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距离篮球之神乔丹拿第一面奥运金牌的一九八四，时间忽焉已又过了十八年整整了，奥威尔恐吓我们的老大哥乌托邦不是没来吗？不只奥威尔的版本，赫胥黎的也没来，威尔斯的也没来，柏拉图的更没来，至于莫尔的乌托邦，我们老早就晓得地球上并没这么个小岛，孜孜勤勤地厉行他们素朴的共产制度不倦。那我们还怕什么呢？

        其实该担心的本来就不是乌托邦整体实践完成、尘世天国建立之后的后果，一来那不可能，二来就算真有那么不幸的一天，一切也就来不及不用再担心了——二十世纪负面乌托邦揭示的是其结局，但要我们警觉的却是其建构过程，以及其“部分实践”即带给我们不堪负荷的代价。

        其中最严重的，是我们快意奔赴乌托邦目标途中，对于人的必要改造问题。

        人的必要改造是亘古以来乌托邦建构者的共同交集点之一。我们说完美和任何道德概念不相容，指的是人的道德自由、道德判断以及道德责任，我们应该说，乌托邦只剩一种道德，或说一个道德，那是一切道德信念和谐为一、已完成、已臻于完美的绝对道德命令，高高凌驾于所有个体之上，由它来决定个体，而不是由个体来发现它、主张它。

        对乌托邦的完美建构而言，这是必要中的必要——这不仅来自于诸如“完美的整体必由完美的部分所完美组成”的想当然耳逻辑推演而已，这同时是人类不能再丰硕的代代真实体验，或说不能再刻骨铭心的代代真实痛楚，难对付的通常不会是制度的设计，而是制度定础所在并赖以实践的人的问题，良法美意因为人的因素渗入而走样，制度因人的执行而崩毁，捣蛋的永远是人，最不稳定、最不好预测的也永远是人，因此，人的改造以期于相衬并相融于制度的完美，便成为一切乌托邦版本的成败关键了，差别在于耐心的程度和手段选择，是柔性的劝诱或森严的禁制而已。

        但“完美的人”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不是脱颖而出的个人成圣成贤，而是普同的、无一孑遗的完美，像《圣经》里不放走一只羊的寓言，像毛泽东诗中所言的“六亿神州俱尧舜”，它的真正意义和惟一的可能，便是嵌合于乌托邦制度、安静顺服于乌托邦秩序如功能完美零件的人。所以《现代乌托邦》的作者威尔斯说：“在关于乌托邦的思考中，总是有个僵固和薄弱的结果，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空洞，生活中的血性、温暖与事实，大部分都是缺乏的；在这种思考中，没有具有个性的个人，而只有一般化了的人民。”而J.L·泰蒙的说法更白更彻底：“乌托邦主义假定个人有自我表现的自由，但同时又假定社会有绝对的一致性。这两种情况要想共存，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所有的个人共同一致的同意。然而所有的个人是不可能共同一致的，因此，如果你想要求一致，最后诉诸独裁乃是不可避免的结论。个人必须被强迫同一，否则就用伪造的公民投票，不然就要把他当作非法之徒，或叛国者，或反革命颠覆分子或任何你愿意加上去的罪名来对待他。”

        如果我们为威尔斯和泰蒙这两段话画上一道时间的纵轴，便大致得到乌托邦关于人的改造的历史——基督教的乌托邦版本把人称之为“羔羊”，这种洁白的、柔顺听话的人群，正是威尔斯口中的“一般化了的人民”；而当乌托邦的建构要赶进度了，来不及一个个慢慢驯服，那些始终野性不驯的，乃至于牧羊人怀疑有潜在野性的，有可能在他日成为“害群之羊”的（这是乌托邦建构最可怕的部分），便如泰蒙所说被赶入各式各样的合适屠串场中。这通常不称为杀戮，而是必要的净化；甚至我们该说，要消灭的并不是生命本身，而是寄托在个体生命中某种病毒类的异物，只是很无奈两者分割不易一并料理而已。因此，这居然还是道德的。

        没有修理工人在更换故障零件时需要心怀悲悯两眼垂泪的，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坏掉的零件更没用的呢？而羔羊以屠串场作为终点不也得其所哉吗？

        便是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人们，尤其是负面乌托邦的作者，看见甚至经历了如此可怖的建构过程，遂据此揭示了最后的结果，宣告了乌托邦神话到此为止——对仍然得继续生活在苦难和挫折之中的我们，仍然忍不住怀有着完美渴望的我们而言，这当然是令人万分沮丧的。

        但也许我们也因此换得必要的清醒、必要的脚踏实地也说不定，若然，那这一道漫长且伤痕累累的乌托邦之路就不算全输了——其实，乌托邦的问题哪有这么难懂，哪有这么难以拆穿的呢？就算就算终极性的完美真的如青鸟存在于彩虹彼端，我们又怎么可能这么简单这么方便就攫取到手呢？在我们有限的智慧和永恒的至福间，如此不成比例的落差，又岂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期盼所可弭平的呢？个中之理，但凡各地方县市层级的社会局社工人员不在每年毕业生投入就业市场时都警告过我们吗？那种免学历、免经验、轻轻松松就能坐领百万年薪的奇怪工作，那种投入和所得如此不相称的诡异工作，从来都只是骗局、都只是害人的陷阱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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