着头，放声大哭。

        这一哭就是报丧。于是殿里殿外，哭声震天，一面哭，一面就已开始办丧事，摘缨子、卸宫灯、换椅披，尚未成服，只是去掉鲜艳的颜色。而名为“大丧”，实非大事，大事是嗣皇帝在那里？

        大清朝自从康熙五十一年十月间，第二次废太子允礽，禁锢咸安宫以后，从此不建东宫，嗣位新君，在大行皇帝生前，亲笔书名，密藏于“金匮玉盒”之中。一旦皇帝驾崩，第一件大事就是打开这个“金匮玉盒”，但是同治皇帝无子，大清朝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皇帝系，到此算是中断了！“两位皇太后请节哀！”一直在养心殿照料丧事的荣禄，找个机会到西暖阁陈奏：“国不可一日无君，如今还有大事要办！”

        这一说，慈禧太后放下李德立进呈的，“六脉俱脱，酉刻崩逝”的最后一张脉案，慢慢收了眼泪，看着养心殿的总管太监说，“都出去！”

        “是！”

        太监宫女，一律回避，西暖阁内就是荣禄为两宫太后密参大计。这样过了半个钟头，才见他匆匆出殿，回到内务府朝房，用蓝笔开了一张名单，首先是近支亲贵：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譓、“老五太爷”绵愉的第五子袭爵的惠郡王奕详、宣宗的长孙贝勒载治、恭亲王的长子贝勒载澂，奕详的胞弟镇国公奕谟；然后是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书房翰林、弘德殿行走的徐桐、翁同龢、还有个红得发紫，现在紫得快要发黑的王庆祺，一共二十九个，算是皇室的“一家人”。

        名单开好，荣禄派出专人去传懿旨，立召进宫。这二十九个人，起码有一半还留在宫内，要宣召的，几乎全是汉人，满洲大臣中，只有一个文祥，因为病体虚弱，又受了这“天惊地坼”的刺激，支持不住，回家休息去了。

        不用说，这是商量嗣立新君。仓卒之间，不知如何定此大计？亦没有私下商量的可能，拥立诚然是从古以来保富贵的绝好机会，但却苦于无人可拥。一个个只是不断在猜测，两宫太后不知道可有看中了的人，如果有了，那是谁？大清朝并无兄终弟及的前例，然则一定是为大行皇帝立嗣，看起来载治的两个儿子，必有一个是大贵的八字。

        这时的西暖阁，已换了个样子，一片玄素，点的是胳膊般粗的白烛，光焰为门缝中钻进来的西北风，摇晃得不停。也不知是由于严冬深宵的酷寒，还是内心激动所致？只是一个个的身子都在哆嗦，牙齿震得格格有声。

        ※ ※ ※

        就在这象雪封冰冻的气氛中，听得太监递相击掌，一对白纸灯，导引着两宫太后临御，只听见“花盆底”踩着砖地的声音越来越近，最后还能听得“息率、息率”擤鼻子的声音，两宫太后并排出现，一式黑布棉旗袍，光秃秃的“两把儿头”，没有花，也没有缨子，眼睛都肿得杏儿般大。

        站班迎候的王公大臣，随着两宫太后进了西暖阁，由惇王领头行了礼。慈禧太后未语先哭，她一哭，慈安太后自然更要哭，跪在地下的，亦无不欷歔拭泪。

        慈禧太后在一片哭声中开口：“如今该怎么办？大行皇帝去了，我们姐妹怎么再办事？”

        这一问大出意外，不谈继统，先说垂帘，似乎本末倒置。惇王、恭王和醇王，都不知如何回奏，首先发言的是伏在垫子上喘气的文祥。

        “邦家不幸，宗社为重。唯有请两位皇太后，择贤而立，然后恳请垂帘。”

        这意思是在载治的两个儿子中，选一个入承大统，这时恭王才想到，正是该自己说话的时候了。

        就在皇帝驾崩到奉召入西暖阁的这段时间中，他在军机大臣直庐中，已经跟人商量过，反复辩诘，为了替大行皇帝立嗣，也为了维持统绪，唯有在载治的两个儿子中，挑一个入承大统，所以这时便磕头说道：“溥伦、溥侃为宣宗成皇帝的曾孙，请两位皇太后作主，择一承继大行皇帝为子……。”

        他的语气未完，惇王便紧接着说：“溥伦、溥侃不是宣宗成皇帝的嫡曾孙，不该立！”

        不该立，该立谁呢？若论皇室的溥字辈，除了载治的两个儿子，此外就更疏远了，惇王向来是想到就说，不问后果的脾气，而这一说恰好逢合着慈禧太后的本意。

        “溥字辈没有该立的人。”她的声调显得出奇地沉着，“文宗没有次子，如今遭此大变，要为文宗承继一个儿子。年纪长的，不容易教养，实在有难处，总得从小抱进宫的才好。现在当着大家在这里，一句话就定了大局，永无变更。”她指着慈安太后说：“我们姊妹俩商量好了，是一条心，姐姐，是不？”

        慈安太后一面拿块白雪绢擦眼睛，一面点了点头。

        “我现在就说，你们听好了！”

        说着，双眼中射出异常威严的光芒，被扫到的人，不由得都俯伏了。在理应该如此，因为宗社大计，生民祸福，就在她这句话中定局。

        “醇亲王的儿子载湉，今年四岁，承继为文宗的次子。你们马上拟诏，商量派人奉迎进宫。”

        话还没有完，肃然跪聆的王公亲贵、元老大臣中突然起了骚动，只见醇王连连碰头，继以失声痛哭，是绝望而不甘的痛哭，仿佛在风平浪静的湖中，突然发觉自己被卷入一个湍急的漩涡中似的。本性忠厚的醇王，一直以为“家大业大祸也大”，如今片言之间成为“太上皇”，这祸是太大了！

        忧急攻心，一下子昏迷倒地，他旁边就是他的同母弟孚王，同气连枝，休戚相关，急忙上前搀扶，而醇王形同瘫痪，怎么样也不能使他好好保持一个跪的样子。

        于是匆匆散朝，顾不得慰问醇王，都跟着恭王到了军机处。一面准备奉迎四岁的新皇帝进宫，一面商量，如何将这件大事，诏告天下。

        有的说用懿旨，有的说应该在皇帝的遗诏中先叙明白。结果决定即用懿旨，也该在遗诏中指明。而新皇帝到底是以什么身分继承皇位，又要先说明白，不然就会象明世宗以外藩继统那样，搞出尊崇“本生”的“大礼议”，遗患无穷。

        “一定要说明白，新君承继为文宗之子。”潘祖荫说，“这样子统绪就分明了。”

        “还要叙明是‘嗣皇帝’，诏告天下，皇位由继承大行皇帝而来。”翁同龢说，“这才不负大行皇帝的付托。”

        大行皇帝临终并无一句话，何尝有所付托，但大家都明白，这是为了永除后患，不得不有所假托的说法，尤其是在醇王震动、大失常态的景象，记忆正新之际，无不觉得潘、翁两人的见解，十分正确。

        “就这样吧，”恭王作了结论：“承继文宗为子，接位为嗣皇帝。”

        于是分头动笔，潘祖荫、翁同龢受命撰拟遗诏；“钦奉懿旨”的“明发”，则是军机所掌的大权，他人不便参与，同时也不便由值班的“达拉密”动笔，所以恭王嘱咐文祥拟旨。

        这样分派定了，一屋子的人分做三处，翁、潘二人与南书房翰林在西屋商酌遗诏，文祥由荣禄陪着在东屋执笔写旨，其余的都在正屋商量丧仪。

        “我不行！”病后虚弱，兼且受了重大的刺激的文祥，搁笔摇头：“简直书不成字了。”

        “中堂！”荣禄自告奋勇，“你念我写。”

        “好吧！你听着。”文祥把座位让给荣禄，自己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略想一想，慢慢念道：“‘钦奉懿旨：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着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写到一半，进来一个人，是沈桂芬，起先诧异，不知荣禄在写什么？及至看清楚是在拟旨，顿时变色，心里是说不出的那股不舒服，同时也有无可言喻的气愤，觉得荣禄擅动“‘枢笔”，是件“此可忍、孰不可忍的事”！

        然而此时何时？皇帝初崩，嗣君未立，为了荣禄擅动枢笔而闹了起来，明明自己理直，亦一定不为人所谅，说是不顾大局。看起来竟是吃了个哑巴亏。

        沈桂芬的气量小是出名的。一次五口通商大臣崇厚从天津奉召入京，带了好些海鲜，分赠军机大臣及总理大臣，独独漏了沈桂芬一份，事后发觉，深为惶恐，赶紧又备了一份补送，沈桂芬拒而不纳。

        又有一次是翁同龢宴客，陪客中有一个来自外省，京朝大老，素不识面，主人为双方引见时，那陪客一时忽略，未曾意会到“沈尚书”是“大军机”，礼貌上不是如何了不得的尊重，沈桂芬亦大为不快，竟致悻悻然不终席而去。

        礼节细故，尚且如此，何况擅动“枢笔”？要发作实有未便，不发作心里堵得发慌，所以在东屋坐立不安。而荣禄一向干练机警，这时因为新逢大丧，心里有许多大事在盘算，竟不曾发觉沈桂芬的神色有何异状？至于文祥，体力衰颓，心神受创，当然更顾不到了。

        “行了！”文祥还将旨稿递了给沈桂芬，“经笙，托你拿去跟六爷，还有几位商酌一下，就递了上去吧！”

        到底找到了一个机会，沈桂芬答道：“仲华的大笔，自然是好的。何用再斟酌？”

        坏了！荣禄恍然大悟，自己越了军机的权，但此时不是解释的时候，更不能说要回来撕掉，请沈桂芬执笔重写，只好以后等机会再说。

        于是扶着文祥走到外屋，只见恭王正与大家在字斟句酌，但不是“懿旨”是“遗诏”，最后定了稿，为大行皇帝留下的话是：“朕蒙皇考文宗显皇帝覆载隆恩，付畀神器；冲龄践祚，寅绍不基。临御以来，仰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宵旰忧劳；嗣奉懿旨，命朕亲裁大政。仰维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自维德薄，敢不朝乾夕惕，惟日孜孜？

        十余年来，禀承慈训，勤求上理，虽幸官军所至，粤捻各匪，次第削平；滇黔关陇苗匪回乱，分别剿抚，俱臻安靖，而兵燹之余，吾民疮痍未复，每一念及寤寐难安。各直省遇有水旱偏灾，凡疆臣请蠲请赈，无不立沛恩施。深宫兢惕之怀，当为中外臣民所共见。

        朕体气素强，本年十一月适出天花，加意调摄，乃迩日以来，元气日亏，以致弥留不起，岂非天乎！

        顾念统绪至重，亟宜传付得人。兹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着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特谕！’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钦承付托。‘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惟日矢忧勤惕励，于以知人安民，永保我不基；并孝养两宫皇太后，仰慰慈怀。兼愿中外文武臣僚，共矢公忠，各勤厥职；思辅嗣皇帝郅隆之治，则朕怀藉慰矣！

        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这一道懿旨，一道遗诏，性质都重在为文宗承继次子，为国家立新君，算是喜事，而且又有御名在内，所以用黄面红里的护封。等安排妥当，御前大臣所拟的奉迎嗣皇帝的礼节，亦已用红单帖写就，于是递牌子请起，面奏两宫太后定夺。

        当文祥与荣禄拟懿旨，南书房翰林拟遗诏的时候，恭王与亲贵大臣，曾有成议，大行皇帝无子，将来嗣皇帝生了皇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子。这个打算与两宫太后的意思，完全相同，因此懿旨重新修改，特为加上了这一笔。

        “奉迎嗣皇帝的礼节，臣等公议，”惇王面奏：“嗣皇帝穿蟒袍补褂，进大清门，由正路入乾清宫，到养心殿谒见两位皇太后，然后在后殿成服。”

        “可以！”慈禧太后问，“派谁去接？你们商量过没有？”

        “商量过了。想请旨派孚郡王率领御前大臣，到‘潜邸’

        奉迎。”

        “那就快去吧！”慈禧太后又说，“天气太冷，可当心，别让孩子着了凉。”

        慈禧太后口中的孩子，就是嗣皇帝，今年才四岁，是醇王福晋，也是小名“蓉儿”的慈禧太后的胞妹所出，虽然行二，实同长子。他生下地不久，就被赏了头品顶戴，一个月前又以大行皇帝的“天花之喜”，加恩亲贵近臣，赏食辅国公俸。公爵是宝石顶，醇王福晋特为替他做了一顶小朝冠，全套的小蟒袍、小补褂，预备新年进宫贺节之用，这时却先派上了用场，老早将他打扮得整整齐齐，等候宫中派人来接。

        ※ ※ ※

        奉迎新君的仪仗，是午夜时分出宫的，由孚王率领，直往太平湖的醇王府。这座曾为八旗女词人西林太清春吟咏之地的园林，人杰地灵，龙“潜”于此，如今得改称“潜邸”，钦使到门，只见大门洞开，灯火辉煌，孚王捧诏直入，先宣懿旨，后叙亲情。

        “七嫂！”孚王请着安说：“大喜！”

        醇王福晋不知道怎么说了？又淌眼泪、又露笑容，自己都不分辨心中是何感觉。

        “皇上呢？”孚王不敢耽搁，放下手里的茶碗，站起身来说：“请驾吧？”

        “奶妈呢？”醇王福晋问，“可是一起进宫？”

        “内务府已经传了嬷嬷了。”孚王答道，“一起进宫也可以，请懿旨办吧！”

        “千万请九爷面奏皇太后，还是得让奶妈照料孩子……。”

        “嗐！”一句话不曾完，醇王大声打断，“什么孩子？皇上！”

        “一时改不过口来。”醇王福晋很费劲地又说：“皇上怕打雷，离不得他那奶妈。”

        “是了！我一定拿七嫂的话，代奏两位太后。”孚王回身吩咐：“请轿！”

        等一顶暖轿抬了进来，醇王福晋亲手抱着睡熟了的“孩子”交与孚王，嗣皇帝就这样睡在孚王怀中，进入深宫。

        进宫叫门，交泰殿的大钟正打三下，两宫太后还等候在养心殿西暖阁，嗣皇帝熟睡未醒，所谓“谒见”也就免了。慈禧太后自道心绪不宁，四岁的新君，便由钟粹宫的太监抱着，暂时归慈安太后抚养。潜邸来的奶妈，跟着到钟粹宫当差，可以教醇王福晋放心了。

        这一夜宫中灯火错落，许多人彻夜未眠，身有职司，忙忙碌碌在料理丧事的，固然甚多，枯坐待命，只好以闲谈来打发漫漫长夜的，却也不在少数。于是，有个离奇的传说，便在这些太监的闲谈中，很快地传播开来。

        传说中皇帝的“内陷”，是由受了惊吓所致。那天——十二月初四午后，皇后到养心殿东暖阁视疾。皇帝见她泪痕宛然，不免关切，问起缘故，皇后一时忍耐不住，把又受了慈禧太后责备的经过，哭着告诉了皇帝。

        那知慈禧太后接得报告，已接踵而至，摇手示意太监，不得声张，她就悄悄在帷幕外面偷听。听得皇帝安慰皇后：“你暂且忍耐，总有出头的日子！”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忍不住要“出头”了。

        据说她当时的态度非常粗暴，民间无知识的恶婆婆的行径无异，掀幕直入，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劈面就是一掌！

        皇后统率六宫，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当此来势汹汹之际，但求免于侮辱，难免口不择言，所以抗声说道：“你不能打我，我是从大清门进来的。”

        这句话不说还好，一说却如火上加油。慈禧太后平生的恨事，就是不能正位中宫，皇后的抗议正触犯她的大忌，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厉声喝道：“传杖！”

        “传杖”是命内务府行杖。这只是对付犯了重大过失的太监宫女的办法，岂意竟施之于皇后！皇帝大惊，顿时昏厥，这一来才免了皇后的一顿刑罚，而皇帝则就此病势突变，终于不起。

        这个传说，悄悄在各宫各殿传布，没有人敢去求证，所以其事真伪，终于不明。但慈禧太后在皇帝崩逝以后，定策迎取嗣皇帝进宫，始终不曾让皇后参与，却是有目共见的事实。今后皇后以新君的寡嫂，住在宫中，算是什么身分？统摄六宫的权职，究竟还存在不存在？这些都是绝大的疑问。

        内廷如此，外间的议论，自然更多。就事论事，懿旨颇费猜疑，说是“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子”，则将来此一皇子，是继嗣而不一定继统。因此有人以宋初皇位递嬗的经过为鉴，忧虑着大行皇帝会成为明武宗第二，而嗣皇帝就象明世宗那样，自成一系，这一来将会生出无数纠纷。同时，居孀的皇后，也就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因为嗣皇帝将来生有皇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后，同时承受大统，接位为帝，则此时的皇后阿鲁特氏，便是太后，否则便仅仅只有一个儿子，而不是有一个做皇帝的儿子。

        这些是稍微多想一想就能明白的道理，等想明白了，便不免为皇后不平。前朝帝皇，英年崩逝的例子不能算少，大致新寡的皇后总能受到相当的尊重，象这位同治皇后那样，仿佛有罪被打入冷宫似的，却是绝无仅有，特别是与醇王一家相比，荣枯格外明显。在王公亲贵中，颇有人存着这样一个疑问，文宗的胞侄有好几人，何以偏偏选中醇王福晋所出的这一个？因而怀疑慈禧太后与醇王早有联络一样，就象十三年前，慈禧太后与恭王早有联络一样。而居间传话的人，自然是荣禄，醇王与荣禄的关系之深，是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

        不知是由于真的怀疑，还是妒嫉，或者迁怒，一时从亲贵到朝士，对醇王持着反感的，大有其人。妒嫉与迁怒，都可以置之度外，如果是有所怀疑，醇王就无法保持缄默了。

        不说前代，只谈本朝，现成就有个“皇父摄政王”的称呼在，醇王与多尔衮情况不同，但论身分，却是名符其实的皇父。眼前虽由两宫太后垂帘，但嗣皇帝总有亲政的一日，如果他是象明世宗那样“孝思不匮”，授以“皇父”的名号，畀以摄政的实权，那时就谁也不能想象醇王会如何生杀予夺，但凭爱憎地作威作福？

        这些疑虑别人想得到，醇王本人当然也想得到，从西暖阁初闻懿旨的那一刻，他就想到了，因此才会震惊而致昏迷。事后越想越不安，深怕从此多事，决定自己先表明心迹，情愿闲废终身，不闻政事，所以写了那样一道奏折：

        “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时值天下多故，尝以整军经武，期睹中兴盛事，虽肝脑涂地，亦所甘心。何图昊天下吊，龙驭上宾，臣前日瞻仰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病，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无遗；曲赐于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使臣受幈幪于此日，正邱首于他年，则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鸿施于无既矣。”

        这在醇王是篇大文章，亲笔写成初稿，特为请了几位翰林来替他润饰，情哀词苦，看过折底的人，都觉得可以看出醇王的胆小、谨慎、忠厚——他就是要给人这样一个印象。

        奏折上达慈禧太后，提笔批了一句：“着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悉心妥议具奏。”交到军机，转咨内阁。

        从十二月初六起，内阁天天会议。首先是议垂帘章程，这有成案可循，不费什么事，议到醇王的这个折子，是由恭王亲自主持。其实醇王的这个奏折，主要的，亦是为恭王而发，彼此心里都明白，恭王是个很爽快的人，不作惺惺之态，率直说道：“醇王所有的差使，宜乎都开去。以亲王世袭罔替。”

        与议群臣，相顾默然，只有礼部尚书万青藜说了话，但与开去醇王所有的差使无关。他问：“醇亲王的称谓如何？”

        这一问绝不多余，相反地，正要有此一问，才能让恭王有个表达意见的机会，他加重语气答道：“但愿千百年永远是这个名号。”

        这就是说：醇亲王永远是醇亲王。生前既不能用“皇父”的称号，身后亦不会被追尊为皇帝。如果有此一日，那便是蹈了明朝“大礼议”的覆辙，决非国家之福。

        定议以后，少不得还有许多私下的议论，特别是翁同龢的话多。自从皇帝一病，连番召见。每每与军机、御前“合起”，俨然在重臣之列，而且又新奉懿旨，与近支王公、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一起为皇帝穿孝百日，这更是太后把他看作皇室的“自己人”的表示。因此，翁同龢不肯妄自菲薄，觉得遇到自己该说话，可说话的时候，应该当仁不让。

        他要说的话是：醇王别项差使可开，管理神机营的差使不可开。因为神机营是醇王一手所经理，如果改派他人，威望够的，未见得熟悉，熟悉的威望又不够。然而这话他又不肯在阁议中说，怕恭王不高兴，只在事后预备上一个奏折，专门陈述这个建议。

        这天晚上正在灯下写折子，听差来报，说“崇公爷来拜。”这没有不见的道理，于是翁同龢具衣冠，开正门，亲自出迎。

        崇绮贵为公爵，但论科名比翁同龢晚，所以在礼节上彼此都很恭敬，吃腊八粥的日子，滴水成冰，大厅上太冷，延入书房款待。

        崇绮新丧“贵婿”，心情自然不好，决不会无因而至，翁同龢意会到此，便很率直地动问来意。

        “听说老前辈预备建言，留醇王在神机营？”崇绮这样问说。

        翁同龢很机警，话说半句：“有是有这个想法，还待考虑。”

        “我劝老前辈打消此议。”崇绮说道，“神机营的情形，没有比我再清楚的。”

        接着，他便滔滔不绝地大谈神机营的内幕，章程如何荒谬、人材如何芜杂？他在他父亲赛尚阿因贻误戎机被革职时，连带倒霉，以后在神机营当过文案，所说的话，虽不免张大其词，却非无的放矢，所以翁同龢不能不重视。

        但是，崇绮的攻击醇王，所为何来？却费猜疑。以他此刻的处境而论，真叫“没兴一齐来”，韬光养晦，犹恐不及，无缘无故开罪醇王，岂非不智之至？

        这就见得内中必有文章了。翁同龢便把那个未写成的折子搁了下来，第二天进宫，找着荣禄，把崇绮夜访的经过，略略一提，向他征询意见。

        如果说神机营腐败，醇王固然不得辞其咎，荣禄却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一直是醇王最得力的助手。然而荣禄却深沉得很，笑笑答道：“你等着看吧！”

        听得这样说，翁同龢自不便深问，敷衍了些闲话，已离了内务府朝房，预备回弘德殿时，荣禄却又喊住了他。

        “平翁，平翁！”荣禄将他拉到一边，“我给你看一篇文章。”

        说完，他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素笺，递到翁同龢手里，打开来一看，是一份折底，写的是：

        “窃维立继之大权，操之君上，非臣下所得妄预。若事已完善，而理当稍微变通者，又非臣下所可缄默也。大行皇帝冲龄御极，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励治，十有三载，天下底定，海内臣民，方将享太平之福。

        讵意大行皇帝皇嗣未举，一旦龙驭上宾，凡食毛践土者，莫不吁天呼地；幸赖两宫皇太后，坤维正位，择继咸宜，以我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并钦奉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仰见两宫皇太后宸衷经营，承家原为承国；圣算悠远，立子即是立孙。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即大行皇帝统绪，亦得相承勿替，计之万全，无过于此。

        惟是奴才尝读宋史，不能无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驳斥。使当日后以诏命，铸成铁券，如九鼎泰山，万无转移之理，赵普安得一言间之？

        然则立继大计，成于一时，尤贵定于百代。况我朝仁让开基，家风未远，圣圣相承，夫复何虑？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岂不负两宫皇太后诒厥孙谋之至意？

        奴才受恩深重，不敢不言，饬下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奏议，颂立铁券，用作奕世良谟。”

        翁同龢一气读完，对这道奏折，虽不同意其中的看法，但觉得文字雅洁，立言有法，颇为欣赏。自称“奴才”，可知是旗人，随即问道：“是那位的折子？”

        “请你先不必问。我要请教，你看这个折子怎么样？”

        “递了没有？”

        “没有。”

        “没有递，最好不递。”翁同龢说，“如今颇有引用宋太宗、明景帝的故事的，其实情形不同，今上生有皇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子，则将来继统的，仍是今上的皇子。传子传侄，是一回事。那天拟懿旨，我主张加上‘嗣皇帝’字样，即是继文宗的统绪之意，应该很明白了，无须有此一折，反成蛇足。”

        “高明之至。”荣禄很欣慰地说了这一句，又悄悄嘱咐：

        “不足为外人道！”

        “是的。”

        “还有，你可知道王某人，这两天作何光景？”

        “不知道。”翁同龢说，“懒得提他。”

        翁同龢是懒得提他。王庆祺，而茶坊酒肆，却正拿他作为话题，成了众矢之的，因此，王庆祺不敢出门，只坐在家里发呆。

        皇帝的致命之疾，在十二月初五以前，是个绝大的忌讳，等一摘缨子，号咷痛哭之余，少不得要问一声，究竟是什么病而致“弃天下”？这一来就瞒不住了，首先太监喜谈是非，内务府的官员好谈宫禁以自诩其消息灵通。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添枝加叶，把王庆祺说得异常不堪。

        太监跟内务府的人说话，向来夸大其词，所以比较持重的人，还是存疑的态度，及至有个人说了一句话，连持重的人都不能不信，皇帝的送命，原来是由“寡人之疾”上来的！

        这个人就是李德立。在龙驭上宾的第二天，就有个姓余的御史，奏劾“将医员立予屏斥治罪”，屏斥则其势有所不能，治罪却不可免，降旨说是：“大行皇帝天花，李德立等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太医院左院判李德立；右院判庄守和均即行革职，戴罪当差。”

        “大行皇帝驾崩，如果真的是我不曾将天花治好，那怕拿我绑到菜市口，没有话说！列公也有在东暖阁瞻仰过御容的，天花不是落痂了吗？”李德立在南书房发牢骚，“人人晓得，天花共是十八天，三天一期，到了落痂，已保平安。何尝是我请脉不谨？”

        “那么，”有人问了一句：“‘六脉俱脱’，总有个缘故在里头？”

        “自然有缘故。”李德立指着南书房翰林孙诒经说：“最好请孙老爷去问贵同年。”

        这就是指王庆祺。孙诒经跟王庆祺是同年，但鄙其为人，不甚来往。当然，也有人跟他相熟，深知他的底细的，私下闲谈，谈出来一副对联，上联是：“宣德楼、弘德殿，德业无疆，幸喜词臣工词曲。”下联是：“进春方、献春册，春光有限，可怜天子出天花！”

        ※ ※ ※

        这副刻薄的对联，隐括大行皇帝与王庆祺的一番“君臣遇合”，很快地传遍九城的茶坊酒肆，连王庆祺自己都已听到，那班“都老爷”自然不会不知道。颇有人早就想弹劾王庆祺，但这道奏章，就跟李德立的脉案一样，有难言之隐，因而都踌躇未发。

        有个湖广道的御史叫陈彝，字六舟，扬州人，却想出来一条路子。他是同治元年翁曾源一榜的翰林，有个同年叫谢维藩，在同治九年放过广东副考官，正考官叫王祖培，就是王庆祺的父亲。王祖培也是“词臣”，道光二十年点了庶吉士，一直当穷翰林，爬到内阁学士，才放了一任广东的考官。广东的乡试，因为赌“闱姓票”的缘故，考官是个有名的美差。王祖培眼看儿子亦已点了翰林，并且先于他当过湖南考官，这一次广东试差再满载而归，后半辈子就大可享享清福了。打算得倒好，无奈大限已到，走到江西地方，暴疾而亡。江西巡抚刘坤一飞章奏告，王庆祺得到消息，自然连夜奔丧。

        谢维藩告诉陈彝的，就是王庆祺奔丧的故事：“父子两翰林，又是考官，地方上照钦差接待，刘岘庄很替他敛了一笔奠仪。那知王某人贪心还是不足。”

        父母之丧是名教中的大事，尤其是衣冠中人，更应尽哀守礼，照规矩说，就该立即由江西盘柩北上，径回直隶宝坻原籍，谁知王庆祺北辙南辕，到了广东。

        “到广东干什么？”听到这里，陈彝问道：“告帮？”

        “你想还有什么别的事？”

        “难道，”陈彝有些不信，“热孝在身，就一点不怕人家忌讳，到广州去乱闯辕门？”

        “怕什么？打着翰林的招牌，少不得都要卖帐。瑞制军的慷慨你是知道的……。”

        瑞制军是指瑞麟，他一生的笑话甚多，但一生官运亨通，得力在宽厚慷慨。凡有京官过广州，一定应酬，何况是放到广东来的考官病故，且“孝子”又是翰林？当时除掉自己致送一份丰厚的奠仪以外，又叫人授意这年办“闱姓”，出身“十三行”的南海伍家，敛了一笔钱送给王庆祺。

        “忘哀嗜利，一至于此！光凭这段劣迹，我就可以参他了。”

        “光凭这一段是不够的。”谢维藩说：“还有荒唐的事。”

        “那就索性请教了！”

        “我只知大概，不敢瞎说。你最好去请教请教河南的京官。”

        “河南的京官？”

        陈彝略想一想明白了。王庆祺同治九年夏天丁忧，三年之丧，照例只算二十七个月，同治十一年秋天服阙赴京，补上了翰林院检讨，这年冬天就有宣德楼的奇遇，第二年正月奉旨在弘德殿行走。夏天有“考差”，以近水楼台之便，放了一任河南考官。所以谢维藩所说的去问河南京官，必是指王庆祺上年在河南乡试中玩了什么花样？若是出卖关节，则有咸丰八年柏葰的前例在，是砍头的罪名。生死出入，关系太大，陈彝倒有些踌躇了。

        一打听之下，并没有那么严重，但确是少见的荒唐。好几个河南京官，异口同声地告诉陈彝，说王庆祺在开封入闱，撤棘以后，微服冶游，在什么地方，招呼的那个姑娘，真所谓“指证历历”，看来丝毫不假。

        这一下陈彝可不必再踌躇了。字斟句酌地写好一道奏折，邀请至好公同商酌，无不大为称赏，认为措词得体，必可成为一篇名奏议。

        这道奏折送到慈禧太后那里，一看之下，觉得是从十二月初五以来，少有的痛快之事，当时就将慈安太后请了来，拿陈彝的奏折念给她听：

        “侍讲王庆祺，素非立品自爱之人，行止之间，颇多物议。同治九年，其父王祖培典试广东，病故于江西途次；该员闻丧之后，忘哀嗜利，复至广东告助。去年王庆祺为河南考官，撤棘后公然微服冶游。举此二端，可见大概；至于街谈巷议，无据之词，未敢渎陈，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验。”

        念到这里，是一个段落，趁慈禧太后停顿之际，慈安太后问道：“‘街谈巷议’，指的是什么呀？”

        “你想呢，指的是什么？”慈禧太后紧皱着眉说，“你再听下去，就更明白了。”

        下面一段是陈彝自叙心境，语意涵蓄，慈禧太后怕慈安太后听不明白，念得很慢：

        “臣久思入告，缘伊系内廷行走之员，有关国体，踌躇未发；亦冀大行皇帝聪明天亶，日久必洞烛其人，万不料遽有今日！”

        念到这里，慈安太后的泪珠，已一滴滴往下掉，慈禧太后的眼圈也红了，擤一擤鼻子，继续念道：

        “悲号之下，每念时事，中夜忧惶。嗣主冲龄，实赖左右前后，罔非正人，成就圣德。如斯人者，若再留禁廷之侧，为患不细！应请即予屏斥，以儆有位。”

        念完，慈禧太后咬牙切齿地说：“王庆祺这个人！就要了他的脑袋都不为过。想不到咱们大清朝吃亏在他手里。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样才能治得了他？为来为去，为的是‘有关国体’这四个字，竟拿他没奈何。如今好了，到底拿住了他的短处！咱们得狠狠儿的办他！”

        “怎么办呢？还能要他的脑袋吗？”

        慈禧太后沉吟着说：“论他‘忘哀嗜利’、‘微服冶游’这两款罪，当然不能处他的死，也不能交刑部议罪，只能革他的职，还是便宜他了。”

        “我看，跟六爷他们商量商量……。”

        “有了。”慈禧太后突然说道：“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也够他受的了。”

        慈安太后不置可否，把陈彝的奏折拿起来看了一下，指着一处问道：“这句话怎么讲，‘左右前后，罔非正人。’”

        “这是说，在皇上身边的人，要个个都是正派的，才能成就圣德。”

        “这么讲就对了。”慈安太后说，“也不能全怪王庆祺一个人。”

        “当然！”慈禧太后的那种目光如电，额间青筋隐隐跃动的，能令人不寒而栗的威颜又出现了，“小李那班人，都要严办！”

        “内务府的人，何尝不应该办？”慈安太后痛心疾首地说：

        “祸都是由修园子闹起来的！三海的工程停了吧？”

        慈禧太后默然半晌，终于点头同意，而且举一反三，很冷静地察觉到，陈彝的奏折中的所谓“街谈巷议，无据之词”，包括着许多不堪闻问的话。外头可能认为皇帝咎由自取，甚至死不足惜。搞出这种荒唐事来，真正是天威扫地！如今再度垂帘，责任都在自己身上，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收拾民心，重建威信。

        因此，第二天召见军机时，她自动提到：三海一切工程，无论已修未修，尽皆停止。恭王自然唯命是从。

        “进贡也停了吧！等三年以后再说。”

        各省督抚、盐政、织造、关监督，照例每年要进贡当地名产，称为“方物”，而进贡的又不仅仅止于御用的一份，由县而府、由府而道、由道而省，层层骚扰分润，送到京里，还要应酬王公大臣，都派在百姓头上，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因此这道上谕，可以说是恩诏。

        接着便是谈陈彝的那个奏折，慈禧太后问道：“陈彝是什么出身？”

        陈彝在李光昭那个绝顶荒唐的骗案中，曾经严劾过内务府的官员，已是响当当的“都老爷”，这一次搏击天下隐憾所聚于一身的王庆祺，谏草未焚，传遍都下，越发声名大起。恭王早知其人，这两天更听好些人谈过，对他的生平，颇有了解，此时扼要奏陈了他的履历，接着又说：“他是同治元年壬戌的翰林，是先帝手里造就的人才。”

        提到先帝，便要垂泪，亦就因为恭王的这句话，慈禧太后对陈彝更有好感，“他这个折子写得很好。”她将原折交了下来，“看得出来是个忠臣！”

        “是！”恭王趁机答道：“言官当中，固然有不明大义、为人‘买参’，或者不明大势，胶柱鼓瑟的，不过读书人到底可佩服的居多。如今人心郁塞，大行皇帝之崩，天下臣民，更有难言之痛，臣请俯纳陈彝一奏以外，更要请两位皇太后，广开言路，择善而从，庶几收拾人心，重开盛世，不负‘光绪’的年号。”

        “是的！”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回想同治初年，上下一心，到底也办成了两件大事。到后来——唉！”她仿佛不忍言似的，只用一声长叹作结。

        军机大臣都能默喻得到她的意思，国事是坏在大行皇帝手里，再从深一层看，自然是大行皇帝年轻不懂事之故！如果不是那么早亲政，仍旧是垂帘之局，就不致于有今天。

        懂是懂了，却没有谁敢附和“颂圣”，因为女主听政，始终是国之大忌。也就因为这个原因，无论英察敏锐如恭王，老谋深算如文祥，细密谨微如沈桂芬，不约而同地有这样一个看法，禁军的兵权，不能再归入慈禧太后的掌握，只有书生而躁进的翁同龢，看不到此。

        这一天要谈的大事，醇王交出神机营，正是其中之一。但首先要对陈彝的奏折有个了断，王庆祺革职永不叙用，恭王完全赞成，只是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这一节，他认为是蛇足。当然，这是不能率直而言的。

        “王庆祺品谊有亏，已是本朝的废物！”恭王这样措词，“臣以为不如随他自生自灭，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反倒留下一个痕迹。数年以后，万一有那不知轻重的地方官，为他奏请起复，反倒难于处置。”

        “说得不错！”慈禧太后很服善，“这一案就这么了掉了，倒还落个耳不闻、心不烦。”

        “是！”恭王接着从怀里取出一张单子，“醇王奏请开去所有差使，已蒙两位皇太后，念其至诚，准如所请。空出来的各项差使，臣等公议，分简王公大臣接替，现在开了个单子，请两位皇太后的旨意。”

        单子呈了上去，慈禧太后先拿手按着不看，向慈安太后用征询的语气说道：“醇王的差使，只有一个顶要紧，神机营得好好找一个人管。”

        “是啊！”慈安太后顺口回答。

        “我看倒不如六爷自己管。”

        这句话中，就有些分量了。慈安太后未及答言，恭王抢先回奏：“臣实在分身不开，而且军务方面，臣亦隔膜。臣等公议，由伯彦讷谟诂跟景寿管理神机营，伯彦讷谟诂佩带印钥。”

        这是获得亲贵重臣一致支持的一个决定，作用是防微杜渐，不让慈禧太后有假手醇王，掌握禁军的机会。伯彦讷谟诂是僧王之子，家世资望都还相当，而最重要的是籍隶蒙古，由他来掌管神机营，一则地位超然，彼此都可免于猜疑，再则是对蒙古人的一种安慰，表示他们虽失“贵婿”，朝廷依然优礼尊重。事实上在京的蒙古大臣，对此亦颇重视，由崇绮出面来向翁同龢疏通，不必坚持留醇王，正可以看出他们的公意。

        其实慈禧太后自己，倒并没有想掌握禁军之意，她只不愿意将神机营交给恭王一系，如今由伯彦讷谟诂佩带印钥，是个很妥当的安排，所以当时便表示同意，不过却为醇王留下了卷土重来的余地。

        “醇王经管神机营多年，很有成效，一切情形也都熟悉。”她说，“以后应兴应革，比较有关系事，仍旧该跟他商量。这一层意思，也写在上谕里头好了。”

        恭王口中答应，心中冷笑，醇王好武，自命会带兵，其实不懂刚柔相济之道，对部下但以恩结，不用峻法，以致军纪废弛，简直成了笑柄。这正也是恭王和一班比较有远识的重臣，认为不能再让醇王管理神机营的原因之一。当然，伯彦讷谟诂受命之先，是有承诺的，答应一到了差，立即开始切实整顿。

        诏谕一下，少不得还有一番谦让，伯彦讷谟诂复奏，“请简派近支亲王佩带印钥”。慈禧太后心里明白，这是指惇王而言。换了别的近支亲王，还有考虑的余地，这位“五爷”，连慈安太后都觉得他的脑筋不甚清楚，自然仍持原议，“毋庸固辞”。

        伯彦讷谟诂原来管着“火器营”，这也是很要紧的一个差使，改由亲贵中正在走红的礼亲王世铎和贝勒奕劻管理。交了那面的差使，接这面神机营的差使，由荣禄代表醇王，移交印钥。伯彦讷谟诂接了事，随即下了一张条子：神机营官兵嗣后出操，不准随带闲杂人等。所谓“闲杂人等”其实是那些“黄带子”、“红带子”的“伺候大爷下操”的听差，有的牵马，有的管鹰，还有带着鸦片烟枪的。

        从这上头，最可以看出新君嗣位所带来的新气象。不过此时中外所瞩目的，还在整肃宫禁，王庆祺革职以外，严办了好些太监，然后是御史参奏贵宝和文锡，“承办公事，巧于营私”，亦都被革了职。

        宫中还有件事，为大家所注意的，那就是同治皇后的身分，从来兄终弟及，最尴尬的事，无过于处置这寡居的皇嫂。臣下亦曾议及，只是慈禧太后态度冷漠，大家就不敢多言，预备等到大行皇帝的尊谥和庙号议定了再说。

        庙号的第二字，自然称“宗”，第一个字，在阁议中，原来拟的是“熙”或“毅”，宝鋆和翁同龢都表示反对，说前朝只有一位金熙宗，酗酒妄杀，人人危惧，以后为完颜亮所弑。至于“毅宗”，则是崇祯帝的庙号，亡国之主，更不可用。结果庙号拟的是“熙、肃、哲”三字，尊谥拟的是“顺、穆”二字，奏请两宫太后裁定。

        这是一件大事，而且慈禧太后自觉不甚在行，所以召集军机、弘德殿、南书房等处的臣子，公同商议。于是徐桐建议：庙号“穆宗”，尊谥则用“毅”字。

        明朝也有个穆宗，年号隆庆，明世宗的第三子。这位皇帝，起用建言得罪诸臣，优恤死难，减赋息民，边境宁静，大体说来，是个继体守文之主，可惜在位只有六年。与大行皇帝的不永年，情况相似。但明穆宗传位神宗，却享国四十余年之久，这对当今的嗣君来说，是个好兆头。而且神宗初年，太后垂帘，与张居正内外相维，重用戚继光，荡平倭患，在历史上颇露光采。这些故事，慈禧太后曾经在以前南书房翰林许彭寿、潘祖荫编纂的《治平宝鉴》中读到过，所以欣然首肯。

        ※ ※ ※

        穆宗毅皇帝的称号是定了，穆宗皇后，亦须有一封号，这用不着臣下参赞，慈禧太后在内阁拟呈的字样中，用朱笔圈定了“嘉顺”二字。熟悉宫闱的人说，这是对“嘉顺皇后”的一个警告，顺从始可嘉。但又有人说，即使顺从，嘉顺皇后以后的日子也很难过。直须逆来顺受，熬到慈禧太后宾天，才有出头之日。

        在体顺堂日夕以泪洗面的皇后，得此封号，不但不足以为慰，而且别有一件伤心之事。在大行皇帝生前，皇后若有比较舒畅的心情，便是跟她的两个大姑子相聚的那片刻，荣寿公主跟她同年，荣安公主比她小一岁，但仍旧得称姐姐。两个姐姐中，皇后又比较跟荣安公主更来得亲近，因为她娇憨随和，不似荣寿公主那样有棱角。

        由于舍不得她的生母丽贵太妃，荣安公主虽早已指婚给世袭一等雄勇公苻珍，却直到上年八月，十九岁才下嫁。这年夏天传出喜讯，当大行皇帝病重时，因为身怀六甲，竟未能亲临探视。凶信一传，姊弟情深，也不知哭了多少场，悲痛过度，竟致早产，婴儿夭折。说也奇怪，产后跟大行皇帝一样，得了天花，到了十二月二十八，医生不肯开方子了。两宫太后得报，亲临公主府视疾，荣安公主已经昏迷不醒，连一声“皇额娘”都不会叫。延到除夕上午咽了气，府里的人传说：病中呓语，道是文宗相召，命她与大行皇帝同行，一起追随于泉台——从此世间就没有文宗的亲骨血了。

        于是愁云惨雾的宫中，又添一个伤心人：丽贵太妃，与嘉顺皇后相拥号咷，哭得死去活来。当然，这也须瞒着慈禧太后，因为这一天大年三十，不论如何，也得讨个吉利。

        这个年当然是过得满目凄凉。到了二月二十，恰是四岁的嗣君，登极后的整整一个月，忽然传出消息，说嘉顺皇后在这天寅初，也就是半夜三更时分，香消玉殒。因何崩逝？却不分明，问起来，说是嘉顺皇后因为大行皇帝之崩，哀伤过甚，缠绵病榻已久。然则何以不见御医请脉的药方？这又有个解释，说嘉顺皇后拒绝医疗。这样看起来，她是抱着必死之心的了。

        翁同龢因为奉旨相度陆地，尚未复命，不便入宫，但这天去拜了几处客，每一处都在谈着嘉顺皇后，私底下的说法各有不同，一种说法是嘉顺皇后在十二月初五，就曾吞过金屑自尽，遇救不死，所以判断此番崩逝，依然是自裁。

        另一种说法是，从大行皇帝一崩，慈禧太后就归罪于嘉顺皇后，甚至诬赖她房帷不谨，以致大行皇帝发生“痘内陷”的剧变。嘉顺皇后遭遇了这样难堪的逆境，无复生趣，恹恹成病，终于不治。

        再有一说是慈禧太后决心置嘉顺皇后于死地，尤其是广安的奏折一上，继嗣继统之争，于大行皇帝是“身后是非谁管得？”而在嘉顺皇后，则有一天或将会有个做皇帝的儿子，一为太后，总可以想出办法来发号施令。慈禧太后从《治平宝鉴》中，听过宋朝宣仁太后被诬的故事，所以持着戒心，认为嘉顺皇后在世一日，便有一日的隐忧后患，因而秘密下令，断绝嘉顺皇后的饮食。

        后妃的母家，照例是可以进食物的，嘉顺皇后的得以不死，据说就因为靠崇绮进奉食物，得以苟延残喘。然而处境越来越艰困，嘉顺皇后悄悄写了一张纸条，秘密传到母家，问她父亲，她应该如何自处？

        传言中说：皇后绝命的那一天，接到母家的食物，掰开一个饽饽，里面有一张小纸条，看得出是承恩公的亲笔，写的是：“皇后圣明”四个字。这是让嘉顺皇后自己拿主意。于是她方始恍然于孤立无援，因而拿定主意，追随大行皇帝的在天之灵，也是跟她最谈得来的大姑子大公主去作伴了。

        大丧百日之内，又逢皇后之丧，这在以前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例子，体顺堂不是办丧事的地方，内务府的官员，搞得手足无措，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将大行皇后的“吉祥轿”先移到慈宁宫以西的寿康宫。这座宫与它后面的寿安宫，是专门安置先朝年老妃嫔之处，两宫太后商量了一下，决定传旨，就在寿康宫敛奠办丧事。

        除了乾清宫门外，如果左右各悬一面白幅，忒嫌丧气，所以西首不再悬旐以外，大行皇后的丧仪算是隆重的，当天便有内阁发抄的一道上谕，一道懿旨。上谕是这样说：

        “嘉顺皇后于同治十一年作配大行皇帝，正位中宫，淑顺柔嘉，坤仪足式。侍奉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上年十二月，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毁伤过甚，遂抱沉疴，于本日寅刻崩逝，哀痛实深。着派礼亲王世铎，礼部尚书万青藜，总管内务府大臣魁龄，工部右侍郎桂清，恭理丧仪。”

        另外一道懿旨，所叙的内容相仿佛，却另有深意：

        “两宫皇太后懿旨：嘉顺皇后孝敬性成，温恭夙著，兹于本日寅刻，遽尔崩逝。距大行皇帝大丧，未逾百日，复遭此变，痛何可言！着于寿康宫行敛奠礼，择期移至永思殿暂安。所有一切事宜，着派恭亲王会同恭理丧仪王大臣，暨各衙门，查照例案，随时妥筹具奏。”

        同为治丧一事，何以又发上谕，又发懿旨？而且既然派了礼王世铎领头办理，何以又忽然加派恭王主持？因此又有许多议论和猜测。

        一派是往好的方处去看，说加派恭王治丧，正见得两宫皇太后重视嘉顺皇后的身分地位。而另一派不以为然，认为正以事出非常，所以必得恭王照料。懿旨中不说“毁伤过甚，遂抱沉疴”，却用“遽尔崩逝”的字样，可见其中大有文章。而且皇后之丧，既然“查照例案”，又何必再“随时妥筹具奏”？这也是其中必有隐情的明证。

        这是永远莫可究诘的宫闱秘密，而宫闱的秘密是永远不会终止的，终止的只是一个年号——“同治”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慈禧太后的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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