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祥刺马,是晚清第一号大案和奇案。说它大,是因为清朝分量最重的方面大员两江总督,当街被刺。说它奇,是因为凶手虽然当场遭擒,经反复审讯,案子其实并没有破,最后只得攀上莫须有的海盗,草草收场。在那时,惯例是案子破不了就扯到海盗头上,反正海盗虚无缥缈,抓不住,逮不着。
可有意思的是,案子出来不久,其实并不真的了解真相的老百姓,却给案子编出了一个故事。故事越编越像,最后的情节大概是这样的:马新贻在参与平叛的过程中,被太平军的将领张文祥等人俘获,但是马新贻却成功地说服了张文祥他们归顺朝廷,并与之结为兄弟。从此,几位归顺者在马的手下为将,而马看上了其中的一位(一说姓曹,一说姓陈,还有一说姓彭)的妻子,为了霸占结义兄弟的妻子,借故杀之。张文祥愤而离去,发誓为友报仇,隐忍若干年后,终于有了机会,一击成功。
一个具有很明显的政治意味的大案,变成了一场伦理道德、江湖道义的正邪之争,用今天的眼光看,还有几分像是男女情色纠葛。马新贻杀人命占人妻,蔑视江湖道义,张文祥挺身仗义,为民除害。其实,把马案扯到男女之事上,在当时只是传闻的一种。更具政治阴谋色彩的传闻,比如马新贻跟淮系丁日昌的纠葛,比如湘系的地盘之争,比如马与回乱的关系,等等(马新贻系回民),都无人理睬。显然,只有这种事,老百姓才喜欢,也可以演绎出更多更丰富的情节来。从晚清到民国,评书、弹词、京剧、话剧演个没完,前不久,还有人根据这个故事,拍了部电影。
这个故事,最大的破绽是,实际上找不到马新贻曾经被俘的证据,只要没了这个环节,整个故事就连不起来。况且,就算有这么回事,身为文人的马新贻,在几个昔日的太平军手握重兵、在麾下任职的时候,似乎不大可能为了一个女人,冒这样大的风险,除非他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显然,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这种人几乎是不存在的,至少在朝廷命官中不可能存在。
从行刺的表现看,张文祥很像是个职业刺客。时机选择,行动把握,最后一击,干净利落。由于是一人做事,没找帮手(显然是为了不牵扯更多的人),因此也无法安排退路,无退路,也就不逃了。遭擒之后,前后三个大员审讯,无论是江宁将军魁玉、漕督张之万,还是回任江督的曾国藩,威胁利诱,大刑伺候,始终坚不吐实。
这样老谋深算、行动果断的好手,如果说没有背后主使,花重金收买,仅仅是审讯出来的那个说不清道不白的个人原因,什么妻子跟人跑了告状不准,什么开小押(赌博)而遭到禁止,是很难服人的。但背后主使为谁?当时人有两种猜测,一是说跟淮系的地方大员丁日昌有关,因为丁的儿子纵奴杀伤人命,承办案件的人就是马新贻。一说则是跟湘军旧部有关,说是这些人因马是回民,怀疑他的忠诚。
在我看来,刺马案非常有可能跟当时的时政有关,张文祥背后多半有人,找这些人,有两个方向可以考虑。其一,是湘淮军的势力。我们知道,打平太平军,使清朝死而复生,最大的功劳是湘淮军。湘淮军之后,中国的政局就进入了一个督抚专权的半军阀时代,地盘的争夺,是最大的势力纷争。清朝有两个总督职位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直隶总督,可以北洋大臣,直接影响朝政;一个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控制江南财赋之地。而天下甫定,朝廷就用一个跟湘淮势力无关的人占了两江总督的位子。在朝廷,也许是一种牵制,就像抬高左宗棠打压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样,但在湘淮势力看来,则是一种对自己的削弱,或者无视。仗刚打完,原本是要大家按功劳和实力分赃的,马新贻虽然也在战争中溜边掺和过,实在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功臣,这么快就爬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没人服气,一句话,不公平。杀了马新贻,给朝廷一点儿颜色看看,让分配回归“公平”,无疑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其二,被曾国藩解散的湘军旧部,也很值得怀疑。研究帮会史的人都知道,自太平天国灭亡,帮会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解散的湘军旧部,进入了帮会。曾国藩知道,他创立湘军,开创了清朝“兵为将有”的新体制,这种“私兵”,为朝廷平叛当然可以,但也未尝不可自己独立,割土裂疆,乃至推翻朝廷。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既没有心思夺了朝廷的鸟位,也不想朝廷猜忌他另有所图,所以,选择了一股脑儿把二十几万湘军解散掉。此举,他把自己洗干净了,可是,几十万跟着他的大兵可倒了血霉。在那时代,出来吃粮当兵,是一辈子的事,不图升官发财,也图个养老送终。那时候没有军转干部安置这回事,凡是当兵的,只要不死,就要在军队里吃一辈子。少数人固然可能升上去做地方官,还有人抢东西抢多了,回乡做土财主。但是多数人,包括大量有军功而得不到应有的酬劳之辈(湘军里,挣得头品顶戴而还做哨官、有二品功牌当士兵的,比比皆是),却还指望着自己的部队呢。因此,这些人从此进入黑社会,摇身一变,成为帮会的骨干,一点儿都不奇怪。这些人搞起帮会,要干件大事扬名立万,选择非湘淮系的马新贻下手,干了之后,再制造一点儿有关马新贻如何不仗义的绯闻,非常有可能。事实上,从此以后,青红帮在长江流域,就成了一种无法忽视的力量。
其实当时的朝廷,也未尝对此没有觉察。案发之后,马上派曾国藩回任,就是一个信号,而且对丁日昌一点儿追究之意也无。看来西太后老佛爷知道,此事固然“甚奇”(西太后见曾国藩时语),但不宜深究,还要卖给湘淮系一个面子。此时,此事,大概只有曾国藩,才能镇得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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