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姬从苏山马瑞赶回多伦多近郊的住处时，早已过了半夜。来回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中间又受了飞云一惊，回到家就浑身酸软，很是疲乏了。电话里有好几个留言，都是麦考利警长的，让火速回电。马姬刚拨通号码，那头便有人接了起来。听到是马姬，很有些失望，声音就浊重起来：“谁准许你进入温妮·黄住处的？警察局保护的现场，你也敢进？你们这些酸记者，也很该有人治一治了。我要告你阻碍警方办案！”
马姬风闻麦考利从前遭记者暗算过，又自知理亏，也不敢回嘴，由着麦考利骂了一阵。歪着头拿肩膀挟着无线电话进了浴室，一边脱衣，一边放水。身上被飞云抓伤的地方，溅着了水，便火烧火燎地疼了起来。只好坐在浴缸边上，拿浴巾蘸了些温水，挑着地方轻轻抹擦着。看着身上的狼狈样子，暗想这电话幸亏不是图像传送式的。谁知麦考利早听见水声了，很是警觉起来，问：“一个人洗，还是两个人？”
马姬吃了一惊，赶紧拿浴巾将身子裹了起来：“这电话我可录过音了。你敢告我违法进入温妮的住处，我就反告你性骚扰！”说着便将电话狠狠地摔了。
她继续擦身子。
氤氲的水汽里，神经方渐渐松软下来。磨磨蹭蹭地擦完了，套了件厚睡袍出来，才发觉暖气上得慢，屋里还是冷。便去搬了些柴火，将壁炉点着了。炉火毕毕剥剥地烧了起来，隔着玻璃罩舔着马姬的脸，颊上就渐渐地泛上些红晕，鼻子上也出了些细汗。马姬将身子蜷缩在沙发跟前，头埋在膝盖中间。炉火把她的身子变成一个找不见首尾的圆团，投掷在墙壁上，白日的尖刻和清晰都不见了，竟是很孤单模糊的一个影子。
已经好几年不曾用过壁炉了，炉框上积了一层薄薄的灰。灰尘底下，封存的是关于彼得的厚厚记忆。马姬用手指轻轻一抹，那积尘破开了一个小口子，记忆便如水似的淌了出来。清理壁炉和准备劈柴，本来都是彼得的事。彼得在中国那几年得了关节炎，天气略一转凉膝盖骨就开始酸疼。所以彼得总喜欢把屋子烧得暖暖的。刚一进入秋天，彼得就会开始预备过冬的木柴，后院里乒乒乓乓地溅满了彼得劈柴的声响。彼得不是一个强壮的男人，他穿着短裤背心抡动长斧的形象甚至有些滑稽，几乎完全无法与力气力量之类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可是彼得劈出来的木柴却可以堆满整整一个工具房。
彼得将劈好的木柴横成排竖成行地码好，入冬时松鼠搬食似的往屋里搬。彼得在多伦多近郊的房子有三个大房间，可是彼得却很少使用其中的任何一个。彼得喜欢用毯子裹着腿坐在壁炉前看书备课。在一本书和另一本书的间隙中，彼得偶尔也会给马姬讲他在中国碰到的琐事。其实马姬很早就萌生了替彼得写书的想法，但是马姬当时没有告诉彼得。马姬喜欢彼得跳跃零散无拘无束的叙述方式。马姬不愿彼得的记忆被任何杂念框制、诱惑和扭曲。
彼得叙述到某些关头的时候，常常会停顿静默下来。这些关头通常与一个女人，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有关。如果把彼得的叙述比喻成一条河流，那个女人就是这条河流中的一个大漩涡。无论彼得从多远的距离出发，他必定会被水流推涌着接近这个漩涡。当他无法抵挡地走近这个漩涡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声音和方向感。后来在马姬发表的书里，关于这个女人的某些空白点都是她一半凭借猜测一半凭借想象来星星点点地修补充填起来的。每当彼得静默下来时，他就会拍拍马姬的肩膀，说：“教授明天还要上课，学生你也该歇息了。”于是马姬回到自己的房间，彼得在客厅里打开沙发床，就着炉火睡下。马姬独自躺在床上，听着外边的沙发床在彼得的辗转反侧中发出吱吱扭扭苦不堪言的呻吟，便用手捂住耳朵，长久地失眠着。
终于有一天，马姬厌倦了自己的失眠，就起身去了客厅。马姬蛇一样敏捷地潜进了彼得的被窝，睡袍如一朵过于成熟的花脱落到地板上。彼得被她的体温吓了一跳。彼得的惊诧还没来得及形成语言，马姬的舌头便已完完全全地封住了他的嘴唇。那晚马姬一直没有说话，可是马姬的舌头和手一直也没有停止说话。彼得的身体就渐渐湿软了下来。在炉火的余烬里马姬发现彼得的眼中有些闪烁的光亮，她听见他低低地叹了一口气。后来他就在她的怀中沉沉入睡。
那时，马姬辞去洛杉矶的工作到多伦多已经三个月了。
那个夜晚似乎离这个夜晚很远很远了。这个夜已经很深了，窗外的世界却还远还没有入睡，天空始终是半明的。这是圣诞夜，一年里永远不夜的一个日子。万物都在没有明天似的匆匆地团聚。只有风是没有伴侣的，于是在空中、在树间、在街角漫无目的地充满怨意地徘徊着。马姬不禁想起了飞云和飞云的房东，那个拄着拐杖的犹太老人。那老太太没了飞云，那飞云没了温妮，如同自己没了彼得，便都跟这风似的，没有地方可去。心里虽缺了一块，日子还得一天天地过下去。心要缺到哪种地步，人才活不下去呢？世上又有几个真正活不下去了的人呢？大多不过在钝刀底下慢慢地挨日子罢了。倒是飞云有福了，躲进那个棉花包里去，温温软软，混混沌沌的，如同婴孩在母腹里，诸事不知，诸事不觉。世人看着她悲哀，殊不知她早已进入极乐境界了。
这时电话铃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马姬才知道自己原来迷糊过去了。百般懒散地接起来，竟是麦考利。老头子开口便问：“这回没有录音吧？”马姬忍不住笑了起来：“你是跳进安大略湖也洗不清了。证据在我手里，就跟刀悬在你头顶，时时刻刻能落下来杀了你。不如老实些，从今往后少犯些浑。”
麦考利嘿嘿地笑了几声：“我想也是。今天我是栽在你手里了，不如栽个痛快彻底。反正你也是一个人，所以我决定正式骚扰你了。”马姬吃了一惊，忙问：“你在哪里？”麦考利说：“你探出头来看看。”马姬将头探出窗外，果真看见门前的公用电话亭里站着个男人，穿得严严实实臃臃肿肿的像条棕熊，两只脚在地上踢来跺去地取暖。马姬忙问他是怎么找过来的？麦考利很是得意：“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马姬暗想这个时候还在外边走动的人，大约也是个没处可去的孤鬼。心一软，就换了衣服，开门请他进来。
老头子进得屋来，看见马姬额角的伤疤，就嚷了起来：“你这又是跟谁过不去了？万一落下了疤，咱们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了。”说着就递给马姬两个纸包。一个软绵绵的，像包着花。另一个硬硬冷冷的，像是酒瓶子。麦考利脱下那件厚皮大衣，身子就瘦了些下去。鼻子冻得红红的，窸窸窣窣地擤起了鼻涕。马姬打开那个软纸包，果真是花。确切地说，是一把草，一把青葱的兰草和着细细碎碎的满天星。雾一样的白色里，孤单闲散地歇着一枝黄玫瑰。马姬将花放在鼻子上闻了闻，微微地有些甜香，就问都这个时候了，花铺还开着门？麦考利哼了一声，说：“你问问那家花铺，我值不值这把花？你以为我脸上的疤是怎么来的？”
麦考利在沙发上坐下了，就看见客厅正面的墙上，挂了一条中文书法横幅，墨汁胆战心惊地淋漓着，仿佛随时要滴到地毯上似的。就走上去摸了一摸，原来早就干了。上面飞龙走凤地写着几个大大的中国字，他自然是识不得的，就问马姬。马姬便给他解释了“天下为公”的意思和由来。老头半懂不懂地点着头，又看见侧墙上各挂了两幅中国画，共是四个高髻美服的妙龄女子。其中一个身裹一件猩红底子滚白绒领边的厚披风，骑在一匹疲惫不堪的马上，身后是一溜儿压得又低又浓的暮云。女人怀抱着一把琵琶，琵琶大得遮掩了半个脸，只露出两只盈盈欲泪的眼睛；另一张画上是个极瘦弱的女子，腰身只得盈盈一握。身着薄如蝉翼的五彩衣裳，赤着脚在地上翩翩起舞。裙裾在乐曲声中纷纷扬扬地飞起来，里头的景致如同雾里的花似的若隐若现；第三个女子衣饰上略微素净些，脸上脂粉清清淡淡的，鬓上也只簪了一朵白色的梨花。那女子正蹲在河边洗衣裳，水面上漂着一两瓣落花，女人的脸倒映在水里，是一副愁肠百结的模样；第四个女子最为富态，手里高擎一只玉盏，正对着窗外的皓月饮酒。云鬓高结，珠翠满头，颧飞桃红，腮凝胭脂。眉眼之间，早有五六分醉意。连步态里，也有了几分酒后的张狂。
麦考利看得痴痴呆呆的，马姬便将昭君出塞、飞燕献舞、西施浣纱、玉环醉酒的故事，一一地讲给他听。麦考利一边听，一边啧啧地咂舌：“怪不得加拿大街上看不着美女，原来都到中国去了。”又埋怨马姬，“那个条幅，你也敢挂？很该卷一卷，打个包，做个圣诞礼物送给克里靖总理了。至于那些画嘛，倒是放在我的卧室里比较合适。”马姬撑不住，随着他哈哈地笑了起来。
麦考利知道马姬是个写书的人，写书的人大多有收藏的怪癖，却没想到她收藏的竟全是中国玩意儿，便有些惊异。马姬将那个书法条幅挪来挪去地摆正了，才说：“我丈夫有个中国女朋友。”麦考利听了，又将眼睛笑眯了：“我说呢，我说呢。你丈夫还在哪国有女朋友？说出来也让我们学学。”马姬不说话，脸色却唰地阴了下来。麦考利知道自己把话说错了，就闭了嘴，起身去厨房，将带来的那瓶葡萄酒开了。翻箱倒柜地找出两个杯子，盛了些酒，一杯递给马姬，一杯留给自己。“你喝点，算我祝你圣诞快乐。”
马姬勉强接了过来。两人无话，便相对坐着喝闷酒。炉火烧过了气，剩了一炉横七竖八的炭条。偶有几点红星子，在灰烬中萤火虫似的闪现一下，又忽地灭了。屋里的热气多了起来，玻璃窗上渐渐地蒙起一层水雾，外面的世界便在朦朦胧胧中洇了开去。酒刚刚入口的时候很凉，过了一会儿沉到肚里，温温热热地散发开来，将心里的沟沟壑壑都熨填得平整了，身子渐渐地就有些轻盈飘浮起来。
“对不起，马姬。先前你打电话来时，我正心烦着呢。我等伊丽莎白的电话，等了一天，也没等着。”
马姬见麦考利左手无名指上，虽然没有戒指，却有一道宽宽的白印子—— 估计是从前戴过戒指的印迹。便猜想那伊丽莎白大约是他的现任女朋友。就问麦考利如何知道她是一人在家的。麦考利说：“你要不是一个人，怎么会在这种时候回我的电话？”
马姬就说起白天去苏山马瑞看温妮母亲的事来。麦考利听了，将膝盖拍得啪啪响：“好，好，她有反应就好。反应越强烈事情越好办，就好对症下药。就怕她懵懵懂懂什么反应也没有，那病就深了，难治着呢。”
马姬趁势说了对温妮房东托尼·林的怀疑。麦考利说温妮杯子上的指纹和地板上的鞋印，果真都是托尼·林的。托尼自己在警察局的问话记录中，也承认那晚去过楼下，是温妮让他去修暖气管子的。后来查过温妮房里的暖气片，螺丝果真松动过。马姬一边听，一边摇头：“看那人的照片，就不是个善相。”麦考利就嘿嘿地笑：“要是你那个直觉能拿来当证据，全城的监狱哪里够用？”马姬又问警方查没查出温妮账号上的四千块钱用到哪里去了？麦考利说警方起初怀疑温妮是否拿着这笔钱出门旅行去了。可是他们调查了那一周之内从多伦多出发的所有加拿大航线，旅客名单里都没有温妮的名字。
两人都饮腻了酒，就煮了些咖啡来喝。麦考利拿匙子搅着杯里的糖块，突然就感叹起来：“我说马姬，这多伦多城里，圣诞夜里还在谈温妮的，大概也只有你和我了—— 恐怕连温妮她妈，这会儿想的都不一定是温妮呢。从前伊丽莎白就烦我过年过节的还在家里打公事电话。哭也哭过，闹也闹过，电话线也掐断过，都不管用。今年倒好了，她清清心心的再也不用听我烦了。”语气里竟有几分寂寥。
马姬这才隐约有些明白过来，那个伊丽莎白不是他的女朋友情人，倒像是他的前妻。听那口气，仿佛是新近才离的婚。却不知说什么才好。
“你那位，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在家？”麦考利忍不住问马姬。
“彼得死了快五年了。”
安德鲁牧师的小教堂后面，是汉福雷家族的墓地，那里埋葬了前后五代的汉福雷。墓地在斜山坡上，一面临海，一面靠着教堂，另外两面用深黑色的铁栅栏围住，便将庄园的嘈杂声远远地隔在了外边。傍晚是一天里最美丽的时候。夕阳渐渐地沉落在山的那面，教堂的尖顶一半在明里，一半在暗里，很是黑白分明起来。余晖在墓碑上抹了一层重重的橘红。落叶在暮色里聚集拢来，绕着墓碑轻轻地盘旋着。洁白的海鸥从不远处的海面飞来，寻找着暗夜之前的栖身之所。在那样平和安详的气氛里，生和死几乎忘却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彼此不再抗争，而是默默地无动于衷地共存着。
彼得看书看累了的时候，就到墓地来散步。他在高高低低的墓碑中穿行，仔细地看过每一块碑文，从墓饰的风格和碑文的内容上猜测想象着长眠者生前的性情爱好和一生中可能发生过的大大小小的故事。彼得惊奇地发现，在这五代的汉福雷男丁中，竟然没有一个活过六十岁的。这一发现使得他的心情有些沉重，他似乎预感到了自己不会安然地活到天年。他甚至想到了自己思想上的早熟也许是生命早逝的一个预兆。作为庄园主的儿子，他很小就知道最早成熟的果子往往是第一个脱离枝头的。
有时他会与母亲在墓地里不期而遇。他知道母亲到墓地来不是为了向长眠的汉福雷们致意的。母亲嫁过来时，公公婆婆早已去世。母亲和其他的汉福雷族亲，也相交甚寡。母亲只是为了逃离那个庄园的笼囿，在这个无人打扰的地方，呼吸几口新鲜空气而已。
有一天，彼得和母亲在彼得祖父母的墓前相遇。母亲挽住彼得的胳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孩子，一百年以后，也许会有一群人，在这里意外地发现我们的墓碑，指指点点地说，这几个姓汉福雷的人，活着的时候，也不知都做过些什么事？”
彼得望着山尽头变成了洋的远方，攥住了母亲的手：“妈妈，五代以前的汉福雷埋葬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五代以后的汉福雷会埋葬在哪里，我们也无法预测。世界是很大的，眼睛能看到哪里，脚就能走到哪里。”十六岁的彼得在那一刻里似乎已经预见到了他后来颠沛流离的一生。
母亲只有在安德鲁牧师的花园里才是真正快乐的。
母亲未嫁前是德国巴伐利亚一个普通农夫的女儿，从小与泥土、牧草、牛马打交道。母亲是在她平生第一次坐火车去法国旅行时与父亲相遇的。父亲那天心血来潮，没有坐头等车厢，却选坐了普通车厢。那年母亲只有十七岁，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无知的向往。父亲靠在窗口读惠特曼的，夕阳忽明忽暗地映在他的身上，使得他那张充满线条的脸层次分明地生动起来。伴随着车轮的震颤声，他用流利的德语给母亲翻译惠特曼《我听见美洲在歌唱》的诗。母亲从诗人如山泉奔涌的诗意里看到了一片广阔粗犷自由自在欣欣向荣的大陆，憧憬便明明白白地写在了脸上。
在这之前，父亲接触过的女人都是与自己门当户对的上流社会淑女。换句话说，父亲接触过的女人都是各种版本的他自己。那天在火车上父亲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别人。少女的颊上布满了从泥土和阳光而来的天然红晕，雀斑稀疏俏皮地长在鼻梁两侧，小母鹿似的眸子里闪现着羞涩不安却又跃跃欲试的眼神。说话时用的是最平实普通毫不矫揉造作的德语。这一切落在父亲眼里都让他怦然心动。当然父亲的这种浪漫激情未能持久。因为父亲最终发现，与自己相处，总比与别人相处容易。而在父亲的那个人生阶段，省心似乎已成为一条非常重要的准则。
在最初嫁过来的日子里，母亲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巴伐利亚的田野里，绿是充盈一切的主题。而加州的农庄却是没有主题，五光十色的。收获的季节里，母亲看见西红柿、红椒、黄椒在绿叶中间烧起一片火，那火一直熊熊地蔓延到天边去时，她会欢快地蹬去脚上的鞋子，鹿一样地奔跑到田野里去，和季节工一起收采。母亲用笨拙的英文，和脸庞黝黑衣衫不整的孩子说笑话。孩子们天真无邪地讥笑她的口音，大人们拘谨地避开她的目光，小心翼翼地吩咐他们的孩子“不可对夫人这般无礼”。后来母亲很快就知道了，汉福雷家族的女主人应该是另一种样子的。于是她就避开人眼，把对泥土的痴迷，转移到了安德鲁牧师的小花园里去。
安德鲁牧师的花园在小教堂的南侧，紧挨着他的住屋。安德鲁牧师的住屋是一座老式的平房。石头垒成的墙上密密地爬满了年代久远的青藤，在风中窸窸窣窣地颤动，掀起深深浅浅的绿浪。只有两扇窗和一扇拱形的小木门，在青藤的海洋里探出三个黑的洞眼。彼得小时候跟随母亲去教堂做礼拜路过这座小屋，总会想起安德鲁牧师眉毛胡须浓重的脸，觉得这座爬满青藤的小古屋是安德鲁牧师脸部特征的写照。遇到天气暖晴的日子，安德鲁牧师会将窗户大大地敞开着，迎接日光。彼得拉着母亲的手，小声地说：“安德鲁牧师睁开眼睛了。”母亲为小彼得丰富的想象力惊异不已。当母子俩坐在教堂前排听安德鲁牧师布道时，便会心领神会抑制不住地彼此微笑。
安德鲁牧师的花园里没有围墙，排列齐整的冬青树成了最简洁自然的屏障。靠墙的那面种的是向日葵，硕大沉重的花朵围绕着加州永远灿烂的太阳高仰着棕黄色的脸庞，在地上投下大片大片的阴凉。花园的左侧种了三排郁金香，一排鲜红，一排艳黄，一排深紫，浓烈的色彩热热地灼着人眼。郁金香的短暂花期过去之后，就是玫瑰的世界。花园的右侧种的是浅红的玫瑰。在晴朗的日子里，玫瑰在众花中似乎略显苍白。可下雨的天里一切都改变了。冲去泥尘之后的玫瑰不胜羞怯地挂着泪珠，淡淡的柔媚远远地胜过了一切热烈喧嚣的赤橙黄紫。
安德鲁牧师的花园原先是由汉福雷庄园的园丁来负责打理的。后来母亲毛遂自荐，安德鲁牧师自然不能拂了汉福雷夫人的好意，便由着她施展她的拳脚。母亲总是在清晨的时候开始园丁的工作。这时候安德鲁牧师已经坐到向日葵投下的阴凉里开始读经和晨祷。母亲早已习惯了在安德鲁牧师的视线里工作。母亲这时的打扮就完全像个美丽的农妇。头上戴着一顶小巧的饰了两朵野菊的草帽，身穿一件蓝白格子的粗布衬衫和蓝色牛仔裤，裤腿高高地卷起，露出细长却很是结实的小腿。母亲赤着双脚挥舞着一把硕大无比的剪刀张牙舞爪地修剪冬青。绿色的碎叶细雨般地洒落下来，空气中立时充盈着树汁的清香。母亲高举着水龙头浇水，一半洒在草上，一半洒在天上。天上的那一半水雾在阳光里折射出淡淡的彩虹。母亲眯着眼睛叉着腰看彩虹，脸上浮起睡梦似的微笑。渴了时，母亲就用手掬龙头里的水喝。母亲总是喝得那样急，水珠顺着她的下巴和脖子流下，将她的前襟打湿。累了的时候，母亲就坐到小屋的石阶上，看蜜蜂在花间嗡嗡地采蜜，松鼠驮着一只红脖子的知更鸟在草地上跳跃寻食。
“汉娜，”在汉福雷庄园里，安德鲁牧师是唯一一个直呼母亲名字的人，“上帝创造的万物是多么的神奇啊！那只松鼠如何就认出那只鸟了呢？春夏秋冬，哪个季节里他们也没有彼此失散过。”母亲说：“也许是她的气味，也许是她的色彩。她的同伴不认得她，倒是她的异类懂得她。”不知为什么，母亲爱把那只松鼠叫作“他”，而把那只知更鸟叫作“她”。两人便良久无语。
学校放假的时候，彼得有时也跟母亲到花园来。安德鲁牧师教彼得做各种各样的鸟笼和风铃。有一天他们正在给一只刚完成的鸟笼上色，就听见母亲一声大叫。只见母亲扔掉泥铲，盘腿坐在草地上，两手紧紧捂住了左脚掌。原来母亲赤脚踩到了两只在草地上栖息的蜜蜂。愤怒的蜜蜂在母亲的脚掌上留下了两个小馒头似的肿块。安德鲁牧师一边扶着母亲走到台阶上坐下，一边吩咐彼得进屋去取干净的毛巾。当彼得端着热水毛巾出来时，他看见了安德鲁牧师单膝跪在石阶上，将母亲的脚搂在怀中，低头用针挑出母亲脚掌里的蜂刺。母亲双手支撑在地上，身子微微地颤抖着。
那天彼得送母亲回家后，又回到了安德鲁牧师的小屋。屋里的窗帘密密实实地拉严了，也没有点灯。外边的艳阳使得屋里的一切变得昏暗不清。彼得摸索着走过客厅，看见祈祷室的门半开半掩着，安德鲁牧师双手合十，跪在十字架前，良久不动，背影如木刻铁铸般消瘦孤单。彼得在门口站了很久，才听清牧师断断续续含混不清的祷告词：
“恩慈的主，求你像怜悯那个税吏那样地怜悯我吧，怜悯我肉身的软弱……让我离开这里，请让我走。打开那扇门吧，求你用全能的力量来打开那扇门。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让我去，让我去那里吧。我是在那里生的，让我死在那里又有何妨？”
“哪扇门？”彼得忍不住问，又为自己的好奇感到羞愧万分。
安德鲁牧师转过身来，看见彼得，吃了一惊。在半明不暗的烛光里，彼得发现了牧师脸上的泪痕。
“孩子，请跟我来。”安德鲁牧师站起来，招呼彼得进入祈祷室。彼得知道这里是牧师卸去尘世的一切衣装，与上帝赤裸相见的地方。当他跨过门槛进入内室时，他感到他已经把他短暂的少年时代留在了门槛外边。这一刻里他是作为一个男人来进入另一个男人生活里极为深沉隐秘的角落的。
祈祷室很小，除了一张长木凳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家具。正墙上钉了一副木质的十字架，十字架跟前是两根粗硕的长明蜡烛，烛泪在铜灯台上堆成一团暗红色的花。烛光照出左边墙上一幅耶稣殉难之前在橄榄山上跪祷的油画，和右边墙上一张年代久远、边角翻卷、颜色泛黄的放大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个古旧的码头和半截石桥。浅浅的堆满垃圾菜叶的水面上泊着一艘破旧不堪的乌篷船，船边站着一对年轻夫妻和三个孩子。最小的那个还是个婴儿，躺在母亲的怀里，布斗篷里露出两颗褐枣似的眼睛，却看不出是男是女来。那两个大些的，都是男孩，一个大约七八岁，一个大约五六岁，都是中国农村孩子的打扮。那夫妻两人虽是鹰鼻凹眼的西洋脸相，通身上下却着唐装。上身是深色棉布斜襟长袍，下身是束着裤腿的青布裤子，足蹬圆口布鞋。女人手挽一个花布包袱，头发用一块头巾包了，只露出额前几缕刘海儿，像拆过的绒线头似的曲卷着。
“这是我，”安德鲁牧师指着女人怀里的那个婴孩说，“我是在中国沿海一个叫宁波的地方出生的。宁波在当地话里就是风平浪静的意思。”
当年安德鲁的父母亲受圣公会派遣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浙东时，他们早已做好了为传扬天国的福音承受尘世一切艰辛苦难的准备。他们唯一没有预想到的是，他们的孩子在中国面临的，将不仅仅是生活上的苦难。安德鲁的两个哥哥相继在中国出世后，他们在父母的怀抱里走过江南一个又一个的小镇乡村，每一觉醒来，看见的都是不同的房顶。他们的学龄教育大多是在母亲聚会回来熄灯睡觉之前的三言两语里完成的。他们既不能和当地的孩子一起接受中文教育，又不能到上海租界的西洋学堂上学—— 那里的学费对一个传教士家庭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安德鲁的哥哥们在七八岁时英文尚说得断断续续的，中文也只流利到可以和街上的孩子对骂。
每当兄弟俩被当地的孩子追骂着逃回家来时，父母都会流着眼泪在上帝面前一遍又一遍地祈祷：“求神怜悯，惩罚我们深重的罪孽，却让我们的孩子张眼看见你的大爱。你应许过，人若不做成孩童的样式，便看不见天国。”后来当安德鲁出世时，他的父母决定不再让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过他哥哥们那样颠沛流离的生活。于是他们为安德鲁在宁波找了一个寄宿的奶妈。安德鲁管这个妇人叫宁波阿妈。
安德鲁出生在一个异常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和一块异常动荡不安的土地上。可是安德鲁的乌篷船，却停泊在惊涛骇浪边缘上的一个小港湾中。安德鲁童稚浅嫩的视线里，看见的只是一片破旧却遮蔽风雨的小屋檐。
宁波阿妈也信耶稣，有一个和安德鲁年岁相仿的儿子，名叫恩宁。宁波阿妈收了安德鲁之后，便给安德鲁取了个中文名字叫恩选。恩选的眼睛比他的两个哥哥黑些，脸部特征也略微平坦一些。当宁波阿妈给恩选穿上恩宁的棉袄，用一顶红布老虎帽子裹住他一头金色的卷发之后，恩选和恩宁竟有了几分相像。到了上学的年纪，为了避免尴尬，宁波阿妈请了私塾老师来家里来授课。恩选和恩宁一样，说得一口天衣无缝的宁波话，写得一手龙飞凤舞的毛笔字——学英文还是很后来的事。直到恩宁考上省立中学离家上了高中，恩选失去了读书的伙伴，恩选的生身父母才决定将三个孩子一起送回美国受教育。
临行前，宁波阿妈给恩选做最后一顿芝麻汤圆。汤圆很软很甜，汤上漂着暗红色的香气四溢的桂花。两人却难以下咽。宁波阿妈声音抖抖地笑了，露出磕坏了一个门牙的大嘴：“美国这样远的生番之地，阿妈这辈子是去不了的。阿妈只有等你回来了。”
那一晚恩选披着宁波阿妈新缝的棉袄，跪在床头一遍又一遍地祷告。祷告词如清泉般汩汩地毫不费力地流过心间：“主啊，你若应许我有万两黄金，我必每一两都用在中国；你若应许我有十条性命，我必每一条都留给中国。主啊，你让我出生在这里，必有你深远的美意。也请你为我铺好回来的路，这是我灵魂栖息之地。”
安德鲁丝毫没有想到，这一别竟会如此绵长。当他在麻省三一神学院获得神学学位并正式按立为牧师，激动万分地准备东行时，中国的大门已经对他关闭了。
“中国的大门对你关闭了，可是上帝却能行最意想不到的神迹！”彼得热烈地反驳着，脸上荡起青春的潮红，“那个叫毛泽东的人，虽然不信神，却在大大地行着福音书上的话，叫那一切卑贱的，翻身变成高贵的；叫那一切高贵的，打倒在地成为卑贱的。”
从那天起，彼得就跟安德鲁牧师学中文，自然是从最浅显的“日月水火山石田土”学起。彼得本是个聪慧之人，又上了心，几个月下来，竟能粗粗地认得几个中文了。便越发地上了兴致，每天放学不肯回家，都泡在安德鲁牧师的书房里，翻看中文书。有一天，彼得来到安德鲁牧师的家，看见寻常读书的桌子上，没有摆书，却摆了三只咖啡杯子。一个脑后扎了一束马尾巴，身形单薄的女孩子，正在弯腰调弄咖啡。
“这是我的女儿马姬，从前一直跟她外婆过，现在终于归我了。”
安德鲁牧师望着马姬，脸上的笑纹水波似的荡漾开来。
彼得高中毕业后，进入了加州斯坦福大学念东亚研究。对于彼得的选择，家人虽有些疑惑，却也没有太大的异议。在彼得的父亲老彼得看来，是汉福雷这样的显赫家族造就了美国的常青藤贵族盟校，而不是常青藤盟校造就了汉福雷这样的显赫家族。学位只不过是汉福雷们修身养性以备重大社交场合谈话用的东西—— 汉福雷们从来不需要用学识来立身扬名，所以选择专业就成了修身养性过程中无关紧要的细节。
彼得离家上学的前一天，正巧是他十九岁的生日。老彼得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晚会，第一次把他的儿子作为成年人正式介绍给他政界商界的朋友。那天的晚会设在别墅的大花园里。工人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开始准备灯饰。当夜幕降临之时，汉福雷庄园的灯光齐齐亮起，远远望去，如一团炽烈的星云，使得那个原本晴朗的夜空暗淡失色。巨型喷泉在音乐声中有节奏地喷涌出赤橙黄紫的水柱，直直地射进夜空，割破银色的灯海，最后化成缤纷的碎雨散落在池面上，敲出细细的涟漪。花园正中维多利亚女皇的大理石坐像前，铺满了几千盆从荷兰空运过来的蝴蝶兰。这座雕像是老彼得的祖父在兴建汉福雷庄园时从英国定制的，听说是根据女皇真人形象塑造的。虽然汉福雷家族在美洲的先祖亚瑟·汉福雷当年在英国不过是一个穷教书匠，汉福雷的后裔们却还在一代又一代地编织修补着他们先天不足的欧洲渊源。
可是那天晚上的奇观还不止这些。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其实是乐队。那天老彼得聘请的，不是寻常人家婚诞寿宴上常见的那种几个人临时搭成的戏班子，而是一个由四五十个人组成的，管弦钢琴指挥齐备的完整乐队。身穿黑色燕尾服的乐队指挥，站在一块铺着黑丝绒的台子上，轻轻一挥手里的那支金色指挥棒，音乐立时如水似的从乐师的指间缓缓流出，将整个花园满满地溢盖起来。当他将指挥棒轻轻一收，音乐戛然而止，园里却找不见一片水迹。那天乐队的每一个成员，都佩戴着一个醒目的印着“19”字样的胸章，来庆祝汉福雷家族的唯一后裔小彼得·汉福雷的成年。
那天晚上汉福雷庄园宾客如云。光汽车就停满了前后的三条大街。男客们西装革履，聚在角落里抽雪茄烟，在腾腾的烟雾中高谈阔论总统大选的局势。女客的晚礼服在草地上擦出窸窸窣窣的声音，话题更多的是关于欧洲时尚和本土的女权运动。彼得看见母亲端了一个酒杯，坐在别墅的大理石台阶上，双肩裸露在初秋的夜风里，鬓上簪着一朵玫瑰，艳红如血。绿色的长裙流泻到石阶上，仿佛把石阶也染绿了一片。绿是巴伐利亚的颜色，母亲始终无法忘怀她那段无忧无虑的少女年月。
母亲当年是在完全没有准备丝毫未经训练的情况下，被突兀地推到汉福雷夫人的位置上去的。父亲曾经期待着母亲会以她独特的未经雕琢的纯朴天真来征服众人，真正赢得作为汉福雷夫人的威望。可是父亲的期望并没有实现。母亲没有像萧伯纳戏剧中的那个卖花女那样，抖落乌鸦的羽翼，摇身变成凤凰。加州的社交场合壁垒森严刀枪不入，没有人会因为母亲的灿烂微笑而忘却她带有口音的英文背后包藏着的那个寒酸故事。母亲在社交圈子貌似浅滩的深水里孤军奋战地游过了几个回合，终于在精疲力竭之后决定放弃。众人从最初的极度关切演变到后来的略微好奇再发展到最后的习以为常，母亲很快不再是私下谈话的内容。母亲比任何人都更早地觉察到了这种变化，便越发地隐退起来。在许多诸如此类的晚宴中，汉福雷庄园的女主人反更像是一个客人，看着世间许多繁华热闹的故事在眼前发生演绎拓展开去，却始终无法进入场景，成为事件的一部分。
母亲身边坐着的是安德鲁牧师的女儿马姬。马姬和彼得同岁，却因病休学过一年，转学重读了一年，结果就比彼得矮了两级。马姬是一个在外表上完全不会引人注意的女孩子。马姬发育很晚，十九岁的身体基本上是平坦的，衣服空空落落没有线条没有内容地架在身上。从小失去母亲的马姬，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修饰的必要。一头棕栗色的头发，一成不变地在脑后梳成一束马尾巴。即使在最正式的场合，她依旧穿着她的布衣布裙，与周遭的环境执拗地不同着。
也许汉福雷夫人从马姬身上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也许马姬从汉福雷夫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早逝的母亲，这两个女人中间渐渐地有了一种类似默契的理解，而从这样的理解里是很容易萌发出友情的。马姬曾经跟外祖母学过制作干花的手艺，于是安德鲁牧师的花园里就再也没有一朵浪费的鲜花。母亲和马姬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剪花、晾花和制盆的过程。安德鲁牧师的祈祷室里，就一年四季地铺满了颜色造型各异的花环。
母亲喜欢编织毛衣。在冬季一切户外活动都终止了的时候，母亲就邀请马姬到家里来，两人坐在熊熊的炉火前，各自织着手里的东西，有时闲闲地聊上几句，有时整个晚上一言不发。母亲被马姬无师自通的编织本事吃了一大惊。有一天，当马姬把完工了的绒衣呈现在母亲面前时，母亲把手掩在嘴上，半晌无语。那是一件冬日的粗绒线衣，背景是皑皑的白雪，雪地上有一只金黄色的松鼠，松鼠的尾巴伞一样地支棱着，背上骑着一只红脖子的知更鸟—— 那花样是毛衣织完之后补绣上去的。
母亲试着穿上，对着镜子照了很多遍，不无遗憾地说：“可惜大了些，我怀彼得的时候穿这个，也许还差不多。”马姬将脸红了，低声道着歉：“要不，给彼得试试看行不行？”
彼得离开嘈杂的人群，朝母亲走来。夜色已经很深了，月亮很大地挂在树梢，将树染了一层银，树枝便有些粗壮模糊起来。月亮并不圆，微微地缺了一角，似乎是在毫无防备中被夜色啃去了一口。彼得跟安德鲁牧师学过几首中国古诗，自然知道月亮代表什么意思。不觉地，就将开始男子汉独立生活的种种兴奋憧憬冲淡了几分。又见夜色里归宿的鸽子在西班牙式的白色长廊里钻来钻去，叽叽咕咕地彼此叙述着一天里的遭遇。其中有一只母鸽子，铺开羽翼兜了一只幼鸽，用喙轻柔地啄着幼鸽的身子。而那幼鸽，也将脖子来回地蹭着母鸽的身体，那母鸽的身子便松松地肥胖了起来。总有一天，这幼鸽羽翼一丰，就要离巢了。虽有些不舍，最初也一步一回头，却最终要远远离去的。那对着空巢的母鸽，该是多么可怜。由那鸽子，彼得想到了母亲，心里便有了几分凄凉。
彼得挨着母亲坐下。母亲望着儿子微笑：“今天一天的开销，大约是巴伐利亚寻常农夫几年的收成了。世界上有几个儿子，能过上你这样的十九岁呢？”彼得的脸上就有了几分愧色：“妈妈，我宁愿过另外一种的十九岁生日。我们，还有安德鲁牧师，一起开车去红杉林野餐。要到树林里最深最底的地方，直到一个人都看不见了—— 这些脸，我是一张也不愿意见到的。”
这时乐队开始奏起华尔兹舞曲来，草地上便刮起一小团一小团五颜六色的旋风。彼得站起来请母亲跳舞，母亲说喝多了酒，头有些晕：“你请马姬跳吧。”彼得这才意识到自己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和马姬说过话，就有些歉意地挽了马姬步入草地。
乐队奏的是一首老歌，叫《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萨克斯管在钢琴的间隙里吹出极为绵长的哀怨，午夜的露珠无声无息地打湿了舞伴的脚。
马姬的个子刚到彼得的肩膀。马姬在彼得的怀里异常地沉默着。隔着衣服，彼得觉出了马姬微微的颤抖。马姬肩上的骨头硌得彼得的手生疼。彼得心里突然萌生出一丝怜惜来—— 多么可怜的孩子啊，似乎轻轻一碰就要破碎。彼得那时想起马姬，脑海里总会闪现出“孩子”，而不是“女孩子”这个词。在以后很长的岁月里，他都无法把马姬那些果断勇敢近乎壮举的行为，和这个弱不禁风的“孩子”联系在一起。
彼得在斯坦福大学读书的那几年里，越南轰轰烈烈地打起仗来了。刚开始的时候，街上商场里还能看到“支持我们军队”的五彩旗子。后来，仗越拖越长，越打越慢。陆陆续续地，就有些裹着星条旗的木匣子，从越南运回来。平日缺乏景致变换的街区，突然出现了一些系着黄色丝带的树木。人们仿佛在一夜之间发现了死亡原来是战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发现使得他们目瞪口呆。于是，激昂的口号声便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首先开始发难的是学生。
彼得的熟人中间，就有人收到了入伍通知书。有的去了，还写过一两封信回来。有的一去，就没了信息。校园里人心惶惶的，众人的心思自然就不在读书上了。彼得干脆连寒暑假也不回家去，整日与同学到市政厅广场静坐请愿，在校园里焚烧国旗和约翰逊总统的画像。学生的反战行动本来是自发的，一小群一小群，各自为政，随心所欲的。斯坦福大学新闻系有个叫马吉琳的学生，将校园里的反战情绪写了些系列报道，登在《旧金山时报》上。文章写得极为尖锐犀利辛辣，引起了不小震动，各州的报纸争相转载。全美国的新闻媒介，顿时一窝蜂似的往加州的大学校园里涌来。于是，以小波小澜开始的分散行动，因着马吉琳的那杆利笔，迅速扩展成一场后来在历史上留下浓重色彩的大潮流。
有一天，彼得去城里请愿回来，跟同学去学生俱乐部喝啤酒。同学中有人指了对面桌上的一个女生，告诉彼得：“那个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吉琳。”彼得看见一个身材甚为细长的年轻女子，独自一人对墙坐着。一只手里端了个咖啡杯子，另一只手里夹着一根烟。女人穿着一件墨黑的毛衣和一条墨黑的布裙子。毛衣极为紧身，勾勒出一身凹凹凸凸的线条来。领口低低地挖进胸脯，衬得颈上面的肌肤皙净如雪。裙子极短，女人侧身坐着，两条颀长匀称的腿，便完完全全地露在了桌子外边。女人的头发大体上是棕栗色的，又带了些深红，在脑后松松地绾了一绾，随随便便地束在一个大黑发夹里。脸上略略施了些脂粉，显得很是眉黑目深。女人将手里的烟偶尔地吸上一口，又仰脸悠悠地吐了。便有些小小的圆圈从女人口中轻轻地飞出，渐渐地变大变模糊了，再软软地撞到墙上，碰碎了。彼得从没见过这样新潮的吸烟女人，便忍不住走上前去找了个由头搭话。
“据说红头发的女人都是有性子的，百闻不如一见。”
女人不说话，只是看着他笑。彼得突然就有些窘迫起来，讪讪地不知如何续话。
女人将手里的烟在烟灰缸里转了一圈掐灭了，抬头定定地看着彼得，一字一顿地说：“久违了，汉福雷家的彼得。”
彼得大吃一惊，将那女人仔细地看了几眼，方隐隐地看出些相识之处来了。又将女人的名字想了一遍，才恍然大悟那马吉琳原来是马姬的全称。便忍不住抓了马姬的手，狠狠地摇晃了起来：“马姬你可全变了，若是街上遇到了，我一准认不出来。”
马姬低头转着手里的咖啡杯子：“那么说我从前大约是极丑的。”彼得有些尴尬，哼哈了两声，就问：“你考进斯坦福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马姬笑了起来：“彼得少爷，你这样有眼界的人，我若不变成个天鹅的模样，如何敢来见你？”
彼得听见这个称呼，四下看了看，立时红了脸—— 彼得的同学从来都不知道他的身世。彼得嘴上嘿嘿地笑着，心里却着实惊异：统共不过三两年的工夫，这个马姬如何就从里到外地换了个人呢？不仅是长相变了，连说话的声，都和过去很是不同了。从前的那个马姬，招人疼却不招人想。如今的这个马姬，招人想却不招人疼。这两个马姬，若是混在一处拌一拌，各取一半就好了。
如此胡思乱想着，两人就喝了些咖啡，抽了些烟，聊了些汉福雷庄园的旧事话。两人约定，放暑假时一道回家探亲去。
后来他们果真一道回了趟汉福雷庄园，却不是为了度暑假去的。在毕业典礼之后，彼得收到了盖着国防部大红印章的入伍通知书。彼得回家是辞别双亲的。
彼得的父亲老彼得在那年里中了两次风，行动甚为不便，成日只能穿着睡袍坐着轮椅在平地上来回挪动。彼得回来的那天，老彼得和管家关在浴室里忙碌了一整个下午。到晚上老彼得洗漱一新地出现在餐桌上，为儿子饯行。那晚老彼得身着隆重的黑色燕尾服，稀疏的胡子在唇边梳理成整齐威严的两撇。那晚餐厅里所有的电灯都关了，十六对硕大的深红蜡烛，分成两排摆设在长餐桌上。烛台是英国约克郡出产的青铜制品，上面雕刻着精致的花卉草叶。餐巾是绣着英国皇室标记的高级亚麻布。餐具是一套十二件扇形地摆开的纯银制品。这样的排场，老彼得通常是在州长驾到时才派上用场的。
那天到场的除了汉福雷家人外，还有安德鲁牧师。空气很黑也很重，烛光剪出小小的光明的空洞，红彤彤地照着每个人的脸。每个人却都知道这短暂的温暖之后，将会是如何冗长的冷寂。安德鲁牧师的祝祷词一次又一次地被哽塞的喉音所打断。当牧师用《诗篇》第二十三篇来结束他的祷告文时，彼得的母亲早已经眼泪涟涟了：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我走义路。
我虽行过死阴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
你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伴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老彼得高举手里的酒杯，为儿子祝福：“这瓶酒是你的曾祖父在1862年亲自酿下的，今天就让19世纪的英雄来为20世纪的英雄喝彩吧。几百年的汉福雷家族里，有的是为财富而战的勇士，却还没有出过一个为道义而战的英雄。你是第一个替国出征的。我的孩子，你只管前去吧。汉福雷家的陈列柜里，从前摆设的都是你先辈的足迹。不远的将来，你的勋章会替他们增添光彩。”
老彼得的悲壮情怀没有得到任何响应。在死一样的寂静里，母亲突然扔下手里的餐巾，大声抽泣着，掩面而去。在彼得的记忆中，这是母亲对父亲最大的一次失礼和抗争。
第二天马姬坚持要开车送彼得去机场。眼看着汉福雷庄园渐渐远去，苍翠的田野在车子的反光镜中变成细细一条带子，离别的现实在那一刻里才拨开重重迷雾清晰起来。彼得突然有些感伤：“也许，我再也见不着这片土地了。”马姬听了，只是笑：“我还以为你是刀枪不入的，原来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彼得不再说话，突然就恼怒了马姬的刚强。
这时太阳就升到头顶了，照得遍地白花花的。天渐渐地燥热起来，路边阔大的棕榈树叶在阳光里恹恹地翻卷着，像一只只握着拳头的手掌。蝉高一声低一声地嘶鸣着，锯齿似的割着人的耳朵。以往所有因理念而生的困顿挣扎，在生命的大彻大悟面前显出了前所未有的空洞苍白。一种听天由命的无奈和倦怠排山倒海似的袭来，彼得在车上呼呼地睡了过去。
醒来时，已是暮色苍茫了。一看表，早过了班机起飞的时间。探头看看窗外公路上的路标，竟是离家五六百公里的华盛顿州地界了。电闪雷鸣似的，彼得突然明白了马姬根本没有打算送他去机场。从一开始，她就是要带他逃离美国，去投奔北面的邻邦的。当年南北战争时期，就有很多黑奴通过地下渠道逃往加拿大。多少年来，加拿大政府在《引渡法》上一直含糊其词。通过这样的渠道逃兵役，彼得隐隐地也听说过，却从未想过他自己会去身体力行。归根结底，他还是在忐忑地惧怕着后果。彼得这时才明白，自己以往的种种叛逆行径，不过是银样镴枪头。关键时刻，竟不如一个弱女子有决断。彼得不禁再次被马姬的勇敢沉着深深震撼。
“边境那头有人接你。到了那边谨慎行事，暂时不要给任何人写信。等改了名字，得着了居留身份，再联系。”
彼得与马姬紧紧相拥道别，背着简单的行囊走上了通往边境线的路。暮色渐渐地浓重起来，把云染成墨蓝。风起来，路面在彼得的脚蹍压之下发出轻轻的叹息。那一条路在彼得的生命中具有十分重大的象征意义。从路的这头走到路的那头，彼得结束了他作为汉福雷后裔养尊处优的静态生活，展开了他颠沛流离的探索脚踪。彼得的脚步有些犹疑不决，可是彼得没有回头。眼看着彼得的身影被夜色吞成一个越来越小的黑点，马姬忍不住叫了一声。夜风把她的声音急急地淹没了。她的这次呼唤和她后来许多次的呼唤一样，都在尚未抵达的时候便已销蚀。当时无论是她还是彼得都没有想到，他们下一次的相见竟会是如此遥远。
三个月以后的圣诞节，马姬和彼得的母亲汉福雷夫人同时收到了一张盖有温哥华邮戳，既无寄信人地址也无署名的圣诞卡。卡上没有任何手写的话语，却只有一首印刷的诗歌：
马姬知道，这是彼得捎来的平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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