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到你的电报就来了。有什么事？”一位蓄着花白胡须、身穿栗色礼服、头戴宽边帽的先生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如果我不是在等他，我肯定认不出这个外表像退伍老兵的人就是亚森·罗平。

        “有什么事？”我回答，“哦！也没什么大事，只是一个很奇怪的巧合。因为您喜欢破神秘案子，至少和策划神秘案子一样喜欢……”

        “是什么案子？”

        “您很急啊！”

        “非常急，如果这件事不值得我费力的话。因此，您就直截了当说吧。”

        “直截了当，好！我先请您看一看这幅小油画。这是上星期我在塞纳河左岸一家满是灰尘的商店里发现的。我买下这幅画，是看上了这个双层棕叶饰的框子，帝国时期的……其实画很粗劣。”

        “确实粗劣。”亚森·罗平过了一会儿说，“不过，主题还有点味儿……这古老院子的角落，建着希腊式廊柱的圆亭，有日晷、水池、还有一眼破井，井棚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另外还有台阶、石凳。这一切都很优美。”

        “而且这幅画是真迹。”我补充一句，“画不管好歹，反正没有离开过帝国时期的框子。再说，上面还有作画日期……瞧，左下方，这几个红笔写的数字：15—4—2。这显然是表示一八〇二年四月十五日。”

        “确实……确实，可是您刚才讲什么巧合，我到现在也没看出来……”

        我走到房间一角，拿来一个望远镜，装到三角架上，对准街对面一个小房间敞开的窗户。然后，我请亚森·罗平来看。他弯下腰。这时候，太阳恰好斜照着那间屋子，可以看到里面摆着几件简陋的桃花心木家具，一张有印花布围幔的大童床。“啊！”亚森·罗平突然叫起来，“一幅同样的油画！”

        “完全一样！”我肯定地说，“还有日期……您看到用红笔写的日期了吗？15—4—2。”

        “对，看到了……住这间屋子的是什么人？”

        “一位夫人……确切地说，一个女工。因为她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做工……靠做些缝纫活，她和孩子勉强餬口。”

        “她叫什么名字？”

        “路易斯·德·埃尔纳蒙……据我了解，她的曾祖父是一个农业包税人，在恐怖时期上了断头台。”

        “是与诗人安德烈·舍尼埃同一天上断头台的。”亚森·罗平把我的话接过去说完，“据当时人写的回忆录，这位埃尔纳蒙十分富有。”

        他抬起头来，问我：“这事有意思……可是您为什么等到今天才告诉我？”

        “因为今天是四月十五日。”

        “这其中有什么缘故？”

        “有缘故，我昨天从看门人那里得知，四月十五日这个日子，在路易斯·德·埃尔纳蒙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那不可能！”

        “她每天干活，整理她那两间套房，为女儿准备午饭，让她从村里小学回来就可吃上饭……可是四月十五日这一天，她却一反常规，将近上午十点就和女儿出去，直到天黑才回来。这样做已好些年了，刮风下雨都不管。您得承认，写在这两幅相同的画上的日期是很奇怪的，埃尔纳蒙包税人的后代一年一次的出门就是由它决定的。”

        “奇怪……您说得对……”亚森·罗平缓缓地说，“那么，别人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吗？”

        “不知道，她对任何人都没说过。再说，她很少说话。”

        “您说的这些情况靠得住吗？”

        “百分之百靠得住。喏，这就是情况准确的证明。”对面一扇门开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进来，来到窗口。一个妇人在她身后出现了。她身材相当高，仍然漂亮，神情温柔而忧郁。母女两个准备就绪，衣着平常。不过，从母亲身上，仍看得出她很注意修饰。

        “您知道？”我小声说，“她们就要出门了。”

        果然，过了一会儿，母亲牵起女儿的手，离开了房间。亚森·罗平抓起帽子。

        “您去吗？”

        我被强烈的好奇心所驱使，没表示任何异议，就跟他一起下了楼。

        来到街上，我们看到那女邻居进了一家面包店。她买了两块小面包，放进女儿提着的一只小篮子里。那篮子里好像已经放了一些别的食物。然后，她们就朝城墙外的大马路走去，一直走到星形广场，转而上了克莱贝大街，一直走到帕西的入口。亚森·罗平默默地走着，一副在用心思的样子。我想到这是由我引起的，不免有些得意。他不时冒出一句话来，使我了解他的思路，知道他和我一样，还没琢磨出名堂来。这时路易斯·德·埃尔纳蒙向左边斜插上了莱鲁阿尔街。这是一条平静的老街，富兰克林和巴尔扎克都在这里住过。街两边都是些古老的房子和荒凉的花园，很有些外省的味道。这条街建在小山丘上，塞纳河从山脚下流过。有一些小街小巷通向塞纳河。我的女邻居走进去的，正是这样一条狭窄、冷清、弯弯曲曲的小巷。巷口右边，是一幢面向莱鲁阿尔街的房子。再过去是一堵发霉的高墙，有墙垛支撑，上面插着碎玻璃瓶片。围墙中段开了一道拱状的矮门。路易斯·德·埃尔纳蒙在门前停下，用一个大钥匙把门打开，母女俩走了进去。“不管怎么说，她看来没什么要隐瞒的。”亚森·罗平对我说，“因为她没有回过一次头……”

        话音刚落，我们后面就响起了脚步声。这是一男一女两个老乞丐，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披一身烂布片儿。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对我们毫不留意。

        那男的从褡裢里掏出一个钥匙，同女邻居的那个一样，插进锁眼，开了门。

        他们进去后，门马上关上。紧接着，从胡同里传来一辆汽车的声音。汽车停了下来。亚森·罗平拖着我跑了五十来米，躲进一个凹处。我们看到从车上下来一个十分优雅的年轻女人，手里抱着一只小狗。这女人戴着首饰，两只眼睛乌溜溜的，嘴唇通红，头发金黄。她走到那道门前，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钥匙……抱小狗的小姐进去消失了。“事情开始变得有意思了。”亚森·罗平打趣道，“这些人是什么关系呢？”

        接着，来了两个又老又瘦、样子可怜的女人，像是姐妹；然后来了一个仆人；一个步兵下士；一个穿一件打了补丁的脏衣服的胖先生；最后是一个工人家庭，一家六口，个个面色苍白，一副病态，一看就是那种吃不饱饭的人。这些新来的人个个提着篮子，网袋里面盛了食物。

        “他们是来野餐吧。”我大声说。

        “越来越奇怪了。”亚森·罗平说，“我得知道他们在里面干些什么才放心。”

        可是，墙是翻不过的。巷口巷尾挨着围墙的房子，窗子也不朝园子开。

        我们想不出办法，正在发愁之际，突然那道小门又开了，工人家的一个孩子从里面走出来。

        这孩子朝莱鲁阿尔街跑去。过了几分钟，他带回两瓶水，放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大钥匙。

        这时，亚森·罗平离开我，像个闲逛的人，沿着围墙慢慢走过去。等那孩子进去把门推上的时候，他一个箭步跑过去，把刀尖抵在锁舌上。锁舌没有插进锁穴，稍一用力，门就开了。“好了。”亚森·罗平说。

        他小心翼翼地把头探进去。接着，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去，让我大吃一惊。

        我也学他的样子走进去，这才发现墙后十米远的地方，有一丛月桂树，就像屏风一样，使我们走进去不致被人发现。亚森·罗平钻进树丛。我也凑过去，像他一样拨开一株小灌木的枝叶。眼前的景象是如此出乎意料，以致我忍不住叫了一声。亚森·罗平也咬着牙齿骂道：“妈的！真是怪事！”

        在我们面前，在两座没有窗子的房子之间的这片空间，景致竟与我从旧货商那里买来的那幅古画画的完全一样。一样的景致！一样的希腊式的圆亭，背贴着第二道墙，显出轻巧的柱子。中间，是一个圆圈，有几条与画上一样的石椅；圆圈下面是四级石台阶，通向一个水池，池底的石板都发霉了。左边是一样的井，井棚上盖着精工打制的铁顶。井旁是一样的日晷，有指针，有大理石刻度盘。

        一样的景致！想起萦绕在我和亚森·罗平脑海里的四月十五日那个日期，我们就越发觉得这个场面离奇。这十七、八个年龄、地位和教养各异的人，都选了四月十五日来巴黎这偏僻一隅聚会。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这些人正你一群我一伙地坐在石椅上或台阶上吃东西。在离我那女邻居母女不远的地方，工人一家和两个乞丐在一起吃。那个仆人、穿脏礼服的先生、步兵下士和那又老又瘦的两姐妹，把他们带来的火腿片、沙丁鱼罐头和格律耶尔干酪合在一起一块儿吃。

        这时是一点半钟。乞丐和胖先生掏出烟斗。男人们在圆亭旁抽起烟来，女人们也走过来。看样子，这些人互相认识。他们离我们相当远，因此听不到他们的话。不过，看得出他们的谈话很热烈。尤其是那位抱小狗的小姐，她站在中间，高谈阔论，指手画脚，惹得那只小狗狂吠不止。

        突然传来了一声惊叫，接着是一片怒吼。所有人，男的女的都一窝蜂朝井边冲去。

        只见工人家的一个孩子腰上挂着铁钩，铁钩上系着井绳，从井里冒出来。

        另外三个孩子摇着辘轳把他往上拉。下士比别人敏捷，首先朝孩子跑去。仆人和胖先生也紧随而去，紧紧地抓住那个孩子。两个乞丐和两个老瘦姐妹则跟工人一家打了起来。

        才几秒钟，那孩子身上就只剩下一件衬衫了。仆人拿了孩子的衣服，拔腿就跑。下士追上去，夺过一条短裤，但马上又被瘦姐妹中的一个抢走了。

        “这些人都疯了！”我嗫嚅道，看得目瞪口呆。“不对，不对。”亚森·罗平说。

        “怎么，您看出什么名堂了？”

        最后，他们争吵起来。路易斯·德·埃尔纳蒙站出来调解，终于平息了纠纷。他们又坐下来，可是刚才闹得太厉害，这时都好像精疲力竭，一动不动，什么话也不说。

        时间渐渐过去，我有些不耐烦了，肚子也饿了，就到莱鲁阿尔街去买了点食物。我们一边吃，一边注意那些莫明其妙的戏剧演员表演。他们似乎越来越忧伤，越来越沮丧，头越来越低，沉浸在深思默想之中。

        “他们莫非要在这里过夜？”我不耐烦地说。

        但是快到五点钟的时候，那个穿脏礼服的胖先生拿出表来看。其他人也都学样，拿出自己的表。他们好像在焦急地等待一个重要事件。这事件并没有发生，因为十五到二十分钟以后，胖先生做了一个失望的动作，站起来，戴上帽子。

        于是一片唉声叹气。两个瘦姐妹和工人的妻子都跪下来，画着十字。抱小狗的小姐和女乞丐抱头抽泣。我们看到路易斯·德·埃尔纳蒙忧伤地将女儿搂在怀里。

        “走吧。”亚森·罗平说。

        “您认为戏演完了？”

        “对。我们得赶紧溜，不然就来不及了。”

        我们顺利地出来了。走到莱鲁阿尔街高头，亚森·罗平向左转，进了第一幢房子，就是那幢高出围墙的房子，把我留在外面。他跟看门人说了一阵话，又走回来。我们拦住一辆汽车。“都灵街三十四号。”他对司机说。

        这条街三十四号的底层，是一家公证人事务所。我们一进去就被领进瓦朗迪埃先生的工作室。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和和气气，一脸笑容。

        亚森·罗平自我介绍是退伍上尉雅尼约。他想盖一幢合意的房子，听说莱鲁阿尔街附近有一块地。

        “这块地是不卖的呀！”瓦朗迪埃先生叫起来。“啊！人家跟我说……”

        “不卖……不卖……”

        公证人站起来，从一个柜子里拿出一件东西给我们看。我大为困惑——

        这是一幅画，跟我买的那一幅，跟路易斯·德·埃尔纳蒙家的那一幅完全一样。

        “您说的是不是这幅油画上的那块地，人家管它叫埃尔纳蒙地产？”

        “正是它。”

        “喏，”公证人说，“这块地，是包税人德·埃尔纳蒙家大花园的一部分。他在恐怖时期被处决了。他家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都被他的继承人一点一点卖掉了。但最后这一块却留下来了，为所有继承人共有，不准分掉，……除非……”

        公证人笑起来。

        “除非什么呀？”亚森·罗平问道。

        “嗬！这还是个故事哩。而且，还非常怪。我有时来了兴致，就喜欢翻看有关这故事的资料。厚厚一沓哩。”

        “能不能听……”

        “没问题。”瓦朗迪埃先生说道。能给别人讲这个故事，他似乎很高兴。

        他不用请，就开始讲起来。

        “大革命一开始，路易—阿格里帕·德·埃尔纳蒙就借口要与带着女儿波利纳住在日内瓦的妻子团聚，关闭了他那座位于圣日耳曼郊区的公馆，辞退了佣人，带着儿子夏尔搬到帕西他一座小房子生活。在那儿，除了一个忠心耿耿的老女仆，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们。他在那里藏了三年，本指望自己的隐居所不会被人发现。但是有一天吃过午饭，他正在午睡，老女仆匆匆跑进卧室。她看到街那头有一队拿枪的人，好像朝他家走来了。路易·德·埃尔纳蒙赶紧作好准备。等那队人来敲门时，他已经从后门进了花园，他惊慌地对儿子喊：‘拖住他们……五分钟就够了。’”

        “他想逃走吗？他发现花园出口被人把守了吗？七八分钟以后，他又回到屋里，非常沉着地回答了人家的问话，并顺从地跟他们走了。他儿子夏尔虽然只有十八岁，也被带走了。”

        “这事发生在？”亚森·罗平间。

        “发生在共和二年芽月，也就是一八〇二年四月……”瓦朗迪埃公证人停住话头，转脸看着墙上的日历，叫道：“喏，正好是今天！今天是四月十五，是包税人被捕多少周年的纪念日。”

        “真是奇怪的巧合。”亚森·罗平说，“在那时期，这次被捕大概引来了严重后果吧？”

        “啊！非常严重。”公证人笑着说，“三个月以后，在热月初，包税人就上了断头台。他的儿子被人遗忘在监狱中。他家的财产全被抄没。”

        “财产不少吧？”亚森·罗平问。

        “说的就是它！正是为了它，事情变复杂了。这笔财产确实巨大，却找不到了。人们发现包税人早在大革命前，就把圣日耳曼郊区的公馆，连同他在外省的城堡、地产，以及全部首饰、证券、收藏品一起，统统卖给了一个英国人。国民公会和执政府先后下令进行周密调查，但都没有结果。”

        “至少帕西那座房子还在吧？”亚森·罗平问。

        “帕西那座房子被布罗凯公民，就是那位逮捕德·埃尔纳蒙的乡镇国民公会代表，以三钱不值两钱的价格买走了。布罗凯公民住在里面，门窗紧闭，加固围墙。等夏尔·德·埃尔纳蒙终于走出牢房，上门来时，他竟用枪弹接待他。夏尔提出起诉，结果输了，只好提出用巨款收回。但布罗凯公民毫不妥协，他既然买了这幢房子，就要留住。如果夏尔·德·埃尔纳蒙没有得到波拿巴特的支持，他可能要把这房子保留到死。一八〇三年二月十二日，布罗凯公民让出了那座房子。但是，夏尔太高兴了，他吃了那么多苦头，大脑受到很大刺激。因此，当他来到终于收回的房子门口，还没等打开房门，就又唱又跳起来。他疯了！”

        “唉！”亚森·罗平叹息道，“后来他怎么样？”

        “他的母亲和妹妹波利纳（她最后在日内瓦嫁给了一位表兄）都死了，只好由老女仆照顾他。两人住在帕西那幢房子里，平平静静过了好多年。但是到了一八一二年的一天，发生了一件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老女仆临终前，找来两位公证人，说出了一些怪事。她说包税人在大革命初期，曾把一袋袋金银送到帕西的家里来，可在他被捕前几天，这些口袋都不见了。据夏尔·德·埃尔纳蒙从前告诉她——他是从父亲那里得知的——这些财富藏在花园里，在圆亭、日晷与水井之间。她拿出三幅油画作证。确切地说，是三块画布，因为它们并没有装进画框。这三幅画是包税人在被囚禁时画的。包税人设法把画转到她手中，嘱她把它们交给他妻子、儿子和女儿。夏尔和老女仆为了想得到这笔财产，一直没有声张。后来打官司，收回了房子，夏尔又疯了。老女仆便独自搜寻，但没有结果，那笔钱财一直留在那里。”

        “现在还在那里？”亚森·罗平嘲弄地问道。

        “一直在那里！”瓦朗迪埃先生叫道，“除非……除非被布罗凯公民弄走了。他大概嗅到了什么。可是这种假设不大可能，因为布罗凯公民死的时候非常凄凉。”

        “那么……？”

        “于是大家就找啊！波利纳妹妹的儿女，从日内瓦赶来了。人们发现夏尔也秘密结过婚，有了几个儿子。包税人的所有继承人都开始寻找。”

        “夏尔呢？”

        “夏尔闭门不出，过着绝对的隐居生活。”

        “从不出来？”

        “那倒也不是。而这个故事最不寻常、最神奇的就是这一点。每年，夏尔都被一种无意识的意志驱使，下一次楼，沿着父亲走过的路线，穿过花园，时而在圆亭台阶上坐一坐——你们在这图上可以看到圆亭——时而在井栏上坐一坐。到五点二十七分，他就起身回去。到一八二〇年他去世为止，这不可理解的进香朝拜，他一次都没误过。而这一天恰好是四月十五日，他父亲被捕的周年纪念日。”

        瓦朗迪埃先生不再笑了，自己也被这个令人困惑的故事搞得不安起来。

        亚森·罗平思索片刻，问道：“夏尔死了以后呢？”

        “他逝世到现在，”公证人有几分庄重地说，“很快就满一百年了。夏尔·德·埃尔纳蒙和波利纳·德·埃尔纳蒙的继承人每年四月十五日都继续进行这种朝拜。头几年，他们在花园里进行了仔细搜索。没有一寸地没被挖掘过，没有一块土没被翻动过。现在，这些工作做完了，他们几乎不再寻找。有时，他们偶尔会毫无理由地搬开一块石头，或探测一下水井。不，他们像那可怜的疯子一样，坐在圆亭台阶上，像他一样等待。您知道，这就是他们命运的悲哀。一百年来，他们从父到子，一代一代地都失去了……怎么说呢？……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他们再也没有勇气，再也没有创造精神。他们等待着，等待四月十五日到来。而到了四月十五日这一天，他们又等待出现奇迹。他们所有的人都沦落潦倒，贫困不堪。我的几位前任和我，逐步地，先是经手卖掉了那座房子，后来又卖掉了花园的一部分和其他几块地。可是这一隅，他们宁死也不肯出手。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意见一致，不论是波利纳的直系继承人路易斯·德·埃尔纳蒙，还是不幸的夏尔的后人，乞丐、工人一家、仆人、马戏团舞女，都不同意卖。”

        又一阵静默。亚森·罗平问：“那么您的看法呢，瓦朗迪埃先生？”

        “我的看法是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钱财。一个老糊涂的佣人的话值得这样相信吗？一个疯子的怪念头值得这样重视吗？如果包税人真的把财产兑换成金银，哪有找不到的道理？这么小的地方，藏一张纸、一件宝物没问题，藏一堆财宝，却不可能。”

        “可是那几幅画呢？”

        “是啊，显然是有这么回事。可不管怎么说，这一点能让人信服吗？”

        亚森·罗平低头看公证人从柜中取出来的那幅画，端详了很久，问道：“您刚才说有三幅画？”

        “是的。这一幅是夏尔的继承人交给我的前任的。路易斯·德·埃尔纳蒙手里还有一幅。第三幅，就不知下落了。”亚森·罗平看了我一眼，又问：“这三幅画上都写着相同的日期吗？”

        “是的。是夏尔·德·埃尔纳蒙逝世前不久，让人把画装框时写上的……都是15—4—2。按革命后的历，就是共和二年四月十五日。因为他是在一七九四年四月被捕的。”

        “啊！好，很好。”亚森·罗平说，“……这数字2意味着……”他想了一想，又问：“再问一句，行吗？从没有人自告奋勇来解决这个问题吗？”瓦朗迪埃先生朝天举起两手，喊道：“您说什么呀！这正是让我们事务所烦恼的事。从一八二〇年到一八四三年，我的一位前任蒂尔邦先生，被德·埃尔纳蒙家那帮继承人十八次请到帕西。因为一些骗子、用纸牌算命的人以及光明异端派的教徒都向他们许诺，说能找到包税人的财宝。最后定了一条规矩：任何愿意探索财宝的外人，须先交一笔押金……”

        “多少钱？”

        “五千法郎。找到了，分给财富的三分之一，没找到，押金归继承人。这样一来，我就清静了。”

        “这里是五千法郎。”

        公证人吓了一跳。

        “嗯？您说什么？”

        “我说，”亚森·罗平从衣袋里掏出五张钞票，不慌不忙地摊在桌子上，重说一遍：“我说，这里是五千法郎押金。请您给我开个收据，并请您于明年四月十五日，召集德·埃尔纳蒙家的所有继承人到帕西聚会。”

        公证人一下没转过弯来。我虽然已经习惯了亚森·罗平这种戏剧性的行动，仍然大吃一惊。

        “您是认真的吗？”瓦朗迪埃公证人问。

        “绝对认真。”

        “不过我还是把我的看法告诉您了：所有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没有任何根据。”

        “可我并不同意您的看法。”亚森·罗平说。

        公证人看着他，就像看一个理智不健全的人。然后，他下了决心，拿起笔，在一张印花公文纸上起草了一份合同，写明退休上尉雅尼约交了押金，并保证他发现财宝，可分得三分之一。“如果您改变主意，”公证人补充说，“请您提前一周通知我。我将在最后时刻才通知德·埃尔纳蒙一家，免得让这些可怜人抱太久的希望。”

        “您可以今天就通知他们，瓦朗迪埃先生，这样他们这一年会好过一些。”

        我们告别了公证人。一到街上，我就喊道：“这么说您已经知道了什么？”

        “我？”亚森·罗平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兴趣。”

        “可是别人已经找了一百年！”

        “这种事主要靠的是思考，而不是靠寻找。我有三百六十五天可以用来思考。这太多了。尽管这件事很有意思，但我还是有可能把它忘掉。亲爱的朋友，请您到时候提醒我。”以后几个月，我曾多次提醒他，但他显得并不很重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机会见到他。后来我得知，那段时间他在亚美尼亚旅行，并与红色苏丹作可怕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局，是那位独裁者垮台。

        不过，我还是往他留给我的地址写信，把从左邻右舍了解到的有关路易斯·德·埃尔纳蒙的情况告诉他：她几年前曾爱上一个很有钱的年轻男子，这人至今还爱她，但由于家庭反对，不得不抛弃她；她非常失望，但她仍鼓起勇气和女儿一起生活。亚森·罗平没回过我一封信。他收到了我的信没有呢？日子越来越近，我不由得担心起来，他的事情那么多，会不会妨碍他准时赴约呢？

        果然，到了四月十五日，吃完午饭，他还没有到。十二点一刻，我就出了家门，乘车去帕西。

        一进小巷，我就看到工人家四个孩子站在门口。瓦朗迪埃公证人得到报告，跑过来迎接我。

        “喂，雅尼约上尉呢？”他问。

        “他没来吗？”

        “没来。请您相信，大家都在焦急地等他。”的确，那一群人挤在公证人周围。他们的面孔我都认得。脸上，去年那种沮丧和霉气一扫而光。

        “他们满怀希望哩。”瓦朗迪埃公证人先生对我说。“都是我的过错。可您叫我怎么办？您那位朋友给我留下那么靠得住的印象，所以我就相信了他，跟这些人谈了，……现在我心里有些不踏实了，但不管怎么说，这位雅尼约上尉是个奇人。”他问我上尉的情况，我说了几件他的有几分离奇的事，那些继承人一边听一边直点头。

        路易斯·德·埃尔纳蒙小声说：“他要是不来呢？”

        “那五千法郎总可以给我们分掉。”男乞丐说。他不来没关系！但路易斯·德·埃尔纳蒙的话还是给大家泼了一瓢冷水。大家脸上都显得不快。我感到周围一片惶惶不安的气氛。

        一点半钟，那两个身体虚弱的瘦姐妹坐了下来。接着，那个穿脏礼服的胖先生突然冲公证人发脾气：“瓦朗迪埃先生，您要负责……不管您愿意不愿意，您都应把上尉拉来……显然，这是个轻浮家伙。”

        他不怀好意地瞪了我一眼。那个仆人也朝我骂了几句。这时，那几个孩子中的老大突然出现在门口，喊道：“来人了！……一辆摩托车！”

        一阵马达轰鸣从墙外传来。一个骑摩托的人不顾冒着摔断骨头的危险，从小巷高处冲下来，在门口戛然停住，跳下车来。他全身罩了一层灰。不过从那身蓝色衣服，笔挺的裤线，以及那顶黑呢帽和那双上光的皮靴上看得出，他这身打扮不像一个旅游者。

        “可他并不是雅尼约上尉呵！”公证人说，犹豫不决，认不出这个人了。

        “不对。”亚森·罗平一边朝我们伸出手，一边肯定地回答，“我正是雅尼约上尉。只是我把胡子剃掉了……瓦朗迪埃公证人，这是您签字的收条。”

        然后他拖住一个男孩，对他说：“跑到汽车站，叫一辆车，去莱鲁阿尔街等我。跑着去。我两点一刻还有一个紧急约会。”

        有人做出抗议的表示。雅尼约上尉掏出表来。

        “何必这样急？现在两点差十二分。足有一刻钟时间。上帝呀，累死我了！尤其是饿死了！”

        步兵下士赶忙递上面包。上尉狼吞虎咽地吃完，然后坐下，说：“你们会原谅我的。从马赛来的快车在迪戎与拉罗舍之间脱轨了，死了十五六个人，还有一些人受伤。我只得先救人要紧。后来在行李车里发现了这辆摩托……瓦朗迪埃先生，麻烦您把它交给主人，行李签还挂在车把上。啊，你回来了，孩子。车叫好了吗？停在莱鲁阿尔街角上？好极了。”

        他看看表。

        “嗨！嗨！没有时间可浪费了。”

        我十分好奇地看着他。那些继承人多激动呵！当然，他们不像我相信亚森·罗平那样相信雅尼约上尉。但是他们激动得一脸煞白，直抽搐。

        雅尼约上尉慢慢朝左边走，靠近日晷。日晷的底座塑着一个胸肌发达的男人，肩扛大理石刻度盘。岁月的磨蚀，盘上的时间刻度几乎看不清楚了。

        盘上面，是一个爱神，张着双翅，手持一支长箭。这就是日晷的指针。

        上尉低着头，认真地观察了一分钟左右。

        然后他问：“给我一把刀子，好吗？”

        什么地方敲响了两点的钟声。阳光照亮的刻度盘上，箭头的影子清晰地射在一道大理石缝隙上，就在此刻，差不多从中将圆盘分开。

        上尉接过别人递过来的折刀，把它打开，用刀尖轻轻剔去塞满细缝的泥土和苔藓。

        他很快在离圆盘边缘十厘米的地方停下，似乎刀子碰到了障碍。他伸进拇指和食指，从里面掏出一件小东西，在手心擦了擦，递给公证人。

        “拿着，瓦朗迪埃先生。总算找出点东西来了。”这是一颗大钻石，有一粒榛子那么大，割工精美。上尉又开始干，几乎马上停下手，又剔出一颗钻石。这第二颗同第一颗一样晶莹透明。

        接着剔出第三颗、第四颗。

        上尉顺着这条缝在深度一厘米半的表层剔下去。一分钟以后，剔出十八颗同样大小的钻石。

        在这一分钟里，日晷周围没有人出声，没有一人动。那些继承人惊得目瞪口呆。到后来，胖先生才嗫嚅道：“妈的！”

        下士嘀嘀咕咕：“啊！我的上尉……我的上尉……”

        两姐妹晕倒在地。抱小狗的小姐跪下来祈祷。那个仆人则两手抱头，像醉汉一样东倒西歪。路易斯·德·埃尔纳蒙哭起来了。等大家都恢复了平静，想要感激雅尼约上尉时，才发现他已经走了。

        过了好几年，我才有机会问亚森·罗平这件事。那天正好他愿意对我说心里话，就回答说：“那十八颗钻石的事吗？上帝啊，我之前三四代想方设法寻找都没找着，可这十八颗钻石就躺在一层薄薄的泥土下面，想到这事我就感慨万千！”

        “可您是怎么猜到的呢？”

        “我没有猜，只是思考了一下。甚至这用得着我作思考吗？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整个事件都受一个基本问题支配。这就是时间。夏尔·德·埃尔纳蒙神智清醒的时候，在三幅画上写上了日期。后来，他变疯后，一年一度，都被一线理智之光领到这座古老花园中央，又在同一时间，即五点二十七分，被这线理智之光领着离去。究竟是什么东西支配着这颗失去理智的头脑完成这些无意识的动作呢？是什么超人的力量使可怜的疯子行动呢？无疑，是包税人油画上的日晷所代表的时间概念在本能地支配着他。地球每年围绕太阳的公转，在固定的日子把夏尔·德·埃尔纳蒙引向帕西的花园；而地球的自转又在那一天的固定时间，也就是阳光被某个障碍物挡住，照不到花园的时候，引他离去。那时的障碍物可能与现在的不同。而日暑就是这日子这时刻的象征。因此，我立刻明白该到哪儿去找。”

        “可是寻找的时间，您是怎样确定的呢？”

        “很简单，根据那些画。一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比如夏尔·德·埃尔纳蒙，一定会把日期写成共和二年芽月二十六日，或者一七九四年四月十五日，而不会写成共和二年四月十五日。没有人想到这一点，我真吃惊。”

        “这么说数字‘2’意味着两点钟？”

        “显然是的。事情应该是这样：包税人先把财产换成黄金和白银，后来为了更保险，又用这些金银买了十八颗贵重的钻石。那天那队人马突然出现，他就溜进花园里。可是把钻石藏到哪里呢？他的眼睛无意中看到日晷。当时是两点钟，箭头的影子正好遮住大理石上的裂缝。他就服从了这道影子的指示，把十八颗钻石埋进尘土里，然后又从从容容走回来，把自己交给那些士兵。”

        “可是箭头的影子每天下午两点钟都会投到那条裂缝上，并不只有四月十五日这一天才会这样！”

        “您忘记了，亲爱的朋友，他是一个疯子，只记住了四月十五日这个日期。”

        “就算是吧。可是您呢，既然您解开了这个谜，那么这一年里，您随时都可以进入那个院子，把钻石偷走！”

        “是很容易。如果我碰上的是另外一些人，我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可这些可怜人确实让我同情。再说，您是了解我亚森·罗平这个傻瓜的；一想到能够以天使的面目出现，扶危济困，让众人吃惊，他就什么蠢事都干得出来。”

        “不过，这件事不算太蠢。”我叫道，“六颗漂亮的钻石！德·埃尔纳蒙的继承人一定会欣然履行合同的。”亚森·罗平看着我，突然大笑起来：“这么说您不知道？哈！真是欣然……德·埃尔纳蒙那些继承人！……亲爱的朋友，第二天，这些人就成了忠厚的雅尼约上尉的死敌！第二天，两个瘦姐妹和那个胖先生就组织他们全体反抗。合同吗？毫无价值。因为很容易证明，根本不存在雅尼约上尉这个人。‘雅尼约上尉！……这冒险家是从哪儿来的？叫他来找我们吧。走着瞧！’”

        “路易斯·德·埃尔纳蒙，她也……？”

        “不，路易斯·德·埃尔纳蒙反对这种卑鄙做法。可是她又有什么办法？再说，她有钱了，找回了未婚夫。我就再也没听到她的消息了。”

        “那么？”

        “那么，亲爱的朋友，我上了当，在法律上无能为力，只好妥协，接受一颗次一点的钻石，一颗最小的，最不漂亮的钻石。您以后再死心踏地为别人效劳吧！”

        接着亚森·罗平又低声说：“啊！感恩图报，真是可笑！好在正直的人做事只凭良心，只要尽了义务，也就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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