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繁华地面的路边有推车和地摊卖五元一本的书，其中大多是曾经畅销或正在畅销的。以我对出版业的了解，这样低廉的价格连纸张和印刷费都难挣回来，很显然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盗版了。

        盗版的受害者首当其冲是出版社和作者，当然，国家也少了税收，但打击盗版，却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

        20世纪80—90年代，我曾有几本书很是畅销，但畅销的同时也意味着被盗版。那段时间我常参加一些文学活动，交流之后往往要给读者签名。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在武汉，在读者递过来的书中，十之八九竟为盗版。十几年前的盗版技术还比较低级，为了省钱，大多用纸低劣，错字很多，封面色彩浑浊，有时连开本大小都与正版不同，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得出来。我曾收到过一位读者来信，他将买到的一本我写的书寄给出版社，并委托他们转交作者。显然这位读者很用了心思，几乎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圈点着大大小小的错误，这样的书如何能读？于是他十分愤怒地写了一封信，责备出版社和作者不负责任。我理解他的心情，除回信说明这是盗版之外，特意将一本正版书寄赠给他。

        说起来我也是愿意维权的。记得有一次出版社接到举报，决定采取行动，特意聘请了律师并邀上我一行人兴冲冲找到被举报的印刷点，谁知人家早已得到风声，根本查不到证据。后来又一本书在另一家出版社出版，在得知书被盗版后，出版方干脆懒得动弹，说他们早有教训，一次带上公安将盗版者查了个正着，但事后的罚没款出版社一分也拿不到，全得上缴国库。不光人马劳顿，还得赔上办案人员一笔不菲的差旅费，所谓“赔了夫人又折兵”。当然也有打击成功的，比如敢于盗版《邓小平文集》《江泽民文选》的，一旦抓住会科以重刑，但一般图书则不会下如此大的功夫。

        有了这样的几次经历，我也变得“大度”了。1997年《东方的故事》出版不久，曾接到一个来自南方的电话，对方是一位搞宣传的官员，说在本地发现了盗版，希望我联系出版社带上公安前来查办。我自然向对方表达谢意，但其后并未要求出版社有什么行动。还颇为“阿Q”地暗想，无非是少得点稿费，至少署名还是“柯云路”嘛。

        这几年开通了博客，也常应约写点小稿。不久前收到一封邮件，在三个惊叹号下的主题为“出版求助”，以为又是哪个不认识的编辑想出书，特引述部分内容如下：

        我们是《智慧博客》的编写者，选编了署名“柯云路”的文章《做好事要留证据》，请确认是否是您的原创？若为您的原创，我们首先向您致以深切的歉意！由于作者信息资源的不足和联系条件的局限，我们刚刚才查寻到您的邮箱，便与您联系。

        您是深受当代学生喜爱的著名作家之一，但我们没有其他与您联系的方式，从选编了以上文章以来，我们一直为未能联系到您而不安，也为终于查寻到可能是您的联系方式而激动！这里，我们真诚希望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也真诚希望能告知您本人的通信地址，以便我们奉寄稿酬。

        读这封信的感受首先是意外，记忆中似乎从未收到过这类道歉信。一篇文章被某本书选编了，对方能想起给作者寄稿费，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态度，哪谈得上什么道歉？这些年除了被盗版，我的文章被刊物书籍转载或选编，也会发生得不到稿费的情况，我习惯于采取放任的态度。对方给稿费，我自然高兴，不给，也不会理论，因为维权成本太高。

        稿费很快寄来了，不多，一百元，同时到达的还有一份稿酬支付公告。公告对稿酬标准的说明为：根据出版合同的稿酬标准，出版社支付的选文稿酬，除了按每千字10元的标准付给选编者作为酬劳外，其余稿酬全部支付给原文作者。而这“每千字10元”本来应用于选编者的，实际上却绝大部分用于联络原文作者、查证身份、汇寄费等。截至2010年3月23日，这“每千字10元”已只剩下每千字1.4元了。1.4元，对于选编者来说委实是太少的一点俸禄，少得不足以在街头买一个煎饼。

        道歉自然是文明的表现。然而，记下这段经历的原因还有一点，我注意到自己读这封道歉信时有某种“受宠若惊”的心态，这在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显然并不正常。没有通知就选编了稿子，事后才联系作者，这样的道歉应当坦然接受才是。

        说了这么多，我还是想向《智慧博客》的选编者们致敬，谢谢他们对作者权益的尊重及严谨的工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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