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要有故事；有了故事，自然要有人物。

        中国的四大名著皆很讲究为人物起名，说法最多的当然是。比如贾雨村，意为“假语村言”，甄士隐，意为“真事隐去”。又如贾府的四位小姐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寄托了作者对这些女孩命运的“原应叹息”。仅是的人名研究，就有多不胜数的文章和著作，人们试图从中发掘出更深刻的寓意，虽然有些我并不认同，但至少从中可见作者当初为人物起名时的用心良苦。

        再说，几位主要人物的名字也相当讲究。孙猴子为“悟空”，猪八戒为“悟能”，沙和尚为“悟净”。三个名字分别代表了佛教修炼的某种境界，给人印象很深。

        的人物基本取自历史真实，那些名字何其响亮贴切，让人过目难忘。比如曹操、刘备、孙权、孙策、诸葛亮、张飞、关羽、赵云等英雄豪杰，再加之惊心动魄的描写，这些历史人物千百年来妇孺皆知，深入人心。

        说起来起名是大事，一个人起什么名字，不仅仅是几个汉字的简单组合，而是携带了这个人出生及成长的全部血统基因、文化传承，包括家族期待。在我成长的时期，孩子中不少起名援朝、抗美、跃进等，到了“文革”时期，名为“卫东”、“卫红”、“红兵”、“文革”的有一大批。从名字中可以很容易看到时代的印记。

        近日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写到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86年电视剧热播，文章的作者陈志鹏其时正在云南任职，在一次聚会中与的责编章仲锷有过交流，谈到这部作品，认为作者取名“深有喻意”。他特别提到书中的三个人物：如“李向南”者理想实现难；干扰变革的极“左”顽固脑袋“高良杰”者高粱秸无用也；记者“顾小莉”自视甚高，其实是“顾小利而忘大义”的谐语。

        读了这段分析，我不禁哑然失笑。

        记得当年就有读者写信，问“李向南”是否有“理想难”之意，我觉得是一种杜撰，并未放在心上。我为自己的人物起名，从不偷懒。往往决定要写什么故事了，首先得确定人物。有了人物，要一一起名。我写的有些长篇小说，有名有姓的百十人之多，起名是个大工程。人名起对了，人物才能鲜活起来。人物鲜活了，才会在故事中离开作者人为的“把握”自己去行动。

        所以，说起来起名不算写作中的大事，但我从来当大事处理，舍得花力气。名字起好了，符合我对人物的感觉了，就意味着创作成功有了开始。

        再说主人公李向南，给他起名不光要带有时代特征，还要有家庭特点。比如他的父亲曾参加解放战争带兵打仗，而“向南”两字则带出主人公出生时国家和家庭的态势。我高中时就读的北京101中学，同班同学中就有一个叫“李向南”的。顺便提一句趣闻，1986年春天恰逢101中学校庆，母校很郑重地邀请了我，但我正在山西榆次进行《夜与昼》的写作，舍不得抽时间回北京。事后听校友说，以为那天我会来，校门口预先挤满了正被激动的少年校友们。久等不见，情急之下竟然把我的同学李向南拥到台上，并且蜂拥而上索要签名。李向南哭笑不得之余，也便索性给大家签开了。

        至于前面提到的高良杰、顾小莉，我从未把他们简单当作“反面人物”。高良杰算是一位相当有头脑的农村干部，只是他思想僵化，跟不上时代，起名时不曾想到他的名字谐音“高粱秸”。而顾小莉后来又多次出现在我的其他作品中，这个女孩聪明、勇敢、时尚、敢爱敢恨，虽然不乏特权意识与嫉妒、偏激，但我从未简单地把她概括为“顾小利而忘大义”的人，甚至根本不这样看待这个人物。

        再如中的一位“反面人物”（姑妄这样简单说之）“潘苟世”，章仲锷当年曾问“苟世”是否“狗屎”之意，我当即否认，是因为为他起名时并没有这样的谐音和联想。公社书记潘苟世出身农村，狭隘、霸道，起名必须符合这个人物的特点。在我生活过的山西农村，许多农民起名时会反着来，越是将孩子看得金贵，反而将名字起得轻贱，谓之“好养”。“苟世”顾名思义，是“苟活于世”的意思。

        由中人名被“过分解读”，我想到了对文学作品的各种解读都可能有“过分”之处。当代的作品或者还有作者本人出来说明，非当代的作品，作家已经不在，种种过分解读可能远离作家原意，却加在了作家头上。因此，我们可以有足够理由对各种解读不以为然。

        然而，话说回来，各种各样的解读，哪怕再离谱，不正是对文学作品阅读与欣赏的特有趣味吗？倘若作家把一切都说明了，又有何意思？

        如此，我写这篇文章，倒可能算一种不聪明的做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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