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的生命以悲剧的方式结束，可是他的幽灵却飘飘荡荡，从来没有离开过历史的舞台，“乱世思弘羊”几乎成了一个规律。

        他被称为“兴利之臣”，历代每到财政争论，“桑弘羊”这个名字必然会浮现出来，对他的褒贬、认同或贬斥成为不同政策理念的一个分野标杆。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所有认同桑弘羊的人几乎都是财经事务的实际执行者，而反对派则往往是在野的知识分子。

        桑弘羊被杀之后，盐铁专营政策在西汉后期基本沿袭不变，所谓“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变改”。而当时的儒家仍然不改对他的攻击态度，西汉末期最出名的大儒扬雄便痛骂他是“榷利之臣”，说卜式要把他煮熟了祭天实在是个好办法。东汉初期，专营政策一度废止，可是到了章帝（公元88年前后），又以“探观旧典”的名义恢复了盐铁专营和均输。

        天下纷乱的三国时期，对桑弘羊毁多誉少，而对他最为倾心的人是有“奸雄”骂名的曹操，他称之为“先贤”，其主政时将多项高营利性产业归于国营，其中一个是“胡粉”，也就是从西域进口的化妆品。从财政角度看，在魏蜀吴三国中，魏国能够保持军事上的优势并最终统一天下，与此颇有关系。

        隋唐时期，特别是中唐之后，桑弘羊再成热点人物，当时的理财名臣杜佑、刘晏、刘彤等人对他非常推崇，刘晏实行的常平均输法，便脱胎于桑法。与此同时，很多文士则唾骂不已，大诗人白居易作长诗《盐商妇》，对食盐专卖制度进行白描式的嘲讽，诗曰，“好衣美食有来处，亦须惭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时今亦有”。

        到了北宋一代，奉桑弘羊为偶像的是署理国政事务的王安石，称赞他的治国之术为“安人之仁政，为国之善经”，其变法政策也几乎是对桑弘羊的一次“临摹”。

        站在对立面的是司马光、苏轼等人。司马光对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一理念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苏轼对桑弘羊更是恨之入骨。他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了口舌、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在苏轼看来，桑弘羊之贻害百世都是司马迁惹的祸，他因此写了一篇《司马迁二大罪》以声讨之，在文章中，他抱怨说，尽管学者耻言商、桑，可是，“唯独当国君的人却很喜欢他们，都在表面上避讳他们的名字，而实际上采用他们的政策，更过分的则是从表面到实质都推崇他们，而这一切都是司马迁的罪。”

        从南宋到元明清三朝的七百余年中，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桑弘羊在道德上彻底声名扫地，而其政策思路却被悄然继承。

        一方面，绝大多数学者对之持全盘否定的鄙视态度，而批判的角度几乎都是“小人言利”，顾炎武在读《盐铁论》之后写的五言诗中便吟道，“在汉方盛时，言利弘羊始。桓生书一编，恢卓有深旨。发愤刺公卿，嗜利无廉耻。片言折斗，笃论垂青史。”“言利弘羊始”和“嗜利无廉耻”几乎成了定论。

        另一方面，数百年间的历朝治国者从来没有放弃国营化政策，其专营范围更是从盐铁、酒类日渐扩大到粮食、漕运、外贸、铁路等等，因而，呈现苏轼所说的“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的现象。

        到了清末民初，青年学者刘师培对桑弘羊式的国有专营政策进行过系统化的批评。在《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一文中，他对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等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在他看来，这些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专制”，其手段则是“以国家之手操纵商业”，就是将抢劫变成一种公开合法的国家制度，其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利归权家”――由权势阶层独享经济利益。

        刘师培进而指出，从千年历史的经验来看，国有化制度的名义是抑制富商而有利于贫民，但其实，它非但不能平抑贫富，甚至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国有之策，名曰‘抑富商而利贫民’，实则富商无所损而贫民转失其利耳。此固验之往事，百无一爽者也。”）因为，“国家于一切利源既向富民夺取，不得不假以特权，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国家之势以劫民财。”这里所谓的“富商”其实已经出现了性质和身份上的转变，他们不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取利益，而是通过获得政府的授权，以垄断的方式分享专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工商模式之中，商人彻底地丧失了自主的能力，变成专制机器中的一个寄生阶层。

        尽管如此，从盐铁会议上的儒生，到扬雄、司马光和刘师培，仍然无法实质性地回答桑弘羊提出过的那个难题：如果不采取营利性的国有专营制度，如果国有资本不保持对国民经济的高度控制，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如何得以维持？

        正是在这里，“仁义为本、轻赋薄徭”的儒家理想与中央集权的财政需要，构成了一对尖锐的制度性矛盾，百代之后的今天，桑弘羊的设问，仍然冷冷地摆在所有中国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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