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郊言贫诗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还在于：它们本身包含着对权贵腐朽、奸诈、虚伪的憎恶，对于上层社会的愤激与抗争。

        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以名场事入诗，自孟东野始。”这些“名场事”大都是在他的言贫诗中抒写的。孟郊并不是名场（即举场）的局外人，而是名场的参与者和多次落第者，名场中的种种争夺、倾轧的丑态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虽说不上是这种倾轧的牺牲品，但至少是某种程度的受害者，所以他写起名场中的这些丑态恶行来就格外愤激和深切，如：

        他在名场的互相争夺中没有什么靠山和社会背景，“吾欲进孤舟，三峡水不平”就是写的缺乏天时、地利和人缘的优势。他几次在倾轧竞争中败下阵来是毫不奇怪的。他在《长安旅情》一诗中把自己落第后的压抑、苦闷和落第原因写得更为直露：

        隋唐以科举取士作为对魏晋以来门荫制的一种否定，使一大批才高位下的庶族士子有可能走上政治舞台，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越到后来流弊越多，举场成了拉帮结派、徇私舞弊的场所。“及贞元、元和之际，又益以荐送相高”，诚然有些在社会上具有政治或学术地位的名望之士，他们出于爱惜人才和奖掖后进也参与了对举人的荐送，但在荐送过程中出现更多的情况则是以此来卖身投靠与结党营私，例如，竟然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未必能鸣鼓四科，而裹粮三道，其不得举者，无媒无党，有行有才，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何足算哉”。当时的举子也争相“驰驱府市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惟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后来的考试纯属过场，进士的名单在未考时就已安排妥了。《唐摭言》卷六《公荐》条记载了比孟郊晚些的杜牧登科的经过：“崔郾侍郎拜命于东都试举人，三署公卿皆祖于长乐传舍，冠盖之盛，罕有加也。时吴武陵任太学博士，策蹇而至。郾闻其来，微讶之，乃离席与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天子选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尘露！向者，偶见太学生十数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览。’于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请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即请此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间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杜牧的才和学都应该登科，但这个事件透露了进士选举中只要有权贵引荐，即使本人是个蠢材也可以安然上第的事实。孟郊的“下有千朱门，何门荐孤士”的确是出身寒微的举子多年积愤的申诉！

        在对名场种种丑态十分愤激的同时，他的言贫诗对统治阶级上层的势利和世态的炎凉也表示出极度的轻蔑和厌恶。通过关节得意登科了的人们就奉之为“白衣卿相”而受到尊重，处处见到的是胁肩谄笑与恭维捧场；落第者则处处遭白眼和嘲笑。孟郊就饱受了这种“失名谁肯访，得意争相亲”的冷暖。他对这种势利的卑鄙行为十分愤慨地说：

        常闻贫贱士之常，草木富者莫相笑。

        男儿得路即荣名，邂逅失途成不调。

        古人结交而重义，今人结交而重利。

        劝人一种种桃李，种亦直须遍天地。

        一生不爱嘱人事，嘱即直须为生死。

        我亦不羡季伦富，我亦不笑原宪贫。

        有财有势即相识，无财无势同路人。

        因知世事只如此，却向东溪卧白云。

        在感叹自己精神上受压抑和摧残的同时，对那些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阴险小人进行了谴责：“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有碍非遐方，长安大道旁。小人智虑险，平地生太行。……”（《赠崔纯亮》）“长安大道”是当时统治者权势的象征，这里成了阴险小人陷害他人抬高自己的“喧竞场”，它不适宜于孟郊这样孤直、善良者的生存，他在这里感到“出门即有碍”是非常真切可信的。前人对此往往横加指责，说“非世路之窄，心地之窄也。即十字而局天瘠地之形，已毕露纸上矣”。这种指责，无视当时险恶黑暗的环境，不公正地单方面要求孟郊去忍气吞声，假装旷达。孟郊在诗中表现了一个出身低微而为人正直的士人在当时环境中难于生存的愤怒，表现了对腐朽现实的不满与抗争。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反认为他的“出门即有碍”是他心地狭窄的反映，这正像指责垂危的病人不该卧床呻吟一样的不近情理。

        孟郊的言贫诗特别可贵的是，表现了一个贫穷的诗人在腐朽的社会环境中傲兀自立、不随流俗的顽强风骨，“我有松月心，俗骋风霜力。贞明既如此，摧折安可得”（）！这些掷地有声的诗句表现了他不与黑暗势力妥协的抗争精神。正因为孟郊不辱身、不降志、不阿世、不媚俗的操守，所以，他的言贫诗虽然调子悲苦、寒怆，但从来就不是跪着摇尾低眉的哭诉，而是不平、愤慨的悲歌。

        通过以上对导致孟郊贫穷、失志的悲剧的实质，这些言贫诗与时代和人民的关系以及它本身特点的三个方面的剖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言贫诗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社会土壤之中的，他个人的痛苦、不幸与时代的痛苦、不幸十分合拍，他那些失志的悲叹能在下层正直的士子中找到知音，他贫穷不幸的呻吟更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所以，从他这支“尧琯”中吹出的“郁抑谣”（见《晚雪吟》），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和人民悲切心声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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