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苏威能不能不辜负隋文帝的这些期待？一点问题都没有。苏绰是经济学家，苏威也继承了爸爸这方面的才华。不过，他可不是亦步亦趋沿着爸爸的方向走，苏威一上台，马上就把爸爸制定的赋役制度给改了。

        西魏时期，苏绰规定，男子十五岁成丁，成丁就是成年，可以分得土地，这叫均田。分了田之后就要向国家提供田租（租）、劳役（役）和纺织品（调）了，这种租调役制，就是后世租庸调制的雏形。这对老百姓其实是相当沉重的负担。后来，北周虽然把成丁的年龄提高到十八岁，租调的数额也有所降低，但是，百姓的负担依然沉重。

        现在，苏威提出，继续减轻农民负担。根据的记载：“初令民二十一成丁，减役者每岁十二番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周末榷酒坊、盐池、盐井，至是皆罢之。”不仅成丁的年龄提高了三岁，而且，向国家缴纳丝织品的数额也从一匹变为两丈，足足减少了一半。另外，向国家提供的无偿劳役也从每年一个月减少到二十天，减少了三分之一。这是向农民让利。

        除此之外，苏威还建议免收酒税和盐税，这是向工商业者让利。

        这样大幅度的惠民政策，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激动人心，一下子，全国人民都拥护隋文帝了。

        可是，苏绰也是治国理政的好手，为什么他不实施这样的措施？中国人讲三年不改为父之道，苏威为什么一上台就先把父亲订立的制度改了呢？事实上，苏威的这些调整，虽然表面上看是改变了父亲制定的政策，其实质恰恰是在完成父亲的心愿。当年，西魏政府实在是太穷了，又要整天打仗，没办法，只能向老百姓征收重税。所以，苏绰在制定税收政策之后，自己也喟然长叹，说：“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我今日的所作所为，是把弓拉满了，这可不是正常状态。以后的君子，谁能让这张弓稍微松点劲？苏威从小就记牢了这句话，现在隋朝的财政状况已经不那么紧张了，自己又当政，怎能不实现父亲的遗愿！

        事实上，不光是赋税制度，开皇初年法律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的改定都有苏威参与其中，他为隋朝制度的完备做出了重要贡献。

        确立各项制度体现了苏威的施政能力，但是，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光有能力不行，还要有道德。在政治道德这个问题上，苏威也是可圈可点。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据记载，隋文帝的宫里挂了好多帐子，帐子钩都是用银子做的。苏威看见了很心疼。他找到隋文帝，滔滔不绝地宣讲节俭的美德，隋文帝一听，大为感动，马上把钩子都换成铁的了。这叫不肯逢迎帝王之喜好。

        第二个，也是的记载。有一天，有个小官不知道为什么得罪了隋文帝，文帝大怒，非要杀了他。可是，杀人是大事，要依法进行。隋朝的《开皇律》有五百条，什么罪该杀，什么罪不该杀规定得清清楚楚，通篇看下来，也没有哪一条规定官员触怒皇帝就得判死刑。皇帝和法律，到底谁说了算呢？

        苏威的选择是，劝皇帝尊重法律，按规矩办事。可隋文帝正在气头上，就是不肯听，还非要亲手杀了这个官员不可。一看隋文帝握剑在手，杀气腾腾，苏威觉得此时说什么都没用了，干脆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隋文帝前面。隋文帝不依不饶，绕过苏威，还去追杀那个官员，苏威又一次扑上去阻止。隋文帝气得不行，拂衣而入。可是，过了一阵子，隋文帝又出来了，对苏威说：你能够这样做，我就不用担忧了啊！这叫不肯逢迎皇帝之愤怒。

        一个宰相，能够坚守政治原则，不逢迎皇帝，这当然称得上是有政治道德。既有政治能力，又有政治道德，这样的人，隋文帝怎么能不欣赏？所以，没过多久，就又给苏威加担子了。

        开皇二年（582），隋文帝又让他兼任大理卿、御史大夫、京兆尹。大理卿管刑狱，类似于最高法院院长；御史大夫管监察；京兆尹类似于北京市市长。就职的五个部门没有一个不是要害部门，现在，苏威一个人包揽了！

        这样身兼数职也太过分了，治书侍御史梁毗有意见了。他弹劾苏威，说苏威兼任五职，一点举贤自代的心意都没有，这是贪恋权位。问题是，苏威这五个职务都是隋文帝给的，这哪里是弹劾苏威，分明是提醒文帝要权力均分。

        面对弹劾，隋文帝是什么反应？他说：“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何遽迫之！”“威若逢乱世，南山四皓，岂易屈哉！”什么意思呢？

        第一，苏威早晚勤勉不懈，有远大的志向，为什么要急于逼迫他呢！我之所以让苏威担任这么多职位，是因为他有这个本事。

        第二，苏威愿意担任这些职位，还因为我是明君。如果遇上乱世昏君，请苏威当官，他也不会当的。

        所以，我俩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苏威不值我，无以措其言；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苏威没遇到我，就没有办法施行他的见解；我没得到苏威，又靠谁来实行我的主张？隋文帝对苏威评价这么高，顺便还把自己放在了明君的位置上，别人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眼看着苏威这样权势逼人，连他的推荐者高颎都坐不住了。高颎当时是尚书左仆射兼纳言，尚书左仆射是二品官，而苏威虽然职务多，但都是三品官。这时候，高颎赶紧上表说自己的官太大了，能力又不够，不如也让苏威兼任吧。

        那么，隋文帝怎么考虑呢？文帝对高颎说：“苏威高蹈前朝，颎能推举。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使之去官！”苏威这个大贤才就是你推荐给我的，我赏你还来不及，怎么会让你辞职呢？你就踏踏实实当你的官吧。

        皇帝如此维护苏威，是不是意味着当时的朝廷成了苏威的天下，无人敢和他作对呢？当然不是。李德林就不怎么买苏威的账。史书中多次记载了二人之间的纷争。

        隋朝平陈之后，苏威建议隋文帝，每五百家设立一个乡，每乡设一个乡正，处理民间诉讼。这是想要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

        李德林一听，马上反对。他认为，当初改革地方行政，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让乡官理事，如果现在再赋予他们处理诉讼的权力，这不是又改回去了吗？另外，这些乡正都是本乡本土的人，难免有三亲六故，你怎么能保证他们处理诉讼的时候立场公正？这不是培养恶霸吗？

        两个主要大臣意见相左，多像当年虞庆则和李德林争论要不要杀北周宗室的场面！那一次，隋文帝是请高颎来裁决的，结果高颎投了虞庆则的赞同票，李德林因而败北。这一次，隋文帝又问高颎了。那高颎投谁的赞同票了？这一次，高颎又放弃李德林，支持苏威了。他说，李德林对同僚凶狠，遇事又固执己见，还是苏威可靠。

        高颎这番表态太厉害了。他不比较双方观点，而是直接攻击人格，这就等于把李德林的根基给端掉了！二比一，隋文帝下令，按苏威的意见来！各地马上都设立了乡正。

        可是，这事并没有完。一年以后，到关东地区去视察工作的虞庆则回来报告说，新设的乡正果然横行乡里，地方社会又被他们把持了。

        隋文帝一听，也很郁闷，只好再下令废除乡正。按说，这是回到李德林的想法上来了，李德林应该高兴才是。没想到，李德林又提反对意见了。他说，设乡正这件事我本来就不同意，但陛下还是设立了。一旦决心设立，就应该让政策延续一段时间。现在您刚刚设立乡正，又旋即废掉，这不是朝令夕改吗？法令如果太不稳定，那就没有权威了，所以，请陛下三思。

        隋文帝本来已经觉得很没面子，现在又听见李德林牵扯上什么朝令夕改、政令不一等这些批评意见，更是恼羞成怒，干脆把李德林贬官了，让他到地方担任刺史，永远离开了中央。

        至此，隋朝的政治核心就变了。原来是高颎、虞庆则、李德林、杨雄位高权重，随着苏威的登场、李德林的失宠，隋朝的掌权者变成了高颎、苏威、虞庆则和杨雄。这就是所谓的“隋初四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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