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宁夏又南下到甘肃。四、五天后我回到了河连湾，又见到了蔡畅和她的丈夫李富春，同他们一起又吃了一顿法国式烹调的饭，遇见了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她最近从白色世界溜进苏区，刚去看了她的五年不见的丈夫回来。

        我在河连湾后勤部呆了三天，后勤部设在原来属于一个回民粮商的大院子里。从建筑上来说，这群房子很有意思，基本上具有中亚细亚的外表：厚厚的平屋顶，深深地嵌在至少有四英尺厚的墙上的阿拉伯式窗户。我牵着马到那个宽敞的马厩里去时，一个高大的白胡子老人，身穿一套褪色的灰布制服，腰上系着一条长可及地的皮围裙，走上前来，举手敬礼，他戴着一顶红星军帽，太阳晒得黧黑的脸，露出了没有牙的笑容。他把马鸿逵——我的马——牵了过去。

        我心中纳闷，这个老爷爷怎么闯到我们童子军的营房里来了？我于是停了下来问他，从他嘴里套出一个故事来。他是山西人，在红军东征时参了军。他姓李，六十四岁，自称是年纪最大的一个红军“战士”。他很歉然地解释，他当时不在前线是“因为杨指挥员认为我在这里看马更有用，因此我就留下来了。”

        李在参加红军之前在山西省洪洞县卖肉，他痛斥“模范省主席”阎锡山和地方官吏以及他们的苛捐杂税。“你在洪洞没法做买卖，”他说，“他们连你拉的屎也要征税。”老李听说红军来了，就决定参加红军。他妻子已死，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他没有儿子，在洪洞县除了课税很重的卖肉生意以外一无牵挂；而且反正洪洞县是个“死人”呆的地方。他想生活得有生气一些，所以这个冒险分子就偷偷地出了城，投到红军这边来了。

        “我要求参军时，他们对我说，‘你年岁大了。红军生活很艰苦。’我怎么说？我说，‘不错，我这身子已六十四岁，可是我走路象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我会开枪。别人能干的我都能干。他们要的是人，我也能当兵。’因此他们说你就来吧，我同红军一起行军过了山西，同红军一起渡了黄河，现在就到了甘肃。”

        我微笑着问他，这比卖肉是不是强一些。他喜欢吗？

        “哦！卖肉是龟子干的事！这里的工作值得干。穷人的军队在为被压迫者打仗，你说是不是？我当然喜欢。”那老头儿在胸口袋里摸索了一会，掏出来一个脏布包，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来，里面是一个旧笔记本。“你瞧，”他说。“我已经认识了二百多个字。红军每天教我认四个。我在山西活了六十四年，可没有人教我写自己的名字。你说红军好还是不好？”他很得意地指着他写的歪歪斜斜的字，好象是带着污泥的鸡爪子在干净的地席上留下的脚印，他还期期艾艾地念着刚写上去的几句话。接着，好象戏剧的高潮一样，他拿出一支铅笔头，龙飞凤舞地给我写了他的名字。

        “我想你也在考虑再娶媳妇吧，”我对他开玩笑说。他严肃地摇摇头，说他妈的这些马一匹接着一匹，他没有功夫考虑女人问题，说完他就慢慢儿地去照顾他的牲口去了。

        第二天晚上，我走过院子后面的果园的时候，遇见了另外一个山西人，他比老李年轻二十岁，但一样使人感到有趣。我听见一个小鬼在叫，“礼拜堂！礼拜堂！”觉得很奇怪，就四处张望他叫“礼拜堂”的那个人是谁。在一座小山上，我看见有个理发师在给一个青年理发，把他的脑袋剃得象个鸡蛋一样光光的。我询问之下发现他的真实姓名叫贾河忠，原来在山西平阳一家美国教会医院的药房里工作。小鬼叫他这个绰号，是因为他是个基督教徒，每天仍做祷告。

        贾河忠拉起他的裤腿，给我看他腿上的一块伤口，他至今仍有些跛，他又拉起上衣给我看肚子上的一个伤口，他说这都是打仗的纪念品，因此他没有上前线。理发并不是他的工作：他又是药剂师，又是红军战士。

        贾河忠说，那家基督教医院里有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同他一起参加了红军。他们临走以前同医院里的中国名字叫李仁的美国医生讨论了他们的打算。李仁医生是个“好人，他给穷人治病不收钱，从来不压迫人。”当贾河忠和他的同伴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去吧。我听说红军是正直的好人，不象别的军队，你们能同他们一起打仗，应该很高兴。”因此他们就去当了红色的罗宾汉。

        “也许李仁医生只是要把你们打发掉。”我这样说。

        那个理发师愤然否认。他说他同李仁的关系一直很好，李仁是个很好的人。他叫我去告诉这个李仁——如果我有机会见到——他仍活着，过得很好，很愉快，革命一结束，他就回药房去做原来的工作。我很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礼拜堂”。他是个好红军，好理发师，真正的基督教徒。

        附带说一句，我在红军中间遇到过好几个基督教徒和前基督教徒。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是个突出的例子——曾在外国教会学校受教育，其中有些人一度是笃信的基督教徒。红军军医队长纳尔逊·傅医生原来是江西一家美以美教会医院的医生。他虽然志愿参加红军工作，热情拥护他们，他仍笃信他的宗教，因此没有参加共产党。

        在江西苏区进行了普遍的“反神”宣传。所有寺庙、教堂、教会产业都被没收为国家财产，和尚、尼姑、神父、牧师、外国传教士都被剥夺了公民权利，但是在西北实行了容忍宗教的政策。事实上，做礼拜自由是个基本的保证。所有外国教会的财产受到了保护，外逃传教士被请回去到他们的教民那里去工作。共产党保留了进行自己的反宗教宣传的权利，认为“反对做礼拜的自由”同做礼拜的自由一样是一种民主权利。

        共产党这种对教会的新政策，加以利用的唯一外国人是一些比利时教士，他们是绥远的一些大地主。他们有一处的地产有二万亩，另一处有五千亩左右，在长城上的定边附近。红军占领定边以后，比利时人的产业一边同苏区相邻，一边是白军。红军没有想没收比利时人的地产，但是订了一个条约，他们保证保护教会财产，但教士们必须允许他们在这天主教大庄园里种田的佃户中间组织抗日团体。这个奇怪的协定还有一个规定是，比利时人为中国苏维埃政府拍一份电报给法国的勃鲁姆总理，祝贺人民阵线的胜利。

        在河连湾附近发生过一系列民团的袭击，距此很近的一个村庄在我到达前两天曾遭洗劫。一队民团在天亮以前偷偷到了那里，杀死了哨兵，把一堆柴火放在十几个红军战士睡觉的房子外面就纵起了火。红军战士逃出来时，由于烟熏睁不开眼，被民团开枪打死，抢去了枪支。然后这批人就参加了另外一帮四百人左右的民团，从北方下来进行袭击，烧村劫寨，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国民党将领高桂滋所武装的。二十八军派了一营人去搜索他们，我离河连湾那天，这些年青的战士刚追击成功归来。

        战斗是在河连湾不远几里路的地方发生的，白匪据说正在准备攻打河连湾。有些农民在山里发现了民团的巢穴，红军据此情报，兵分三路，中路与匪徒下面交锋。在红军左右两翼包抄合拢时，战斗就有了定局。民团死四十个左右，红军死十六名，双方都有不少人受伤。民团被全部缴了械，两个匪首被活捉。

        我们骑马回陕西时遇到了该营带着俘虏回来。各村都准备大事欢迎，农民们在道路两旁向凯旋的部队欢呼。农卫队举着红缨枪肃立致敬，少先队向他们唱红军歌曲，姑娘们和妇女们送来了点心，茶水，水果，热水——这是她们仅有的礼物，但是使疲惫的战士的脸上现出了笑容。他们都很年轻，比前线正规军年轻得多，我觉得许多头缠带血绷带的人才只十四、五岁。我看见马上一个少年，处于半昏迷状态，两边都有一个战友扶着，他的头上也缠着绷带，正中间有一块圆形的血迹。

        这一队少年带的步枪几乎有他们身子一般高。在他们的行中间走着的是两个匪首。一个是满脸胡须的中年农民，我不知道，他被这些年轻得可以做他儿子的战士带着，是不是感到难为情。但是他毫不畏惧的神态，确是使人感到惊异，我想他很可能同别人一样也是一个贫农，也许在打仗时自己也有什么信仰，遗憾的是他就要被枪毙了。我问傅锦魁时，他摇摇头。

        “我们不杀俘虏的民团。我们教育他们，给他们悔过的机会，他们许多人后来成了很好的红军战士。”

        红军清除了这批匪徒是件幸事，因为这为我们回保安扫清了道路我们从甘肃边界回去走了五天，第五天走了一百多里，虽然一路上见闻不少，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我回去时没有带什么战利品，只有路上买的几只甜瓜和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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