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七。

        养心殿内外几乎差两个月的天气，殿外的大水缸中，已连底结了冰，东暖阁内，却如十月小阳春。从穆宗以天花在此崩逝后，两宫太后再度垂帘，曾经大修过一次，门窗隙处严丝合缝，挡住了西北风带来的寒气，加上四个红彤彤的大炭盆，烘得遍体温煦，所以君臣议事，十分从容。

        “四川东乡一案，至今未结。四川总督丁宝桢、云贵总督李宗羲的复奏，情节不符。李宗羲复奏，请援杨乃武一案成例，由刑部提审。臣等公议，这一案与杨案的情形不同，第一，案内人证众多；第二，四川路太远，提京会审，太拖累百姓了。至于由六部九卿会议，亦是难以悬断。臣等想请懿旨，特派钦差驰驿查审。”

        恭王一口气说完，将手往后一伸，宝鋆便很快地将一张纸条塞到了他手里。

        “这么办很妥当。”慈禧太后问道：“预备派谁啊？”

        恭王看着那张纸条念道：“礼部尚书恩承，侍郎童华。”

        “恩承对于外面的情形，也还明白。可以！”慈禧太后又说，“这个案子拖得也太久了，我都记不清下过多少旨意了。”

        “多少？”恭王回头问宝鋆。

        宝鋆便看一看沈桂芬——他轻轻答道：“一共十二道。”

        慈禧太后目明耳聪，已经听到了，“把那十二道旨意，还有文格的原奏，一起抄给恩承。”

        “是！”恭王陈奏另一件事，“昨天奉懿旨，让贵州巡抚黎培敬，到京陛见。黎培敬从同治三年放到贵州当学政，在那里十二年了。贵州地方很苦，似乎该调剂一下？”

        “黎培敬官声不坏，是该调剂他一下，等他到京再说好了。”

        “既蒙圣谕，黎培敬想来不回任了。不如此刻就先派人补他的缺。臣……。”

        “我也是这个意思。”慈禧太后抢着说道：“贵州叫沈桂芬去！”

        此言一出，仿佛大白天打个焦雷，将人的耳朵都震聋了。每个人都拿她的话在心中复诵一遍，是啊，一点不错，明明白白五个字：叫沈桂芬去！

        “臣等不敢奉诏！”宝鋆先就抗声相争：“巡抚是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充任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贬到边地。这道旨意一下，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观听，都大有关系。伏乞两位皇太后，收回成命。”

        “宝鋆奏得是。”恭王接着也说，“而且总署也少不得沈桂芬这个人。”

        此外就没有人敢说话了，抵文祥遗缺的景廉资望还浅；王文韶还只是“打帘子军机”；沈桂芬则不便自陈。

        但是仅宝鋆那一番犯颜力争的奏对，也就够了。慈禧太后对他那句“臣等不敢奉诏”的话，深为不悦，转念想一想自己的处置，亦未免操切，同时也想到沈桂芬的谨慎柔顺，毕竟得力，因而回心转意，接纳宝鋆的直谏，收回了沈桂芬外放的成命。

        天意虽回，而何以突然起此波澜的原因，不能不考查。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而贬为边省疆吏，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视作是失宠的明显迹象，而惶恐的又不止于沈桂芬，在熟悉政局的人看，将要倒霉的，亦不止于沈桂芬。

        因此，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祥之兆，触目惊心的，至少还有三个人，一个是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户部尚书董恂；一个是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礼部左侍郎王文韶；还有一个就是身为两朝帝师的左都御史翁同和。

        ※ ※ ※

        焦灼的沈桂芬，终于盼到了翁同和。为了避人耳目，翁同和特地先送了信，将在深夜相访。他仍旧保持着雍容的神态，相形之下，反显得城府极深的沈桂芬，倒有些沉不住气的样子。宾主一揖，毫无客套地就围炉低语，谈入正题。

        “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议论甚多。”翁同和答道，“看法都差不多，是兰荪捣的鬼。”他停了一下又说：“王夔石进军机，早就有人不服气了。”

        王文韶这年二月进军机，是顶前一年九月丁忧的李鸿藻的缺。军机处除了恭王领头以外，大军机两满两汉，两汉一南一北，势均力敌。李鸿藻开缺，应该补个北方人才合成例，那知沈桂芬引进了他的乡试门生，籍隶浙江仁和的王文韶，打破了南北的均势，无怪乎遭李鸿藻一系之忌。这一层，沈桂芬也知道，但是，他不相信李鸿藻“捣鬼”。

        “兰荪究不失为正人君子。而且他起复也还早，用不着在这时候就撵我出军机。”沈桂芬说，“就算我出军机，他也补不上，反便宜了别人。”

        “是的。”翁同和点点头，“外面的浮议，究竟搔不着痒处。

        照我看，恐怕还是‘高密’的暗箭。”

        “高密”隐着“仲华”二字。“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封高密侯，而邓禹字仲华，跟荣禄的号相同，翁同和的看法，与沈桂芬的怀疑，亦正相同。

        “着！”沈桂芬拍着膝盖说：“除他以外，别人不会起此恶毒念头，就有此恶念，亦无法进言。”

        “不过，”翁同和忽又改口，“也只是悬测之词，究竟不足为凭。”

        “不然！”沈桂芬打断了他的话，却又迟疑了好一会才开口：“叔平，你能不能助我一臂？”

        “是何言？”翁同和说，“只愁力薄，不能为公之助。”

        “此事非劳鼎力不可，他人无用。”沈桂芬放低了声音，“你跟‘高密’是换帖弟兄，可共机密。”

        翁同和有些发愣，他充分了解沈桂芬的言外之意，是要他到荣禄那里去做一次“探子”。这个要求颇出他的意外，但仔细想一想，易地而处，自己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这确是个“舍我其谁”，别人干不了的任务。

        “叔平，”沈桂芬转而言他：“照理说，你早该进军机了，不过你是帝师，身分尊贵，我不便保举，一则，我不配当你的举主，再则，我怕别人说我引你为重。你是最明白不过的人，两蒙其害，何苦乃尔？不过……，”他停了一会，忽然说了句：“桑白齐老病侵寻，干不长了。”

        这是开出来一个条件，如果翁同和肯替他效这番力，那么，桑春荣一旦开了刑部尚书的缺，他就会保荐翁同和继任。

        这一番话不能不令人动心，左都御史与刑部尚书，虽同为“八卿”，但尚书毕竟不同。而且左都御史虽号称“台长”，其实柏台森森，尽皆傲然兀立，那些“都老爷”，数谁都不是肯帖然听命的，远不如六部尚书，司官抱牍上堂，诺诺连声来得够威风，有作为。

        于是他说：“同舟共济，我自不惮此行，但有什么成就，却不敢说。”

        “偏劳，偏劳！”沈桂芬连连拱手，“此事还望缜密。”

        “缜密”两字是说来安翁同和的心的。在南北党争中，翁同和亲南而保持着近乎超然的态度，这一点他很重视，所以沈桂芬的“缜密”，实在是暗示着支持他的表面超然的态度，好让他消除顾虑。

        是经过仔细盘算，扣准了时间去的，去时正当荣禄在明如白昼的煤气灯下，举杯陶然的时候。彼此换帖弟兄，自是不须禀报，便被引到席前，当荣禄起身迎接时，听差已经另添一副杯筷，在等待翁同和入座了。

        “沈经笙真不是人！”一进门就满面气恼的翁同和，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发泄，一坐下来就愤愤地说，“我跟他要绝交！”

        “怎么？”荣禄颇为诧异，“何以气成这个样子？”

        “他跟人说，我想进军机，所以巴不得他出京，小人之心如此，岂不可恨？”

        荣禄对他是持着戒心的，所以这番愤激之言，在将信将疑之间，只解劝着说：“算了，算了！沈经笙的度量，谁不知道。‘宰相肚里好撑船’，他这个宰相……。”荣禄笑笑举杯。

        “仲华！”翁同和正色说道：“你不可掉以轻心！从先帝初崩那晚上，你动了枢笔，沈经笙就拿你恨入切骨。外放贵州，他跟人表示，说是出于你的主谋，非报此仇不可。你不能不防！”

        荣禄报以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微笑，同时也只有再度举杯，来掩饰他的略有些尴尬的神色。

        “最近有首好诗，传诵一时，你听人说过了没有，吴圭庵的《小姑叹》？”

        “没有听说。”荣禄答道，“吴圭庵在兰荪那里见过两面，不熟。再说，我也不是可以跟人谈诗的人。”

        于是翁同和用清朗的声音念道：“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深潭不见底，柔蕤故为妍。”

        “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荣禄笑道：“形容绝妙！沈经笙在西太后面前，就是那副宛转承欢的样子。”

        “想不到碰那么大一个钉子！”翁同和忽然拍手嘻笑：“几时见着圭庵，倒要劝他另写新篇《小姑哀》！”说完，笑声更大了。

        这番做作骗倒了已有酒意的荣禄。他跟翁同和相交这五六年，从未见有如此忘形失态，可见得他是恨极了沈桂芬，所以才有这样声容两俱刻薄的调侃。

        这一念之转，使他撤除了对翁同和的藩篱，觉得依旧可共腹心，“叔平，跟你说实话吧，倒不是我对沈经笙，有‘卿不死，孤不能安’之感，他引进王夔石，遭人大忌。上头也怕他党羽太盛，搞成尾大不掉之局，想设法裁抑。如果仍旧在朝，不能无缘无故撵他出军机。那天西太后召见，提到这件事，我说了句‘黎培敬不是内召？’还来不及往下说，西太后就摇摇手，不让我再往下说。说真的，第二天的面谕，连我也觉得意外。”

        显然的，荣禄还有些言不由衷。这也难怪他，即令至交，总也不能自道如何暗箭伤人？反正真相已明，他怎么说也不必听，要听的是这一句话：“遭人大忌”之“人”是谁？

        “王夔石原非大器，沈经笙的援引，确是出于私心。”翁同和说，“且不说兰荪，就是他们浙江人，也有许多不服的。”

        这是试探。如果忌沈的人是李鸿藻，荣禄当然要为他辩白。然而做主人的却无表示，只说了句：“但愿王夔石不出乱子，出了乱子，准是‘小鬼跌金刚’！”

        “小鬼”何指？翁同和想不明白，“这是怎么说？”他问。

        “同治三年，免办军需报销一案的来龙去脉，你不知道？”

        “那不是出于倭艮翁的奏请吗？”

        “倭艮翁是因人成事。王夔石那时在户部。”

        王文韶那时在户部当司官，年纪还轻，不曾染上如今一味圆融的浮滑习气。平日亦颇留意公事，深恐一旦洪杨平定，办军需报销时，户、兵两部书办多方勒索骚扰，各地将领为填此辈贪壑，势必苛征暴敛，苦了百姓，甚非大乱之后，与民休息之道。因此，便草拟了一个免办军需报销的条陈，预备呈给堂官。

        这是绝人财路的“缺德”行为，便有同官劝他不可多事，王文韶为危言所动，果然搁置了下来。而户、兵两部的书办，实际上也已经有了行动。

        当同治三年春天，李鸿章克复常州，洪秀全病殁，太平天国之亡，已指日待。户、兵两部书办，认为快要发财了，于是相约密议，决定派人到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各地，与各领一军的将官接头，谈判包办军需报销的条件。这得花两笔钱，一笔是照例的“部费”，奉命专征的大将都得要花，那怕是圣眷优隆，生平蒙“十三异数”，为高宗私生子的福康安，都无例外。

        另外一笔是办报销的费用。军需报销在乾隆年间颁过一本“则例”，那一项可报，那一项不可报，写得明明白白，本来不算难办，难就难在收支必须与底案相符，不然就要被“驳”。事隔十几年，经手的人不知换过多少，那里弄得清楚？因此部里书办与各省佐杂小吏协议，由京里派人就地查阅藩、厘、关、盐四库底案，代为办理，笔墨纸张，伙食薪水所需，一概由部里书办代垫，将来算部费的时候，一起归垫。

        当江宁报捷时，这笔垫款已用了好几万银子下去。而恭王与大学士管部的倭仁，却已有了密议，等论功行赏告一段落，开始筹议善后事宜的当儿，突然有一天下午，倭仁约集户部六堂官，同时到部。一到就征召得力的司官，将已外放湖南道员的王文韶所草拟的那份节略取了来。象宋朝翰林学士草制“锁院”那样，下令闭门上锁，断绝交通，然后分派职司，拟奏的拟奏，眷录的眷录，用印的用印。忙到三更时分，诸事就绪，倭仁就携着请免办军需报销的奏折，由户部入朝，等恭王一到，递牌子请见。两宫太后同声称善，立刻拟旨分行，以四百里加紧寄谕各省。户、兵两部，以及后来也插一脚的工部书办，美梦成空，还赔了一笔巨款，竟有相拥痛哭的。

        等把这段经过说明白，荣禄的话，也就容易懂了，“小鬼”是指部里的书办，推原论始，当初王文韶的创议，断了此辈的财路，所以没有一个不是拿他恨得牙痒痒地。如果王文韶出了纰漏，“小鬼”自然要“跌金刚”。

        翁同和当然希望他“跌例”，才有进军机的机会。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所以不去多转念头，说些闭话，告辞而去。

        宝鋆也跟荣禄不和，倒不是私怨，只是为了派系不同，一个是恭王的“弄臣”，一个是醇王的“大将”。两王手足参商，于是宝鋆把荣禄也看作眼中钉了。

        “经笙，我一定想办法替你出气。不过，‘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还没有机会。”宝鋆很恳切的相劝：“你千万忍耐，打蛇要打在七寸上，打草惊蛇，留神反噬。”

        所谓“机会”，是要抓着荣禄的错处，连醇王都无法袒护他，才能“打在七寸上”。然而这个机会，一时不可能有的，因为荣禄腰上生了个疮，请的德国大夫，开刀割治，流了好些血，家居养疴，不问公事，那里来的错处？

        荣禄请了两个月的假，但中途不能不销假视事。这年京畿大旱，灾象已成，因而人心浮动，谣言甚多，说某月某日，某地某村要起事，跟山东、河南的白莲教已经有约，克期入京，不但口头传说，甚至九城城门上都贴出揭帖。荣禄是步兵统领，负责京师治安，当然要力疾从公，亲自弹压。

        销假的折子递了上去，两宫太后立即召见，问了他的病情，慈禧太后说道：“京里人心不定，怕匪徒生变，我想调李鸿章的北洋淮军来把守京城，你看怎么样？”

        这个念头起不得！荣禄心想，九城百姓一看调北洋淮军入卫，必定大起恐慌，而淮军的纪律又极坏，骚扰地方，反倒激出变乱，无事变成有事，岂非庸人自扰？

        由于深受宠信的缘故，荣禄在慈禧太后面前说话，一向不甚有顾忌，“回两位皇太后的话，”他扬着头说：“奴才职司地面，九城内外，都派得有侦探，如果匪徒想捣乱，奴才不能一点不知道。目前流言虽多，实在无事，如果调淮军进京，显得慌张，人心更加浮动。千万请宽圣怀，出以镇定。”

        “真的没有那些个匪徒勾结白莲教，想造反的事？”

        “奴才怎么敢说瞎话，上欺两位皇太后？”

        “既然这个样，自然一动不如一静。”

        等退出养心殿，荣禄心里在想，亏得自己早销了假，得以及时谏阻，倘若上谕一下，兵马调动，那时再想办法来挽回，就要大费手脚了。

        正这样自庆得计之时，听见有人在喊：“荣大人，荣大人！”

        回头一看，是个仪表魁伟的太监。荣禄不由得便伸手去捏荷包，看带着什么新奇珍贵的玩物，好结交这个由替慈禧太后梳头而取代了安德海当年的地位的李莲英。

        “怎么着！”荣禄站住脚说：“我病了一个多月，你也不去看看我！”

        “天在上头，”李莲英一面请安，一面用手向上一指，“不知道起了多少回心，想去看荣大人，总是那么不凑巧，到时候，上头有事交代，去不成了。那天西佛爷还说来着：荣某人长个疮，怎么让洋人去治？还动刀什么的，真教人不放心！我当时就跟西佛爷讨差使，要去看你老，谁知道还是不成，内务府有个交涉，非我去办不了。”

        “心到了就行了。多谢你惦着。”

        “荣大人！”李莲英的神态，说变就变，变得关切而忧形于色，“你今天捅了漏子了！调北洋人马进京把守，是七爷的主意。”

        荣禄大惊失色，出宫赶紧打听，果不其然，谣言是“老五太爷”的小儿子，贝子奕谟面奏慈禧太后的。问到处置的办法，奕谟在堂弟兄中，跟醇王的感情最好，因而建议两宫召见醇王，垂询弭患的方略。

        醇王方在壮年，四载闲居，静极思动，面奏调北洋淮军驻扎京师，归他调遣，慈禧太后的意思已经活动，醇王正兴冲冲地在跟李鸿章写信了。

        “坏了，坏了！”荣禄顿着脚对他妻子说：“七爷办这样的大事，怎么也不跟我先商量商量！”

        “你倒也别怪七爷。”荣禄夫人说，“他是因为你正病着，不愿意让你操心。我看，你赶快去一趟吧！”

        除此以外，别无善策。荣禄赶往太平湖醇王府，打算解释赔罪，一到就知道不妙。极熟的客，本来不须通报的，门上将他拦住了，说醇王有交代，什么客来，都得先问一问他，见与不见？

        等把名帖投了进去，门上很快地有了回话：“不见！”而且连名帖都不肯收。

        这几乎是绝交的表示，荣禄心里不止于难过，而且害怕。他的靠山就是醇王，此外可为奥援的，只有一个李鸿藻，而李鸿藻守制家居，无可得力，如今再得罪了醇王，益发孤立无援。虽说深得慈禧太后赏识，但一半是醇王揄扬之功，“赵孟能贵，赵孟能贱”，醇王夫妇经常入宫，得便说两句坏话，圣眷立刻可衰。

        得找个人疏通！他这样在打算，但要等醇王的气忿稍平，才能进言，眼前只有委屈自己。一次不见，第二次再去，谁知三番五次饱尝闭门羹，而荣禄并不气馁，他在想：大年初一去拜年，醇王还能挡驾吗？

        等不到过年，腊月二十七，就挨了宝鋆和沈桂芬的一闷棍！

        有个“黄带子”叫宝廷，字竹坡，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后裔。同治七年的翰林，是八旗中的名士，响当当的“清流”，年底下看见小民生计艰难，流言四起，民心浮动，伤时感事，上了一道奏折，谏劝六事：明黜陟、专责任、详考询、严程限、去欺蒙、慎赦宥。

        从穆宗崩逝，两宫太后再度垂帘，广开言路，谏劝的奏折，很少留中，而况宝廷所谏的六事，多指大臣而言，当然发交军机处议奏。

        宝鋆一看，顿有妙悟，“经笙！”他悄悄对沈桂芬说：“机会来了！你看宝竹坡的折子，这‘专责任’一条，大有文章可做。”

        沈桂芬约略会意，“专责任”一条中，宝廷指满大臣兼差甚繁，在这句话上面，自然可以生发出许多意思。但自己不宜说破，且先听了宝鋆的意见再作道理。

        “论差使之繁，自然是我跟‘高密’，我减，他亦减。今天就面奏取旨，打他个措手不及。”

        于是密议停当，同时取得了恭王的同意，决定由宝鋆自陈。

        “跟两位皇太后回话，奴才蒙恩，赏的差使甚多，实在力不胜任，”他说，“奴才拟请懿旨，开掉国史馆总裁跟阅兵两个差使。”

        “可以！”慈禧太后毫不考虑地点头。

        “除了奴才，就数荣禄的差使多，奴才等公议，宜乎开掉工部尚书跟内务府大臣的差缺。”

        慈禧太后觉得荣禄的这一缺一差，不能跟宝鋆的那两个差使相比，所以沉吟着，难以裁决。

        “步军统领非荣禄不可。”宝鋆又说，“京畿荒旱，地面不靖，如今年近岁逼，荣禄的责任甚重。他大病初愈，精力不继，如果不开去这两个差缺，精神不能专注，对京师治安，大有关系。”

        慈禧太后最怕的就是京城里不安靖，虽然荣禄曾面请“出以镇定”，但巡城御史几乎每日奏报，发生盗案，又何能不担心事？因而便觉得宝鋆的话，说得甚有道理。

        “荣禄宣力有年，明敏干练。”沈桂芬也说，“好在年纪还轻，将来必蒙两位太后重用。”

        意思是“来日方长”，尽有“加恩”的机会。慈禧太后不由得想到这一两个月以来，醇王提到荣禄，说他“贪杯，不知道爱惜身体，还要多历练”之类的话，如果这时候略微给他点教训，让他知所警惕，巴结向上，反倒是成全了他。于是她的念头转定了，侧脸问道：“姐姐，你看怎么样啊？”

        慈安太后自从穆宗享年不永，嘉顺皇后殉节，摧肝裂胆般哀痛之余，有万念俱灰之感，同时看到慈禧太后凡所措施，尊重清议，能纳忠谏，有努力补过的模样，便越发觉得可以不管，所以此时答说：“你瞧着办吧！”

        “那，”慈禧太后便吩咐：“写旨来看。”

        如何承旨，也是预先商量过的，怕泄漏消息，不教军机章京经手，在宝鋆递了眼色以后，王文韶先磕个头，然后起身俯首，倒退数步，转身出殿。

        出殿找太监休息之处，取张白笺，从靴页子里抽出水笔，一挥而就，进殿呈上御案。看他写的是：

        “宝鋆，荣禄差务较繁，宝鋆着开去国史馆总裁、阅兵大臣差使；荣禄着开去工部尚书缺，并开去总管内务府大臣差使。”

        “就这么写吗？”慈禧太后发出疑问，言下是嫌太简略了。

        “两位皇太后明鉴，”宝鋆答奏：“以奴才愚见，觉得这样子写，反倒得体。用人之柄，操之于上，开去差缺，无须宣示缘故。”

        “对荣禄，似乎该有几句勉励他的话。”

        “那倒象是有意贬斥了。”宝鋆是犯颜力争的神情，“荣禄是可造之材，务求两位皇太后成全，给他留个面子。”

        慈禧太后再精明，架不住他们伙同簸弄，于是这道上谕，当天就见了邸抄。

        这个年，荣禄就过得不是味道了。不过他很聪明，照样具折谢恩，照样一家家去拜年，拜到太平湖，终于见着了醇王。

        醇王毕竟是忠厚的底子，已知道内幕，对于他的凭空丢官，颇有“我不杀伯仁”之感，所以不等他磕完头，就拉着他的手说：“仲华，仲华，年下内廷的差使多，我没有来得及给你去道恼。”

        “七爷，”荣禄有意装作不解，“我没有烦恼啊！”

        “好了！好了！别这么跟我装蒜，更教我心里不好过。你来！”

        醇王传话给门上，凡是访客，一律挡驾，为的留荣禄深谈。在千本红白梅围绕的“寒香馆”置酒款客，酒入愁肠，荣禄的牢骚到底忍不住了。

        “别的都还罢了，最教人忍不下的，是上谕上不说原因，有意要引人猜疑。听说宝公还替我跟上头讨情，这不是猫哭耗子吗？”

        “仲华，事情怕还没有完，”醇王提出忠告：“你还得当心。”

        “七爷听说了什么？”

        “我如今不问外事，没有听人说什么来着。”醇王答道：

        “我只是这么在替你担心。”

        荣禄冷笑：“就冲七爷的面子，他们也不能赶尽杀绝吧？”

        这话的分量不轻，是怨醇王不能加以庇护的怨言。但醇王有醇王的难处，好不容易有个出来带兵的机会，却让荣禄在无意中打消，虽不算碰钉子，到底落了个痕迹，如果再有所建言，或者为荣禄不平，势必更引起恭王一系的警惕防备。自己此刻等于无拳无勇，而身分又非昔比，一言一动，得要格外小心，才能长保尊荣。因而对于荣禄的怨言，唯有报以苦笑。

        “翁叔平常到七爷这儿来吧？”

        翁同和是当今小皇帝启蒙的师傅，跟醇王犹如民间的东家与西席，自然常有往来。对于毓庆宫的事务，他亦常在侧面干预，例如翁同和不教小皇帝学行楷，就是醇王所特地关照的。这原是不必问的事，所以醇王只当他是没话找话，答与不答都无关紧要。不过听见荣禄提起，倒触动了他藏之心中已久的一个疑团，便答非所问地说：“你跟翁叔平是换帖弟兄，听说交情大不如前，有这话吗？”

        这一问引发了荣禄无穷的愤懑，然而他不肯在醇王面前说实话。因为他的摆布沈桂芬，不宜说给醇王听，只好忍了又忍，才淡淡地答道：“我仍旧视他如兄，是他跟我疏远了。”

        “这也难怪，他跟沈经笙一走得近，跟你自然要疏远。这个人，”醇王停了一下再说，“还算是谨饬君子。”

        从这句话中可以想见，翁同和骗自己说真话的情形，不曾跟醇王说过。彼此都做了小人，都有难言之隐，只是自己是吃了哑巴亏，却不知翁同和出卖换帖弟兄，又会有些什么好处？

        翁同和的“好处”是沈桂芬诺言的兑现。刑部尚书桑春荣一再辞官，朝廷一再慰留，到了光绪五年开印以后，桑春荣又“乞骸骨”，这一次准了，朝命以左都御史翁同和，调补为刑部尚书。同时，王文韶的军机大臣，去掉了“学习”字样，这证明了吴圭庵写那首《小姑叹》，体会极深。沈桂芬以清介之节行柔媚之道，如果不为慈禧太后所欣赏，那就再没有人能邀“圣眷”了。

        不久，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永远奉安，安葬惠陵，两宫太后定在三月二十一启銮。起驾以前，有件大事要裁定：派定留京办事大臣。

        历来的规矩，天子巡狩，必以太子监国，留守根本之地。清朝自康熙以后，不建东宫，所以这时惇王以亲贵之长，特膺重任。另外派了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全庆、户部尚书董恂、步军统领荣禄留京办事。全庆和董恂，都在七旬开外，派此差使，是体恤老臣，免了他们的跋涉之劳，荣禄负责京城治安，亦该留守，原都不足为奇，但上谕措词，仿佛贬低了荣禄的身分，说的是：

        “惇亲王、全庆、董恂三人，分日轮班，在内值宿，不值宿者，申刻散值。荣禄每日进内办事后，毋庸值宿，午刻先行散值。”

        相形之下，荣禄比全庆和董恂便低了一筹，象军机章京之于军机大臣，不过供驱遣使令而已。

        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打击手段，与年底那道不说理由开去荣禄一缺一差的上谕，异曲同工而相得益彰，荣禄失宠已是彰明较著了。

        ※ ※ ※

        穆宗和嘉顺皇后的大葬典礼，定在三月二十六。两宫太后和皇帝定三月二十一启銮，除了随扈王公大臣以外，送葬的百官，都先期动身，官越小的走得越早。

        小官中有个吏部稽勋司的主事吴可读，却是京朝的老名士，他字柳堂，甘肃兰州人，道光三十年的进士。未成名以前，不修边幅，倜傥自喜，到京会试的举人，有钱的住客栈，没有钱的住会馆，爱清静的住庙，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便于下帷读书，“临阵磨枪”。只有吴可读与众不同，住在陕西巷一家“清吟小班”，所眷的一个姑娘，叫做翠花，貌仅中姿，略解诗书，而谈吐颇不俗，一片红粉怜才的念头，溢于言表。吴可读是个极有至性的人，动到情感，一往不复，万死难回，认定翠花是个风尘知己，眼皮供养，心坎温存，日日伺候妆台。翠花的一颦一笑，莫不有半天好思量，把个考篮丢在墙角，积得好厚的灰尘。因此得了个极不雅的外号：吴大嫖。

        这年是道光二十七年，春闱榜发，吴大嫖落第。翠花为他哭了一场，吴可读倒觉得她这一副眼泪可贵，不下于金殿胪歌。因此，以兰州道远，不如在京读书作为托词，依然迷恋京华。会试落第，留京读书，准备下一科会试吐气扬眉，原是最好的打算，但大家对吴大嫖的动机，就不免有所猜疑了。

        几个月下来，证明吴可读根本未作卷土重来之计，这就有师长亲友要干预了。有个朝中大老，是他乡试的“座师”，派人将他找了来，顾全他的面子，不说破他志气消沉在温柔乡中，只说九陌红尘，纷移心志，要读书宜在静僻古庙，劝他住到广安门外的“九天庙”去。九天庙是关中会馆的公产，住在那里，不必花费房租。这倒是小事，主要的是老师的话，出于爱人以德的好意，无法驳回，吴可读只好从翠花的香巢，搬到香火冷落的九天庙，打算着好好用一番功。

        那知第一天择席，第二天念旧，第三天就害起相思病。勃然而起，仍旧搬回陕西巷去住。

        姐儿爱才，无奈敌不过“鸨儿爱钞”，到床头金尽，翠花的脸色，也就不大好看了。到了后来，竟致衣食不继，不能不找同乡去“告帮”。

        “救急容易救穷难，何况你的难处是自己找的。我们当然念着同乡的情分，但怕有些不明内情的人，未免多疑。”他的同乡便劝他仍旧回九天庙住，并表示这是帮助他的一个条件。

        吴可读无奈，只得依从。当时恰好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重新由余三胜掌班，大事振兴，便有人拿这两件事做了一副对联，说是：“余三胜重兴四喜班，吴大嫖再住九天庙。”

        吴可读再放诞豁达，也不能无惭，想想年逾不惑，功名未立，有负老母的殷望，不可为人！因而在九天庙中，好好用了一年多的功。道光三十年庚戌科会试，中了进士，虽不曾点翰林，也没有“榜下即用”去当知县，不好不坏做了部员，抽签分发到刑部当主事。

        到了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内犯破京，吴可读的老娘正在病中，受惊不起，吴可读丁忧守制，主讲兰州兰山书院。服尽起复，调升为吏部郎中，以后又考上了御史，因为参劾一个满洲武将，引起极大的风波，几乎性命不保。

        这个满洲人叫成禄，官居乌鲁木齐提督，诬良为逆，虐杀无辜，而居然虚报战功，说打了一场大胜仗。总司西征大任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上奏严劾。而吴可读亦接到同乡字字血泪的来信，悲愤莫名，奏劾成禄的罪名，“有可斩者十，不可斩者五。”于是成禄被“革职拿问”。

        先议的是斩立决。但成禄神通广大，力足以回天。军机先替他讲话，穆宗亦加以庇护，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这中间便有回护的余地了。秋审勾决，自可不勾，然后再找个机会，譬如皇帝大婚加恩，便可减刑，甚至释放。总之，这一“候”，成禄的脑袋就保住了。

        吴可读愤不可言，上疏力争，措词中大发戆劲，说是“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穆宗大怒，认为吴可读欺他年幼，所以才敢如此顶撞，非要他的脑袋不可。

        两宫太后知道吴可读不错，而且杀言官是亡国之象，所以再三苦劝。无奈皇帝也跟吴可读一样，发了戆劲，竟连慈安太后的话都不肯听。

        于是醇王出面来替皇帝出气。这天六部九卿复议成禄的罪名，奏稿都已斟酌妥当，而醇王忽然驾到，一到就取出一通奏稿，请人高声宣读，征求同意。

        一听之下，无不愕然，醇王的意思是要治吴可读的罪。在座的人都以为不可，唯一的例外是刑部尚书桑春荣。

        “王爷大，中堂小，我追随王爷。”说完，他奋笔疾书，在醇王的奏稿上署了名。

        刑部尚书如此，还有什么可议的？于是照醇王的复奏，吴可读跟成禄一样，也被“革职拿问”了。

        三法司会审，刑部希承上意，办了吴可读的死罪。向来的规矩，定死罪须“全堂阕诺”，缺一不可。刑部尚书、左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少卿，共计十三位堂官，一个个在奏稿上画行，画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无论如何不肯下笔。

        吴可读就因为王家璧的持正不阿，保住了性命，改为充军的罪名。这一来，他的直声不仅动天下，而且“惊鬼神”。他跟吴观礼、陈宝琛、张佩纶喜欢搞扶乩的玩意，常临坛的是乾隆年间的一个诗人，名叫吴泰来，在吴可读获罪以后，临坛做了一首五言排律，题目叫做《赠柳堂二十韵》，传诵一时的警句是：“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都道尽了吴可读的风骨气概。

        此外还有好些铿锵可诵的好句：“道心娱白石，噩梦到青銮。杜宇三春雨，苍梧一夕澜。出山非小草，不死是猗兰”。但语意迷离晦涩，仙家玄机，难以索解，只是着重吴可读的意思，却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出山非小草”这一句，期以远大，不但许以复起，复起还颇有一番事业。因此，在朱佩纶家“围炉话别”时，慷慨多于哀伤，相期京华重聚，还要尽一番匡助中兴的心力。

        吴可读回到家乡，依然主讲兰山书院。不久穆宗龙驭上宾，慈禧太后锐意更新，因为建言获罪的官员，都宽免了处分，吴可读也起复了，箫然骑骡入京，授官为吏部稽勋司主事。

        他是个至情至性的人，惓惓忠爱，不以穆宗曾要杀他而稍减、反倒因为慈禧太后不为穆宗立嗣而深怀隐忧，当时便拟就一道奏折，想有所谏劝。

        “立言贵乎有用。”有人这样劝阻，“被罪之臣，冒昧出此，必有人误解你的本心，说的话再有道理，不容易为人接纳。而且这时候情形纷乱，流言甚多，你所引用的时事，不尽确实，不如看看再说。只要此心不改，总有建言的机会。”

        吴可读觉得这话说得有理，便打消了原议。只是五年以来，耿耿寸心，始终未改，大葬有期，他便打定了主意，当面请求大学士吏部尚书宝鋆，派他为“随扈行礼官员”。

        这个长途跋涉的差使，有人怕辛苦不愿意去，也有人因为可领几十两银子的车马费，抢着要去。吴可读的境况不好，所以都以为他要这个差使，是为了那几十两银子的车马费，无足为奇。

        动身之时，他的神态毫无异样，还跟他的妻儿说，在惠陵行完了礼，预备顺道一游蓟州的盘山，总得比别人晚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回京。

        一到他就在蓟州以东三十里路，马伸桥地方的三义庙，租了间房住下。三义庙奉祀的是刘、关、张，与佛菩萨无关，庙里住的是道士，他跟住持周老道交成了朋友，约定山陵大事完毕，再到庙里来盘桓。

        三月底，两宫太后、皇帝、随扈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都已回到京里。吴可读则到三义庙践约，白天跟周老道闲谈，晚上关起门写奏折，写完又给他儿子吴之桓写信，是遗书，吴可读早就定下了死谏的主意。

        闰三月初五五更天，诸事料理已毕，遗疏置在怀中，遗书三封，一封给他儿子；一封给周老道，托他料埋身后；一封给蓟州知州，说明以死建言的本心，拜托代递遗折，连同四十多两银子，一起放在枕头下面。然后在粉墙上题了一首绝命诗：

        “回头六十八年事，往事空谈爱与忠，坯土已成皇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

        题完上吊，谁知绳子断了不曾死。乃改以服毒而死。

        到得第二天一早，三义庙的周老道，发觉变故，通知地保，进城禀报。蓟州知州刘枝彦跟吴可读是熟人，得报嗟叹不绝，即刻下乡相验，只见死者衣冠整齐地直挺挺躺在板床上。拆阅遗书，吴可读对自己的后事，已经有了安排，托周老道买棺木盛殓，在惠陵附近买一块地安葬。给刘枝彦的信，是托他将遗折专送吏部代奏。吴可读死前已非言官，司官亦不能径自上奏，必须请本部堂官代递。

        遗折是封好在一个木匣中，藏在身上，无法开启，所以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但给他儿子的信，不妨拆开来看，参详文意，遗折所陈，必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刘枝彦心里琢磨，遗折上去，说不定会得罪，他要葬在惠陵附近，依恋先帝于泉下的志愿，或许难以达成。相交一场，对他最后一件大事，不能不尽一点心。因此，依照他的遗志，督饬周老道买棺成殓，然后在惠陵范围以外，觅地安葬。尽两日工夫，料理完毕，才具禀呈报顺天府。

        京里是在闰三月初十就得到了消息。以吴可读的为人，决不会无故轻生，又听说有遗折一件，便越发关心，不知是有冤抑要诉，还是以死建言？吏部尚书灵桂、万青藜，以及大学士管部的宝鋆，更为紧张，知道吴可读为人戆直，怕遗折中有什么大干忌讳的话，触怒了慈禧太后，连带遭受处分。

        等接到顺天府的咨呈，宝鋆等人，大为踌躇，因为这时候从深知吴可读抱负的人的口中，以及给他儿子的遗书中，所说的“每览史书内忠孝节义，辄不禁感叹羡慕，对友朋言时事；合以古人情形，时或歌哭欲起舞，不能自已。故于先皇宾天时，即拟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进”这些话来看，可知必是为穆宗立嗣继统一事，有所争谏。而这件事正是慈禧太后用心难测，不言为妙的太忌讳。

        万青藜是反对代奏的，“照历来的规矩，司员请代递折件，要堂官公同阅看，并无违悖的话，方得代奏。”他说，“吴柳堂的遗折，也要看了再说。”

        这是宗社大事，非小臣所宜议论，而且以吴可读的性情，竟然不惜一死，措词自然激烈，只要打开来一看，就决不能进呈了。宝鋆等人虽然怕慈禧太后，但清议亦不可不畏，忠臣尸谏而壅于上闻，言官参奏一本，也是吃不消的，所以对万青藜的话，都不知如何作答。

        其中有个例外，穆宗的老丈人，蒙古状元崇绮，这时是吏部左侍郎，感于吴可读对穆宗的忠爱，当然要替他说话。

        “不然！”他一开口就驳万青藜，“司员请代递折件，须公同阅看的成例，如今用不上。‘公同阅看’者，是当着这个司员一同看，吴柳堂已经不在人世，就谈不到“公同’两字。而况，这是密折，连军机都不可以擅自拆阅。唯有原样封进，才是正办。”

        “倘或其中有违悖之词，文翁，”万青藜警告着，“你我的干系不轻！”

        “既然不能擅自拆阅，毫不知情，何来干系？”

        尽管崇绮振振有词，但一中堂、六堂官除他以外，别人多少不免顾虑，怕“慈圣”震怒以外，还会使醇王难堪。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谈到为穆宗立嗣，便须牵涉到“今上”，也就会牵涉到若干年后可能成为“太上皇帝”的醇王。

        因此，反复辩诘，并无结论，七个人中举足重轻的，自然是宝鋆。他是崇绮点状元那一科的会试总裁，所以崇绮口口声声“老师”，希望他采纳自己的意见，而宝鋆虽不怕得罪醇王，却决不敢激怒慈禧太后，因而只好采取拖延的态度，决定听一听清议再说。

        清议操纵在“清流”手里。清流隐然奉李鸿藻为宗主，而以“翰林四谏”为中坚。“四谏”的说法不一，一说是黄体芳、宝廷、张佩纶、张之洞；一说有陈宝琛、邓承修而没有黄体芳与张之洞，但广东惠阳籍的邓承修不是翰林，他跟李慈铭一样，以举人而捐官为主事，早经考上御史，搏击不避权贵，由于字铁香，因而得了个外号，叫做“铁汉”。

        除了邓“铁汉”，锋芒毕露的就是张佩纶，最近他正跟邓承修在参工部尚书贺寿慈，弹章数上，贺寿慈已奉严旨切责，工部尚书快当不成了。正在兴头的当儿，忽然接到吴可读自尽的噩耗，且不说故人情重，仅仅是“尸谏”二字，便令人兴起无限悲壮激越之思。同为清流，自然要声援表扬，因而把贺寿慈的参案，暂且摆了下来，全神贯注在吏部，要看他们如何处理吴可读的遗折。

        “不能再拖了！”沈桂芬劝宝鋆，“清流算是找到了一个好题目，这篇文章会做得很热闹。佩公，错中流矢犯不着！”

        “喔，”宝鋆问道，“他们那篇文章预备怎么做？”

        “第一，预备在文昌馆设祭招魂，你看吧，不知有多少情文并茂的挽联！”沈桂芬扳着手指又说：“第二，预备仿杨椒山的例子，以吴柳堂在南横街的住宅，改建为祠堂，听说还预备奏请拿蓟州的三义庙，也改为祠堂。这样大张旗鼓在搞，佩公，吴柳堂的遗折，怎么压得下来？”

        听得这番劝告，宝鋆不再犹豫了，写折奏报，照崇绮的说法来措词：“臣等查司员呈递代奏折件，向由该堂官等公同阅看，查无违悖字样，始行具奏。今臣部派往随同行礼主事吴可读，业已服毒身死，且系自行封存折件，遗嘱恳请代奏，有无违悖字样，臣等既未便拆阅，又不敢壅于上闻，谨将原封奏折，恭呈御览。”

        呈上慈禧太后，她不自觉地起了悚然敬慎之心。大臣的遗疏，她看得太多了，有些是口授一两句话，后人敷衍成文，有些根本是出于门生故旧的自作主张，与死者无干。只是吴可读的这个折子，字字亲笔，也就是字字腑肺之言，为了表明忠爱的心迹，不惜以死明志，实在也很可怜了。

        由于这一念矜悯，她心里便有了接纳“违悖字样”的准备，很仔细地用象牙裁纸刀拆开了封皮，取出内文，铺在桌上，用手将折痕展平，同时命宫女添了一枝儿臂般粗的巨烛，以便细看这个遗折。

        打开吴可读的遗折，纵目先看字迹，是不脱名士派头的淡墨所书。从头细读，事由直揭全文主旨：“奏为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大统之归，以毕今生忠爱事。”读到这里，慈禧太后先就松了一口气。

        她怕听的一句话是：何以不为穆宗立嗣？此即是质问：帝位何以传侄而不传孙？这就会牵出两点无从辩解的私意：第一是为穆宗立嗣，接承大统，则她的身分就是太皇太后而非太后，不便再度垂帘；第二，穆宗的堂弟不一，何以偏偏选中她的嫡亲内侄？如今看吴可读的本意，“预定大统之归”，是论将来，不是谈眼前，那就可以放心了。

        但是，看下去也有些话是刺心的：“两宫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未然。”

        看到这里，慈禧太后不免困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穆宗崩逝，以醇王之子入承大统，当时根据潘祖荫、翁同和所拟的懿旨，明定“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继嗣同时继统，吴可读已经明了此意，何以又以为不然？

        于是，她对下面的那段文字，看得特别仔细。吴可读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宋初宰相，违背杜太后生前预定的大位继承次序：太祖传太宗，太宗传太祖长子，而拥护太宗传子。一个是明朝景德年间，大学士王直表示赞成景帝将他的已立为太子的胞侄见深废掉，改立他自己的儿子见济为太子，而见深之立，出于孙太后的手诏。吴可读的意思是，今日虽有太后之命，却作不得准，象见深那样，“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因而提出建议：“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一归于不误之策。惟仰祈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我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如此则犹是本朝祖宗以来，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

        到此就不须再看了。慈禧太后对看臣工折件，已经非常精明，吴可读这洋洋洒洒近两千言的一篇文章，只是为了发挥“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八个字。在她的感觉中，话是没有什么了不起，有自己在世一天，便能绝对控制局面，即令有“异言”出现的迹象，也随时可以采取预防的手段。吴可读拿自己跟宋朝的杜太后和明朝的孙太后来相提并论，是可笑的，但也怪不得他。

        使她感动而困惑的是，世界上真有这么傻的人！为了几十年后亦不一定可能发生的“纷纭”，不惜赔上自己的性命，来表示他的远见不是杞忧，希望朝廷重视。何以为人谋如此之深，为己谋如此之拙？

        嗟叹良久，回头再来考虑这个折子的处置办法。在这方面，她的思路格外敏锐，虽觉吴可读的奏谏，迹近庸人自扰，但言路今非昔比，而以死建言，又是骨鲠之士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清议的激动，可想而知，所以处置必须慎重。否则，小小的一个涟漪会引起险恶的波澜。

        这样转着念头，不由得便想到了慈安太后。她已不大管事，而这件事非拉她一起管不可！因为吴可读的奏折上，虽是口口声声“两宫皇太后”，其实与慈安太后全不相干，唯其如此，必得拉她在一起，好作个挡箭牌。

        于是她轻咳一声，刚转过脸采，想看有什么人在，而李连英已抢先一走，进入她的视界。

        “你来！”慈禧太后说：“到‘那边’看看去！”

        “喳！”李莲英问道，“是请东佛爷过来，还是说，主子去瞧东佛爷？”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我去吧！把这个盒子带着。”

        “喳！”李莲英向外做个手势，示意廊上伺候的太监，预备软矫，然后极其敏捷地将摊开在桌上的那个奏折，收入黄匣，捧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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