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周围的人都在议论什么呢？都在撰写什么呢？他们议论的、撰写的都是什么国际主义义务，地理政治，我们的国家利益，南部国境线。

        我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读到这么一句话：“人在自我中永远地丧失了。”

        我们每个人，大概在生理与心理方面都有自己的防痛储备力，而我的储备力已经用尽。我听见猫被汽车轧死时的惨叫声就要发疯，见到被踩死的蚯蚓就回避。我不止一次想到，鸟类、鱼类，如同所有生物一样，也有形成自己历史的权利。将来总有一天，有人会把它们的历史写出来。

        在书报检察机关所密切注意的关于报道战争的文章中，从不提苏联士兵的死亡。他们硬要我们相信，“苏军有限人员”正在帮助兄弟国家的人民铺修公路，正往村子里运送肥料，而苏联军医们正在为阿富汗的妇女们助产接生，很多人信以为真。回国的士兵们，把吉他带到学校里去，唱一些本来应该大声疾呼的事……

        在预制板搭起来的房子里，在农家茅舍里，窗台上摆着一盆盆无忧无虑的天竺葵。民间暗地里流传着有关阵亡通知书的事，有关锌皮棺材的事，说赫鲁晓夫时代建起来的小房子容纳不下那种棺材。不久以前，母亲们还扑在钉得严严实实的铁箱子上，绝望地哭天号地；这时她们又在职工面前、在学校里，号召其他的孩子要“完成对祖国应尽的义务”。

        我和一个人谈了很久。我想从他口中听到，做出开枪还是不开枪这一选择时的痛苦心理，可是他走开了。对他来说，这事似乎不是什么悲剧。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为了社会主义”杀人就好！军令已经为这些孩子划定了道德的规范。

        ……一位军官带着旅行包坐在汽车站的候车室里，大厅有一半空着。他身旁是个又瘦又小的男孩子，脑袋剃成士兵的秃瓢，用叉子在盛着干无花果的箱子里挖来挖去。几位农村妇女老实巴交地凑到他们身边，坐了下来，她们问：“到哪里去？干什么去？他是什么人？”

        完成一书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正视由于普通磕碰从鼻子里往外流血的孩子。在别墅区，看到捕鱼人欢天喜地地从深水中把鱼甩到岸边沙滩上时，我扭头就跑开，鱼那双静止不动的凸泡眼让我作呕。

        ……开车去农村的路上，我们顺便捎上了一个上学年龄的小姑娘。她到明斯克采购了食品，一只大提包里露出几个鸡头，行李架上塞了一网袋面包。

        “哎呀，我的好闺女，可来信了。咱们的安德烈在阿富汗……噢——噢！……他们像运回费多里诺夫的伊万那样，也会把他运回来的……孩子小，需要的坑也小……可是，我抚养大的不是一个小伙子，而是一棵大橡树啊……有两米高。他来信说：‘妈妈，骄傲吧，我是空降兵……’噢——噢——噢，积德行善的人们哟……”

        军官是护送小兵回家的，小兵精神失常了。

        然而，突然的事发生了！如果这事可以称为“突然”的话。战争已经进行到第七个年头。

        再讲一件去年的事。

        “妈妈！”小姑娘向她跑过去。

        我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愿写战争了。

        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和眼睛一般大的瞳仁……

        可是，我再也不愿写战争了……

        尤·卡里亚金写道：“任何一桩历史事件，都不能按其自我意识进行判断。可悲的是，这种自我意识与历史并不相符。”

        进了村子，她的母亲出来迎接。她站在篱笆墙旁高声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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