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4月4日，她出生在闷热而昏暗的印度支那嘉定市，也即西贡北郊的一个小居民区里。故事就是从那儿开始的。在那里，她挣脱了母亲，挣脱了那个浸润着她的温柔乡，进入到弥漫着死亡气息的日光之中，发出婴儿的初啼。外头，原住民的街上，也有其他婴儿呱呱坠地，那都是些黄皮肤的婴儿，是苦命的人，刚生下来就被乞丐般的人裹在破衣烂衫里，背在背上，吼出和她一样的怨言和哭声。她是玛丽·多纳迪厄生的最后一个孩子。

        她的姓氏是一个征兆，已经道出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思。像是命中注定似的，多纳迪厄，这个父辈的姓氏将她献给了素未谋面的上帝，要把她变成他的奴隶，变成一个嗷嗷待哺、脱离了母体、托付给了上帝的不知名的小生命，就像一个“被丢下的孩子，被抛弃的孩子”——她后来这样说道。

        是不是为了佐证她的姓名，多纳迪厄，这个小丫头才经历了童年里的暴力？很小的时候，她就感觉到内心有一些隐藏的力量在塑造着她，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冲动在支配着她，有一种获得独立的欲求使她与其他人，包括殖民者和他的家人，分离开来。

        她反抗自然法则，转而寻觅广袤的丛林，蜿蜒而不知去向的河流，向它们的危险发出挑衅。

        她的父亲亨利·多纳迪厄是一名数学教师，祖籍法国洛特-加隆省，历经第一次婚姻之后，有了两个儿子。促使他奔赴印度支那的，是海外的召唤，是标榜生财之道的殖民宣传告示，还是由于他“郁郁寡欢地读了皮埃尔·洛蒂的书”，抑或他不过是想在另一种环境下重塑人生？毋庸置疑，他不是那种急于发财致富、靠原住民赚钱的冒险家，而是属于浸淫于茹费里的教条的那一代理想主义者，对那一代人而言，奔赴印度支那，就是拓展法兰西的疆界，传播法国的文化和一个天真的梦想，也即坚信土著人需要文明，必须得到法国的护佑。他先后被任命为河内、北圻、柬埔寨的教授、教学主任，成为白人社会贵族阶级的一员，他们认可他的学识，他也尊重他们。孩提时，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就见识了不少舒适惬意的官邸，譬如她全家曾住过的坐落于金边的柬埔寨王宫。她生活在古代支那落寞的余晖中，生活在佛塔和寺庙弥留的时光中，生活在季风的气息中，四处漂浮着麻风病。敏感的她就像一头小兽，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她听到了四周的喧嚣，听到了老百姓和仆人们对话的音节，周围的一切全都被她记在心里：土著民的敏捷，宛如哑然的河流的街道，街上神经质的、密密麻麻的人群。

        就在这里，在这片富有传奇色彩和异域风情的天地里，在各种相互交融的反差与充满暴力的景象中，记忆力发挥了它的作用。所有一切已在孩提时代的她的心中沉积：湄公河上落日的余晖、仆人们如仪的举止、傍晚的濡湿、织物——即便薄如蝉翼——压在肌肤上的重量、花园里高大的热带植物、绿色——无边无际的绿色——而厚重的丛林。

        还有麻风病，这种像黑夜一样蔓延的地方病让整个城市和成片的土地陷入病态，使河流泛黄，给这个国度带来了致命的空气和灼热的气息。它是一个隐喻，可以被人隐隐约约地预感到，所形容的是一个有待认识和发现的世界，而这世界是一成不变的，也是苟延残喘的。

        她的母亲，玛丽·勒格朗，祖籍法国加莱海峡省。按她的说法，是在“弗雷旺附近”，那是一片多云、寒冷而广袤的土地。母亲生在农家，出身贫寒，兄弟姐妹五人中，她是老大。她曾获得奖学金，在小学教员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后，她在敦刻尔克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但她生性狂野、桀骜不驯，注定要到其他地方去施展满腔的充沛精力。弗兰德斯地区风萧萧的广袤大地不适合她，所以她提出了到殖民地教育机构谋一份工作的申请，并顺利地得到了这样一份工作。杜拉斯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写道，1905年，“殖民地儿童受入学教育伊始”，母亲“被任命到法属印度支那”，她将见识到别样的景致：荆棘丛生、人迹罕至的公路，河流，稻田，山脉，有水牛一路小跑的小路。和未来的丈夫一样，她也无意于宣传布告里说的发财致富，只因她的心中另有一个更为崇高的梦想，是这个梦想让她充满活力。很快，在任职的不同工作岗位上，她认识到了殖民生活的辛酸和白人儿童命运的艰难，但她感觉到了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农民的力量，并将其保留了下来。不久，她觉得自己跟土著民亲近了，为教授越南孩子法语而感到自豪，她“给孩子们补课到深夜，尽管她知道这些孩子日后将成为工人、‘苦力’，也即她所谓的‘被剥削者’”。她的付出，她的生命力，使她很快就变得受人欢迎，成了“穷人当中的无国界女王”和“田间的流浪者”。

        不久，她嫁给了亨利·多纳迪厄，两人组成了一个典型的教师家庭，成了殖民者的骄傲。他们生了三个孩子：皮埃尔、保罗也即杜拉斯的“小哥哥”，以及最小的玛格丽特。

        母亲的活力、她骨子里的冲动、她像“一个疯子”那样施展的精力，这一切给幼小的玛格丽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一个纯粹的母亲，一心扑在孩子身上，满脑子想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历险”，是居家过日子的一把好手。

        当时拍的一些照片使我们得以更好地认识这一家人。父亲是三角脸，胡子修成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流行式样，目光炯炯有神，有穿透力，使得整个人显得热情似火。母亲坐在亚洲皇帝的一个宝座上，背后是异国情调的布景，装饰着富有戏剧色彩的帷幔和挂毯；她的衣着是那一代妇女的典型，胸部高耸、丰满，从身材上看像是穿了紧身衣，整个人被固定在简朴的裙子里，一大串煤玉项链点缀在她的脖子上；她的目光也是坚毅的，狂热的，这像是全家人共有的一个符号。孩子们围在母亲身旁。皮埃尔——杜拉斯后来只称他为“大哥”——穿着水手服，也可能是殖民时代流行的白色套装，目光有些倔强、坚定，是带着厌倦在拍照。“小哥哥”保罗比杜拉斯大两岁，身材瘦削，“那么的瘦，有一双带蒙古褶的眼睛”，他露出一丝微笑，显得弱不禁风、“与众不同”。最后是玛格丽特，她穿着纱裙或细亚麻布裙，为的是不至于感到太热，头发里别着一只硕大的蝴蝶结，长长的卷发一直垂到肩头。她的眼睛特别惹眼，目光严肃，教人简直受不了。她的目光里有一种发出挑衅、与人对抗的东西。她的内心已经有了固执而必胜的意志，像是一个标志或预兆。

        关于记事之初，如今只有她自己是唯一的见证人。她愿意提及的，只有一些画面，其痕迹被她留在了记忆里，还有一些小事，一些她难以释怀的事，一些她想要重温的时刻。她在访谈、散文和自述中如数家珍的那些旧事使人相信她，“杜拉斯，总在述说同样的事”，到最后她自己也厌烦了这一切：南圻、雨季黄色而泥泞的河流、墙角的乞丐发出的刺耳的叫喊声……

        对于记忆里的这个暗室，她只记得几幅画面、几个场景，普普通通，却又至关重要。

        1917年，或是1918年，她记不清了，那时她三岁，也可能是四岁，但刚满四岁。有一天，她看见一个越南工人从梯子上摔了下来，那人面无表情，鲜红的血沿着嘴角流下来。当时，她的眼神应该与上述照片中呈现的眼神是一样的，坚定，教人捉摸不透。女仆对她说：“别待在那儿，过来，别看了。”她记忆犹新：“我明白了，我刚见到的是一件大事。”

        在那些半模糊半清晰的往日痕迹中，还有夏日在父母和仆人们陪伴下的中国之旅，长路漫漫，令人筋疲力尽，却又显得神秘。她还能依稀记得有些小路的两旁竖着墓碑、佛塔，站着乞丐，披着鲜艳袈裟的喇嘛时不时从路上走过，她记得那一大帮人，也记得那一大帮人的流浪。

        那段放逐的时光已无确切日期可考。放逐之地是那片鱼龙混杂的殖民地，有殖民者鳞次栉比的白色宅邸，也有原住民的草屋和棚户区，是侨民的地盘。与所有被征服的、臣服了的、异国他乡的土地一样，那里也承载着想象，充满着香气。

        1918年，父亲被调往金边，柬埔寨的首都。一家人沿着宽广蜿蜒的湄公河北上，住进了宽敞而富丽堂皇的新宅邸。新房四周是无边无际的茂密丛林，林子里留下了她玩耍的足迹，虽然她心怀惧怕。

        不料，父亲不久就得了殖民地的传染病，是一种会传染的突发性发烧疾病，这种病像是会榨干病人的所有体液和精力。据诊断，父亲得的是阿米巴痢疾，而母亲也同时得了这种病，但症状要轻一些。于是，父亲提出了回法国的申请，但母亲并未一同回国，而是被工作困住，像是被绑在了印度支那这片土地上，孤身一人照料着几个孩子。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在这个维系于母亲一人的家庭小团体中，在这个仇恨与暴力、疯狂与恐惧以及令人恐惧的、纯粹的爱相互交织的家庭中，玛格丽特·多纳迪厄的传奇故事拉开了序幕。

        父亲回法国并非没有造成影响。他还会回来吗？在被抛弃感和等他回来的等待之间，玛丽·多纳迪厄和她的孩子们一起体会着这几个月的孤独。玛格丽特受到影响了吗？她性格矜持，喜欢回避，不会把父亲的远去挂在嘴边。打小起，她的内心就深藏着拒绝，情感经受着折磨，情愿体会情感（经常是强烈的）的刀锋，与太多冲动的情绪相抗衡。父亲走了，她却未必从中感到痛苦或怨恨。一切都会过去，恰似那流淌的大河，不为外物所动。

        父亲在法国的日子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他的病情加重了。他曾有一个秘密的梦想，就是把远在印度支那的家人和法国的家人——第一任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团聚到普拉提耶，他在那儿置办了漂亮的房产，但他应该是绝望了，知道这个梦想正在破灭。那处房产“不是一座城堡”，玛格丽特后来坦言，只是诸多养眼的府邸之一，坐落于一片葱郁的大地。房子四周有一个大花园，杜拉斯称之为“公园”，这好像是她的一个习惯——她在诺夫勒堡还有一处房产，附带的花园相对小一些，也被她称为“公园”。除了房产，房契还详细说明了周围一并出售的建筑和土地：“附属建筑、花园、菜园、耕地、牧场、葡萄园，以及其他性质的地产。”房产附近有几处宁静而怡人的山谷。到了晚上，一栋栋亮着灯的房屋依稀可见，给人一种祥和与安宁的印象，亨利·多纳迪厄喜欢这种印象，看惯了印度支那总是透着残酷的异域风光之后，他在这里看到了永恒的法国所拥有的神话般的画面。

        对于父亲的离去，多纳迪厄一家作何感想？他们是否隐隐觉得这是一种背弃？亨利真的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吗？到最后，以玛丽·勒格朗为核心的这个小家庭是否会发现父亲“太过法国化”？至于他们，两兄弟、妹妹、母亲，他们已觉得自己成了这片越南大地上的外国人，差不多成了混血儿——若干年后，这片土地被杜拉斯毫不含糊地称为“水乡祖国”（patrie d''eaux）。

        不管怎样，一家人能收到来自法国的信件，但这并不是什么教人翘首期盼的大事。亨利·多纳迪厄在或不在，他们无所谓。在生命中的最后两个月里，亨利住在普拉提耶，他被因细菌而起的病拖垮了，觉得已被世间万物所抛弃，于是便放任自流，向自己的死亡走去。

        在印度支那，母亲害怕丛林，害怕丛林里厚重而灼热的植物，害怕游荡的闲人，害怕她从未完全信任的男仆。她让孩子们睡在她床上，正如后来，在坐落于卢瓦尔河畔她得到的那座路易十五时期风格的破旧古堡里，每逢寒夜，她就让绵羊、小鸡等动物睡在她卧室里。

        她有预知和通灵的天赋，能看懂各种迹象、巧合和事件，预见灾难的来临。一天晚上，确切地说，是通过电报得知丈夫于1921年12月4日病故的前夜，她听见丈夫的书房里有一只迷路的鸟，不断地撞到墙上，喧闹不已。当她向孩子们宣布这个坏消息时，谁都没有表露出伤感。父亲的死只是世间万物中的又一件事情，是玛格丽特早已习以为常的宿命。她后来承认，得知父亲病故的那一刻，她没有落泪，并且认真地补充道，不久后失去她的小狗之时，她的反应就不一样了。父亲留给她的只有两点：一是姓氏，多纳迪厄，一是洛特-加隆省的房子。前者后来令她无法承受，几乎“无法随身携带”。确实，与上帝之名离得这么近，叫她该怎么活下去，最关键的是，她该拿什么奉献给上帝？上帝又会要求她奉献些什么？至于后者，当玛格丽特梦想着广阔的世界，想要在不同事物之间架起桥梁之时，一栋迷失在乡间的房屋就变得毫无用处了。殖民地的生活还在继续，一如既往。在那片殖民地的大地上，孩子们从此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狂野和自由，无尽的自由。

        父亲的下葬得益于他前妻里维耶一家的帮助。他的墓紧挨着莱维纳克德吉安教堂，沿途可见公墓的地势比高大的围墙还要高。前妻里维耶一家的墓地很大，但不那么考究。父亲的墓比较高，上面摆放着用上了釉的陶瓷制成的花朵，有菊花、紫罗兰等，显得花团锦簇，且不会被时光所摧毁……一块大理石板上刻着这样的字眼：“亨利·多纳迪厄，南圻学校校长。”文字并不完全正确，但又有什么关系呢！政府多次派员登门致敬，玛丽·勒格朗一一接待，毫无怨言，但也没有表露出特别的感情。她太忙，有太多的事要打理，殖民地的日子太苦，但她却没有想过要换一种活法。幼小的玛格丽特似乎已经忘了父亲，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她没有服丧，也不曾悲痛。关于父亲，她后来曾说过，她“不认识他”。

        时光荏苒，毁掉了熟识的物品，改变了一张张照片，弄丢了为数不多的几件纪念品。父亲写了一本关于指数函数的数学书，她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书还是不见了，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是怎么丢的。她一直认为，书其实没有丢，她或是别人会有机会从某件家具的死角里发现它，发现它滑到了抽屉后头，迷失在那里，就像她多年之后在那个路易十五时期风格的衣柜深处发现一件衣服那样。那件衣服是她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版税买的，布料用的是细亚麻布，上面有一些暗红色的血迹，肯定是经血，怎么看都是一件女装，衣服上满是历年来静悄悄的夜里落下的灰尘，那是时间的颜色。

        时间继续流逝。父亲没了，去了小玛格丽特已忘却的地方，把她的记忆空间让给了母亲的形象。对于玛丽·多纳迪厄来说，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她躲过了致命的痢疾，开始继续教书。然而，父亲一死，特殊优待也就没了。她在一所当地学校当教师，职位在行政级别中是最低的。生活不再如往日那么宽裕，母亲必须靠着全力劳作和一腔执着，才能担负起新的生活。

        不知不觉中，她对大儿子，她莫大的骄傲，寄予了一种教人无法抗拒的爱。女儿黑头发、棕色皮肤，眼神特别有穿透力，一举一动不招人喜欢，样子略显堕落，个性极为反叛，性格怪异而特殊，她指望得上吗？次子整日只知“爬上高大的芒果树”，无忧无虑，略显天真、“痴呆”，举止“无声无息”，她又能指望得上吗？

        另一种生活开始了，更不稳定，更为野蛮。

        当时拍的一张照片上，玛丽·勒格朗身旁围着三个孩子，拍摄地是一处破旧、脏乱、堆满杂物和垃圾的庭院。这张照片完全不同于父亲在世时的那些照片，在昔日的照片中，看得到亨利·多纳迪厄殖民的骄傲及其社会地位的上升，仆人们和看上去团结一心的家人围在他身旁。此时此刻，母亲内心深处的本性和与生俱来的疲乏一一显露，她像是认命了，不再想抚养她的孩子，他们太难缠，太堕落，太不听话，无法抚养下去。她的身影显得沮丧，她的目光显得迷离。“灾难就此驻足。”杜拉斯后来这样形容道。为此，母亲决定回一趟法国，去继承亨利·多纳迪厄的遗产。

        1922年，也即他们第一次回国的那一年，玛格丽特年仅八岁。一家人登上了“Azay le Rideau”号邮轮，时值7月，旅程一共30天。在漫长的旅途中，玛格丽特懵懵懂懂地体验了她日后所有的写作主题，以及她未来作品里的所有符号：放逐、流浪、行李、无定所的夜、变化多端的事物，尤为重要的，是船舷之外始终相伴的海景：深邃的海，莫名的海，阴暗的海，大浪滔天的海，吞噬一切的海。中那些描绘大海及其奥秘的华丽篇章早在此时就已铭刻在她的记忆之中。

        海上之旅，继而一段漫长的陆上之旅，他们到了杜拉斯镇，随后到了普拉提耶。屋子锁了六个多月，已散发出霉味，但条件相对要好一些。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对于它，年幼的玛格丽特只有一些鸿爪雪泥般的印象，那是她在印度支那翻阅一些以田园牧歌的方式描绘祖国母亲和永恒法兰西的书籍而得来的。她记住了所有那些触动过她的画面，比如冷杉林、杏子林、起伏的田野，听到了桤木林中刮过的风，看到了安静而冷漠的母牛、繁星满天的夜晚、田间的劳作、里厄托尔河（在山谷中蜿蜒的一条小河）静静的河水、地势较高的村庄里的生活、赶集或看电影的日子：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极富法兰西风情的神话，将呈现在她1943年发表的小说处女作《厚颜无耻的人》中。

        慢慢地，普拉提耶的生活步入了正轨。父亲已置办家具，一家人便定居了下来。在附近的农民看来，这是一户殷实的人家。玛丽·勒格朗仍然寡居，内心深处泛起了对印度支那的怀念。和在印度支那时一样，她喜欢重拾殖民地时的生活习惯，总在黄昏时分坐在葡萄架下的扶手椅上，然后在夜幕初降时进入梦乡……那一年，玛格丽特是个小丫头，黑发棕肤，眼神里总是充满好奇，骨子里有一种冲动、粗鲁、执拗的性格。不过，她也会满怀忧郁，那时她的眼神就会逃避，专注于无人知晓的、孤独寂寞的内心世界。她丝毫没有表露出父亲之死本该给她带来的忧愁，而是一副坚强、骄傲的模样。事实上，她不可能永远忘记父亲。在父亲健在时的一张照片上，我们看到，她蜷缩在父亲怀里；多年后，1988年，她向法国电视一台的记者露丝·佩罗讲述了父亲带她参加一次葬礼的记忆。那个记忆是历久弥新的，甚至是“固定的”：“父亲牵着我的手。”她说。

        在普拉提耶，她渐渐熟悉了法国，熟悉了舒适的田园生活、西南地区温和的气候，以及一种更为文明同时也更为和谐的自然环境。所有这些情感和这些转瞬即逝的印象都被她牢牢记在心里。母亲打算至少在法国待一年，于是便张罗起孩子们的教育，试图结交一些朋友，建立一些邻里关系。玛格丽特有了一个形影不离的朋友，她叫伊维特·阿默兰，住在山谷的另一侧，见她一面得先穿过田野。这个朋友后来在村子里开了一间杂货铺，卒于2013年。她保存着玛格丽特寄给她的许多明信片，经常接待杜拉斯传记的作者，向他们讲述杜拉斯固执的性格，她逃学去野外玩耍、去帕代扬看望神父的经历，她所钟爱的抹了接骨木果酱的面包，她桀骜不驯、变化莫测的个性，以及她写的一手好字和她对故事的偏好。无论是做游戏，还是野游，拿主意的总是玛格丽特。这个老妇人曾告诉让·瓦里耶：“每到周四，我到她家时，一切都已计划好了。于是，我们要么玩跳房子，要么在田野里撒欢。”“你看，”老人伸手指着田野，“那是我们的广阔天地……后来，她哥哥保罗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我们步行去帕代扬，去看望杜佛神父。我们经常抄近道，很好玩，也很惬意。途中要穿过一片小树林，林子里有一所房子，里头住着一个聋哑人。一开始，我们都感到很新奇，那聋哑人朝我们不停地打手势。最后，我们终于到了帕代扬，那里有人接待我们。神父的母亲年事已高，是个驼子。她总是会给我们准备一些小吃。有大圆面包，您知道吧，她切下一片，我们抹上果酱，味道有点酸，特别好吃……每到杏子成熟的时节，一到晚上，人们打开炉子，那味道真好闻，玛格丽特也一定感觉得到。还有葡萄收获时的气味，您知道吧，那是一种香气，葡萄收获时的香气。所有这一切，她全都记得。”

        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她爱好叙事和宽泛意义上的诗学，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因此得到了老师们的注意和欣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伊维特的友谊开始变成她的压力。她是个与众不同的小姑娘，性格孤僻，崇尚自我，喜欢那些意料之外、充满奇遇的情境，她爱读历险记，喜欢把自己置于其中。她早就知道母亲偏爱她的长子，但她一言不发，像是对此表示默许，只是把这个爱与恨、欲望与失望相互交织的故事放在内心最深处。在小说处女作中，她赋予了女主人公一种隐秘的忧愁：“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之间存在着没有出路的爱……”普拉提耶的大自然刺激了她的感性，她觉得自己和大地非常亲近，她热爱多变的季节、乡村的时令——播种、成熟、收获——以及穿越其间的香气。他们四人的生活有几分波西米亚人的意思，周围的农民也觉得他们不合群，玛丽·多纳迪厄对此有一个更为贴切的说法，她形容自己是“迁移的”……四人中，玛格丽特最难以捉摸。“她将来会给您惹麻烦的。”邻居对母亲这样说道。当时，母亲抬头看着天际，像是发出一声徒劳的召唤，又像是怀着一种骄傲。

        一天，玛格丽特经历了一件后来被录入“童年严重创伤登记簿”的事。那天，经母亲允许，她去把从田间走失的母牛沿着德罗河畔赶回家。田间道的尽头有一段铁路，一列火车鸣着汽笛飞驰而来。一头受了惊的母牛躲避不及，撞到了火车上。它的一只角折断了，留下了一个鲜血喷涌的洞口。玛格丽特俯下身，紧紧地抱着它，听着它哞哞的吼叫声。这次经历是苦难，是痛苦，也是孤独。是不幸。她紧紧地抱着它，想要给它温暖，给它生命。这件事成了她想象力的一个新主题。

        然而，法国的经历没有掩盖住暂时被放到一边的印度支那。印度支那从未远去，反而一直令玛格丽特痴迷。同样的，母亲也觉得对那片殖民地的怀念与日俱增：换个角度来看，她有没有觉得自己是法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所传递的秩序观和伦理观，以及她作为教师所要传播的公民价值——她也许有过这样的感觉，但是萦绕在她内心深处的，却是北圻那片野蛮的大地，是它的不稳定性，它的脆弱性，它那野蛮而粗鄙的风俗，是那个泥沙俱下的社会，是与法国乡村那种完美平衡格格不入的、显而易见的不和谐。与母亲相比，玛格丽特不觉得自己更具法国人特质，尽管她后来发表了《法兰西帝国》，在书中盛赞法国的价值观，捍卫殖民主义，褒扬领导殖民运动的将军们。相反，她觉得自己更亲近印度支那文明，更熟悉柬埔寨王宫的废墟，那个已经凋零与灭亡但痕迹犹在的世界，更喜欢稻田的脆弱，因为它们像是一个暗喻，宛如她隐约觉得漂泊不定的人生，就好像印度支那（著名的“水乡祖国”）褪色的景致折射出的是尘世之初，是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纯洁而原始的天堂……对她而言，家乡是创世之初的家乡，是“处于初现状态中的”家乡，她总是这样宣称……

        再说玛丽·勒格朗。她一直在受丈夫及其前妻的两个孩子的气，这两人——雅克和让——私底下指责玛丽·勒格朗离间了他们的父母。关于遗产，以及房产的处置方式，她无法找到一个达成共识的余地。回印度支那的想法慢慢明确起来，她要找回她所熟悉的、不那么舒适的生活习惯，在那些像被水洗涤过的景色中忘掉一切，它们或许会将往事抹拭。她一直扮演着可敬的寡妇的角色，事实上，她在杜拉斯那个地方确实很受人尊敬。不过，在内心里，她还是觉得自己是异乡人，关键是她的孩子们太特别了：长子粗暴而野蛮，次子举止笨拙且不适应周围的社会环境，女儿就更别提了，性格太叛逆，太堕落。她给政府写了很多悲怆的信，以此向其施压，要求得到一份抚恤金和退休金，理由是她认为她丈夫或许是死于一种在殖民地染上的疾病。

        印度支那再次成了摆在她面前的选择，一如当年身为教师的她积极投身于殖民运动，以此作为走出失败的唯一出路。她开始考虑是否带着孩子们回到印度支那。玛格丽特对此是比较赞成的。法国的生活中规中矩，母亲在印度支那让孩子们过的日子混乱无序，但后者更适合玛格丽特。她喜欢那个异国他乡，喜欢有颜色也有香气、鱼龙混杂且兼容并包的印度支那，喜欢它那支离破碎的、被洪水淹过的土地，喜欢它奇异的风土人情。

        出发的日期定了。政府三次传唤玛丽，请他去波尔多一趟。她必须重操旧业且只能享受部分休假，否则就得辞职。鉴于她身体状况不稳定——她不是害怕得疟疾吗？——每次传唤都给了她一个截止日期。1923年5月，8月，11月，她一次又一次地拖延着，但紧接着，政府只给了她两个月，请她限期到任。

        于是，普拉提耶的房产被纳入了拍卖流程，假如拍卖如她所愿，她将把房子买下来。拍卖于12月22日进行，价格一直被抬到了8万法郎。玛丽·勒格朗把丈夫及其前妻的两个孩子应得的部分付给了他们，从而保住了房子。在她看来，若是遇到不幸，这所房子就是她的避风港。不料，祸不单行：所有家具也要被拍卖。玛丽回天无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所有家具陈列在花园里，被邻居或当地旧货商买走。她只好听天由命了：把所有一切全都处理掉，把已逝去的夫妻生活的痕迹全都擦拭掉，然后从头再来。

        1924年春末，她带着孩子们登上了返程的轮船。“S.S.Amazone”号邮轮载着他们，驶上了一段漫长的旅途。伊维特（玛格丽特的朋友）的母亲珍藏着玛丽·勒格朗从船上寄给她的一张漂亮的明信片，背面写道：“亲爱的玛丽，很遗憾没有在走之前见你们一面。我们在此拥抱你们，并感谢你们的友善相助。小家伙（指玛格丽特）确实给伊维特写了一封信，但她晕船晕得太厉害，以至于没了勇气。下次再说吧。截至目前，我们的旅途都不顺利。海上浪很大，而且一天比一天热。拥抱你们俩。”

        玛格丽特虽然还很小，但已很有心智，她把她在法国经历的一切全都牢牢地记在了心间，什么都不会忘。日后，她将会把记忆中的自然界、气候、动物和大地上的人浇筑在内心深处，把它们与另一个自然界、另一种气候、另一些动物和另一些人联系起来。终有一天，一切将再次出现。《厚颜无耻的人》《印度之歌》等作品就是源于此，源于这个她用于储存万物的熔炉。

        杜拉斯的传奇就这样开始了。不光有她所说的像在一条高速路上飞驰的日子，也有业已消逝了的国度和地域，有“像玻璃般碎裂了的”老照片，照片上出现过各色人影、奇特的气息、封闭的疆域、充斥着因焚香而烟雾缭绕的公园。还有罕见而难记的、陌生但又美丽的地名：琅勃拉邦、永隆、河内的还剑湖……

        她的童年里有游廊，有无精打采的树木，有石雕栏杆和铺着珐琅瓷砖的露台，有白色的漆木家具和藤椅，有飘摇在悠悠河水上的木舟，有擦肩而过的原住民的白色身影和安南的挑水工。

        她将永远记住这些光影，记住这个不平等的世界。一天晚上，应该是一九七几年的某一天，在她诺夫勒堡的家中，迪尤尼斯·马斯科罗把她叫到花园里，让她看看“天气晴朗时一轮圆月下的白色花朵变成了什么”，只见那月亮的乳汁淹没了群山，白玫瑰像是被雪花渐渐覆盖，而红玫瑰却陷入了丝绒般的夜色深处。那一刻，她的思绪游离到了儿时：皓月当空，在“面对着暹罗森林”的木屋里，在野兽们和植物们静悄悄的喧闹中，在昆虫窸窸窣窣的叫声中，她把那本红色装帧的读了又读，读到了夜色中的珂赛特，读到了雪地里蹒跚而行的芳汀。

        她开始写作了。与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一样，她也被这个遥远国度的奇特风貌所掌控，同时又梦想着那个她只能通过母亲的笔记和各种书籍去了解的国家。她写了一些关于雪的诗句，试着想象雪花在田野里消融，在江河的水面上掠过，为树木粉妆玉琢。“还有别的吗？”1986年，阿兰·维因斯坦在电台节目《磁性之夜》中这样问她，“您在那个年龄时想写些什么？”“关于生活，关于日常事物的演变。”这样的事物已有太多：父亲的病和他的死、家道中落的新生活、母亲的呼喊……

        那么，写作本身又是什么呢？记下这一切？遣词造句，在这世上寻求自我慰藉？

        一家人回到印度支那后，母亲的绝望久久不散。日子艰难时，她总是显得癫狂，正是这种癫狂使她随时会陷入一种无法预料和规避的状态。不过，她的野性起了作用，支撑着她，并最终救了她。在当时的照片里，她总是护着孩子们，使人觉得她控制着一切。实际上，她的确什么都管，却又把自己的力量掩盖起来，有时甚至教人害怕。教人害怕的，是她的精力和她的意志。

        1968年的一天，玛德莱娜·雷诺在排练时，与杜拉斯聊到了“森林夫人”（Dame des Arbres）——杜拉斯后来这样称呼她的母亲。杜拉斯对此三缄其口，该说的，她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全都说了。可玛德莱娜·雷诺很有耐心，她知道杜拉斯一定会向她倾述一些童年琐事。杜拉斯说道：“她想要一些照片，我给她看了一张年轻时的，还给她透露了一些与主人公无关的信息。那个女人是加莱海峡省的农家女，是殖民地的学校教师，是一所小学里的小领导，她奉茹费里为师。她问我：‘还有呢？她穿什么裙子？’‘没裙子，只有手提包，没别的装束。’我说。”

        在金边，后来在永隆，每到黄昏时分，母亲总是带孩子们坐敞篷马车。他们沿着古毡河（湄公河的一条舒缓的支流）漫步，途经几家隔离治疗传染病人的应急医院，几条两侧种着棕榈树的长街。挥之不去的，是流放异乡的压力，是一种折磨着所有欧洲人的特殊乡愁，是一种没来由的伤感，时间的厚重在这种情绪中经受磨炼，灵魂的不适也在其中日渐增强。

        这便是印度支那的时光，是不公正的殖民时代，是并肩而走但又形同陌路的各色人种的时代，是输出文明的征服时代，是充斥着男仆、奴隶、奸商、俗妇、无业游民和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时代。几家大酒店附近，差不多就在它们背后，便是小路、荆棘丛生之地、广袤而葱郁的热带雨林、低声喧闹的动物。此时的玛格丽特·多纳迪厄要去的就是这些地方，丛林之中，三角洲深处，流入大海的湍急小溪，高大的芒果树的枝头。她沉溺于大自然的力量，喜欢在这些地方哭泣，“为激情、爱情、童年、放逐而哭泣”。

        每到晚上，小哥哥总是过来睡在她身旁，显得很温馨，犹如初现的金色黎明。不料，这一幕有一次被大哥撞见了。他揍了小哥哥一顿。“置他于死地的恐惧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她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这样写道。

        是幻觉，还是性命攸关的一幕，没人能知道。生活变得像是传奇一般。西贡寄宿学校的女同学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再跟我讲讲你的小哥哥吧。”

        “又要把同一件事再讲一遍？”

        “是啊，肯定是不同样的，不过你也不知道。”

        很早，她就体会到了秘密的幸福的力量，养成了冒险和逃跑的爱好。

        也许是由于母亲的缘故，她才会从家里溜走，逃到陌生的荒野，因为母亲唠叨的总是父亲的死，寡居的绝望，抚养孩子的艰辛，害怕无法给孩子们必需的教育、无法继续活下去的忧虑。曾经的宣传海报上，法国夫妇坐在摇椅上晃晃悠悠，“原住民在他们周围笑呵呵地忙里忙外”，香蕉树和甘蔗的叶子在暖风中悠闲地摇曳，好一派殖民地的光辉景象，但是那些海报早已不知所踪！

        可见，皮埃尔·洛蒂的书并未道出一切，比如生活的艰辛、殖民政府的腐败甚至罪行，而只是描绘了一个梦想，以及异域的景象、画面和它固有的财富。玛丽·多纳迪厄身处社会最底层，职位与海关和邮局职员不相上下，她并不比她的学生更受人尊敬。面对当局的各种羞辱，面对分配给她的职务，她不得不忍气吞声。1924年，她带着孩子们离开金边，去了沙沥，接着又去了永隆，总是在穿过诸多城市和平原的湄公河流域转悠。作为来自法国北方的一名小教员，她在体制内的地位极为卑微，但她却像军人一般英勇，在湿热和瘴气中埋头苦干，无惧广袤植被散发出来的、像是要闷死一切生物的闷热。这种拮据的生活持续了将近十年，这十年中，幼小的玛格丽特将回归野性，在野兽般的活力中茁壮成长。

        关于多纳迪厄一家子在印度支那的传奇，杜拉斯多年后将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一书中详加叙述。这传奇犹如史诗般铺开，活像威廉·福克纳、约翰·斯坦贝克笔下主人公的经历。母亲变得很神秘。她是否真的会成为一个钢琴师，默默地坐在法国一家小影剧院的演奏席中，靠着晚上赚的薪水改善一家人的日常起居？是啊，这个“殖民地的勇敢母亲”本该可以成为那样的钢琴师，而“小哥哥”和玛格丽特由于多次逃出去玩耍，每到晚上就会懒懒地靠着钢琴，在“伊甸影院”的观众席中沉沉睡去，那观众席黑漆漆的，活像一个墓穴。

        记事之初的很多场景在杜拉斯“异国他乡”的童年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她因逃到丛林里而得到的快乐大打折扣。八岁那年，她遇见了一个女乞丐，“永隆的疯子”，只见她发出谁也听不懂的叫喊声。她吓坏了，“如果那个女人碰了我，”她说，“哪怕只是一只手轻轻地碰我一下，我肯定会陷入疯癫，那是一个比死亡还要糟糕的状态……”

        日后，在回法国的路上，途经加尔各答时，她还将遇到那个女人，也许是她本人，也许是她姐妹，总之是这种流浪者中的一员。她们或是“在田埂上”，或是在“蕴藏着瘟疫的森林里”，她们承载着杜拉斯未来作品的所有主题，使她在不知不觉中开始默默地思考“无法构想的命运”、想象中的人生之旅、永不停歇的流浪、无法解释且荒谬的生存的诅咒，以及由于太早发现“世间孤儿的共同深渊”而感受到的痛苦。

        在沙沥，在永隆，当母亲上班和上课的时候，玛格丽特经常逃出学校，钻进森林。这是不允许的，她知道，但她控制不住自己，就是要跨过边界，钻到安南森林和安南空气的深处，在那里进行蜕变，和小哥哥一起变成“外国人”。

        虽然母亲总是赞颂法国，赞颂法国北部的田地，称赞那儿的小麦和新鲜牛奶，赞美法国大地的温柔，但是玛格丽特从中捕捉到的却是另一种回声。学校外面有很多高大的芒果树，树上结满果实，隐藏在错综复杂的枝叶中。每次她去摘芒果，就像别人去打仗或打猎似的。

        她是怎样通过模仿而像变魔术一样变成了安南人？她的双眼变黑了吗？她的肤色变黄了吗？她的面容发生转变了吗？更早一些，她还只是个“混血儿”，喜欢叛逆，喜欢从这片土地上的事物中寻找亲缘性和复杂性。她什么都不怕，不怕暴晒，不怕传染病，好像她具有免疫力，或者说得到了这个国度的庇护。可是，随着时光在她身上留下印记，同时毁坏她的脸庞（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此时的她已像是一个安南老妪，挑了一辈子的水桶把她压得直不起腰来，背已经驼了。

        有时，当她外出游玩回家被母亲撞见，母亲就会打她，冲她叫嚷，不断地抱怨，其中提到最多的总是法国。法国抚慰了她寡居的痛苦。对于这个太过顽固、太过执拗、与自己太不相像的孩子，她无能为力，只能嚷嚷着“安南小鬼、安南小鬼”。

        一种悄无声息的紧张气氛正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这个家庭。母亲是个彻头彻尾的法国人，她必须将法国理念灌输给安南的小学生，同时灌输给她的“两个小孩子”——她这样称呼他们，因为不喜欢叫他们的名字。然而，孩子们所梦想的，只是溜到原始森林里去玩耍。他们喜欢在午休时逃出校园，每当那时，所有一切都沉浸在湿热中，昏昏欲睡。他们把熟透了的芒果从树枝上摘下来，“黏糊糊的果汁溅到”他们身上。很久以后，杜拉斯依然记得，她早就知道，在以大米和芒果果腹之时，她的“腹中填满的是不同于母亲的人种”。

        哺育她的童年的，正是这样的力量，这样的经历，这样的转变。

        在这片异域的但又极为熟悉的土地上，她得到的只有欲望：采摘的欲望，捕猎（总是和小哥哥一起）的欲望，对危机四伏的丛林的欲望，对冲突的欲望，对自然力量的欲望。她熟悉这些欲望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愉悦，也熟悉在小哥哥怀里睡去的幸福。至于性欲，她很早之前就已体验过了。那时她应该是四岁，一家人住在越南北部，河内的还剑湖附近，马上就要迁往金边。在厨房设施和男仆住所之间，一个越南青年把她带到湖边，想要得到她的抚慰。“他的阴茎软软的，暖暖的。他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永远也没忘记手中之物的形状和它的温暖。”那一刻被雕刻在她的脑海中，在她记忆的“暗室”里不断浮现、传递，她四周的湖水一直在见证她的第一次愉悦，以及一种陌生的、她觉得漫无止境的战栗。

        装在记忆这个“暗室”里的，是以上那些从时光的宽松脉络中抽离出来的（为什么？）信号和日常场景。倘若没有它们，她还会写作吗？

        她的全部作品均以印度支那白人社会为食粮，在这种杂糅的、她钟爱的食粮里，她一直汲取着似乎取之不尽的养料，一直到她老去，一直到当她书写她对扬·安德烈亚的史无前例但又真真切切的爱之时。那段时光的痕迹点缀在她的语言中，在她的书中随处可见。她说过这样一件事：一天，黑岩旅馆（原为诺曼底的一处宫殿，杜拉斯曾在这里长期居住）的朋友们（他们的阳台也朝着一望无际的大海）被一阵阵汽笛声吵醒，当他们眺望空无一人、只有旅游设施的海滩时，看见一艘白色的游艇划破特鲁维尔的夜空——亚洲的白人社会就像这艘游艇，它来了，不见了，吹响了防雾号，然后又不声不响地来来回回，却从未离开过“语言之巅”。

        她的童年里充斥着霍乱这种瘟疫的气息，但她却只爱这种味道。母亲对“肮脏的霍乱”严防死守，强迫小哥哥和她吃苹果，诺曼底的一种苹果。可是，玛格丽特不愿吃，借口说那苹果跟棉花似的，把她给噎住了，说她更喜欢吃鱼塘里养的鱼，“用盐水和鱼露烹饪”的那种。她和母亲之间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她属于另一个世界，一个迟钝的世界，她是湄公河沿岸攒动的人群中的一员，他们身在祖国，却是异乡人，身在故土，却是流放者。

        深入安南社会之时是她最快乐的时光。在那里，她像是修女，是选择了自己人种的修女。她喜欢“和男仆的孩子们一起”帮他们用大量的水冲洗游廊，“那是庆祝至高博爱的节日”。她喜欢把“小哥哥”带进茂密而危险的森林，她不畏惧满是垂死病人的防疫站，她属于这片土地，她很坚强，坚强得没了怜悯。

        水无处不在。“我的故乡，是一个水乡祖国。”有狂野的、凶残的、像刺痛皮肤的小刀片一般的雨水；有她晚上乘坐渡船、在人们吞食鸭汤而发出的嘶哑的嘈杂声中渡过的河水；有汇集了泉水、洪流和洼水，漂着腐烂的蝌蚪、昆虫、数不清的微生物和细菌、扭曲得跟水母一样的奇怪植物、风筝的脏水。

        至于她母亲的故事，“那就像是一部美国影片”。片中有好人，有坏人，有不幸，有不知廉耻地抢劫孤儿寡母的强盗。然而，无论经过多少失望和失败，母亲永不疲倦、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一直树立着，母亲是庞大的，是广袤的，尽管身体弱不禁风，但却像一块巨岩那样顽强、坚韧，像极了法国北部的农民，他们推着犁铧，心无杂念，心中只保留了一种顽固精神，这种精神被钉在心中，将他们与土地联系在一起。

        由于有资格购买一块土地，母亲向“殖民地地产总局”递交了申请。1924年——如果《伊甸影院》所言可信的话——或是两年后，她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分配给她的土地位于柬埔寨贡布省的波雷诺，距泰国边境不远，处在中国海域外缘，土壤易受侵蚀，前途未卜，四周种着红树林。为此，她倾注了二十年来省下的积蓄，但是很快她就发现，那片土地无法耕种，因为“一年之中有六个月”被大海覆盖，被潮水淹没。第一次播种失败后，她疯了似的，决定与大自然做斗争，继续辛勤劳动，固执地复种，但没用，海水还是悄没声息地渗进土壤，或是淹没整片土地。

        不过，这只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在当时的印度支那，出让的土地是被任意分配的。所有一切全都取决于一个腐化的政府，他们把土地当作彩票一样出售，收取贿赂之后，连上有台风、巨浪和兽群出没，下有看不见的病原体滋生的贫瘠土地都拿来卖。有的倒霉蛋听信于一些坏人，而后者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土地，传播疾病，对设施建设横加阻扰。一旦土地到手，买主就得加以调理，哪怕荆棘遍地，就得招募劳工，就得了解中国人、印度人、马来西亚人、柬埔寨人、安南人当中哪些最勤劳、最厚道、最敬业，就得和村里的头目们打交道，而这种人大多一肚子坏水，会把最差劲的人手偷偷塞给幼稚而不懂当地习俗和生活方式的种植户。

        所有人都在追逐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在欧洲沉溺于幻想，做着发财梦，仿佛看到了布列塔尼地区的奶牛适应了印度支那的湿热气候。著名的殖民者勒内·勒鲁瓦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他于1906年在湄公河.岛上购置了600公顷沼泽地，并将其改造成了富饶的稻田。

        可是，并非人人都这么幸运。这桩事业对体格的要求使新来的殖民者有的踏上回国的路途，有的陷入绝望，有的自杀，还有的由于身处炎热和漫天疟疾而死在荒郊野外，永远也没能实现他们的梦想。

        对于母亲遇到的悲剧，对于她在遍地的水流和潮湿的稻田之间发出的怒吼，小玛格丽特理解吗？她难道不是一直活在冲动、激情和疯狂之中吗？对于人生，对于存在，她所感知到的只有冲动和狂热。在艰苦而偏私的殖民地社会里，母亲的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在别人看来，包括农民、土地管理员等，她的坚韧不过是一种顽固，而玛格丽特却从中隐约看出了一种宿命般的东西。她惊讶地发现了“人生的巨大的、无法估量的荒谬”。

        不过，什么也吓不倒这个高大的母亲，这个凶恶的女人，这个“供应食粮和爱的女王”。她不怕浪，不怕雨，不怕命运。她打算建造一座堤坝，用于抵挡粗暴而具有毁灭性的大海。这是两种古老的力量在相互碰撞和挑战，在孩子们眼中，这注定是败局。原野上，用红树做成的圆木，几百个圆木，面对着大海，绝望而惊惧地等待着海水的到来。海水真的来了，对希望报以嘲讽，一路上将所有的一切掀了个底朝天。母亲在被毁掉的土地上叫喊着，怒吼着，她的抱怨声不断回响，却于事无补。

        看着海浪淹没庄稼，将其夷为平地，孩子们不知所措。海浪的脚下有时能撞到淹死的老鼠、松鼠和孔雀的沉重的尸体，连它们也在灾难中被一卷而空。

        谁也无法战胜宿命，只能看着稻田逝去，看着海水——它就像人生一样——夺走一切，然后疲倦了，溜走了，不知去向何方，不知去寻找什么。

        母亲的心中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怒火，以至于她继续这场必败的战斗？作为殖民者，她确信自己的权利和特权，但骨子里是个老实人，上了亚洲这个宏伟的异域风情之梦的当，觉得已不可能回到欧洲生活，因为已扎根于这片土地，和过去一刀两断。关于法国，她保留下来的是继承自农民家庭的对土地的执着，是生活习俗中的粗犷，是对旧事物的偏爱，这使得她对官员们弄虚作假和腐败堕落嗤之以鼻。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她并未不屑于与印度支那的老百姓为伍，并接受了他们的习俗，有时还从中获得一些有利于自己日常生活的启发。她是——她女儿不久后也是——没有籍贯的，她既居有定所，又居无定所，无论在哪儿都是移民。她并没有放弃她对文明的确信，一直坚定地认为她传授给当地人的知识是正确的，以此继续履行丈夫的使命，但与此同时，她也愿意将当地生活的印记和东方的事物引入自己的日常生活，譬如用纱笼和绸裤来打扮自己的女儿。她与巫师们和术士们交往，这些人能治好一些莫名其妙的病症，甚至能用春药和各种植物来治病，她仿佛迷上了这个神奇的亚洲，对其充满信任。

        对于母亲的疯狂，小玛格丽特应该全都能理解，因为她12岁了，已经有了叛逆心理。某种可怕的东西在她心中滋生，继而占据了她的内心。她发现自己内心深处隐藏着巨大的恐惧，这恐惧吞没了一切，就像堤坝后的潮水淹没整个平原那样。她也叫喊，她也咒骂，而且“忍不住说一些伤人的话”。她觉得自己的理智在动摇，发现自己身后总有一种莽撞而危险的恐惧感，怎么也甩不掉。

        直到1981年，她才开始试着解释这种疯癫状态。年少时，这种疯癫战胜了她摧毁了她，使她诅咒她的母亲，继而诅咒整个家庭甚至所在的国度和悲惨的命运。1925年，一家人去南中国海的海滨小镇龙海度假时，“我第一次来月经，我在那儿待了一个月，老是去游泳，月经竟从没停止”。她心里有了一种沉重的负罪感，经血到处都是，弄脏了她，追随着她，玷污了她，使她恨上了她那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明白的母亲。这一个月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在这个月里，她开始辱骂上帝，嘲笑上帝，每天晚上都要发表一番伤人的、亵渎神明的话。不，她不想把自己献给那个让她流血的上帝，永远也不能成为小牺牲品，不能做一个被祭献、被抛弃、逆来顺受的上帝的小圣人。相反，她要杀了她的母亲和哥哥，谁让他们同意用她的血做祭品。一种“谋杀的疯狂”占据了她的内心，她发现了自己的暴力，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野蛮和隐藏在那里的无底深渊。

        在暴力、仇恨、愤怒和放任相冲突的状态中，所有一切在慢慢发酵。她感觉到内心有一股力量，如火般炽热；有一道裂痕，只需一秒就能把她推入癫狂和晕眩；有一种随遇而安的能力，使她融入这个国度，融入湄公河漫长的蜿蜒和无尽的岛屿。在河流与森林之间，在黑乎乎的舢板船奇特的漂流与栖息着虎和蛇的原生态大地之间，她所学到的是虔诚。

        她的内心充满了爱与恨，激烈而狂野的冲动，以及对“那么的瘦，有一双带蒙古褶的眼睛，疯狂的、安静的”小哥哥的无限柔情。和小哥哥一起，他俩组成了一对哀婉而单纯的情人，她成了乱伦的人，那是“一份普通的史料”——她后来这么说——是她在那儿，在那片无人踏足的、朴素的大地上的经历。没什么好解释的，没什么好说的，就是那儿，就在那儿。

        同样是在这个年纪，12岁左右，她又遇到了一个女乞丐。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带着她，把她写进书中，以至于自己也变成了老挝沙湾拿吉市的一个小乞丐，跟她一样四处流浪，念叨着乞讨的祷词，那祷词就像一首间或沉默、顿挫、重复、诉苦的歌谣。

        多年后，她漫步在新城市的商业区，行走在铺着方砖的广场上，周围是克雷泰伊和塞纳河畔维特里的高楼大厦、水流丰沛的喷泉以及新式的古建筑。她身材瘦削，驼着背，走在路上，活像印度支那的那个女乞丐。

        回到当年。那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在那个鱼龙混杂的国度，在一阵阵“花朵……和麻风病的气味”中，那个女乞丐游荡在印度支那的棚户区，怀里抱着她的女儿——可能是两岁，也可能只有半岁，是一个“被虫子啃噬”的小女孩。她把女儿送给玛丽·多纳迪厄，玛丽·多纳迪厄转而把她给了玛格丽特，就像给她一个玩具娃娃似的。然后，她走了，消失在原野深处，从此没再露面。必须把她的流浪故事记下来，追随她漫无目的旅程，把她的悲惨故事写进每一部书，让人听到她的吟唱。“是的，17岁……她怀孕了，她17岁……她被母亲驱赶，她走了……她要一个指向，好让自己迷失。”

        对年幼的玛格丽特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震撼。从此，她总是能听见来自沙湾拿吉的吟唱，能听见这吟唱中的幽怨和这尘世间的所有忧伤，还有那个被遗弃的、垂死的孩子，以及那些穿着整洁的白色制服、掌管着饥饿和灾难、无情的地籍管理员。

        饥饿随处可见，它就在那些瘦弱的躯体中，就在那些因水肿而胀大的肚子里，就在那些孩子的空洞的目光里。玛格丽特从他们的尸体旁边擦身而过，看着那些尸体被扔在那儿，等着被草草下葬。“死的人太多了，都没人再哭泣”，而就在这无尽的痛苦中，她懂得了人世间的恐怖，乃至它的秩序，它那冷酷无情的法则和它的残酷。在柬埔寨，她在沿着山谷的公路边见过一些幽深的山洞，洞里埋着作恶的犯人，他们的头部露在外面，暴露在烈日下，等着慢慢死去。

        于是，她回到水流遍地的原野，回到丛林的原始地带，只为洗去所有这些不幸，而这童年的游戏便有了几分传奇色彩。她总是和小哥哥在一起，她像是来自于吉卜林的书，是那么的自由，无尽的自由。

        然而，无边无际的大自然景象仍然折射着人世间的法则，那儿也有杀戮，“我们见到许多被老虎咬断脖子的鸟儿”。注视着这样的苦痛，她又回想起了孩子们的尸体。

        她痴迷于童年的画面，那一堆堆沉重的记忆不断浮上语言的表面，在作品的每一页上，越来越迅猛地袭击她，追随她。这一切，该如何述说？

        她一边积攒各类画面，一边已开始写作。不久后，她的书里将出现在河水中洗澡——那河水黯淡而温暖，河面上时有红树的树枝划过——在象山荒野的山坡上狩猎，像绳子般悬着的藤条。

        还有那个女乞丐，在她的文字中、在她的迷梦中奔跑，在她酒醉时的脑海中吟唱，那歌声挥之不去，怎么躲得过？

        是不是因为还记着那个弃婴，所以她才酷爱孩子们，认识到了他们的天真和未经雕琢的真实，并将他们融入“宇宙”（Univers）——它能够包括所有一切，特别是寂静——的宏观运动？

        只有他们，才能够拯救世界；只有他们，才懂得用她发现他们眼中饱含的引力虔诚地注视大海；只有他们，才能超脱大地的边界。

        她喜欢孩子，因为他们会打开陷阱，他们的目光能激起反响，传递一些古老的传说，映射一些被语言封锁而不见天日的秘密。她喜欢孩子，因为他们教会了她许多东西，比如尘世、星辰的轨迹、浪涛的起落，以及她在特鲁维尔透过窗户注视着的海滩上潮汐的时间。她的心中也有着同样的纯真，同样的执拗，同样的凶残，她也在以激进的方式理解宇宙万物，也在倾听蕴藏着奥秘和疑问的寂静。

        她就这样活着，活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大自然里，活在狂热奔放的森林里，委身于慷慨的大地，活在一个复杂的种族里。她和小哥哥结成了一种“心灵的同盟”（union d''ame union d''ame），一种“姐妹关系”（sororalité），也即罗兰·巴特在分析拉辛笔下的恋人时所说的那种姐妹关系，它与生俱来，充满柔情，像一座桥梁，让她和小哥哥总能相逢。直到死的那一天，她总是把小哥哥挂在嘴边，像强迫症一样，不断提到他，称他为“小哥哥、我深爱的哥哥、我的小哥哥”，那段童年如山涧溪流般奔涌而出，继而迅猛地注入大海。

        在小哥哥身旁，她可以把一切忘在脑后，包括母亲所遭遇的贪污、腐败、人心的险恶、利益的丑陋，以及一切苦痛。

        不过，孩子们尊重母亲，既害怕她，又爱戴她。母亲就像一个魔鬼，不屈不挠地向政府官员发起挑战。她有着一种类似境遇的女性所没有的动力，也有着一种令人惊慌的、独断专横的、超常的能量。她是“殖民地的露易丝·米歇尔”，也是“印度支那的圣女贞德”，她勇往直前，在政府门口冒险，与之对峙。她表现出来的强大魅力镇住了她的孩子们，她的个性令人畏惧，教人折服。她像是一个先知，成了原住民崇拜的对象，而孩子们离家出逃则变得势在必行，是出于逃生的本能。她不是凡人，敢于同大海与大地做斗争，而在她的压迫之下，小哥哥和妹妹隐约感到了窒息，所以才钻进浓厚的大自然和茂密百年巨树之间，在那里寻找新的生命之源和其他给养方式。

        不过，他们内心深处仍然有一种苦涩的滋味，觉得丛林的天堂无非南柯一梦，觉得在殖民地的广阔天地之间，他们只能看着原住民那温柔而野性的土地日渐流失。

        母亲发出咒骂和威胁，她的斗争令她心力交瘁，她的沮丧可能突然转变为疯狂，社会的不公颠扑不破，有的人不顾廉耻地发财致富——所有这一切使明眼人看到了这个国度的病痛，看到了它的垂死，看到了它的鲜血在流失，就像汁液从古树中流出，将它们的元气抽空，也看到了整个民族的奴化，看到了那些被人剥削但听天由命并为其文明而自豪的白人的妥协。每当看到孩子们一命呜呼，婴儿们像气泡一样消逝不见，老人们四处乞讨，而有权有势的人却在城市的高处饮酒作乐，玛格丽特的心中就悄然滋生一种叛逆心理，仿佛有一个盘根错节的东西堵在她的嗓子眼。

        这个国度是一个隐喻，它象征着失败、无奈，以及可怕而孤独的人类境况。即便是森林，这个无边无际的庇护之地，也阻止人们去斗争。它给人的启发是一种放弃，因为人永远不可能战胜大自然无法抵抗的力量，比如人与大海之间的激烈战斗就不仅荒唐可笑，而且徒劳无功。逃进丛林，就像潜入厚重的水，而这种水同样是危险的，与固执地摧毁堤坝的海水一样危险。某种至高无上的、神圣的东西赋予了森林一种超自然的、非寻常的姿态。对于土著人来说，对于那些想要逃脱殖民地秩序的人来说，森林是避难之地，而对于逃离文明社会的玛格丽特和她的小哥哥来说，它却是真正的生命起源之地。然而，丛林同时也是充斥着死亡和谋杀、野蛮和野性的地方：“藤本植物和兰科植物……缠住整个森林，把它变成紧密的一团，就像深海的某一处，一样的不可侵犯、令人窒息。”无论转向哪一侧，所见的都是大自然的无法抵抗的力量，都是它所施加的暴力，或施加于成排的红树林，也即抵御南中国海的脆弱堡垒，或施加于自由绽放的植被。不经意间，一个确凿的观念浮出水面：“生活是可怖的”，顽强、反抗都对它束手无策。生活的节奏必须是凶残的大海的节奏，是潮汐的节奏，是植物汁液的节奏——它使藤条越来越长，越来越紧密，总有一天会令所有一切窒息而亡。如何抵抗这一悲剧的力量？它观察着农民们的不幸，比谁都观察得更细致，看着他们陷入那泥泞、温暖但散发着恶臭的水中，看着他们注定遭受那自古以来的不公正。他们变成了被判刑的、悲怆的、孤独的人类的写照。

        1920至1930年间，承载着古老的梦想、宏伟的垦荒蓝图的印度支那渐渐走向了死亡，一是由于故步自封，误以为地界是明确的，而人口却突然盲目地集中，二是在继续高喊发展方针和绥靖口号、坚信自身状况安全可靠之时，所有一切都已预示着未来充满艰难险阻。人们当时津津乐道的“美丽的殖民地”已经从骨子里开始腐烂，陷入形形色色的贪污腐败以及刻板的规章制度，既不愿宽容，也不愿深入认识被殖民者。政府部门成了徇私枉法、社会排斥和因循守旧的地方，上下级关系变得僵化，而像玛丽·多纳迪厄这样的怪人则被装腔作势的官老爷们拒之门外。这帮官老爷执掌着法律和秩序，对教师、林业人员、邮局人员等提供民生服务的二等办事员极为鄙视。

        要知道，“森林夫人”——杜拉斯后来这样称呼她的母亲——是令人厌烦的，因为她成天精力十足，彪悍而不顾羞耻，将丑闻叫嚷得尽人皆知，而与此同时，她的疯狂计划、她发起的挑衅（那是社交晚会上的笑谈）、她兼具谦卑和反叛的个性，也使她自己成了一桩丑闻。她的幻想，她的社会秩序观念，她错乱的生活，以及她的怒火，同殖民地社会的社交习惯格格不入。她的疯癫和狂热使她的命运变得怪异而病态，就像那些在亚洲大地上探险的人一样，他们有时也会被亚洲这个国度推向同样的命运，甚至死于发烧、霍乱或致命的细菌。

        母亲一直在恳求管理地籍的官员，但她的抗争摇摆不定——既反对他们，同时又恳求他们伸出援手——这使得孩子们从中得到启发，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态度。母亲越是要求公正而从不对它提出质疑，越是写信给政府部门，孩子们就越是离家出逃，甚至不愿在家里的餐桌上吃饭，宁愿用另一位母亲也即越南的丛林给予他们的芒果来填饱肚子。反叛和自由悄悄地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孩子们慢慢地学会了反抗、逃避和怀疑。

        是不是由于这一切，由于“藤本植物和兰科植物”、一望无际的稻田、来来往往的水牛、在山涧溪流的出口处窥伺黑豹时的等待，玛格丽特才已无视她所隶属的殖民地社会，像里的小欧内斯托一样怀有敌意，不愿学习她尚不知晓的事物，而是全盘吸收她凭直觉感到默契和亲近的事物？

        与欧内斯托一样，“借助事物的力量”，她隐约懂得了欺骗、仇恨、偷窃，于是也学会了拒绝尘世，体会到了反抗时的快感、自由时的喜悦，以及幻想时的风险。

        通过这些游戏，她发现了孤独的内涵，在这种孤僻和反叛的性格中变得坚强，是这种性格将她推到日光之下，推到越南的森林之中。

        她像一个神圣的仓库保管员，心中一直保留着一些鲜明的画面，比如灾难、不公正、灿烂的大自然，它们久久萦绕在她心间。那里还有一个女乞丐，她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她的想象中；还有一个农夫，他每到农忙季节就受雇于人，像稻草人一样一连几小时站在泥泞而肮脏的水中，一动不动；还有一群阴险而凶狠的小螃蟹，正嚼着红树做成的圆木；还有一夜之间全数崩溃的堤坝，那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壮观场面；还有周而复始的一切，比如母亲的叫喊、诉说不幸的愤怒歌谣。

        她的心中还有一种恐惧，它犹如田里的水，被稻禾的根须紧紧抓住，慢慢腐化。这恐惧与家庭联系在一起，是因大哥而起。大哥堪比查尔斯·劳顿执导的影片《猎人之夜》中的男主角哈里·鲍威尔——哈里是一个心理变态的罪犯，他在美国乡间沿河而下，追捕一对兄妹，因为这两个孩子的父亲给他们留下了一万美元，哈里想要杀了兄妹俩，逼问那一万美元藏在何处。

        杜拉斯非常喜欢这部由罗伯特·米切姆主演的影片，因为它具有象征性，象征着她童年的恐惧和她所说的“焦虑不安”。大哥就像一个魔鬼般的演员，使这种恐惧在家中滋长，而母亲却“什么都不再阻止”，任由“该来的事发生”。

        玛格丽特的少女时代就是在这样一种紧张的环境中度过的，对此她时刻做好了准备。这种紧张的环境来自于家庭生活，来自于印度支那的日子，来自于她所遇到的画面、景象和人物，来自于异国的习俗，她常常是在这些习俗中实现自我认识，用她自己的目光去看透它们，并用她自己的方式去接收和加以诠释。生活中的某些时光变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片段，汇聚成了她内心的神秘世界，那一大堆画面和事件后来将成为她作品的食粮。从此，她觉得自己已不再是法国人，而是属于印度支那这片土地，她认识到自己熟悉这个世界：她已经把父亲抛弃给上帝了吗，已经按照她姓氏的字面含义把他交给上帝了吗？她想要为自己创造一个祖国，把自己的出生地改为她所希望的地方。于是，如她所愿，她的少女时代成了“杂交的”时代，她去了远在异国的、野蛮的出生地，去了“芒果之地、南方黑色河流之地、平坦的稻田之地”。

        永隆，1930年。那年，还有一件事情将与她终生相伴，正如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乞丐是她一生的包袱一样。有一天，她迎头撞到了一个瘦削的女人，是新任总督的夫人，名叫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但她不久就忘了她的姓氏。神秘的是，再次出现时，她的姓名成了安娜-玛丽·斯特莱特，一个幻想的姓名，是她写作的启动器。

        永隆这座城市被湄公河穿流而过。湄公河的一端位于南中国海附近，往北穿过南圻，再往北是柬埔寨、暹罗，以及沙湾拿吉的小乞丐游荡的老挝。永隆与西贡一样，也有一些杂乱的街区和鱼龙混杂的地方，土著民、中国人、安南人、马来西亚人、流浪汉、佣人，以及被“国人”认定为老狐狸、扒手和懒汉的男仆，全都在那里繁衍生息，一副忙忙碌碌的模样。

        还有一些街区几乎寂静无声，那儿的房屋努力重现着法兰西风情，却又必须适应气候条件，建有露台、游廊和长廊，装点着栏杆和挑檐，为的是躲避陡然而至的雨水。花园里有很多异域的植物，开着花，比如三角梅、缅栀子，还隐藏着网球场，那球场是看不见的，只听得见网球的弹跳声。居民区的路上开着“莱昂波雷”轿车，镍制的车身被打磨过，行驶时听起来像是“被悬挂在一种奇特的半安静半吵闹的氛围中”。

        当时，杜拉斯约摸15岁。她没了少女时代略显矮胖的身材和招人讨厌的样子，已很少光着脚在花园里行走，尽管她不怕扎人的植物，也不怕褐色的蝎子。那些蝎子四处乱窜，有时甚至偷偷钻到床上和书本里。

        她喜欢观察殖民地社会，猜想一成不变的社会等级会酿成什么后果：先是通常被视为低等人的原住民，接着是被人轻视的二等白人，还有商人、官员、军人、社会名流，以及国家使节，包括使领馆人员和行政长官。

        有时，那些社会名流的夫人们活像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水性杨花，郁郁寡欢，在湿热的阳光下萎靡不振，心中总有某种致命的烦恼，苍白的脸色使那烦恼更加严重。

        她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妓女，梦想着过上一种独特的生活。她们像妓女那样跳舞，四周的气味跟马尼拉和越南隆城县一样。与妓女一样，她们同样也露着锁骨、酥胸和苗条的身段。

        正巧，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坐着一辆小汽车路过。她总是带着两个女儿坐车兜风。她的头发呈红棕色，脸色却非常苍白。她的目光里有一种死亡的意味，时刻窥伺着她。某种挥之不去的烦恼盘亘在她心间。

        她貌似已远远离去，已身在别处。

        总在四处游荡、对什么都好奇的杜拉斯一眼就认出了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她发现，她是半透明的，既像死亡，又像爱——而这二者难道不是一回事吗？在殖民地这个小天地里，什么事都传得很快，她不久后便得知：她“没有女性朋友”，只有若干情人。她总是萎靡不振，总在迈步前行，印象中她在湿热的永隆总是有人相伴，总是背负着沉重的烦恼，涂抹着用每到傍晚便凋谢的花朵制成的香水，香气柔和，但已淡去。

        她跟随着这个女人的脚步，对她浮想联翩，把她想象成神话里的公主。然而，这个女人已成为小资阶层的谴责对象。她的母亲辱骂她，认定她是“移居来的”，意思是与殖民地的生活习惯和道德守则格格不入。根据那些习惯和守则，女人不能像低等街区那些稀奇古怪的人那样喝大米酿的啤酒，也不能在使馆的客厅里畅饮法国香槟，把自己喝醉——大批法国香槟被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并非为了让人怀念祖国，而主要是为了让人忘却那莫可名状的感伤、漫无目的欲望、迫不得已的悠闲，以及对死亡但并非真的死去的喜好。

        她得知，有个情人不久前刚为她殉情自杀。突然间，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变成了一个执掌生死大权的人，变成了一个女神，她把自己献给男人，接着又抽身而退，假装属于他们，接着又夺去他们的性命。她令玛格丽特恐惧，也令她痴迷。从她身上，玛格丽特隐约看到了自己，觉得爱情总是与死亡相伴，这游戏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赤裸裸的真相。未来的安娜-玛丽·斯特莱特将成为杜拉斯作品中的典型形象，使她发现女人的秘密，发现她遥远的、古老的记忆，发现她沉淀了千年的力量——这力量使她与众不同，引领她走进那些最为晦涩的奥秘。

        玛格丽特观察着她，窥视着她，或是透过网球场的栅栏，或是沿着大街，或是沿着她带女儿散步的林荫道，只见她总是安安静静，几乎瞧不见她。后来，在《地方》中，杜拉斯写道：“有的时候，我心想，我是由于她才写作的。”

        令她痴迷的，是这个游荡的女鬼，是她所扮演的角色：一个出轨的女人，忍受着丈夫的职业及其在亚洲都市的职位，身不由己，被别人的眼神折磨着——有男人们的，也有孩子们的——坐着自己的汽车去白人富户的街区，那些街区是受保护的，是专享的，是“神奇的妓院，在那里，白种女人能够在一种纯粹的和睦氛围中，让自己的出场变成神圣的景象”。

        杜拉斯将永远记得安娜-玛丽·斯特莱特现身的景象。在杜拉斯的所有作品里，安娜-玛丽·斯特莱特一直跟随着她，一直在那儿，在她的背后，在《印度之歌》《加尔各答的荒漠里她的名字叫威尼斯》等作品中，无处不在，激起她写作，撬动着词句，促使她诉说、揭露……

        在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身上，杜拉斯喜欢的是她对殖民地生活的蔑视，她作为社会边缘人物的人生，她在招待会上独特的出场，以及她突然转向另一种生活进入欲望的地狱和感官的丛林。她羡慕这个母亲和这个女人，因为她的内心好像存在着危险，敢于挑战她所在的阶层，也即彰显着富裕和优越性的白人贵族。

        作为教师之女，玛格丽特也找到了离家出逃和违背殖民地秩序的理由，她在湿热的午休时间逃进自由的大自然，两脚踏进鱼群攒动的泥沼，她全身心地对另一个人种的事物加以吸收，为另一类民众的欲望而战栗，对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和其中包含着的被合法化了的、被付诸运用的暴力而感到厌恶。

        她变成了一个活了千年的人，几个世纪和宇宙的各种力量从她身上穿越而过。

        至此，她从这尘世间学到的，是放弃，是事物消磨殆尽却被弃之不顾，诸如加尔各答和开罗的城市废墟——它们已无法重建，只能一天天地损毁，人们束手无策。面对凶猛的南中国海，连母亲也只能举手投降，任由堤坝的泥土暴露于来势汹汹的海水、大风和暴雨，任由没完工的小木屋的木桩被螃蟹蚕食，地板的木条被咬穿。

        母亲对所有这一切心知肚明，她深谙生活的荒谬，昨天的金边，今天湄公河的一条支流也即古毡河畔的永隆，明天永隆附近的沙沥，莫不如是。这些法国属地都有“笔直的街道、花园、栅栏、江河、法国人的圈子、网球”，都有港口、肥皂厂和锯木厂，每到有风的夜晚，那些肥皂厂就会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古怪的气味。

        玛格丽特终于离开了平原，离开了辽阔且总是潮湿的稻田，不再逃到创世之初，逃进纯洁的丛林——在那里，泥土、空气、水流的各种香气汇聚在一起，“结为一体，没有差别”——也离开了享用芒果时的快乐，去了城市。

        那城市便是西贡，是30年代初的殖民地首都。

        当时，西贡人称“远东的巴黎”，这城市狂热地模仿着巴黎的时髦和优雅，一定程度上抹拭了当地的色彩。那是一个人造的、仿制的世界，美女、商人、有权有势的殖民地政府官员、穿着皱巴巴的套装并留着精致的小胡子的地痞流氓云集于著名的卡迪纳大街，每到湿热的傍晚，他们便坐在咖啡厅的露天平台上，听着酒吧里钢琴的呜咽，抿着马爹利和百悦，或是科西嘉的欧润嘉和帕迪纳矿泉水，一面回想着自己的流放与灵魂的空虚。体育爱好者们则把约会定在赛马场，他们穿着殖民地的白色制服，手里拿着来自巴黎的时尚杂志，那杂志由于气候的缘故而略显走样。与上个世纪末一样，上流社会人士仍然相约在剧院，里头演奏着施特劳斯、奥芬巴赫或弗朗兹·莱哈尔的作品，或是精致的轻歌剧，比如《风流寡妇》，或是富有异国情调、情感丰富的歌剧，比如《蝴蝶夫人》。要么，他们约在报亭周围，或是交响乐团演奏欢快而振奋的音乐的公园，或是上映《蓝天使》的黑漆漆的影院。更多的时候，他们约好在舞会上碰面，当时舞会很频繁，舞会上过客匆匆，时间则在烦恼和欲求不满中悄然流逝。早在世纪之初设立的街道编号仍在原地，使这座城市显得像是由多个细胞构成，生活方式看起来仿佛一成不变。城里有环形公路，也有敞篷马车，有种着刺槐的林荫道，也有湖滨道，看上去就像普鲁斯特在布洛涅森林遇到凡尔杜兰夫妇时的记忆。

        在这座城市里，明面上，苦力和外国劳工在街头来来往往，那是一个思想正统的世界，属于大部分来自法国的败类，他们打着文明的旗号来到这里，往往是为了发财致富，劫掠这片土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千奇百怪、更加贴近“异国风情”应有之义的世界，那里有赌徒、赌场和妓女，上演歌舞杂耍的咖啡厅里有轻佻的女孩，夜间的饭馆里聚集着堕落的女人，在后堂摧残着军人、官员、进出口商和社会名流。

        附近，不远处便闻得见森林的气息，似乎西贡是活在森林的呼吸之中，活在芒果树、罗望子树、高大的蕨类植物、榄仁树之间，这些植物混杂在一起，无边无际，散发着充满瘴气的气息，令整个城市喘不过气来，使之在午休时分变得奄奄一息，教人觉得它似乎气血不足，联想到临死的人那种中了毒似的脸庞，是一个无法应对的挑战。

        这个世界的秩序是虚假的，其中盛行着心灵的腐化和错乱。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玛格丽特首次接受了知识培养，其来源除了书本，还有对这个杂乱的天地的认识。这个天地被一分为二，一边是世俗的伦理，一边是处于浓郁的湿热之中的江河与森林的奥秘。

        母亲把她送到西贡，让她在那里通过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部分。她住在利奥泰寄宿学校。学校是母亲的一个朋友开办的，这位朋友与玛格丽特的母亲一样，也是1905年来到印度支那。由于经济拮据，每到周末，玛格丽特不能像学校里其他女生那样回到远在沙沥的家。于是，她便留在大城市，学习着不同的行为规范，观察着不同的生活习俗，怀着自己所坚信的东西，变得更加坚强和稳重。漫步在城里的白人区，她既为它的奢侈而感到陶醉，又对它不屑一顾，令她着迷的，既有白人区的洁净，也有原住民区和“土著殖民区”的拥挤和脏乱。她一定渴望坐在白人区大酒店的露天平台上，置身于每到夜晚就会更加浓厚的木兰花香中。或许，她觉得这种地方是非同寻常的。对于这种以原创的或从欧洲舶来的礼仪为节奏的生活，她无法阻止自己从中发现魅力，但与此同时，她或许也喜欢钻进贫民区臭烘烘的小巷，徜徉于别样的气息之中，那气息更为浓烈，其中充斥着香料的气味，特别是贫穷的味道，还有诸如“港口周边密集的妓院”等独特区域的味道。

        从社会尤其是殖民地社会赋予“道德观”这个字眼的一般意义上来说，她没有什么道德观。她太守旧，太野性，太独立，不愿忍受世俗或宗教的法则，而且还一直带着她的姓氏，就像带着一个沉重的负担。虽然只有16岁，她的心中却饱含着暴力和冷冷的怒火，使她更亲近那些失败的人、卑微的人和妓女。妓院施加给了她一种无可比拟的诱惑力。与豪门的羞耻心、行为准则以及宗教所产生的失落感相对立，妓院是欲望的高地，是至高欲望的高地，是“命运的世界，被视为宿命的人的世界……光明而炽热的、一边吟唱着一边呼喊着的未来世界，艰辛的美好世界，但为了进入其中，人们就得适应它的残酷”。

        因此，她把妓院想象成另一种丛林——那里的植被与山中繁茂的植物一样无边无际，也能蓬勃生长——想象成自由之地、疯狂之地、无端地放纵身体之地，并向往那些隐姓埋名的献身者。她的宗教信仰，她对神圣事物的感受，尽在不同感官陡然的混杂之中，在这自然而然的相逢之中。

        在西贡，每逢周日，她就和她的女同学一起去植物园。有一次，她看见一条蟒蛇吞下了一只活鸡，那一幕吸引了不少爱凑热闹的人和一些情感丰富、好奇心重的业余爱好者。从自己亲身经历的这桩轶事中汲取灵感，杜拉斯1967年发表了中篇小说《巨蟒》。这篇小说很好地展现了她的想象力的形成方式，丰富了她的创作主题。目睹蟒蛇吞食活鸡之后，紧接着她没法逃过被女伴——一个干瘦的女孩，散发着“处女的臭味”——照例拽去做礼拜，返回的途中先喝了茶，然后又被她拽去欣赏她的衣服，若非如此，蟒蛇那一幕想必定会令她愤慨和恶心。令人不解的是，残忍的蟒蛇却使她有了生存和斗争的欲望，想要变得勇敢，变得不怕羞耻。不管怎么说，那头畜生终究在光天化日之下自由自在地吞下了一只鸡，不声不响，旁若无人，它的厚颜无耻把它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榜样式的动物，远非那些只图自保、躲躲藏藏的动物可比。

        玛格丽特几乎是虔诚地注视着那一幕，她发誓，一定要像那条蟒蛇一样，对，要一直怀着那样的勇猛和暴力。

        痴迷于那一幕的她想到了她的小哥哥：1922年，她约摸8岁，有一天，她提出要看看小哥哥的阴茎，面对小哥哥的拒绝，她把她当时的不解告诉了他。此时此刻，看着蟒蛇和她的女伴，当年的不解顿时释然：身体应当用于服务别人，认识别人，满足别人的欲望，应当慷慨地接受别人的注视，为别人播种。人生的意义，尽在于此：在于这种馈赠，在于这种馈赠时的自由、献身时的勇敢、接受时的力量，在于这种被生活撼动、抛弃继而又拥入怀中之时的力量。

        在未来动荡的人生道路上，她是否还记得这个故事？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当年沙湾拿吉的小乞丐，当她变成了杜拉斯，当她的脸庞被源自人生之美的皱纹而损毁但仍旧美丽，当她为人生而欣喜同时也接受了它的苦痛和惊叹，她是否还记得这个故事？

        她喜欢融入茂密的丛林，以此在不知不觉中回到创世之初，置身于创世之初的温柔和残酷之中。与此类似的是，她也渴望去西贡的电影院，让自己消逝于“虚假而民主的夜间……在那种夜间，所有羞耻都得到了抚慰，所有绝望都消失不见”。潜入一间黑暗的影院，看着活动的、流动的、像生活场景一样的影像突然出现，她仿佛觉得“洗脱了少女时代的可怕的污垢”，觉得这是对不幸和不公进行报复的另一种方式。在报刊亭的橱窗前，她贪婪地看着里头像衣物一样悬挂着的《好莱坞电影》，那是梦想的跳板，是欲望的酵母。

        那个人造的世界，那些为都市纯情少女而打造的人生，那些在威尼斯、海岛、度假广场等神奇而必不可少的地方排演的英雄人物的虚假宿命，展开了她的想象，令她兴奋不已。

        她痴迷于电影院，而这种痴迷中又夹杂着一种含混而无言的博爱，这使她确信，她将沉溺和消融于这种由幻觉所构成的深夜，总有一天会消逝在这深夜的黑暗而陌生之处。

        与此同时，她的心中悄悄保留着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现身时的场景，把她埋藏在这深夜里。日后，她将让她涌现在她的书中。到那时，萦绕在她心间的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将变成安娜-玛丽·斯特莱特，与她那奇特的、史诗般的、由放逐和强烈的情感关系所构成的童年绑在一起。即便母亲，也不知道女儿的人生中闯入了这么一个人，一个由“女性”和“死亡”交织而成的形象，一个游荡于殖民城市、和她一样居无定所的流浪者的形象。

        大约50年后，1977年，有一天，她收到了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她终于从幻觉中走了出来——的孙女寄来的一封信，邀请她几天后去她家聊聊天。

        杜拉斯未曾赴约。一个月后，她又收到了一封信。这次的信是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写的，她告诉杜拉斯：“您保持沉默是对的。通过年轻时的我，您的想象创造了一个虚构的形象，而这一形象之所以不失魅力，恰是得益于她神秘的匿名，这匿名可以保持下去。我自己深信，我不曾想读您的书，也不曾想看您的电影。记忆和印象留在阴影中，留在对变成几乎不真实的现实的意识中，它们的价值才能得到保留。”一年后，《世界报》上刊登的一则讣告宣告了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的死讯。从此，不再有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只有安娜-玛丽·斯特莱特，还有她的扮演者黛芬·赛瑞格，她扭着柔媚的、近乎不真实的腰肢，在布洛涅森林罗斯柴尔德王宫高大的楼梯上走下来，成了影片《印度之歌》中一幅绝对经典的画面。

        玛格丽特就这样从永隆到了西贡：一边是充斥着各种叫喊声的怪异而喧嚣的城市，一边是野蛮的荒原；一边是城里人满为患或奢侈浮华的街区，一边是尚未完工的小木屋和母亲在柬埔寨买的土地；一边是她栖居的寄宿学校，散发着房东尸体般的“恐怖气味”，一边是被堤坝抛弃了的、自由的土地；一边是城市里的孤独，一边是她做梦都想亲近的广袤的大自然，也即“肉体交易”的场所，是“放肆而从容的交配”的场所，是不讲伦理的地方。连接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的，是渡船，是它以象征性的方式把她从此岸运送到彼岸，它是一个既无名也无所指的介质，是过渡的方式。渡船就像梭子，从一个想象的世界穿行到另一个想象的世界，一边在江河的水平面上滑行，一边静悄悄地设下许多邂逅，揭露许多秘密。

        正是在渡船上，她邂逅了那个名叫胡陶乐的中国人。“那天，他渡湄公河去西贡”，而她则刚在沙沥度完假，辞别母亲，正赶回西贡的寄宿学校。她在沙沥上了客车，客车、旅客、小汽车都将乘渡船过河。她总是害怕水流的秘密动向，害怕那些或许会把她卷入深渊的漩涡和水流。她下了客车肘部支在船舷上，眺望着大河，只见大河漫无尽头，川流不息，塑造它的是一条条支流和一座座小岛。她戴着一顶“玫瑰木色的毡帽，帽子上有黑色的宽饰带”，穿着一双镀金孔、镶细丝的鞋子，一条薄薄的丝裙，腰带扎得很紧。

        渡船上，一辆“莫里斯-莱昂波雷”轿车停在她身旁，车里坐着一个身穿浅色丝绸西装的中国人。他注视着她。那一刻，她已预感到后来将要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一切。

        对于她在1984年出版的里讲的那些，比如“大型灵车”、她那身精致而又独特的奇装异服、昏黄且变幻的天空、舒展的河水，我们该从中记取什么？如何从似真中辨别出真，从“本该发生的”中辨别出“发生了的”，而那颤动的刘海（时光所哺育的记忆在其中无边无际地展开）、她的遗忘、想象的气息又是否确有其事？假如杜拉斯是根据少女时代一个顽固而挥之不去的幻觉而虚构了的故事，并且在每本书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虚构这个故事，以此培育她的传奇呢？

        总之，两人邂逅的那天早上，她就在那儿——或许在那儿——独自站在渡船上，而他，那个中国人，则观察着她。他走到她身旁，看着她，作了自我介绍，说他刚刚在巴黎完成学业，说“他家在中国北部，在抚顺”，说他和她一样，也住在沙沥，但住在河边，是“一间大屋子，有几个很大的露台，装有用蓝色陶瓷制成的栏杆”。一小撮从中国来的投资商把持着殖民地广大民众的不动产，他的家人是其中的一员。

        他向她提了一个建议，说到高中校门口去接她，然后送她去宿舍。不久，他就因对她的欲望而疯狂。两人私底下产生了一种奇特而热烈的感情。她知道自己无法抗拒这段感情，只能接受它。一个周四的下午，按规定是外出散步的日子，她逃出宿舍，就像当年逃出小木屋然后钻进森林那样。她坐着宽敞的轿车，逛了华人区也即堤岸区，到了他的单身公寓。那间公寓没有百叶窗，也没有窗户，只有一些被窗帘遮住的开口，外头就是街道，堤岸区甜的和酸的气味从那些开口处钻进屋内。

        关于快感，她说那是大海，时而愤怒时而平稳的大海。她也是刚刚才体验到这种快感，觉察到自己与大海的亲近，并认识了海水，认识了海浪持续不断的运动和它的柔软，以及它与风、天空、云朵的亲昵。

        她将把这个中国人的故事一直保留在她的记忆里，而与这个中国人紧密联系的，是激情，是欲望，是对欲望的欲望。她把这个故事保管得完好无损，因为与它相关的，是另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发现另一类人的故事，是对她所属的白种人的违犯，是自由——她一直在猜测自由在自己内心的位置，她的内心空空如也，已准备好迎接自由的到来。有了这个中国人，怀着一种确信——她说，12岁那年向母亲宣告“我将写作”的时候，她就已经有了同样的确信——她成了一个见不得人的人，久久沉浸于凝视裸体，沉浸于“身体与城市的摩擦”，她几乎忘了他人，忘了母亲和她的堤坝，几乎和死亡只有一步之遥。还有那总是挥之不去的大海，“不断聚集、远离、返回的庞然大物”。

        在里，接着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她都说到了大海的运动。只有当她在字里行间采用她称之为“流动式写作”（écriture courante）的手法之时，她才知道如何去述说它，而那些段落就像天桥一样把一个个意象连接起来。钢笔犹如巫师的魔棒，寻找着根源，找到一条条灌溉大地和记忆的水流，而她则从中汲取着她的意象。她笔下那些散乱的场景混在一起，表面上毫不协调，被她遗留和埋藏在她的夜空中。

        在情人的欲望和她自己的欲望之间，掺杂着她对小哥哥的爱和对“我的母亲、我的爱”的恨。杜拉斯的人生就在这儿，在这些书里，它们就像草稿一样，通向无尽的意义和广阔的大海。“我的人生在书里，”她1988年曾说过，“没有次序，而次序又有什么用呢？”

        成就她的声名的，首要的是她的私密生活。隐藏起来的生活，犹如井里一样的生活，她乐此不疲，在那井里找到了秘密，找到了光芒，找到了地狱，但“这都不重要，就像波德莱尔说的，只要是新的东西就好”。她生活的地方是一些“困境之地，遇难之地”。从被淹没的堤坝到《印度之歌》里随着时光而被遗弃的罗斯柴尔德王宫，到她的毁灭，再到冲刷出一道道沟壑的大雨，一直是同样一个崩塌中的世界，就像支撑着威尼斯的木桩，慢慢被污浊的湖水、泡沫、细菌和寄生虫所蚕食。此处，在华人区，她和她的情人在一起，在这间不为人知的单身公寓里，当卤水、鱼露、桂皮和烤鱼的气味涌进来的时候，在这个沉溺于激情时刻的地方，在这具欲火焚身的、绷紧了的躯体中，仍然有某种新事物在发生，在出现，在惊诧、爱与激情中完成。不管怎样，对于自我的放纵，她暂时还不是很懂，她放开身体，当情人进入她的时候，两人一齐发出呻吟。也许应该说，当像水和大海一般迸发的快感平息下来，她已沉溺并迷失于她自己的水中。

        爱上这个中国人，同时也意味着溜进华人区。那是白种人的禁地，是“外国人的”城区，就像当时阿尔及尔的旧城区喀什巴，一个封闭的、法国人无法进入的阿拉伯人区。尽管还很年轻，但她已开始构建自己的人生，凭的正是这种越界和快乐的反叛，也即发现那些已消失了的地方。背叛，还有穿过镜子和翻过围墙的强烈欲望，一直驻守在她内心深处。

        堤岸区也是快乐之城。夜里，过路的游客们沆瀣一气，不顾危险，不怕丧命，钻进鸦片烟的气味，钻进烟雾浓厚的后堂，那里有妓女们四处游荡。白天，大街小巷被喧闹的人群侵占，汽车、三轮车和自行车在人群中穿行，形成了一股杂乱无章的波浪。水手街——相当于西贡上流社会的卡迪纳大街——满是店铺、地摊、集市和柜台。不远处，运河沿岸，笨重的小船把它们装载的商品卸下来，运到碾米厂和仓库。

        她遇到了另一个世界、另一类人：有小商贩，他们用简陋的货摊匆匆忙忙地叫卖，有拔牙的，还有卖小吃的，他们走街串巷，带着既是炉子又是柜台的家伙，用它煮出热乎乎的面条。店铺的门口点着一盏盏灯笼，像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那演出是懒散的，也是不真实的。她陷入了情人的欲望，同时也钻进了他的世界、他的气味和他的习俗。

        她的青少年是杂交的，是混合的，她从中学会了一切。她不断回到那个时代，她永远只写了一本书，一本关于沉浸于罗望子和桂皮的气息之中的青少年时代的书。“《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是一本真正的回忆录，”她说，“写它的时候，我还不到三十岁。”从那些被时光抹拭了的日子里留下来的，是一些鲜明的画面，是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场景，而她就像一个命运女神，一次次地拿起它们，绣了又绣，绣成了一张巨大的人生之毯。

        在那种危机四处游荡的湿热空气里，在那个灼热的国度，当麻风病通过触碰皮阿斯特而到处传染的时候，黄色的大地就蒙上了宗教启蒙的色彩。西贡的寄宿学校里有一个女孩，后来被她称作埃莱娜·拉戈奈尔。正是这个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向她揭露了女人的身体，包括乳房和腹部的坚实，肌肤的紧致、柔滑和优雅，以及她们始终把自己拱手付出的祭献。

        那是放逐的大地，却激起极度的兴奋，而“绝顶的炎热”又使这种兴奋更为锐利和猛烈，使它消磨人的意志，让人感觉到极限。那也是垂死的大地，它那火热的张力，它的烦躁，还有它的气馁和消极的闷热，全都无情地映射出死亡，映射出爱、人生及时光的终结。

        她喜欢这样生活，活在有毒的、不稳定的状态里，活在绝望之中，就好像这种状态更善于让人理解世间事物，给人一种最高的智力，一种终极的、恐怖的、痛苦的智力。

        很早，她就习惯于此，习惯了温柔和冷酷，二者齐头并进，融合在一起，看起来似乎和谐并存，挨得很近，但这种相近是危险的，会使人摇晃不定。情人用“坛子里的水”给她冲澡，用他那柔软而坚定的手揉擦她的肌肤。在小说里，坛子里的水似乎一直在她身上流淌，还有他的手，情人纤细的双手，一直在爱抚着她。外头是残酷的西贡，是白人区和杂乱的穷人区，是殖民的耻辱，以及活跃于无数巷弄里的密密麻麻的原住民。一边是网球场的宁静，另一边是堤岸区震耳欲聋的喧嚣。在她的家中，在那个威廉·福克纳式的家庭里，大哥往日与眼下的暴力，他施加给弟弟和妹妹的压力，他几乎控制不住的谋杀的欲望，他对破坏的喜好，母亲时常发作的疯狂，所有这些生活中的震荡全都伴随在她左右。

        这里头有宿命在作祟。多年后，当她病魔缠身，当她被酒精又一次攫取，推到死亡的边缘，扬·安德烈亚毫不吝惜地为她提供了同样的照料和同样的爱。他在浴缸里给她洗澡，让水在她那浮肿的、被毁掉了的身体上流淌，而那时她的身体已绝非当年她任由中国情人爱抚的身体，但爱，以及那闻所未闻的、无法躲避的柔情，仍在传递。然而，同时传递的还有痛苦，无法爱到骨子里的痛苦，由于扬·安德烈亚无法步入的那种爱而产生的痛苦，这种痛苦造成了恐惧和折磨，但爱仍有残存，那是一种脆弱的、无法描述的状态，能形容它的或许只有喷涌而出、奇妙无比的音乐以及音乐制造的奇迹，它弱不禁风，稍纵即逝，就像香火一样，在夜幕降临之时那段朦胧的时光里燃烧着，冒出袅袅青烟，飘荡在屋子里，在利奥泰寄宿学校的宿舍里，在《印度之歌》的大厅里。

        杜拉斯所在之地总是散发出教堂的气味、亚洲的气味，以及焚尸炉的气味，那里凝聚着记忆，是死亡、往事和残留的记忆所在的阴森之地，也是陵墓和灵柩所在之地，那里的灵床和棺木里躺着爱的尸体，有中国情人曾陷入其中的玛格丽特·多纳迪厄的尸体，也有《印度之歌》里的黛芬·赛瑞格瓷器般的尸体，还有曾躺在美国医院一间隐秘的病房里、陷入昏迷的杜拉斯的尸体。

        杜拉斯的人生及其小说中挥之不去的，是生命中不断闯入的死亡，是死亡的临近，是她意欲借助绝对的、不可能的、激进的爱去认识死亡的秘密。无论她身在何处，她的照片都展现出了这一点。她存在于由一本又一本书构建起来的神话中，也会突然存在于别人的视线中，存在于别处，她对离去的喜好，以及她那异乡人、偷渡客一般的目光，不仅令人震撼，也让人对她一见钟情。

        早在亚洲，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她就养成了她思考和理解外在世界的方式——那世界是混沌的、碎裂的，继而突然像把所有一切尽数掩盖的大海那样辽阔——形成了她的写作风格，写的是永远在相互碰撞的正与反、生与死。她从埃莱娜·拉戈奈尔的怀抱里、从中国情人的怀抱里、从和小哥哥一起逃学中得到了爱的启蒙，从中发现了死亡、痛苦和抛弃，发现了逃逸的、带走一切的、抹拭眼前幸福的时光，这一切在她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中和她在不同报刊的访谈中相互权衡。没有无皱纹的青春，没有无疑虑的热忱，也没有无别离的美满。

        她常在寺庙附近游荡，时而躲起来，惊恐不安地观察着一队队念经的喇嘛，听着转经轮发出刺耳的声音。她总是这样，喜欢去听一些禁止听的东西。至于别处，她记得她在沙沥度过的难得惬意的一天，记得那种空闲且几乎无所事事的状态。那天，母亲利用学校工作之余少有的闲暇时间，来到游廊外的露台上，坐着摇椅，吹着穿堂风，软软地晃悠着，慢慢坠入梦乡。那就像上帝的一次恩宠，像一幅停滞的画面，固定在记忆的时光里，而在这幅画面四周，疯狂、不幸、饥饿、“流氓”大哥的叫喊仍在回响，只不过暂时被遗忘了似的。

        里的时光是以母亲为节奏的。她无处不在，说起话来像是预言家，也像是冒险家，她很少关注她的女儿，尽管女儿才是她的问题焦点。对于这位母亲，对于她的爱的抉择，对于她把一腔柔情尽数倾注于集强盗、无赖和小偷于一身的长子，我们该如何理解？在母亲身边，杜拉斯懂得了生活的窘迫，懂得既有事物会轻易毁于一旦，也懂得了解体和不适的辉煌状态，这种状态日后将占据主导，包括她活着之时和死去之后。她处在疯狂和深渊的边界，在堤岸区那个男人的怀中，处在总是临界的、就要坠落的状态中，在浪涛之巅颠簸着，眼看就要消失。

        母亲的形象是宽广的、巨大的、恐怖的，她的疯狂经常突然发作。杜拉斯想要与母亲“疯狂的突然发作”做斗争。她想要写作。对此，母亲反驳了她，说这是个“孩子的想法”。然而，杜拉斯的心中一直有一种怀念，她所怀念的，是那些她暂未学会的东西，是那些社会上没有先例的东西，是她那既残酷又温柔的童年生活，是森林里的原始状态，是她未来的那本书，是她想要创作的那部小说，是她通过重温黄金时代而驻足休憩的那片海滩。或许，她一直和小哥哥在一起，在那片富饶的原始丛林里追寻母狮子的踪迹。或许，她一直是那个学龄少女，穿着她那双系带的鞋子，走遍那座激情四溢的城市，去到情人的身旁。是的，她一直是那个自由的小姑娘，像刚来到世间一样，在她看来，他们俩带着两人甚至都未学会的暴力和温柔吞噬对方的身体，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

        使她有志成为预言家的，是不是她那处于欲望中的童年？她在言说，她就是神谕。早在少女时代，她便已洞晓一切。那是无法改变的，甚至不受她控制。她什么都知道，虚无，时间的不可倒流，绚烂的尘世中万物的逃逸，宛如教堂般的森林，废弃的雕木宫殿，白人的、散发着腐烂气味的殖民城市，无法得到的爱，以至于雅克·拉康后来说道：“这个女人（什么都）知道。”

        关于她那个“石头做的、石化了的、厚重得根本无法进入的家庭”——她在中这样描写道——要说的或许还很多，还有在她内心占统治地位的黯淡的光芒，母亲的疯癫，大哥悄无声息的、他不在场时仍在回荡的暴力，小哥哥受了伤的童真，以及处在这些黑暗和暴行的交汇处，既粗鲁又温柔，既叛逆又顺从的她。

        之所以应当不断谈论她的家庭，是因为它诠释了她未来的所有作品，紧跟着她。而且，人到暮年，杜拉斯也将不停地述说她的家庭，就好像她永远也无法用尽这口深不见底的水井。

        她使她的小哥哥成了神话。她与他的关系是最明显、最简单、最重要的。她爱他，因为她相信他是不朽的。对于大哥，她同样赋予其一个神话形象：他处在家庭的中心，是一个高傲而“粗鲁”的老爷，一个“徒手的杀人犯”。她把她最初的谋杀的本能归咎于他，把她所承载的仇恨和愤怒集中起来，用于同他做斗争，她有能力去仇恨和愤怒，她将把它们倾注到她的文字中，以此发泄她的痛苦。

        中国情人使她见识到了社会对她的否定和边缘化，以及同学们对她蔑视，但她没有停止抗争。她成了整个城市的笑柄，被有着狭隘的种族主义道德观的殖民者阶层所不齿。她变得像是一个私生女，而放逐则增强了她的决心，助长了她内心一直包含着的暴力。身体的快感，献身的快乐，对抗孤独的野蛮方式，对节约的拒绝，这一切促使她为自己变成异教徒而欣喜，像神圣的贞女那样献出自己的身体，同时向一切约束制度发起反抗。从此，对她而言，所要做的也许就是在苦短的人生中，挥霍有待发现的一切可能性，她早就开始观察人生的流逝，观察得太多了。她肯定不会把自己的身体献给命定和说教的上帝，而是献给既粗暴又温柔的宇宙“万物”，献给自己心中蠢蠢欲动的、她想要表达出来的原始欲望。于是，只有中国人的躯体，那个神秘情人的欲望之躯，才能成为违抗母亲、所有官方机构以及所有权力部门并向他们说“不”的方式。

        水又一次成了主宰者。水是她的宇宙中最主要的参照物。那流动的水，波光粼粼的水，细微差别不计其数的水，使她得以把握世界的广袤。正是在那艘滑行的渡船上，一个爱情故事诞生了。

        在那个时代，也即中国情人的时代，她年轻貌美，一副让人眼前一亮、紧张而又怯生的模样，像个小动物。他说他“喜欢小姑娘”，她说那是“正常的”。她突然有了一种肉欲的、未经雕饰的力量，这力量将她推向欲望，使她的眼中和姿态中有了一种下定决心、不顾廉耻、继续反叛和充满智慧的东西。面对欲望的风险，她把母亲想要灌输给她的一切通通抛诸脑后，比如身为白人和上等人、凭着知识和殖民而获得的荣耀，比如处女的贞操。一种无法抗拒的激情在她身体里流动，在西贡那个闷热的下午，她跨过了危机重重的大地，也即她将在她来日的所有作品中不断探索的大地是有界限的大地，也是欲火中烧、死亡遍布的大地。在献身中国人的同时，她挖好了她的陷阱和地窖，使她的夜的黑更为浓厚，并埋藏了那些终将置她于危险境地的不可告人的事实。

        先于中的那个女人，她对中国情人说：“你要了我的命，你让我觉得舒服。”她在他的怀抱里发现了一些火热的区域，令她甚至感到惊讶的是，她竟能像这样猛烈地去爱，却又不真正地去爱，不动真感觉，也不动真心思，只是在这个芬芳且富有异域情调的国度去爱。构成这个国度的所有一切混在一起，上升到她的眼前，就像祭坛上的香火，朝着被人们祈求的上帝飘去，也像香火顶部的烟雾，漂浮在安娜-玛丽·斯特莱特的照片上，漂浮在加尔各答大厅里的那架三角钢琴之上。

        这一次，在这间陌生的房间里与中国人做爱，做了又做，一连数月不顾习俗和法则，活在危险逼近的状态里，这是与大自然的力量达成了和解，站在蟒蛇和青葱而茂盛的丛林一边，置身于从此永不离身的丑闻之中。

        这同时也是混入了这个杂乱国度的香气和香味之中，混入了它的嘈杂和灰尘之中。那灰尘被黄包车掀起，被茉莉的香气冲散，接替它的是流动小吃摊的臭味，摊子上煮着各种淡水鱼和酱肉，带酸味的酱料如烂泥一般，黑黝黝的。

        正是在这样的地界里，她献身于人，体验到了快感，辱骂了父辈的法则，站在了那些法则的另一侧，变得自由，坚定的自由。

        在一波又一波的快感中，在发出的叫喊声中，在这种圆满的状态中，她发现了欲望的真实，弥补了母亲的叫喊，让她哑口无言，堵住了她那张绝望的女祭司一般的嘴，同时发出出生时的叫喊，重新来到人世，并准备发出垂死时的叫喊。

        在西贡的那几个月里，把年少的玛格丽特带到中国人身边的，大概就是所有这一切了。那是一段学习和受训的时光，她戴着她那顶淡红色的男式小毡帽，蹬着系带皮鞋，活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小明星，她的脑子里响起的是《罗曼娜》，一首柔情似水、浪漫的歌，而在这首歌背后，更深处，是那个女乞丐永无休止的怨言，是她在祖辈的大地上的游荡和她的不幸。

        然而，大哥的统治地位仍在，是绝对的、不详的。他偷母亲的钱，偷鸦片烟馆里的中国人的钱，他无所不能，一副殖民地的害群之马的模样。弟弟和妹妹饱受他的摆布，忍受着他的独断，他的仇恨，以及他对谋杀的嗜好。他自己则无所事事，或以玩乐来消磨时光，他没有道德观念，是个野人。

        母亲知道他已迷失，什么教育都不能令他改观，他将停留在这种野蛮蒙昧的状态，任何监护人都不知该怎样使他得到拯救。全家回法国前不久，母亲曾申请把他遣返回国，那是一个令她心碎的主意，因为她“没了他便活不了，她什么都做不了”。他将要回法国，这让“两个小的”松了一口气。母亲已感觉到他俩受到了威胁，特别是保罗，他太脆弱，太“单纯”，受了太多的折磨。

        至于妹妹，她已在堤岸区那个中国人的怀里找到了新生。当他在她身上“坠入深渊”，当印度支那的所有味道一股脑地进入她的身体，她找到了生存的力量和新的人生，这力量和新生都不再是来自她的家中。通过她母亲的邻居，人们开始得知她的轶事，在他们眼中，在寄宿学校里，她是个小“娼妇”，和一个中国人上了床，是殖民运动的耻辱，是文明社会的渣滓。玛丽·多纳迪厄知道一些，同时又不想全都知道。她有她的原则，那些原则高于一切，但是她内心里有一些无法言表的东西，她欣赏她的女儿，欣赏她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和她对伦理与思想的抗拒。

        在中国情人和玛格丽特之间，既没有初恋的浪漫，也没有未来，只有一种贪婪的激情，那激情是不假思索的，也是不为世人所接受的。他们必须深入这种疯狂，深入到它的核心，不要对它加以任何理解或解释，而要任由香火的烟雾钻进他们放开的身体，体验这一切，用痛苦填满自己。

        所有这些画面将被埋藏在哪儿，埋藏在哪个铺着边角料的地方，埋藏在哪间暗室里，像被埋在忘却的坟墓里似的？该如何命名这个地方，这个她日后——当她自称杜拉斯时——定义为“难以呼吸的、与死亡并肩而行的地方，暴力、痛苦、绝望和可耻的地方”，这个被书写的地方，这个被隐藏的，被放进其他虚构故事里再三修饰的，继而再次被埋藏的，然后再重见天日的地方？

        正是在这种日常的暴力中，在母亲纯粹的绝望中，在“这个关于毁灭和死亡的故事，也即家庭的故事”中，写作的机遇应运而生。

        此时，她所欲望的，是那个触动她心扉和身体的中国人。她的脸上有一种肉体的顺滑之美，没有一丝皱纹，脸上的肌肤有一种完美的紧致，给了她所有不知羞耻和藐视的表情。

        她对欲望的认识很快就在时光的流逝中留下了印记。她在她的快乐之中看到了时光的流逝，只见它的流动是那么灵活，像一道粼光在波动，汇聚在她内心，与她埋藏在内心的所有一切相会合，从此哺育着她。

        在这道粼光的映射中，还包含着全家人于1932年最后一次造访堤坝那儿的土地。今天，她依然记得他们在废弃的走廊里看着对面的暹罗，记得那广袤的暹罗，记得那阴暗的森林，森林里躲藏着她曾靠近的野生动物，也记得天空中五光十色的沙尘。

        她想起了那个安静的片刻，那个所有画面汇聚在一起的庄严时刻。那一刻，她有一种狂热的欲望，想要捕获哪怕最微小的细节，将它们带到远方。也许，一阵微风正好拂过，那风是温热的，也是干燥的，轻柔地摇晃着走廊四周攀爬而上的植物。那片刻的安静里，有失意，有虔诚，也有抚慰放逐的内心呼喊。

        流浪使全家人有了一副“奇特的”模样，把他们隔离在活跃的、高产的、敢打敢拼的殖民地社会之外。她和小哥哥“什么也没学会，只会注视着森林，等待着，哭泣着”。

        可见，在童年的人生里，留下来的是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至关重要的”画面，它们从记忆中被抽出来，被一再述说。或许，她避免去述说它们，而是加以杜撰，并且每次述说的时候都再次进行杜撰。她无法不服从于她所说的“回忆的惯例”（rituel de l''évocation），服从于语言——语言在当下自发地呈现，却又不真实地反映过往的事实，它被记忆过滤了，试图重新构造往事，并使其在避免不了的混乱中保持协调连贯。

        太多的失败、内心创伤和经济困难毁掉了母亲。她掉进了由她自己的精力、愤怒和疯狂所构成的陷阱。从身为青年教师时的幻想开始，她一定经历了太多的抛弃，也曾被太多的骗局所害。她已筋疲力尽，尽管突然发作的疯狂会给予她一些粗暴的、错觉般的力量。离开印度支那并不是为了回应故土的召唤，说实在的，那里或是别处，都不重要。她担忧她的孩子们，想让玛格丽特“上中学”和“进高校”。她已经感觉到女儿不知羞耻，那是她自己或许不敢表现出来的。她承认那是她的女儿，时而又猛地摆脱她。此外，钱一直是她主要操心的事。为了要钱一天比一天多的长子，她奋力工作，省吃俭用。返回法国，其实是继续流浪，是与长子重逢，开始新的生活。这是一个游牧家庭，是一个流浪家庭，活在动荡里，从未扎根定居。

        在与中国人的约会中，玛格丽特寻觅的不仅仅是快乐。他的家庭条件令她着迷。诱惑这个男人，这个中国青年，这个堤岸区某银行家的儿子，就像是一个挑战；看到他背叛他的种族，被置于边缘社会，也是一种欣喜。有时，她的母亲和两个哥哥来西贡的时候，她便要求他带他们去城里最好的餐厅。所有人埋头吃着最贵的饭菜，却无视他的存在，让他目睹这个家庭的秘密——这个家庭是由他们四人组成的一个“活不下去的团体”，他们是可恨的，他们彼此仇恨，彼此相爱，那爱是无尽的，是不计年龄的，也是旁人所无法涉足的。

        经母亲许可，她敲诈了他五百皮阿斯特，“这是定居巴黎所需要的”，她在里这样写道。

        或许，最艰难的，是放弃堤坝那儿的土地，是知道再也不会回到波雷诺的沼泽地，回到他们曾经以为可以耕种的沙滩。那是一片被毁掉了的土地，已被拱手让给当地人，但仍是他们的，更是母亲的，她在那片土地上拼命劳作，直到精疲力竭，失去理智，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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