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保安以后，我又在外交部安顿下来，从九月底一直住到十月半。我收集了足够的传记材料可以编写一本《红色中国名人录》，每天早上都有一个新的指挥员或苏维埃官员来供我访问。但是我对如何离开问题越来越感到不安：南京军队大批开入甘肃和陕西，凡是东北军与红军对垒的地方都逐步代替了东北军。因为蒋介石已作了一切准备要从南方和西方发动一次新的围剿。除非我马上出去，否则就可能走不了：封锁线上的最后一道隙缝可能给堵上了。我焦灼地等待着他们给我做好动身的安排。

        在这段时间里，保安的生活仍过得很平静，你不会感到这些人是觉察到他们就要被“剿灭”的。在我住处不远的地方驻有一个新兵教导团。他们一天到晚在操练开步走，打球唱歌。有些晚上还演戏，每天晚上整个城里都歌声嘹亮，住在营房或窑洞里的各个部队的战士都朝着山脚下大声高唱。在红军大学，学员们一天学习十个小时，异常努力。城里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群众教育运动，甚至外交部里的小鬼也每天要上文化课、政治课、地理课。

        至于我自己，我过着假日生活，骑马，游泳，打网球。一共有两个球场，一个在红军大学附近的一个草地上，绵羊、山羊把草啃得短短的，另外一个在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身材瘦长的博古家隔壁，是个硬地球场。我在这里每天早晨太阳刚在山上升起就同红军大学三个教员打网球：德国人李德、政委蔡树藩和政委伍修权。球场里尽是石子，救急球是很危险的，但是球还是打得很激烈。蔡树藩和伍修权同讲不了几句中文的李德讲俄文，我同李德讲英文，同蔡伍两人讲中文，所以这又是一场三国语言比赛。

        我对当地的人的一个更加腐化的影响是我的赌博俱乐部。我带了一副扑克牌，到了以后没有用过，有一天我拿出来教蔡树藩打“勒美”。蔡树藩在战斗中失掉一臂，但不论打球或打牌对他都没有什么妨碍。他学会打“勒美”后，很容易地就用一只手打败了我。有一阵子，打“勒美”非常流行。甚至妇女们也悄悄地到外交部赌博俱乐部来。我的土炕成了保安上层人物的聚会场所，晚上你环顾四周烛光下的脸孔，就可以看到周恩来夫人、博古夫人、凯丰夫人、邓发夫人、甚至毛夫人。这就引起了旁人说闲话。

        但是，对苏区道德的真正威胁是在保安学会了打扑克以后才出现的。我们打网球的四个人先开始，每天晚上轮流在李德家和我在外交部的罪恶渊薮打。我们把博古、李克农、凯丰、洛甫那样的体面人士都拖进了这个罪恶的泥淖。赌注越来越大。最后独臂将军蔡树藩一个晚上就从博古主席那里赢去了十二万元，看来博古的唯一出路是盗用公款了。这个问题我们用仲裁办法来解决，规定博古可以从国库中提出十二万元钱来交给蔡树藩，但是蔡树藩必须把钱用来为还不存在的苏维埃空军购买飞机。反正筹码都是火柴梗，而且，遗憾的是，蔡树藩买的飞机也是火柴梗。

        独臂将军蔡树藩是个很有趣、很可爱、很英俊的青年，头脑机灵，容易冲动，善于辞令，妙趣横生。他当共产党已有十年，在湖南当铁路工人时就参加了，后来到莫斯科去学习了两三年，还腾出时间来爱上一个俄国同志，同她结了婚。有时候他很不高兴地看着他的空袖子，不知他妻子看到他失去一条胳膊时会不会同他离婚。“别担心这样的小事，”伍修权教授这样安慰他。伍本人也是俄国留学生。“你再见到她时没有让你的传宗接代的东西给打掉算你的运气。”但是，蔡树藩还是再三要求我回到白色世界后给他寄一条假臂。

        我接到不少这样办不到的要求，要我寄东西进去，这不过是其中之一。陆定一要我把出售共产党照片所得的收入为他们购买一队飞机，外加武器装备和人员配备。徐海东要一对假牙补上他的缺牙：因为他陷入了情网。人人的牙齿都有毛病，他们都多年没有看过牙医了。但是他们的坚韧不拔精神令人钦佩；你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诉过苦，尽管他们大多数人都有某种疾病，很多人患胃溃疡和其他肠胃病，这是多年吃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所造成的。

        从我个人来说，吃这种伙食反而长胖了，增加了体重。我每天看到千篇一律的伙食就生厌，但这并不妨碍我狼吞虎咽，食量之大使我有点不好意思。他们对我作了让步，用保麸面粉做馒头给我吃，这种馒头烤着吃还不错，有时我也吃到猪肉和烤羊肉串。除此之外，我就以吃小米为主——轮流吃煮的、炒的、烤的，或者倒过来又吃烤的、炒的、煮的。白菜很多，还有辣椒、葱头、青豆。我极想咖啡、黄油、白糖、牛奶、鸡蛋等等许多东西，可是我只能继续吃小米。

        一天图书馆来了一批《字林西报》，我读到了一个十分简单的巧克力蛋糕烘制法。我知道博古家里还藏着一罐可可。我想用一些可可粉，再用一些猪油代替黄油，可以做个那样的蛋糕。因此我请李克农为我写一份正式的申请书，要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区政府主席，给我二两可可。经过了几天的耽搁，嗯嗯呃呃，甚至我做蛋糕的本领遭到怀疑和诽谤，许许多多繁复手续和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以后，我们终于从博古手里逼出了这二两可可，并且从粮食合作社搞到了其他材料。我还没有把作料掺和起来，我的警卫员就进来了解情况，这个可怜虫一不小心把我的可可打翻在地。又经过了一番公文手续，我最后又设法弄到了需要的材料，开始了伟大的试验。结果是不用说的。无论那一个有头脑的主妇都可以预见到发生了什么。我的临时凑合的烘箱工作不正常，蛋糕没有发起来，我把它从火上移开时，它的低层是两英寸厚的焦炭，顶上仍是黏糊糊的。不过外交部好奇的旁观者还是津津有味地把它吃了：因为里面的好作料太多，浪费可惜。我大大地丢了面子，从此之后就乖乖地吃我的小米。

        李德请我去同他一起吃了顿“西餐”作为补偿。他有时候有办法弄到大米和鸡蛋，而且又是德国人，他非得自己做德国香肠吃。你可以在保安大街他家门口看到挂着成串的德国香肠。他正在准备过冬的存货。他也给自己砌了一个炉灶，教给他中国妻子——一个从江西同他一起来的姑娘——怎么烘烤。他给我看，马马虎虎做顿饭，材料倒是齐全的。只是粮食合作社（我们伙食是包在那里的）不知道怎么做。红军指挥员罗炳辉的夫人（长征中的一位唯一小脚女人）是合作社的大师傅，我想李德的妻子同她有交情，他的鸡蛋和白糖大概是这样搞到的。

        但是李德当然不仅仅是个好厨子，打扑克的能手。中国苏区这个神秘人物是何许人？国民党将领罗卓英读了在江西发现的李德一些著作后称他为共产党的“智囊”，这有没有夸大了他的重要性？他同苏俄有什么关系？俄国对红色中国的事务事实上究竟起多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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