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值得一死吗？”听完慈禧太后的话，慈安太后讶然相问，“面两天我就听说，有个御史在蓟州服了毒，说有一道遗折，我还以为他有什么不白之冤，非拚命不可。谁知道是这么回事！”

        “本来就是瞎担心。不过，总算是忠臣死谏，也怪可怜的。”

        “是啊！”慈安太后说，“应该给他个恤典。”

        “那是小事。”慈禧太后紧接着说，“我来跟姐姐讨主意，这个折子该怎么办呢？”

        “这……？”这就非慈安太后所能肆应了，她想了一会说，“能不能搁下不理？吴可读的话，仿佛是指着七爷说的，一交下去，怕于他面子上不好看。”

        慈安太后实在忠厚得近乎可怜了。慈禧太后心想，如今不必拿她作挡箭牌，倒是不妨拿她作个箭垛子，可用来表现自己的大公无私。

        “怎么着，”慈安太后又出了个主意，“先找五爷跟六爷来，问问他们有什么好主意？”

        这个主意也不怎么高明。如说当作“家务”来办，应该将文宗现存的四个胞弟都找了来商量，只召惇、恭，摒除醇王，倒象他该避嫌疑似的。慈安太后原来要回护醇王，而所出的主意，与本意矛盾，却不自知。这也不必说破，让她糊涂好了。

        “跟五爷商量不出什么来，只找六爷吧！”

        于是第二天两宫太后在漱芳斋召见恭王，赐座赐茶，作过一番家人之礼的周旋，慈禧太后谈入正题，将吴可读的遗折交了过去。

        恭王匆匆看完，心里也象慈禧太后一样，松了一口气，当时便有了打算，这个奏折的处理，应该交付阁议，也就是诉诸公意。

        “吴可读死得冤枉！”慈禧太后在恭王沉吟措词时，这样表明：“当初迎皇帝入宫，我们姊妹俩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什么？很显然地，是说继嗣、继统为一事。恭王不知道慈禧太后是真的有这样的意思，还是有意作违心之论？但不论如何，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也可以说是一个极好的“把柄”，必得把它抓住。

        于是他接口说道：“请两位皇太后的旨，是否可以宣明‘这个意思’，将吴可读的原奏，发交阁议？”

        “可以！”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答了这一句，转脸又向慈安太后征询：“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慈安太后只怕伤触醇王，但她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只好点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恭王以军机承旨的方式，亲自拟了一道上谕，奉两宫太后核可，交内阁明发：

        “吏部奏：主事吴可读服毒自尽，遗有密折，代为呈递。折内所称，请明降懿旨，预定将来大统之归等语。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

        邸抄一发，关心国事的，无不对“即是此意”四个字，大感兴趣。尤其是“清流”君子，觉得这四个字包涵着极深的意义在内，颇有阐发的必要。所以宝廷、黄体芳、张之洞等人，纷纷捉笔构思，各逞才华，要做一篇“定国是”的大文章。

        当然，大多数的人只是口头议论，对于“即是此意”这句话，见仁见智，各有解释。有的说：母子到底是母子，慈禧太后当然希望将来的皇位，归她承继的孙子，所谓“妥议具奏”，就是要议出个确立不移的办法出来。而有些人则认为慈禧太后诚意可疑，“即是此意”四字，含混不清，将来不知道会出什么花样？

        会出什么花样？莫非还能将大清的天下，归于叶赫那拉氏，这当然不可能的。因此，清议中相信前一说的居多。但是“预定大统之归”，却又格于家法，在事实上不易办到。

        在康熙以前，是立太子的。自夺嫡的疑案发生，雍正七年曾有上谕：“建储关系宗社民生，岂可易言？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有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是我朝之国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这道语意含精的谕旨，就表示建储则易起骨肉相残之祸，亲身经验，不便明言，所以说“愚人”不能知。而不建储的制度，亦就在雍正朝确立下来，累世遵行，不敢违背。

        如今要预定大统之归，即为变相的建储，当然不行。为此，闰三月十七下的上谕，会议却一直迟迟不能举行，即由于事先的协商、折冲，煞费周章，直到月底，方始有了大致相同的意见。

        这个会议是由礼亲王世铎主持。礼烈亲王代善，在太宗朝以谦让成拥立之功，家风不替，世铎在亲贵中，出名的好脾气，尽管有人说他谦卑得过了分，但人缘毕竟是好的，所以才具虽无半点，居然颇得慈禧太后的重视。这一次特奉懿旨，主持这个有关宗社大计，既为国事、又为家务的会议。当然，事先的折冲协商，亦由他来奔走。

        他所接触的都是王公大臣，都觉得这是个难题。吴可读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大清朝特重家法，高宗九降纶音，申明不建储的用意，倘或有人敢违背祖训，一定成为众矢之的，轻则丢官，重则获罪。而沈桂芬又力主安静，恭王受了他的影响，也改了想借清议来裁抑醇王的主意，所以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字：驳！

        到了四月初一，内阁大堂，红顶花翎，不计其数，近支亲贵，无不出席，唯一的例外是醇王，告病不到。这虽在意料之中，但冷眼旁观的人，心头仍不免有异样的感觉。

        太阳已经老高了，礼王世铎看看人已到得不少，打算开议，但他虽奉懿旨主持会议，而在礼节上须请示一个人。论公，惇王是宗人府宗令，他是宗令属下的右宗正，论私，“小房出长辈、长房出小辈”，惇王是他的叔祖，所以他不便也不敢擅专。

        “五爷爷！”他叫得很亲热，“跟你老请示，咱们就动手吧？”

        惇王正在抹鼻烟，一面抽搐鼻子，一面象条猎狗似地用视线搜索，望到外面，用手一指，“等等！”他说，“等敢说话的人来了再说。”

        于是举座侧目，望着连翩而来的四个人。这四个人两俊两丑，领头的一个，身不满四尺，而须髯如戟，相貌奇古，是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体芳。跟在他身边的那个，落拓不羁，仿佛脸都不曾洗干净，是名士派头最足的国子监司业宝廷。俊的那两个，一个长身白面，双目棱棱，一个骨秀神清，翩翩少年，是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和肃亲王豪格七世孙，刚散馆授职编修的盛昱。

        清流的风头十足，高视阔步，上得堂来，处处有人执手寒暄，就这时又有个人，瘦得象只猴子，捞起又长又大的实地纱袍子的下摆，一溜歪斜地冲了上来，惇王便说：“好了，张香涛也来了，可以开议了。”

        于是礼王咳嗽一声，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扬了一下，慢吞吞地说道：“这是吴可读的遗折，有没有看过的没有？”

        吴可读的遗折，早已传诵一时，原件虽不多几人见过，抄件则几乎人手一份，因而没有人答话。

        “想来大家都看过原件了。很好，这省了许多事。懿旨‘妥议具奏’，我拟了个复奏的稿子在这里，诸位看妥不妥？”

        接着他命人找来一名笔帖式，拉长了声调，抑扬顿挫地念着他所拟的奏稿。

        这篇文章做得很好，首先引用雍正七年上谕，申明不建储的家法，而建储非臣子所能参议。继统与建储，字样不同，其实是一回事，所以“大统所归”，亦非臣下所能提出请求。将来皇帝亲政，当然会尊重穆宗的统系，斟酌尽善，此时不能预先拟议一定的办法。

        第二段是说“俟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已包括了继统穆宗的意思在内，何须臣下再提出请求。综括这两点，便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吴可读以大统所归，请旨颁定，似于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于皇太后前此所降之旨，亦尚未能细心仰体。臣等公同酌议，应请毋庸置议。”

        等那笔帖式念完，宝廷一马当先，高声说道：“驳得好，驳得痛快！不过，这不是驳吴可读的遗折，是驳上月十七的懿旨。”

        这真是语惊四座！首先，礼王就觉得这指责太严重，气急败坏地说：“竹坡，你怎么可以这样儿说？”

        “请教王爷，”宝廷接口质问：“懿旨交代：‘妥议具奏’，复奏说是‘毋庸置议’，这不是拿懿旨顶回去了吗？”

        听来理由十足，礼王越发结结巴巴地，急得说不出话来。

        “这一次的懿旨中，‘则是此意’这句话，是今天会议的紧要关键。”张之洞一开口，便知与宝廷站在一边，他摇头晃脑地又说：“‘是’者，‘是’其将大统宜归嗣子之意，‘妥议具奏’之‘议’者，‘议’夫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之方。臣工奉诏陈言，岂可出以依违两可之游词？”

        “那么，”礼王问道：“香涛，你的意思，到底该怎么办呢？”

        “煌煌圣谕，传之四海，‘即是此意’四个字，应有所疏解。”张之洞停了一下说：“照吴柳堂遗折的意思，今上一生皇子，就承继穆宗为嗣，继穆宗之统，这是类乎建储，有违本朝家法。如果这位皇子，长而不贤，难承大统，到那时候就更为难了！所以如何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今日正须从长计议。”

        “这话顾虑得是。”恭王取出一张纸来：“徐、翁、潘三位，交来一件折底，大家不妨看看。”

        徐、翁、潘是徐桐、翁同和、潘祖荫，他们以穆宗的师傅及南书房翰林，当时参与迎立当今皇帝大计的身分，公同具奏，有所主张。折底是翁同和所拟，其中最要紧的两句话是：“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意思是说：将来当今皇帝择贤而立，所立的嗣君，就承继穆宗为后。

        这是反过来的做法，继统而继嗣，既可不违家法，又可消除张之洞所说的“长而不贤，难承大统”的顾虑。大家都认为是个好办法。

        “不过，”礼王始终想维持他的原议，“这个稿子不必动，徐、翁、潘三位的折底，做个抄件，一起进呈，恭候圣裁。此外那位有说帖，也是照此办理。”

        “不然！”宝廷摇摇头说：“我要单衔上奏。”

        张之洞和黄体芳也都表示，各有奏疏，这是不能强人所难的，因而又改变了办法。

        改变的办法是，礼王所拟的原折，仍旧照上，此外有人愿有所建言的，或合疏，或单奏，各听其便。

        于是除了徐、翁、潘的一个奏折以外，清流中人，纷纷集议，宝廷、黄体芳、张之洞都有折子，唯独最喜欢言事的张佩纶，却搁笔未动。

        这是因为他正有一件大案子在手里，必须全神贯注去搏击，搏击工部尚书贺寿慈。

        ※ ※ ※

        贺寿慈是湖北蒲圻人，道光二十一年的进士，虽有文名，但因不愿投入权相穆彰阿门下，因而以二甲第四名的高第，竟不能点翰林，用作吏部主事，咸丰初年，一度进军机，当章京，以后补上了监察御史。照规矩，一为言官，就不能再留在军机，贺寿慈当了御史，亦颇有表现，经国大计，数数建言。在宦途上，平平稳稳地循资渐进，到光绪三年，已爬到了工部尚书的高位。

        可惜，贺寿慈已非复有当年不愿厕身“穆门”的清风亮节，行逾不检，颇有贪名。不但家人子弟与书办之流往来，而且他本人还结交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商人，以致大受其累。

        这个商人叫李春山，本名李钟铭，是山西人，在琉璃厂开了一间极大的当铺，九开间门面，字号“宝名斋”。李春山长袖善舞，当时的一班名公巨卿，甚至连惇王都被他巴结上了，在琉璃厂声势赫赫，眼高于顶。俗语说的是“行大欺客”，宝名斋既有那样的规模，李春山又有通天的手眼，因而伙计做生意的那副脸孔，便很难看，京中的穷翰林，不知多少人受过他们的气？别人倒还罢了，张佩纶何能受此辈的肮脏气？当然要作报复。

        一打听之下，李春山最大的“护法”是贺寿慈。清流在京中大老中，最看不起三个人，一个董恂、一个万青藜，还有一个就是贺寿慈。因而张佩纶便毫不容情地奏上一本：

        “山西人李钟铭即李春山，在琉璃厂开设宝名斋当铺，捏称工部尚书贺寿慈，是其亲戚，招摇撞骗，无所不至。内则上自朝官，下至部吏，外则大而方面，小而州县，无不交结往来。或包揽户部报销，或打点吏部铨补，成为京员钻营差使，或为外官谋干私书，行踪诡秘，物议沸腾。所居之宅，即在厂肆，门庭高大辉煌，拟于卿贰，贵官骄马，日在其门，众目共睹。不知所捐何职？顶戴用五品官服，每有职官引见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夫以区区一书贾，家道如此豪华，声势如此煊赫，其确系不安本分，已无疑义。现值朝廷整饬纪纲之际，大臣奉公守法，辇毂之下，岂容若辈借势招权，干预公事，煽惑官场，败坏风气？应请饬下顺天府该城御史，将李钟铭即李春山，即行驱逐回籍，不得任令逗留潜藏，以致别滋事端。”

        接下来又说：“近来士大夫不分流品，风尚日靡，至显秩崇阶有与吏胥市侩、饮博观剧、酬赠馈遗等情，请旨整伤”。这也是指贺寿慈而言，他的禀赋过人，食量甚宏，一顿能独尽一只肥鸭、一只肘子，李春山投其所好，经常备盛馔款待。贺寿慈亦自忘其为一品大员，下朝以后，翎顶辉煌地直入宝名斋，公然无忌，引得路人无不侧目。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不免诧异，看贺寿慈仪表不凡，也听说他颇有学问，诗书皆佳，而且，她还记得贺寿慈的长子贺良桢，现任南昌知府，门第兴旺，何以不自爱如此？因而便跟李莲英提起，问他有无所闻。

        有安德海的前例在，李莲英相当谨慎，“奴才无事不出宫。”他说，“外面的事不太明白。”

        “你倒去打听一下儿看！”慈禧太后说着，便拿张佩纶的奏折，摆在一边。

        李莲英伺候看折，已深知慈禧太后的习惯，这一摆是暂时不作处置，也就是要等他去打听明白了再说，因而不敢怠慢。第二天一早出宫，到中午回来，趁慈禧太后休息的当儿，将贺寿慈跟李春山的关系，源源本本地据实回奏。

        又办了事，又替她解了闷，慈禧太后深为满意，只是她亦鉴于安德海的复辙，不愿假以词色，怕李莲英恃宠而骄，替她惹些麻烦。

        “把张佩纶的折子发下去吧！看军机上怎么说？”

        军机大臣中，别人都不说话，只有宝鋆觉得很不是味道，大声嚷道：“跟宝名斋有往来的，第一个就是李兰荪！张幼樵怎么不说？”

        恭王觉得他的话可笑，“算了吧，你！”他跟宝鋆说话，是无须讲措词的，“李兰荪跟他又没有认亲戚，也没有公服赴宴，到宝名斋买书并不犯法，张幼樵为什么要把他扯进去？”

        张佩纶跟李鸿藻的关系密切，朝中无人不知，沈桂芬很冷静地劝宝鋆：“佩公！张幼樵上这个折子，不能不想到李兰荪，既然敢上，自然有恃无恐。所恃着，就是六爷说的那些话，买书并不犯法。似乎不宜拿他也扯了进去。”

        “知趣一点儿吧！”恭王提出警告：“上头正借清流在收拾人心。贺云甫也太欠检点了，这个折子越压越坏，让他明白回奏了再说。”

        于是军机拟旨，查问李春山也就是李钟铭，跟贺寿慈是不是亲戚？贺寿慈的复奏，说是“与商人李钟铭，并无真正戚谊，素日亦无往来，其有无在外招摇撞骗之处，请饬都察院查究。”

        “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慈禧太后很精明地指出贺寿慈的语病：“什么叫‘并无真正戚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这么个说法，就靠不住了。”

        “也许是干亲。”恭王隐隐约约地回答。

        “干亲也是亲。”慈禧太后说，“再看一看，有没有人说话。”

        她对内幕已经完全了解，却故意不说破，要等言官有了表示，再相机行事，用操纵言路的手法来箝制王公大臣。恭王当然也知道她的用心，不过在眼前她的举措都是朝正路上走，加以清流为她张目，无奈其何，唯有遵从。

        因此，对于贺寿慈的复奏，先不加驳斥，只是降旨都察院会同刑部，严办李春山。于是刑部派出司员，会同巡城御史咨照顺天府，转饬宛平县衙门派差役抓人，而李春山确具手眼，差役不敢得罪，到宝名斋将他好好“请”到“班房”，直到都察院来了“寄押”的公文，方始将他收监。

        就这样已经轰动九城，不知多少人拍掌称快，同时李春山的劣迹，也在街谈巷议中不断透露出来。原来宝名斋有九开间的门面，是由侵夺官地，霸占贫民义院的地基而来。御史李蕃据实陈奏，奏旨交都察院并案，确切查明。

        李春山是注定要倒霉了，但清流以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则民心郁积，不但未能疏导，反添不满。所以黄体芳便针对贺寿慈发难，事由是：“大臣复奏欺罔，据实直陈”。

        不实的自然是“并无真正戚谊”这句话。贺寿慈与李春山不但是亲戚，而且是“礼尚往来”的亲戚。李春山的前妻，贺寿慈认为义女，前妻既死，贺寿慈将他家的一个丫头当女儿嫁给李春山作填房。所以丈人、女婿，叫得非常亲热。

        贺寿慈年逾古稀，精力未衰，身为“半子”的李春山，特以重金罗致了一个绝色女子，送给“丈人”娱老。贺寿慈元配早故，以妾扶正，变成了李春山的丈母娘。因此，出语尖刻的李慈铭，说他们确非“真正戚谊”，而是“假邪戚谊”。

        黄体芳还算厚道，对这段“假邪戚谊”，只说了一半，李春山“前后两妻，贺寿慈皆认为义女，往来一如亲串。贺寿慈之轿，常时停放其门，地当孔道，人人皆见，前次复奏之语，显然欺罔。”

        于是慈禧太后借题发威，这一次的上谕就严厉了：

        “贺寿慈身为大臣，于奉旨询问之事，岂容稍有隐匿，自取衍尤？此次黄体芳所奏各节，着该尚书据实复奏，不准一字捏饰，如敢回护前奏，稍涉欺蒙，别经发觉，决不宽贷。以上各节，并着都察院堂官，归入前案，会同刑部，将李春山严切讯究。”

        这一来，起恐慌的不止于贺寿慈一个人，如果李春山据实供陈，将有不少名公巨卿，牵涉在内。因此宝名斋门口，车马塞途，那些素日与李春山有往来的京官，名为慰问他的家属，其实是来探听消息。宝名斋管事的人，见此光景，知道东家不会有大罪过，当时便隐隐约约表示，如果大家合力维持李春山，那么什么私和命案、卖官鬻爵、包揽讼事的内幕，李春山决不会吐述只字。否则，就说不得只好和盘托出了。

        其实，这也是恫吓之词。身入囹圄的李春山，心里比什么人都明白，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个字都供不得。一供，便是罪无可逭，轻则充军、重则丢脑袋。不供，则那些有关连的名公巨卿，必得设法为自己开脱，小罪纵不可免，将来尽有相见的余地，不愁不能重兴旧业。因此，他只叮嘱探监的家人：“张老爷是李大人的门生，走得极近的，只有去求李大人，关照张老爷，无论如何放松一步。”

        这番话自然要说与贺寿慈，请他作主。贺寿慈认为无须出此，因为李鸿藻正回原籍葬母，不便干扰，而且他素有清正之名，也怕他不肯管此闲事。至于张佩纶跟这位老师走得极近，确是事实，但也因此，便无须请托，张佩纶投鼠忌器，料想不会再往下追。贺寿慈还有几句未曾道破的话，张佩纶攻击李春山，只是为了出气，自己才是他博击的目标。李春山的案子只要冷一冷，必可从轻发落，而自己的祸患，却是方兴未艾。

        严旨切责之下，贺寿慈不敢只字不承，唯一的办法是避重就轻。复奏中承认曾向宝名斋买过书，“照常交易，并无来往情弊”，又说“去年至今，常在琉璃厂恭演龙楯车时，或顺道至该铺阅书。”他觉得这样措词比较合理。以七十高龄的工部尚书，亲自督促演习穆宗梓宫的“龙杠”，终日辛劳之余，顺道到宝名斋歇歇脚、看看书，这不能说是罪过。

        果然，就因为他隐约自陈的这一点“劳绩”，军机大臣便易于替他开脱，而两宫太后觉得情有可原，降旨“交部议处”。

        吏部议处，是承旨而来，“恭演龙楯车”是大丧仪礼，应该如何敬慎将事？所以“顺道阅书”，可以构成“大不敬”的罪名，但谕旨中只说：“恭演龙楯车系承办要务，所称顺道阅书，亦属非是。”因而议处便从“非是”两字上去斟酌，不照“大不敬”律例，罪名便轻了，议的是“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

        上谕一下，贺寿慈便算丢了官了。过了两天，调刚接翁同和的遗缺，当左都御史不久的潘祖荫为工部尚书。而贺寿慈却一时无职可调，只是宝鋆已许了他，等风头一过去，一定替他想办法，调个于他面子上不太难看的缺分。

        穆宗的奉安大典一过，接着便出了吴可读尸谏这件大新闻。在大家都注视着继嗣继统之争时，都察院和刑部定拟了李春山的罪名具奏，说他由商人捐纳了“布政司经历”的衔头，考充“誊录”，曾得过“议叙”的奖励。但做了官“仍在市井营生”，也说他“攀援显宦，交结司坊官员，置买寺观房屋，任意营造，侵占官街，匿税房契”。至于张佩纶原参的“每有职官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则被解释为“于差满后，擅入东华门内，进国史馆寻觅供事，谋求差使，希图再得议叙。”这不过“不安本分”

        而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名。

        因此，都察院与刑部拟的罪名是：“杖六十、徒一年，期满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于贺寿慈应得何处分，奏请圣裁。

        这个复奏虽然避重就轻，有意开脱，但六十板子、一年徒刑，到底不是什么在厚脸皮上根本不痛不痒的、申诫之类的风流罪过，所以在朝廷也总算有了交代。贺寿慈则因已有降三级调用的处分，就从宽免议了。

        前后两个月的工夫，就由于宝廷和黄体芳，加上李蕃的笔杆儿一摇，将个现任尚书打了下来，声势煊赫，成为城南一霸的李春山，送入监狱。在人心大快，说是“毕竟还有王法”这一句心服口服的话之余，对于清流的威风，无不心识口赞，尤其是那些玩法舞弊的官员胥吏，都在暗中相互警告：

        该敛敛迹了，莫自找麻烦。

        但在清流来看，犹觉除恶未尽，特别是对贺寿慈，张佩纶听说他还在大肆活动，便格外当心，因而无暇去过问吴可读的遗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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