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已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虽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是，构建真正的和平面临两个客观事实的挑战。一是国家获取利益的手段是客观存在的。由于政治的核心是取得权力和权益，无论强权的扩张，还是主权的维护，均离不开手段的运用。二是人类的自私本性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和平，由于人类对权力和利益的贪欲不会消失，所以还会继续有权力和利益的斗争存在。因此，国家间的角逐、对抗、冲突，包括战争也就不可能完全避免。在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情况下，中国要和平发展就必须要研究探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角逐竞争方式。这就必须要突破由战争研究战略、由战争研究和平的思维模式，转变为由和平研究战略、由和平研究构建真正和平的思维方式。因为当今时代已不是“革命与战争”年代，而是“和平与发展”年代，研究战争战略是“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主要产物，不完全适应“和平与发展”年代的现实，至此，战略研究和国家角逐方式的研究必须转变为由和平研究战略、由和平研究构建真正和平的思维方式。这一转变不仅是战略研究方法的转变，而且是为了寻求新时代战略理性的新思维，主要目的是探求“和平与发展”年代国家间角逐竞争方式和中国如何应对国际上的各种挑战，避免发生战争，进而通过和平角逐竞争的方式实现中国的崛起。

        人类智慧的核心是思维。今日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军事力的竞争，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竞争，说到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论思维能力的竞争。战略思维能力关系着国家的兴衰荣辱，维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对此，我们必须站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给予充分的认识。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而其前提则是科学思维。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如果没有科学的战略思维和掌握科学的战略思维方法，科学决策也就无从谈起。当前世界主要大国受两种战略思维所支配。一种是以日益明显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为基础，逐步实现政治管理的一体化。突出的事例是，持续冲突了几千年的欧洲，大部分地区成立了共同体，实现了统一。它引发了世界许多地区建立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强烈呼声，人们看到了世界由地区大同走向全球大同的曙光，这是通往世界持久和平的途径。另一种是，大国霸权战略思维的存在，依然延续着几千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支配下的传统战略思维。这种传统战略思维在20世纪下半叶曾以美苏争霸世界的冷战思维为表现形式。历史证明：这种传统战略思维在不断地破坏人类和平，引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只是愿望，要靠斗争来赢得。这种斗争可能是和平的角逐，也可能是暴力的。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说：“我请大家注意，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今天，也同样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和两种前途，即：维持强权霸权的统治，阻挠和破坏国际政治秩序的民主化，维护霸权的“冷和平”状态。这是一种可能性和前途。另一种前途和另一种可能，就是中国倡导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

        2006年5月18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作家理查德·科克和英国前文化大臣克里斯·史密斯合写的文章，题为《西方文明面临严酷的选择》，文末说：“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沿着一条路走下去是愤世嫉俗、侵略、冷漠、新保守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另一条路是……建设一个个人通过自我完善、孜孜以求、乐观向上、理性、同情心、平等和相互认同而凝聚在一起的社会。”这句话充分说明，前一条路已经证明不是人类文明的最好选择和唯一选择，这条道路恰恰是人类文明应该逐渐摒弃的。而后一条路，则是人类文明应该逐渐完善和追求的，这条道路正是中国正在探索实施的和平发展之路、和谐世界之路。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中国做出这样的战略选择，将中国的发展之路，定位于“和平”，并与倡导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相结合，是基于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理解和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脉搏的把握。全球化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又是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代。如果读错了时代，争当“沽名的霸王”，必将成为世界人人喊打的“穷寇”。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和平崛起之路、和谐世界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人类文明的光明大道。但是，和平并不是廉价的商品，维护和平、和平发展也不是一件易事，至此，我们必须以高超的战略思维能力，对发展过程中的形势实时地做出准确的判断，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争得主动，赢得胜利，实现国家崛起和复兴的战略目的。

        国家与国家集团之间的战略竞争乃至角逐对抗，它不仅是行动上的竞争，也是其战略决策集团及智囊参谋机构之间战略思维能力的竞争。战略指导层是国家战略的制定和执行者，其战略思维关系着国家的兴衰荣辱，维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高超的战略思维能力，能指导一个国家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和哲学现代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作为系统而存在，系统就是由事物内部相互联系着的各个要素、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这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整体不等于各个孤立部分总和，作为整体它产生了新的功能。”要发挥整体功能就要重视全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所以必须要处理好整体与局部关系。整体由部分组成，没有部分就没有整体。同样，部分依赖于整体，没有整体也没有部分。整体上有所得，局部上可以有所失；整体上有所进，局部上可以有所退。以和平发展为显著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局部组成的有机整体。整体在想什么？干什么？要求局部不能脱离全局、脱离整体。同时全局、整体也要关心局部，使这些局部充满活力。至此，我们在探索未来中国生存与发展道路时，必须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整体、这个全局进行思维。

        同时，也要有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局部和具体进行思维，使多个局部和具体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形成新的整体强大功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整体服务。至此，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中，我们应按照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和哲学现代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以整体战略思维，在复杂纷纭的国际矛盾中，抓住事物的本质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正确判断科学决策，实施有利的战略预置，寻求国家发展的主动地位。

        整体战略思维就是从最高层次上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及社会一切领域的生存和发展做出判断和决策的科学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要求把各种事物放在国际大环境的背景下进行系统思考和运筹，使事物在整体上协调一致，达到最佳效应。这种思维活动还要求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资源、手段和力量紧密配合，相互支撑，更为有效地发挥其作用。这种思维活动也是一种现实性、对策性的思维活动，是适应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要求所提出的对策。形象地说，是一种鸟瞰式的思维，是从大战略视角为了国家生存和发展所提出的对策。这正是战略思维的宏观性、系统性的体现。

        当今世界，人类已进入了信息化、全球化时代。这是个大崛起、大发展、大创新的时代，也是个大竞争的时代。我们以什么样的视角，观察、审视全球的安全环境？以什么样的视角，观察、审视国家、民族在生存与发展上的角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安全形势的发展前景如何？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威胁？我们将如何应对？这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当今中国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迅猛发展，使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和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位置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使中国的发展，面临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科技等方面占据整体优势的压力，面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环境、科技、信息等整体安全的威胁与挑战，还面临“台独”分裂势力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衅。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大战略的视野，以整体战略思维应对挑战，在角逐竞争中，寻求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动地位。

        我们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包括国防建设的全面现代化。从这一视角讲，中国的发展战略，应该包括经济崛起、政治（外交）发展、文化复兴及军事现代化。

        目前，从经济上讲，中国的“崛起”，是从经济上的“崛起”。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通过加入各种国际和区域经济组织，积极推动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影响力已经开始超越亚洲地区，而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包括美国和欧洲。中国经济从1979年到2004年平均增长9.6％，从2001年到2005年平均增长超过9.5％。中国经济总量2006年已超过英国跃升为世界第四位。中国外汇储备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中国200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76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虽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按照“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经济上的“崛起”也只是刚刚起步。

        从政治（外交）上讲，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就奠定了政治大国的地位，历经多次大的风险，中国都走过来了，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能及时、准确地分析、判断国内和国际环境，并及时采取了有效策略化解危机和风险，维护了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振兴，进一步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这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外交上，我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略周边、经略世界，同谁都往来，同谁都交朋友，互利互惠，互利共赢，确保了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分量，并为中国从经济上崛起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可见的未来，政治上的改革与发展对中国也同样重要。

        在这方面，特别要注意避开外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所设下的陷阱；注意防止内部一些政治上幼稚的人，由于短视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羁绊。相信我们的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以崭新的政治文明，实现中国在政治上的发展。

        从军事上讲，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我军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几十年来，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一直在不断发展，即使在“军队要忍耐”时期，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是有一定发展的，并坚定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军队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把“军事现代化建设”和“军事崛起”区分开来，“军事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根据当前的经济技术水平而对军事的一种正常投入，而“军事崛起”则是一个国家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不成比例地向军事倾斜。德国、日本和冷战时期的苏联都存在这种军事崛起的表现。从事毫无止境的军备竞赛更是军事崛起的特征。在军事上，中国要的是军事现代化，而不是所谓的“军事崛起”。未来就是要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与安全环境，能面对各种新的威胁和挑战，能快速进行各种军事行动，能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新型人民军队，使之真正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有力保证。

        从文化上讲，文化是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方面。文化、经济、政治互相联系、相互作用，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文化建设上，不仅在思想上重视，而且在行动上更有实际的措施和步骤。如：加大文化研究和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大文化产业的改革力度、加大对文化安全的宣传力度等等。这些措施，对于中国的文化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理想、道德、人生观、价值观是凝聚人心、建立共识、组织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的基本前提。所以，一个追求光荣与伟大的民族，必须有一个令人崇敬的价值体系。一个激动人心的社会理想，必须要有一套与理想和价值相一致的道德规范。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文化的特殊力量，引导人们的思想，指导文化工作，把国家的文化实力做大做强，实现中国在文化上的复兴。

        伟大的革命导师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从外部环境面临的战略压力讲，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对战略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

        当前虽然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国际斗争的主导方面，但军事手段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国际政治依然存在着弱肉强食的强权和霸权主义，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这是中国和平发展必须面对的难题和困境。如：西方强权在政治上，利用人权打压中国；在经济上，持续不断对中国发动不同程度的贸易战、金融战、能源战和知识产权战（高技术领域）；在文化上，利用舆论工具和文化产品不断地进行价值观渗透；在外交上，不失时机地挤压中国；在军事上，出台《日美安保条约》，矛头暗指中国；对台军售，给“台独”壮胆；在中国周边举行军演，不时地进行军事威慑；阻止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迟滞中国国防能力的增强等。所有这些，都需要用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整体的战略思维和行动，不断地拓展发展的战略空间和掌握发展的战略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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