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了导致孟郊贫困、坎坷、抑郁的悲剧的原因及这种悲剧的社会意义后，我们就要开始从他的言贫诗与社会、人民的关系中分析它的历史的认识价值。

        他有一首《访疾》说：“冷气入疮痛，夜来痛如何，疮从公怒生，岂以私恨多？”的确，他有很多写愁怨、苦闷的诗，其愁怨并不是由于个人不幸而是因为社会的战乱和人民的疾苦。如：

        诗人为藩镇叛乱愁得彻夜难眠以致两鬓成霜。像这样的诗是写诗人自己的愁绪，也是直接对当时现实的反映，因为它融进了诗人自己深厚的情感体验，所以写得十分真切而深至。孟郊这类诗歌中所抒写的苦闷烦忧是由于“公怒”而非“私恨”，它们的认识价值和思想意义十分明显，本文不再在这类诗上啰唆费辞。难于说明的是他那些表面直接倾诉自己的悲哀的诗歌。与上面那类诗不同，它们与时代和人民的关系并不直接、明显。因此，它们的认识价值和思想意义常被忽略以致误解，或者只是被抽象肯定而得不到入情入理的说明。他这类诗的社会内容的深广程度各有不同。现在分两部分来论述。

        首先，我们在他言贫诗中看到一个失意潦倒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从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拼命奋斗，到因客观的重重阻挠而壮志成空，直至精神苦闷、忧伤。先看看他的《赠李观》（题下自注：“观初登第”）：

        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当时只有走上政治舞台，对孟郊来说走上政治舞台的唯一道路就是应试。他为自己这把被尘埋的“龙泉剑”无人能够赏识（事实是人们视而不见）而万分痛苦。他这种痛苦在当时的中小地主阶级士人中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一阶层的青壮年士子有学问、有志向、有作为，就是没有人为他们提供活动的舞台，因此，孟郊的“埋剑谁识气”的痛苦是他们共同的悲痛。

        孟郊这把“埋剑”到底是久被尘埋了，他那“长策苟未立，丈夫诚可羞”的“长策”到老还只是他主观意识中的“长策”，到了他“病骨可剸物”的行将就木的风烛残年仍没有能变成现实。下面是他《秋怀十五首》中的两首，表现了诗人内心的悲凉：

        《唐宋诗醇》说韩愈的《秋怀》诗“抑塞磊落，所谓‘寒士失职而志不平’者，昔人谓东野诗读之令人不欢，观昌黎此等作，真乃异曲同工，固宜有臭味之合也”。孟郊这位“朝思除国仇，暮思除国仇。计尽山河画，意穷草木筹”（《百忧》）的士子，由于险恶的环境竟虚掷了一生的光阴，这些诗倾吐的是老年回首往事时那种转瞬头白而壮志成空的沉哀。这正是曹丕所说的“斯志士之大痛也”。我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扼杀志士埋没人才的社会，在这个漫长的社会里有不少像孟郊这样的士人白首无成，他们也只有像孟郊那样在衰朽之年含泪悲吟，孟郊用生动的诗句准确真切地表达了他们共同的情怀。

        孟郊这样的士人被统治阶级的上层抛弃就失去了任何生活来源，他仅有的求生手段就是写诗，而当时的诗除了献给贵人邀宠外，它在民间虽然能获得人民的喜爱传诵，可并没有固定的稿酬。“文章虽满腹，不值一囊钱”是封建社会的残酷现实。

        他青壮年时代为实现理想的悲号，老年因壮志付诸东流的沉哀，到晚年被弃的巨大悲痛，在封建社会的中下层有志之士中很有表性，能够引起广泛的同情和共鸣。所以，他这类言愁、言悲的诗失去了个人呻吟的狭隘性质，成了封建社会中广大被压抑和埋没的志士的共同倾诉。就是旷达豪放如苏东坡者虽然说过“我憎孟郊诗”，但现实的逼迫和政治陷害使他自己也不得不“复作孟郊语”，并说孟诗是“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不仅苏东坡如此，可以说孟郊这类言贫诗能在所有的失志潦倒的优秀人物中找到知音。

        除了写自己不得志的悲哀以外，他还有一部分言贫诗是写自己的穷困不幸的，由于这部分言贫诗看来似乎不涉及国家、社会和人民，因而最容易被说成是“自鸣其私”。我们认为，一首诗是否具有社会内容，是否抒发了人民的心声，不决定于诗中是否直接写了人民和社会，而决定于诗中诗人的思想情感是否与时代、人民一致。如果诗人用人民的感情去感受、去抒写，在他所写的任何题材上都能浸透人民的情感。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描写的是两个贵族青年男女，别林斯基却称它为“至高无上的人民性的作品”，正因为它是普希金用人民感情的浆液来写的，孟郊这类言贫诗同样具有深广的社会内涵。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孟郊的一切感情都与下层人民没有质和量的区别。他的感情带有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烙印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当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处于顺境时这种烙印就更明显。如《初于洛中选》：

        此诗充分暴露了他庸俗落后的一面，“皇邑”的“高门”“胜居”“碧水”使他流连忘返，他这位“寻常”的“异方客”对此“踟躇”不已，产生了要挤进胜居、攀上朱门和结庐皇邑的念头。

        那么，刚才所说孟郊这部分言贫诗与时代和人民怎么相通的呢？这是因为：一、客观的社会原因和他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使他在跻身于上层社会与洁身自好不可兼得时选择了后者。后者艰苦的生活又使他的感情不断发生变化并日益和下层人民接近。苦难玉成了他，今天看来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二、他在哀叹自己的贫困和不幸时，完全是作为一个饥者、寒者和不幸者来倾诉的，是作为一个饥者感受饥饿，作为冻者来感受严寒，作为一个不幸者来感受挫折的，这些诗中的感受和下层人民对饥寒和不幸的感受也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如：

        青山白屋有仁人，赠炭价重双乌银。

        驱却坐上千重寒，烧出炉中一片春。

        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孟郊以诗穷至死，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是因为他自己饱受了饥寒、贫困的折磨，这些有真实生活体验的诗篇与那些饱食终日者的无病呻吟不同，它道出了无数下层劳动人民共同的心声，人民自然就能把诗人这种沉重的叹息引为同调，又如《卧病》：

        贫病在那个时代的下层人民中是一种极常见的事情，在贫病打击下的人民也如孟郊一样“有泪不敢流”“朝愁续暮愁”。孟郊的一生悲痂百结、祸不单行，老年丧子更给他精神以致命的打击：

        对孟郊来说丧子这偶然的现象中潜藏着某种必然性，因为在封建社会贫病者自身性命就毫无保障，更不要说孩子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了，劳动人民子女的中途夭折更是司空见惯的常事，所以，孟郊“哀哀孤老人，戚戚无子家”的哀叹和“病叟无子孙，独立犹束柴”的可悲形象更能激起劳动人民情感的共鸣和震颤，以致出现了“但是洛阳城里客，家传一首《杏殇》诗”的情形

        在“豺狼日已多，草木日以霜。饥年无遗粟，众马去空场”（《感怀八首》之二）的年代，他客观上和人民一起分担了时代的悲惨命运，他个人的贫困不幸和整个时代的不幸、人民的不幸是一致的。因此，他对自己不幸的倾吐就超出了个人不幸、失意的呻吟，而具有相当深广的社会内容。对生活必需品的渴求、对疾病无钱医治的痛苦是人民共同关心的。正由于他对贫困、灾难的忧虑与人民的在本质上相同，人民就能在他这些个人不幸的倾吐中认识到自己的痛苦与不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他言贫诗中对失意、不幸和贫苦的倾诉与时代、人民的叹息是相通的。

        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孟郊言贫诗中的悲叹与人民不幸的叹息具有相通的特点；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可过分抬高了他这种悲叹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杜甫也写过不少倾吐自己贫病衰老的诗歌，可只要我们听听杜甫这类诗歌的镗鞳响亮的洪钟之鸣，孟郊这些不幸的低吟微叹就显得十分贫弱了。我们今天部分地肯定他言贫诗的思想和认识价值，是就他诗歌的客观效果而言的，从孟郊这方面来说，他对社会、人生的反映显然缺乏杜甫的那种自觉。历史把杜甫个人的命运与时代、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了，特别是安史之乱后，他一直处在时代急流的旋涡中，所以，他无论是关于时代、人民还是个人情感的抒发都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具有史诗的意义。孟郊虽然一生都没有脱离现实，但他从来没有像杜甫那样处在时代急流之中，他个人对社会、人生也缺乏杜甫那种执着的精神，对民族、国家又缺乏杜甫那份牵肠挂肚的热肠，更缺乏杜甫那种海涵地负的博大胸襟，因此，他诗歌中的倾诉缺乏杜甫同类诗歌的历史深度，不可能像杜甫那样成为时代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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