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陶渊明，

        在桑弘羊去世之后的八十余年里，汉帝国一直没有从武帝留下的“盛世后遗症”中摆脱出来。由于国营化运动所造成的社会震荡太大，各项管制政策相继松弛，算缗令再未重启，均输和平准二法基本废止，盐铁专营政策几度反复。自武帝之后，继任的几位皇帝都很软弱，中央朝纲日渐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而在地方上则出现了一股强大的世族势力，在财经上，它与春秋战国时的贵族经济不同，俨然构成为世族经济。

        与贵族相比，世族也是以血缘来维系和传承的，不过它没有法定的世袭性，其衍续壮大，有赖于一代代子弟的经略努力，同时，世族在价值观上一切以家族利益为大，国家意识薄弱，对中央政权缺乏忠忱度。

        在《后汉书》中有《樊宏传》，传主樊宏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世族案例。樊宏的祖先是周代的仲山甫，周宣王时以务农经商而闻名，以平民身份受举荐入王室，任卿士(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后受封于樊，子孙便以此为姓。樊家世代居住在工商繁荣的南阳，樊宏的父亲“善农稼，好货殖”，“资至巨万”。樊家在当地有农田三百多顷，所盖的房屋都有“重堂高阁”，方圆之内，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样样具备，还有自成体系的小型灌溉系统。樊家庄园的四周建有自卫的“坞堡”，还有一支召之能战的私人武装。在庄园内劳作的农户，要么是樊姓子弟，要么是雇佣的佃农，他们都只对樊家纳租，很多人不在政府的户籍管辖之内。这样的樊家庄园，宛然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完全可以做到“有求必给”、“闭门成市”。樊家还与当地的世族望族结成了极其复杂的姻亲联盟，樊宏的姐姐嫁给了南阳的一个刘姓宗亲，而刘家又与当地望族李家、邓家结亲。

        在西汉末年，这种可以“闭门成市”、庄园化的世族经济，遍布帝国的大江南北。

        跟历史上所有的现象一样，世族的产生是制度性的产物，它与两种制度有关，一是军爵制，一是官僚推举制。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能否成为势力，主要看两件事情，一是拥有多少土地，二是拥有多少人口。在西周的封建制度下，能够拥有这两者的人都是中央分封的贵族诸侯，日久天长，他们就形成了足以与中央抗衡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终而出现春秋战国的割据局面。秦国的商鞅率先打破了贵族世袭体制，他提出的“军爵制”，即军功受田制度，让非贵族血统的普通人通过战功也能够获得大量土地。此后五百余年，由战国而秦，再由秦入汉，先后产生了大批平步清云的军功地主，他们获得受田，然后凭藉丰厚的赏赐俸禄、社会地位的优势，再大肆购置田地，与此同时，他们还招募了大量的私人农户，这些人租耕土地，不直接向政府缴纳租税，甚至不服徭役，不是政府在册的编户人口。其经济安排，按自给自足的原则规划经营，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可以完全不赖外界而独立生存。在世族内部，因血缘宗族而构成纽带，族长的意旨就是全族的意旨，可以左右全宗族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活动。

        这些因军功而成大地主的人之所以能够延续数代不衰，成为所谓的世族，还与另外一个制度有关，那就是官僚推举制。自殷周以来，朝廷官吏都是靠推举而产生的，由此出现了一个景象，那就是各路豪强广收门客，唯亲是举，其子孙门徒长久把持官职，累世拜相为将的情况比比皆是，到西汉中后期，这一情况已经比较严重，出现了“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佳话”，世族门阀由此而生。积百年经营，这股日渐壮大的世族力量惊人繁衍，在朝堂之上，他们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在地方，则官商结合，自成体系，大量兼并土地和招纳人口，盘根错节，终成与先秦贵族经济全然不同的世族豪强气候。

        在公元一世纪前后，有一个孤贫的儒生决定对世族宣战。让人惊奇的是，他以“和平政变”的方式登基称帝，然后启动了一场引起重大争议的改制运动，他的名字叫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民国思想家胡适称他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王莽本人是外戚出身。他的祖父王贺曾任武帝时期的绣衣御史，王贺的儿子王禁生四女八男，次子王曼是王莽的父亲。王曼为小妾所生，且很早就去世了，王莽依附伯父王凤，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史载，“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不过，他非常乖巧，王凤生病，他连日不解衣带地尝药伺候，比亲生儿子还孝顺。他还从小饱读经书，主攻《周礼》和《仪礼》，是王家最有学问的人。

        王家腾达是因为王莽的姑母王政君，她入宫为嫔，因生下儿子刘骜当上了汉元帝的皇后，刘骜（成帝）即位后，王家五人同日封侯，王凤更是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开始了外戚专政。王莽24岁时被任命为黄门郎，30岁封新都侯，在朝廷上下，他以孝顺、懂礼、恭谦和十分节俭而闻名，据载他的夫人常年穿着没有拖地裙摆的长袍，腰间系着围裙，来客见了，大多以为是家里的奴婢。这样的外戚当然深得朝野，特别是儒生阶层的欢心，被称为是“当代周公”。

        王莽38岁时当上了一人之下的大司马，其后元帝、哀帝、平帝连续崩立，王莽在人事漩涡中几度沉浮，展现出高超狠辣的政治手段。公元5年，他以药酒毒死平帝，立年近两岁的孺子婴为帝，自称“假皇帝”，三年后，废孺子婴而登基称帝，国号“新”。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皇帝均为戎马出身，唯两人例外，一是王莽，另一是篡唐立周的女皇武则天，一儒一女，堪称异数。

        王莽称帝后，事事以《周礼》为标准，宣布要“奉古改制”。关于王莽改制，后世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是“托古篡汉”，托古是名，篡汉是实，因而是一场政治闹剧，另一种则认为，他是真心实意的要按周代古制来改造弊病丛生的当代，是汉代儒生的一次理想主义试验。其实，就经济改革而言，这两种观点都不完备，因为王莽确实是想改革，不过他并不想改回到遥远的周代去，他的改革目标其实就是“武帝－桑弘羊”模式。

        当时之世，无论是世族势力的壮大，还是土地兼并过度，或财政困难，其实都是中央权力旁落的体现，甚至王莽能篡汉自代本身，也是皇权羸弱的结果。所以，他登基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重新实现中央集权。在随后的十多年里，王莽推出了众多的经济改革政策，无不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

        王莽改制，首要之举是“五均六筦”，这就是全面恢复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

        “五均六筦”是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正式推出的，所谓“五均”是：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长兼理，称为“五均司市师”，他们的工作，一是定时评定物价，名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滞销时，以低价收购，货物涨价时，则以高价出售；三是办理赊贷，根据具体情况，发放无息贷款（赊）或低息贷款（贷）；四是征收山泽之税及其他杂税。所谓“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

        从王莽为“五均六筦”所下达的诏书看，他对专营政策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他说，政府要管制的都是一些人民日常必需、虽然价格很高也一定要购买的商品，也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这些产业国营化之后，就可以达到“齐众庶，抑兼并”的目的。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评论说，“在王莽以前，倡议经济管制如管仲与桑弘羊，对管制政策的必要性都不如王莽所讲的透彻。”不过，后世的人们也都知道，所有推行计划经济的人无不以“均贫富”和实现社会公正为口号，而实际上都是为了加强集权以及扩充财政收入。

        与汉武帝时期的国营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密度太大，计划色彩甚至更加浓重。比如，在零售物价的管制上，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汉书·食货志》记载，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对各种商品进行分类定价，同一种商品以品质的不同分成上、中、下三等，然而才允许商贾拿到市集上去销售。这无异于用计划之手完全地代替了市场的功能。

        此外，王莽也仿效汉武帝的做法，任用一批商人来经营“五均六筦”，他任命京城最出名的巨商王孙卿为主管市场的“京师市师”、“汉司东市令”，任命洛阳城里有“十千万”资产的富商张长叔、薛子仲为“纳言士”，在各地设置专营事务的官吏时，大多用的是当地的商人，让他们当上了交易丞、钱府丞等等。由于缺乏铁腕的监督机制，这些穿着官服的商贾乘机与行政官员沆瀣一气，虚设帐簿，掏空国库，大肆牟取私利，最终的结局是，官府的钱库没有充实多少，却弄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在税赋政策上，王莽也采用了臭名昭著的算缗之法，他宣布征收个人所得税，所有从事工商业者，无论是养蚕的妇人还是缝补匠、算命看相的，都要向所在地的县官自报所得，按十分之一的税率缴纳税金，有敢不报者或自报不实者，全部没收所得，并罚在官府做工一年。这一政策如何落实，史书不载，估计又是为某些官吏敲诈民间创造了无数的机会。

        在“五均六筦”政策中，有一条是铸钱国营化。在这一项改革上，充分展现出王莽改制的混乱和随意性。

        西汉自武帝以来，百余年间，一直通行五铢钱。王莽第一次改变币制是在登基前一年――公元7年的五月，他以周钱为蓝本，增铸货币，新币分三种，各值五千钱、五百钱和五十钱，是为“大钱”。当时，国内已经呈现通货膨胀的苗头，新币的名义价值远远高于旧币五铢钱，于是民间私铸之风大起，王莽下令禁止列侯以下私藏黄金。

        公元8年，新朝创立，王莽以“奉天承运”为名义改出一铢小钱，社会传言说五铢钱和“大钱”都要被废止了，市场顿时大乱，王莽一方面把谣传者抓起来，流放边疆，另一方面则大量铸造小钱。

        到了公元10年，王莽突然又宣布变动币制，他把货币总名为“宝货”，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六种，六种货币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因品种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老百姓神经错乱，交易大受影响（“百姓愦乱，其货不行”）。四年后，王莽被迫第四次变动币制，他下令废止大、小钱，发行“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货泉”（重五铢，枚值一）两种货币。

        短短七年间，王莽四次改变货币，政府的金融信用几乎破产，每次变动，都造成民间的一次大破产，监狱里因此人满为患。

        如果说“五均六筦”是对汉武政策的“东施笑颦”，那么，王莽在土地制度的改革上，则走得比任何人都要极端，这实际上也成为压垮他的最后那根稻草。

        汉人对土地情有独钟。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真实地记载了当时民众对土地的看法。他认为，天下财富可分为“本富”、“末富”和“奸富”三种，其中，从事农桑是为本富，经营工商为末富，“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是，他又接着指出“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也就是说，从事工商的“末富”比“本富”更容易积累财富，而流通领域的利益更大于制造业。那么，一个人或家族如何才能长久地拥有财富？司马迁给出的答案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可以靠工商来致富，然后就去买田致地，靠农田来保有之。司马迁的这种理财观念在当时已成共识，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便写道，“在炎汉一代，无论军人、说客、文士、贵族、官僚、儒者、商贾，一旦取得多量货币，皆投之于土地，以立所谓本富之本。收买不得，则用非法之手段以谋夺之。”土地兼并态势之烈，既与农耕经济的特征有关，也与这种财富观念有重大的干系。

        新朝要重树中央集权，就必须削弱世族力量，而要达成这一目标，遏制土地兼并，是关键一役。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最为决绝——恢复全面的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其具体政策是：把天下的田地都更名为王田，一律不得买卖，凡是一个家庭男丁不到八个而田地超过一井（计算单位）的，就把多余的部分分给宗族和同乡的人。

        这是自商鞅“废井田”之后，第一个重新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政权。

        在此之前，针对土地兼并的状况，很多人提出过种种的遏制设想，比如董仲舒就建议“限田”，他深知恢复到井田制的老办法是不可行的，不过可以通过额定每户拥有土地的上限，来防止兼并过度。这种在肯定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平均地权的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中是一种主流，汉哀帝时就试行过限田的办法，他下诏“关内侯吏民，名田皆不得过三十顷。”

        如果从两千年历史来看，从先秦到1949年，历代治国者试图将土地全面国有化的人非常之少，严格来讲，只有两人，一是新朝王莽，再一个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

        土地私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数百年，一朝更改，对社会秩序造成的震荡可以想见。史载它的执行结果是“农民和商人都失去了工作，市场上的所有交易都停滞了，民众站在道路上相视而哭泣。”

        在推行土地国有化的同时，王莽宣布不准买卖奴婢，其理由是奴婢买卖有悖于“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圣人之义。从记载看，王莽似乎一直对奴婢抱持同情的态度，在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他的次子杀死了一位婢女，王莽硬逼着他自尽偿命。因此，不少史家对王莽废除奴婢制度的评价很高，认为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创举。不过，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王莽的思考未必及此，限制土地兼并与限制人口兼并，是打击世族门阀势力的配套性政策。

        王莽的经济改革，可以用“一败涂地”来形容。

        “五均六筦”的国营化改革，剥夺了民间工商业的所有利润，却没有带来国库的充沛，土地国有化引起中产以上利益集团的集体反抗，七年四次的币制变动更是让金融秩序大乱。王莽还是一个特别多疑和迷信的人，常常借口地震或日食裁撤官吏，在执政的十多年里竟然换了八任大司马。他的改革得罪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接下来发生的悲剧就变得难以避免了。

        公元17年，荆州大荒，饥民纷起叛乱，四年后，关中地区也闹大饥荒，烽火更加猛烈，而各地的世族门阀、刘氏宗族乘机随之造反。

        到公元22年，王莽不得不下诏书，废止即位以来的所有改制政策。可是，天下事已不可为，第二年的10月，叛军攻进长安城，当了十五年皇帝的王莽逃至未央宫的渐台，被一个叫杜吴的人砍下脑袋。

        自汉之后，人们对王莽多持毁垢的态度，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不过到了近世之后，知识界的态度大有更改，民国学者胡适就两次撰文为之翻案，他写道，“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然而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因写作而闻名的台湾历史学家柏杨也在自己的著作中说：“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王莽有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权力，使他能够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所以他的改制都是“为了改善这种不公平和铲除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罪恶。”

        胡适、柏杨的翻案，是故作惊人之语，还是意识型态上的共鸣，自可留于读者评说。不过，一个值得思考和讨论的话题倒是：为什么实施了几乎为同一版本的经济改革，刘彻成一代大帝，而王莽却人头落地？

        答案似乎有四：其一，武帝启动改革之时，“削藩”已经成功，政治上形成不容对抗的集权；其二，武帝的对匈战争顺乎民心，为改革创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其三，七十年的“文景之治”，为国营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敛财空间；其四，武帝有效地发挥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

        以上四条，王莽无一可得，他的失败是从一开始就预埋下来的。因此，任何经济改革，都有路径选择和“时间窗口”两个重要条件，错过一个，都难取全功。

        在推翻新朝之后的十来年中，中国又陷入一个“人相食”的乱世。

        在公元2年，全国登记在籍的户数为1236万，总人数有5761万。据《汉书·食货志下》记载：王莽还没有死的时候，天下乱杀，人口已经减少了一半。

        公元25年，刘氏宗族刘秀称帝，建立东汉政权，史称光武帝。在他建政之时，户籍登记者只剩下十分之二。另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刘秀登基后那几年，天灾人祸不短，公元26年，天下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第二年，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只能交换到大豆五升，全国的道路交通都断隔了，粮食无法长途运输，当兵的只好用杂果来充饥。到公元30年前后，中原连续遭受旱灾、蝗灾和重大水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郡县残荒。据历史学家们的推算，当时全国人口锐减，在籍的人口竟只剩下1200万左右，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还少了几百万，西汉二百余年的社会积蓄可谓付之一炬。

        刘秀是南阳的远裔宗族，从小勤于稼穑，还经常往返于宛地作粮食买卖。他这一脉宗族正是王莽想要削弱的地方世族势力，刘秀的舅舅就是前面叙及的南阳世族樊宏，刘秀的岳父郭昌是南阳一带的富豪，田宅财产数百万。他的妻兄阴识“有田数百顷”，姐夫邓晨是“世吏二千石”的官僚大地主，妹夫李通“世以货殖著姓”，为商人大地主。此外，跟随刘秀创建东汉政权的开国功臣邓禹、耿弇、冯异、铫期等“云台二十八将”，大多是豪强世族。由此可见，在王莽与世族门阀的经济和军事战争中，后者最终取得了胜利。

        然而，当刘秀披上帝袍之后，他马上转换了角色。王莽想要解决的豪强割据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刘秀本人就是豪强出身，并靠这个集团的扶持登上帝位，在战争时期，地方势力乘机广占田园，营建坞壁，拥众自重。刘秀一旦拥有天下，也不得不对昔日的“自己人”下手。

        政策的动刀之处，仍然是土地兼并和人口兼并。

        东汉政权延续了西汉的名田制度和户籍制度。《后汉书》中多处提及，朝廷下令“吏民不得田宅踰制”、“商者不农”等等，刘秀也数次下诏释放奴婢，可是成效却非常微小。公元26年，刚刚登基为帝的刘秀就委派冯异清剿南阳等地的豪强，他下令说，“那些拥有城堡的人只要投降了，就将他们迁居到京城来，把民众驱散，让他们重新耕地，把营堡要全部摧毁，使他们不能重新啸聚，这次讨伐不是为了占领土地和屠城，只要能够平定就可以了。”可见，刘秀意在驱散，而非杀戮，确是“手下留情”的。在冯异等人征讨下，南阳、河南以及江淮一带的豪强被削平不少，可是在全国范围内，豪强大姓拥兵裂土、雄踞乡里的现象依然存在，史载，京城和南阳一带，都是皇帝的亲戚和重臣，他们拥有的土地都超过了朝廷规定的数量，但是没有法律可以约束他们。

        到了公元39年，在执政十五年之后，刘秀终于痛下决心，下达了著名的“度田令”，要求全国严格检核垦田顷亩和清查户田，以彻底杜绝兼并之势。

        可是，《度田令》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强烈的反抗，刘秀为了杀一儆百，逮捕大司徒欧阳歙，以他在任汝南太守期间度田不实，接受贿赂千余万为罪名，将之处死，欧阳歙的弟子千余人集体上书，为其求情，刘秀不准。其余被处决和处分的重臣还有河南尹、南郡太守和琅邪太守等人。为了对抗，各地豪强纷纷武装暴乱，他们攻击政府住所，杀害行政长官，当政府军前往追剿时，他们就一哄而散，军队一走，很快又屯集在一起，这种情况，以青、徐、

        幽、冀四州最为严重，而这四大郡州又是当时的国之重镇，可见反抗之烈。

        刘秀四处弹压，恩威并施，总算把叛乱平息了下来，可是，豪强势力实在太大，顽疾终于不能彻底割除。到了后来，刘秀一声叹息，只好与之妥协，他留下了八个字，曰“苟非其时，不如息人”，也就是自认时机不到，不如息事宁人。

        中国自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模式之后，历朝新建，首要任务必是“削藩”，“削藩”成功，中央集权可得，“削藩”不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必永无宁日。东汉初建，豪强除而不尽，光武帝就学不成汉武帝了。在财经和产业政策上，他也不得不把权力下放。

        东汉延续前朝旧制，仍然实行盐铁专营政策，不过把大司农所属的盐官和铁官下放归郡县经营，同时废止均输官等。这意味着，中央把很大的一块专营收入放给了地方，同时放弃了流通领域的国营化战略，这直接造成了中央财政的羸弱，以及对地方控制力的减少。到了章帝时期，公元84年，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又把盐官和铁官收归大司农，由中央政府统一实行盐铁专卖。可是，仅仅三年后，章帝驾崩，新即位的和帝就下诏，“中央不再实行盐铁专营，允许民间自主经营，所得的专营收入重归地方金库。”

        此外，在地方行政治理上，权力也被分解。刘秀把全国分为13州，除了京城之外，各派刺史一人主政。最初，刺史仅履行监察郡国之责，但随着其权限的不断扩大，刺史逐渐发展为兼领行政、财务、军事的地主长官，其权力空前膨胀，到东汉中后期形成了子承父职的门阀景象，地方割据已成赫然事实。史家唐长孺便认定，“州郡僚佐中所谓大吏、右职，照例由本地大姓垄断。大姓冠族每郡只此数姓，所以州郡大吏就带有世袭性。我们认为，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地大姓、冠族控制的。”

        总而言之，东汉一朝再没有出现强权皇帝，世族力量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日渐增强，中央朝政则被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在庄园经济之下，自由的民间工商业者显然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各地方豪强一方面握有行政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种专营政策，形成了无与竞争的权贵经济，文景时期的民间经济大发展景象再没有重现过。《后汉书·循吏列传》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耒阳县出产铁矿，当地民众聚而冶炼，颇有了一番气象，一位叫卫飒的官员看见有利可图，就上书朝廷，将之国营化，从而每年增加了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后汉书》作者对此非常赞赏，把卫飒归入“循吏”之列。

        公元184年，冀州巨鹿郡（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爆发声势浩大的黄巾军起义，朝廷征调诸路兵马平叛，拥兵将领与地方世族豪强借机掌握大量武装，继而引发了“董卓之乱”。从这一时间开始，到公元589年的整整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混乱和分裂时期，是为魏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内，各路英豪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先是曹操、刘备、孙权等人割据争霸，中国进入著名的三国年代。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逼迫汉献帝逊位，建立魏朝，东汉灭亡。公元265年，出身河内（今河南）世族门阀的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建立晋朝（西晋），继而灭蜀国和吴国，统一了天下。然而仅仅经历了九年的短暂安定，马上爆发了延绵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到公元316年，匈奴军乘乱攻破洛阳，是为“永嘉之乱”，晋政权南下建康（南京），建立东晋。其后两百多年，中国分裂为南北两朝，在北朝，各民族纷纷建立起各霸一方的王国，先后竟有十六国之多，一直到公元439年，才由鲜卑族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然后再度分裂，一百多年里，又先后经历了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诸朝。在南朝，也是数度改朝换代，东晋一脉持续了一百来年，到公元420年被甲兵出身的刘裕所夺取，其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代。

        这数百年间，工商经济出现了惊人的大倒退现象。

        自战国之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渐让位于商品经济，到了两汉，商贸越来越发达，职业分工趋于专业，然而东汉末年以降，一切工商秩序被践踏破坏，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货币无法正常发行。董卓之后“钱货不行”，老百姓以谷物和布帛为货币，《晋书》记载，永嘉之乱后，河西一带“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到后来，不得不进行实物交易，北齐时期，“钱皆不行，交易者皆绢布”，市场机能严重退化；

        二是地方割据，坞堡林立，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遭到破坏。民众躲避战祸，向往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陶渊明笔下的、那个“不知魏晋”的“桃花源”成了最美丽的生活理想。北朝后期的儒生颜之推（531－约595）写过一部流传甚广的《颜氏家训》，在“治家篇”中，他教育子孙们说，“最好的生活就是自己耕田吃米，亲手种桑织麻，所有的生活器具，从一只鸡到一头猪，从一把锄头到一根蜡烛，都是能自给自足的，所求于外部世界的，只有盐而已。”

        三是城市文明屡兴屡毁。市井工商，事关民生，所以是一种“速生的植物”，只要有十年的太平时光，就一定会莺飞草长，宛成气象，二十年便能出现巨富之家，三十年可造就繁华都市，然后，政权动荡，兵戈再起，一切锦绣灰飞烟灭，轮回重新开始。这便是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一再上演的剧目。此等故事，以洛阳最为著名。

        洛阳在两汉时期已是天下出名的繁荣之地，公元186年，发生董卓之乱，董军攻占洛阳，将方圆200里以内的宫室和民房一律焚毁，把数十万人向长安驱赶，洛阳化为—片废墟，曹操曾赋诗记录道：“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焚烧。垣墙皆顿僻，荆棘上参天。”曹魏时期，洛阳被定为首都，再度复活，盛极一时。公元301年的“八王之乱”时，洛阳先后四次被叛军洗劫，被杀民众达20万之众。到了“永嘉之乱”的公元311年，匈奴人刘曜攻陷洛阳，烧毁坊市，杀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万余人，再毁。到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迁都于此，洛阳重新恢复生机，历三十年，再次成为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其文物典章，极为可观。

        北魏文学家杨炫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详尽记录了当时洛阳的繁华：出西阳门四里，有一个规模惊人的“洛阳大市”，方圆八里，按行业分类，有通商、达货、调音、乐律、退酤、治觞、慈孝、奉终、准财、金肆等十个大商业区；城东有专卖南方水产的集市和马市，城南四通市卖本地水产。在洛阳的市场里，吃、穿、戴、用、玩乐之物，婚丧喜庆所需物品，还有天下难得之货，应有尽有，南北口味色色俱备，可以尽情享乐游玩。在洛阳的市场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洛阳城里最著名的大商人叫刘宝，他的店铺遍及全国，在州郡都会之处，都有他的宅子，各养骏马一匹，据说他还能控制食盐和粮食的价格。

        由洛阳向西的国际贸易也十分活跃，“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从这段文字可知，从洛阳到罗马，商脉绵延，万物汇集，当时仅在洛阳经商并成永久居民的外国商人就达万家之多，此城俨然已是世界上少见的国际大都会。

        可是，到了公元528年，契胡族人尔朱荣发动叛乱，洗劫洛阳，把城里的贵族富户消灭殆尽，全城再次死寂。到547年，曾经目睹洛阳盛况的杨炫之看到的景象是：“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

        这还不是毁灭的终点，随着战事的结束，洛阳竟再次复苏，可是，到了公元583年，东魏和西魏为争霸中原，展开洛阳争夺战，东魏大将侯景攻陷洛阳后放火烧城，又把辛苦堆砌起来的繁华付之—炬。

        魏晋南北朝期间，几乎所有的大郡都市都经历过类似的屡毁屡建，与洛阳齐名的中原重镇长安至少遭过四次大劫，而南方的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则三次被夷为平地。在这样的乱世之中，商业的衍续及商人的命运便如镜花水月，永无定数。

        自“董卓之乱”后的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十分奇异的“插曲”。在这期间，人民饱受战乱之苦，东汉末期的公元157年，全国已有人口7200万，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晋朝时竟锐减至2400万，只剩下三分之一。到公元300年，人口好不容易恢复到3380万，可是“八王之乱”爆发后，人口死亡过半，西晋南迁时，汉族人口甚至已不到1500万。翻开这段史书，到处是残酷杀伐、屠城流血、阴谋政变。

        不过，魏晋南北朝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思想大解放时期。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瓦解，思想禁锢被打开，各民族互相交融，呈现奇葩争艳的绚烂景象，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一书中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军事家、绘画家、文学家、生活家、宗教家。

        另外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随着西晋被灭，大量中原世族和民众渡江南下，极大地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农业和工商业经济，中华文明开始了一次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大迁徙。

        作为主流的政治和经济型态，世族和庄园经济在魏晋南北朝也出现了一个不断衍变的过程。

        曹丕创建魏国时，在官员推选制度上发明了九品中正制。政府在各郡州设置“中正官”一职，将当地的优秀人才分别品定为九级（品），以此选拔官员，其标准有三，分别是家世、道德和才能。这一制度推行之后，“中正官”一职务很快被各地世族垄断，才德标准仅成摆设，家世成最重要的选材条件，于是便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景象，进一步强化了世族的参政能量。钱穆在中评论说，此后，官僚逐渐贵族化了，那些“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的士宦们，多半不愿去经商牟利，同时，商人要跨进政界，也不免遭受当时讲究身分的障碍。

        南北分裂之后，天下鼎沸，无权无势的农民为了苟延生存，不得不依附于世族地主，从而更加增强了后者的力量。当时把世族修筑的城堡称为“坞堡”，在广袤而动荡的北方原野上，到处林立着森严的坞堡，北魏时代，河北有韩、马两姓各两千余家，“劫掠道路，侵暴乡闾”（《魏书·韩胤传》）。甚至大族聚居，一个宗族就有将近上万户人家，炊烟连接，房屋比邻而立，延绵不绝。据邹纪万在《魏晋南北朝史》一书中的统计，永嘉之乱后，坞堡组织发展至高峰，譬如魏郡、汲郡有五十余，冀州有百余，雁门、太原等地有三百余，关中地区最多，有三千余，各地豪强纷纷结坞自保。

        这些世族的势力实在太大，北魏政权初建时曾实行“宗主督护制“，以利用这些世族地主来暂时地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在《北齐书·崔陵传》中还记载了一个细节：当时中原以崔、卢、李、郑为四大名门望族，其中又以崔姓为首，与崔家联姻的都是堂皇家族，有一年，当朝的娄太后为博陵王娶亲，纳崔陵的妹妹为贵妃，太后特别关照前去提亲的中使说，“一定要办理得风风光光，千万不要被崔家的人笑话了。”连皇室都担心被崔家看不上眼，可见世族之显赫崇高。

        世族经济归根到底是权贵经济，由权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因此，在这种社会型态之下，“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

        在各部史书上随处可见各路世族诸侯靠割据一地而大肆敛财的事迹：三国时，公孙瓒据易京，自筑高城，所宠信的人大多是商贾之辈，官商联手，闹得民怨沸腾。西晋的世族大吏刁逵“有田万顷，奴婢千人”。到了北齐时，各位王爷提拔自己的属官，大多从富商之中选择，而一些高官的家里，每天出入的都是富商大贾。连在边境驻守的将领都没有太多的心思用于军事，而是以通商交易为主业。北齐政权还公开卖官，以致于“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广州在当时已经是南部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南齐书》记载说，只要当上了广州刺史，骑马一过城门，就相当于得了三千万的财产。

        世族模式发展到魏晋晚期已经腐败非常，世族子弟的富贵得来实在太过容易，早就失去了进取之心，他们穿着华丽宽大的衣袍，出门要坐车，进屋需扶持，还整日里“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致于“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连马与老虎都分辨不出，如此子孙，当然已不堪用世。所谓“魏晋风度”，正是世族门阀日暮夕阳的生动写照。东晋之后的宋、齐、梁、陈四代，其开国皇帝都是“寒族”出身，而各级高级将领更是多由平民出身的人士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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