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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写过的所有传记中,献给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这一部是最难以完成的,是最痛苦同时也是最刺激的。在我之后,还有很多人也曾试图重新勾勒她的一生,他们也都碰到了困难,这样一项工作到底难在何处?杜拉斯本人特别善于分析心灵的深处与心灵的沉默,以及她也曾面对过的孤独片段,对于这项工作无法完成的原因,她阐述得很清楚:“我根本无法看清人们所说的‘她的人生’。构成我的,只有对死亡的思考,或对某个男人和我的孩子的爱。纵观所有过往经历,我好像根本不可能近似于任何一种人生模式。”凭借着什么,才能编织出一部即使并非完美无缺但至少正确无误的杜拉斯传记?它应该围绕哪些秘密的主线,才能触及深层次的真相?因为,传记所要做的,正是触及深层次的真相,至少我一直以来所理解的传记艺术是这样的:找到人的秘密,回到它们火热的策源地,就像杜拉斯说的那样“一直追溯到它们”,把犹如深邃夜空中闪闪繁星的它们记录下来。无论是为谁作传,都不仅仅是罗列既往事实,或满足于一篇众所周知的编年史,还包括其他很多更复杂的东西,事后看来,这对玛格丽特·杜拉斯而言尤为如此。

        当然,我们离不开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提纲:殖民地时期的印度支那、家庭的苦难、中国情人、返回法国和在洛特-加隆省杜拉斯镇度过的童年、与罗贝尔·昂泰尔姆在一起的日子、抵抗阵营、在“文稿管理委员会”的短暂工作、昂泰尔姆的流放、与迪尤尼斯·马斯科罗的长相厮守、加入和退出法国共产党、帅气的情人热拉尔·雅尔洛、学会喝酒、《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随后多部作品以及她久久不屑的爱情小说所获得的闪电般的成功、诺夫勒堡的居所、阿尔及利亚战争、“圣伯努瓦街小组”、在特鲁维尔购置的公寓、离群索居、1968年“五月风暴”、介入女权主义运动、与扬·安德烈亚在一起的生活、她与同性恋的关系、1981年左派的上台、从影经历,还有书籍,至死相随的书籍,还有临终前的孤独、逝世后留下的传奇……对于所有那些倾力重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人生”的人来说,以上就是他们的传记素材。然而,仅凭这些就够了吗?只采用这些素材,仅有这些素材,岂非南辕北辙?自始至终,杜拉斯深知,她的所有一切是一个个疑问,是一扇扇紧闭的大门,是一片片阴暗的“森林”——她把她的人生称为“森林”——是穿插和拥堵在她人生中的一个个十字路口和岔道口。只有她写的那些书,只有那些延续她那深不可测的、有待破解的奥秘的影片,才有望让她触及尘世与万物的珍贵和美好。“对于我们年少时某一天所发现的那种空洞,”她说,“什么都无法使之从未存在”;对于爱情,她发现世间没有什么“能取代爱情”;对于时光,她“从来都只是等候在紧闭的门口”:所以,只有书才能反映她那偶然性的、碎片式的、撕裂了的人生,她那千疮百孔的人生。除了书,还有与之呼应的音乐,特别是巴赫、舒伯特、维瓦尔第、迪亚贝利的奏鸣曲和卡洛斯·达勒西奥的乐曲,它们犹如夜空中前进的足迹,尽头处或许会突然出现金色的光芒:就像小说结尾处所说的,“或许是一个黎明,上帝”。书和音乐就像召集人,构成了最初的和谐。

        对于那些关注她人生的人,她有言在先:“你们人生的史实,我人生的史实,其实并不存在,或者说只是一堆词汇。我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只有虚构的故事,而没有史实。只有通过想象去回顾时光,才能使人生焕发生气。”对于传记作者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美的途径和更好的建议吗?在传记的创作中,所要做的到底是什么?是把一个人的人生搬上舞台,将其变成一场“真人秀”,还是在充满疑虑和痛苦的夜幕中盲目前行,只靠这种方法去发现人生的生气及其内在的运动?因此,杜拉斯的书或许是其传记的唯一素材,是打开其真实人生的唯一钥匙。更进一步,杜拉斯对未来她的传记作者开出了一个特殊的处方:“我希望人们像我自己写作那样来写我。那或许会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

        如此说来,1994到2012年间那些前仆后继的传记或许未能完全达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预期。确实,无论是沉湎于挖掘私生活中的秘密和政治上的背叛,还是把传记混同于法官的卷宗,以期将杜拉斯置于历史之中或直面她的命运,这些都是不够的。肯定还有别的东西,还有另一些故事,它们发生于夜间,是精神层面的,牵涉到所有游历其中的人,包括读者和作者,而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能否将其解释清楚。可见,有一点是肯定的:研究杜拉斯,首先得重视她内心的演变,跟着那个阴暗的迷宫——途中,文本是唯一的向导,它引导着读者——深入克洛德·鲁瓦所说的“杜拉斯特质”(Durasie),一个陌生地带,以及“黑色大陆”(ti noir),而我们稍后将看到,这一“黑色大陆”或许是所有人共有的,因此它既令人痴迷,又令人惧怕。

        很久以来,我觉得我熟知杜拉斯不断讲述的那个世界和那个故事,故事只讲了她和她的人生,却触动了所有读者,他们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一部分。我一直认为,这便是文学及其普适性和全部人性的真正标志。玛格丽特·杜拉斯属于这样一类作家,他们的根源可以上溯到文字诞生之初,上溯到人类最初的呼喊和占卜。她直觉里知道这一点,否则,她怎么能像马格德林岩洞里的史前人类一样,在外部世界面前举起残缺的双手,齐声发出绝望的爱的呼喊?写这部传记,就是要与她相会,捕获她的气息——她曾不断重申,这气息为我们大家、她的读者乃至全人类所共有。

        我致力于这项工作,不仅因为我年轻时长期与她交往频繁,因为我是索邦大学第一位研究她的学生——我曾于1972年在塞杰尔出版社发表了一部关于她的论著,系法国出版界开先河之作——因为同一年她同意为我创作的一部诗集作序,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一直认为,她的作品触碰到了我内心的最深处,因为在不断阅读她的作品的过程中,已没有什么让我觉得怪异,无论是说出来的还是没说出来的,无论是显露在外的还是隐藏于黑夜的,因为我已由此变成她最专注的读者之一。

        我对杜拉斯的研究长达44年,可谓整整一生,期间我一直只以她的书为出发点,那是她人生的隐迹纸本,是仍有待解码的遗迹。可见,这便是大家所说的“第一手”工作,从塞杰尔出版社出版的那部论著,到对她在洛特-加隆省(其笔名的来源地)度过的童年的调查,再到组织举办关于某些从未被研究过的主题的研讨会(与她和上帝的关系一样,那些主题一开始总是被人嘲笑和挖苦,但最终都得到了认可),再到1991年发表的那部传记,系第一部杜拉斯的传记,在全球广为译介,已成为很多论文的依据,并被我不断重读、修改和补充新元素,直到成为今天交出的这部作品,只为尽量贴近她的主题和她的真面目。研究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一件总有挑战和风险的事,一是因为必须亲身体会疯狂和眩晕,进入她所说的“暗室”(e),二是因为她的所有文本都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轻易交出用于开启紧闭的大门的专用钥匙。阅读杜拉斯,我们永远不在她所说的“光亮地带”(zones claires),而是处于一些最偏僻的、埋藏得最深的区域。

        她的人生铭记在她作品的长卷中,而那些作品犹如炼金术士的工作,旨在将所有的痛苦和所有的孤独化为金子。因此,为她作传并非一往无前,把握住她人生的气息和历程,也不一定非得像某些人以招徕读者为主要目的所做的那样,展示一些她几十年前就已禁止公布的资料,但有的人并不理会她的要求……要知道,她的人生其实是处于一些更为阴暗的陷阱中。玛格丽特·杜拉斯一再宣称:“我们有我们所写的,那是一种不可见的人生,接着有另一种人生,它是可见的。”有些人想要一天接一天地复现时光缓慢但愤怒的脚步,排列那些或喧嚣或安静的日日夜夜,整理一件件大事,以日期和标志事物为主线——对于这些人,杜拉斯略带奚落地答道:“我这么说吧,为的是解脱我自己……(如果)非得让我说明日期……我没有这个能力。”

        剩下的是她作品的地点,也即她称之为必须追随的“图像之路”(chemin d''images),这些图像被记忆突然泛起的波浪带到水面上来,就像一袭滔天巨浪,她从浪尖上撷取了泡沫,而那泡沫本身也是转瞬即逝的。

        对于这部新传记,我把它看作我对她漫长的研究工作所获得的一个成果。我一直视她为20世纪的重要作家,与马塞尔·普鲁斯特比肩:普鲁斯特为这个世纪揭开了序幕,她则为之画上了句号。在书写她的人生故事之时,我忠于她的抉择和她的价值观,也即尽可能地贴近她,无惧狂风或海浪。不管怎么说,杜拉斯提醒过那些拿她来冒险的人:从1969年我第一次遇到她,到1995年我最后一次见到虚弱而无助的她,她总是会提到进入“内在阴影”的危险和写作的巨大风险,她就像一阵风,“从人生中经过,人生中别无其他,除了人生,还是人生”。

        她在文集里讲的一个小故事为我写这部传记提供了帮助。故事说的是皮埃尔·博纳尔的一幅画,画的是海上的一艘小船。这位画家对他的画不满意,想要加以修改。当拥有这幅画的人同意把画托付给他之后,他把画的整个空间全都让给了小船的帆。于是,帆占据了一切,占据了大海、天空和风。杜拉斯认为,书也是如此,一句话,一个词,都能改变作品的意义,使它走向别处,走向无数的终点。人生一定也是如此。一个故事,一个日期,一个事实,一件轶事,或许会让历史走向别的日期、别的轶事,走向意料之外的含义。基于这样的考虑,这部传记或许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谜,或许能完美地反映杜拉斯的人生,她的神话,她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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