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圣诞节，马姬心里一直惦记着飞云的状况，就决定再次去苏山马瑞探望飞云。临行前鬼使神差地给麦考利警长打了个电话。事后想起来那通电话其实是个隐晦的邀请。马姬为自己如何会萌生出这个念头而百思不得其解。麦考利没费什么周折就上了钩：“我若不拦你呢，看你的样子也不怎么经打。我若拦你呢，你这样的女人又岂是拦得住的？罢罢罢，只好舍命陪你走一趟了—— 万一再撕打起来，也有个拉架的。”马姬听见“拉架”两个字，摸了摸额角上刚刚结了痂的伤口，忍不住微笑起来。
医院里很冷清，病人大多被家人接回去过年了。护士因有过上回的经历，便不肯放他俩进去。麦考利无奈，只好亮出警察局的铜牌来，才让进。飞云已经从隔离病房搬回普通病房了。午睡刚醒，正半躺半坐地靠在床头晒太阳。脸色白白亮亮的，像抹过一层蜡。眼珠转动起来，有那么一两分的迟疑缓慢。马姬猜想这几天飞云大概很是用过一些镇静药了。
病房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女人穿着一件猩红色的羽绒大衣，臃臃肿肿地站在飞云的床前，靴子上的泥浆在地板上淌出两块黑色的印迹。像是刚到，又像是马上要走。女人手里提着一摞大大小小的白色食品盒，盒子里隐隐地沁出些葱蒜的香味。女人听见人声，转过身来，马姬惊奇地发现原来是萱宁。
飞云见了马姬，嗵的一声坐直了，开口就问：“有消息了？”马姬赶紧说还没有消息。“跟附近几个省的警察署都通过电话了，最近十天里发生的交通事故和犯罪案子也都查过了—— 受害人里头都没有和温妮长得相似的。没有消息，有时候就是好消息呢。”
飞云听了这话，脸上就浮起些尴尬的笑意：“难为你还来看我。听护士说了，上回我大概是急糊涂了，把你抓成这样—— 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马姬见她说话虽然有些缓慢，神志思路都还是清晰的，猜想她的病情大约稳定一些了，才略略放心些。这时飞云就将眼睛转过来看着麦考利不说话。马姬自然不敢说出麦考利的身份来，只好含含糊糊地介绍说是个朋友。飞云就嘿嘿地笑了起来：“也好，万一我又糊涂起来，你好歹有个保镖。”一句话说得两人都讪讪的。
说了一会儿话，飞云就很是疲乏了，又半闭了眼睛靠回到床上养神。萱宁将那些白盒子拆了，一一说给飞云听：“这是梅菜扣肉，这是五香豆腐，这是冬菇油焖笋，这是椒盐虾。大金知道你爱吃辣，特地吩咐厨子给做的。怕味不够重，又单调了蒜蓉辣酱，你自己拌着吃。”
飞云突然睁开了眼睛，乜斜地看萱宁，换了中文说：“就这么个男人，也值得你编这样的瞎话来成全他？”萱宁知道马姬听得懂中文，一时便将脸涨得绯红，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嘴唇抖抖的，又说不出话来。呆呆地站了一会儿，便掉头往外走去。
马姬从窗口望出去，看见萱宁的红大衣像一团火似的在雪地上一闪一闪的，闪进了一辆黑车。车半天也没有启动，萱宁趴在方向盘上，身子一抽一抽的，似乎在哭。马姬忍不住问飞云：“那个大金，真有这么坏？”
飞云捡起床头的一条红围巾递给麦考利，让追出去拿给萱宁。这才叹了一口气，对马姬说：“要坏到什么地步，才叫坏呢？反正你都知道了，告诉你也无妨。小锁连婚纱都买好了。开始是一件嫩黄色的长裙，让她一个要好的教授看见了，说你是头婚，哪能穿那个颜色？就连夜拿去换了一件纯白色的。又暗地里约了一二十个同学朋友，有大金那边的，也有她自己这边的，本来打算那天晚上一起来吃顿饭，给大金一个惊喜。你想想，她再一个一个地去通知取消。”
马姬只好挑了些宽慰的话来说，取消婚约在北美也是平常的事，不必太放在心上，云云。飞云却只是摇头：“放在别人身上兴许还好，小锁是个心重的人，这样的事偏偏让她遇上了。当年若不是因为我，她恐怕早就跟了海鲤子，哪里还会有后来的这些事？”
蕙宁十八岁那年发生的故事其实是飞云十八岁那年发生的故事的延续。或者说，蕙宁十八岁那年发生的故事，是从飞云十八岁那年发生的故事里繁衍滋生出来的。然而，从飞云十八岁到蕙宁十八岁的长长日子里，还陆陆续续发生了许多其他的事情。
其中的一件，就是黄尔顾和龙泉的干校生涯。
黄尔顾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中只被擦破了一层皮，就给抛到了郊区的一个干校农场去了。那几年里，小城的政坛如同一块大大的天幕，不断地有新面孔新名字流星似的飞来逝去。而在那个世外桃源的农场里，显赫一时的黄尔顾渐渐被人遗忘。这种遗忘造成了一个安全的真空，黄尔顾在其间自得其乐地活着。他的幸运与他简单的身世不无关联。从农夫到军人的历史被人们反反复复挨章挨节地审阅过，唯一的瑕疵是那个休妻再娶事件。那个事件原本是可以演绎成一出大戏的，却因为那个山东女人坚持说是她先提出离婚的而不了了之。
相形之下，龙泉的历史就复杂多了。白区地下党人的经历每一个环节都布着浓郁的疑云。疑云的形成往往是因为一种瞬间产生的感觉，而证实一种感觉或推翻一种感觉却是一个剥茧抽丝的过程，极为冗长烦琐。三年之后，当龙泉终于结束了隔离审查的日子，在干校农场里再次见到他的老上级时，两人都为彼此身上的变化暗暗吃惊。黄尔顾脸色黑如铸铜，灰色的中山装半敞着，露出脖子上的一条擦脸汗巾。手里捏着一柄当地人时兴的木雕烟斗，劣质烟末子在烟斗里发出粗糙的咝咝声。黄尔顾叉着双腿坐在田埂上，在丝丝缕缕的烟雾里声如洪钟地谈论着一些关于年成的琐事。龙泉缩在厚厚的毛衣里，形销骨立，神情倦怠，在老上级面前第一次显露出了他的心不在焉。风刮乱了田里的新绿，也刮乱了他的头发。他的头发已经完完全全地白了。
飞云还在城里的那家医院工作。现在的飞云无官无职，只是一名普通护士。从院长摔到护士群里的最初刹那，飞云曾经感到了彻心彻肺的疼痛。再后来，这种疼痛就麻木了。飞云原先是从护士变为院长的，再从院长变回护士，略经操练，便又轻车熟路。看到院里那几个不懂医也不懂药的领导丢了官之后手足无措的样子，飞云暗暗庆幸自己当年听从了龙泉学一技之长的忠告。护士飞云坐在人生的低谷，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跌得更低了，心里突然就很是踏实了起来。渐渐地，便体会出丢官去职卸除人生诸多桎梏之后的自由快乐。那时，飞云把萱宁和蕙宁都放到了阿九那里抚养，只在周末接回家来。变相地又成了单身的飞云突然有了很多时间。在那些时间里，飞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不曾发现过的自己。这个有些陌生的自己使她情不自禁地着迷。
作为院长和地委书记夫人的飞云一直是老成持重且拘谨的，而作为护士的飞云却开始活泼任性起来。最初的变化是从头上开始的。她那常年平直的头发上，突然出现了一枚暗红色的塑料发卡。那枚发卡将她的黑发勾勒出一个弯月的形状，裸露的脸颊便有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清朗生动。过了几天，飞云的灰卡其外衣里，翻出了两片嫩黄色的衬衫领子。又过了几天，飞云的黑布鞋里套上了一双宝蓝色的尼龙袜子。在那个缺少颜色变化的背景里，四十出头的飞云正不动声色地领导着一场时尚革命。
有一天，飞云下班回家，开了炉子做饭给自己吃。她一边听着鸡蛋在锅里毕毕剥剥地爆着，一边轻轻地哼着歌。飞云会唱的歌很少，飞云会唱的歌大多是在泉山疗养院那几年里学的。飞云那天哼的歌是关于一群在河边洗纱布的朝鲜护士遇到一群志愿军战士的情形。当她哼到“亲爱美丽的护士姑娘，你的眼睛多么漂亮”的时候，她忍不住咬着下唇微笑起来。她想起来这首歌是龙泉教自己唱的。那次他们两人坐在泉山脚下的大山石上，他叫她压低了嗓子唱男声，而他自己却尖声尖气地学唱女声。他们到底也没有把那首歌唱完，就揉着肚子笑岔了气。飞云一路微笑着端着一碗蛋炒饭走进屋里时，偶然地看见了镜子里的那个形象，就大大地吃了一惊。那天她放下饭碗，两手捧着发烫的脸，在镜子面前站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正好是个星期天，飞云从阿九那里领了萱宁和蕙宁，准备到乡下去看望黄尔顾。正要出门，隔壁龙家的女人谢春兰来敲门，递来一茶缸的腌鸡蛋，让给龙泉捎去。飞云知道龙家五口人这些年都靠龙泉减发的工资过日子，很是捉襟见肘。几次约了春兰去干校看男人，春兰总是找借口推了—— 飞云猜想那一块五一张的长途汽车票，对春兰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就不由分说地拉过海鲤子：“让我带孩子去吧。龙泉最想这个老儿子了。”
飞云带着三个孩子坐车到了农场，又七拐八拐地找着了干校宿舍。黄尔顾和龙泉住在一间房里，两个正盘腿坐在床上下象棋。床上摆了一张矮茶几，茶几上摞着几个脏碗，苍蝇嘤嘤嗡嗡地在碗沿上爬来爬去。黄尔顾一边拿着火柴棍子剔牙缝儿，一边嚷嚷着要和棋，龙泉死活不肯。两人见了飞云，都吃了一惊。黄尔顾一把揪了蕙宁过来，“小妞妞，小妞妞”地乱啃乱咬起来，胡子扎得蕙宁咯咯地藏来躲去的。
一老一小闹腾够了，黄尔顾才放下蕙宁，朝萱宁招招手：“大妞妞告诉爸学校里有啥新鲜事儿？”萱宁远远地站了，不肯说话。黄尔顾就叹气：“这孩子怎么长了她妈的脸、我的脑子，总也不开窍？”说得一屋的人都笑。
萱宁不笑，却拿胳膊推着海鲤子：“你说呀，你说呀。”这边越着急，那边越不肯说。最后还是蕙宁忍不住说了出来：“国庆节献礼的画，全校就选了他一张，就是小朋友帮忙推车的那一张，要寄到北京去的。”龙泉摸了摸海鲤子的头：“我儿子总得比我强，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嘛。”海鲤子挣开他爸的手，说：“你那么重，我哪里推得动？”说得众人又哈哈地笑。
后来龙泉就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一包过年吃剩的瓜子，三个孩子拿去了，就躲到墙角嗑了起来。大人便把门关了，压低嗓门儿聊了些关于时局的话。龙泉说主席真见老了，接见外宾竟要人搀着了。飞云说最近报纸上谁谁露面最勤，谁谁的名字突然不见了。没说上几句话，黄尔顾的两个眼睛便细了起来。龙泉悄悄告诉飞云：“都是昨天那场雨闹的，全农场的人都出来排水，看把他给累的。”飞云赶紧找了个枕头，垫在黄尔顾身后，黄尔顾连连摇头：“不碍事，不碍事，扛一扛就好了。”话没说完，身子就矮了下去，鼾声低低地响了起来。
飞云起身，一边说你们这屋像猪圈，一边就把各处都整理收拾了一番。又找出些脏衣服来，放进脸盆里要拿到井边去洗，却让龙泉拦住了：“你多久才来一趟，衣裳我和老黄都会洗。不如带你到外头转一转，这乡下地方的景致，也还是有些味道的。”飞云看看天色也不早了，就将该留的东西留下，该带的东西带走。都交代完了，方领着孩子随龙泉出了屋。
走出灰瓦红墙的干校宿舍，迎面就看见了一汪池塘。刚下过雨，池塘的水涨得很高，满满地托起一池沉甸甸的大荷叶。荷花尚未长成，只露了些嫩红的尖角，东一枝西一枝地戳在油汪汪的一片暗绿中间。荷叶上歇了些红头蓝尾的大蜻蜓。雨后的蜻蜓极笨，海鲤子掰了根树枝捅了几下就捉着了一只。他让蕙宁解了头绳，绑在蜻蜓腰上，提在手里走。蕙宁散落着一根辫子在前头跑，蜻蜓的翅膀呼啦呼啦地扇着风。海鲤子和萱宁在后头追，笑得上气不接下气。龙泉便叹气：“城里的孩子真可怜，啥也没见过。”
走过池塘，便看见了一片田。田很大，大得再也看不见别的东西了。田里种的是油菜。油菜正旺旺地开着花，暗暗的绿上浮着厚厚一层的黄。黄的上边，便是那片天了。天像一块扯得紧紧的蓝布，劈头盖脸地蒙在田上，把人蒙得透不过气来。飞云走了几步路，有些热，脸上红扑扑的，就拿出手绢来擦汗。龙泉见了，忙掏出自己的大手帕，铺在田埂上让飞云坐下歇口气。一边就脱了鞋子袜子，将两个光脚丫子伸进田垄里去。田垄里积着些隔夜的雨水，清清凉凉的很是惬意。
孩子们见了，也都来学。一时田埂上便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鞋子，田垄里便挤满了大大小小黑黑白白的脚丫子。飞云斜了龙泉一眼：“你这样教孩子，能有个好？”龙泉看着飞云，嘿嘿地笑：“飞云我也学会打篮球了，没事就和邻近的农民比赛。从前在金瓯读书的时候，就爱看你打球。一看你打球，天大的事儿也忘了。”
飞云听了，眼睛一热，就把头低了。暗想当年若是他点个头，天边地极她也会跟他去的。可是他没有点头。他劝她跟了别人。当年来求婚的若是个比他小的官呢？他还会劝她这样吗？也许，世事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身边的这些孩子，就会是他和她的了。
龙泉的小儿子海鲤子，从小喜欢画画。海鲤子最初的艺术表现天地，是在他们家的灶披间里。海鲤子放学回家，一边在炉子旁边等着妈妈把饭煮熟，一边就拿了蜡笔在墙上涂涂画画。春兰见了，就拿抹布来擦。可她擦得总没有他画得快。有一天，龙泉回到家里，天还早，夕阳把灶披间照得红红的，像着了火。在那样的光线里，墙上那些零乱的形状和色彩突然间有了一些连贯的意义。龙泉心里一动，就吩咐春兰不要阻止儿子在墙上画画。那时候小孩子能看的书很少，龙家和黄家的孩子常常到街头的书摊上花一两分钱租小人书看。蕙宁看得慢，没等看完，就到了摊主来收书的时候。第二天海鲤子竟能把蕙宁没看完的那几页凭印象画了出来。蕙宁拿了来给飞云看，飞云惊得掩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后来见着春兰，忍不住说起要培养孩子天分的话来。春兰叹了口气，说：“他爸总也不在，没人管他。这个年头，平安就是福气了。哪怕学门手艺，都比画画稳妥—— 看那些栽了大跟斗的，都是能写会画的人。”飞云听了，也就无话可说。
话是这样说，春兰心里，也隐隐觉得海鲤子是块材料，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撺掇，也不压制，由着海鲤子画到哪里是哪里。后来海鲤子在学校里画出了名，老师提出来要送他去少年宫绘画班学习，春兰就点头默许了。
海鲤子渐渐地长大了起来，读书上心思总是淡淡的，对画画却越发上了心。又碰到了一个美术学院毕业分到小城来的老师。那老师见海鲤子悟性好，肯努力，就花了些真心来点拨他。到十八岁高中毕业的时候，海鲤子的画已经很有些气候了。
在海鲤子和蕙宁都是十八岁的那年，蕙宁发现了母亲和龙泉之间的旧情。
那几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些人从天堂落到了地狱，有些人从地狱进入了天堂。黄尔顾早已官复原职，手下却不是原先那班人马了。龙泉一直没有正式分配工作，却被选派到省委党校学习。小城的人多多少少也知道，党校是升迁之前的序曲和烟雾。于是，龙家便有点门庭若市的味道了。
时局的起落对蕙宁来说毫无兴趣。那一年蕙宁在做着一件全中国的年轻人都想做的事—— 准备考大学。海鲤子报考的艺术院校是提前招生的。所以在萱宁和蕙宁还没有进入考场的时候，海鲤子的怀里就已经揣着一张省城美术学院的入学通知书了。当龙家妈妈把通知书拿过来给黄家的人看时，萱宁捏着那张纸，啧啧地叹着气：“画家，海鲤子真成画家了。”蕙宁微微一笑：“眼红什么呀，自己也考一个就是了。”萱宁就摇头：“人跟人就是不一样。人家是什么脑子，我是什么脑子？”
萱宁在十六岁上就把身架子长好了，高高挑挑的个子，该肥的地方就肥，该瘦的地方就瘦。背着书包和同学走在街上，竟像是一个老师带着一帮学生。而蕙宁一直到十八岁才开始长起来，却始终是一副单薄的身相：细长的腿，细小的腰，薄薄的肩膀。颧骨高高的，衬着两只深陷的眼睛。眼睛幽幽的，看到哪里哪里就是黑蒙蒙的一片。机关大院的家属们，聚在一起聊天，都说黄书记家的双胞胎，一个是喜相，一个是苦相。而海鲤子眼中的美人，却不是萱宁。
海鲤子长到那个岁数，突然就和蕙宁疏远了起来。平日只和萱宁磨嘴皮子，见了蕙宁，反是呆呆的，没什么话。海鲤子有话也不直接说，总要让萱宁来传。海鲤子在家里画素描，只请萱宁当模特儿。可画来画去，画出来的人反更像蕙宁。晚上做完功课，黄家姐妹两个躺在床上，免不了要聊些学校里的闲事闲话。萱宁说来说去，总要说到海鲤子身上。海鲤子球打得如何如何，海鲤子歌唱得如何如何，谁又给海鲤子写过情书了。蕙宁听了，便冷笑：“我看你是想那人想疯了。”萱宁把脸涨得通红，回了一句：“还不知是谁想呢，不叫的狗才咬人。”蕙宁也不搭理，却将两个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天花板。
第二天，蕙宁看见海鲤子在学校的操场上打篮球。海鲤子穿着一件海军蓝的背心，鱼儿似的在人堆里游来游去。远处站了几个女孩子，嘴里说说笑笑的，却都拿眼角看他。蕙宁想起头天晚上萱宁的话，心里咯噔了一下，脚步不知不觉就慢了下来。海鲤子打完球，一边撩起背心擦着脸上的汗，一边朝蕙宁走过来：“有事？”蕙宁微微一笑，眼睛却看着远处那几个女孩子：“那边有人等你呢。”海鲤子突然就正经了起来：“蕙宁你放心，谁等我也没用。我有一句话，等你考完了才能说。”
蕙宁心里的一块石头，到这时方咚地落到了实处。将头低了，用布鞋一下一下地踢着路边的碎石子：“我报考的几个志愿，都在省城。”
后来海鲤子的那句话，竟再也没有机会对蕙宁说。
蕙宁报考大学的那个夏天，出奇地热。那时小城的旧城区，都还没有卫生设施，地委机关的家属大院也不例外。院里的那口水井周遭，便成了男人们的天然浴场。晚饭之后，女人们自觉地退到屋里，由着男人们脱得只剩一条裤衩，一根一根，棍子似的拥挤在井边洗澡。在赤裸相呈的那一刻，一切等级界限突然含混不清起来。传达室的小跑腿也敢和地委书记开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男人们对这种站在人前的洗澡方式早就无师自通，运用自如。毛巾进入裤衩里面的动作极为敏捷迅速。偶尔有人在那个地段停留过久，便会引来一阵善意的讪笑。
整个大院里只有一个男人不是用这种方式洗澡的。
龙泉在省城党校学习的过程中，住过一个带卫生间的招待所。回到小城过暑假，站在赤条条的人群中洗澡，突然就有了一份不自在。于是每天只用脸盆盛些温水，躲在屋里用毛巾蘸着擦擦身子。
大院里的女人远没有男人那样的幸运。一整个夏天，洗澡成了她们烦心的事。首先她们要找到屋里最隐秘的一个角落，其次要闩好门窗，接着还要爬上凳子仔细地检查过窗帘有否漏缝。这个过程本身就可以让人累得大汗淋漓。然后她们会在木盆里放好温水，再在盆中间摆一只小板凳。等到一切就绪，才敢小心翼翼地脱下衣服，坐在板凳上擦洗身子。
事情是在龙泉回家过暑假的第二天里发生的。
那天蕙宁遇上了女人每个月都会遇上的麻烦，所以擦洗起来又比平日略略仔细一些。当她终于擦完全身准备穿衣服时，她听见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她转过身来猝不及防地看见了黑暗中的一双眼睛。那人是从一扇小门进来的。那扇小门是通往一个储藏室的。储藏室的那头，是龙家的住房。蕙宁检查了所有的门窗，却独独忽略了这扇原本钉死了的门。惊骇中蕙宁用双手护住了瘦小坚挺的乳房，侧着身子退到了墙角，夹拢的双腿紧紧地裹起了一朵刚刚绽蕾的生命。暮色里蕙宁的胴体像石膏般地闪着柔和的白光。后来她其实是从声音上分辨出那个人来的。
“不要怕，飞云，让我看看你。一辈子，看都没看过你，就过去了，我实在是不甘心啊。”
刹那间，蕙宁明白了一件事情。儿时记忆中母亲与龙泉之间的一个眼神、一句轻语、一个小动作，突然间全部有了新的意义。她开始怀疑，这些年来自己是否被母亲拉着演了许多戏。本来以为自己在戏里唱的是主角，其实自己也许从头到尾只是母亲精心设计的一件道具，是为母亲提供一份情调、一种烘托的，就像神话剧里仙女出场之前的那重烟雾。如此想开来，海鲤子兴许也是他父亲设计的一件道具。在那个炎热的六月天里，蕙宁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寒冷。她从木盆里拾起毛巾，连汤带水地朝那个男人甩去。
后来蕙宁改填了入学志愿。那个秋天蕙宁没有向海鲤子告别，就提前离开小城去上海读书了。
探完飞云出来，天就有些黑了。风鬼鬼祟祟地撕扯起来，把天边那几团脏棉絮似的云，一会儿扯薄了，一会儿搓厚了。马姬高一脚低一脚地踩着积雪走进车里，一头歪在座位上，便不肯动弹。麦考利警长从车后拿出雪帚来扫车，将雪片纸末子似的掸了一地。扫出一块干净的玻璃窗来，才看清马姬怔怔的样子：“怎么这么个眼神，现在送你去医院还来得及。”
马姬回过神来，忍不住笑了：“我在想蕙宁这一辈子的头就没有开好。”
麦考利冻得哆哆嗦嗦地钻进车里，一边将引擎开了取暖，一边脱了皮手套搓手：“一辈子的头要是一开就开对了，往后几十年的日子还怎么过呀？头开错了不要紧，尾结得精彩就行。千万别像我，都是因为头开得太好，尾怎么也结不下去了。”
见马姬也不理他，才把笑收敛了，正色说：“告诉你吧，即使没有龙泉，蕙宁和海鲤子也好不成。青梅竹马的，哪能做夫妻？做兄妹还差不多。倒是旁不相干的人，才做夫妻呢。”
马姬听了，细细一想，倒有几分道理。半晌，又问：“大金为什么就挑了萱宁呢？”麦考利就势把手搭在马姬肩上：“你又不是男人，你哪里懂得？那蕙宁就是样样胜过了萱宁，大金才甩了她呢。女人强得一身铁，一啃一嘴血的，哪个男人还敢碰她？”
马姬一把将麦考利的手拨拉开来：“你说蕙宁的失踪跟大金有关系吗？”麦考利连连摇头：“要有事，早该有事了，哪有隔了两三年，才突然生起气来的？倒是要好好查查大金之后蕙宁又和谁吊膀子了。过完节咱们去一趟蕙宁工作的医院。”
两人正说着话，天就变了，筛下棉絮似的大片大片的雪花来，路突然就全看不见了。麦考利看看天，又看看表：“路上不好走。又没有人等我们回去，还不如就在这个小镇住一夜，等天好了再走。”马姬咦了一声：“我没人等，还算是句真话。你那一筐一筐的女朋友呢？”麦考利便嘿嘿地笑：“我那些女朋友，一到关键时刻就跟男朋友走了。”
两人就近找了家旅馆住下。旅馆里灯火通明，却没有几个人。老板娘热情地迎上来，介绍说晚上有迎新年特别节目，楼下的娱乐室里有免费晚餐和通宵电影。马姬和麦考利便急急地各自回屋洗漱过了，在娱乐室碰头。
马姬换了一件宽宽大大的毛衣，一直拖到膝盖上，原本高挑的身子突然显得瘦小了起来。领口探出一张白净的脸和一双蓝莹莹的眼睛，颊上微微地有几颗雀斑。头发洗过了还没有全干，起着一头蓬蓬松松的卷子，看上去比平日倒年轻了许多。麦考利见了就说：“你这样一穿，就穿回到我女儿的年纪去了。”马姬啐了一口，说：“你这眼神可不是父亲的眼神。”
娱乐室里也没有别人，两人说说笑笑的，拿了个纸盘子放在膝盖上，把脚高高地搁在前排的椅子上，一边撕着些鸡腿来吃，一边看电影。那晚放的是一个好莱坞黑白旧片，银幕上沙沙地下着雨点，男女主人公说起话来像镶了假牙似的装腔作势，看得马姬哈欠连连。好不容易熬到片子放完了，才指着麦考利说：“都活在那个年代多好。穿白的是好人，穿黑的是坏人，傻瓜也看得出来。还需要你们警察做什么呢？”
麦考利看看马姬，又看看自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那天马姬穿了一身白，麦考利穿了一身黑。
两人都看腻了电影，麦考利就建议去酒吧喝酒。马姬有过上次“小希腊”餐馆的经验，便不肯去。禁不住麦考利一遍遍保证“只喝两杯”，才跟了去。酒吧里也甚是冷清，三三两两地坐了几个人，都是隔得远远的，各喝各的酒，彼此无话。柜台上一对硕大的红蜡烛，照得人脸充血似的红着，仿佛是剧院舞台大灯暗转之后，聚光灯下面的脸部特写，有几分真实，更有几分扭曲。
麦考利给马姬叫了一杯淡啤酒，又给自己叫了一杯掺了冰的威士忌。一杯酒下肚，那一脸的嬉闹便如潮水似的退了下去，露出些棱棱角角的老相来。马姬忍不住问：“孩子怎么也不来陪你过年呢？”麦考利哼哈了两声，算是回答。马姬自觉没趣，便推说乏了，要回屋睡觉，却被麦考利扯住：“好歹等到明年再走。”马姬看看表，再过半个小时便是子夜了，就留下了。
两人又喝了些酒，麦考利才说：“我那两个儿子，也就不去说他们了。女儿倒好些，只是没法分成两半。就让她陪她妈去吧。”马姬听了，暗想这个男人分了手却还这般体贴先前的女人，一时有些感动，便旁敲侧击地打听起伊丽莎白的事来。麦考利借着酒，竟也说了些旧事来听。
那个秋天当查理·麦考利从安大略皇家刑警学校毕业，穿着深蓝色的警服走在汉密尔顿镇上时，他正好二十三岁。从二十三岁开始，人们就叫他麦考利而不是查理。每当人们称呼他麦考利警探时，他的心里便会被自豪盈盈地充满—— 只有在警察队伍里，人们才用姓而不是名来相互称呼。
关于那天的记忆至今是异常鲜活的。那天的天气和街景都很配合，太阳高高地悬在头顶，明艳却不耀眼，整个镇上都是阳光。从街头望到街尾，只有树木底下才见得到阴影。树不仅观望天，在有坡的地方，树也观望湖。湖在平日里是一种淡淡的石青，可是那天阳光使湖变成了一把银白色的剑，斜斜地插进天里。在那样的秋景里各样颜色都要起一些变化。小镇上的人并不是没有见过警服，只是没见过如此湛蓝的警服。蓝得没有一丝瑕疵，蓝得没有一丝皱褶。当二十三岁高大挺拔的年轻警探麦考利和秋景互为衬托地出现在汉密尔顿的街头时，吸引了众多的目光。为了使自己看上去老成一些，他努力地抑制着微笑。这种努力使他看起来像少女那样地羞涩不安。
尽管麦考利在入学申请表上写过洋洋洒洒两页纸的豪言壮语，最初使他萌发当警察意愿的，其实只是一身警服。警服里不允许有低贱的东西存在。警服将矮小拓展为高大，警服将畏缩扩充成挺拔，警服将轻飘演绎成庄严。麦考利二十三岁时对警察这一行业的理解，大抵就是如此了。如果将人生的诸多事件比喻成一出戏的不同场景，在当时麦考利爱上的还不是戏本身，而是戏里使用的道具。关于他的行业里许多更为深远重大的意义，还是一个叫伊丽莎白的波兰裔女人后来渐渐教给他的。正如教人如何组装车辆之后必定还要教人如何拆毁车辆一样，伊丽莎白在将麦考利训练成一个好警官之后，又试图教他如何不做一个好警官—— 这当然是后话。
那一天新警探麦考利在街上走得很渴，就拐进了街角的一家杂货铺买一杯冷饮喝。他当时绝对没有想到那家杂货铺会和他的生活发生如此纠缠不清的关系。那天店里只有一个女人在工作。说她是女人实在有些夸张，她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女孩。她穿了一件绣了很多色彩和条纹的波兰布裙，腰束得紧紧的，胸脯小小地藏在白上衣里，像两枚青涩的坚果。她的颈子、腰、胳膊都很细小，仿佛轻轻一碰就要断掉。身上唯一结实的地方是她的目光，定定地落在他的警服上。她的英文有些口音，却丝毫没有妨碍他听懂了她没能说出口的钦羡仰慕。
在这样的雏儿面前，麦考利觉得自己像一片成熟的森林，突然变得滔滔不绝妙语连珠起来。女孩一边听着他的信口开河，一边哧哧地笑，将脸儿笑成了一颗红山楂。那天他连喝了三杯冷饮。当女孩送他到门口，轻声嘱咐他有空再来时，他却已经轻松地忘掉了她的名字。也许她告诉过他，也许她没有。那天他的心思不在那里。那天他的心思只在警服上。
再见到她时已是第二年的秋天了。警察局接到一个过路人打来的报警电话，看到记录的地址时麦考利还没有产生任何联想。直到警车开到店门口，他才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抢劫案是在夜里九点钟左右发生的，当时店里只有一个女店主。除了收款机里的钱被抢走之外，店里的其他东西完好无损。受伤的只是那个女人。女人的右手被刀扎破，自己包扎过了，伤口透过纱布还在隐隐渗血。女人疲惫地靠着墙根坐着，全身虾球似的缩成一团，眼神滞滞的，仿佛正要入睡，又仿佛刚刚从梦里醒来。麦考利是从那件绣满色彩条纹的布裙上认出伊丽莎白来的。
看见他进来，她抬起眼睛，轻轻地叫了一声“麦考利先生”。事隔整整一年，她竟清晰地记住了他的名字。麦考利有些惭愧，也有些感动，便过去扶她。在她站起来的那一刻，麦考利突然意识到一年的时光里也许发生过了许多事情。她的稚气如同蚕身上的皮那样地蜕净了，她的衣裙里头已经有了充实的内容。那天的她看上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女人。
麦考利将女人扶到椅子上坐好，便去柜台取指纹。他的搭档拿出纸笔，开始做案情记录。
那个叫伊丽莎白·德温斯基的女人，是三年前随父亲从波兰移民到加拿大来的。父女俩靠打小工积攒了些资本，就在汉密尔顿镇上开了一家杂货铺。铺子很小，雇不起工人，于是父亲上夜班，女儿上早班，两人轮流值班。那天父亲生病，女儿一人顶了早晚两个班。晚班的时候就出了事。
谈到案情的时候伊丽莎白的话很少。“当时没有别人。那人进来，要钱，拿着刀。哪种刀？就是割牛排的那种刀。看不清脸。听不出声音。猜不出年纪。”
“那手呢，手总是露出来的吧？你看见手是什么肤色？”
伊丽莎白突然激动起来，手抖抖的，咖啡就洒了一桌：“你试试看，那种时候，你能记得住吗？”
麦考利制止了搭档的继续询问，自己带着伊丽莎白去看医生，让搭档留下来找街坊邻居查询问话。
伊丽莎白上了车，突然又改口说不用去了，只是皮伤，又没伤到骨头。麦考利坚持要去，伊丽莎白就沉默了下来。开到半路，麦考利突然将车停到路边，黑暗里点了一支烟，也不朝她看，却问：“这会儿只有你和我，你最好和我说实话。那个人，果真是蒙着脸的？”
伊丽莎白不说话。麦考利转过脸去看她，却吃了一惊。月色白白亮亮地照在她的脸上，她在哭。她哭起来非常安静，几乎没有一点声音。蒙着泪的眼光如同待宰的羊羔，充满了虽知大限已近，却又无法逃脱的惊恐。那眼光像一把钝刀一样扎进麦考利心里，心便隐隐地疼痛起来。他似乎猜到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猜到。作为警探的麦考利很想继续猜下去，作为男人的麦考利却只想让伊丽莎白不要再哭下去。于是他决定不再往下猜了。后来他回想起来，正是伊丽莎白的那个目光使他猛然意识到了警察不同于警服之处。
由于当事人提供的线索极其有限，汉密尔顿镇杂货铺的抢劫案一直没有重大的突破。悬而未决的案情给了麦考利许多理由来找伊丽莎白问话。伊丽莎白在那场抢劫案之后变得越发沉默了，看到麦考利警车上的红灯总有些悸动不安。麦考利的笑话突然少了起来。在那个阶段麦考利的想法与一些严肃的事情产生了关联。虔诚的波兰天主教徒后裔伊丽莎白在为人处世上的单纯保守，让麦考利出乎意外地欣喜。警官的妻子最需要的是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顺从和沉默，而伊丽莎白把这两者都发展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
一年以后这桩抢劫案终于作为解不开的悬案被放进了档案室。在麦考利用大锁封住了案情档案的那个夜晚，他第一次不开警车来看伊丽莎白。那天他向伊丽莎白求了婚。
新婚的那天晚上麦考利第一次接触到了伊丽莎白的身体，在那之前他们两人之间站着一个威严的上帝。当他将她迫不及待地拥入怀中，一件一件地脱去她的衣服时，她突然藤一般地缠住了他。如此的紧，如此的没有余地。渐渐地，他觉察到了这中间不仅仅是热情，更多的是恐慌。他再一次把这种恐慌归咎于她的保守和没有经验。他便越发小心翼翼地在高低不平的路径上行走呼唤引领着她。后来她终于松开了他，让他有机会看到了她的全身。她的身体如同一朵包得紧紧的花蕾，随时准备颁布一个关于生命的巨大秘密，让人大气也不敢出地候立着，生怕错过。她的身体又像是名园里一条窄小幽远的小径，将园子和游人隔开，让游人恣意猜度想象着小径尽头那一块奇异不可言传的天地。当麦考利终于大汗淋漓地进入那条小径时，他感受到了她的近似痉挛的颤抖。可是他无暇顾及。他被一片巨大的柔软和温暖包围着，如鱼被包围在水里，树被包围在土中。在这样巨大的舒适中他经历了一次难忘的死亡和复活。
当欲望的潮水终于退却下来时，他才意识到，他并不是那条小径的第一个过客。这个发现使他有些意外，但没有让他不悦—— 在保守家庭长大的孩子，也许比别人有更多的好奇心。他这样解释着这件事情，就去床的那头寻找她。他揽过她来，看见了她眼中无法藏匿的羞愧恐慌。他用手指梳着她汗湿的头发，笑着对她说：“我的第一次是十六岁，你呢？”
伊丽莎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哭的。麦考利以前也看见她哭过，却不是这样的哭法。她把头靠在膝盖上，把拳头塞进了嘴里。拳头里漏出来的声音，如同冬天原野里刮过的风，空空旷旷、呜呜咽咽的。泪水顺着她的腿流下来，在床单上印下一个又一个圆点。他为自己的笨拙懊悔不已，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不在乎，我很快活。”
她终于止住了哭，半信半疑地问他：“我果真，让你快活了吗？”
他又一次点头，说：“你要把我馋死的。”
她如释重负似的瘫在了枕头上，两眼失去了所有的表情。半晌，才幽幽地说：
“他骗了我。”
“谁？”
“你档案袋里的那个人。”
麦考利一惊，坐了起来。
“那天他用刀子逼着我，做完了又说，我那里像啤酒桶那样宽松，再壮实的男人也填不满。我若敢告他，他就告诉镇里的每一个男人，没有人会愿意碰我。”
那一晚伊丽莎白睡得安稳至极，甚至发出了低低的鼾声，嘴上挂了一个浅浅的婴孩似的笑。麦考利大大地睁着眼睛，看着窗帘从灰色变成黑色，又从黑色变回灰色。第二天他带回家来一沓镇上有过案底的人的照片，让她一一辨认。她的目光落在一张长着栗色头发的脸上就不再移动。“就当我夜里出门不小心被野狗咬了一口。”她这样恳求他，“我怎么能上法庭做那样的证呢？”他默默地答应了她。
三个月以后，一个年轻人因在高速公路上超速驾驶被麦考利盯上了。在经历了两个小时的追逐之后，那辆车汽油耗尽被迫停在路边。在打开车门的那一刻，警探麦考利的子弹出了膛。子弹并不致命，却不偏不倚射中了那个男人上身和下身连接之处。那个男人口袋里藏有匕首，警探麦考利所行之事自然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
那个男人长着一头栗色的头发。
那段往事本来已经盖满了岁月的厚尘。不料在许多年之后，有一家报纸的记者因为没能采访到麦考利手里捏的一个案子的独家新闻，而突然决定掸拭封尘，于是伊丽莎白的名字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了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当时伊丽莎白已经有了三个成年的子女，全家已从汉密尔顿小镇搬到了多伦多，麦考利也早已从警探升迁到了警长。麦考利的婚姻和其他人的婚姻发展轨迹大致相同，彼此因为粗浅的理解而结合，彼此又因为深刻的理解而分开。伊丽莎白答应嫁给麦考利是因为他的警服。伊丽莎白决定离开麦考利也是因为他的警服。那位记者最多只是决定了一桩必然事件的发生时间。
麦考利的故事讲述完毕时正逢子夜钟声齐鸣。酒吧里无家可归的人们欠了欠屁股彼此懒懒地举一举手里的杯子，算是新年的祝福。马姬从麦考利的口袋里掏出一支雪茄点上，仰着头将烟雾吐成大大小小的圆圈：“老查理，见过太多倒霉的人以后，你会觉得你其实过得还不算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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