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波哥大是个偏远、阴郁的城市。细细的雨丝从十六世纪初就开始下，绵绵不绝。我注意到，街上有太多行色匆匆的男人，他们戴着硬礼帽、穿着黑呢大衣——抵达时，我也这副打扮。然而连一个妓女也看不到。和穿教士服的教士、戎装军人一样，她们也被商业中心昏暗的咖啡馆禁止入内。有轨电车和公共厕所里刷着凄惨的告示：“若你不怕上帝，你要担心梅毒！”

        高大的佩尔切隆良马拉着啤酒车，有轨电车转弯时火星四溅，雨中步行送葬的队伍阻断交通，这些都让我惊讶不已。最瘆人的是送葬队伍：高头大马插着黑色羽毛，披着天鹅绒，拉着豪华马车和那些大户人家的尸体，仿佛死亡乃其独创。我在出租车上瞥见一个女人静静地站在雪圣母教堂的门廊上。她是我在街上见到的第一个女人，身材苗条，气质优雅，如居丧王后，只可惜她戴着面纱，使得我的一半念想永无着落。

        我的精神崩溃了！房子虽宽敞舒适，却阴森恐怖。阴沉沉的花园里种着深色的玫瑰，寒气直往骨头里钻。这里住着爸爸的亲戚托雷斯·甘博亚一家，我原本认识，只是见他们披着毯子吃晚饭，总觉得陌生。印象最深的是我钻进被窝后吓得大叫，床又湿又冷。他们说这儿天气怪，刚开始不习惯，以后会慢慢习惯的。我默默地哭了好久，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到波哥大四天后，我顶着寒风、冒着细雨匆匆赶往教育部，情绪依然低落。国家奖学金开始申报了，队伍从三楼报名处蜿蜒而下，顺着楼梯，一直排到大门口。场面壮观，令人气馁。上午十点，雨霁。不算在门厅躲雨的，报名队伍已经从希梅内斯–德盖萨达大街排到了两个街区外。竞争如此激烈，我肯定没戏。

        中午刚过，有人在我肩膀上轻拍了两下，是轮船上那位“不知疲倦的读者”。他从队尾的人群中认出了我，我却很难认出他：他戴着圆顶礼帽，穿着剪裁讲究的黑衣，像是去参加葬礼。见到我，他也很困惑，问道：

        “你在这儿干吗？”

        我照实说。

        “太逗了！”他笑弯了腰，“跟我来！”他拉着我的胳膊，往教育部走。我这才知道，他是阿道弗·戈麦斯·塔玛拉博士，教育部国家奖学金办公室主任。

        这是我遇到的最匪夷所思的巧事，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事之一。戈麦斯·塔玛拉一副开玩笑的学生口吻，以最具创造力的博莱罗情歌歌手身份向助手们介绍我。他们请我喝咖啡，走绿色通道，直接报名，还不忘提醒我，说这不算违反规定，只是机缘巧合，人顺天意。他们通知我下周一在圣巴托罗梅中学参加统考，估计有好几千人报名，来自全国各地，争夺三百五十个奖学金名额。这将是一场漫长的硬仗，或许会是当头一棒，让我的希望幻灭。要等一个星期才能知道结果，包括被分到哪所中学。对我来说，这是个意想不到的重要消息，就是说，也许要去麦德林，也许要去比查达。他们跟我解释，说随机分配可以加强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办完手续，戈麦斯·塔玛拉和上回谢我教他那首博莱罗时一样，跟我紧紧握手。

        “机灵点儿！”他对我说，“就看你的了。”

        走出教育部大门，有个教士模样的小个子男人凑过来，说无须统考，名额保证，学校任选，开价五十比索。太贵了，我付不起；要是付得起，我会付的，免得上考场担惊受怕。几天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他是诈骗团伙头目，专门假扮成神职人员在官方机构从事不法交易。

        既然是随机分配，我悲观到连行李都没拆，考试前一天约了轮船上的乐手朋友们去乱七八糟的克鲁塞斯区一家乱七八糟的小酒馆，唱一首歌，换一杯奇恰酒，就是那种用发酵玉米制成的劣酒，讲究点儿的酒鬼会再加点儿火药。结果，我第二天考试迟到，头痛得厉害，晚上去了哪儿，谁送我回来的，全都不记得了。考官心肠好，放我进去。考场很大，坐得满满当当。扫了眼试卷，我就知道没救了。只是为了分散监考老师的注意力，我开始琢磨看上去没那么复杂的社科题，谁知突然灵感来袭，居然答得有模有样，还神奇地猜对了许多；数学没辙，我连送分的题都不会；美术做得既快又好，好歹松了口气。我的乐手朋友们后来说：“恐怕是奇恰酒助了你一臂之力。”不管怎样，我拼死考完后，决定修书一封，告诉爸妈，我有权也有理由不回家。

        一周后，我去取成绩单。上面恐怕有什么记号，女职员二话不说，带我去见主任。主任穿着衬衫，红色装饰性背带，心情愉快。他用专业眼光看了看我的成绩，想了想，又想了想，叹了口气。

        “除了数学，其他还行。”他自言自语，“好在美术五分，勉强过线。”

        他坐的是弹簧椅，往后一靠，问我想去哪所学校。

        我吃了一惊，毫不犹豫地回答：

        “波哥大的圣巴托罗梅中学。”

        他把手放在桌上的一大摞文件上。

        “这些都是重量级人物的推荐信，想让子女、亲戚、朋友在波哥大中学就读。”他意识到说漏嘴了，又补充道：“听我一句，锡帕基拉国立男子中学最适合你，从这儿坐火车，一小时就到。”

        我只知道那是座古城，有盐矿。戈麦斯·塔玛拉告诉我，自由派新近在实行教改，学校征用教会土地，拥有一批思想先进、出类拔萃的年轻教师。我觉得有必要跟他说清楚，于是提醒他：

        “我爸可是老顽固。”

        他笑了。

        “别太当真，”他说，“我说的自由派是广义的自由派。”

        一眨眼的工夫，他又变得一本正经，决定把我打发到那座建于十七世纪、如今被一帮无神论者改为国立男子中学的修道院，它位于一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城镇，在那里除了念书，别的什么也干不了。时移世易，古老的修道院岿然不动。石砌门廊上原本刻着一行字：“敬畏上帝，开启智慧”。一九三六年，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总统的自由派政府将教育国有化，把那行文字更换成哥伦比亚国徽。我提着死沉死沉的箱子，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在门厅稍事歇息，看到小小的庭院、殖民时期的石雕门拱、绿漆木质阳台、栏杆上的花盆里无精打采的花儿，心里凉了半截。宗教秩序无处不在，显然，三百多年来，女性的宽容之手从未抚摸过这片土地。在无法无天的加勒比地区野惯了，至关重要的四年青春居然要被关在这等“世外桃源”，这让我不寒而栗。

        我至今不敢相信，两层小楼，围着阴暗的中庭，外加最里头一栋随便搭建的石屋就能容下校长宿舍、校长办公室、行政秘书室、厨房、餐厅、图书馆、六间教室、物化实验室、仓库、盥洗室和集体宿舍。五十名学生勉为其难地前来就读，睡在宿舍里一排排的铁床上。他们大多来自穷乡僻壤，很少有从首府城市来的。好在这种流放状态让我因祸得福，迅速地对上帝赋予我的国家有了清晰的了解。我一到学校，十二个加勒比老乡就当我是自己人。不用说，我们和其他同学——本地的和外地的——有天壤之别。

        从第一晚自由活动时间起，在中庭各个角落扎堆的学生便是全国各地人群的缩影。各人待在自己的地盘上，就不会有冲突。第一时间和我交往的都来自加勒比海岸，我们有受之无愧的好名声：爱吵吵的人，群体团结的狂热信徒，舞会上的狂欢者。我是个例外。来自卡塔赫纳的伦巴高手安东尼奥·马丁内斯·谢拉利用晚间自由活动时间教我最时髦的舞步。偷情挚友里卡多·冈萨雷斯·里珀尔后来成为一位知名建筑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在小声哼歌、独自跳舞。

        闵乔·阿纳亚弹钢琴特别有天赋，后来在国家舞蹈乐团成为大师级人物。他在中学组建社团，想学乐器的人都能参加。他教我博莱罗和巴耶纳托小调第二声部的秘密。不过，他最了不起的成就是教会地道的波哥大人吉列尔莫·洛佩斯·格拉用加勒比方式敲打击木，也就是三、二，三、二。

        来自埃尔班科的温贝托·詹姆斯埋头苦读，无心跳舞，每个周末都留校学习。我相信他一定没见过足球，也没读过足球评论。结果，他在波哥大获得工程师学位后，进了《时代报》学当体育编辑，后来成了体育版主编，跻身于全国顶尖足球记者之列。不管怎么说，最怪的无疑是来自乔科省、皮肤黝黑的西尔维奥·卢纳，他先攻法学，后转医学，两个专业都毕业了，还要去念第三个专业，后来音讯全无。

        丹尼尔·罗索，总是表现出对人文科学和神学无所不知的样子，课上课下拼命炫耀。二战期间，我们都向他打听世界局势。关在学校只有小道消息，报纸杂志无法及时送到，收音机只能用来跳舞。帕戈西奥的消息来源谁也弄不清楚，在他口中的历史性战役里，盟军永远获胜。

        来自盖塔梅的塞尔希奥·卡斯特罗，恐怕是国立男子中学历年来的学生之冠，从入学起一直拿最高分。其秘诀和我在圣若瑟中学时玛蒂娜·丰塞卡给出的建议似乎不谋而合：无论老师讲课还是同学发言，字字听，字字记，整理在漂亮的笔记本上。也许正因如此，他无须花时间备考，周末别人一头扎进课本，他却一头扎进林林总总的冒险小说。

        课后跟我玩得最多的是地道的波哥大人阿尔瓦罗·鲁伊斯·托雷斯。晚上，我们绕着中庭正步走，顺便聊聊女人。还有海梅·布拉沃、温贝托·纪廉、阿尔瓦罗·比达尔·巴隆，我在学校跟他们走得很近，迈入社会后依然交往多年。阿尔瓦罗·路易斯周末回波哥大和家人团聚，再带回足够的香烟和艳事。同窗多年，沾染上香烟和女人这两种恶习，我的源头在他。近两年，是他贡献出最美好的回忆，唤醒了我的许多往事。

        我不知道被关在国立男子中学期间，所学究竟为何物。不过，和同学们相处的四年培养了我对国家的全局观：我们彼此迥异，各有所长，合起来，便是国家。如此感悟，让我永生难忘。也许，这就是教育部所言政府出资加强地区间流动的目的。人到中年，有次飞越大西洋，我应邀走进驾驶舱。机长开口，问我是哪里人。我一听就明白了：

        “您是索加莫索人。我跟您一样，也来自加勒比海岸。”

        机长的说话方式、表情、声音和我在国立男子中学四年级时的同桌马科·菲德尔·布里亚一模一样。正是这种突然闪现的直觉指引我在那个无法预知的社会的种种沼泽中前行，即使没有指南针，即使逆着风。也许，它也是我作家生涯中的万能钥匙。

        我像是在做梦。申请奖学金不为念书，只是为了没有其他牵绊，和家人保持良好关系，维持独立。只要一日三餐有着落，住在那个“难民营”里就比住在家里强。学校实行自我管理，比家里管得松。食堂像个自由市场，想吃什么，自由交换。钱在这里不管用。早餐的两个鸡蛋最吃香，换三餐里的任何一道菜都绰绰有余。以物易物，合法交易，无人干涉。甚至，在我的记忆中，住校四年，没有人出于任何原因打过架。

        老师们也在食堂用餐，另坐一桌，他们刚毕业不久，也都保留了互换饭菜的习惯。大部分老师要么单身，要么未带家眷。他们薪水微薄，只够吃饭，和我们一样对伙食怨声载道。有次形势危急，学生们差点儿拉拢了一位老师组织绝食。只有收到礼物或有外客来访时，厨房才会稍微换点儿花样，让老师和学生的伙食有所区别。四年级时，有次校医答应给我们找块牛心上解剖课用。第二天，他把血淋淋的新鲜牛心放进厨房的冰箱里。等我们为了上课去取时，牛心没了。后来才听说，因为实在找不到牛心，正好有个泥瓦匠不小心从四楼摔下来，死了，他无亲无故的，校医就取了他的心来充数，并告诉厨师那是牛心。厨师们信而不疑，那天就打算用牛心给老师们加菜，发现不够吃，还特地拌上鲜美的佐料。我觉得，师生之间这种融洽的关系和新实行的教改有关。当年的教改几乎没有历史地位，但对我们而言，至少简化了繁文缛节，缩小了年龄差距。不用系领带，师生同饮几杯或周末同去参加舞会，谁也不会大惊小怪。

        老师和学生打成一片，气氛才会这样融洽。数学老师学识渊博，但善于冷嘲热讽，学生进他的课堂等于赴刑场。他叫华金·希拉尔多·桑塔，是哥伦比亚第一个数学博士。只可惜虽然我非常努力，他也非常努力，但我永远听不懂他的课。那时人们总说，诗歌和数学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听多了就信了，还会以此为借口。几何还好，也许因为它和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是对算术，我除了恨还是恨。直到今天，心算时，我还得拆分数字，使之变得容易一点儿。尤其是七和九的加法口诀，我怎么也记不住。要是计算七加四，我得先用七减二，等于五，加四，最后再加二，等于十一！乘法永远算错，因为我根本记不住数字。代数源远流长，我倾尽全力，对老师又爱又怕，可就是徒劳无功。我每三个月挂科一次，然后重修两次，老师宽容善良，违规再让我多修一次，可我还是照挂不误。

        三位最敬业的老师都教语言。第一位是英语老师阿维利亚，地道的加勒比人，标准的牛津腔，对《韦氏词典》顶礼膜拜，倒背如流。接替他的是埃克托尔·菲格罗亚，一位很棒的年轻教师，酷爱博莱罗，课后会跟我们一起唱。我尽量在昏昏欲睡的课堂上和期末考试中好好表现，但我知道，我的好成绩不是得益于莎士比亚，而是多亏了里奥·马里尼和雨果·罗马尼。他们既营造出爱的天堂，又让许多人为爱而亡。四年级的法语老师安东尼奥·耶拉·阿尔班发现我中了侦探小说的毒。他的课和其他课一样无趣，但他教的街头俚语十年后帮了我大忙，让我没有饿死在巴黎街头。

        大部分老师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是来自圣胡安·德尔塞萨尔的精神病专家何塞·弗朗西斯科·索卡拉斯，他致力于用蕴含人文精神的理性主义替代一个世纪以来保守派政府推行的教会式教育。曼努埃尔·奎略·德尔里奥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正因如此才会仰慕林语堂，相信魂灵现身。在卡洛斯·胡利奥·卡尔德隆管理的图书馆里，的作者、他的同乡何塞·艾乌斯塔西奥·里维拉的作品独占鳌头，此外，还有古希腊文学、“石头与天空”拉美成员的作品和随处可见的浪漫主义作品。因此，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手不释卷的学生才既拜读了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和何塞·马里亚·巴尔加斯·维拉，又拜读了无产阶级革命著作。贡萨洛·奥坎波教社会科学，他房里有一大堆政治书籍，这些书在高年级教室里无伤大雅地传阅着。我永远也不明白为何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会出现在下午枯燥无味的政治经济学课上，而非作为美妙的人类探索史诗出现在文学课上。吉列尔莫·洛佩斯·格拉课后阅读的《反杜林论》也是恩格斯的著作，是他从贡萨洛·奥坎波老师那儿借的。我也想去借，读完跟他讨论，没想到老师不借，他说《反杜林论》固然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扛鼎之作，但它长篇大论，索然无味，未必是真正的传世之作。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碰撞使国立男子中学赢得了政治荼毒实验场的恶名。过了半辈子我才发现，这是一种自发性实验，弱者闻风而逃，强者接种各种教条主义疫苗。

        我和卡洛斯·胡利奥·卡尔德隆老师来往最为密切。他教低年级西班牙语、四年级世界文学、五年级西班牙文学和六年级哥伦比亚文学。考虑到他的兴趣爱好，他的专业显得有些奇怪，居然是会计学。出生在乌伊拉省首府城市内瓦的他，始终不厌其烦地表达他对何塞·艾乌斯塔西奥·里维拉的仰慕之情。同为哥伦比亚人，他倍感自豪。他学过医学外科，中途被迫辍学，倍感失意。然而，他对文学和艺术的热情不可阻挡。他是第一个把我的文稿批得体无完肤并提出针对性意见的老师。

        不管怎么说，师生相处得特别自然，课上如此，晚餐后在中庭的自由活动时间更是如此。这种方式和我们过去习惯的完全不同，营造了互相尊重、互相关心的良好氛围。

        图书馆进了一套弗洛伊德全集，畅游书海变得惊心动魄。我一点儿也看不懂那些带淫秽色彩的分析，但其临床案例，比如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却让人欲罢不能。卡尔德隆老师在西班牙语课上让我们写故事，自由命题。我写的是一个七岁的精神病女孩的故事，标题有些卖弄，一点儿也不像故事，叫“一例强迫性精神病”。老师当堂宣读，同桌奥雷利奥·普列托毫不客气地批评我，说我既无科学根基，也无文学根基，居然自大到去写这么变态的故事。我气坏了，毫不谦虚地辩解，说我只是借用弗洛伊德的临床病例来完成作业。好几个同学对我冷嘲热讽，老师怕我记恨，课后特地找我谈话，鼓励我在文学道路上继续前行。他说，读完那个故事能看出我对现代文学技巧一窍不通，但有文学创作的本能和欲望。他说我写得不错，至少有创新意识。他第一次跟我谈修辞学，传授了一些构思主题、遣词造句以求浑然天成的实用性技巧。最后，他鼓励我，无论如何要继续写，哪怕只为动动脑，活跃活跃思维。那是我在国立男子中学第一次与他促膝长谈，之后又利用课后闲暇与他长谈多次。那些长谈让我的作家生涯获益匪浅。

        那是一块理想的土壤。从就读于圣若瑟中学起，我就恶习缠身，逢书必读，课后读，课上基本也在读。十六岁时，我能一口气背出在圣若瑟中学学过的所有诗，拼写对不对，就难说了。我一读再读，无人指导，没有顺序，上课时间基本都在偷偷读。国立男子中学图书馆里的书我全读过，那儿的书都是别的图书馆不要的，很难描述：有官方出版的文集，老师们不感兴趣于是捐出来的书，以及一些不知从哪儿漂来、决定停泊在此的书。我忘不了米内尔瓦出版社的乡村文集，那是由堂丹尼尔·桑普·奥尔特加资助，由教育部分发至各个中小学的，共一百本，不论好坏，将迄今为止哥伦比亚人写的书一网打尽。我打算从第一本开始读，能读多少读多少。直到今天，依然让我感到战栗的是，中学最后两年，我几乎实现了这个目标。至于对今后的人生是否有益，我却不敢妄下定论。

        集体宿舍的清晨总是弥漫着近乎幸福的味道，除了“午夜”六点突然敲响的丧钟。钟声一响，只有两三个胆小鬼跳下床，率先冲进盥洗室，站在六根水管下，接受冰水的洗礼。其余的人对梦乡依依不舍，直到值班老师走进宿舍，挨个掀掉被子。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无隐私可言，叠衣服，擦鞋，站在没有花洒的水管下冲冷水澡，同时宣泄不满、讥笑他人、肆意爆料：谁和谁恋爱、谁和谁交易、谁和谁吵架，顺便说好吃饭时谁和谁换菜。早上经常议论的还有前一天晚上读过的书。

        吉列尔莫·格拉纳多斯的男高音在清晨响起，他会唱无数支探戈舞曲。里卡多·冈萨雷斯·里珀尔的床和我的床挨着，我们俩坐在床头，一边擦鞋，一边唱加勒比地区的瓜拉恰。萨瓦斯·卡拉瓦略老兄把浴巾挂在高高竖起的下体上，宛如初生般赤裸着身子在宿舍里走来走去。

        如果可以，周末，住校生大多会在午夜时分溜出去约会。没有夜班警卫，没有宿管老师，只有一名几周轮换一次的值班老师。门卫永远是亲爱的里维拉，他上班的时候其实一直在打瞌睡。他住在门厅，尽职尽责，只是到了晚上，我们能打开修道院粗制滥造的大门，轻轻掩上，去别处玩个通宵，天亮前再从冰冷的街上溜回来。亲爱的里维拉是真睡死了，还是心肠好，以他特有的骑士风度做我们的同谋，无人知晓。溜出去的人其实不多，死党们严守秘密。有人每周都溜；有人鼓起勇气难得溜一回，还吓得半死。就我们所知，从来没有人被发现。

        我在学校和他人相处，唯一的障碍和妈妈一样：做噩梦，像鬼一样吼叫，惊扰别人的好梦。睡在我周围的人早已见怪不怪，只怕在深夜的寂静中突然响起的第一声惨叫。睡在纸板墙隔出的小间里的值班老师，梦游般从宿舍这头走到那头，直到所有人安下神来。这些梦不仅无法控制，而且和我良心上的不安有着某种关联，因为有两回，我是在下流场所做了这样的梦。这些梦也无法破解，场景并不可怕，相反，是在正常地点，或和正常人享受快乐的片段时，突然，无辜的一瞥揭示出不祥的信息。所有噩梦中，最可怕的是一个和妈妈有关的梦：妈妈把自己的头抱在怀里，捉那些令她睡不安生的虱子和虱卵。我尖叫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向人求助：哪位行行好，快把我叫醒。在学校宿舍，一切都转瞬即逝：我刚叫一声，从周围床上就砸来许多枕头。我气喘吁吁地醒来，心怦怦直跳，不过还活着，便很高兴。

        国立男子中学里最美好的事情，是在卡洛斯·胡利奥·卡尔德隆老师的建议下，睡前大声朗读文学作品。有次，五年级学生第二天一早突击考试，事先要读马克·吐温的一个短篇。有些学生没读过，来不及了，老师便在纸板墙小间里将四页长的文章大声朗读一遍，让他们多少有点儿印象。大家兴致很高，从此渐渐养成了每晚睡前大声朗读文学作品的习惯。刚开始并不容易，因为有个特别正经的老师说，读什么需要经过审查，害得学生们差点儿造反。后来说好，读什么由高年级学生定。

        刚开始，我们的读书时间是半小时。值班老师在小间里读。小间在宿舍进门处，光线好。我们会听着听着，打起呼噜来，有的是真的，有的是装的，因为读的书真是没劲儿。后来，如果书有趣，就读一小时，老师和学生每周轮换。最美好的时光莫过于读诺斯特拉达姆士和《铁面人》，所有人都爱听。我至今无法理解，为何托马斯·曼的也会大受欢迎，居然要校长出面，才能阻止我们等汉斯·卡斯托尔普与克拉芙吉亚·肖夏接吻，或所有人紧张地坐在床上，不想错过纳夫塔与好友塞塔姆布里尼有关哲学话题的唇枪舌剑。那晚读了一个多小时，宿舍里掌声雷动。

        年轻时我遇上过一些谜一样的人，唯一一位跻身其中的老师是国立男子中学的校长。我刚进校门就遇见了他，他叫亚历杭德罗·拉莫斯，是一个严厉的独居男人，眼镜片厚得像酒瓶底，跟瞎子没什么两样，却能不怒而威，掷地有声。他早上七点从宿舍下来，守在食堂门口检查个人卫生，总是穿着色彩鲜艳、一尘不染的西装，领子浆洗过，领带活泼，皮鞋锃亮。我们在个人卫生上有任何瑕疵，他都会嘟囔一声，言下之意是命你回宿舍改正。其余时间他都在二楼办公室，再次出现，要等到第二天早上同一时间；要么，他会迈出办公室，走十二步，踏进六年级的教室。他每周只给六年级上三次数学课，学生们说他是数学天才，讲课风趣，广博的学识让人惊叹，要命的期末考试让人心悸。

        进学校没多久，我要为官方活动写篇开幕词。大部分老师表示认可，但都说这种事要校长最后拍板。校长室在二楼顶头，但我感觉遥远得像要步行绕地球一周。头天晚上我没睡好，我打上周日的领带，早餐基本没碰，磨磨蹭蹭地去敲校长室的门，敲到第三遍门才开。校长没打招呼，直接让我进去。幸好没打，打了我也不敢回。他不苟言笑，办公室整洁美观，威严大气。名贵木材做成的家具上铺着天鹅绒，靠墙的书架上摆满了精装皮面书，令人惊叹。校长不紧不慢地等着我恍过神来。之后，他指着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让我坐下，他也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

        怎么跟校长解释，我准备过，几乎相当于又写了一篇开幕词。校长默默地听，听一句，点点头，但不看我，只看着我手中瑟瑟发抖的纸。说到有趣处，我想博他一笑，却没成功。最糟糕的是，我缘何而来，他心中有数，但他还是让我把话说完了。

        等我说完，他从办公桌上伸手，要过那张纸，摘下眼镜，仔细读起来。他中间只停了两回，用钢笔改了两处错，又戴上眼镜，没抬头，语气生硬，吓得我的心怦怦直跳。

        “这里有两个问题。”他说，“您写道：‘和我们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睿智的西班牙人何塞·塞莱斯蒂诺·穆蒂斯十八世纪曾向全世界宣告——和睦相处，我们生活在国立男子中学天堂般的环境中。’需要指出的是，‘丰富的’一词没有字母h，‘天堂般的’一词不带重音符号。”

        我脸上有点儿挂不住。第一个问题我无话可说，但我对第二个持有异议。我气若游丝，斗胆反驳道：

        “对不起，校长先生，根据词典，paradisíaco的重音符号可加可不加，而我觉得倒数第三个音节加重音听起来更响亮。”

        校长脸上和我一样，也有点儿挂不住。他还是没看我，二话不说，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词典。我的心揪成一团，校长取的就是外公那版词典，不过他的品相簇新，闪闪发亮，也许还没用过。他一下子就翻到了那页，将那个词条一读再读，没抬头问我：

        “你读几年级？”

        “三年级。”我回答。

        他“砰”的一声合上词典，第一次抬头看我。

        “好样的！”他说，“再接再厉。”

        从那天起，同学们差点儿叫我英雄，他们戏称我为“跟校长说过话的加勒比人”。不过，那次见面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我又一次面对了自己糟糕的拼写。我一辈子都没能把拼写彻底弄明白。一位老师给了我致命一击，说西蒙·玻利瓦尔的拼写太烂，所以他不配当伟人；其他老师则安慰我，说拼写不好的人多的是。如今，我已经出版了十七本书，清样校对们依然十分客气地将我的拼写错误视为笔误。

        锡帕基拉的社交往往与个人的兴趣和性格相关联。西班牙人发现的正在形成的盐矿是周末出行的好去处，人们会带上烤牛腩和白色土豆，放进一大盆盐里。我们来自加勒比海岸的住校生们拥有受之无愧的嗓门大、没教养的名声，但我们会跟着流行音乐，挥洒自如地跳舞，也会坠入爱河，爱到死去活来。

        久而久之，我不再拘谨。二战结束的消息传来的那天，我们举着标语旗帜，喊着胜利的口号，欢欣鼓舞地走上街头。没有人演讲，我想都没想，走到社交俱乐部正对中心广场的阳台上，扯着嗓子，张口就来，不少人以为我在背诵讲稿。

        那是我生命的第一个七十年里唯一一次即兴演讲。最后，我将二战盟国四巨头挨个儿称颂了一遍，关于不久前刚刚去世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那句最能打动人心：“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如英雄熙德，死后也能打胜仗。”这句话在全城热传了好几天，被印在街头海报和商店橱窗里的罗斯福像上。就这样，我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取得成功，不是作为诗人或小说家，而是作为演说家，而且是政治演说家。从此，国立男子中学举办任何公开活动，都会安排我上台，但我事先都会准备好经过仔细推敲、反复修改的演讲稿。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的厚脸皮让我患上了舞台恐惧症。无论是出席盛大的婚礼，还是混迹于穿着套头斗篷和麻鞋的当地人出没的小酒馆，我都一言不发。我会去贝雷妮丝家，她美丽动人，毫无成见，幸运地没有嫁给我，因为她疯狂地爱上了另外一个人。萨丽塔令人难忘，她在电报所工作。爸妈没寄来生活费，我愁肠百结，发电报去问。电报费她让我分期付，还不止一次慷慨解囊，为我雪中送炭。然而，最难忘的不是爱情女神，而是诗歌女神塞西莉亚·冈萨雷斯·皮萨诺。她聪明、亲切，生在保守派家庭，拥有自由派灵魂，诗文满腹，记忆超群，和一位大户人家出身、从未出嫁的姨母住在学校大门对面一栋殖民时期的宅子里，那儿的花园里长满了天芥菜。起初，我们在诗歌比赛上有过短暂接触；后来，笑容可掬的她和我们结为挚友；再后来，她在我们的掩护下溜进了卡尔德隆老师的文学课堂。

        当年住在阿拉卡塔卡，我梦寐以求的生活是拉着手风琴四处游唱，那是最古老、最幸福的叙事方式。可如果妈妈为了生孩子放弃了弹钢琴，爸爸为了养活我们不再拉小提琴，那么长子首开先河，为音乐饿死街头，实在也有失公道。最终，我成了学校乐队里的歌手和高音吉他手，这足以证明我乐感不错，可以学更复杂的乐器，也能唱歌。

        学校里任何爱国活动或隆重场合都有我的身影，我都是冲着吉列尔莫·克维多·索诺萨老师去的。他是全城知名的作曲家、市乐队终身指挥、《虞美人》——路边像心一样红的花——的作者，这首歌是他年轻时的作品，曾是节日聚会上的保留曲目，是小夜曲之王。周日弥撒过后，我总是率先穿过公园，去听他的音乐会，《贼鹊序曲》开场，选自《游吟诗人》的《铁砧合唱》压轴。那些年，让我梦寐以求的就是过他那样的生活；我没敢说，他也从不知情。

        学校招募去上音乐鉴赏课的志愿者，最先举手的是吉列尔莫·洛佩斯·格拉和我。每周六上午上课，由“波哥大之声”首档古典音乐节目主编安德烈斯·帕尔多·托瓦尔老师授课，餐厅改成临时教室，学生坐了不到四分之一的座位。老师口才过人，顿时吸引了我们。他衣冠楚楚，西装坎肩，声音婉转悦耳，手势不紧不慢，操作摇柄留声机——今天会因其古旧而引人注意——技艺精湛，并像海豹驯兽员一般爱意绵绵。他猜测——一针见血——我们刚刚接触古典乐，于是从圣·桑的《动物狂欢节》讲起，旁征博引，描述各种动物的天性和特征；接下来——理所应当——是普罗科菲耶夫的《彼得和狼》。周六的音乐盛宴也有坏处，它反复灌输给我一种难以启齿的感觉：大师的作品中隐藏着秘密的邪恶，多年以后，我才不再用好坏二字简单地区分音乐。

        第二年，校长教我们四年级几何，我才跟他又有了接触的机会。开学第一周，星期二上午十点，他走进教室，含含糊糊地说了声“早上好”，没看任何人，先将黑板擦得一尘不染，这才转过身来，面对学生，不点名，直接问阿尔瓦罗·鲁伊斯·托雷斯：

        “什么是点？”

        阿尔瓦罗还没来得及回答，社会科学老师直接推门，对校长说：教育部来电，有急事。校长赶紧去接电话，从此一去不回：教育部来电，说他终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在国立男子中学任职五年，兢兢业业，该去颐养天年了。

        新校长是诗人卡洛斯·马丁。巴兰基亚的塞萨尔·德尔巴列带我发现了“石头与天空”，而卡洛斯·马丁正是那群杰出诗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三十岁，出版了三本书。我读过他写的诗，之前还在波哥大书店见过他一面，只是跟他说不上话，当时手上没书，也要不成签名。星期一，他没打招呼，突然在午间自由活动时出现。我们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他穿着英式条纹西装，高高的额头，蓄着精心打理的一字胡，不像诗人，更像律师。待人温和却总是有些疏远的他步幅均匀，走向离他最近的人群，向我们伸出手，说：

        “你们好，我是卡洛斯·马丁。”

        那段日子，我对爱德华多·卡兰萨刊登在《时代报》文学版和杂志上的抒情散文十分着迷。我觉得这种文学体裁受到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小银和我》的启发，在希望粉碎吉列尔莫·巴伦西亚神话的年轻诗人中十分流行。诗人豪尔赫·罗哈斯继承了一小笔遗产，他以个人名义捐出，印了几本新颖的小册子，激起了同时代诗人强烈的兴趣，将一批知名的优秀诗人团结在一起。

        学校内部的各种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前校长神龙见首不见尾，新校长虽然与学生保持适当距离，但触手可及。他不再每天检查个人卫生，并废除了许多繁文缛节，有时还会在晚间自由活动时间跟学生聊天。

        这种新风格很对我的路子。也许卡尔德隆老师跟新校长提过我，他刚来没多久，一天晚上，试探性地问我对诗歌的看法，我一下子把心里话全说了。他问我是否读过堂阿方索·雷耶斯的《文学经验》，许多人评论过这本书。我说没有，他第二天带给我。我把书放在课桌底下，迫不及待地连读三节课，读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在足球场上利用自由活动时间读完了。我很高兴一位如此知名的杂文家竟会像研究加尔西拉索的诗文那样研究阿古斯丁·拉腊的歌曲，理由很堂皇：“阿古斯丁·拉腊脍炙人口的歌曲并非流行歌曲。”对我而言，这就好比找到了散落在日常生活中的诗句。

        马丁舍弃豪华的校长室，将办公室设在中庭，门户大开，这样一来，晚饭后我们聊天，他就在一旁。为长久计，他和妻儿住在位于中心广场一角的一栋修缮完好的殖民时期的大宅里，书房以书为壁，那些年追逐新文学的读者梦寐以求的书他那儿都有。波哥大的朋友，尤其是“石头与天空”同仁周末会来看他。某周日，我和吉列尔莫·洛佩斯·格拉临时有事去他家，两位文学巨匠爱德华多·卡兰萨和豪尔赫·罗哈斯也在。校长不希望谈话被打断，赶紧招呼我们坐下。我们听了半小时，不明所以，因为他们在谈论保罗·瓦勒里的一本书，我们听都没听说过。我在波哥大的书店和咖啡馆见过卡兰萨，还不止一次。就算没见过，他说话行云流水，穿着随意，一看就是诗人。相反，豪尔赫·罗哈斯西装革履，一本正经，要不是卡兰萨直呼其名，单凭外表，还真认不出。我渴盼听到三位重量级人物谈论诗歌，但没听成。最后，校长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对客人们说：

        “这是位了不起的诗人。”

        显然，他说的是客气话，却羞得我无地自容。卡洛斯·马丁执意让我们跟两位大诗人合个影，半个世纪后，我才在马丁家看到照片，他已经退休了，在加泰罗尼亚海岸颐养天年。

        一股改革的春风吹进了国立男子中学。收音机过去只供学生之间跳舞用，卡洛斯·马丁把它变成社会宣传工具，自由活动时间，我们第一次聚在中庭收听并讨论晚间新闻。他还办诗社、办报纸，加强文化活动。我们列出有明确文学爱好的学生名单，共十三人。“十三诗社”应运而生，机缘巧合的是，这个名字也是对迷信的一种挑战。成立诗社是学生们自己的主意，原打算每周一次，畅谈文学；后来变成校内校外，有空就聚。各人带习作去念，互相批评指正。这么做，我有点儿怕，写了十四行诗带去念，署的却是笔名哈维尔·加尔塞斯，不为显摆，只想藏拙。那些习作只是技巧性练习，无灵感和追求可言，并非发自内心，没有文学价值。我先模仿克维多、洛佩·德维加，以及加西亚·洛尔卡。洛尔卡的八音节诗浑然天成，一经起头，便如泉水般汩汩而出。我越模仿越带劲，甚至想把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的四十首十四行诗挨个戏仿一遍，此外还帮住校生给周日会面的女友写情诗。其中一位悄悄给我念过，说是追求者写的，她很感动。

        卡洛斯·马丁把学校二楼的小储藏室分给我们用，安全起见，窗户是钉死的。我们当中大约有五个人会给自己布置下一次会面的作业。他们后来都没当作家，不过，当时的初衷也并非为此，而是为了测试每个人的潜力。我们把习作带去互相讨论，争得面红耳赤，像在评论足球。一天，里卡多·冈萨雷斯·里珀尔争到一半，夺门而出，撞见校长正贴在门上偷听。他好奇很正常：我们会把空闲时间献给文学，这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三月底传来消息：老校长堂亚历杭德罗·拉莫斯在波哥大国家公园里对准脑袋，开枪自尽。没有人愿意把这归因于他那孤僻、或许还有些抑郁的性格，至于他为何选择在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将军的雕像后自杀，谁也想不出一个合理的动机；乌里韦将军是自由派政治家，参加过四次内战，是在国会大厦门前被两名狂热分子用斧头砍死的。国立男子中学派出代表，由新校长带队，出席了老校长的葬礼。他会留在所有人的记忆中，跟他告别，也是跟一个时代告别。

        住校生们对国内政治兴趣索然。我在外公外婆家听过无数次，“千日战争”后，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唯一区别是：自由党不想让人看见，因此去望五点钟的弥撒；保守党为了让人看见，因此去望八点钟的弥撒。然而，两党的真正区别于三十年后，保守党下台，头几任自由党总统打开国门、拥抱世界时才得以呈现。保守党因专制集权、体制生锈而被击败，在意大利墨索里尼遥远的“光芒”和西班牙佛朗哥将军的黑暗阴影下整顿秩序，自我清理。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总统的首届政府由年轻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希望创造条件，打造新式自由主义，殊不知却走入了历史宿命，将我们一分为二，如同世界一分为二。这种状况躲也躲不掉。从老师借给我们的书上，我读到过一句话，是列宁讲的：“你不找政治，政治也会找你。”

        然而，经过长达四十六年的保守党霸权统治，和平开始变得可能。三位总统年轻有为，思想现代，打开自由主义视角，驱散历史迷雾。个中翘楚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敢于冒险，锐意革新，一九四二年再次当选。权力轮转，有条不紊。因此，我在国立男子中学的第一年，对欧战新闻时刻关注，对国家大事却置若罔闻。我们没有看报的习惯，特殊情况下，学校才有报纸。那时候也没有便携式收音机，学校唯一一台老式收音机在教师办公室，晚上七点音量会开到最大，用来跳舞。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一场最血腥、最无常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

        政治突然闯进校园。我们分成保守派和自由派，也第一次弄清了每个人所属阵营。学校内部出现了党派之争，开始很温和，有点儿学院风范，后来和国家一起蜕化变质，校园里不知不觉也有些剑拔弩张。无疑，校长带了个好头，麾下教师在意识形态上从不遮遮掩掩。校长没有公然参与斗争，但他至少允许用教师办公室的收音机收听晚间新闻。此后，政治新闻压倒舞曲。据说，校长室里挂着一张列宁像，不然就是马克思像。

        气氛怪异，学校里唯一一次差点儿发生暴动。宿舍里，鞋与枕头齐飞，让人看不了书，睡不好觉。不知事出何因，只记得——好几位同学也记得——和当晚的朗读书目罗慕洛·加列戈斯的《直言不讳者》当中的某个章节有关，导火线可谓匪夷所思。

        校长接到紧急通知，火速赶来。宿舍里鸦雀无声，他从这头踱到那头，来来回回好几遍，突然命令我们——有悖其个性——穿睡衣、趿拖鞋，在冰冷的中庭列队站好，听他发表喀提林首尾呼应的演说，然后，我们秩序井然地回去睡觉。那是我在国立男子中学求学期间遇到的唯一一次意外事件。

        那年，马里奥·康维斯上六年级，一直鼓动我们办一份与别校传统风格迥异的报纸。他先联系了几个同学，我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想法可行，于是兴高采烈地答应做主编，却不知道主编该做些什么。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报纸处于最后的筹备阶段。那天，洛佩斯·普马雷霍总统南巡，被武装部队高级军官扣押。前因后果由总统本人细细道来，无意中给调查人员提供了十分详尽的资料。他说直到释放那一刻，他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太贴近真实生活的真相了，于是“帕斯托政变”成了哥伦比亚历史上的诸多闹剧之一。

        首席代总统阿尔贝托·耶拉斯·卡马戈通过国家电台发表了长达几小时的讲话，用完美的嗓音和措辞将昏昏欲睡的国家撑到了洛佩斯总统获释。国家秩序得以恢复，但绝对戒严和出版审查还在进行。世事难料。保守党自一八一九年哥伦比亚脱离西班牙获得独立起当政，直到此时仍无任何自由化迹象。而自由党拥有一批年轻有为、梦想当政的知识分子精英，其中的豪尔赫·埃利塞尔·盖坦最激进，最有望成功。他是我儿时的英雄之一，自记事起，我就似懂非懂地听说过他在香蕉种植园区开展反压迫运动，外婆十分崇拜他。但我觉得，他当时那些与共产主义者不谋而合的思想令外婆担心。一次，他在锡帕基拉广场阳台发表振聋发聩的演讲，我就站在他身后，对他蜜瓜似的脑袋、又硬又直的头发和纯种印第安人的肤色印象深刻。他声音洪亮，带波哥大流浪汉口音——也许出于政治考虑，有所夸大。他和其他人不一样，演讲中不提保守党和自由党，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只提穷人和寡头，每句话里都有“寡头”一词，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赶紧去查词典。

        盖坦是卓越的律师，曾在罗马求学，是伟大的刑法学家意大利人恩里克·费力的高足。他在那儿学过墨索里尼演讲术，把讲台当舞台。党内对手加夫列尔·图尔瓦伊是一位学识渊博、风度翩翩的医生，戴着精巧的金丝眼镜，有电影明星的派头。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共产党大会上，盖坦即兴演讲，语惊四座，让他的中产阶级党内同僚深感不安，但他并不认为他在言行上背叛了自己的自由派教育或贵族志向。从一九三六年起，他在罗马以哥伦比亚大使的身份与苏联取得联系，与其外交界来往密切。七年后，他又前往华盛顿，任哥伦比亚驻美大使。

        盖坦和苏联驻波哥大使馆关系良好，一些哥伦比亚共产党领袖和他本来就是朋友。那些天，人们总说自由党和共产党可以在大选中结盟，可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身为哥伦比亚驻华盛顿大使，国内一直谣传他和好莱坞巨星——也许是琼·克劳馥或波莱特·戈达德——秘密交往，但他也从未宣布放弃做一个绝不堕落的单身主义者的誓言。

        盖坦和图尔瓦伊的选民相加，覆盖了自由派多数，足以在党内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可惜选民彼此分裂，各凭一方，无法战胜团结、武装的保守派。

        我们的《文学报》就诞生于这种时局不利的大环境下。第一期共八版，版面比大报小一半，排版精美，印刷精良，其专业程度，连我们都吃惊。卡洛斯·马丁和卡洛斯·胡利奥·卡尔德隆最为激动，利用自由活动时间评论了几篇文章。最有分量的那篇是校长应我们要求撰写的，他在文章中号召我们必须勇敢地、有意识地与国家利益的出卖者、只想高升的政客以及利欲熏心、阻碍国家自由前进的人做斗争。文章登在头版，配大幅照片。还有康维斯的一篇有关西班牙语世界的文章和哈维尔·加尔塞斯的一篇抒情散文。康维斯说，他在波哥大的朋友们很感兴趣，正在考虑能否申请资金，提高报纸发行量，实现校际间的交流。

        由于“帕斯托政变”，第一期报纸没能发行。政变发生当天，政府宣布公共秩序崩溃，锡帕基拉市市长带领一支荷枪实弹的军队闯进国立男子中学，将待发行的报纸全部没收。那是一次适于拍成电影的突袭，据说是有人以报纸内容反动为由检举揭发。同一天，共和国政府新闻办也下发通知，称报纸未经新闻审查，属私自印刷，当即撤销了卡洛斯·马丁的校长职务。

        在我们眼里，这是个荒唐的决定，是对我们的侮辱，却也是对我们的重视。报纸在朋友间分发了不到两百份。当局称，戒严期间，新闻审查必不可少；我们的出版许可被取消，等候指示。而新指示永远也等不到。

        五十多年过去，卡洛斯·马丁才向我披露了当年那起荒唐事件的内幕。没收报纸那天，先任命他后又罢免他的教育部长安东尼奥·罗查请他去自己在波哥大的办公室。部长手中的《文学报》一片红，全是被红色铅笔划出来的“反动言论”，他写的社论、马里奥·康维斯的文章都惨遭不幸，连名家诗作也被怀疑是用密码写成的。“就算是《圣经》，被这么不怀好意地划一遍，也会表达出与其真正含义背道而驰的意思。”卡洛斯·马丁拍案而起，勃然大怒，部长威胁他，说要报警。他被任命为杂志的主编，对他那样的知识分子而言，相当于连升三级，但他一辈子都感觉自己被右派陷害了。他在波哥大一家咖啡馆遇袭，差点儿举枪反击。后来，新部长任命他为司法处首席律师，他干得十分出色，退休后在塔拉戈纳与书为伴，怀念过往，安稳度日。

        在卡洛斯·马丁被撤职的同时——当然，和他没有丝毫关系——国立男子中学、家家户户、各个酒馆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说法：一九三二年的“哥秘战争”不过是自由党政府在保守党的极力反攻下，为了继续掌权而编出的谎言。该说法甚至被油印成传单大肆宣扬，声称战争起因并无半点政治元素：当时，秘鲁少尉率小分队越过亚马孙河边界，在哥伦比亚沿岸劫持了莱蒂西亚市市长的地下情人，一个令人心神荡漾的黑白混血女人，名叫皮拉。市长发现后，也率领一群荷枪实弹的手下越过边界，在秘鲁沿岸救回情人。秘鲁独裁者路易斯·桑切斯·塞罗将军一手遮天，借此入侵哥伦比亚，挑起边界之争，企图蚕食更多领土。

        奥拉亚·埃雷拉在保守党——专制统治了半个世纪后败下阵来——的威逼下，宣布国家进入战时状态，进行全国总动员，清除军队异己，安插可靠人士，发兵夺回被秘鲁蚕食的领土。举国上下响起“哥伦比亚万岁！打倒秘鲁！”的口号，让儿时的我们热血沸腾。战争爆发期间，有谣言说哥伦比亚–德国空运公司的民用飞机经过改装，配上弹药，被征为军用；其中一架飞机弹药用光了，在秘鲁盖皮村圣周游行时投下了一堆椰子。埃雷拉总统希望大作家胡安·洛萨诺–洛萨诺能用生花妙笔，在尔虞我诈的战争中随时向他汇报真实的战事进程，然而，不靠谱的说法还是流传了很久。

        路易斯·米格尔·桑切斯·塞罗将军将战争视为巩固铁腕政权的天赐良机，奥拉亚·埃雷拉任命身在巴黎的保守派将军阿尔弗雷多·巴斯克斯·科沃为总司令。将军乘炮舰横渡大西洋，驶入亚马孙河口，抵达莱蒂西亚时，双方外交官已经开始和谈。

        尽管与帕斯托政变或《文学报》事件无关，卡洛斯·马丁的校长职位还是由科班出身的教育家、知名物理学家奥斯卡·埃斯皮蒂亚·布兰德接任。校长的撤换在学校引发了各种猜测。我只跟新校长打了一声招呼，就对他持保留态度。他吃惊地看着我诗人般的长发和乱糟糟的胡子。他看上去很凶，表情严肃，说话时盯着人的眼睛。听说他要教我们有机化学，我吓坏了。

        那年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在电影院。电影看到一半时，大喇叭里突然传出惊慌失措的声音，说国立男子中学死了一名学生。我震惊不已，至今无法记起当时看的是什么电影，却永远记得克劳黛·考尔白站在桥上，正要往湍急的河水里跳那令人揪心的一幕。死者十七岁，读二年级，刚从距厄瓜多尔很近的偏远城市帕斯托前来就学。体育老师教训懒学生，罚他们周末跑步，他一口气没喘上来，死了。这是我中学阶段唯一正常或非正常死亡的同学，让国立男子中学乃至全城大为震惊。同学们推选我在葬礼上致告别辞。当晚，我去见新校长，给他看发言稿。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我浑身打战，和死去校长的唯一一次会面仿佛又神奇地上演了。埃斯皮蒂亚老师哀伤地看完稿子，点点头，没做评论。我起身准备离开，他又让我坐下，说读过我写的在同学间传阅的诗文，有些完全可以发表在文学增刊上。我正打算克服我那不可救药的羞怯，壮着胆子回答，他不容置疑地进入正题。他建议我把诗人般的长发剪短，说正经人留长发不合适，还让我把胡子修齐，别再穿那些过于喜庆、又是花又是鸟的衬衫。我没想到他会说这些话，幸亏我因为紧张，没有反唇相讥。他也注意到这点，改为好言相劝，说担心我作为诗人名声在外，言行举止会带坏学弟们。没想到他对我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对我的诗人天赋评价甚高。走出办公室后，我决定乖乖就范，先改变形象，再出席隆重的葬礼。所以，当应死者家属的要求取消葬礼献辞时，我很失落。

        结局十分诡异。玻璃棺材停放在学校图书馆里，有人发现玻璃上有水汽。阿尔瓦罗·鲁伊斯·托雷斯在死者家属的要求下开棺，发现里面的确湿了。密封匣怎么会进水汽？他试着找原因，用指尖轻按死者胸部，尸体发出令人心碎的叹息。家属慌了神，以为人还活着。医生解释说他死于呼吸障碍，肺里滞留了空气，一压就全出来了。诊断很简单，也许正因为简单，还是有人担心他被活埋。于是，我提心吊胆地回家过四年级假期，企盼爸妈心软，别再让我回学校上学。

        绵绵细雨中，我在苏克雷下船。河堤和我记忆中的不太一样；广场比记忆中的小，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修剪过的巴旦杏树下，教堂和花圃孤独无依。街上装饰着彩色花环，圣诞节快到了，却不像过去那样让我激动。码头上只有寥寥几个人打伞等候，我谁也认不出来，直到经过其中一个时，他用独特的音调对我说：

        “你这是怎么了？”

        是爸爸。他消瘦、憔悴，穿的不是年轻时老远就能被认出的白色斜纹西装，而是家常裤子和热带风格的短袖衬衫，戴着顶奇怪的工头帽。弟弟古斯塔沃陪在他身旁，九岁的他蹿个子了，我都没认出来。

        幸好，家里保持着穷人家的进取精神，我们早早吃完晚饭——用心的准备似乎是在特意提醒我那是我的家，我唯一的家。饭桌上的好消息是妹妹莉西亚的彩票中了奖。据她本人说，事情是这样的：妈妈做了个梦，梦见阿拉卡塔卡老宅里进了贼，被爸爸撞到，他朝天开枪，想吓跑贼。吃早饭时，妈妈说了这个梦——家里有这个习惯——提议去买尾数是七的彩票，因为该数字正是外公的左轮手枪的形状。妈妈借钱去买彩票，打算用奖金还，结果没中。十一岁的莉西亚跟爸爸借钱，先花三十生太伏还了没中的彩票钱，又花三十生太伏在接下来的一周继续买0207这组奇怪的数字。

        弟弟路易斯·思里克想吓唬她，把彩票藏了起来。之后的周一，当他听见莉西亚发疯似的跑回家，嚷嚷着说彩票中了的时候，自己倒吓了个半死。他淘气时太着急，忘了把彩票藏哪儿了，害得全家翻箱倒柜，从客厅到厕所翻了个底朝天。然而，最神秘的是中奖金额：七百七十比索。

        坏消息是爸妈终于圆梦，把路易斯·恩里克送进了麦德林的封迪杜埃里奥教养院。他们以为那是一所面向不听话孩子的学校，殊不知，那是一座管教高危少年犯的监狱。

        最后拍板的是爸爸。他让路易斯·恩里克去帮药店收账，结果捣蛋儿子没把收来的八比索上交，而是拿去买了一把上等的高音吉他，他已能弹得行云流水，出神入化。爸爸在家里发现吉他后，什么也没说，继续催他去收账，而他总说女店主没钱付账。过了差不多两个月，路易斯·恩里克听见爸爸在自弹自唱：“瞧我，在弹用八比索买来的高音吉他。”

        爸爸如何知情，为何对儿子的混账行为佯装不知，我们无从知晓。可路易斯·恩里克不敢回家，直到妈妈劝爸爸消了气。那时，我们才头一次听爸爸威胁他，说要送他去麦德林的教养院，但谁也没当真。他也说过要把我送进奥卡尼亚神学院，不是为了惩罚，只是觉得家里出个神父会很光荣；盘算许久的想法可能一眨眼就被他忘了。然而，高音吉他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进教养院要由少年法庭的法官做出判决，方能生效。爸爸找人跳过这些程序，还弄到一封麦德林大主教加西亚·贝尼特斯阁下的推荐信。路易斯·恩里克再次表现出他乐观向上的一面，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像是去参加派对。

        没有了路易斯·思里克的假期不同从前。他可以非常专业地和菲拉戴尔佛·贝利利亚——一流的裁缝、一流的吉他手——合奏，当然，和巴尔德斯大师也是一样，轻巧自如。当我们从富人家撩人的舞会出来，会碰上好几群躲在公园暗处偷偷拉客的“小鸟”。某次，有个不相干的女人经过那儿，我不知情，让她跟我走。她说不行，丈夫在家。可过了两晚，她又通知我，说她丈夫每周有三天不在家，街门不锁，我可以直接推门进去。

        我记得她的名字和姓氏，但我更愿意像当年那样，叫她“女巫”。她到圣诞节年满二十，埃塞俄比亚人身材，可可色皮肤。她在床上劲头十足，高潮迭起，情欲如滔滔江水，远非常人所能及。从第一次开始，我们就欲火焚身，如痴如醉。她丈夫像胡安·布莱瓦，身材伟岸，声音娇嫩，身为一名军士，曾在南方维持治安，因为滥杀自由派人士只为练枪而恶名在外。她家中用纸板墙隔开，前门对街，后门对墓地。左邻右舍抱怨她叫得像条幸福的母狗，搅得死者不得安宁。不过，她叫得越欢，死者听着应该越感幸福才是。

        第一个礼拜，我不得不在凌晨四点夺门而逃，因为算错了日子，军士随时有可能推门进来。我在墓地的鬼火和犬吠声中溜出后门，过第二座桥时，迎面走来一个大块头，擦肩而过时我才认出，那人就是军士。要是再磨蹭五分钟，一定会被他堵在家里。

        “早上好，白人。”他亲切地跟我打招呼。

        我回答得很没底气：

        “愿上帝保佑您，军士。”

        他停下来，跟我借火。我凑得很近，给他点火，免得早晨的风把火吹灭。他点着烟，往后退去，愉快地对我说：

        “你身上有股骚味儿，这味儿你受不起。”

        我怕，但没怕多久。接下来那个周三，我睡过了，睁开眼时，发现被戴了绿帽子的对手正站在床边，默默地看着我。我吓得魂灵出窍，差点儿背过气去。“女巫”光着身子，正想开口，被她丈夫用枪筒拨到了一边。

        “你别掺和，”他说，“抢女人的事得用枪子解决。”

        他把左轮手枪放在桌上，开了瓶甘蔗酒，放在旁边。我们俩面对面坐下，只喝酒，不说话。他想怎么样，我不清楚。他要是真想杀我，用不着绕这么大的圈子。没过一会儿，“女巫”裹着床单，神气活现地进来。他用枪指着她说：

        “这是爷们儿之间的事儿。”

        她跳到隔墙后，躲了起来。

        大雨如注时，我们喝完了第一瓶酒。他又开了一瓶，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冷冷地盯着我，把扳机扣到底，咔嗒一声。他的手不受控制，抖得像筛子。他把枪递给我，说：

        “该你了。”

        这是我第一次摸枪。枪居然这么重、这么烫，让我无所适从，冷汗直冒，肚子里翻江倒海，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我不想扣扳机，把枪还给了他，压根没意识到，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怎么，吓得屁滚尿流了？”他轻蔑而开心地问，“来之前就该想到这一出。”

        我想回他：爷们儿也得撒尿放屁，可我发现，自己没胆量开这种会丢了小命的玩笑。这时，他打开枪膛，取出仅有的那颗子弹，往桌上一扔：是颗空弹！我没有长舒一口气，而是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

        不到四点，雨势变小。由于紧张的对峙，我们两个都精疲力竭。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他让我把衣服穿上。我庄重地遵从。他又坐下，这时我才发现，哭的人居然是他。他一点儿也不害臊，哭得稀里哗啦，像是在显摆他泪腺发达。后来，他用手背擦干眼泪，捏着鼻子甩掉鼻涕，站起身来。

        “知道为什么你能活着走出这扇大门吗？”他先问我，又自问自答，“因为只有你父亲治好了我的淋病。三年了，别人都没办法。”

        他在我背上狠狠地拍了一下，把我推出门去。雨还在下，街上溪流成河，我只好蹚着齐膝的水往前走，惊讶地发现我还活着。

        妈妈不知从哪儿听说了这件事，之后一直唠叨，劝我晚上别出门。与此同时，她拿对付爸爸的办法来对付我，想方设法让我分心，但成效甚微。她寻找我在外脱过衣服的痕迹，闻出子虚乌有的香水味，在我出门前准备丰盛的饭菜，民间有种迷信说法：消化负担太重，老子儿子都不敢脱了衣服乱动。终于，有天晚上，她找不出借口留我，坐在我对面，对我说：

        “听说你和一名警察的老婆好上了，他赌咒发誓，要给你枪子儿吃。”

        我让她相信，没这回事儿，可谣言还是满天飞。“女巫”托人带话，说她孤身在家，男人出任务，好久了，连影子也见不着。我总是尽量躲着她男人，而她男人总是大老远急切地跟我打招呼，像和解，也像威胁。第二年放假，我最后一次见他。一个醉酒的夜晚，他让我喝一口纯甘蔗酒，我不敢不喝。

        不知中了什么邪，老师、同学们原本说我腼腆孤僻，到了五年级，又说我是在卡洛斯·马丁的宽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可恶的诗人。莫非是因为我十五岁就在学校抽烟，更符合诗人的形象？第一次抽烟时很难受，闹了半宿，在厕所吐得死去活来，第二天早上精疲力竭。难受归难受，我对烟却不反感，忍不住抽了又抽，成了老烟枪，甚至到了嘴上无烟、笔下词穷的地步。学校不许在课堂上抽烟，我每节课都要申请两三回，去厕所过烟瘾。二十根一包的烟，一天抽三包，夜里要是兴奋，得抽四包。有段日子——当时已经不上学了——我嗓子干，骨头疼，人快疯了，于是下决心戒烟，但只坚持了两天，就熬不下去了。

        不知是否因为这个，我才得以放开手脚，越来越放肆地去写卡尔德隆老师布置的作文，去读几乎是他硬塞给我的文学理论著作。如今回头再看，虽然当年最早接触的是，并惊为神作，熟读多遍，但对故事的理解十分粗浅，甚至认为山鲁佐德讲述的神奇故事确实在她生活的时代天天发生，因为后人不信，过分拘泥于现实，那样的事就不再发生了。同样，现代人也不再会相信，坐在一张毯子上可以飞越城市和群山，或卡塔赫纳的一名奴隶受罚在一只瓶子里活了两百年，除非写故事的人有本事让读者相信。

        我讨厌上课，文学课例外。我对文学烂熟于胸，上课总爱唱独角戏。我讨厌学习，一切听天由命。凭直觉，我能猜出每门功课的重点和几乎每个老师的兴趣点，其余听之任之。我是真不明白，干吗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学那些索然无味、对人生百无一用的知识，况且，那还不是属于我的人生。

        我斗胆认为，大部分老师给我打分的依据是人，不是试卷。试卷都是临场发挥，瞎编乱造，胡说八道，老师们居然也能接受。当我跌跌爬爬、力不从心地读完五年级，对自身所短已全然看清。中学一路走来，都有奇迹相伴，但我的心却在提醒我：读完五年级，有道迈不过去的坎在等着我。现实赤裸裸地摆在那儿：我无意志、无志向、无章法、无金钱、无拼写，迈不过大学那道坎。这么说吧，光阴荏苒，将来要谋什么出路，我毫无头绪。又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种挫败感也有用处，无论今生来世，对作家而言，凡事皆有用。

        国家局势也好不到哪里去。保守派疯狂施压，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一日，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辞去共和国总统职位，国会任命阿尔贝托·耶拉斯·卡马戈完成最后一年任期。耶拉斯用安神定心的嗓音发表了措辞优美的就职演说，开始履行安抚公众情绪这一痴人说梦的任务，以期迎接下一届大选。

        校长通过新总统的堂弟洛佩斯·耶拉斯争取到一次总统特别会见，希冀申请政府资助，组织大西洋海岸游学。我也不明白校长为何选我陪他同行，条件是我必须修理我那乱蓬蓬的头发和魔鬼般的胡子。同行的还有吉列尔莫·洛佩斯·格拉和阿尔瓦罗·鲁伊斯·托雷斯，一个是总统的朋友，一个是诗人劳拉·维多利亚的侄子，这位鼎鼎大名的女诗人作品主题大胆，耶拉斯·卡马戈和她是同一代新派诗人。我别无选择：周六晚上，当吉列尔莫·格拉纳多斯在宿舍里高声朗读一本和我的情形扯不上半点关系的小说时，一名当过理发师学徒的三年级学生帮我剪头发、修胡子。那个礼拜，我的新造型遭到住校生和走读生们的耻笑。一想到要进总统府，我就浑身冰凉。我想错了，总统府体现神秘威权的唯一标志是天国般的宁静。我们在装饰着哥白林挂毯和缎子窗帘的前厅稍候片刻后，被一名一身戎装的军人带进了总统办公室。

        耶拉斯·卡马戈本人和照片上不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穿着合体的高档英伦西装，背呈倒三角形，颧骨突出，脸色像羊皮纸一样白，一口淘气包的牙齿，很合漫画家的心意。他慢慢悠悠，盯着我的眼睛，伸出手。我不记得当年的我认为总统应该是什么样的，只觉得他和所有的总统都不一样。时光流逝，我对他了解得更多，发现他更像一位迷途的诗人，这一点，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校长先说，总统似乎听得特别专注，之后适当评论了几句，但直到听完三个学生的谈论，才做决定。轮到我们三个学生说时，他一样专注，对我们如对校长，同样和蔼，同样尊重，这让我们很开心。他最后两分钟的表现让我们坚信，他对诗歌比对内河航运了解得多，无疑，对诗歌，他更有兴致。

        我们的要求他全部答应，还承诺四个月后来国立男子中学参加学年结业典礼。后来，他真的来了，像来出席最重要的政府活动。我们为他编排了搞笑剧，他笑得比谁都欢。在最后的招待会上，他形象大变，跟学生一样开心，还忍不住在分发酒水的小道上伸出腿绊人，服务生差点儿避让不及。

        学年典礼结束后，我高高兴兴地回家，和家人共度五年级的假期。首先听到的是特大喜讯：弟弟路易斯·恩里克在教养院里关了一年半，回家了。我再次为他的好脾气感到惊讶。被关了那么久，他却一点儿也不记仇，提起不幸的遭遇，还一如既往地嘻嘻哈哈。他在教养院里冥思苦想，得出的结论是父母约束他也是出于好心。虽然有大主教庇护，他在里头的日子也不好过。到头来，他非但没堕落，反而变得更幽默、更坚强。

        他回家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给苏克雷市市长当秘书。后来，市长突然胃不舒服，有人给他推荐了新上市的特效药：“我可舒适”养胃泡腾片。他没泡水，当常规药吞了，差点儿噎死，药片在胃里一个劲儿地冒泡，把他吓得够呛，自己给自己放了几天的假。出于政治考虑，他将代市长的几个合法人选晾在一边，所有事务都由弟弟临时代理。路易斯·恩里克还不到法定年龄，莫名其妙地被赶鸭子上架，成为苏克雷史上最年轻的市长。

        那年假期，唯一让我闹心的是，全家打心眼儿里把未来全部寄托在我身上，只有我百分之百明白，到头来，他们只是空欢喜一场。爸爸在饭桌上用只言片语提醒我：我和家人同呼吸，共命运；妈妈也赶紧帮腔。“再这么下去，”她说，“迟早要回卡塔卡。”爸爸瞄了她一眼，她又改口道：

        “去哪儿都行。”

        明摆着家里又在商量搬家，不是因为这里风气不好，而是想让儿女们有更广阔的未来。之前，我总认为自己的挫败感源于故土、乡亲，乃至家人，但爸爸的戏剧性反应再次证明：凡事都能找到替罪羊。

        家里的气氛更加凝重了。妈妈似乎只关心小儿子海梅，他提前三个月出生，先天不良。酷热难耐，妈妈大部分时间都伤心地待在卧室，和海梅躺在吊床上。妈妈一犯懒，家里全乱了套。弟弟妹妹没人管，三餐不定时，饿了就吃。爸爸原本最顾家，却整天守着药店，盯着广场，下午去台球厅打球散心。有天，我神经绷得受不了，也爬上吊床，躺在妈妈身边——小时候没在她身边躺过——问她家里气氛怎么这么怪异。她深呼吸，免得声音发抖，跟我说了大实话：

        “你爸爸在外头有个儿子。”

        说完，她松了口气，我这才发现，妈妈一直在期待我问她。一个年轻的女仆兴冲冲地回来，说看见爸爸在电报所打电话，便让妈妈窥得真相：陷入忌妒的女人无须知道更多。全城只有一部电话，只能打长途，需要事先预约，有时还会延误，按分钟计，话费很贵，只有发生特别严重的事情才会用。只要打过电话，无论时间长短，就会惊动广场上的人。爸爸回家后，妈妈什么也没说，暗中观察。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撕掉，是张传票，告他滥用职权。妈妈等到机会，冷不丁地问他跟谁打电话。她这么问，爸爸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借口，只能坦白：

        “跟律师。”

        “我已知情。”妈妈说，“我需要你以我应得的坦诚亲口告诉我。”

        妈妈事后承认，担惊受怕的人是她，她怕自己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揭开了爬满蠕虫的罐子；如果爸爸敢说实话，那是因为他认为妈妈早已知道了一切，或是因为他不得不告诉她一切。

        就这样，爸爸全招了。他说收到传票，有人告他在诊所给女病人注射吗啡，麻醉后施行性侵犯。事情应该发生在某个被遗忘的偏远地区，他在那儿待的时间很短，给没钱的病人看病。爸爸自我辩解道：麻醉和强奸是敌人胡乱编造的罪名，不过孩子是他的，在正常情况下受孕。

        暗中策划的人很难对付，妈妈好不容易才把事情压住，没闹大。已经有阿维拉多和卡门·罗萨这两个先例，他们分别在不同时期跟我们住过，和大家相处愉快，可他们是婚前私生子。然而，妈妈最终还是咽下了丈夫不忠、婚外生子这口苦水，公开支持爸爸，和他并肩作战，直到推翻了莫须有的性侵犯指控。

        家里又太平了。然而，没多久，从同一地区再次传来可靠消息，说爸爸承认另一个女人的女儿也是他的，那孩子生活条件极差。妈妈不想花时间乱猜、争吵，直接把孩子接回了家。“爸爸遍地都是私生子，米娜也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妈妈说，“而且从来不后悔。”她自己想办法，波澜不惊地托人把孩子接来，在大家庭里住下。

        当这些都已成为过往，弟弟海梅在另一个村子参加聚会时，看见一个小伙子酷似古斯塔沃。当年的官司就是因他而起，他的妈妈对他娇生惯养。但我们的妈妈拼命张罗，把他接到家里住——当时家里已经有十一个孩子——还让他学了门手艺，使他的生活步入正轨。忌妒心极强的妈妈能这么做，实在让我大跌眼镜。她的回答我一直铭记在心：

        “跟我孩子有血缘关系的人绝不能散在外头。”

        每年放假，我才能见到弟弟妹妹们，每次回家都很难认，临走时还得再记一个。我们除了洗礼时起的名字，还有家里叫着方便的名字，不是名字的非正式缩略形式，而是信手拈来的别名。从我出生那一刻起，他们就叫我加比托——瓜希拉沿海加夫列尔的不规则缩略形式——我总觉得这是本名，加夫列尔才是昵称。既然叫得如此随意，有人惊讶地问：为何父母不在洗礼时就一劳永逸地给我们起别名。

        妈妈起名随意，对两个大女儿玛尔戈特和阿依达却管教严格，堪比外婆当年为了不让她和爸爸苦恋而施加的那份严厉。她想搬到其他城市，平时一听搬家，二话不说，立马收拾行李闯荡天下的爸爸这次却不乐意。过了几天我才知道，妈妈要搬家是因为两个女儿恋爱了。男朋友都叫拉斐尔，不过当然是两个人。是他们告诉我的，我想起爸妈当年遭过的罪，不禁莞尔，跟妈妈一提，她却说：

        “不是一回事儿。”

        “就是一回事儿。”我坚持。

        “好吧，”她让步，“是一回事儿，但一下子冒出俩。”

        就像妈妈当年那样，好说歹说都没用。玛尔戈特和阿依达都采取了保密措施，可爸妈还是知道了，真是想不通。而目击者往往出人意表，她们有时会安排更小的弟弟妹妹陪在身边，为她们的无辜作保。最令人吃惊的是爸爸也盯过梢，只是没有那么直接，和外公尼古拉斯当年一样，对女儿采取消极抵抗。

        “我们去跳舞，爸爸要是发现两个拉斐尔在那儿，就会走进去，领我们回家。”阿依达·罗萨在接受采访时说。不许散步，不许看电影，不许独自出门，必须有人盯着，寸步不离。两人找借口出去约会，总有人暗地里告发。妹妹莉西亚背上了间谍加告密者的罪名，她为自己开脱，说手足之间的忌妒是另一种形式的爱。

        那个假期，我想劝爸妈别再犯外公外婆当年对他们犯下的错，而他们总是能找到复杂的理由不去理解。最可怕的是那些贴在公共场所、揭开惊天秘密的匿名帖——有真的，有编的——连最清白的人家也会遭殃。那些帖子上写着谁是谁的私生子，谁和谁不要脸地通奸，全是道听途说来的——比看帖子稍微费劲些——床第丑闻。揭发者从不暴露身份。丑事藏得再深，迟早也会被挖出来。一位受害者说：“被贴帖子的都是自作自受。”

        爸妈没有想到，女儿们会用他们当年的法子对付他们。玛尔戈特被送到蒙特里亚念书，阿依达自愿去圣马尔塔念书，二人都住校，自由活动时间都有专人陪同，但她们总会想方设法，和远方的拉斐尔取得联系。不过，妈妈做到了外公外婆当年没做到的事。阿依达平平淡淡地在修道院过了半辈子，直到对男人没了感觉。玛尔戈特和我结成同盟，小时候她吃土，大人不让，也是我替她把风。后来，她像妈妈那样照顾大家，尤其是库奇，他最需要她，她一直陪在他身边，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如今我才发现，妈妈情绪糟糕，家里气氛紧张，和国家尚未浮出水面的致命矛盾息息相关。耶拉斯总统必须在第二年组织大选，前途未卜。把洛佩斯赶下台的保守派跟继任者耶拉斯玩着双面游戏：一边恭维他做事不偏不倚，一边激化“省”内矛盾，以期以理或以力服人，夺回政权。

        苏克雷市民不尚暴力，记忆中几次暴力事件均与政治无关。一次是华金·维加遇害，他是当地乐队颇受欢迎的上低音号乐手，被害当晚七点，他在影院门前吹奏，脖子鼓出一块，被一位亲戚一刀割喉，倒地失血毙命。两人在城里都人缘极佳，唯一的解释——都这么说，未经证实——是为荣誉而战。当时，家里正在为妹妹丽塔庆祝生日，噩耗传来，筹备多时的活动就此泡汤。

        另一次决斗发生在更久远的年代，但在市民心中无法磨灭。决斗双方是普利尼奥·巴尔马塞达和迪奥尼夏诺·巴里奥斯。普利尼奥来自令人尊敬的古老家族，魁梧伟岸，玉树临风，糟糕的是，他一沾酒，就化身堕落天使，惹是生非。他清醒时颇具绅士风度，喝多了却动辄拔枪，腰系马鞭，看谁不顺眼就甩鞭子过去，连警察都敬而远之。自家人——明明是好人家——疲于次次拖他回家，索性让他醉酒后自生自灭。

        迪奥尼夏诺·巴里奥斯正相反：他胆小怯懦，容易被人欺负，不会吵架，天生滴酒不沾，跟谁都无冤无仇，直到普利尼奥·巴尔马塞达取笑他“脓包”。他能躲则躲，有天和巴尔马塞达狭路相逢，对方一时兴起，用马鞭抽他的脸。于是，他战胜胆怯，挺直腰板直面厄运，约对方开枪决斗。一眨眼的工夫，两败俱伤，都是重伤，但只有迪奥尼夏诺丢了性命。

        不过，苏克雷历史上最著名的决斗发生在普利尼奥·巴尔马塞达——又是他——和塔西奥·阿纳尼亚斯之间，那次两人都丢了性命。塔西奥·阿纳尼亚斯是工作一丝不苟的模范警察，是毛利西奥·阿纳尼亚斯的孝顺儿子。毛利西奥和华金·维加同属一个乐队，华金吹上低音号，他打鼓。这是一次当街正式决斗，又是两败俱伤，都是重伤，回家后，二人各自挨了好长一段日子才闭眼。普利尼奥几乎马上清醒，开始担心对方的安危，为他祈祷，阿纳尼亚斯十分惊讶。于是，两人都为对方祈祷，家人也在他们断气前互通消息。全市人民提心吊胆，尽全力让他们多活几天。

        他们挣扎了四十八小时之后，教堂响起丧钟，有个女人刚刚过世。两人躺在床上，听见钟声，都以为是对方咽了气。阿纳尼亚斯为普利尼奥痛哭，哀伤过度，撒手人寰。普利尼奥得知，泪如泉涌，两天后也随他而去。

        在这样一座和平友爱的城市，那些年的暴力事件送命不多，危害却不小：出现了匿名帖！大户人家整天战战兢兢，担心第二天一早厄运来临。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一纸檄文，没提到自己，会松一口气，提到别人，会幸灾乐祸。爸爸恐怕是我所认识的最与世无争的人，连他也会擦亮那把令人胆寒的左轮手枪——他没扣过扳机——在台球厅里放话出去：

        “谁想碰我女儿，”他嚷嚷道，“就等着吃枪子儿吧。”

        好几户人家搬走了。他们先是担心匿名帖，后来又担心警方行凶。为了让反对派胆寒，警方在内地荡平了好几个镇子。

        紧张的气氛日渐成为常态。大家偷偷组织巡逻队，想找出谁贴了匿名帖，更想在黎明撕帖前，看看帖子上写了什么。我们这群夜猫子见过一名市政官员凌晨三点坐在家门口喝饮料，想抓到谁贴了匿名帖。弟弟半开玩笑地跟他说有些帖子上写的是大实话。他拔出枪，扣着扳机，对准弟弟：

        “有胆再说一遍！”

        我们这才知道，头天晚上，有人贴了张匿名帖，矛头指向他尚未出阁的女儿，所言非虚。其实，帖子上那点事尽人皆知，她家里也知道，唯一蒙在鼓里的人是他。

        刚开始，匿名帖显然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同样的纸和笔，在与广场上的集市一样狭小的商业街区，只有一家商铺出售这些东西，店主忙不迭地证明自身清白。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有朝一日，我会为此专门写本书。那些帖子的内容没什么意思，几乎总是无人不晓的流言蜚语，我要写的是关起门来，家家户户的惶惶不可终日。

        二十年后，我创作了第三部小说，于情于理，我都不想用真事或有迹可循的事，尽管现实比虚构更精彩。再说，也没那个必要，因为我关注的不是受害者的个人遭遇，而是这种社会现象。小说出版了我才知道，我们那些中心广场的住户招人记恨，对穷困的非中心广场住户来说，匿名帖就是一出好戏。

        事实上，匿名帖只是故事发展的起点，我并未着墨深究，因为我在小说里试图表明的是：归根究底，这是政治问题，而非常人所想的道德问题。我始终认为“女巫”的丈夫是里军人镇长的完美原型，但写着写着，我被他人性的一面吸引，没有了让他死去的理由。我发现，严肃作家绝不会没有充分理由就让人物死去，我也没有。

        如今我意识到，这本小说可以换种方式写。当年，我在巴黎拉丁区库哈斯大街的一家学生旅馆进行创作，那儿离圣米盖尔大街一百米。日子一天天无情地溜走，我在等一张永远等不到的支票。写完后，我卷起稿纸，用领带扎上——日子好过时，我有三条领带，这是其中一条——藏在了壁橱后面。

        两年后在墨西哥城，有人建议我以这本小说去参加哥伦比亚埃索石油公司举办的小说创作大赛时，我压根不记得稿子放在哪儿。当时在闹大饥荒，而奖金高达三千美元。哥伦比亚老友、摄影师吉列尔莫·安古洛知道我在巴黎完成的小说第一稿，也知道放在哪儿，专程给我送来。截稿在即，稿子还用领带扎着，我都没来得及把褶皱熨平，就抱着必输的心态，直接寄出。奖金高得都能买房，怎么会有我的份儿？没想到，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名士云集的评委会宣布获奖作品是我的那本小说。适逢二儿子贡萨洛出生，他带着饭票来到了这个世界。

        还没来得及细想，我就接到了哥伦比亚语言学院院长、大赛评委会主席——大名鼎鼎的费利克斯·雷斯特雷波神父——的来信，问我小说叫什么名字。我这才发现，寄的时候太匆忙，忘了在扉页写上书名：狗屎不如的镇子。

        雷斯特雷波神父大惊，托赫尔曼·巴尔加斯对我好言相劝，要我换个没那么粗俗、和小说氛围更搭调的书名。我和他多次交换意见，最后决定用没那么直白但在一堆古板书名中显得独树一帜的。

        一周后，哥伦比亚驻墨西哥大使、刚获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卡洛斯·阿朗戈·贝莱斯博士请我去他办公室，说雷斯特雷波神父恳求我换掉两个词：避孕套和手淫，说放在获奖小说里不太合适。大使和我都难掩惊讶之情，但我们希望能解决问题，让神父满意，给这场没完没了的创作大赛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行，大使先生，”我说，“二选一，我删一个，您来选。”

        大使松了口气，选了“手淫”。问题解决，小说由马德里的伊比利亚美洲出版社出版，印数大，销量不同凡响。皮质封面，纸张上乘，印刷精美。然而，我和出版社很快就闹翻了。我忍不住把书仔仔细细读了一遍，发现我用美洲西班牙语创作的文字被译为——好似当年的电影——纯正的马德里方言。

        我写的是：“Así o ustedes viven aán en una situa insegura sino que stituyen un mal ejemplo para el pueblo.”西班牙编辑改得我直起鸡皮疙瘩：“Así o vivís aáis en una situa insegura, sino que stituís un mal ejemplo para el pueblo.”更严重的是，这是神父说的话，哥伦比亚读者会认为作者在暗示神父是西班牙人，这样一来，神父的行为会复杂化，总体上小说的基本风貌也会有所改变。校对不满足于梳理对话中的语法，直接大刀阔斧地改动文字风格，马德里韵味的句子比比皆是，和原文大相径庭。没办法，我只好宣布该版本遭到篡改，不予承认，收回版权，将待售书册付之一炬。相关责任人保持缄默，不予回应。

        从那一刻起，我就当这本小说从未出版过。原稿只有一份，被我先寄去参赛，然后送到西班牙出版，所以，我只好花功夫埋头把它改回加勒比方言，改完后又修改一遍，交给墨西哥纪元出版社出版。印刷时特别注明：此为首版。

        我永远琢磨不透，在我的所有作品中，为何只有能将我送回那个满月当空、春风徐来的夜晚。那是个周六，云雾散去，繁星满天。钟刚刚敲完十一下，我听见妈妈在厨房里哼一首葡萄牙情歌，抱着孩子走来走去，哄他睡觉。我问她歌曲出自何处，她用她特有的方式答道：

        “女匪屋。”

        她见我穿衣服，准备出门去玩，没等我开口，就给了我五比索。临出门，她还颇有先见之明地告诉我院门不插，免得我半夜回来，吵醒爸爸。我没去女匪屋，而是进了巴尔德斯大师的木匠铺，参加乐队排练；路易斯·恩里克一回来，就加入了乐队。

        那年，我加入乐队，弹高音吉他，和六位不知名的大师一起唱歌，直到天明。我一直觉得弟弟吉他弹得很棒，第一晚和他们排练，我才得知连他的劲敌们也说他技艺精湛。没有比这更棒的组合，所有人都自信满满。有人为和解或道歉，出钱请他们去唱小夜曲，巴尔德斯大师总会事先安慰道：

        “别担心，我们会让她感动得痛哭流涕。”

        巴尔德斯不在，假期截然不同。只要他出场，晚会一定热闹非凡；他和路易斯·恩里克、菲拉戴尔佛·贝利利亚合奏，绝对专业水准。那段日子，我以酒为友——酒是最可靠的朋友！——率性而为，白天睡觉，晚上唱歌，正如妈妈所言：肆意妄为。

        人们对我议论纷纷，有谣言说我的信不寄到父母家，而是寄到女匪屋。我成了那里最可靠的顾客，喝虎胆汁、吃炖蜥蜴之类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吃完能熬三个通宵。我不看书，也不回家吃饭。妈妈唠叨得没错：我行我素。到头来，总是可怜的路易斯·恩里克背黑锅。他没听过妈妈那样唠叨，那时候他说：“现在他们就差说是我把你带坏了，好把我送回教养院。”

        圣诞节到了，我决定不去看一年一度的花车大赛，而是和两名好友去附近的马哈瓜尔。跟家人说好去三天，结果待了十天。全怪玛利亚·亚历杭德里纳·塞万提斯这个尤物。头晚认识后，我就被她迷得神魂颠倒，无法自拔。直到星期天早上，当我睁开眼，发现她不在床上，就此消失了。多年以后，回顾往昔，我又想起了她，不为风韵，只为她悦耳的名字。我把她写进一本小说，让她当一家从未存在过的风月场所的老板娘，去保护另一名女子。

        到家时凌晨五点，妈妈在厨房煮咖啡。她密谋似的悄悄告诉我留在那儿别走。爸爸刚醒，想给我一点儿教训：就算放假，我也没那么自由。妈妈给我倒了杯苦到极致的咖啡——尽管她知道我不爱喝，让我在炉边坐下。爸爸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地走进来，见我抱着一大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吃了一惊，先问了句题外话：

        “你不是说不喝咖啡吗？”

        我无言以对，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先拿来用：

        “这个点儿，我总是口渴。”

        “醉鬼都这样。”他回我。

        他没再看我，也没再提这个话题。但妈妈说，从那天起，爸爸的心情跌到谷底，认为我已经是个废人，尽管从未让我知晓。

        开销激增，我决定去偷妈妈的储钱罐。路易斯·恩里克帮我把无理说成有理，他的逻辑是：偷爸妈的钱去看电影而非嫖妓，此为正用。妈妈一心维护我，不想让爸爸发现我已误入歧途。她难，我也不好受。事实就摆在那儿，有时，我会无缘无故一觉睡到中午，公鸭嗓子，还魂不守舍。一天，爸爸问了我两个问题，我都没听见。他冷酷无情地诊断道：

        “你的肝出毛病了。”

        即便如此，大场面上，我还过得去。无论是盛大的舞会，还是中心广场的住户偶尔大宴宾客，我都衣冠楚楚，温文尔雅。那些人家一年到头关门闭户，只有圣诞节学生回家时才会门户洞开。

        那年出尽风头的是卡耶塔诺·亨蒂雷，假期他组织了三场盛大的舞会。那几天是我的幸运日，三场舞会，舞伴居然是同一人。第一晚，我没问她叫什么、哪家的、跟谁来的，直接请她跳舞。她是那么神秘，跳第二支舞时，我忍不住一本正经地向她求婚。她回答得更神秘：

        “爸爸说，娶我的白马王子还没出生。”

        几天后，我见她穿着一件亮闪闪的纱裙，牵着两个六七岁的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顶着正午十二点的日头走过中心广场的散步道。“孩子是我的。”我还没开口问，她就告诉我，笑得花枝乱颤。她说得这般狡猾，我怀疑求婚的事，她并非没往心里去。

        从在阿拉卡塔卡的老宅出生起，我就学会了睡吊床，但真正习惯吊床是在苏克雷的家里。睡午觉、数星星、胡思乱想、肆意做爱，吊床堪称温床。我在外头鬼混了一个星期，回到家，学爸爸过去那样，在院子里找好两棵树，把吊床一挂，心安理得地睡下。妈妈总怕孩子睡死过去，傍晚会叫醒我，确保我还活着。之后，她躺在我身边，开门见山地和我谈起让她寝食不安的话题：

        “你爸和我都想知道你怎么了。”

        这话问到了点子上。我早就知道自己性情大变，爸妈忧心忡忡，妈妈还得编些站不住脚的理由去安慰爸爸。家里什么事都瞒不过她，而她出了名的脾气大。我花天酒地了一个礼拜，大白天才进门，她实在忍无可忍。我最好避而不答，或等待合适时机，但她心里雪亮：这是大事，一定要问个明白。

        她说的话都在理：我天黑出门，打扮得像去参加婚礼，夜不归宿，第二天在吊床上一觉睡到下午；我不再读书，生平第一次不把家当家。“弟弟妹妹们，你连看都不看，名字和岁数全都对不上号。那天，你亲的是克莱门西亚·莫拉莱斯的孙子，居然以为那是你弟弟。”这时，她觉得有些言重了，索性把话说白：

        “总之，你成了这个家里的陌生人。”

        “说得都没错，”我对她说，“但理由很简单：我受够了。”

        “受够我们了？”

        我可以说是，但那样说不公平。

        “受够了一切。”我说。

        于是，我跟她说了我在学校的境况。学校只看分数，年复一年，爸妈也为我的成绩感到自豪。在他们眼里，作为学生，我无可挑剔；作为朋友，我最聪明，反应最快，为人最好。或者，如外婆所说：“这孩子十全十美。”

        可是——我长话短说——其实不然。我之所以那副样子，是因为没有弟弟路易斯·恩里克的胆量和独立意识，无法只做自己想做的事。照此下去，我的幸福将不属于我自己，只能用来回报父母无尽的溺爱、莫名的担忧和乐观的期望。

        妈妈傻了，他们一厢情愿缔造的美好未来顿时化为泡影。

        “我不知该如何是好。”死一般的沉寂过后，妈妈说，“要是把这些告诉你爸，他会马上死掉。你难道没发现你是全家的骄傲吗？”

        对他们来说，事情显而易见：爸爸当年捉襟见肘，无法完成悬壶济世的心愿。他们梦想着，就算我无望成为一代名医，最起码能做到术业有专攻。

        “我会一事无成。”我下了定论，“我不想做的事，逼也没用。我不想听你们的，更不想听政府的。”

        那一周，我和妈妈有事没事接着吵。我相信，妈妈是想缓一缓再跟爸爸谈。这么一想，我又松了口气。一天，她貌似随口提了个建议，却让我大跌眼镜：

        “听说若是肯花心思，你能成为优秀的作家。”

        这话以前家里没人说过。凭兴趣，他们猜我会当画家、音乐家，会在教堂唱歌或在周末写诗。他们都知道，我的文章晦涩难懂，虚无缥缈。不过那次，我真是很吃惊。

        “要当就得当最一流的作家，这年头，出不了什么大师。”我回答，“毕竟，要想饿死，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那些天的一个下午，妈妈没找我聊，她哭了，却没有眼泪。换到今天，我会慌神，欲哭无泪是伟大女人为达目的所用的撒手锏。然而，当年十八岁的我不知该跟她说些什么，我的沉默辜负了她咽下的眼泪。

        “好吧！”她说，“至少答应我，尽全力读完高中。爸爸那边，我跟他谈。”

        我和她都没让步，同时松了口气。我答应，为她，也为爸爸。我怕再不说好，他们会愤懑而死。后来，我们又快刀斩乱麻，说好读法律或政治。一来，无论干什么，都能有个不错的文化底子；二来，文科上午上课，下午能勤工俭学。那些日子，我怕妈妈心理负担太重，让她为我营造机会，我去跟爸爸面谈。她不答应，说我们俩非吵起来不可。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两个男人能比你和你爸更相像。”妈妈对我说，“越是相像，越是没法儿谈。”

        我向来不以为然。直到今天，当我已经活过爸爸的年纪——他也是高寿——对着镜子，我才发现：我看上去比像自己还像他。

        那晚，妈妈拿出了金银餐具。爸爸把全家人召到桌边，似乎不经意地宣布了这个消息：“咱家要出律师了！”妈妈也许担心爸爸当着全家人的面又要和我理论，便佯装不知，赶紧插话。

        “家境摆在这儿，还有一大堆孩子。”她跟我解释，“我们觉得最好念你唯一念得起的专业。”

        没她讲得那么简单，对我们而言，只是几害相权取其轻罢了。为了把这个游戏进行到底，我假模假样地问爸爸的意见。他回答得很爽快，而且全是真心话，让人心酸：

        “我能有什么意见？我的心都碎了，可好歹还能助你一臂之力，让你如愿，这点骄傲总还是能希冀的。”

        一九四六年一月，我过得很奢侈，最奢侈的事情莫过于托何塞·帕伦西亚的福，头一回坐了飞机。他带着个大麻烦再次出现：在卡塔赫纳中学连蹦带跳念了五年，第六年卡了壳。我答应帮他在国立男子中学插班，让他好歹能拿到高中文凭。于是，他请我和他一起坐飞机。

        飞往波哥大的航班每周两班，是哥伦比亚国航DC–3型客机。最危险的不是飞机，而是散养的奶牛：黏土跑道临时建在牧场，飞机有时要盘旋好几圈，才能把它们赶走，安全着陆。头一回坐飞机，我就患上了传说中的飞行恐惧症。当年，教会禁止飞机载运圣体，以免圣体毁于空难。飞行约四小时，无经停，时速三百二十公里。常走水路的我们从天空中俯瞰，下面是张以马格达莱纳河为中心的活地图。我们认出了小小的镇子、系着绳索的小小船、站在学校院子里幸福地向我们挥手的小小人。性感的空姐把她们的时间都用来安慰一路祷告的乘客、照顾晕机的乘客、让为数众多的乘客相信飞机不会撞上成群结队寻找河中腐尸的秃鹫。老乘客们一遍遍地讲述飞行经历，以炫耀自己做过多么了不起的事。没有保压装置，没有氧气面罩，飞越波哥大高原时，我的心扑通通地跳，机翼哗啦啦地响。飞机终于着陆时，无边的幸福洋溢在我的心头。最让我惊讶的是，人到了，昨天晚上发的电报还没到。

        路过波哥大，何塞·帕伦西亚购置了组建乐队的全套乐器。不知是他早有预谋还是有先见之明，反正从埃斯皮蒂亚校长见他拎着吉他、鼓、沙球、口琴等气定神闲地进门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被录取了。而我刚踏进门厅，就感觉到好大压力，今非昔比，我已经是六年级学生。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头顶着所有人梦寐以求的光环，从大家凑过来的样子、说话的语气甚至稍显敬畏的态度一望便知。这一年也过得非常开心。拿奖学金的学生才能住校，何塞·帕伦西亚住在广场附近最好的旅馆里，女店主会弹钢琴。于是，对我们来说，日日都是星期天。

        我的生活又有了一次飞跃。少年时代，妈妈给我买好改的衣服，实在穿不上了，就留给弟弟们穿。头两年最成问题，冷天穿的呢子衣服又贵又难改。虽然我的个头蹿得不是很快，但一年内要把衣服改成两个大小，怎么也来不及。要命的是，住校生互换衣服的传统没有得到发扬，因为衣服太过时，同学们对新主人的耻笑让人无法忍受。后来，埃斯皮蒂亚校长推行校服：蓝上衣、灰裤子，外头统一，里头随便，问题才得到部分解决。

        三四年级时，我只有一件外套，苏克雷的裁缝帮我改过；五年级时买了件半新的，我很爱惜，但穿到六年级就穿不上了。爸爸对我的表现赞赏有加，出资让我去买件合身的新外套；何塞·帕伦西亚送了我一件他前一年穿过的九成新的全驼毛外套。不久，我就发现“人靠衣装”的说法有多么不靠谱。新外套和新校服换着穿，参加由加勒比海岸年轻小伙主导的舞会，我只交到一个女朋友，没等到花开就分了手。

        埃斯皮蒂亚对我过分关注，每周两节化学课，像专门为我讲的，一问一答，节奏很快，我只好聚精会神；答应过爸妈中学阶段善始善终，这算是个好的起点。余下的就全靠玛蒂娜·丰塞卡的独门秘诀：上课专心听讲，免得期末措手不及，点灯熬油。这办法的确管用，中学最后一年用上它，从此气定神闲，课堂提问小菜一碟，老师们也变得和蔼可亲。我发现，答应爸妈的话，很容易实现。

        唯一困扰我的是继续做噩梦，继续惨叫。当时的纪律监督贡萨洛·奥坝波和学生关系特别好。第二学期的一个晚上，他摸黑蹑手蹑脚地走进宿舍；我忘了还他钥匙，他是专门来取的。他刚把手放在我肩上，我就凄厉地叫了一声，把全宿舍的人都吵醒了。第二天，我被安排到二楼的一个六人间临时宿舍。

        他们这么做是想治愈我的夜间恐惧症，可也太吊人胃口了点儿：临时宿舍就在食品储藏室上方。四名同学溜到厨房搜刮食物，打算美美地吃顿夜宵。形象完美的塞尔希奥·卡斯特罗和胆子最小的我待在床上，有情况，好打掩护。一小时后，他们把半个储藏室都搬来了。那是漫长的住校生涯中吃得最欢的一次，可惜倒霉得很，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被发现了。我以为一切都完了，全靠埃斯皮蒂亚巧言善辩，多方协调，我们才没被开除。

        那是国立男子中学最好的时期，也是国家最无望的时期。耶拉斯不偏不倚的政治态度无形中加剧了国内的紧张气氛，中学里第一次剑拔弩张。而如今我发现，国家早已在我心中，只是那时候，我才开始对我生活其中的国家有了意识。有些前一年保持中立的老师上课时会忍不住对自己支持的党派发表一些并不成熟的言论，尤其在总统竞选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后。

        如果盖坦和图尔瓦伊坚持齐头并举，自由党将在执政十六年后于共和国总统大选中落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点日渐彰显。两名候选人针锋相对，仿佛隶属于两个政党。一方面，他们自己有错，另一方面，从第一天起就看清形势的保守党痛下决心，将候选人从劳雷亚诺·戈麦斯换成德高望重、有百万身家的工程师奥斯皮纳·佩雷斯。自由派四分五裂，保守派团结武装，奥斯皮纳·佩雷斯的当选毫无悬念。

        从那以后，劳雷亚诺·戈麦斯就着手准备取代奥斯皮纳·佩雷斯。他动用官方军事力量，全面挑起暴乱，重现十九世纪哥伦比亚史。十九世纪的哥伦比亚没有和平期，只有短暂的休战期。八次全国内战、十四次地方内战、三次兵变，最后还要打一场“千日战争”，区区四千万人口，双方阵亡八万。说起来很简单：他们联手让国家倒退了一百年。

        学期末，希拉尔多老师明目张胆地为我破例——我倒没觉得不好意思——准备了一份很简单的补考试卷，挽救我四年级起一直挂科的代数。他把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到处都是作弊工具，一小时后，他兴冲冲地回来一看，我还是考得一塌糊涂。他在每张试卷上从上到下画了个大大的叉，气愤地嘟囔着：“脑袋瓜锈掉了。”然而，在期末成绩那栏，我的代数是及格，我也不用低声下气地感谢老师，是他违背原则，放弃责任，故意偏袒我。

        那年期末考试前，吉列尔莫·洛佩斯·格拉和我喝醉了酒，与贡萨洛·奥坎波老师闹了一次不愉快。何塞·帕伦西亚请我们去旅馆复习。旅馆是殖民时期建筑，风景绝佳，脚下是花团锦簇的公园，远方是大教堂。我们只剩最后一门考试，所以待到晚上才回学校，沿途又进了那些常去的小酒馆。那天正好轮到奥坎波当纪律监督，他批评了几句，责怪我们回来晚了，还醉得不像样。我们俩合起来痛骂了他一顿，他气急败坏，吵得宿舍里炸开了锅。

        老师们一致决定，洛佩斯·格拉和我不得参加最后一门考试。也就是说，至少那年，我们无法毕业。老师们是如何秘密商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团结一心，统一口径，决不让步。埃斯皮蒂亚校长自担风险，做主让我们去波哥大教育部考试，并亲自陪同我们去了。笔试时，他也在场，当场阅卷，成绩很好。

        学校内部的形势恐怕有些复杂。奥坎波没有出席庄严的毕业典礼，也许是因为校长轻而易举地化解了难题，我们成绩优异。最终，鉴于各方面的表现，学校授予我特别奖，奖品是一本令人难忘的书：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我不仅完成了爸妈的心愿，还是那届学生中的第一名，尽管同学们明白，我更明白，我并非是最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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