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阿拉卡塔卡的灾难完全结束，外公去世，所谓的一家之主最后的能量也随之灰飞烟灭时，我们这些靠着这种无法言明的能量活着的人所能做的只剩怀念。没有人再乘火车来，老宅也像失了魂，米娜和弗兰西斯卡·西莫多塞娅全靠埃尔维拉·卡里略任劳任怨、尽心尽力地照顾。外婆双目失明、脑子糊涂后，被爸妈接来，好让她在去世前过几天舒坦日子。表姑姥姥弗兰西斯卡仍是处女之身，受苦受难，满口俗语，口无遮拦。她拒不交出墓地和圣餐作坊的钥匙，声称：“不是不交，时辰未到。”一天，她拿着几块雪白的床单，坐在房门口，开始给自己做寿衣。她缝得讲究，针脚细密，让死神等了两个多礼拜。寿衣做好当晚，她照常就寝，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无疾而终。我们后来才发现，前一晚，她已将死亡登记表填写好，入土手续也已办理完毕。埃尔维拉·卡里略也自愿终生不嫁，独守空旷的老宅。半夜三更她常被邻屋永久不息的咳嗽声惊醒，不过，与魂灵共患难，她已习以为常，并不在意。

        相反，她的孪生兄弟埃斯特万·卡里略一直到老都头脑清醒，精力充沛。一次，我跟他吃早饭，突然想起那次汽艇驶过谢纳加时，人们抬起“老爹”，像赶骡子的人用毯子兜住桑丘·潘沙那样，想把他扔下水的场景。当时，“老爹”已经去世，我觉得好玩，才把这段回忆讲给舅舅听，谁知，他气得一蹦三丈高，一个劲儿地怪我说得晚了，让我赶紧回忆，当时跟外公说话的那个人究竟是谁，他好去打听是谁想淹死外公。“老爹”参加过两次内战，多次穿越火线，枪法好，枕枪待旦；天下太平了，还跟人决斗，杀死了对手。那次他居然束手就擒，舅舅怎么也想不通。他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要和兄弟们替父雪耻。这就是瓜希拉法则：一人受辱，挑衅者全家偿命。舅舅决心已定，拔出手枪，放在桌上，打算问到了就动手。之后每次遇到我，他都希望我能想起那人的姓名。在我想把家族史写进我第一部始终未能完成的小说的那段时间里，一天晚上，舅舅突然出现在报社办公室，建议和我联手展开调查。他始终没有放弃。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卡塔赫纳。他老了，心脏不好。分手时，他苦笑道：

        “你记性这么差，怎么能当作家？”

        在阿拉卡塔卡已无事可做，爸爸便带我们搬回巴兰基亚，重开了一家药店，虽然是白手起家，却有来自批发商们——爸爸以前的生意伙伴——良好信誉的保障。家人说，那不是他开的第五家药店，而是我们依据爸爸的商业直觉，在不同城市间搬来搬去的同一家药店——两次在巴兰基亚，两次在阿拉卡塔卡，一次在辛塞。赚的钱一直不多，欠的债总能还上。家里没有了外公外婆、舅舅姨母、男仆女佣，只剩父母子女。爸妈结婚九年，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

        生活中的这次改变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小时候我去过几次巴兰基亚，去看父母，待几天就走，因此，关于那段时间的记忆支离破碎。三岁时，我第一次去那里，因为妹妹玛尔戈特的出生。我记得清晨港口的淤泥臭气熏天，在荒凉、尘土飞扬的街上，一辆单马马车的车夫在扬鞭恐吓那些企图爬上驾驶席的搬运工。我记得妹妹出生在一个赭色墙壁、绿色门窗、药味浓郁、气氛凄凉的房间，最里头是张十分简陋的铁床，上面躺着新生儿和一个女人——无疑是我的妈妈。我想不起她当时的样子了，只记得她有气无力地伸出一只手，轻轻地对我说：

        “你已经不记得我了。”

        没别的了。几年后，我才对她有了具体清晰、确凿无疑的印象。确切时间不记得了，应该是二妹阿依达·罗萨出生后，妈妈来到阿拉卡塔卡。当时，桑托斯·维耶罗从丰塞卡抱来了一只刚出生的小羊羔，我正在院子里和它玩，嫲嫲跑来，大声对我说：

        “你妈妈来了！”

        吓了我一跳。她几乎是把我拖进客厅的，家里的女人们和邻家的女人们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像是在守灵。我突然进去，大家都不说话了。我呆呆地站在门口，认不出谁是我妈妈，直到她张开双臂，用记忆中最温柔的声音对我说：

        “你都长这么大了！”

        她有罗马人漂亮的鼻子，高雅，苍白，时尚，出众：收臀的象牙白真丝长裙、绕了好几圈的珍珠项链、银色扣袢高跟鞋、默片中才有的钟形草帽。她拥我入怀，身上散发着那种永恒不变的特殊的味儿。我知道我该爱她，但我做不到。负疚感袭来，我身心俱伤。

        对爸爸最初的印象倒是具体而清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他三十三岁生日那天，我看见他穿着白色亚麻正装，戴着扁平窄边草帽，大步流星、兴高采烈地走进了外婆外公在卡塔卡的老宅。有人和他拥抱，祝他生日快乐，问他多少岁了。他的回答我永远也忘不了，因为当时我没听明白：

        “耶稣多少岁我多少岁。”

        我一直纳闷，这段记忆为何感觉如此久远。无疑，那之前我和爸爸已经见过多次。

        我们从未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玛尔戈特出生后，外公外婆养成了带我去巴兰基亚的习惯。等阿依达·罗萨出生，我对那儿已经不再陌生。我觉得那是个幸福的家。他们在那儿有一家药店，不久在商业区又开了一家。我们又见到了艾尔赫米拉奶奶——茜麦大妈，以及她的两个儿女——胡利奥和埃纳。埃纳貌美如花，只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五岁就香消玉殒，死因不明，至今还有人说她是死于一个被拒绝的追求者的诅咒。我们一天天长大，茜麦大妈更加和蔼可亲，也更加出言不逊。

        同一时期，爸妈的感情摩擦给我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一天，妈妈突然怀旧起来，坐在钢琴前弹奏偷偷恋爱时那首著名的华尔兹舞曲《当舞会结束》。爸爸为了增添浪漫情调，取出尘封已久的小提琴——尽管少了根弦——与她合奏。妈妈很快融入了他浪漫清晨的风格之中，超水平发挥，直到她满心欢喜地抬起头，看见他早已泪水盈眶。“你在想谁？”妈妈问得太天真。“想你和我初次合奏此曲的情景。”爸爸受华尔兹舞曲感染，回答道。妈妈怒不可遏，两只拳头砸在琴键上。

        “天啊！你没跟我合奏过！”她歇斯底里地叫道，“到底跟谁，你心里清楚！你流泪，也是为她！”

        她没有指名道姓，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可是，咆哮声让全家上下目瞪口呆。路易斯·恩里克和我——总是出于一些不可告人的原因害怕——吓得躲到床底下；阿依达逃去了邻居家；玛尔戈特突发高烧，说了三天三夜的胡话。就连更年幼的弟弟妹妹也早已见惯了妈妈吃醋时的大爆发，她眼里喷火，罗马人的鼻子尖得像刀。我们见过她一反常态，平静地将客厅里的画一幅幅摘下，噼里啪啦砸烂，留下一地的玻璃碴。我们见过她拿着爸爸的脏衣服，一件件地闻，闻完又扔进洗衣篮。二重奏以悲剧收场后，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来自佛罗伦萨的调音师把钢琴抬走卖了，小提琴和左轮手枪被扔进衣橱，永远不见天日。

        当年的巴兰基亚率先实现了社会进步、温和的自由主义以及各政党的和平共处，它们是城市进步与繁荣的关键因素。哥伦比亚脱离西班牙独立后，兵连祸结，打了一百多年的内战。之后，香蕉种植园区大罢工又惨遭镇压，枯枝败叶，肃杀萧条。

        至此，人民的开拓精神早已势不可挡。一九一九年，胡利奥·马里奥的父亲，年轻的实业家马里奥·圣多明戈将五十七封信放入帆布口袋，搭乘美国人威廉·诺克斯·马丁驾驶的简易飞机，空投到距巴兰基亚五西班牙里的哥伦比亚港海滩，开了国内航空邮件之先河，赢得了国民的交口称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了一批德国飞行员，包括赫尔墨斯·冯·克罗恩，驾驶最早的水陆两栖容克斯F–13型客机开辟航线。飞机载着邮包和六名大无畏的乘客，像受天主保佑的蚱蜢，飞行在马格达莱纳河上空。这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空运公司之一，哥伦比亚–德国空运公司的雏形。

        对我而言，搬回巴兰基亚不仅是换了城市，换了家，而且是在十一岁的时候换了家长。过去的家长是外公，我和玛尔戈特在老宅里生活得很快乐；如今的家长是个了不起的男人，但对父母权威的理解完全不同。我们习惯了无拘无束，很难管教。爸爸有令人崇拜、让人感动的一面：他百分之百自学成才，是我见过的读书最多、最杂的人；他原本学医，中途辍学，后来自学顺势疗法——当年无须科班出身——成绩优异，考取了行医执照。可他不像妈妈，日子难过，他就一筹莫展。实在过不下去，就躲进房间，往吊床上一躺，把手边能读的文字通读一遍。他能解出填字游戏，却解不出实际问题。他对有钱人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不是对那些不劳而获的有钱人，是对那些依靠个人才能诚实致富的有钱人。他大白天躺在吊床上，睁着眼做白日梦：如何轻而易举地日进斗金。方法很简单，之前怎么就没想到？他总是以一个奇怪的例子来说明达连的富有：那儿刚刚生猪崽的母猪能排两百西班牙里。不过，那些耸人听闻的事没发生在我们这儿，那是他当电报员时四处漂泊、道听途说来的。他不切实际，不停地栽跟头，不停地重蹈覆辙，害得我们提心吊胆，而很长一段日子里，天上连面包渣都不掉一粒。好日子也好，坏日子也罢，父母教导我们：好坏都要过，要像老牌天主教徒那样，不卑不亢、逆来顺受。

        对我的考验就差跟爸爸单独旅行了，这下好了，他要带我去巴兰基亚，帮他开药店，然后做准备让全家都搬来。我很吃惊，独处时，他当我是大人，对我既亲热又尊重，甚至派给我一些就我当时的年龄来说挺难干的活儿。我乐呵呵地接下，完成得也不错，尽管他并不是次次都满意。他爱讲他在故乡的童年故事给我们听，年年讲，添个孩子，就再讲一遍。我们都听过，渐渐对那些故事失去了兴趣。后来，吃完饭，他一开口，我们几个大孩子起身就走。路易斯·恩里克明目张胆地跟他对着干，走时还故意惹他生气：

        “说到爷爷去世，再叫我。”

        那些非常自然的一时冲动惹恼了爸爸。他原本就想送路易斯去麦德林的教养院，如今理由更加充分。爸爸跟我在巴兰基亚时却不是这样。他不再讲那些老掉牙的童年趣事，改说跟奶奶度日艰难、爷爷出了名的抠门、家里没钱供他读书那些事。我听了这些才明白他为什么有时会心血来潮，做一些旁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那时候，我们畅谈各自读过的书和待读的书，从公共市场麻风病人的摊位上淘来一大堆有关人猿泰山、神探断案、星际战争的连环画。但我也差点儿成为他苦行观念的牺牲品，尤其是他决定我们一天只吃一顿饭。我跟他第一次闹别扭就是因为在吃过午饭七小时后，他撞见我在喝汽水、吃甜面包。我不能告诉他钱是从哪儿来的，不敢说那几个比索是妈妈怕他在旅行中强制推行特拉普派修士的节食苦修制度，偷偷塞给我的。妈妈只要有钱，总会塞一点儿给我，多年来一直如此。我中学住校，她往我箱子里放了各种洗护用品，在香皂盒里藏了十个比索，希望我穷途末路时能翻出来，救个急。果真如此，要知道离家求学，任何时候翻出十个比索，都会令人激动不已。

        在巴兰基亚，爸爸晚上尽量不留我一个人待在药店，但他想出的办法对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来说，并不总是那么令人兴奋。他常常带我去朋友家，弄得我精疲力竭。他朋友家里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八点钟就都上床睡觉了。大人们东拉西扯，我又闷又困。一天晚上，在他的一位医生朋友家，我一定是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走在陌生的街道上。怎么回事，几点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具体方位，怎么去的，也都一头雾水，只能说我梦游了。虽然既无家族史，又没再复发，但它依然是唯一合理的解释。我一觉醒来，只见一间有着明晃晃的镜子和三四名顾客的发廊里，挂钟指针指向八点十分。我年纪尚小，那么晚一个人走在街上，简直不可思议。我吓坏了，记不清那个医生的姓名和他家的地址了。几个路人半蒙半猜，居然把我送了回去。街坊四邻因为对我的无故失踪做了各种不着边际的猜测，正处在一片恐慌之中。他们只说正聊着，见我起身，以为我是去厕所。梦游的说法谁也不信，爸爸第一个就不信。他想都没想，以为我就是淘气，结果把自己弄丢了。

        还好没几天，我大显了一把身手，算是赔了罪。爸爸要陪人吃饭谈生意，把我放在他的另一个朋友家。晚上，全家人一起收听大西洋电台的全民竞猜节目。那天的谜语很难猜：翻个跟头便会换个名字的动物叫什么？无巧不成书，当天下午我刚在新版布里斯托尔日历牌上看过谜底，还认为这是个蹩脚的笑话：符合条件的只有escarabajo，翻个跟头，会变成escararriba。我悄悄把答案告诉这家的一个女儿，大女儿冲过去，给大西洋电台打电话，结果得了一等奖，奖金一百比索，够付三个月房租。正在收听节目的邻居们涌进客厅，争先恐后地向他们祝贺。不过，这家人在意的不是钱，而是名，要知道那可是加勒比海岸创造电台历史的一次竞猜。我被所有人遗忘了。爸爸来接我时，也替他们高兴，还和他们一起举杯庆祝。没有人告诉他是谁猜出了谜语。

        那年的幸事还有一件：爸爸允许我星期天一个人去哥伦比亚剧院看早场电影。那里头一回放连续剧，每周一集，令人一整周都在惦记。《蒙戈入侵》是第一部星际史诗巨作，多年以后，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才替代了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但最终胜出的是以卡洛斯·加德尔和里贝塔德·拉马克为代表的阿根廷电影。

        不到两个月，药店开张，房子租好了，家具也买好了。药店位于商业中心一个熙熙攘攘的街角，距玻利瓦尔大道只有四个街区；家却在臭名昭著、夜夜笙歌的下街区的偏街陋巷，是哥特式建筑，有两个尖顶——打仗时能派上用场，我们租的房子在五楼，墙面涂得红一块黄一块的，根本不值那些租金。

        药店交付那天，我们在店后面睡吊床，仿佛文火炙烤，一夜汗如雨下；搬回家才发现那里没有挂吊床的环，只好打地铺，又借了只猫来抓老鼠，才能睡得安稳。妈妈率大部队前来会合时，家具还不全，没有厨房用具，生活用品也严重缺乏。

        新家表面上有几分艺术气息，终究不过稀松平常。一间客厅、一间餐厅、两间卧室、迷你型铺石庭院，勉强够住，实价不及租金的三分之一。妈妈见了大惊失色，爸爸却说前途一片光明，让她放宽心。他们总是这样。很难想象，两个如此不同的人却能相爱相知。

        妈妈的模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第七次怀孕，不仅腰粗，眼皮和脚踝也肿了。她当时三十三岁，这是她布置、装饰的第五个房子。我发现她情绪低落，从头一晚起就逐渐加重，会无缘无故地吓自己，说X女士被捅死前在这儿住过。凶案发生在七年前——他们当时就住在巴兰基亚——令人毛骨悚然，以至于妈妈动过一辈子都不回来的念头。她终究还是回来了，也许是忘了曾经说过的话，却在入住这里的头一晚突然想起，她觉得房子阴森森的，有德拉库拉城堡的气息。

        有关X女士，先是发现了一具完全腐烂、无法辨认的裸尸，只能推测出她不到三十岁，黑发，姿色出众。据说是被活埋的，因为她左手捂眼，表情恐惧，右手高高地举过头顶。有关她身份的唯一线索是两条蓝丝带和一把可能是插在辫子上的装饰性发梳。在林林总总的说法当中，似乎可能性最大的是认为尸首是生活放荡、凶案发生后便人间蒸发了的法国舞女的这个猜测。

        巴兰基亚名声在外，的确是全国最好客、最太平的城市，每年却总会发生一起残暴的凶杀案。在无名女子被刀捅死的罪案发生之前，舆论从未如此哗然，如此经久不息。《新闻报》是当年全国最有分量的报纸之一，不仅率先推出了周日版连环画——《布克·罗杰斯》、《人猿泰山》——还从创办开始，便率先报道血腥案件。《新闻报》连续好几个月用大幅标题和惊人的真相揭露引得市民们时刻关注；不管报道有无道理，那个原本默默无闻的记者也开始在全国名声大噪。

        当局曾以妨碍司法调查为由，试图遏制报道，可到头来，读者不信当局，更信报纸。双方对峙数日，局势紧张，一触即发。至少有一回，调查人员被迫调整调查方向。X女士的形象深深扎根在了公众的想象中，许多人家大门加装了保险链，加强了夜间警戒，以防逍遥法外的凶手继续逞凶作恶。晚上六点以后，少女禁足。

        然而，真相始终没有被查明，而是过了一段日子，由凶手本人披露。埃弗拉因·顿康承认谋杀了妻子安赫拉·奥约斯，供认的案发时间与法医推算的完全一致，埋尸地点也完全吻合。家属认出了蓝丝带和发梳，那是四月五日安赫拉和丈夫出门去卡拉马游玩时戴的饰物，就此结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安赫拉·奥约斯有个孪生姐妹，和她长得一模一样，身份据此认定，确凿无疑：奇幻小说里才有这种情节。

        X女士的神话破灭，变成了一桩普通的情杀案，但双胞胎姐妹的谜团却笼罩在家家户户心头，人们说她就是使了巫术还魂的X女士。大门上闩，再用家具顶上，免得神不知鬼不觉越狱成功的凶手夜间潜入。富人区纷纷训练猎狗，专门对付翻墙入室之徒。事实上，直到邻居们说下街区这栋房子在X女士时代尚未建造，妈妈这才放心了。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妈妈生了个女儿，长得很漂亮，像印第安人，取名丽塔，因为全家人无比信奉圣丽塔·德卡西亚，这位女圣徒具有诸多美德，其中包括耐心对待迷途不返、脾气不好的丈夫。妈妈讲过这个故事：一天晚上，母鸡在餐桌上拉了一泡屎，一分钟后，丽塔的丈夫醉酒回家。她来不及清理雪白的桌布，只好先用盘子扣住，免得被他看见。她急忙打岔，随口问道：

        “想吃什么？”

        丈夫嘟囔道：“我想吃屎。”

        妻子掀开盘子，甜甜地说道：“这儿就有。”

        故事的结尾：丈夫终于相信妻子是女圣徒，决定皈依耶稣。

        巴兰基亚的新药店亏得一塌糊涂，幸亏爸爸发现得早，才没有倒闭。靠零售撑了几个月，拆东墙补西墙，药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风雨飘摇的境地。一天，爸爸收拾行李，准备去马格达莱纳河边的偏远村庄淘金，临走前，他带我去见他的生意伙伴和朋友，郑重地向大家宣布，他不在，我管事。他大事说笑，小事当真，这回究竟是说笑还是当真，我也分不清。我觉得，这得靠各人理解。十二岁的我苍白瘦小，连唱歌画画都还不能胜任。赊牛奶给我们的女人不怀任何恶意，当众跟妈妈讲：

        “夫人，请原谅我这么说，可这孩子，我看是长不大了。”

        这话听得我惶惶不可终日，一直等着随时可能降临的死神，还总梦见照镜子时照不出自己，只能照出一头开膛破肚的牛犊。经校医诊断，我因滥读书导致身患疟疾、扁桃体炎外加黑疸症。我并未努力让大家放心，反将不适无限放大，趁机逃避责任。岂料，爸爸根本不予理睬，离家前，宣布我为一家之主：

        “见他如见我。”

        离家那天，爸爸把我们召集到客厅，训了一通话，免得我们趁他不在瞎胡闹。我们能看出，他这么做，只是为了不落泪。爸爸给每人一枚五生太伏的硬币——当年在孩子眼里，真的不少——说等他回来，若没花掉，到时可以换到两枚五生太伏硬币。最后，他像宣读《福音书》一般对我说：

        “现在，我把他们交到你手里；等我回来，就从你手里要。”

        看着他绑着骑行绑腿、背着褡裢跨出家门的那一刻，我的心碎了。拐过街角前，他回头看了最后一眼，挥手告别，我第一个落泪。直到那时，我才发觉我有多爱他，这份爱永生不变。

        完成他交代给我的事并不难。尽管孤独来得不是时候，日子也过得不踏实，但妈妈逐渐适应了。虽然不开心，但应付得相当自如。小孩子们也要帮忙做家务，做饭、收拾房间，他们表现出色。那段日子，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大人，而弟弟妹妹们也当我是个叔叔。

        我一辈子都没法儿克服自己的腼腆。爸爸四处闯荡去了，我得负起责任，完成他的嘱托，这才发现腼腆是个无法战胜的恶魔。每次出去借钱，哪怕事先说好了，哪怕去的是相熟的商店，我也会在周围转悠好几个钟头，忍饥挨饿，把眼泪往肚子里咽，等终于壮着胆子进了门，还是会紧咬牙关，说不出话来。无良店主会问：“傻孩子，嘴巴闭着，怎么说话？”这让我越发不知所措，我不止一次找借口，两手空空地回家。不过，最窘迫的是第一次在街角那家商店打电话。当年还不能直接拨号，店主帮我转接线员。当他把话筒递给我时，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我以为接线员会彬彬有礼地提供服务，却听见黑暗中有人在和我一起吼。我以为他听不懂我说话，尽量提高嗓门。对方气急败坏，也提高嗓门吼道：

        “你他妈的冲我瞎嚷嚷什么！”

        吓得我魂飞魄散，挂了电话。我得承认，热衷于交流的我至今仍有些害怕飞机和电话，我不知道这是否源自那些日子所受的惊吓。怎样才能成事？幸好，妈妈时常把答案挂在嘴边：“要成事就得吃苦。”

        两周后，爸爸有了消息。他信上什么实际的也没说，只想逗我们高兴起来，妈妈是这么认为的。那天，她一边洗碗，一边唱歌，想让我们振作点儿。爸爸不在，她变了，成了女儿们的姐姐，和她们步调一致，玩游戏玩得最棒，连洋娃娃都玩，还没大没小地跟她们打架。爸爸后两封信的内容和第一封差不多，充满了各种给人希望的计划，使我们的睡梦更加香甜。

        衣服是大问题，短缺得太快。没人穿过路易斯·恩里克的旧衣服，事实上，也没法儿穿。不知怎的，他总是破衣烂衫、潦倒不堪地进门，用妈妈的话讲，好似穿越过层层带钩的铁丝网。七至九岁的女孩子们想办法互相凑合。我总觉得，过完那段捉襟见肘的日子，她们都早早地懂事了。阿依达足智多谋，玛尔戈特不再腼腆，对刚出生的小妹呵护备至。最难的是我，家里的事需要我出头露面。妈妈在所有人的鼓舞下，冒风险掏家底，让我去离家十个街区的卡塔赫纳小学报名上学。

        根据招生简章，我们二十几个学生上午八点去参加入学考试。还好不是笔试，前一周报的名，三位考官按报名的先后次序叫人，参照成绩单进行简单的面试。我是唯一没有提交成绩单的学生，太仓促了，来不及请蒙台梭利学校和阿拉卡塔卡小学出具。妈妈说，没有成绩单，恐怕录取不了。我决定发次疯，跑去试试，坦白地告诉他们，我没有成绩单。一位考官让我别排队了，另一位考官改变了我的命运。他二话不说，让我进办公室，问我gruesa是多少，lustro和milenio是多少年，还问了我各州首府、全国主要河流和邻国的名称，都是中规中矩的题目，直到问我读过什么书。他没想到我小小年纪，读的书既多又杂，包括那本把安加里塔神父气得半死的未删节成人版。得知那是本名著我很吃惊，因为我一直以为一本正经的大人不会相信瓶子里钻出魔鬼或用咒语打开密室的故事。排在我前面的学生，无论录取与否，顶多面试一刻钟，我却和考官东拉西扯了半个多小时。我们一同看着他书桌后面满满当当的书架，那儿漂漂亮亮地摆着一整套“青年文库”，这套书我听说过。考官说，我这个年纪，最好去读。书架上没有，他答应日后借给我看。跟我聊了半小时的《水手辛巴达》、《鲁滨孙漂流记》后，他送我出门，没说录不录取。我以为肯定没戏了，可是，他在门口跟我握手告别，让我周一上午八点去高年级报名，念小学四年级。

        那位考官就是校长胡安·本图拉·卡萨林斯。在我的记忆中，他是我儿时的朋友，完全没有当年老师们凶神恶煞般的面孔。最令人难忘的是，他把孩子们都当成地位平等的大人，对我尤其关照，课堂上提问我的次数比别人多，还教我如何回答得言简意赅。他允许我把校图书馆的书带回家，其中的《金银岛》和成了我坎坷岁月中的精神食粮。我如饥似渴地读，想知道下一行发生了什么，又不想知道，生怕精彩戛然而止。读完和这两本书之后，我永远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百读不厌的书才值得去读。

        关于的阅读过程，有必要另起一段。此书远不及卡萨林斯老师所言那么震撼。游侠骑士睿智的长篇大论我看不下去，侍从的糊涂话和混账事一点儿也不好玩，简直让我怀疑：此书非彼书。但我告诉自己：博学的老师不可能推荐错。我像一勺勺吃药那样，很努力地一页页啃。到了中学，成了必读书，我又试过好几次，还是无可救药地厌恶。直到朋友劝我把书放到厕所，方便时翻一翻，我这才着了魔，从前往后，从后往前，反反复复地读，意犹未尽，直到能整段背诵。

        那所上天赐予我的学校还给我留下了有关那座城市、那个时代无法找回的历史的记忆。学校孤零零地伫立在绿色的小山顶，站在学校门前，能看见大千世界的两极。左手边是最昂贵显赫的普拉多区，我第一眼就觉得那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驻地——围着通电的铁丝网，像硕大无比的鸡笼——的翻版。雷同绝非偶然，它们都由美国城市规划公司出品。品位、标准、价格，全是舶来品，对于国内其他地区的人而言，这里绝对是观光旅游的好去处。右手边是我们居住的下街区。热浪滚滚、尘土飞扬的街道和棕榈叶铺顶的茅屋时刻提醒着：我们只是凡夫俗子，血肉之躯。难得的是，站在学校门前，也能看见通往未来的图景：马格达莱纳河口名垂青史的三角洲——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之一——与灰烬之口烟灰色的海水。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鼓乐喧天，烟花绽放，我们目睹由D．F．麦克唐纳船长指挥、悬挂加拿大国旗的“塔拉利特号”油轮在欢呼声中绕过礁石群，停泊在港口，创下了享誉多年、影响深远的平民壮举，使巴兰基亚成为国内唯一的河港兼海港。

        没过多久，哥伦比亚飞行史上的先驱之一，尼古拉斯·雷耶斯·马诺塔斯机长驾驶飞机在本地超低空飞行，以寻找一处开阔地，实施紧急迫降，不仅要自保，还要避免坠机，以免殃及无辜。有人在墨西哥送了他一架老爷机，他独自驾驶，飞越中美洲。众人在巴兰基亚机场备好手绢、彩旗和乐队，等候他凯旋。他想在城市上空多飞两圈，向大家致意，谁知发动机出了故障。他施展绝技，奇迹般地稳住了飞机，希望降落在商业中心楼顶的平台上，无奈飞机被电线缠住，挂在了电线杆上。路易斯·恩里克和我随着慌乱的人群，跑到力竭，只见那名飞行员总算被人毫发无伤地从机舱救出，如英雄般博得众人的欢呼与喝彩。

        此外，巴兰基亚拥有了第一家电台，指导市民如何净水，开辟了吸引游客、开启民智的现代化渠道；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声，男女老少兴奋不已；敞篷车作为新生事物，满大街横冲直撞，在新修的柏油路上车毁人亡；“公平”殡葬公司从死亡幽默中汲取灵感，在城市出口处放置硕大无比的广告牌，上面写着：“别着急，我们等着您！”

        晚上我们无处可去，只能待在家里，妈妈给我们念爸爸寄来的信。他基本上是没话找话，无事调侃，只在一封信中细细描述了马格达莱纳河下游的老人们对顺势疗法多么感兴趣，爸爸说：“这里有一些病例的情况看上去就像奇迹。”有时，我们以为他的生活很快会有转机，可紧接着，又是一个月的杳无音讯。圣周期间，当我的两个弟弟得了恶性水痘时，我们没办法联系到他，因为连最有经验的向导也寻不到他的踪迹。

        那几个月的日子让我明白了何为“贫穷”。外公外婆老把“贫穷”一词挂在嘴上，我误以为他们是指香蕉公司撤走后老宅的处境。他们总是抱怨：过去，午饭要开流水席，两席不够开三席，如今只开一席。当已无力维持午饭时的排场，他们便打肿脸充胖子，去小饭馆买现成的，没想到这物美价廉的饭菜孩子们更爱吃。但有些老食客觉得饭菜不如过去可口，决定不再登门。米娜得知后，谢绝宾客，关门大吉。

        爸妈在巴兰基亚穷得揭不开锅，我却因祸得福，跟妈妈特别亲，不是常人理解的那种母子情，而是对她五体投地地崇拜。面对逆境，她像一头沉默而凶猛的狮子；面对上帝，她绝不俯首帖耳，而是誓死抗争。这两种态度，她终生受用，屡试不爽。她笑言，穷途末路时，总会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有一次，她买了一根牛膝骨炖汤，炖了好多天，每天加水，炖到无法再炖。有一晚，狂风暴雨，彻夜停电，她把一个月的食用猪油当灯油抹在布上，还吓唬小孩子，让他们怕黑，免得他们下床乱动。

        因为香蕉危机和公共秩序混乱，许多爸妈认识的人也从阿拉卡塔卡来到了巴兰基亚。他们一开始还会去这些人家里串门，轮流串，聊来聊去，无非是镇上的人和命不好之类的话题。但当贫穷在巴兰基亚压得我们不能动弹时，我们不再去别人家吐苦水。妈妈一言以蔽之：“穷人的眼睛里都写着‘穷’字。”

        五岁前，死亡对我而言，是他人遭遇的平常事。天堂之美、地狱之苦只是阿斯特特神父教义问答的背诵篇目，与我无关，直到守灵时偶尔得知从死人头发里爬出的虱子会漫无目的地游走在枕间。从那时起，我便惴惴不安。不是怕死，是怕亲朋好友给我守灵时，也会看见从我头发里爬出虱子。在巴兰基亚上小学时，我没发现自己身上有虱子，直到传染给了全家人。当时，妈妈再次展露个性，用灭蟑螂剂挨个给孩子们消毒，美其名曰“警察地毯式搜捕”。糟糕的是，刚收拾完，又染上，因为我在学校又被别人传染了。这次，妈妈决定快刀斩乱麻，逼我剃光头。周一，我大无畏地戴了顶破帽子去学校，被同学们好生奚落了一番，直到期末考第一，方雪前耻。我再也没见过卡萨林斯老师，但我永远对他心怀感激。

        一个我不认识的爸爸的朋友帮我找了份工作，假期我在我们家附近的印刷厂打工。薪水少得可怜，我唯一的动力是想学会这门手艺。可惜连印刷机的影子都没见着，只负责整理印好的版纸，送到下个车间装订。还好妈妈允许我花薪水去买《新闻报》周日增刊，上面有《人猿泰山》、《布克·罗杰斯》（改名为《征服者罗杰里奥》）、《穆特和杰夫》（改名为《本尼丁和埃内阿斯》）等连环画。周日闲来无事，我先凭记忆学着画，然后在当周的连环画后面独立编下去。我成功唤起了街区里某些大人的兴趣，以两生太伏的价格卖给了他们。

        工作又累又无趣。无论怎么用心，领导总说我缺乏积极性。大概是看在家人的分上，才给我换了个岗位。我离开按部就班的车间，上街分发知名影星推荐的止咳糖浆广告。我觉得这活儿不错，宣传广告制作精美，亚光纸上印着明星彩照。可我一开始就发现，分发广告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免费发放，行人不敢接，大多疑神疑鬼，怕触霉头。头几天，我会拿着剩下的广告回车间补货，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几个来自阿拉卡塔卡的同学，他们的妈妈看见我干这等要饭营生，吓了一跳，几乎高声训斥，说我趿着布鞋满街乱窜。布鞋是妈妈买给我的，免得我走坏皮鞋。

        “告诉路易萨·马尔克斯，”她说，“要是让她父母瞧见宝贝外孙在市场上给结核病人发广告，他们会怎么想！”

        我没告诉妈妈，免得她生气，自己却又羞又恼，趴在枕头上哭了好几晚。后来，广告不发了，直接扔进市场下水道。没想到水流不急，亚光纸浮在水面上，花花绿绿的一层，从桥上看，很是壮观。

        不知哪位先人托梦，不到两个月，妈妈不由分说，把我从印刷厂领回家。我坚决不从，因为不想失去被全家视为神赐之物的《新闻报》周日增刊。尽管汤里要少放一个土豆，妈妈还是接着帮我买那份报纸。最难挨的那几个月，全靠胡安舅舅接济。他还在圣马尔塔当执业会计师，收入不高，却坚持每周寄一封信，捎来两张一比索的钞票。“曙光号”的船长是家里的老朋友，早上七点把信交给我，我便在市场上采购几天的必需品回家。

        有一个周三，我走不开，妈妈派路易斯·恩里克去取信。他路过中餐馆，看见老虎机，忍不住拿两个比索当本钱去赌。头两把输了，他不罢休，接着赌，想翻本，直到把倒数第二个硬币也赔了进去。长大后，他曾对我说：“当时我吓坏了，决定再也不回家了。”他很清楚，两个比索够买一周的必需品。幸好，最后一个硬币投进去，老虎机浑身一哆嗦，肚子哗啦啦一响，又吐出了相当于两个比索的硬币。他说：“当时我鬼迷心窍，壮着胆子又投了一个。”赢了。再投，又赢了。再投，再赢。再投，再赢。“赢钱比输钱更恐怖，心里空落落的。”最后，本钱两个比索，他赚了两倍，全是五生太伏的硬币，他不敢去收银台换纸币，怕被中国人骗。兜里塞得鼓鼓囊囊地回到家后，他先把赚来的四个比索埋在庭院深处，和非正当途径弄来的钱埋在一块儿，再把胡安舅舅捎来的两个比索交给妈妈。赚了钱他没告诉任何人，一点点花掉了。多年后，他才坦白：终究没能经得住诱惑，最后几个五生太伏的硬币还是在那家中餐馆里输掉了。

        路易斯·恩里克对钱自有看法。有一次，妈妈撞见他在偷买菜的钱，他狡辩得很鬼：未经允许拿父母钱，不能算偷，钱是大家的，大人不给，是忌妒不能像孩子那样花。我也去帮腔，甚至承认自己应急时也拿过家里的钱。妈妈气急败坏，几乎冲我嚷嚷：“别不识好歹！你也好，弟弟也好，谁也没偷。是我故意放的，知道你们急了会去那里找。”有一次，她发脾气，我听见她绝望地咕哝：孩子们没饭吃，不得已去偷，上帝应该原谅。

        说到淘气，路易斯·恩里克的鬼主意特别管用，能帮大伙儿解决不少麻烦。可他从不拉我下水，还千方百计地不让别人怀疑我。所以，我和他一辈子兄弟情深。但我没有告诉过他，他胆大包天，让我忌妒；他挨爸爸打，让我心疼。我和他个性迥异，有时还是免不了对他心生忌妒。然而卡塔卡的外公外婆家也曾让我烦恼，要喝打虫药或蓖麻油时，我才会被送过去睡。倒贴我二十生太伏，我也不喝。

        我相信，当妈妈让我去给全城首富兼大慈善家送信时，已经是走投无路。据报道，这位富人既善于理财，又乐善好施。妈妈给他写了一封愁肠百结的信，直接请求他给钱救急，不为自己——她怎么都能过——只为孩子。了解她的人才会懂低三下四对她而言有多难，可是没办法，为势所迫。她嘱咐我，此事天知地知，她知我知。我一直没对任何人说起，直到写下来这一刻。

        富人家的大门有点儿像教堂大门。我一敲，小窗几乎应声而开，探出一张女人的脸。我只记得她眼神冰冷，二话不说接过信，关上了窗。当时大概是上午十一点，我坐在台阶上等，等到下午三点，决定再去敲一次门，要个回话。开窗的还是那个女人，她惊讶地认出了我，让我等一会儿。回话是：下周二同一时间再来。我按时去了，她只说再等一周。我又去了三回，回回如此。一个半月后，一个更凶的女人开窗答复我：先生说了，他家不是福利院。

        我在热死人的街上转了一圈又一圈，想鼓足勇气，带话回去，让妈妈死了这条心。天已经黑透了，我才痛心疾首地回家，只说大慈善家几个月前过世了。更让我痛心疾首的是，妈妈为他祈祷，愿他的灵魂安息。

        四五年后，我们在广播里听到大慈善家前一天去世的消息。我惊呆了，不知妈妈会有何反应。然而，我无法理解，她全神贯注地听完新闻，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说：

        “愿上帝在神圣的天国守护他！”

        我们和莫斯克拉家的孩子成了朋友。他们住在一个街区外，家里花了好多钱给他们买形象生动的漫画杂志，杂志在院里的棚屋中从地面堆到屋顶。我们是唯一的幸运儿，能整天待在那儿看《狄克·特雷西》和《布克·罗杰斯》。我们还幸运地发现，有个学徒在第五大道电影院附近画海报。我去给他帮忙，纯粹是为了刷字母取乐，而他每周两三次，放我们进电影院看精彩的枪战动作片。我们只缺一件奢侈品：按下开关就能随时收听音乐的收音机。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当年的穷人穷到什么程度。路易斯·恩里克和我坐在街角那家商店的长凳上，等着无事佬们聚在那儿，一起听一个下午的流行音乐（几乎所有的节目都在播放流行音乐）。我们熟知海滩赌场乐队的米盖里托·巴尔德斯、马坦萨斯乐队的丹尼尔·桑托斯的所有曲目，以及阿古斯丁·拉腊创作、黑姑娘托尼亚演唱的博莱罗。那些夜里，尤其是欠费被断电那两次，我们就教妈妈和弟弟妹妹们唱歌。莉西亚和古斯塔沃一头雾水，鹦鹉学舌，乱唱一气，笑得我们肚子痛。我们每个孩子都遗传了爸妈的音乐天赋，无论什么歌，听两遍就会唱。尤其是路易斯·恩里克，天生是当音乐家的料，自学成才，十分擅长用吉他独奏伤感缠绵的小夜曲。没多久，我们发现没有收音机的邻家孩子唱的歌都是跟我们学的，妈妈教的最多。家里全是孩子，久而久之，她也成了大孩子。

        我的最爱是中午一点开始，由作曲家、歌手兼老师安赫尔·马里亚·卡马乔–卡诺主持的《杂七杂八》，节目想出各种法儿来俘获听众。特别是“十五岁以下业余歌手时间”，观众可以去祖国之声电台报名，提前半小时进场就行。老师亲自弹钢琴伴奏，歌手只要犯一丁点儿错，铁面无私的助手就会打铃叫停。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最佳歌手的奖金居然有五个比索。不过，妈妈说了，最重要的是在知名节目里一展歌喉。

        自小，我只用父姓加西亚和双名加夫列尔·何塞，可在那个历史性时刻，妈妈要求我加上母姓马尔克斯，免得有人怀疑我的身份。那是家里的一件大事。我像第一次领圣餐那样穿了一身白衣，出门前喝了安神用的溴化钾，提前两小时到达祖国之声电台。节目开始前一刻钟才能进演播室，我只好去附近公园等，安神剂的药效早没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百爪挠心。总算进了演播室，我的心怦怦直跳，差点儿打退堂鼓，想编个理由告诉大家说没赛成。老师给钢琴试音定调。按报名顺序上台，共七人。前三个不是这儿错就是那儿错，都被打铃叫停。轮到我时，只叫我加夫列尔·马尔克斯。我唱的是抒情歌曲《天鹅》，讲述的是一只雪白的天鹅被冷血的猎人射杀在爱人身旁。一开口，我就发现调子起高了，排练时试过，有些音会唱不上去。助手有些犹豫，正想打铃，我不知哪儿来的胆量，坚决示意他别动。还是晚了，无情的铃声已经响起。五个比索的奖金外加几件宣传品全都给了金发碧眼、把《蝴蝶夫人》选段唱得不堪入耳的小美女。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妈妈的心永远地碎了。很多年后，她才对我说：事先通知了亲朋好友，她实在下不了台。

        在有笑有泪的日子里，我天天上学，哪怕饿着肚子，也从不逃学。不过，在家读书的时间用在干家务活上了，而我们没钱付电费，我也就没法读书到深更半夜。不管怎么说，读书让我明理。上学路上，有好几家公共汽车车行。我老在其中一家观看他们把行车路线、途经各站刷上车身，一看就是好几个钟头。一天，我请油漆工让我刷几个字母试试，他惊讶地发现我天生就会刷，于是让我有空帮他，挣点儿小钱贴补家用。还有一件美事：我偶然结识了马格达莱纳河上一名水手的三个孩子，加西亚三兄弟，他们是流行音乐三人组，纯粹出于艺术爱好，在朋友聚会时唱歌助兴。我加入后，组成加西亚四人组，我们去大西洋电台参加业余歌手大赛，从比赛第一天起，听众便掌声雷动。可惜报名时出了个无法弥补的错误，我们没拿到五个比索的奖金。那一年，我们继续排练，在家庭聚会上表演，直到生活让我们各奔东西。

        说爸爸面对贫穷时的所做所为显得不负责任，这种鬼话我死也不信。我反倒觉得，这恰恰证明了他和妈妈默契常在，总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他知道妈妈能应付绝望，更能应付恐惧，而这也是我们活下来的秘诀。也许，他没有想到的是，妈妈在帮他排忧解难的同时，奉献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我们永远也猜不透他为何要东奔西走。周六半夜——往往如此——我们突然被叫醒，去卡塔通博油田接爸爸打来的无线电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因技术原因通话含糊不清那次，妈妈哭成了泪人。

        “哦，加夫列尔！”妈妈说，“瞧你扔给我这一大帮孩子，家里有好几回揭不开锅。”

        爸爸却以一则坏消息作答：他肝肿大。这毛病他常犯，但妈妈并没有太当回事，他在外头胡闹时，用过这块挡箭牌。

        “你吧，一做坏事就肝肿大。”妈妈拿他寻开心。

        妈妈一边说话，一边看着麦克风，仿佛爸爸就在那儿。最后她糊涂了，想吻爸爸一下，结果吻了麦克风，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这个故事，她总是还没说完，就笑得满脸是泪。那天，她若有所思，终于在饭桌上自言自语道：

        “感觉加夫列尔的声音有点儿怪。”

        我们跟她说，无线通话系统会改变人的声音，听着是不像本人。她第二天晚上说梦话：“怎么听，都觉得他瘦了。”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她的鼻子变得更尖了，在长吁短叹之间，说爸爸没人照顾，去的那些村子既无上帝，又无王法。第二次打电话，妈妈就说出了心里话，让爸爸保证：要是两个礼拜还不好，马上回家。两个礼拜没到，我们收到一封从洛斯奥尔托斯·德尔罗萨里奥发来的出人意料的电报，只有两个字：“未定”。果不其然，妈妈一看，便不容分说地命令爸爸：

        “要么你周一前回家，要么我现在就带孩子们过去。”

        立竿见影。爸爸知道妈妈的厉害，一个礼拜不到，乖乖地回到了巴兰基亚。他进门时吓了我们一跳：破衣烂衫，脸色发绿，胡子拉碴，妈妈以为他真病了。其实那只是暂时现象，两天后，他又容光焕发，头脑发热，想去苏克雷开连锁药店。苏克雷恬静怡人，繁荣富庶，距巴兰基亚行船需一个昼夜。他年轻时当电报员那会儿去过，想起金色的沼泽、傍晚的水道、永远的舞会，他的心脏为之收缩。他曾经很想去苏克雷工作，可惜时运不佳，不像其他想去的地方，如阿拉卡塔卡，都还算如愿以偿。五年后，他又想起苏克雷，适逢第三次香蕉危机，但他发现那里已经被来自马甘格的批发商们占据。然而，回巴兰基亚前一个月，他偶遇其中一位批发商，那人不仅向他描绘了完全不同的事实，还给他提供去苏克雷的一大笔贷款。他当时没接受，因为他就要在洛斯奥尔托斯·德尔罗萨里奥实现他的淘金梦。但当他收到妻子那出乎意料的最后通牒时，他找到那位批发商——他还在水乡里转悠——谈妥了协议。

        和几位批发商朋友商讨了差不多两个礼拜后，爸爸身心恢复，离家上路，对苏克雷印象深刻的他在第一封信中写道：“此地如今更胜从前。”他在中心广场租了栋带阳台的房子，在那儿他重逢旧友，他们热情地欢迎他。家里得把能卖的全卖掉，剩下的——所剩无几——打包带上往返于马格达莱纳河上的汽船。爸爸还随信附上一张精打细算的应急费用支票，并说路费随后寄到。对满怀憧憬的妈妈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她的回信字斟句酌，既不让爸爸士气低落，又委婉地告诉他自己第八次怀孕了。

        我在“卡罗船长号”上办了手续、订了票，这艘充满传奇色彩的船将从巴兰基亚行驶一夜加半个白天到达马甘格，之后我们再换汽艇，沿圣豪尔赫河和莫哈纳航道抵达目的地。

        “只要能离开这儿，去地狱都行。”妈妈宣称，尽管她对苏克雷世外桃源般的盛名向来持怀疑态度，“不能让丈夫一个人待在那种地方。”

        时间很紧。出发前三天，全家只能打地铺。床卖了，能卖的家具都卖了，其余物品装箱，路费妈妈收着，她数了又数。

        轮船公司接待我的职员很有亲和力，我没费什么劲儿就和他交谈甚欢。他是那种乐于助人的加勒比人，票价说得一清二楚。我保证，我全都原原本本地记在了纸上。让我特别开心、特别难忘的是十二岁以下半票，即除了我，所有孩子半票。妈妈按这个价格预留了路费，其余的钱用来搬家，花得一分不剩。

        周五我去买票，还是那个职员，他却说，十二岁以下不是半票，是七折票。我们的预算出了个大窟窿。他说我记错了，票价白纸黑字，贴在公告栏上，还指给我看。我难过地回到家，妈妈什么也没说，换上为外公服丧时穿的孝服，跟我去了轮船公司。她实话实说，一定有人弄错了，也许是她儿子，但这不重要。问题是我们没钱，职员表示无能为力。

        “夫人，您要明白，”那位职员说，“不是我不想帮忙，这是公司的死规定，不能说改就改。”

        “全是些孩子。”妈妈指着我，以我为例，“您想想，这个最大，刚满十二岁。”她又用手比画：

        “其余的都这么大。”

        那位职员说，不管身高，只看年龄。谁都不能少付船票费，只有新生儿免票。妈妈寻求上层路线：

        “这事谁管？我该找谁？”

        那位职员没能回答，妈妈的申辩说了一半时，经理——一位大腹便便的长者——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口，那位职员见了，赶紧起身。经理体型庞大，外表体面，显然，他就算穿着汗津津的衬衫也威望十足。他专心地听妈妈说，心平气和地回答，说除非在股东大会上修改规定，否则没办法减价。

        “相信我，真对不起。”他最后说。

        妈妈听出他有权做主，于是把理由说得更充分。

        “先生，您说得没错。”她说，“可问题是：要么是这位职员没跟我儿子说清楚，要么是我儿子理解错了，而我则是将错就错。现在东西全打包了，准备上船，我们睡觉打地铺，买菜钱只能用到今天，房子周一要交给新房客。”她发现屋里的职员全都饶有兴致地凑过来听，于是对他们说：“这么大的公司，这点儿钱算什么？”别人还没回答，她就直勾勾地盯着经理问：

        “您相信上帝吗？”

        经理糊涂了。整个办公室沉默许久，等他回答。妈妈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将发抖的膝盖并拢，双手抱着包，护在怀里，用大事临头时的决断口吻说：

        “不给我办，我就不走！”

        经理傻了，所有人停下工作，看着妈妈。她不动声色，鼻子尖利，脸色苍白，渗出细细的汗珠。外公的丧期早过了，如今她又穿上这身丧服，因为她觉得，来办这件事，穿孝服最合适。经理不知所措，不看妈妈，看向职员。最后，他嚷嚷道：

        “下不为例！”

        妈妈的眼睛眨都没眨。“眼泪哽在喉咙里，我得忍，流出来不好。”她曾对我说。经理让职员送文件到他的办公室，职员遵命，五分钟后他咕哝着，气鼓鼓地走了出来，拿着我们所有人的船票。

        接下来那个礼拜，我们在苏克雷下船，像回归故里一般。这里和当年的其他城市一样，拥有一万六千居民，所有人彼此相识，知名知姓，知根知底。整座城市乃至整个地区就是一泓宁静的海，与花海同色。季节不同，地点不同，心境不同，颜色便不同。它的灿烂让人想起如梦如幻的东南亚海面。居住多年，从未在这儿见过汽车。车不实用，街道横平竖直，以土夯实，适合赤脚走。不少家庭在厨房都设有私人船坞，泊自家船，当地出行全靠它。

        初来乍到，这里的自由气息让我激动不已。我们这些孩子没有的、想要的，突然间唾手可得。饿了就吃，困了就睡，谁也难管谁。尽管法律如山，大人们沉浸在自己的时间里，连自个儿都顾不上管。对孩子而言，人身安全的唯一保障是先学游泳，再学走路。一条既引水又排水的浑浊水道将城市一分为二。从一岁起，孩子就被大人从厨房阳台直接扔下水，先套上游泳圈，让他们不怕水；再去掉游泳圈，让他们不怕死。几年后，成功度过溺水危险期的弟弟海梅、妹妹莉西亚都在儿童游泳锦标赛上大放异彩。

        苏克雷之所以叫我难忘，是因为我们这些孩子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满街疯玩。两三周后，我们就熟门熟路，跟谁都像是相识已久。这里文化封建，生活现代，社会习俗从简。富人住在中心广场，穷人则到处蜗居。对教会来说，这里是汪洋大海中的传教地。社会中心是教堂，位于苏克雷中心广场，是一位西班牙堂区神父兼建筑师单凭记忆根据科隆大教堂微缩仿建出来的。教会拥有绝对权力，一旦行使，刻不容缓。每晚念完《玫瑰经》后，他们根据天主教电影审查条例给附近影院正在上映的片子评级，评几级，敲几下钟。审查办公室和影院一街之隔，教士们轮流值班，坐在门口监视，凡违规者，一律惩处。

        搬到苏克雷，我最大的心病是年龄。我离十三岁这道该死的坎儿还差三个月，半大不小，家里人既不把我当孩子，也不把我当大人。到头来，我是小辈中唯一的旱鸭子；吃饭不知道该坐孩子那桌，还是大人那桌；就算黑着灯，女佣们也不当着我的面换衣服，不过，其中一个赤条条地在我床上睡过好几次，而我照样睡得安稳。还没痛痛快快地玩个够，来年一月，我就要回巴兰基亚读中学了。卡萨林斯老师给的起点太高，苏克雷没有像样的学校。

        爸爸妈妈经过四处打听、充分讨论——我基本没参与——决定让我去上巴兰基亚耶稣会圣若瑟中学。刚搬家几个月，药店和顺势疗法诊所连影子都还没有，不知道他们哪儿来那么多钱。妈妈给出的解释总是不需要任何证据：“上帝很伟大。”搬家费里应该预留了安家费和生活费，但不会有我的学费。我只有一双破鞋，两套衣服一洗一换。妈妈备好新衣，装在棺材大小的箱子里，她没有预见到，六个月的工夫，我会长高一拃。妈妈还一意孤行地让我开始穿长裤。爸爸说，变了声才能穿长裤，她才不管这些条条框框。

        说实在的，每次他们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发生争执，我总盼着爸爸能怒发冲冠，说这个学甭上了。又不是不可能。他自己就是因为穷，自学成才的；爷爷受堂费尔南多七世的坚定意志启发，宣布在家因材施教，以维护家庭的完整性。中学对于我来说就像监狱，我怕听钟声过呆板日子，想想都怕。然而，这也是十三岁起享受自由的唯一机会，既和家人保持良好关系，又远离其约束，孩子随他们生，动荡不安的日子随他们过。只要有灯，我就能一直不停地看书。

        圣若瑟中学是加勒比地区要求最严格、费用最昂贵的中学之一，我就是不喜欢它的军事化管理，妈妈拦住我的话头：“那儿是管理者的摇篮。”爸爸发现已经没有退路，赶紧推卸责任：

        “我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

        爸爸想让我念美国中学，好好学英语，妈妈不让，说那儿是路德派教徒的天下。如今我得承认，还是爸爸有先见之明，这些年来，身为作家，英语是我的硬伤。

        三个月前，全家乘“卡罗船长号”从巴兰基亚搬来；如今，我又要乘“卡罗船长号”返回巴兰基亚。我心烦意乱，似乎预见到，将要独自面对现实生活。还好，爸妈拜托表哥何塞·马里亚·巴尔德布兰克斯和表嫂奥顿西亚照顾我的饮食起居。他们年轻和善，和我分享他们的平静生活。一间简单的客厅，一间卧室，外加铺石小庭院。铁丝上永远晾着衣服，挡着光线。他们带六个月的女儿睡卧室，我睡客厅沙发。晚上，沙发可以变成沙发床。

        圣若瑟中学位于六个街区外的巴旦杏树公园，这里曾经是全市最古老的墓地，铺路石边上还可以看到散落的尸骨和死人衣裳的碎片。进校园那天，学校举办了新生典礼。学生们穿礼服，白裤子、蓝上衣。我觉得他们无所不知，而我一无所知，不禁战栗。但我很快就发现，他们其实和我一样胆小青涩，前途未卜。

        一年级教务长佩德罗·雷耶斯修士是我的噩梦，他渴望说服中学的领导们我还没准备好读中学。他像幽灵似的，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在一边，突然蹦出来袭击：“上帝会创造出一块连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吗？”他不假思索，张口就问。要么就换一个，也不是什么好问题：“给赤道围一条五十厘米厚的金腰带，地球会重多少？”就算知道答案，我也跟第一次打电话似的，吓得张口结舌，哑口无言。我有理由害怕，雷耶斯修士说得没错，读中学我没准备好，但我是免试入学，这么好的运气不容浪费。我一见他，就浑身发抖。他对我围追堵截，有些同学给出了恶意的解释，但我没有理由也那样认为。况且，我的认真谨慎帮了我大忙：第一次口试，我流利地背诵出路易斯·德莱昂的诗，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画出惟妙惟肖的耶稣像，顺利通过。考官们十分满意，以至于忘了考我算术和哥伦比亚史。

        圣周到了，教植物学的雷耶斯修士要画几幅图上课用，我不费吹灰之力帮他画好，从此与他冰释前嫌。他不再为难我，课间还告诉我那些怪题的答案，有些更怪的题目后来碰巧出现在一年级试卷上。但每当我和同学们在一起时，他就会拼命地笑话我，说我是唯一一个只配读小学三年级的初中生。如今我发现，他说得没错，尤其是在拼写上。上学期间，我的拼写始终过不了关；稿子至今还会吓坏校对，好心的校对只当是打字员的错，聊以自慰。

        画家兼作家埃克托尔·罗哈斯·埃拉索来教美术，担惊受怕的我总算松了口气。他二十多岁，在教务长的陪同下来到教室，他的问候如同闷热的午后三点响起的一声惊雷。他穿着配金色纽扣的紧身驼毛外套、装饰性马甲，系印花真丝领带，英俊潇洒，酷似电影明星。奇怪的是，树荫下三十度，他还戴着圆顶礼帽。他人高马大，在黑板上写字时要俯身弯腰。教务长和他并肩而站，对比鲜明，惨不忍睹。

        从一开始，我们就发现，他在教学上既无方法也无耐心。但他喜欢恶搞，让我们很期待，比如，他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画的画实在惊艳。不知为何，他只教了三个月，也许是教学太过随意，和耶稣会强调的思想秩序格格不入。

        一进中学，我便得了个“诗人”的名号。我过目成诵，能扯着嗓子背出课本上的西班牙古典和浪漫主义诗作；在校刊上发表致同班同学的打油诗，要是知道它们会被印成铅字，我要么不写，要么会写得更认真一些。我写的实际上都是些善意的玩笑，写在小纸条上，下午两点在昏昏欲睡的教室里传来传去。二年级教务长路易斯·波萨达神父没收过一张，他皱着眉头看了看，装进口袋，批评了我两句。阿图罗·梅希亚神父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建议我把被没收的那张纸条上的打油诗发表在校刊上。当时，我又惊又喜，羞愧难当，赶紧推辞，尽管理由一点儿也不充分：

        “全是胡言乱语。”

        梅希亚神父记下了我的回答，将那组打油诗命名为“我的胡言乱语”，署名“加比托”，并事先征得了“主人公们”的同意，预备刊登在下一期校刊上。应同学们的要求，在之后两期校刊上，我又发表了另外一组打油诗。甭管愿不愿意，严格来说，这些儿时的诗作是我的处女作。

        嗜书占用了我的业余时间和几乎所有的课堂时间。我能背出哥伦比亚所有脍炙人口的诗作，以及西班牙黄金世纪和浪漫主义时期的佳篇，其中很多诗也出现在正在学的中学课本里。以我的年龄，这些脱口而出的知识让师长们恼火。他们在课堂上刁难我，而我总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说得他们难辨真假。梅希亚神父说：“这孩子爱咬文嚼字。”他其实想说：“这孩子没法儿忍。”我从不刻意去记，读三四遍，诗歌佳作自然铭记于心。我的第一支自来水笔就是教务长奖给我的，因为我非常流利地背出了加斯帕尔·努涅斯·德阿尔塞的五十七节八音节十行诗。

        课堂上，我明目张胆地把书放在膝盖上读，没挨过批，只能说是老师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缘故。无法靠朗朗上口的打油诗逃掉的，唯有每天早上七点的弥撒。除了创作“胡言乱语”系列，我还在合唱团当领唱、画讽刺漫画、在隆重场合朗诵诗歌，还做其他杂七杂八的事。谁都不明白我哪儿来的时间学习，原因很简单：我不学习。

        我不务正业，忙得很欢。奇怪的是，关注我的老师从不关注我糟糕的拼写。妈妈不同，我的信，她会藏几封吊爸爸胃口，其余的修改好后再寄还给我。有时，她会表扬我语法有长进，用词得当。只可惜两年过去了，成效甚微，拼写问题遗留至今。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字母不发音，有时两个字母发一个音，还有那么多没用的规则。

        接下来要讲的事让我发现了一项伴随我一生的爱好：跟学长交流。即便今日，参加年轻人的聚会时，哪怕他们足以做我的孙辈，我也得努力调整，才能感觉自己不比他们小。我和两位学长交上了朋友。后来，他们陪伴我度过了人生中几个重要的时期。一个叫胡安·B．费尔南德斯，巴兰基亚《先驱报》三位创始人和业主之一的公子。我从《先驱报》开始涉足新闻界，他在《先驱报》从学写文章干到总经理。另一个叫恩里克·思科佩尔，古巴一位传奇摄影师的公子，住在巴兰基亚，后来也当上了摄影记者。我之所以对他心怀感激，不是因为我们一块儿跑新闻，而是因为他会鞣制行销半个世界的野生动物皮，我头几次出国，他送了我一张三米长的鳄鱼皮。

        “这块皮子很值钱，”他的口气一点儿也不夸张，“但我劝你，饿不死，就别卖。”

        至今，我仍在问自己，睿智的基克·思科佩尔究竟知不知道，他给了我一张永远的护身符。在动辄挨饿的日子里，我多次动过出手的念头，但它至今还在我身边，尽管落满灰尘，硬得像石头。自我把它装进箱子，周游世界起，我就再也没缺过吃饭的钱。

        耶稣会老师上课时一本正经，下课后则判若两人，会迫不及待地把课上不能教但其实特想教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在我那个年纪，孰轻孰重，我相信自己已然分得清。路易斯·波萨达神父是内地佬，年轻，思想进步，做了多年工会工作，有一套百科知识卡片，关于作家和作品的部分最全。伊格纳西奥·萨尔迪瓦神父是巴斯克山里人，等到他年事已高，住进了卡塔赫纳的圣佩德罗·科拉瓦修道院，我还常去看他。爱德华多·努涅斯神父当年有本哥伦比亚文学史巨著即将杀青，后来此书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年长的曼努埃尔·伊达尔戈神父教唱歌，已然十分老迈的他能慧眼识珠，看出谁有音乐天赋，还会介绍一些出人意料的世俗音乐。

        我跟校长皮耶斯查孔神父偶尔聊过几次。他选择的话题、大胆的解释，都让我坚信：他当我是大人。简单的地理障碍让我看不懂教义问答，厘清天堂和地狱的概念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校长不教条，解释得很大胆，让我豁然开朗。上帝所在之处即为天堂，反之则为地狱，仅此而已，没有更多复杂的神学解释。有两回，他向我坦承他的困惑，说他想不通为什么“地狱里始终有火”。多亏这些课外知识，而非一本正经的课堂知识，我在学年末得了一大堆奖章。

        我在苏克雷的第一个假期始于某个周日下午四点。码头装饰着花环和彩球，广场成了圣诞集市。我刚上岸，一位美若天仙的金发女郎便无比自然地搂住我的脖子，乱亲一气。她是爸爸婚前的私生女卡门·罗萨，来这儿和陌生的家人生活一阵子。同来的还有爸爸的另一个儿子阿维拉多，他是个巧手裁缝，在中心广场边开了家裁缝铺，他是我青春期的人生导师。

        新家又添家具又添丁，一派节日的气氛。弟弟海梅五月出生，双子座，是个六个月的早产儿，我到家才知道，因为我本以为爸妈决定不再年年生孩子了，但妈妈急忙跟我解释，说弟弟是献给圣丽塔的礼物，谢谢她给家里带来的幸福和成功。妈妈青春焕发，喜气洋洋，比往日更爱唱歌。爸爸心情也很舒畅，诊所病人爆满，药店货品齐全，尤其是每到周日，附近山里的人也会前来问诊。不知他是否知情：门庭若市、生意兴隆的确是因为他有“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之名，但乡村的人没有将其归功于他顺势疗法的小糖丸和神奇的水，他们都以为爸爸会施巫术。

        苏克雷如今更胜从前。依照传统，圣诞节期间，市民分成两大阵营：南边的苏丽雅区和北边的孔戈维奥区。小比赛不说，还要举办花车大赛，宿敌之间展开一场艺术较量。圣诞前夜，花车聚集在中心广场，公众经过激烈辩论，决定年度冠军花落谁家。

        卡门·罗萨的降临是圣诞庆典一道亮丽的风景。她时髦、妖娆，被追求者争抢，成了舞会皇后。妈妈对女儿们严加管束，对她则不然，甚至支持她谈情说爱，给家中增添了些许不同寻常的气氛。妈妈和她是闺蜜，和自己的女儿们则从未有过这样的关系。阿维拉多一个人过，裁缝铺只有一间屋子，用屏风隔开。他手艺不错，但重色轻艺，躲在屏风后卿卿我我的时间长，坐在缝纫机前百无聊赖的时间短。

        那个假期，爸爸突发奇想，让我学做生意。“没准儿今后用得着。”他提醒我。他先教我如何替药店上门讨债。一天，他派我到郊外有客就接的时光妓院去收几笔账。

        有一间朝街的房子门半开着，我探头进去，只见房里有个女人光着脚，正躺在充气垫上睡午觉，衬裙短得遮不住大腿。我还没开口，她就在床上坐起来，睡眼惺忪地看着我，问我有何贵干。我说帮我爸爸给老板堂埃利希奥·莫利纳带个口信。她没说老板在哪儿，而是让我进去，把门关好，冲我勾了勾食指，意思很明白：

        “过来。”

        我走过去。我走得越近，她的呼吸就越急促，像河水涨潮，淹没了整个房间，直到她右手抓住我胳膊，左手滑进我裤裆。我怕，又有快感。

        “这么说，你是小糖丸医生的儿子。”她一边说话，一边用五个指头，不，好似有十个指头，灵巧地在我裤裆里摸来摸去。她脱掉我的裤子，一面不停地在我耳边呢喃软语，一面从头上脱掉衬裙，仰面躺下，浑身上下只剩花内裤。“这件你来脱，”她说，“这是男人应该做的。”

        我去扯内裤边儿，太急，扯不下来。她只好把腿伸直，游泳般快速扭动，帮我一把。之后，她撑着我的胳肢窝，让我趴在她身上，姿势十分规范。其余的由她来做，我在她小母马般骚味十足的大腿间扑腾，差点儿没死过去。

        她侧躺着不说话，盯着我看。我也盯着她看，不怕了，想再来一次，做久一点儿。她突然说，我并不是有备而来，两个比索的服务费不收了。之后她躺平，仔细端详着我的脸。

        “对了，”她说，“你是路易斯·恩里克那个一本正经的大哥，是不是？你们俩的声音一模一样。”

        我天真地问她怎么会认识路易斯·恩里克。

        “别傻了！”她笑了，“我这儿还有他一条内裤，上次是我帮他洗的。”

        路易斯·恩里克才那么小，她胡说。可她拿内裤给我看，没错，是弟弟的。后来，她带着芭蕾舞的优雅，光着身子从床上跳起来，边穿衣服边说，堂埃利希奥·莫利纳在左手那间屋里，最后问我：

        “第一次，对吧？”

        我的心漏跳了一下。

        “谁说的？”我胡扯，“都七八回了。”

        “不管怎样，”她的表情在笑话我，“让弟弟教你两招。”

        第一次性爱经历在我体内激起无限活力。假期从十二月持续到二月，我反复问自己要不要弄两个比索回去找她。弟弟路易斯·恩里克已经对肉体那点事儿很老练了，他说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要为这种两人做、两人乐的事情付钱，这也太好笑了。

        按照拉莫哈纳地区的封建思想，领主享有初夜权，可以占有少女，享乐几晚，再把她们交还给命运。舞会过后，广场上有四处拉客的女人可供挑选。但过完假期，我却像怕电话那样怕女人，当她们是水中月镜中花。我的第一次冒险纯属偶然，它在我体内留下的那种孤独感让我时刻不安。返校后，我的脾气变得古怪，相信根源就在这儿。甚至今天想来，我也不认为这是夸大其事。我完全折服于波哥大天才诗人堂何塞·曼努埃尔·马洛金的胡言乱语，他的诗从第一节起就让人大跌眼镜。

        我不仅随意篡改一大堆诗，还学会了天知道是哪里的方言，说得很溜。上课提问，我乱答一气，要么搞怪，要么搞笑，气得老师不再管我。要是我在考卷上答对一道题——尽管开头会让人看不懂——别人反倒会担心我的心理健康。那些只是玩笑而已，图个开心，根本没有恶意。

        我发现神父们跟我说话，有点儿神神道道，我也就顺着他们，将错就错。还有一件了不得的事：我把歌词改了，神圣的合唱变得一点儿也不神圣了，还好没人听懂。经父母同意，指导老师带我去看专家，做了一个特别费脑子但特别有趣的测试。专家思维敏捷，待人随和，方法得当，让人跃跃欲试。他让我阅读并理顺一大堆复杂的长句。我做得津津有味，他也按捺不住，陪我一起做。我们还想出其他测试方法，记下备用。他事无巨细地盘问我的各种生活习惯，最后问我手淫的频率。我脱口而出：没做过，不敢做。他不信，看似轻描淡写地说，对于健康的性生活而言，恐惧是负面因素。他的严重怀疑刺激了我。我觉得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长大后，我在《先驱报》当记者，想去找他，私下问一问那个测试结果究竟如何，而我收获的唯一消息是他已在多年前移民美国。他的一位老同事再明白不过，他饱含深情地对我说，要是这位专家被关进芝加哥精神病院，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他常说，自己比病人更疯。

        他的诊断结果是饭后读书，神经疲劳，建议我每天静养两小时消食，同时加强体育锻炼。我至今仍觉奇怪，爸妈和学校老师居然一一照办：他们规范我的阅读习惯，上课在桌子底下看书，书不止一次被没收；功课难，就免做；每天必须多锻炼几小时。就这样，其他人上课时，我一个人傻乎乎地在篮球场上边投篮边背诗。同学们从一开始就意见不一：有的说我自始至终疯疯癫癫；有的说我贪图享乐，装疯卖傻；有的说疯子必有过人之处，继续跟我交往。后来传出谣言，说算术老师在黑板上写比例习题时，我冲他扔墨水瓶，因而被学校开除了。幸好爸爸没把这当回事，决定不等学期结束，就让我回家，也不必浪费时间和金钱在这种小病上了，也许只是肝病。

        对于哥哥阿维拉多来说，一切人生难题都能在床上得到解决。妹妹们只知道同情，我去裁缝铺，哥哥给我开了个神奇的方子：

        “你需要和女人有一腿。”

        他说到做到，几乎每天都去街角的台球厅待半小时，把我留在裁缝铺的屏风后，会他的各种红粉知己，天天换人。那段日子，我创意无限，胡作非为。阿维拉多的诊断没错，第二年，我就神清气爽地回学校了。

        圣若瑟中学的同学对爸爸的小糖丸顶礼膜拜，对我的归来热烈欢迎，让我永生难忘。我没回巴尔德布兰克斯表哥家——他们添了个儿子，家里住不下——改住在奶奶的兄弟堂埃列塞尔·加西亚家。他诚实、善良，在银行工作到退休，终生热爱英语，让我深受触动。他学了一辈子英语，从拂晓学到深夜，说得字正腔圆，直到年事已高，仍尽力说到最好。每逢过节，他都去码头跟游客练口语，英语程度赶得上母语。不过，他生性腼腆，跟熟人从不说英语，他的三个儿子——都比我大——和女儿巴伦蒂娜都没听他说过。

        巴伦蒂娜是我的好友，读书很有灵气，是她让我发现了“沙子与天空”。一群年轻诗人决定以巴勃罗·聂鲁达为榜样，革新加勒比海岸的诗歌，说白了，就是“石头与天空”的本地版。那些年，“石头与天空”统治了波哥大诗人聚集的咖啡馆和爱德华多·卡兰萨主编的文学增刊，在西班牙诗人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影响下，意气风发，希望一扫十九世纪暮气沉沉的诗风。他们是五六个刚走出青春期的年轻人，强势闯入沿海地区的文学增刊，被寄予了很大的艺术期望。

        “沙子与天空”的舵手名叫塞萨尔·奥古斯托·德尔巴列，二十二岁，热情高涨，不仅要革新诗歌的主题与情感，还要革新拼写和语法规则。语言纯正主义者视他为异教徒，院士们骂他白痴，古典派说他偏激。其实，除了那极具感染力的斗争精神一如聂鲁达外，他是个不可救药的浪漫派。

        周日，巴伦蒂娜表姨带我去塞萨尔家，他和父母住在最闹腾的圣罗克区。塞萨尔骨骼健壮，不胖，浅黑色头发，大兔牙，和同时代诗人一样，头发凌乱不堪。他家属于中产阶级下层，四面书墙，再多一本也放不下。他父亲不苟言笑，说愁眉苦脸更确切，一副退休公务员的派头，被儿子所谓的“高尚”追求折磨得死去活来。他母亲招呼我时有些扼腕，因为我跟他儿子一个毛病。为儿子，她流过太多眼泪。

        对我来说，塞萨尔家是另一个世界，十四岁的我也许臆想过，但它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那天是我第一次上门，之后便频繁拜访，占用了他太多时间，至今我也不明白他怎么受得了。我甚至认为他那些天花乱坠、让人眼花缭乱的文学理论，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瞠目结舌但又随和的听众。他借诗作给我看，虽然从未听过那些诗人的名字，我居然无知者无畏地跟他讨论。尤其是聂鲁达，他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我烂熟于胸，为的是回校惹耶稣会老师发飙，这些“冷门”知识他们从不涉足。那些日子，梅拉·德尔玛致卡塔赫纳的诗成为沿海地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巴兰基亚文化圈为之沸腾。塞萨尔·德尔巴列读给我听，措辞精妙，声音悦耳，读完第二遍，那首诗就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交谈。塞萨尔用他自己的方式进行创作。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游走于房间和过道，酷似梦游症患者，每隔两三分钟就从我面前经过，突然坐下，在打字机上敲出一句诗、一个词，或一个分号，然后站起身再走。我看着他，终于发现了诗歌创作的不二法门，心头一阵窃喜。于是，我在圣若瑟中学打下修辞学基础后，也如此这般初试文笔，抒发胸臆。两年后，我在波哥大得知了这位令人难忘的诗人最后的消息。巴伦蒂娜发来电报，寥寥数语：“塞萨尔已故。”无签名。

        在巴兰基亚，无父母管束，我的第一感觉是自由。走出校门后，和老同学们依然关系亲密，其中有课后跟我唱副歌的阿尔瓦罗·德尔托罗和常跟我溜去书店和影院的阿特塔兄弟。埃列塞尔舅公行使监护权，我住在他家唯一要遵守的是：晚上八点前必须回家。

        一天，我去塞萨尔·德尔巴列家时，他不在，我就在客厅边读书边等。一个超凡脱俗的女人也来找他。她叫玛蒂娜·丰塞卡，或许是他的情人，一个按黑白混血女人的模子雕刻出的白人姑娘，聪明，自立。我和她聊了两三个钟头，心情十分舒畅，直到塞萨尔回来，他们两人一同外出——没说去哪儿。直至那年的圣灰星期三，我才和她重逢，望完大弥撒，见她坐在公园长椅上等我。我以为那是个幽灵。她穿着亚麻绣花长袍，清丽脱俗，胸前戴着一根装饰性项链和一朵火红色的花。我记得她不假思索地邀请我去她家，根本不在意我们俩额头上还涂有神圣的圣灰十字。她丈夫是马格达莱纳河上的一名领航员，正当班，每班十二天。她不就是请我周六去她家喝巧克力，吃奶油鸡蛋饼吗，有什么要紧？只是这项礼节一直持续到那年年底，只要她丈夫上船，总是在四点到七点，雷克斯影院青少年场时间。我以此为由，向埃列塞尔舅公告假，和她厮混。

        她的职业专长是辅导小学教师竞岗晋级，有空会邀请成绩优异的学生来家里喝巧克力，吃奶油鸡蛋饼。因此，周六多了个新学生，叽叽喳喳的街坊四邻并不在意。偷情顺利得让人吃惊，欲火疯狂地从三月燃烧到十一月。两个周六过去，我就忍不住渴望成天跟她如胶似漆。

        我们的交往没有任何风险。她丈夫回城时会给信号，告诉她轮船正在进港。第三个周六，我和她正在床上，远处传来一声吼叫，她顿时紧张了起来。

        “要镇定。”她对我说。又传来两声吼叫。我很怕，以为她会从床上跳起来。她没有，反倒不动声色地说：“我们还有三个多小时。”

        她把丈夫描绘成“身高两米一的巨形黑人，老二威猛如高射炮”。我难压妒火，差点儿违反游戏规则，可不是小打小闹：我想把他宰了。她比我成熟，问题由她化解。此后，她领我走过现实生活的沟沟坎坎，像领着一匹披着羊皮的小狼。

        我在学校表现极差，根本没有心思念书，玛蒂娜救我于水火之中。她很诧异，我怎么会那么孩子气，居然为一时贪欢荒疏学业。“这很正常。”我对她说，“如果学校是这张床，你是老师，我不仅会是全班第一，还会是全校第一。”她深以为然。

        “行，咱们就这么做。”她对我说。

        她没费多大劲儿，就安排出固定时间帮我补习：解决作业难题，预习下一周的功课。她既跟我在床上亲热，又像妈妈似的数落我这儿不好那儿不对。要是作业没有保质保量地完成，那就每三个错罚一个周六不见面。而我顶多犯两个错。我的转变被老师和同学们看在眼里。

        只可惜，她在补习中传授给我的那个屡试不爽的方法，我读到中学最后一年才想起来用：上课认真听讲，作业独立完成，不抄袭，我就能取得好成绩，空闲时间想读什么就读什么，自己安排，用不着辛辛苦苦熬通宵，也用不着白白担惊受怕。服了这一剂灵丹妙药，我在一九四二年勇夺年级第一，获得优秀奖章及各种荣誉。但我暗暗感激的是那些帮我治好疯病的“医生们”。庆祝会上，我意识到往年的荣誉因为受之有愧，别人夸奖，我会姿态丑陋地千恩万谢；最后一年实至名归，别人夸奖，我倒理直气壮地照单全收。不过，作为回应，在结业典礼上，我全文背诵了——不用提词——吉列尔莫·巴伦西亚的《古罗马竞技场》，虽然比面对狮子的基督徒还要害怕，但绝对发自内心。

        那年过得很顺，假期我想回阿拉卡塔卡看望外婆特兰基利娜。谁知，她却紧急来到巴兰基亚，做白内障手术。再见到外婆，我很开心，特别是她还捎来外公的词典，作为给我的礼物。外婆视力衰退，却不自知，或自知，却不承认，直到连门也出不了了。仁爱医院立即给她动手术，做完后，说很成功。拆去纱布那天，她坐在床上，睁开闪闪发亮的眼睛，像绽放了第二次青春，满脸喜悦，开心地说：

        “我看见了。”

        医生想知道她究竟看见了多少。外婆用全新的目光扫过房间，历数每件物品，精确得令人发指。医生傻了，只有我能听懂，外婆历数的物品不在病房，而在老宅卧室。有哪些东西，放在哪里，她都记得。外婆的视力此后再也没有恢复。

        爸妈非让我放假回苏克雷，顺便把外婆带过去。外婆比她的实际年龄所指证的要苍老许多，脑袋稀里糊涂，但她更爱唱歌了，音色越发甜美，歌声也越发动人。妈妈当她是个大洋娃娃，把她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很显然，她有意识，只是停留在过去。特别是收音机，唤起了她孩童般的兴趣。她认出主播们是她年轻时在里奥阿查的朋友，因为阿拉卡塔卡老宅没有收音机。她对他们的某些评论或不满或批评，就各种话题与他们展开讨论，骂他们有语病，仿佛对方就站在床边。主播们不说再见，她就不换衣服。他们说再见时，她也会非常礼貌地对他们说：

        “先生，祝您晚安。”

        她自言自语，解开了许多有关失踪的物品、保守的秘密或禁忌话题的不解之谜：阿拉卡塔卡老宅失踪的水泵，是谁偷偷拿走藏在了她的箱子里；玛蒂尔德·萨尔莫纳的父亲究竟是谁，那可怜人的兄弟们认错了人，把他一枪崩了。

        见不到玛蒂娜·丰塞卡，我在苏克雷的假期也难挨，但她绝不可能跟我回家。我不敢相信要跟她分开两个月。她却不这么认为。相反，我刚提出这个问题，她就一如既往地成竹在胸。

        “我正想跟你谈这事儿。”她打开天窗说亮话，“咱们俩太黏糊了，你去别的地方读书，对你我都好。你会发现，咱们俩的故事只是一段过往。”

        我以为她在说笑。

        “我明天就走，三个月后回来找你。”

        她用探戈舞曲回答：

        “哈，哈，哈，哈！”

        我这才明白，说“是”，她多半会答应；说“不”，则没得商量。于是，我乖乖听话，泪流满面，决定如她所想，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换城市、换学校、换朋友，甚至换一种方式生活。我有一大把奖章壮胆，几乎不假思索、一本正经地对爸爸说，我不想回圣若瑟中学，也不想回巴兰基亚。

        “老天有眼！”他说，“我一直纳闷，你怎么会浪漫到愿意有一帮耶稣会老师。”

        妈妈当没听见：

        “不去巴兰基亚，那就去波哥大。”

        “哪儿都别去，”爸爸立即反驳，“咱们家没钱养公子哥。”

        奇怪！不念书曾是我的梦想，如今真要不念了，我反倒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据理力争，求助于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

        “有奖学金。”我说。

        “有很多，”爸爸说，“但只给有钱人。”

        他说得也对。倒不是因为有徇私现象，而是奖学金申请手续复杂，具体条件又没有很好地广而告之。政府实行中央集权，申请人必须去波哥大。波哥大在千里之外，去一趟要八天，花销基本等于一所好学校三个月的住宿费。再说，去了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妈妈火冒三丈：

        “钱匣子一旦打开，就别想合上。”

        花钱的地方多的是。路易斯·恩里克小我一岁，先后在本地两所学校报了名，都是没念几个月就辍学。玛尔戈特和阿依达在修女小学成绩挺好，打算去附近城市找个学费不贵的中学继续念。古斯塔沃、莉西亚、丽塔和海梅暂时还不着急，可一个追着一个疯长。这些弟弟妹妹都把我看成家里来去匆匆的过客。

        那年对我来说十分关键。每辆花车最大的看点是精挑细选的扮成王代表两区赛诗的美女。我是半个外乡人，可以保持中立，我也向来如此。可那年，扮成王后登大花车的是姐姐卡门·罗萨，孔戈维奥区的船长们请我给她写几首诗。我欣然应允，但我根本不了解游戏规则，出言不逊，惹出了乱子；没辙，只好再写两首诗和解：替孔戈维奥区的美女圆场，让苏丽雅区的美女息怒。事件轰动一时，人尽皆知。市民几乎没听说过的无名诗人成为当日英雄。我借此进入公众视野，和南北两区缔结友谊。之后，我忙不迭地写儿童剧、参加慈善义卖和慈善抽奖，甚至帮竞选市政官员的人撰写演讲稿。

        路易斯·恩里克弹吉他天赋异禀，后来果然成长为一名吉他手。他教我弹高音吉他，我们俩和菲拉戴尔佛·贝利利亚变成了小夜曲之王，最大的奖赏莫过于讨得姑娘欢心，她们快快地穿好衣服，打开家门，叫醒邻家女孩。而我们的狂欢继续，闹腾到吃早餐为止。那年，该组合又喜迎何塞·帕伦西亚的加盟，他爷爷家财万贯，一掷千金。何塞天生就是乐师，任何乐器，到手就弹。他有电影明星的派头，舞技超群，聪明绝顶，情场得意，让人又羡又妒，却恨不起来。

        我却是个舞盲，在罗伊塞乌姐妹家都没学会。罗伊塞乌六姐妹先天残疾，坐着轮椅，教舞蹈却是一流的。爸爸向来在意名气，如今对我另眼相看，互不了解的我们有了促膝长谈的机会。其实，回望过去，我和爸妈从阿拉卡塔卡到巴兰基亚、卡塔赫纳、辛塞、苏克雷，一起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三年。这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经历，有助于我深入了解他们。妈妈对我说：“你能和爸爸成为朋友，真好！”几天后，她在厨房煮咖啡，又对我说：

        “爸爸很为你骄傲。”

        第二天，妈妈蹑手蹑脚地把我叫醒，对我耳语道：“爸爸要给你一个惊喜。”果不其然，我下楼吃早餐，爸爸当着所有人的面，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收拾东西，去波哥大。”

        我第一反应是失望透顶，情愿留下来夜夜笙歌，但还是乖乖听话的好。波哥大气候冷，衣服不是问题。爸爸有一件黑色苏格兰羊毛外套和一件灯芯绒外套，两件腰围都小了，我们去找神奇裁缝佩德罗·莱昂·罗萨莱斯按我的尺寸改。妈妈还给我买了一位已故参议员的驼皮大衣。她在家给我量大小时，天生有眼力的妹妹莉西亚悄悄告诉我，参议员的魂灵夜里会穿着大衣在家中游荡。我没理她，但她的话真的应验了。我在波哥大穿上那件大衣照镜子，看见了那位已故参议员的脸。我去慈悲当铺，当了十个比索，再没去赎。

        家庭气氛好了许多，以至于临别时，我差点儿落泪。可计划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不容伤感。一月第二周，我先在马甘格自由自在地住了一晚，随后登上哥伦比亚航运公司的旗舰“大卫·阿朗戈号”。同舱旅友重两百二十磅，浑身无毛，盗用了“开膛手杰克”的名号，是小亚细亚飞刀马戏家族唯一的后代。我第一眼看到他，觉得他会在梦中把我掐死，后来发现他外强中干，是个心肠特别好的大娃娃。

        第一晚，官方安排了庆祝活动，乐队伴奏，晚餐丰盛。可我却逃到甲板上，最后一次欣赏——原以为会挥一挥衣袖，没有悲伤地遗忘——那个世界的灯火，痛哭了一场，直到天明。今天，我敢说，我想变回孩子的唯一理由是想重新享受那段旅程。之后，我念了四年中学加两年大学，那段路来回走了若干次，关于人生这门课，每次走这段路都比在学校学得多、学得好。雨季水量充足，从巴兰基亚到萨尔加港，逆水而上需要五天，再从萨尔加港坐一天火车到达波哥大。旱季，要是时间不赶，最有意思，旅程会长达三周。

        船名都很好记，过目不忘：“大西洋号”、“麦德林号”、“卡罗船长号”、“大卫·阿朗戈号”。船长们似乎来自康拉德笔下，说一不二，为人和善，胡吃海喝，独自在尊贵的船长室里无法入眠。轮船慢吞吞地行驶，旅途中惊喜不断。乘客们整日坐在甲板上，看着被人遗忘的村庄，看着张嘴静候昏头蝴蝶的短吻鳄，看着受船尾水波惊吓振翅飞翔的成群苍鹭，看着从内陆沼泽游来的鸭群和河口沙洲上边喂养幼崽边唱歌的海牛。在整个旅途中，人们清晨在长尾猴和小鹦鹉的喧哗中醒来，溺死的奶牛恶心的臭味常常熏得人睡不成午觉。奶牛在水里一动不动，肚子上站着一只孤零零的秃鹫。

        如今，在飞机上很难结识朋友。当年在轮船上，学生们就像一家人，每年都会约好一块儿走。有时，轮船能在沙滩上搁浅十五天，可谁也不担心，继续闹腾。船长出证明，盖上戒指章，晚到学校的话，以此为凭。

        从第一天起，我就注意到了一家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他整天在头等舱的甲板上拉着手风琴散步，仿佛半梦半醒，让我艳羡不已。自从我在阿拉卡塔卡七月二十日国庆活动中听过“好汉弗朗西斯科”演奏的手风琴曲，就一直缠着外公给我买手风琴。外婆横插一脚，一如既往地荒谬，说手风琴是底层人的乐器。大约三十年后，我在巴黎国际神经学专家研讨会上认出了当年轮船上那个帅气的手风琴师。时光留痕：他长出了波西米亚式的胡子，穿的衣服大了差不多两码。但我不会认错，他昔日的风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没有自报家门，而是直接发问：

        “手风琴师，您好吗？”

        他十分惊讶地回应道：

        “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赶紧道歉，说我认错人了，以为他是一九四四年一月上旬在“大卫·阿朗戈号”上拉手风琴的学生。他听了眼睛一亮，往事涌上心头。他是哥伦比亚人萨洛蒙·哈金姆，世界著名神经学专家。他弃艺从医，令人失望。

        我注意到的另一位乘客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年轻壮实，脸色红润，戴眼镜，早早脱发，但打理得精致，像是典型的公子哥。第一天，他就霸占了那把最舒服的沙发椅，往茶几上堆了好几摞新书，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读，直到被晚上的狂欢闹饮搅扰得无法专心为止。他穿花衬衫去餐厅，每天都不同款，一个人坐在角落，吃早饭、吃午饭、吃晚饭，边吃边读，似乎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我称他为“不知疲倦的读者”。

        我忍不住去偷窥他读的书。大多是艰深难懂的公法著作，他早上读这些，圈圈点点，在空白处留批注；下午凉快，他就读小说。其中一本让我愕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我曾在巴兰基亚的一家书店偷过，没偷成。我发疯似的想读，想跟他借，又不敢。有一天，他读的是《大摩尔纳》，之前我没听说过，但它很快就成为我最爱的经典之一。而我只带了几本我读过的但还没机会重读的书，比如，科洛玛神父的《赫罗明》、何塞·艾乌斯塔西奥·里维拉的、爱德蒙多·德亚米契斯的《寻母三千里》和外公送我的那本词典。“不知疲倦的读者”的书多得读不完。我想说但没说出口的是：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跟他换。

        我注意到的第三位乘客当然是同舱旅友“开膛手杰克”，他会在睡梦中说土语，叽里咕噜地能说好几个小时，很动听，我权当是清晨读书时的背景音乐。他不知道自己说梦话，也不知道那是哪种语言。小时候，他会用六种亚洲方言和马戏团走绳索的演员交流，母亲去世后他全忘光了，只剩下母语波兰语还记得。但我们能分辨出他说梦话时用的并不是波兰语。给杀气腾腾的飞刀上油、用粉红色舌头去舔刀刃的“开膛手杰克”是我最崇拜的人。

        他唯一的麻烦，是第一天去餐厅，跟服务生说，不给他四份饭菜的话，他会饿死在船上。水手长说，要另外付费，但可以打折。他说他坐过世界各地的船，无论坐哪艘，都有权不被活活饿死。官司一直打到了船长那儿，船长用典型的哥伦比亚人的方式，决定给他提供两份饭菜，并让服务生工作疏忽，失手再多给他两份。他还自力更生，用勺子去取食欲不振的同桌或邻桌的饭菜，说些俏皮话逗人开心。除非身临其境，否则难以置信。

        我无所事事，后来，在拉格洛里亚港上来了一群学生，他们晚上组织三重唱、四重唱，把博莱罗情歌唱成优美的小夜曲。我发现他们多出一把高音吉他，便自告奋勇地去弹，下午跟他们排练，一直唱到天亮，抒发胸臆，打发闲极无聊的时光，不唱歌的人无法想象唱歌多么让人愉快。

        皓月当空的一个夜晚，岸边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克利马科·孔德·阿维略是位了不起的船长，他下令用探照灯寻找声源：原来是树倒了，母海牛困在树枝里，脱不了身。水手们跳下水，把它拴在起锚绞盘上，设法帮它脱困。海牛是种让人心疼的奇妙生物，它们既像女人又像奶牛，身长近四米，皮肤柔软，呈青色，长着大乳房的躯干让人想到《圣经》里的母亲。“要是继续屠杀河里的动物，世界很快就会灭亡”这种言论，我也是第一次从孔德·阿维略船长那儿听来的。他禁止从船上开枪。

        “想杀人的回家去杀，”他叫道，“不准在我船上撒野！”

        十七年后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是个不幸的日子。朋友打电话到墨西哥，告诉我“大卫·阿朗戈号”在马甘格港起火，烧成了灰烬。我挂上电话，有种可怕的感觉：我的青春到此为止，思念之河的仅剩之物也随之逝去。今天，马格达莱纳河已死，河水腐臭，动物绝迹。历届政府反复提及的河流整治工作尚未开始：两岸亟须栽种六千万棵树，将占用沿海私有土地的九成面积，这意味着私人业主需要仅出于爱国，就放弃现有收入的九成。

        每次旅行都是重要的人生课堂，我们和沿途城镇的接触短暂而又难忘，许多人的命运和这些城镇的命运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一个有名的医学系学生作为一个婚礼舞会上的不速之客，未经允许，邀请最美的女人跳舞，被其夫开枪打死。另一个喝得酩酊大醉，在贝里奥港娶了他爱上的第一个姑娘为妻，生了九个孩子，婚姻美满，家庭幸福。我们在苏克雷的朋友何塞·帕伦西亚在特内里费鼓手大赛中赢了一头奶牛，就地出售，赚了五十比索。这在当年可不是小数目。在石油之都巴兰卡韦梅哈广阔的红灯区，我们意外发现安赫尔·卡西·帕伦西亚在一家妓院的乐队里唱歌。他是何塞·帕伦西亚的堂兄，一年前在苏克雷销声匿迹，音讯全无。乐队喧闹欢腾，直到天明。

        记忆中最不愉快的事发生在贝里奥港一家昏暗的小酒馆里。警察棍棒交加，把我们四名乘客拉出去，不解释，也不听解释，以强奸女学生的罪名逮捕了我们。到警局后，他们发现真凶已经毫发无伤地落网：是当地的几个小混混，和轮船无半点儿干系。

        轮船最后停靠在萨尔加港，乘客们凌晨五点下船。那儿海拔高，要穿暖和点儿。人们裹着黑呢外套加坎肩，戴着圆顶礼帽，胳膊上挂着大衣，和之前听着蛙鸣、闻着水臭——河里尽是动物尸体——的形象迥然不同。下船时，我吓了一跳。原来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在最后一刻说服我妈妈给我准备了特别土气的铺盖卷：一张龙舌兰纤维做的吊床、一床羊毛毯和一只应急便盆，所有这些都卷在一张茅席里，用吊床挂绳绑在一起，打了个十字结。乐手朋友们见身处文明社会的我还带着这么土气的铺盖卷，忍俊不禁。反应最强烈的一个为我所不敢为：直接把铺盖卷扔进了水里。那次旅行令我十分难忘，最后一幕便是铺盖卷顺着水流，从何处来，归何处去。

        从萨尔加港开出的火车最初四个小时顺着山脊往上爬，到最陡处，会向下滑增加向上的冲力，然后再试着上升，像条龙一样呼哧呼哧着。有时需要乘客下车，以减轻火车重量，爬过山头再上车。沿途的小镇冰冷凄凉，车站冷冷清清，只有一辈子都在那儿卖东西的人守在那儿，从车窗塞进煮好的又肥又黄的整鸡和可口的白色土豆。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感到寒冷，那种感觉很陌生，看不见摸不着。幸好黄昏时，视野突然开阔，绿色的草甸似大海般伸到天边，美极了。世界安静了，动得快起来了，车厢里的气氛也为之一变。

        我已经把“不知疲倦的读者”抛到九霄云外了，他却突然冒出来，急不可耐地坐到了我对面。简直不可思议。他喜欢我们晚上在船上唱的一首博莱罗，请我帮他写下来。我不仅写了，还教他唱。我惊讶地发现，他听力好，嗓子也好，单独唱第一遍的时候就既准又好。

        “那个女人听了一定会晕死过去！”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我这下明白他为何急不可耐了。自从在船上听我们唱了那曲博莱罗，他就觉得那是对女友最好的表白。三个月前，他的女友在波哥大送他离开；那天下午，她会到车站接他。那首博莱罗他听过两三遍，能唱几句，见我一个人坐火车，决定请我帮个忙。我也壮着胆子，专门提到——无关其他任何事——有本书很难找，居然在他的桌子上看到了。他着实很惊讶，问我：

        “哪一本？”

        “《双重人格》。”

        他开心地笑了。

        “我还没看完，”他说，“但这是我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之一。”

        他只说了这些，然后为那首博莱罗向我致谢，紧紧握手告别。

        火车减速，经过堆满生锈物件的棚屋，停靠在一个阴暗的码头时，天渐渐黑了。我赶在人群把我撞倒之前，提着箱子往外走。正要出站，有人大叫：

        “年轻人！年轻人！”

        我回头看，好几个年轻或不那么年轻、跟我一起跑的人也回头看。“不知疲倦的读者”从我身边走过，没停下，递给我一本书。

        “愿您喜欢！”他喊道，随后消失在人群中。

        是那本《双重人格》。我懵了，都没反应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我把书放进大衣口袋，顶着傍晚的寒风走出车站。我精疲力竭，把箱子放在站台上，坐在上面喘气。街上一个人也没有。站在海拔两千四百米的地方，寒风凛冽，呼吸困难，细雨裹着烟垢，只看得到冰冷阴森的街角。

        我冻得要命，等了至少半小时。应该有人来接我，爸爸给他的亲戚、我未来的监护人堂埃列塞尔·托雷斯·阿朗戈发了封加急电报。那时令我忧心的不是有没有人来接，而是身处异乡，举目无亲，坐在一只坟墓般的箱子上的恐惧。突然，一个男人下了出租车，他打着绸伞，穿着长及脚踝的驼皮大衣，很体面。尽管他对我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但我明白他就是我的监护人，可我不敢跟他打手势。他跑进车站，几分钟后，又绝望地跑出车站。他终于看见了我，指着我问：

        “你是加比托，对吗？”

        我真诚地回答：

        “差不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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